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移民史研究

谭其骧在暨南大学求学时曾师从潘光旦，对移民问题、血统与人口素质的关系、汉族与少数民族的交流与同化、江南的宗族、一些民族和地方人口的来源等问题有浓厚的兴趣，毕业论文即以《中国移民史要》为题，略述自上古到清代国境内各族的迁移大势，并得到老师潘光旦的激赏。1930年，他进入燕京大学研究院后，仍然对移民史有兴趣，不过“觉得要研究移民史，应该一个地区一个地区逐步搞，或一个时代一个时代逐步搞，而不急于搞全面的史略、史要或简史，搞清楚当前各地区人民的来历，才是研究移民史的首要课题”。于是，谭其骧决定主要根据地方志中的材料，按今省区一省一省地搞，他先从材料比较好找的湖南做起，完成了《中国内地移民史——湖南篇》，后又以《湖南人由来考》为题发表。这篇文章分上篇：历史上之陈迹——当时记载之一鳞半爪，叙述了从上古秦汉、六朝时期湖南境内民族的由来，下篇“今日湖南人之由来——后世追述之整理与统计”，以湖南诸府、州、县方志中的五种，即道光《宝庆府志》、光绪《邵阳县乡土志》、光绪《武冈州乡土志》、光绪《湘阴县图志》和光绪《靖州乡土志》为根据，说明了出于汉族血统的湖南人的由来，最后总结论是：“一曰：湖南人来自天下，江、浙、皖、闽、赣东方之人居其什九；江西一省又居东方之什九；而庐陵一道，南昌一府，又居江西之什九。二曰：江西人之来移湖南也，大都以稼穑耕垦；江苏、安徽、河南、山东人之来湖南也，大都以为官作宦，以经商服贾。而长沙都会之地，五方杂处，尤多江、浙、皖长江下流之人。三曰：江西南部之人大都移湖南南部，江西北部之人大都移湖南北部，而湖南南北部之分，以湘阴、平江作之界。四曰：湖南人来自历古，五代、两宋、元、明居其什九；元、明又居此诸代之什九；而元末明初六七十年间，又居元、明之什九。五曰：五代以前，湖南人多来自北方；五代以后，湖南人多来自东方。南宋以前，移民之祖籍单纯，几尽是江西人；南宋以后，移民之祖籍渐臻繁杂，始多苏、豫、闽、皖之人。清代以前，江西移民与其他外省相较，其他外省相差悬如；至清代而湖北、福建之人，有崛起而与江西并驾齐驱之势。清代以前，本省移民与外省移民相较，本省移民地位甚低；至清代而本省移民之地位，有崛起而超越于外省移民之上之势。”①在撰写此文搜集材料的过程中，谭其骧发现近代的湖南“汉人”中又有相当一部分出于少数民族血统，如向氏、舒氏、田氏、彭氏、覃氏、符氏、扶氏、苏氏、杨氏等大姓，实际上都是出自汉代之后的当地少数民族，而不是他们精心编撰的汉族世系。因此他写了《近代湖南人中之蛮族血统》一文，认为“今日湖南全省人口之中，其可确保为纯粹汉族者，恐绝无仅有矣。世有感于优胜劣败之说，以为蛮族日就于消灭，今日南方人为纯粹汉族者，读此文其可以知其谬乎!且清季以来，湖南人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窃以为蛮族血统之活力之加入，实有以致之；然则蛮汉之不同，不过因其开化有先后之别耳，在种族本质上固无优劣之可言也”②。这篇论文充分肯定少数民族血统与汉族人口的结合对汉族人才辈出的作用，很明显受到了潘光旦优生理论的影响。

    其后谭其骧的主要研究方向虽然转向了沿革地理，但对一地区人口的来历仍然很感兴趣，所以1936年到广州，即有《粤东初民考》之作。他经过考证后，认为“有史以来最先定居于粤东境内者，实为今日僻处于海南岛之黎族，汉唐时称为‘里’或‘俚’者是也”。在研究过程中，他首次注意到南朝高凉冯宝之妻、黎族的冼夫人的巨大贡献，认为“冼氏为俚族第一伟人，佐其夫及子若孙三代，历事梁、陈、隋三朝，先后讨平李迁仕、欧阳纥、王仲宣诸乱，梁、陈易代之际，皆能保境安民，一方为之宴然”③。以后他一直想著文表彰这位杰出的黎族妇女，但都未能如愿，直到1988年才写成《自汉至唐海南岛历史政治地理——附论梁隋间高凉冼夫人功业及隋唐高凉冯氏地方势力》一文，详细阐述了汉唐之际海南岛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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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谭其骧：《湖南人由来考》，见《长水集》，349～3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②  谭其骧：《近代湖南人中之蛮族血统》，见《长水集》，3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③  谭其骧：《粤东初民考》，见《长水集》，258、2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1940年，谭其骧到遵义，发现从唐末至明代聚居在遵义一带达800多年的杨保民族已经湮没无闻，连当地耆宿也不知杨保为何物。他从地方史志、杂书中钩稽史料，证以当地见闻，写了《播州杨保考》，对杨保的族源、迁徙、占据播州的经过、与其他民族的关系、消亡过程、后裔分布等都作了考证。主要论证了两点：(1)宋濂的《杨氏家传》以播州杨氏族谱为本，说杨保首领杨氏的始祖杨端“其先太原人”，唐末人播据有其地，五传至北宋时杨昭，无子，以同族宋初名将杨业曾孙持节广西，与昭通谱的杨文广之子贵迁为嗣，“自是守播者皆业之子孙也”，这是杨保汉化后的依附虚构之辞，不可据为信史。(2)播州土司杨保实是唐末从泸(治今泸州市)、叙(治今宜宾市)二州的边徼羁縻州地区迁来播州的少数民族中的酋豪，即为罗族(今称彝族)的一支，后裔渐次汉化，遂依托为中原名门之后，著于谱牒。验之于出土文物，也是相合的。70年代出土的《杨文神道碑》记载杨氏先世“汉以来，聚族会稽，至鼻祖端，始入□□□□……”①杨文是杨端的十五世孙，卒于南宋末咸淳元年(1265年)，早于宋濂《杨氏家传》百有余年。从碑文中可知宋时杨氏家族还只说先世出自会稽，没有会稽之前籍隶太原之说，由此可见，《家传》中“其先太原人”以及杨贵迁系杨业之后的说法，显然是宋末明初之间编造出来的，与史乘记载背谬之处甚多，不能因出于名家之手而遽尔置信。

1934年，谭其骧写了《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以东晋、南朝侨州郡县建置的记载为基础，用地名学的研究方法，对西晋末年至南朝宋中期150余年间的人口南迁作了定量分析，并论述了移民的迁出地、迁入地的分布对南方的影响。葛剑雄说：“此文在纷纭的史料中找到了侨州郡县设置过程这把‘钥匙’，解开了永嘉南渡后移民迁徙、定居与土著化的一系列关键问题，对中国移民史研究、地名学研究和定量分析都具有开创意义。”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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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贵州博物馆：《遵义高坪播州土司杨文第四座墓葬发掘记》，载《文物》，1974(1)。

②  葛剑雄：《悠悠长水——谭其骧传》，载《史学理论研究》，1996(1)。

(四)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

从50年代起，谭其骧就把全部精力放在《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工作上。他非常重视地图的作用，说：“地理之学，非图不明。地图对表达地理情况所起的作用，往往比地理著作更大。”①《中国历史地图集》分8册，上起原始社会，下迄清代，共有20个图组，304幅地图，工程之浩大、图幅之繁多、绘制之精良、考订之详尽，都是过去所没有的。图集所反映的内容，不仅限于中原王朝的管辖范围，还包括各少数民族政权和边疆政权的管辖区域。在政区处理上，不仅有一、二级政区，而且还包括了所有的县和县以下的重要城镇和聚落。除政区外，还收录了主要的山岭、关津、长城、考古遗址等，更注意自然地理的变迁，如河流、湖泊、海岸线等。图中对所有的点、线和其他符号所代表的内容，都进行了详尽的考订，吸取了前人研究的重要成果和文物考古资料，具有很大的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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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谭其骧：《中国古代地图集·序》，见《邓之诚学术纪念文集》，41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谭其骧以历史文献资料为主要依据，吸取了考古学、地理学、民族学等相关学科的最新成果，如古城、居民点、宫殿、寺庙、仓库、墓葬、长城、运河、道路、堤坝、烽燧等遗址的发掘和整理，找到了一大批可靠的地理坐标，有的证实了文献记载的正确性，有的纠正了记载的错误，有的改变了后人的误解。另外，考古所发现的珍贵文字和符号的资料，如简牍、文书、碑刻、铭文、书籍、地图等，也成为编绘历史地图的重要参考。由于《中国历史地图集》体例谨严，考证精良，内容完备，考订精审，绘制准确，因此受到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迄今仍是最权威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著名学者侯仁之赞扬道：“这是我国历史地理发展史上的一项重大成就，是对于历史悠久的传统特色的一个巨大发展。”并说这部地图集的出版，“还将为我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带来一定的推动作用。一方面它为我国各地区历史地图集中政区部分的编绘，树立了典范；另一方面它又为其它重要的历史地理研究的成果，在绘图表示时，提供了可靠的依据”①。

    在绘制过程中，谭其骧抱着尊重历史事实，恢复历史真相的态度，为了充分体现各民族共同创造历史的精神，对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政权疆域给予同样的显示，如增加了一幅公元920年的吐蕃图。《中国历史地图集》自1982年起分册出版，至1988年出齐。这是我国历史地理学最重大的一项成果，也是谭其骧最杰出的贡献。

但谭其骧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历史地图集》只是一部以疆域政区为主的历史地图集，还不足于全面显示中国历史人文地理和历史自然地理各分支的要素，未能充分反映我国历史地理研究的成果。从1982年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主持下，他又主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可惜由于去世而未能完成。但在谭其骧的筹划下，这一重要研究课题没有停顿下来，这部三卷本的《国家历史地图集》将陆续出版，包括疆域、政区、民族、人口、文化、宗教、农业、手工业、城市、交通、战争、地貌、气候、灾害、植被等图组一千多幅地图，将成为中国历史地理学和历史地图学的一个崭新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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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侯仁之：《近年来我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的主要趋势》，见华林甫：《中国历史地理学五十年》，59页，北京，学苑出版社，2000。

    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绘在帛上的两幅地图，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历史地图。谭其骧对其进行了研究，指出它的时代是那么早，比以前传世的我国最早的《华夷图》、《禹迹图》早了1300多年，为地图学史提供了最早的实物资料。它的准确性是那么高，从而为我国地图学史增添了极为光辉的一页。《西汉初期长沙国深平防区图》所显示的汉初长沙国的南界既不是以五岭为界，也不同于《汉书·地理志》中的桂阳、零陵二郡南界。也就是说，五岭以南的部分土地归长沙国管辖。这幅图在其主区及近邻区范围内画着八个县治：营浦、春陵、泠道、南平、龅道、桃阳、观阳、桂阳；其中春陵、观阳、蛇道三县，不见于《汉书·地理志》，这是当时长沙西南边界的一部分。从这一地区设县之多，证明秦汉时代当地经济文化已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另外，该图所记注的水道往往于后代记载的水名不同，可据以推究其演变过程，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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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谭其骧：《二千一百年前的一幅地图——马王堆汉墓出土地图所说明的几个历史地理问题》，见《长水集》，160～1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谭其骧之所以能够在历史地理学领域取得如此大的成绩，关键在于他对历史文献资料有一种正确的态度，在讲到如何搜集、整理、鉴别、分析文献资料时，他提出值得重视的三点：“第一点，搜集资料要做到基本上齐备”；“第二点，不要把传说当作真实史料”；“第三点，不要轻信前人对古代文献资料所作的解释”。一句话，既要利用史料，又不要过分相信史料，要经过分析、鉴别，才能得出符合事实的结论。如关于洞庭湖的演变，长期以来地理学界、水利学界根据近百数十年来湖面日趋填淤，普遍认为整个历史时期湖面都是在不断地缩小，不同的只是快慢而已。谭其骧从先秦史料出发，结合当地的地貌条件，指出古籍中的云梦泛指楚王游猎区，包括山、水、湖、平原多种地形，范围也极为广阔。云梦泽只是它的一小部分，在长江北岸，江汉之间。进而他推断先秦两汉的洞庭湖不可能像见于南北朝著作《荆州记》、《水经注》里所记载的那么大，更不可能有唐宋记载里所谓“八百里洞庭”那么大。其实，洞庭湖在历史时期不是一直由大变小，而是经历了一个由小变大，由大变小的演变过程。①近年湖北省的地质工作者，通过钻探和实地考察，也认为历史上不存在跨大江南北的云梦大泽，结论与谭其骧的考证不谋而合。又如在宋元史籍中，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称为长沙或石礁，但近代有些中外学者均误认史籍中的七洲洋即今西沙群岛。谭其骧经过考证后指出，明以前文献记载中的七洲洋，指的都是仅限于今海南岛东侧七洲列岛附近的洋面。清代图籍中的七洲洋，有广狭二义：狭义沿袭明以前旧义；广义则范围极广，包括西沙群岛海面在内，但也不专指西沙群岛海面，更不等于就是西沙群岛。②

    谭其骧不仅重视文献资料，也十分留意野外考察，曾去冀、豫交界的黄河故道进行实地调查，因而在历史地理学研究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他晚年又倡导历史文化地理研究，重点研究历史时期文化区的界定和演变过程，并希望对中国历史上文化区的形成和演变做深入的考察，写有《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和地区差异》。他指出任何时代，都不存在一种全国共同的文化，而且各个地区的风土习尚也不尽相同，并不是有些学者所认为的中国文化是亘古不变且被于全国的以儒学为核心的文化，虽然儒家学说一直是两千年来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却从没有建立起它的一统天下，犹如基督教之于欧洲诸国，伊斯兰教之于穆斯林国家那样，这是中国文化的特点。③近年来区域文化研究方兴未艾，呈现勃勃发展之态势，如吴越文化、巴蜀文化、楚文化……等专门课题相继展开，并取得了极为可喜的成绩，这一学术发展趋势，与谭其骧晚年的研究志向是完全一致的。

1934年，顾颉刚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对谭其骧评价说：“谭君实在是将来极有希望的人，他对于地理的熟悉，真可使人咋舌。任何一省，问他有几县，县名什么，位置怎样，都能不假思索地背出。对于地理沿革史，夙有研究兴趣，且眼光亦甚锐利，看《禹贡》半月刊、《史学年报》、《燕京学报》诸刊物所载可知。他在燕大研究院毕业生中，应列第一。”④谭其骧在历史地理学领域探索耕耘了半个多世纪，他的主要贡献可以简要归结为：“继承和发展了传统的文献研究方法，结合现代科学理论，开辟了历史地理研究的新途径，解决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和实际课题。”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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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谭其骧：《云梦与云梦泽》，见《长水集》，105～1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②  谭其骧：《七洲洋考》，见《长水集续编》，156～1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③  谭其骧：《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和地区差异》，见《长水集续编》，171～18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胡适往来书信选》(中)，258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⑤  葛剑雄：《长水粹编·前言》，5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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