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士光 李健超

新年伊始，我们有幸带着本刊编辑部交托的任务，与史念海先生作了几次竟夕之谈，从采访中深切地悟出：一个有作为的科学家，在攀登科学高峰的征途中，要想取得成功，做到青春长驻，事业永存，除了个人学识根底深厚，师友的提携帮助外，还需要具有“为世所用”的明确治学目的及不断开拓进取的精神。这是史先生50年来治学的一条基本经验，在当前仍然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

走上历史地理学治学之路

我们对史先生的采访，使他沉浸在对50年前往事的回忆之中。那时，史先生正在北平辅仁大学历史系读书。校长史学家陈垣先生亲自给学生上课，课读甚严。加之强邻侵逼，国难深重的现实，促使先生发愤为民族振兴、国家富强而刻苦学习，因此学业进步甚速，三年级时就把大学本科生的全部课程修完，为进行史学研究打好了基础，由于受到清代乾嘉学派的影响，也是出于对陈垣先生的钦慕，史先生对考据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因此，在四年级时就连续写出了《两唐书地理志互勘》、《西汉侯国考》等论文，受到当时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讲授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课程的史学家顾颉刚先生的识拔，遂经顾先生介绍加入了禹贡学会。大学毕业后又被聘为该学会的编辑。学会的活动为我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固的基础。史先生正是在禹贡学会的强烈爱国主义思想与严谨治学的精神熏陶下，走上了历史地理学治学道路的。他的第一部学术专著——《中国疆域沿革史》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与环境氛围中，在顾颉刚先生具体指导下，仅用一年多时间就写成，交商务印书馆作为《中国文化史丛书》之一出版的。此书全面总结了我国2000多年来沿革地理学的研究成果，系统论述了上起大禹治水分州之传说时代，下迄民国时期历代之疆域分布与政区设置，不仅在许多问题上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而且还突破了前人所划定的沿革地理学的范围，在有关人口、都城等方面作了考证分析，并开了我国现代历史地理研究的先河。至今，这本《中国疆域沿革史》仍是青年学者从事历史地理研究必读的入门书。特别是作者痛感当时我国“边圉不整，强寇压境，虎视鹰瞵，直欲得我而甘心”的危殆局势，除专设“鸦片战后疆土之丧失”一章以引起国人注意外，还多处对历史上抗敌守边的民族英雄大加褒扬，并大声疾呼“光复旧土，还我山河，是在吾人好自为之”，爱国激情充溢于字里行间。这部我国现代最早公开问世的历史地理专著，是史先生在学术上取得的一个显著成绩，这自然也是他遵奉师教、勤奋工作、勇于开拓的结果。

上下求索

抗日战争爆发后，史先生为避敌寇追捕，辗转来到后方，先在西安之西北文化学社及陪都重庆之国立编译馆担任编辑与副编审等职，后又进入大学从事教育工作，曾担任迁至重庆北碚之复旦大学副教授与兰州大学教授兼代系主任、西北大学教授等教职，并继续从事历史地理研究。在我中华民族英勇抗击日寇侵略的严峻形势面前，史先生出于更好地报效国家的心愿，开始深刻地思索如何发展历史地理学的问题。他清醒地看到，虽然禹贡学会创立之初，就如其半月刊英文译名所标示的那样，包孕有建立我国历史地理学这门现代学科的意图(《禹贡》半月刊英译名是“中国历史地理半月刊”)，但由于学会中大多数人原都是师承乾嘉学派，擅长考据之学，加之卢沟桥事变后日寇很快侵占华北，学会被迫中止活动，因此还远没有完成这一任务，大多数研究工作仍然停留在沿革地理学的范围内。沿革地理学的研究工作诚然可以为世所用，但其功效究竟有限。由此，史先生一度深感迷惘，继之起而探索，尽管当时他并没有获得如建国后那样对历史地理学性质、任务的明确认识，但已树立了两个基本观点：一是历史地理学不能只限于沿革地理学这样一个部分，否则就将难以说明历史时期的若干地理现象以及和地理有关的历史事实；二是历史地理学只有朝着前述方向努力才能广泛地为世所用，也才能获得无限的生命力。有了这样的一些认识，史先生便开始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并试图具体加以运用。由此就想到我国古代运河开凿问题。由于运河既是航道，又可用于灌溉，除有利于农业生产与交通贸易外，还在军事征战及维系一些王朝的统一方面具有明显作用。因此，我国历代运河的兴修，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人类对自然的利用与改造，也反映了自然条件的变化对社会的反作用。鉴于如上的理解，于是他决定选择运河这一课题开展研究，希图通过探明运河变迁的原委，使开发水利有所借鉴。经过多方努力，终于撰写成《中国的运河》一书，1944年由重庆史学书店出版发行。这本著作显然是史先生在艰苦的条件下为推进历史地理学的发展而上下求索的一个重大成果、既体现了史先生对我中华民族神圣抗战事业充满必胜的信念，也寄托了一个爱国的学者期待着祖国光复后能迅速走上富强康乐大道的热烈执着之情。该书的出版，对我国运河的研治工作影响甚大，书中一些论点和资料至今仍常为一些学者所引用。史先生感到40年前撰写该书时，虽然认识到研究运河不能仅限于探索各条运河的沿革，也曾试图说明事物变化的缘由及其过程和影响，但仍是由史学着眼和立论，偏重于社会和人事方面，在自然因素的分析论证方面显得少了一些，因此决定根据近年来对一些主要运河的野外考察所得，加以充实增补，交陕西人民出版社再版发行。

新的开拓

建国不久，史先生在院系调整中从西北大学调至新分建的西安师范学院(后改名为陕西师范大学)，史先生长期在历史系任教授兼系主任，后又升为副校长。这期间，他开设了《中国历史地理》课程，力图建立起我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理论体系。为此他自觉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因而对人类社会与地理环境；人为活动与环境变迁之间的辩证关系，由40年代的自发认识阶段，飞跃到自觉认识阶段，确认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现象和人与地的关系的学科，是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任务是不仅要弄清自然环境本身的演变过程，更要探明自然环境受人的影响而演变的过程，从而找出人、地之间相互影响的规律，为人类利用、改造自然环境提供科学依据与历史借鉴。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一方面结合教学工作编著《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一书，一方面结合国家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需要开展科学研究。50年代和60年代前期，他着重围绕黄河流域历史上的经济发展问题，从农业、蚕桑、交通道路、居民聚落与经济等多个侧面，论证分析了它们的地理分布与变迁过程，揭示出黄河中下游地区自新石器时代起，直至唐朝前期，一直是全国经济文化重心，是最主要的粮食产区。1963年他将这方面的多篇论文，汇集成册，由挚友史学家白寿彝教授命名为《河山集》，成为我国第一部正式出版的历史经济地理论文集。

如果说50年代与60年代史先生还主要依靠史籍资料，运用考据的方法研治历史地理学，那么，到了70年代初，他与有关同志一起承担了陕西省军事历史地理的研究，不久又应中国科学院的约请与谭其骧院士等主编《中国历史自然地理》后，根据研究工作的需要，他以花甲之年毅然走出书斋，投身于野外实地考察，将文献考证与野外考察结合起来，在科学研究道路上迈出了极为重要的一步。十几年来他北越阴山，西抵青海，南达珠江，东迄渤海，大河上下、长城内外、运河沿岸以及许多故垒废墟、荒山深沟之间，都留下了他艰辛跋涉的足迹。通过考察使他开扩了视野，扩大了研究领域，还获得了现场第一手资料，订正补充了文献中许多讹传与疏漏，不仅出色地完成了国家委托的科研任务，也使他最后实现了由研治沿革地理学向研治历史地理学的飞跃。

谈到野外考察，他感触良多。并深有体会地说，像他这样的人，如不出野外，也可写文章，出版论文集，而且写出的文章都是有根据的——有文献根据。然而，那样做就难免会因袭古人的陈说与谬误。文章尽管写得漂亮，实际意义并不大。有许多问题，一到野外就能搞明白，我们何乐而不为呢?因此，他认为从事野外考察是历史地理学者必须掌握的工作方法，只有将野外考察与文献考证结合起来，才能推动历名地理学者不断学习采用新的研究手段，获得真知灼见，提高学术水平。

近十年来，他紧密结合根治黄河与综合整治黄土高原的工作，广泛发掘史料，深入进行考察，相互参证，阐幽扶微，详细论证了黄河中游黄土高原的侵蚀与原隰梁峁的变迁，以及河道的侧蚀、下切，黄河下游的堆积及由此引起的湖泊的淤平、城池的湮没、丘陵的沉沦、平原地势的高起与土壤的变化，黄土高原农牧业发展与分布区域的变化，森林、草原的变迁以及由此引起的生态环境的变化。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将黄土高原与黄河的治理作为一个整体，提出了综合治理的方略，前后撰写论文30余篇，1981年，从中精选部分篇章编成《河山集》二集，交三联书店出版。由于这些论文立论严谨缜密，根据充分坚实，论证全面精详，所提建议又能切中要害，所以不仅得到学术界的交口赞誉，还得到农、林、牧、水利与水土保持等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达到了“求真求实，为世所用”的治学目的。

在采访结束时，当我们问史先生“你对我国历史地理学今后的工作有何打算”时，史先生兴奋地说：“我国历史地理学有着世界上其他国家很少具有的悠久的历史渊源，只要我们把握好眼下的大好时机，进一步开拓进取，就一定能使具有我国特色地历史地理学学科体系更完善，理论更精湛，研究方法更先进，在现实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为此就必须使这门学科取得更全面的发展”。就他本人来说，目前《河山集》三、四集业已编就，今后还将继续编下去。与此同时，他还将进一步办好由他主编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借以活跃研究工作、培养人材。

简历与生平

１９１２年６月２４日，出生于山西省平陆县。

１９１８年８月—１９３６年７月，先后在平陆初中、太原高中读书，１９３２年８月考入北平辅仁大学历史系学习，１９３６年７月毕业。

１９３６年９—１９４０年８月，１９３６—19３７年６月，在北平任禹贡学会编辑，并兼任河北通志馆编纂。“七七”事变后日寇侵占北平，辗转迁至西北；１９３９年３—７月任平凉师范教员，同年１０月至１９４０年８月任察哈尔蒙旗特派员秘书（驻榆林）。

１９４０年９月—１９４１年８月，在西安西北文化学社工作，编辑西北资源月刊。

１９４１年９月—１９４６年１２月，在重庆任国立编译馆副编审，还兼任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１９４７年１月—１９５４年１０月，先后担任兰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代主任；１９４８年１０月调到西安，任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

１９５４年１１月—２０００年３月：１９５４年１１月，调至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授兼系主任；１９７８年任副校长；１９８３年转任唐史研究所与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２０００年１月改任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以及历史文化学院名誉院长。

主要著作目录

《中国疆域沿革史》（与顾颉刚合著），长沙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７年３月。

《中国的运河》，重庆史学书局，１９４４年出版；１９８８年４月，陕西人民出版社再版。

《河山集》（１－７集）：先后由三联书店于１９６３年９月与１９８１年５月；人民出版社于１９８８年１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１９９１年１２月；山西人民出版社于１９９１年１２月与１９９７年１２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１９９９年１月出版。

《黄土高原森林与草原的变迁》（与曹尔琴、朱士光合作），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３月。

《中国人口地理和历史地理》，台湾学生书局，１９９１年１１月出版。

《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上、下册），山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１２月与１９９２年５月。

《西安历史地图集》（主编），西安地图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８月。

《中国古都和文化》，中华书局，１９９８年７月。

《唐代历史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１２月。

《黄河流域诸河流的变迁与治理》，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１２月。

 来源：禹贡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