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石泉先生，1918年1月生于北京，安徽贵池人。他是武汉大学历史地理学科的创立者，他对荆楚地区历史地理的研究成果，成为我国历史地理学的一份珍贵遗产。他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近几十年来为我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2005年5月4日，石泉先生在武汉逝世。本刊约请国内历史地理同行撰文，表示对石泉先生的纪念。

真正的学者

葛剑雄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上海，200433)

    3月初在武汉大学作学术讲座时，得知石泉先生病情加重。当时我的日程很紧，在武大只停留半天，也怕干扰他正常的治疗和休息，只能遥祝他能安度难关。岂料到五一长假期间就听到石泉先生离去的消息，深以未能见到他最后一面为憾。

    石先生对我虽无师承关系，但我一直视为老师。这不仅是因为他长我二十多岁，是历史地理学界的老前辈，而且是因为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一位真正的学者。

    石先生以治荆楚地理知名，但曲高和寡，赞成他的具体结论的人不多。由于石先生的论证结果，是从根本上改变了原定的并为绝大多数人所接受的地名体系，所以旁人无法在两者间调和或兼顾，只能作非此即彼的选择。1989年8月，石先生将他的论文集《古代荆楚地理新探》赐我，我认真地读了他长达56页的《自序》，他数十年来孜孜不倦的探索过程和严谨的治学方法使我深受感动。但在读了几篇论文后，对他的立论仍未理解。后来见到石先生时，他问我对他的书有何看法。面对这样一位真诚的长者，我不敢隐瞒自己的观点，只能回答说，我还没有看懂。他淡然一笑：“我知道，连我的学生也不同意我的观点。”石先生继续坚持他的探索，这也没有影响他对我的厚爱。几年前，我到武汉大学作讲座，将开始时石先生出现在座位上。这给了我意外的惊喜，也使我深感不安，因为我知道他一般已不参加这类活动，而且我讲的内容完全不值得他亲自来听。

    先生给我的印象一直是平和淡泊，与世无争。但他对学术的不正之风却深恶痛绝。1982年春，以某人自吹自擂为依据的一篇报道在国内主要媒体上发表，8月初他来上海开会时，就要我转告先师谭其骧先生，建议对此人的行为应予揭露批评。他告诉我，报道中提到的那次楚史讨论会他正好在场，到会的美国学者并没有对此人作什么赞扬。此后的一次会议期间，他对某位学者近年的学风也作了尖锐的批评，他说：“某某是应该给你们年轻人作出样子的，怎么能这样不负责任?他现在写的东西太随意，重复也太多。”

    先生长期担任民进湖北省负责人和湖北省政协副主席，完全可以享受副省级待遇，但他在参加学术活动时，始终只愿接受普通学者的身分。有一次他到上海来开会，由于旅客多，站台上太挤，他在学生们的帮助下才从窗口登车。在学术会议期间，他从不接受高于其他教授的照顾，也不愿在主席台就坐，对先师和侯仁之、史念海等先生十分尊重，遇同辈人也总是谦让在后。有一次听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张遵骝先生闲谈，才知道石先生是他表弟，原名刘适，1949年前曾为革命作过贡献。但从未听石先生谈及，连他的学生也不知道。

    古人所谓“立功，立言，立德”，石先生可以当之无愧。武汉大学在人文社会科学学科首批评选资深教授，石先生名列其中，实至名归。无论石先生的学术观点和研究结论今后是否能为学术界所接受，他对历史地理学的贡献和对荆楚历史地理的开创之功永不可没。作为一位真正的学者，他铭记在我们后学的心中。 

人格的诠释——追记石泉先生的青年时代

唐晓峰(北京大学环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北京，100871)

    石泉先生有几件事在我们的印象中很深。石泉先生与侯仁之先生有深交，这是他后半生从事历史地理研究的原因之一。石先生是陈寅恪人室弟子，撰有学位论文《中日甲午战争前后之中国政局》。此文于1997年由三联书店出版，书名为《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出版后，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的作者)评价甚高，称其为“一本不寻常的旧稿新书”。石先生于学术研究中，不惮孤立，敢为人先，开创出荆楚历史地理研究的繁荣局面。石先生英语流利，语出惊人，但寻常不露。石先生风度翩翩，为人和蔼，等等。

    不过，在追思之际，最萦怀不去的还是石泉先生的人格。而最能够注解石先生品格的，还要说是另一类历练，由以产生的人格风范，是我们这一代人怎么也学不成、得不到的，那是已经逝去的伟大时代在石先生身世中留下的英雄故事。

    石先生原名刘适，1938年由育英中学保送人燕京大学。在燕京大学读书时，曾组织抗日社团(“星期六团”)。1941年在成都复学期间筹建“创社”，此社团后来发展为中共地下外围组织“民协”。1945年燕大复校于北平，民协与其他组织合并为民主青年联盟，石先生是负责人之一。1948年“八一九”大逮捕，石先生为重点对象。在燕大进步师生的帮助下，石先生**检查，最终奔赴解放区。

    我曾问过石泉先生、张玮瑛先生关于“八一九”大逮捕的经历。

    1948年北平国民党政府危在旦夕，故加紧对进步学生运动的镇压。8月19日在报上公布“匪谍”名单，“刘适”(石泉先生原名)名列其中。石先生家住成府镇蒋家胡同，一早骑车进学校办事，知报上正在通缉自己。但此刻燕大校门已被军警把守，出入检查证件，出校已不可能。石先生夫人李涵(当时名缪希相)在家中见报上名单，欲进校告诉石先生不要急于回家，但经校门时被扣留，带到海淀分局第六派出所，追问“刘适到哪里去了?”

    燕大校园内共有八位通缉学生逗留，军警包围学校，校长及夏仁德(美国人)等教授设法阻止军警搜查。阻拦了两天，已再难继续，于是八位学生与陆志韦校长等聚集在夏仁德教授家，商议离开学校的办法。夏教授家住燕南园60号，在校园南部边缘，后窗外是一条僻静大车道。大家决定夜间用绳子缒墙而出，然后乘夜赶路，上火车去天津，再转入华北解放区。

    不巧，石先生正患肺病，不能走长路，只得暂时留下来。夏仁德把石泉先生隐藏在学校西墙内一块人迹罕至的荒草地里(属勺园废墟)，带上食物、雨布、毛毯。荒地寂静，但不远处即可见搜捕的军警。石先生一连藏了三天。只是在深夜一、两点时，石先生才得潜出草地，到附近张玮瑛先生家，与李涵先生会面，作些修整，并打听消息。

    张玮瑛即侯仁之先生夫人，此时侯先生远在英国，张先生带两个儿女住在校园内佟府甲三号。“八一九”那天，李涵先生被扣押了几个小时后被校方保释出来，不敢回家，便投住张玮瑛先生那里。张先生毫无犹豫，安排李先生住下，并担起打听消息、联络工作的事务。这几日大逮捕期间，石先生躲在荒草丛中，李涵先生在张玮瑛先生家中，只有深夜会面。会面时，张玮瑛先生在门外放哨。

    8月23日晚，夏仁德夫人来张玮瑛先生家，说学校岗哨已撤，他们已安排好一位美国青年教师，护送石泉先生离开学校，进城转移。张玮瑛先生冒险到成府石先生家中，取来必要之物。24日一早，石先生到张先生家，有人送来自行车，美国教师亦到。石泉先生身着一套白色西装，骑车，与美国教师上路。

    骑至北平北面的德胜门，见有军警所设哨卡，盘查证件。石先生与美国青年教师以眼色会意，并排骑行，不下车，不理睬，故意用英语谈笑风生。军警未敢阻拦这位身着白西装，满口流利英语，又有老美陪伴的神采洋溢的中国青年。石先生顺利闯入北平城。下午，李涵先生随后赶到。两人找到去解放区的关系，于是经天津到陈官屯，再到唐官屯，后摆渡过河，通过国民党闸口封锁线，进入解放区。到解放区后，为不致给他人带来麻烦，两人更改了姓名，刘适改为石泉，缪希相改为李涵。

    石泉先生的这一番经历，听了便不会再忘记。那个穿着白色西装以英语谈笑的青年形象，跃然眼前。

    石泉先生辞世是在5月4日，想到这个日子，在伤悼之中却感到了几分安慰。听说过黎澍先生晚年神志昏迷，长期不醒，其夫人毅然选在12月9日结束昏沌。黎澍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夫人选择12月9日为祭，意义十分明白。石泉先生5月4日辞世，意义可以比同。

“五四”，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充满青春意气，激昂奋进的象征。石泉先生于“五四”运动前夜(1918年)出生，青年时代必受“五四”精神熏陶，意气风发，投身社会进步事业。这一轮时代光环将与石泉先生的声名永远相伴。

先生的治学精神从何处来?

侯甬坚(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陕西西安，710062)

    1982年1月，我作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七七级学生中的一员，从学校毕业了。毕业前我收到武汉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通知我被录取到武汉大学历史系，攻读历史地理学专业硕士学位，指导教师是石泉教授，研究方向是古代荆楚地理。2月10日，到了学校报到，同级张国雄同学(武汉大学历史系应届毕业生，我们一起入学)带我去石泉先生府上，拜见了石泉先生和师母李涵先生。那时考研究生，并无面试的程序，及至到学校报到，外地的学生才第一次见到老师，老师也是第一次看见学生。我当时很没有经验，一定是一副腼腆的样子，只是回答了老师的一些询问，而没有主动问问题。第一次接触老师的印象是石泉先生、李涵师母待人十分亲切，没有一点名教授的架子。当然，我对石泉先生的教学方法和治学精义是在以后逐步加深了解的。

    我们读大学课程的时间是“文革”刚刚结束不久，“论从史出”、“以论带史”的观点都对我们有影响，对于如何做学问的问题，石泉先生早已想好了。在理论方面，他指导张国雄同学、徐少华同学和我找相关书籍阅读、抄录，整理了一份《经典著作论历史地理》；在古籍校对方面，安排我们从传世著作中摘取有关楚史的资料，定下的书籍是《韩非子》(以陈奇猷《韩非子集释》为底本)，对几种版本进行互校、勘误、摘录。在古代荆楚地理研究方面，我们主要学习石泉先生撰写的一系列论文，如《楚都丹阳地望新探》等。对于石泉先生撰写的论文，尤其是论文中非常精深的考证方法和思路，我自己并不能深切领会，完全读懂。记得当时我对地理学理论很感兴趣，但在如何考证史实方面却未能下太大的工夫。石泉先生从来没有说我喜欢地理学理论有什么不好，他也完全知道我缺乏哪一个方面的训练。及到1997年，我从日本名古屋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研究室访问研究归来，送给先生一篇仅二三千字的《西汉梁国己氏县名校正》短文(发表在台湾《大陆杂志》第94卷第2期，1997年2月)，先生看了，高兴极了，认为访日成了我转变“学风”的一个契机。在一次通信中(2001年4月2日)，先生更明确地告诉我，“你从日本回来后(记得那年在上海看到你)，就使我感到你的学风颇有变化，笃实多了，使我放心不少；但也希望你不要放弃原来的优点——大处着眼，宏观上看问题”。我知道，这是石泉先生对我期待已久的一个要求和愿望，也知道，先生对我所说的这一番话语里，所包含的是什么期望。

    石泉先生专攻古代荆楚地理的问题，若从1944年春季撰写《春秋吴楚战地考实》大学毕业论文算起，那就有60年的时间了．但是，这中间无论如何也要刨去“反右”、“文革”那不能做学术研究的近20年光阴。如果要真正了解石泉先生研究古代荆楚地理问题的难度，仅仅知道其研究对象是远远不够的，而是需要阅读石泉先生的论文，及其国内外的相关图书资料。我们深知：先生的研究工作是严谨而持久的，面对记载口径复杂的历史文献资料和学术界不一样的看法，新的探索展开的同时也包含着极大的风险。初学古代荆楚地理的我，在校时已经感觉到这一课题的研究难度了。对此，我曾小心翼翼地向先生询问：如果最后的事实不能说明先生的研究结论是对的，那该怎么办?先生听了，就像一位为科学英勇献身的斗士一样，坚定地回答我：如果真是那样，也就给后人说明了这一条路不可行。

    先生选择的是一条怎样的艰辛探索之路呢?它需要先生如此殚精竭虑、皓首穷经地去完成?我们且看一看先生的研究对象及相关的研究史。以楚国都城位置为中心的古代荆楚地理问题，清儒宋翔凤撰有《楚鬻熊居丹阳武王徙郢考》，近代学者童书业撰有《春秋楚郢都辨疑》一文，《春秋左传研究》中还有春秋楚国都城的一组考证文字，都曾为石泉先生所参考、依据、深究。据石泉先生自述，20世纪30年代在北平读中学时，就受到顾颉刚先生主编《禹贡》杂志的影响。1938年进人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又得到时为研究生的侯仁之先生的学术介绍和引导。1942年9月回到流亡于成都的母校燕京大学复读后，在郑德坤先生指导下，修完了“高级史学方法”实习课。1944年春，在徐中舒先生指导下撰写本科毕业论文《春秋吴楚战地考实》(发表时改题为《从春秋吴师人郢之役看古代荆楚地理》)，在地名定位方面，得出了跟旧说完全不同的一套新解。1944—1948年，在陈寅恪先生指导下，选择中国近代史研究题目《中日甲午战争前后之中国政局》，作为燕京大学研究院硕士论文。1954年2月，先生从北京高教部调到武汉大学历史系任教，授课之余撰写了《古郢都、江陵故址考》、《绿林故址考》、《湖北宜城楚皇城遗址初考》等文，开始了第二轮研究工作。到“文革”前后，研究工作停顿了十余年。1978年后，先生又重操旧业，开始了第三轮古代荆楚地理研究工作。这第三轮研究工作，比第二轮研究更系统、更深入、更持久。

    正因为是面对延续了上千年的历史资料本身所包含的学说体系展开研究，所以研究难度格外地大。对先生的新说，人们不停地提问、谈看法、展开讨论，先生就不断地准备资料、清理思路。在研究工作进展最快的八九十年代，甚至可以说，没有哪一天，先生不会碰到需要去解答、去辩驳的大小质疑问题。对此，先生为1988年出版的《古代荆楚地理新探》一书，写有一篇详细的“自序”，序中先生明确表达，希望读者尤其是同行们能从下列三个层次，对自己的著作予以严格的审查：(1)书中所依据的关键性材料是否有不可信靠的?如有，请批驳；(2)如果所引据的材料可靠，那么，书中对材料的理解是否有误?如有，请予指出，并告知正确的理解应是什么?(3)如果书中对材料的理解也不误，那么，是否在运用方面有问题?如然，正确地运用这条材料，应是怎样?他紧接着说：“在这三个层次中，无论哪一方面是我错了，都应认真改正。但是，如果尚不能证其必误，那就要坚持下去，决不半途而废。这样将可促进这项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入，更加充实，并更增活力”。整篇序言，共56页，4万多字，细述先生个人的治学和探索过程，尤其是思路的介绍，如上所引，可谓字里行间见精神。

    1985年春季，我获得历史学硕士学位后，回到陕西师范大学工作，一直没有间断过对历史地理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可以得到宽慰的是，利用历史地理学界的年会等机会，每过二三年都能够在会议或相关活动中拜见先生，并向先生当面请教。1988年，我收到先生亲笔题签的赠书《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2004年，我又获得先生亲笔题签的赠书《古代荆楚地理新探·续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其间，还收到先生和蔡述明先生合著的《古云梦泽研究》一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手捧先生赠书，我知道先生的学术探索工作一直没有停顿，仍然还在继续，还在向着预定的研究目标靠近、合围。

    石泉先生对艰深学术问题的探索为什么这样强烈、持久，表现出了一种世所罕见的韧性和精神，达到了一种超人的境界，我自忖自己不是最有资格回答这一问题的人选。每当想到这一点时，总有一个细节在我脑际出现。即1982—1985年我在武汉大学求学时，在石泉先生家里曾见到一个长方形、沉甸甸的工具箱，里面钳子、榔头、锯子、钉子等工具一应俱全。当时，我就好奇地向先生询问，先生家里如何有这样齐全的工具箱?先生答曰：“文革”中在沙洋分校时备下的，那时已做好不回来的准备了。——这不能回来的地方不是它处，而是先生长期供职、生活的武汉大学校园。……念及于此，试想一下，似先生的人生，经历过那样厉害的打击，那样多让今人不能想象的磨难，还有什么艰难困苦不能克服呢?世上还有什么事情，比先生能够从事自己最热爱、最喜欢的科研、教学工作，更让他感到兴奋和意志坚定地工作于其中呢?我以为，这里面就有若干解答。

谨以此文追念先生的治学精神和育人理念，对先生离我们大家而去表示沉痛的哀悼。

2005年5月8日晚作于武昌珞珈山麓，6月19日改于陕西师大雁塔校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