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红 星
    今年5 月 5 日晨，我正陪有关领导在南水北调丹江库区检查考古工地，接家里电话，告知恩师
石泉先生因病于 4 日晚 11 时逝世。尽管 5 月 1 日夜，徐少华兄陪我到医院探视先生时，我们都有不祥的预感，但噩耗传来，还是颇觉突然，泪水浸润了眼眶，思绪回到了当年，先生对我的教育与影响，一点点浮现在眼前。
    初识先生是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个春天，刚进大学校门的我一切都觉得新鲜。报到当晚，
石师提着一个黑色的塑料包到寝室看望我们，同行老师介绍说这是武汉大学考古专业主任石泉先
生，只见他挺拔俊逸，双眸有神，动静儒雅，谈吐不俗，浑身散发出浓郁的书卷之气，令人一见而不
禁肃然起敬。后来陆续从师友那里得知，石师早年师从陈寅恪先生，深得陈寅恪先生道德文章之
真传，后在武大从教，专攻荆楚历史地理。我清楚地记得当年石师给我们开了《荆楚历史地理》和
《历史文选》两门课，先生讲课，旁征博引，妙趣横生，治史方法与具体史实穿插其间，令我们这些新生听得津津有味却往往忘了做笔记，常常弄得首尾难顾，不免落下一些遗憾。因为年轻无知，不知先生用心良苦。现在才逐步认识到先生当时是有的放矢：一是针对当时考古学界普遍不重视历史文献、不注重史料考辨鉴别拿来就用的恶习，有意识地对我们这些考古专业的学生进行基础训练；二是先生几十年的学术研究，虽然形成了一个全新的解说体系，但还缺乏充分的实物佐证，因此对我们这些后学寄予厚望。先生非常重视实物史料的鉴别和运用，以及文献和考古材料的结合。关于这一点，石师曾告诉我，这是受侯仁之先生影响所至。也正因为如此，他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开始与湖北省文物工作队的同仁合作进行考古调查，先生的弟子中有一半数是考古专业的毕业生，其他专业毕业的弟
子，他也要求补上考古这一课。
    先生的荆楚历史地理学说是个完整的体系，他从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迁徙，地名随人搬迁入手，
详尽地梳理原始史料，一直追溯到先秦时期，形成了有别于流行说法的全新学说。他的研究成果
之间环环相扣，互有关联，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难免曲解其意，孤立地看先生一篇文章，则难明就
里。也正因为如此，初学者看其文章往往难以深入，只有边看文章，边查地图，边思索当时的历史
背景，尤其要把他的相关文章结合起来看，最好是把他与几位学者讨论的文章拿来一起看，才会越
看越明白，才会有恍然大悟之感。
    先生多次给我们讲到：我过去是孤立派，现在是少数派，希望今后能成为多数派。我并不要你
们同意我的观点，关键是你要看我用的材料有没有问题，我的方法有没有问题，我得出观点的过程
有没有问题，如果有，请你指出来，或是写文章驳倒我，我感谢你。石师严谨的治学方法，求真务实
的学风，在我们这些晚辈的心目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可以告慰先生的是，尽管缓慢，他的观点却不断被考古新发现所印证，他的体系越来越被学界同仁所接受。
    1978 年，湖北省博物馆发掘了随州曾侯乙墓，石先生率先提出曾、随是一国异名的观点，并在
发掘期间给几乎全数云集现场的湖北文博界同仁作了专题学术报告，不久之后，李学勤先生也在
光明日报发表了同样的观点，目前已被学术界广为接受。
    1980 年，北京大学、武汉大学、湖北省博物馆及地县文博部门组成联合考古队，对远安、当阳
今沮漳河流域进行考古调查和试掘，通过实际工作，并结合近年来的发现，使我们认识到今“沮漳”
不是古“沮漳”。尽管后来宜昌博物馆又发现了当阳磨盘山遗址，其起始年代可能略早于当阳杨木
岗遗址，但仍无法证明这一区域是早期楚文化的活动中心。上世纪末，在相关考古资料的支持下，
有学者对江陵纪南城的始建年代提出讨论，或以为是战国中期，或以为是战国早期，但至少有一点
使多数学者达成了共识，即江陵纪南城不是楚文王或武王所都之郢。建国以来的考古工作表明，
长江中游沿江一线很少发现西周、春秋时期的楚国铜器墓，汉江中游却陆续有春秋铜器出土的报
导，证明楚国对长江流域的开发，确有一个由北往南的过程，使考古工作者探索早期楚郢都的目
光，逐步锁定在襄宜平原。近年来三峡地区的考古工作，基本否定了楚先王墓所在的“夷陵”在今
峡口宜昌一带的说法，进一步证明郦道元《水经注》中有关南方特别是长江流域的有关记载有误；
通过秭归官庄坪、鲢鱼山的工作，也基本否定了“楚都丹阳秭归说”。目前，尽管早期楚都丹阳的地
望仍是不解之迷，但学术界关注的目光却大都锁定在“楚都丹阳丹淅之会说”了。
石师对文博工作的重视，除了他曾任湖北省考古学会副理事长，经常给文博界做学术报告，亲
自拟定课题，组织队伍作专题楚文化调查、发掘，始终关注考古新发现外，还表现在对文物保护工
作大力支持上。1992 年，京九铁路开工在即，我们对沿线作了详细的考古调查，共发现 56 处文物
点，保护方案呈送给有关部门后，具体办事者置之不理。石先生听说此事后非常气愤，他说经济建
设是好事，但经济建设必须在法律的规范下进行，中国是法治社会，不能让不可再生的文物资源毁
在我们手里。他利用他的社会影响，约请几位知名学者，联名作了《京九铁路（湖北段）56 处文物
点急需保护》的政协提案，引起省委、省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迅速批示，使京九铁路
湖北段的文物保护工作顺利实施，并获得了大量实物资料，先后出版了《武穴鼓山》、《罗州城与汉
墓》等一批考古报告。
    最近媒体报导清华大学教授陈丹青因对现行招生制度不满，愤而辞职。由此联想到我攻博的
曲折经历，让我对先生不拘一格选人才的执着精神，充满崇敬之心。
    长期从事田野考古工作，接触实物史料越多，就越感觉自己的知识结构不能适应工作的需要，
重返校门的愿望越来越强烈。苦于自己是“工农兵学员”出身，外语先天基础差，因此不敢造次。
恰好魏航空兄也有此愿，相约到石先生处一谈，得到先生的鼓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专业课全
优，外语却差了几分。失望和遗憾缠绕着我，更感觉对不起先生的信任。至今清楚地记得，1994
年9 月9 日下午，正在午睡的我，突然被电话铃声惊醒，“你是王红星吗？我是武大研究生院，别人
都开始上课了，你怎么还不来报到啊！”“我的外语没过线，没收到录取通知书啊。”“别说了，石泉先生多次找研究生院与校长，说明你的情况，经校长办公会特批，已破格录取你，快来报到吧！”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那种失而复得的心情别提有多爽了。后来自陈伟兄处得
知，先生不仅为我写了建议破格录取的报告，还专门找校长说明情况，最后作为特例批准了。
石师治学严谨，学风民主，待人以宽，对后学亦不例外。听先生的课是一种享受，古今中外，治
学方法，大师的轶闻趣事，无话不谈。最使我难忘的是先生的民主和认真。初入学时，先生根据我
的工作经历，为我设想的博士论文框架是早期楚郢都探索。因此题在文献上很难有新的突破，考
古资料也不足以支撑重大的创新，学兄们为我捏了一把汗，先生费尽周折招我进来的目的或者说
说服领导的理由就在于此啊。当时的我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在详细搜集材料后，觉得有些力不从
心。于是我斗胆找石师力陈理由，提议将题目改为《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历史地理研究》。出
乎意料的是，还不等我说完，先生就完全接受了我的设想，并对我的态度大加肯定。他说我们的谈
话与当年他与自己的导师关于论文选题的谈话惊人的相似，那时陈寅恪先生也是鼓励他做自己的
选题，并说论文选题贵在创新，学术研究贵在求真，千万不能勉强为之，敷衍了事。年近八十高龄
的先生，在我做论文期间，从材料的运用到文章的组织，都不厌其烦地具体指导。初稿完成后，他
白天忙政协公务，晚上帮我改稿到深夜，从参考文献的核对，到文字和标点符号的推敲，先生亲力
亲为，为我的论文耗尽心血。当时我的论文是用电脑写的，自己修改起来比较方便快捷，每章约需
一星期左右。再送文稿给先生，先生一见面就毫不客气地质疑，你认真修改了吗？徐少华等人的
论文抄都抄了两个月！我慌忙解释快捷的原由，石师又对着原稿核对无误后，才笑着对我说，看来
电脑真好，你有时间来教我用电脑。我与师兄弟们谈及此事，大家多与我有类似的经历。先生治
学的严谨，育人的匠心，为人的坦诚，是留给我们永远的精神财富。
   最后我想借用刘涛、孙晓玲二位学长写给先生的一幅挽联作结语：“立言立功立大德，爱妻爱
女爱学生。”
   安息吧，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