【数据库】1997年
【文献号】2916
【原文出处】东岳论丛
【原刊地名】济南
【原刊期号】199702
【原刊页号】103-107
【分类号】K1
【分类名】历史学
【复印期号】199705
【标题】严肃谨慎，意在“求实”——忆谭其骧先生
【作者】史为乐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100732　北京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正文】
　　谭其骧先生字季龙，是著名历史学家、历史地理学家。我于1962年在复旦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后，考取研究生，师从谭先生研究历史地理学，有机会经常聆听先生的教诲。我感触至深的是，不论先生从事研究、撰写论著，还是指导我们读书、科研，无不严肃认真，绝不容许有半点马虎。先生的文章都是他多年研究的心得，千锤百炼，慎之又慎。
　　季龙师一生对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都很有研究。如对水文，特别是对黄河、永定河等，都有很深入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然而由于流经黄土高原和华北平原，挟带大量泥沙，形成善淤、善决、善徙的特点。两千多年来，黄河有6次大徙，决口、泛滥1500余次；但在东汉以后至于隋唐，黄河却出现了数百年相对稳定的时期。究竟是何原因？历来研究黄河者，都把功劳归之于王景治河。但历史上不少治水专家对河道的治理都仅能奏效于一时，难能维持久远，王景的治河为何能维持千年而不衰，实令人难于理解。季龙师把黄河与黄河流域的变化结合起来作整体研究，1962年撰成《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一文，以充实的资料、大量的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黄河流域植被的保存情况如何，制约着河流的清浊安危。在战国以前，山陕峡谷流域和泾渭北洛上游还处于以畜牧狩猎为主要生产活动方式的时代，原始植被还未经大量破坏，水土流失还很轻微，所以黄河下游的决徙也比较少。秦汉时期，由于大规模移民迁入，进行大面积的垦荒，这里也由以畜牧狩猎为主变为以农耕为主，原始森林植被遭到破坏，导致黄河泥沙骤增，水患频繁。东汉时这一地区农业人口大量内徙，而以畜牧为主的少数民族大批迁入，加之战乱，人口骤减，而原已开垦的大量农田被废弃，牧场相应扩大，水土流失渐少，这又为黄河安流提供了必要的客观环境，这就是东汉以后黄河出现长期安流的主要原因所在。因此得出结论，搞好黄河中游的水土保持是消弥下游水患的根本措施。
　　季龙师这篇文章讲的是黄河的变迁，但它的深远意义远不止于此。文章讲的实际上是一个有关环境保护和维持生态平衡的大问题。就当前而言，人们的环保意识大多有所增强，在国土整治、城市建设以至治沙、治水工作中都首先考虑环境保护，强调保护森林植被，注意维持生态平衡。但在六十年代，一般人在这方面观念还比较淡薄，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早在1955年季龙师在地理学会所作的一次题为《黄河与运河的变迁》[1]的讲演词中，就将五代以后黄河决徙频仍的原因归之于整个流域内森林、草原的逐渐被破坏，沟渠、支津、湖泊的逐渐被淤废，显示了一个历史地理学者的远见卓识。
　　多少年来，我读季龙师的文章，有一个总的印象，就是可写可不写的文章，先生从来不写；没有充分把握的问题，先生也从来不写，写文章就是为了要解决问题。1977年先生撰《七洲洋考》，后来发表在《中国史研究动态》上[2]。诚如老师在前言中所说，这个问题是一百多年来的一桩错案。早在1874年，西方汉学家迈厄斯在《中国评论》第3期中就以我国旧籍中的七洲洋为今之西沙群岛。夏德在《通报》第5卷中、夏之时在《中国坤舆详志》中都持此说。其后，此说影响甚大。东西汉学家如伯希和、藤田丰八等，我国治西域南海史地学者如冯承钓、向达等，以至解放前后所有涉及南海诸岛历史的报刊文章，都沿袭了这种说法。时至今日，认真整理南海诸岛的历史已为我国历史学界一项迫切需要完成的重要任务，怎能再容许这种错误的说法继续广为传播呢？因此，老师写了这篇《七洲洋考》，用坚实的论据，缜密的考证，证实我国宋、元、明记载中的七洲洋并非今西沙群岛，而是指今海南岛东北的七洲列岛附近海面。夏鼐先生看了文章后，在致季龙师的信中，称赞他“引证渊博，主论谨严，宋、元、明记载中之七洲洋皆指今七洲列岛附近海面，可作为定论”。其后，季龙师又发表了《宋端宗到过的“七洲洋”考》一文，指出《宋史·二王本纪》载，元将刘深追宋端宗所至之七洲洋，又作七里洋，非今海南岛东北之七洲列岛，乃在“今珠海县（今珠海市）九澳岛稍北”，一名九洲洋。季龙师在文章之后说，这是他在五六年前所写的一条读书札记，发表时又增补了附注，后面又加上一大段的补充，使立论更加明确，论据也更加坚实。
　　1988年海南岛建省，季龙师又发表了《自汉至唐海南岛政治历史地理》[3]一文。对于海南岛，汉武帝时在此开置珠崖、儋耳二郡，《史》、《汉》诸书均有明确记载。但到元帝时即“罢弃之”（见《汉志》）。在此以后一直到隋唐以前，海南岛的情况究竟如何，也是一桩历史悬案，千百年来，令人迷惑，被人误解。早在六、七十年代，季龙师在审改《中国历史地图集》海南岛部分的编稿时，对此已下过一番深入的考证功夫，积累了大量的有关海南岛的历史资料，并写下5点意见：
　　1.《三国志》之《孙权传》赤乌五年但云遣聂友等“讨珠崖、儋耳”，不言战果。《陆逊传》、《全综传》载权以取夷洲及珠崖二事咨询逊及综，二人皆谏阻，权不听，结果“得不补失”，“军行经岁，士众疾疫，死者十有八九”。若赤乌五年用兵结果为取得珠崖之地，开疆拓土，历史记载决不会如此云云。
　　2.《晋志》“赤乌五年复置珠崖郡，晋平吴省珠崖入合浦”。《宋志》“徐闻令：故属朱崖，昔平吴省朱崖属合浦”。二条合观，可见赤乌五年置珠崖郡于徐闻，即以徐闻改隶珠崖，晋平吴省珠崖郡，而徐闻还属合浦。足证《元和志》之说可信。（按，《舆地纪胜》卷124引《元和志》，谓“梁于徐闻县立珠崖郡，竟不有其地”。）
　　3.古籍记载简单，不能说一定要有明确的“侨治”记载才可信。事实上上引《晋》、《宋》二志的记载，已经相当清楚了。且吴置珠崖郡于徐闻，不得目为侨治，因为根本没有来自珠崖岛上的侨民，只能说是“遥领”，意在徐闻设置此郡招徕珠崖人民而已。这种有名无实的郡，怎能要求它有古迹留传下来？反之，自吴到陈若珠崖确在岛上，倒是应该有古迹的。
　　4.孙权本意在征服珠崖，故用兵三万，在战争过程中当然杀了些土著部族，这就是《陆凯传》所谓“斩获有功”。但是整个战役的结果并不能达到征服其地的目的，而师久致疫，乃不得不先后撤还。用兵失败后，乃于徐闻设郡以事招徕。这应该是事情的全部经过，所以并不是说没有用兵岛上，而是说用兵无功，不得已设郡在对岸雷州半岛上。
　　5.宋元嘉八年所设珠崖郡，当系踵孙吴故事，设在徐闻。因为是有名无实的郡，所以史书也就没有记载设郡以后的下文。
　　《自汉至唐海南岛政治历史地理》一文撰成后，对西汉珠崖、儋耳二郡的开置与放弃，隋唐在海南岛上又正式设置郡县，及其间600余年海南岛不在中原王朝版图内的情况辨析得明明白白。文章并“附论梁隋间高凉洗夫人功业及隋唐高凉冯氏地方势力”，对海南俚族首领洗夫人大加颂扬，称她是“中国史上的伟大人物、女中豪杰”，指出：“她一生建树了许多大有利于民族团结、国家安定的功业，其中最值得后人纪念的是，她把脱离了大陆将近六百年的海南岛，重新与大陆结合在同一政权之下”。但旧史对此事竟无明确记载，遂致千百年来湮没不彰，不为述史考史者所知。季龙师说自己“察觉此事约已五十年，惜未能见诸笔墨”。至此适值海南建省，始撰成此文。说明季龙师撰写此文，早已成竹在胸。文章写成后，解决了历史上一大疑案，也了却了他多年的一桩心愿。他还广泛采撷旧籍，钩沉史迹，罗列出洗夫人的八大功绩，希望能“引起多方面的注意，并采取多种方式来共同纪念、歌颂这位为中华民族的团结、发展作出了伟大贡献的少数民族伟人”。一位老专家强烈的责任感、满腔的爱国热情溢于言表。
　　季龙师的著作都是他多年研究的结晶。他不像有的学者那样，今天这样说，明天又可以那样说，动辄改变观点。这在老师看来是不能想象的。1976年，季龙师发表了他的《碣石考》[4]。碣石山是历史名山，《禹贡》中即有“夹右碣石入于海”的话。魏武帝曹操东伐乌桓，经过此山，有《步出夏门行·观沧海》，诗云：“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毛泽东同志《浪淘沙·北戴河》词中说：“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都是指此山。但碣石山究竟在哪里，不少注释家都说早已沧入海中。季龙师经过周密的考证，认定秦皇、汉武所登之碣石山，即今河北昌黎县北十里的碣石山。1978年初，季龙师曾写信告诉我，有人写信问他对碣石山的看法有没有改变。老师在信中仅仅提及此事，并未作任何评论。是的，这样的问题对别人来说也许是一个问题，但对季龙师来说，却是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题。当然，文章发表后个别地方作一些修改补充是可能的，但是文章的基本观点，也就是那些结论性的东西，是不会轻易改变的。特别是对于像季龙师这样一位治学谨严的老专家更是如此。
　　季龙师不仅自己搞研究、撰写专著，严肃认真；凡他主持的工作，也一向严格要求。我主编的两本书：《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和《中国地名语源词典》，他担任顾问，也都提出极其严格的要求，从不容许有丝毫的马虎。
　　先说《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大约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学者一直使用的是由臧励ｈé＠①主编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这是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版的一部工具书，当时的所谓今，早已成为历史。在今天的人看来，书上所说的今之某地，有些地名已经一变再变，读者简直不知所云了。更何况里面的内容又有很多错误。因此我们常想，为什么不编新的历史地名辞典来取代它呢？在文化大革命后刚刚恢复工作不久，我们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历史地理研究室的同志们就提出要新编一部《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这个提议先后得到胡乔木、胡绳等领导同志的支持。但我们深知要编纂这样一部书，主编非季龙师莫属，为此我们曾不止一次前往上海，找老师商量，请他出山，主持此事。但当时因为《中国历史地图集》尚未完成，后来又不断增加新的任务，如《中国历史大辞典》、《国家历史地图集》等，都由季龙师主持。编纂《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的工作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向后推延。后来我们想，这样下去究竟要等到几时呢？不得已才由我出面主持此事。我自知水平有限，难当重任，故决意请季龙师担任顾问，老师欣然同意。他谆谆嘱咐我们，一定要认真。他说，你们只要认真，不怕麻烦，勤动手，不清楚的就仔细查对，一定能编得好。老师还提出，要把《读史方舆纪要》中的地名全收进去，并告诫我们一定要查阅第一手资料。这些话后来我们都一一照办了。《方舆纪要》一书注重军事地理，叙述历史沿革、山川险要，大多联系历史上发生过的各类事件，这正是读史书者所需要了解的。因此，《方舆纪要》一书的价值决非一般地志、总志可比。我们在工作过程中，愈来愈体会到季龙师提出多收《方舆纪要》地名是一个很高明的建议，这是他多年的亲身体验，也可以说是他摸透了每一部书的脾气，才能提出这样的主张。我们编纂《历史地名大辞典》，将《方舆纪要》作为主要参考书之一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旧的《古今地名大辞典》主要是参考《大清一统志》，很少翻阅《方舆纪要》，而《方舆纪要》又是如此重要，这就不能不对它“另眼相看”了。
　　季龙师要求我们一定要查阅第一手资料也很重要。我们在工作过程中发现，《方舆纪要》记历史事件多采自《资治通鉴》，所以必须查对《通鉴》原书。但从使用第一手资料的要求审视，仅仅查阅《资治通鉴》还是不够的，隋唐时见于《资治通鉴》的资料可以视作第一手资料，但《资治通鉴》记秦汉乃至先秦的情况，则是转述正史或其他书的记载，必须直接查对原书。遵照季龙师关于使用第一手资料的教导，我们不仅发现《纪要》在使用《通鉴》时出现的错误，更发现《纪要》在使用《通鉴》中的第二手资料时更多的错误。使用第一手资料，就是当代人记当代事，特别是那些亲身经历的事件当然更可靠一些。
　　编写地名辞典，解释的是各地的地名，地方志的记载是否都可靠呢？也不尽然。在地方志中，当时人记当时的事，一般都比较可靠；但记从前的事，甚至上古三代的事，有些是得之于传闻，或是虚无飘缈的传说故事，那就没有准了。所以，即使使用地方志，也有一个是否是第一手资料的问题，而不能把所有的记载等同看待。
　　在编纂《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的准备阶段，鉴于新中国成立后，不少地名发生变化，有置有废，也有的不断更改名称，为了撰写释文时使用方便，我搜集资料编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区沿革》一书，1981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当我把该书送给季龙师看时，他特别兴奋，当即翻检出他最熟悉的地方，看书中介绍的情况是否准确。他在指出该书的不足之处的同时，说了不少鼓励的话。直到数年之后，老师见到我时，曾不止一次地问我：“你的那本《政区沿革》该出续编或增补本了吧？”老师对学生做出的一点点的成绩都非常关心，念念不忘。
　　对于《中国地名语源词典》，季龙师甚至亲自撰写了范条，要求我们依样认真撰写。写《地名语源词典》释文，季龙师特别强调要尽量找出最早或较早的记载（对《历史地名大辞典》也有同样的要求），这就不得不花大量的时间去查阅各种典籍。有时一个词条已经写好，但偶尔发现更早的记载后，便毫不犹豫地废去已写好的词条，重新撰写。有人说，现在编工具书多是互相抄袭，但老师的严格要求却不容许我们有半点的马虎。
　　语源词典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阐述每个地名的来历及含义，这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工作。有些地名的含义从不见于记载，也有的虽然有记载但不可靠。有些记载较早也不一定对，相反倒是有些晚出的记载可能是对的，特别是对古代少数民族语地名的解释更是如此。在研究地名语源的学者中，东汉人应劭应当是比较早的，但他的很多解释是牵强附会的。季龙师在北京一次地名词典会议上就曾指出，应劭是牵强附会、望文生义的鼻祖，怎么能以时间的早晚作为评定是非的标准呢？如《水经·渐水注》中记载到乌伤地名，引《异苑》曰：“东阳颜乌以淳孝著闻，后有群乌衔鼓，集颜乌所居之ｃūｎ＠②，乌口皆伤，一境以为颜乌至孝，故致慈乌，欲令孝声远闻，又名其县曰乌伤矣。”（按，《寰宇记》卷97婺州义乌县引《异苑》作“东阳颜乌以淳孝著闻，群乌助衔土块为＠③，乌口皆伤，一境以为至孝所致，因以县名乌伤”。）《异苑》乃南朝宋刘敬叔所作，也是较早的作品，但它解释乌伤一名却犯了历来以汉语解释民族语地名时所容易犯的“望文生义”的通病。其实在江浙一带，以无、於、乌、余、句、姑等字头的地名，是古代吴越语地名的遗留。在这方面还是颜师古的解释高人一筹，《汉书·地理志》吴地句吴之下，颜师古注曰：“句音钩，夷俗语之发声也，亦犹越为于越也。”颜师古是唐代人，时代虽然比较晚，但他用少数民族语解释民族语地名，因而取得别的学者不曾有的成绩。如《汉书·卫青霍去病传》：“去病至祁连山。”颜师古注：“祁连山即天山也，匈奴呼天为祁连。”真是一语破的。又如，今两广等地保留不少古僮语地名。比如：那，僮语意为水田；思，僮语意为村；罗（或作乐、六），僮语意为山；＠④，僮语意为水。若不明白这些词在古僮语中的含义，强为解释，就会闹出笑话来。如带“＠④”字的地名，今海南省最多，琼山市有南渡江、南渭溪，定安县有南远溪、＠④白溪，儋州市有南建江，澄迈县有＠④滚泉等。广东清初著名学者屈大均著《广东新语》，不知＠④字的含义，竟说：“＠④之称惟琼独有，他处无之，岂以琼在天下之南，水名多以南者，其犹曰南方之水欤？”又如广西北流县的勾漏山，是当今风景游览胜地。《方舆胜览》等书解释说：“其岩穴多，勾曲而穿漏，故名。”但据近人徐松石研究，谓勾漏应为古僮语地名。他在《粤江流域人民史》中说：“僮人呼酒为漏，呼杯为勾，勾漏即是酒杯。”以山形似酒杯倒置，故名。对古代民族语地名不作认真考察，望文生义，牵强附会，自然会闹出笑话。
　　但是，在古代民族语地名中，能够破解的毕竟是少数，大量的地名的含义我们今天已无从知晓，是采取猜谜式的胡乱解释，还是因循苟且，继续传播那些由“有锡”变“无锡”的神话呢？我认为，还是季龙师采取的态度最慎重、最稳妥。老师有一次在回答别人关心“姑苏”名称的含义时指出：“姑即句，乃古吴越人发语词，句吴即吴，句践即践，姑苏即苏也。至于‘苏’之意义则不可知，以其为吴越语而非汉语也。江浙一带地名渊源于古代吴越语者颇多，非只此一苏州之苏也。”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才是真知，是最科学的态度。
　　在季龙师指导下编纂的两部地名词典，老师生前都未能见到成果。在他病重期间，也就是1992年4月，为编纂《历史地名大辞典》的协作事宜，我与朱玲玲同志曾去合肥、南京、上海等地走了一趟。到上海后，我们去华东医院看望了季龙师。其时老师重病在床，不能言语，见了我们极为伤感，眼圈都红了；我们见老师如此痛苦，也不禁一阵心酸。待情绪稍微稳定后，我们简要地向老师汇报了两部辞典进展的情况，告诉他《中国地名语源词典》已完稿，并送出版社；《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则正在抓紧编撰。老师听完后，吃力地举起两个指头。对老师的意思，我心领神会。自老师去世后，两三年来，我们集中全力，紧紧抓住《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的编纂工作不放松。今天，我们可以对老师说，在您指导下编撰的《中国地名语源词典》，不久前已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一书也接近完稿，以此告慰先生在天之灵。
　　季龙师一生做事认真，从不苟且。他面对的是一个幅员辽阔的文明古国，他心里想的是祖国和他终生为之奋斗的科学事业。在他的研究领域里，只要有他认为需要解决的问题没有解决，他的心就不安稳。1982年古都学会成立以来，季龙师身为古都学会名誉会长，他较以前更多地考虑中国的古都问题。本世纪二十年代末，学术界即有“五大古都”之说，将西安、洛阳、北京、南京、开封并列为五大古都；到三十年代又增加了一个杭州，始有“六大古都”之说。到八十年代初，季龙师发表文章倡“七大古都”之说[5]。他认为商代的殷和六朝的邺，就像西周的丰镐、秦咸阳、汉唐长安一样，应视为同一个古都，其在历史上的重要性，至少不下于杭州，所以论述中国古都，应七大古都并举，不应只提六大古都。1987年，季龙师又不顾中风后遗症造成的手脚行动不便，风尘仆仆赶到安阳，参加“安阳古都研讨会”，并对安阳的殷墟和安阳东北20公里的邺城遗址等进行了实地考察，更加坚定了他为“七大古都”正名的决心。在研讨会上，他力主在六大古都之外增加安阳，称为七大古都。1988年秋，在安阳召开的中国古都学会第6次年会上，终于将半世纪以来通行的“六大古都”之说改为“七大古都”，也象丰镐、咸阳、汉唐长安总提为今地名西安一样，殷、邺也改提今地名安阳。后来季龙师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说，他之所以主张要将“六大古都”改为“七大古都”，是为了“求实”，即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是的，季龙师一生的科学研究工作，就是为了“求实”、求真，这是季龙师一生的追求，是他坚持不渝的信条。
【责任编辑】　翁惠明
　　注释：
　　[1]载《地理知识》1955年第8-9期。
　　[2]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79年第6期，又见《长水集续编》。
　　[3]载《历史研究》1988年第5期，又见《长水集续编》。
　　[4]载《学习与批判》1976年第2期，又见《长水集（下）》。
　　[5]见《中国历史上的七大首都》，载《长水集续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