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甬坚

  5月5日中午，我正在山西太原南面介休境内的绵山旅游参观，在准备进一处大悬崖下的一所观音庙前，手机响了，接到的是来自西安的电话，是我指导的研究生郝文军从中心打来的。他转告我，刚在办公室看到武汉大学历史学院鲁西奇教授发来的电子邮件，内容是告诉我一个消息——“石泉先生于5月4日晚11时10分逝世”。听到这个噩耗，我的心情一下子沉了下来，思绪随之就有些乱了。妻子蔡新萍招呼我进观音庙，进去后，对着佛像，双手合十，闭上双眼，就在心里祈祷：石泉先生千古！石泉先生安息吧！内心一紧，仿佛就似看见了石泉先生的音容笑貌一样。

  1982年1月，我作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七七级学生中的一员，从学校毕业了。毕业前我收到武汉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通知我被录取到武汉大学历史系，攻读历史地理学专业硕士学位，指导教师是石泉教授，研究方向是古代荆楚地理。到了学校报到，同级张国雄同学（武汉大学历史系应届毕业生，我们一起入学）带我去石泉先生府上，拜见了石泉先生和师母李涵先生。那时考研究生，并无面试的程序，及至到学校报到，外地的学生才第一次见到老师，老师也是第一次看见学生。我当时很没有经验，一定是一副腼腆的样子，只是回答了老师的一些询问，而没有主动问问题。第一次接触老师的印象是石泉先生、李涵师母待人十分亲切，没有一点名教授的架子。

   事实上，我对石泉先生的教学方法和治学精义是在以后逐步加深了解的。

    我们读大学课程的时间是“文革”刚刚结束不久，“论从史出”、“以论带史”的观点都对我们有影响，对于如何做学问的问题，石泉先生早已想好了。在理论方面，他指导张国雄同学、徐少华同学和我找相关书籍阅读、抄录，抄写了一份《经典著作论历史地理》；在古籍校对方面，安排我们从传世著作中摘取有关楚史的资料，定下的书籍是《韩非子》（以陈奇猷《韩非子集释》为底本），对几种版本进行互校、勘误、摘录。在古代荆楚地理研究方面，我们主要学习石泉先生撰写的一系列论文，如《楚都丹阳地望新探》等。对于石泉先生撰写的论文，尤其是论文中非常精深的考证方法和思路，我自己并不能深切领会，完全读懂。记得当时我对地理学理论很感兴趣，但在如何考证史实方面却未能下太大的工夫。石泉先生从来没有说我喜欢地理学理论有什么不好，他也完全知道我缺乏哪一个方面的训练。及到1997年，我从日本名古屋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研究室访问研究归来后，送给先生一篇仅二三千字的《西汉梁国己氏县名校正》短文（发表在台湾《大陆杂志》第94卷第2期，1997年2月），石泉先生看了，高兴极了，认为访日成了我转变“学风”的一个契机。我知道，这是石泉先生对我期待已久的一个要求和愿望。

    石泉先生专攻古代荆楚地理的问题，若从1944年春季撰写《从春秋吴师入郢之役看古代荆楚地理》大学毕业论文算起，那就有60年的时间了。但是，这中间无论如何也要刨去“反右”、“文革”那不能做学术研究的近20年光阴。如果要真正了解石泉先生研究古代荆楚地理问题的难度，仅仅知道其研究对象是远远不够的，而是需要阅读石泉先生的论文，及其国内外的相关图书资料。我们深知：先生的研究工作是严谨而持久的，面对记载口径复杂的历史文献资料和学术界不一样的看法，新的探索展开的同时也包含着极大的风险。初学古代荆楚地理的我，在校时已经感觉到这一课题的研究难度了。对此，我曾小心翼翼地向先生询问：如果最后的事实不能说明先生的研究结论是对的，那该怎么办？先生听了，就像一位为科学英勇献身的斗士一样，坚定地回答我：如果真是那样，也就给后人说明了这一条路不可行。

    1985年春季，我获得历史学硕士学位（历史地理学专业）后，回到陕西师范大学工作，一直没有间断过对历史地理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可以得到宽慰的是，利用历史地理学界的年会等机会，每过二三年都能够在会议或相关活动中拜见先生，并向先生当面请教。1988年，我收到先生亲笔题签的赠书《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2004年，我又获得先生亲笔题签的赠书《古代荆楚地理新探·续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其间，还收到先生和蔡述明先生合著的《古云梦泽研究》一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手捧先生赠书，我知道先生的学术探索工作一直没有停顿，仍然还在继续，还在向着预定的研究目标靠拢、接近。

    石泉先生对艰深学术问题的探索为什么这样强烈、持久，表现出了一种世所罕见的韧性和精神，达到了一种超人的境界，我自忖自己不是最有资格回答这一问题的人选。每当想到这一点时，总有一个细节在我脑际中出现。即1982-1985年我在武汉大学求学时，在石泉先生家里曾见到一个长方形、沉甸甸的工具箱，里面钳子、榔头、锯子、钉子等工具一应俱全。当时，我就好奇地向先生询问，先生家里如何有这样齐全的工具箱？先生答曰：“文革”中在沙洋分校时备下的，那时已做好不回来的准备了。——这不能回来的地方不是它处，而是先生长期供职、生活的武汉大学校园。……念及于此，试想一下，似先生的人生，经历过那样厉害的打击，那样多让今人不能想象的磨难，还有什么艰难困苦不能克服呢？世上还有什么事情，比先生能够从事自己最热爱、最喜欢的科研、教学工作，更让他感到兴奋和意志坚定地工作于其中呢？我以为，这里面就有若干解答。

   谨以此文追念先生的治学精神和育人理念，对先生离我们大家而去表示沉痛的哀悼。

                                               2005年5月8日晚作于武昌珞珈山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