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3月22日 作者：李令福（陕西师范大学研究员） 来源:学术批评网

古人常感叹“文人相轻”，现代社会又鼓励学者之间“贵于竞争”。但我在研究史念海先生治学经历及其成功经验时，却发现他在不断前进与创新的学术道路上，得到了很多知心朋友给予的及时而又必要的支持和帮助。今以史念海先生与白寿彝先生的学术交往为代表，论述史学界先辈学者的学侣关系及其巨大作用。这不仅是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的一段佳话，而且也可为我们新一代的史学工作者带来启迪。

一、三四十年代的相遇相识

史念海先生（1912.6.24—2001.3.27），字筱苏，山西省平陆县人。1936年辅仁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辗转北平、重庆、兰州、西安等地，先后担任禹贡学会研究员，国立编译馆副编审、兰州大学教授兼历史系代主任、陕西师范大学副校长等职务。先生博学多才，著作等身，对历史学和历史地理学的许多研究领域有精深的造诣，不仅是中国古代史尤其是秦汉、隋唐史的著名专家，更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创建者之一，在历史政治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军事地理、中国方志学、中国古都学等多个分支学科方面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代表作为《河山集》（1—7集）、《中国古都与文化》、《西安历史地图集》（主编）等。

白寿彝先生（1909.2.19—2000.3.21），字肇伦，河南开封人，回族。1932年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研究生毕业，其后主要供职于北平禹贡学会、昆明云南大学、重庆中央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在近70年的学术生涯中，于中国通史、中国史学史、中国民族关系史、回族和伊斯兰教史等诸多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提出了许多颇有价值的卓越见解，对有关学科的开创和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代表作有《中国交通史》、《中国史学史》、《史学概论》、《回回民族的历史和现状》、《中国伊斯兰史存稿》、多卷本《中国通史》（主编）等。

史念海先生与白寿彝先生相识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北平，主要是缘于顾颉刚先生创建的禹贡学会。
顾颉刚先生是中国史学界开宗名派的大师，不仅以古史辨派闻名千古，而且其创建禹贡学会，编辑出版《禹贡》半月刊，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学术与人才基础。禹贡学会成立于1934年，次年9月，学会得到方志史专家张国淦先生捐赠的房舍，有了正式办公之处，正在大学读四年级的史念海先生因文章写得好，受到顾先生器重，被邀请入住禹贡学会，撰写《中国疆域沿革史》，并协助张国淦先生整理方志资料。童教英先生说：“史念海年轻时即才华横溢，读大学时在谭其骧介绍下，参加禹贡学会并向《禹贡》半月刊投稿，引起顾颉刚的注意，大学未毕业即受邀入住禹贡学会” 。

1936年6月，禹贡学会得到中英庚款委员会的资助，业务扩展。据顾颉刚先生回忆：“禹贡学会自得此款后，即正式成立一个学会机关，把能写论文的聘为研究员或编辑员。史念海是很有成绩的，定为研究员，月薪为六十元” 。

白寿彝先生是回民出身，研究生毕业后创办有《伊斯兰》半月刊，研究回族及其宗教文化，也写了一些民族史方面的论文，投《禹贡》半月刊发表，深得顾先生赏识，被聘为禹贡学会的研究员。这样，两位先生在禹贡学会的工作中相遇了。

禹贡学会环境清静，图书丰富，又有顾颉刚先生的亲自指导，确实是青年学者看书、写作、与人切磋学问的好地方。这时常住学会从事研究与编辑的人有后来在史学界颇有名望的杨向奎、史念海、韩儒林、陈增敏、张维华、李秀洁等。

禹贡学会最初研究的是沿革地理，后来由于外患日紧，边疆民族问题严重，于是开始注重边疆与民族问题的研究。顾颉刚先生回忆道：“自伪满州国成立，我到内蒙走了一次，知道伪蒙自治政府的后台是日本，将来一定要变成第二伪国，因而把研究的目的放在了边疆问题上，出了东北、察绥、河套、回族回教、康庄、南洋等许多专号，号召反帝斗争。规模日大，我们私人的能力不足，因此到英庚款会请给予补助。当时协助我做这事的有冯家昇、赵泉澄、白寿彝、傅成镛、吴丰培等人。史念海仍旧专心搞他的沿革地理，没有研究边疆问题” 。也就是说，在禹贡学会中，史念海先生专攻沿革地理，白寿彝先生则主要搞回教与回族的研究，并协助顾先生编辑出版了《禹贡》的“回教与回族专号”与“回教专号”，即1936年的五卷第11期、1937年的七卷第4期。

虽然史先生与白先生在禹贡学会的研究方向有区别，而且白先生也不住在学会内，但两人同为学会的研究员，又同时为《中国文化史丛书》撰写书稿，因而接触是频繁的，学术的交流也是不少的。1999年史念海先生回忆说：1936年，“我到（禹贡）学会工作，寿彝经常到学会去，因而就熟识了。……就在这期间，我知道寿彝也在撰写《中国交通史》。《中国交通史》和《中国疆域沿革史》都是商务印书馆的《中国文化史丛书》的组成部分。写作的时期大致相同，我还在艰难磨练之中，寿彝却已经写成交稿。这就使我对寿彝钦佩的心情，油然而生，无时或忘 ”。

据白寿彝先生回忆：“1937年夏，顾颉刚帮史念海找对象，因我同女方熟识，顾要我约史同女方在我家见面。”白先生约好时间就去通知史先生，虽然这件好事后来并没有成功，但至少我们可以知道，史念海先生当时到过白先生家，而且从白先生参与为史先生介绍对象这种私密性很强的事情来看，两位先生在当时的友情已经大大超出了学术研究的范围，成为了生活上相互帮助的亲密朋友。

抗战爆发后，史念海先生离开北平，辗转多地，1942 年到达重庆，得其恩师顾颉刚先生推荐，到内迁的国立编译馆史地组任副编审工作，住在重庆郊区天生桥。与此同时，白寿彝先生也到了大后方，先后任教于广西桂林成达师范学校、昆明的云南大学、重庆的中央大学。两人见面的机会并不多，但是据白先生回忆，在听到史先生意外受伤之事以后，白先生曾从昆明至重庆北碚，到史先生家中专程看望，并给予安慰。史先生《风雨春秋，亦师亦友》文有关于这一阶段的回忆：“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北京首先沦陷，大家也就分手散开。抗战时期，各处漂泊，难得都在一起，偶尔也遇见过，又复匆匆离去，不易有更多的交往”。

抗战胜利后，那些迁到大后方的单位纷纷回迁，1946年上半年，史念海先生在仍留居北碚的复旦大学任教，到了下半年，复旦大学迁回上海，国立编译馆也迁回南京。因为师母怀孕不宜于长途旅行，史先生只好滞留重庆一段时间，这样以来，史先生没有了工作单位，也就失去了薪金来源。这时候，白寿彝先生伸出了无私的援助之手。

史念海先生曾回忆说：“我在北碚时，曾由白寿彝先生介绍，替文通书局审查稿子，也帮助白先生编过《文讯》月刊。时间大约由一九四六年夏天起，一直到一九四七年为至。”具体情况是：“《文讯》月刊是重庆文通书局出版的刊物。在白寿彝接办之前，这个刊物早已出版。我曾给它投过稿，发表过一篇文章。这时国立编译馆和复旦大学皆已东迁。我因我的爱人就要生产，我在北碚住下去。这时白寿彝由昆明来信，说是他担任文通书局编辑所工作，《文讯》月刊也归他编辑。他在昆明一时离不开，《文讯》又在重庆出版，很不方便。他要我暂时替他编几个月。我就替他编辑” 。

白寿彝先生也有大致相同的回忆，说是1946年，“贵州文通书局在它的重庆分局内成立编辑所。顾颉刚任所长，我任副所长。当时，文通书局停刊已久的《文讯》复刊，顾约史念海作编辑，负责编审《文讯》的一部分稿子，主要是关于历史方面的。而《文讯》是文史兼有科学常识的刊物，史基本上不编审别方面的稿子。史参加《文讯》编辑的期数不多，大约有三期。第一期是由顾颉刚决定全部稿件的，第二、三期是由我决定的。我当时在昆明云南大学，……史把审编过的稿子寄给我，我再把每一期的全部稿件寄出付印。……记得史念海给《文讯》写过关于豆瓣酱的小文章，写过关于汉代历史地理的文章，原来的题目已记不得了” 。

帮文通书局审稿，向《文讯》杂志投稿，还有编辑《文讯》都应该有一定的报酬，这就保证了史念海先生一家五口在重庆生活的经济来源。这种情况后来也出现在臧克家先生身上，据臧先生回忆，其失去工作生活陷于困境之时，正是白寿彝先生让其编辑《文讯》月刊，以补贴家用。这种雪中送炭的情义，让臧先生终生难忘。同样，史先生对白先生的无私帮助也会永铭于心，这更加深了两位先生的朋友关系。

二、六十年代成就《河山集》佳话

1963年9月，史念海先生的第一本论文集《河山集》由三联书店出版发行，这是中国第一本历史经济地理学的论文集，至今仍享有崇高的地位。白寿彝先生在此文集的出版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是白先生帮助联络出版社，而且为其起了一个恰如其分又寓义深远的名称。后来史先生亲自选编了7本论文集，除一本接受傅旋琮先生建议以《中国古都和文化》名称出版外，其余全以《河山集》命名，可见这个名字深得史先生的钟爱。《河山集》系列论文集（1—5集）也使史先生在1995年12月15日获得教育部首届全国高等院校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的历史类一等奖，2004年6月又成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之一的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网站《河山网》的名称。可以说《河山集》已经成为历史地理学届享誉中外的名牌。

《河山集》的命名，说明了史、白二位先生的学术情谊达到了“知音”、“知心”的境界，成就了解放以来中国史学界很有意义也颇具传奇的一段佳话。

1962年10月，史念海先生在《河山集•后记》中写道：“这本集子的编成，承白寿彝教授的鼓励和代命名。……对于这样的隆情厚谊，我谨表示衷心的感谢”。关于其鼓励和命名过程，白先生有较具体的说明：“人民出版社给史念海去信组稿，本来是我建议的。有一次人民出版社来人，谈到历史稿子太少，希望我提供线索。我建议出版社同史念海联系一下。这次史念海来北京开会，出版社又有人找我，我就建议出版社趁机会直接同史念海亲自商量一下，史念海同意了。过了几个月以后，出版社送来了一张史念海的选题目录，书名想叫作××集，其中有一个秦字，似有在秦中所作之意。我对出版社来人说，这是讲我国历史地理的书，叫做《河山集》好不好？（我的意思是说，讲祖国锦绣河山的书。）后来给史念海写信，说了这个建议，史念海就同意了” 。这是说，白先生不仅为史先生文稿联系好出版社，而且为其命了名。实际上史先生所说的鼓励不仅如此，因为史先生虽写了一些论文，但他自己也不知道观点对不对，更没有结集出版的计划，是白寿彝先生经常教导他要拿出来发表，接受读者的检验，现在更让史先生把论文结集出版。

近代著名翻译家严复说：一名之立，旬月踟躇。说的是翻译中措辞的不易，也说出了选词的重要与谨慎。同样，给一本著作命名也是要反复推敲，特别慎重的。如果能使书名与内容吻合而又光彩照人，则会起画龙点睛之功。《河山集》的命名确实达到了如此佳境。

白寿彝先生与史念海先生共同成就《河山集》这段史坛佳话，是两位先生长期的学术交流与共同进步的结果，现在想来，应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史念海先生写出了较多精彩的论文，这是文集得以出版的前提。

解放以后，史念海先生就开始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指导自己的科学研究，基本上完成了由沿革地理向历史地理学的转变，多次给学生开设《中国历史地理》课程，并撰写《中国历史地理纲要》，探索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体系。同时，结合国家经济文化建设实际，开展黄河流域农业与桑蚕经济兴衰变化规律研究，写出了一系列有分量的论文，揭示出黄河中下游地区自新石器时代起，直到唐代前期，一直是全国经济文化重心，农桑发达之区。1956年7月《史念海教授情况》记载：“几年来，史先生关于《中国历史地理》的著述已写了二十万字，完成了全书的五分之一，预计1957年全部完成初稿，1960年最后定稿。以后还计划作《西安历史地理》的研究。他在研究过程中特别注意使新的研究工作能够为今天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如他在研究中发现古代黄河流域湖泊罗列，土壤肥沃，稻米和桑树的种植相当普通，也是养蚕和丝织业非常发达的地区，只是由于历代统治者只顾剥削，水利败坏，黄河流域才逐渐贫瘠起来。他认为，今天黄河流域气候和土壤条件变化是不大的，如果能普遍兴修水利，桑稻的种植面积更可大大向北扩展，黄河流域是完全可能重新成为稻米蚕桑之乡的。”1960年3月23日《西安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史念海小传》也说：“近几年来，即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根据历代的政治、经济变化的情况，从事研究和编著《中国历史地理纲要》，改变了过去（解放前）偏重于地名、疆域变迁方面的考证。这是史在学术研究中的一个跃进”。

第二，白寿彝先生对史先生的研究工作有详细的了解，知道其成果很有价值，分量也足够结集出版。
白寿彝先生解放后就开始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授，后来成为系主任。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辅仁大学历史系并入北京师范大学，毕业于辅仁大学历史系的史念海先生与白先生的关系又有了一层亲密的关系，即除了三十年代相识于北平禹贡学会，四十年代患难于重庆后方以外，现在白先生还是史先生母校历史系的掌门人。更加上解放初就任西北大学校长的侯外庐教授仍然兼职于北师大，于是侯、白二先生就在1950年夏季请史念海先生到北师大讲授《中国历史地理》课程。后来，白寿彝先生对此次讲学有过回忆，他说：“原约在两周中集中讲授，后来延长了时间，大约有一月光景。在这时期内，授课时数较多，备课任务也需较多时间，未见到他在授课外有什么活动。我到过他的宿舍两三次”。

在六十年代初期，史念海先生为全国人代代表，同时还有其他工作上的事情，故常到北京开会出差。白先生回忆说：“他（按指史念海先生）不断地到北京来。有时，他到我家来看我”。有几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次是在多年不见后的第一次再见，不记得是在1960年后的哪一年了。这时，感到他比以前显得肥胖，鼻窦炎很重，说话和呼吸都有些困难。我劝他医疗。他说医疗不见大效，发病也是一时一时的。记得他还说到行政工作要用一些时间，但历史地理还有时间搞，就是不知道自己的观点对不对”。这样，白先生不仅看到了史先生身体上的变化，而且还知道其这许多年来写了一些论文，只是在当时拿不定主意，怕达不到出版的水平。白先生说：“可以把文章集起来，送出版社看看，有不合适的地方可以听听出版社的意见”。

还有一次是1962年，“我还约史念海到师大历史系作了一个学术报告，题目是《战国至唐初太行山东经济地区的发展》。这篇讲稿，不知是否收入《河山集》（因手头现无此书可查） ”。实际上这篇论文收入了《河山集》。通过这些接触，白先生知道史念海先生最新的研究状况，知道其撰写的一些历史经济地理学论文很有水平，应该出版贡献给学术界。

第三，白先生对史念海先生所主攻的专业有深刻的认识，这主要是因为两人同出顾颉刚先生门下，在禹贡学会成为朋友后，一直相互交流，英雄相惜，很了解对方的专业，尤其白先生对历史地理学特别熟悉。师从白先生研治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瞿林东教授，早就对白先生给史先生论集起名《河山集》感兴趣，很想了解这段史坛佳话背后的秘密，曾当面向白先生询问。瞿先生说：“我认为这个命名非常好，既符合研究内容，更富有深意。有一次，我同白先生交谈，就请教白先生，问他为什么要作这个命名。白先生说：中国历史地理以研究中国的河山疆土以及它们的变化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为对象，最后又落实到祖国的河山疆土和社会发展。我听了很是感动” 。史念海先生关于历史地理学的认识，也是基本相同的，“史先生说，历史地理要考虑到自然环境对人类的影响，现在我们这个锦绣河山，以前也还是有河有山的，那么现在这个锦绣河山和以前的河山是不是一样呢，有没有变化呢？ ”

第四，还应该看到的是，《河山集》的命名与出版，反映出白寿彝先生与史念海先生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挚爱真情。当时正值建国不久，万象更新，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经过了一系列思想改造运动，很想大展鸿图，用自己的成果来报效祖国。据王毓瑚先生回忆，“那个时代，有好几个搞历史的人都出了论文集，吴晗之外，象白寿彝、侯仁之等人都出了，好象是一时的风气” 。

瞿林东先生对这方面有细致的分析，我是深表赞同的。他说：“我以为有必要进一步说明，白先生把史先生的论集命名为《河山集》，是有深刻的学术思想渊源和爱国主义精神基础的”。“史学家研究祖国的历史，包括祖国的历史地理，不仅仅是一门学问，一门科学，同时也是史学家对祖国的一种天职，一种挚爱。我至今都还时时在想：‘河山’二字，有多重分量？这是无法比拟，无法估量的。一个史学家能自觉地意识到其中的分量和价值，并鲜明地把它概括出来，可以说是理性的升华与情感的升华交织在一起，成为优秀史学家所特有的一种精神境界。白、史二位先生，真可谓人生中的挚友，学术上的知已”。“可见，白先生对祖国河山的挚爱之情是始终不渝的，这在他的学术生涯中有突出的反映，他把史先生的论集命名为《河山集》，而且成为一个系列的传世之作的名称，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确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 。

当我们在欣赏白寿彝与史念海两位先生心心相印，成就《河山集》一段史坛美谈之时，仍不应忘记，正是《河山集》这个名字及其集中一篇《论诸葛亮的攻守策略》的论文，使史念海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中蒙受了极大冤屈。

1942年，史念海先生至重庆任国立编译馆副编审以后三四年时间，生活相对安定，重回治学环境，有师友的指导和帮助，在学术上很有成绩。其恩师顾颉刚先生说：“史念海所进的是该馆的史地组，他在里边着实读了几年书，《中国的运河》就是在那时著成的。同时，替我编了几期《文史杂志》” 。1945年7月，史念海先生完成了一篇论文，名字叫做《论诸葛亮的攻守策略》，顾颉刚先生读后认为很好，于是收入《文史杂志》第六卷第二期。

其后顾颉刚先生回到苏州，重新编印《文史杂志》，据史先生回忆，“颉刚先生还为之写了一篇《复刊词》。当时不知哪一位先生协助颉刚先生编辑，仍由第六卷编起，不仅此也，竟然又把不佞这篇拙作编了进去，显得十分奇突”。即史先生的《论诸葛亮的攻守策略》又一次编在了《文史杂志》刊物之上。这一点连史先生也感到意外。

到了1963年出版《山河集》时，史念海先生因为这篇论文是经过其特别尊敬的恩师顾颉刚先生审阅过的，很为珍念，就把它也收录入《河山集》，作为最后一篇。

这本是平常的事情，但是到文化大革命时，却平地起了风浪，为史先生惹起祸端。首先，一些人认为，史先生的《论诸葛亮的攻守策略》论述的是诸葛亮由蜀北伐的战略，是一篇古为今用的具有策论性质的论文。解放前的形势是国民党政府位居南方，史先生这篇论文正是为国民党由南向北进军献计献策的。其次，1963年时，国民党退守台湾岛，史先生出版的论文集却叫《河山集》，还收录有那篇论文，则其论文集正有“还我河山”之深意。

对史念海先生《河山集》名称与论文《论诸葛亮的攻守策略》论文内容的曲解，使史先生在文革中蒙受了不白之冤。史先生回忆说：“正当我要继续探讨祖国河山历史面貌之时，发生了所谓‘文化大革命’。我身为教授当然是俗话所说：‘在劫难逃’。连《河山集》这个书名都成了我的罪行之一，硬说‘河山者，还我河山’之谓也，由此断定我想复辟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佞被当作牛鬼蛇神，据说罪案甚多，因而关押在‘牛棚’之中。这篇文章（即指《论诸葛亮的攻守策略》）竟成了一种罪案的把柄。仅是这篇文章就构成了三宗大罪：一宗是一九四五年抗战初获胜利，蒋介石由峨眉山上下来，伸手摘取桃子，这篇文章是要提醒他北上进攻，并指明进攻的道路。二宗是同一篇文章继续在苏州印出，当时蒋介石已返回南京，还要他由秦岭北攻。三是蒋介石逃往台湾之后，一九六三年企图反攻大陆，又把这篇文章印出，是在为之摇旗呐喊。为了这三条罪案，纠缠了许久时间 ”。

《论诸葛亮的攻守策略》是一篇纯学术的论文，《河山集》的名称又是亦师亦友的白寿彝先生给取的，白先生曾经接受调查，在1956年10月10日、1967年6月16日与1968年1月17日三次写了书面材料，详细说明了史先生《河山集》论集的出版过程及命名原委，这才稍微缓解了这件事对史先生的影响。

一篇学术论文，能够让人产生如此联想，足以说明它的内容很精彩，具有了永恒的价值。而对《河山集》名称的曲解，不仅无法降低其学术性与思想性，却更增加了这一史坛佳话的传奇色彩，显示出史念海与白寿彝两位先生在学术活动中具有了一种“指点河山，激扬文字”的侠义豪情，这不是一般的知识分子所能够拥有的。

三、八九十年代合作《中国通史》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科技文化事业重新走向正轨。老一辈史学家获得了科学研究的第二个春天，于是相互鼓励，多方支持，自己产出或合作完成重大的科研成果，成为他们学术活动与交往的主旋律。

1980年，史念海先生的《河山集》二集编辑好以后，请白寿彝先生赐序。这是史先生的论文集第一次请人写序，请的是白先生，可见史先生把白先生当作自己学术上的知音，引以为荣。

白先生在此序言中对史先生的工作及《河山集》二集进行了评价：“念海同志治历史地理学，快有半个世纪了，早已成绩硕实，卓然名家。……他在原来务求坚实的学风的基础上，于利用文献之外，进行了大量的野外考察，订正了文献上的讹误，补充了文献上的疏漏，探索了历史上自然环境的变化及其影响，并认为‘应该使这些变化和影响成为当前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根据。’”“这是近年出版物中难得的一本好书。它提醒我们在历史工作中应该注意到地理条件的重要性”。作为一个史学史大家，白先生的评价真是一言九鼎，《河山集》二集确是史先生的扛鼎之作，是开创了文献考证与实地考察相结合这个历史地理学基本方法的奠基之作。同时，白先生在《序》中还表达了老一辈史学工作者，“老骥伏枥，壮心不已”的雄心壮志：“我谨祝贺作者的成就，并顺祝作者和同年辈的史学界同志们健康长寿，多出些成果，多帮助下一代的成长，多为祖国的建设事业作出贡献。”

1982年初冬，史念海先生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白寿彝先生指派武怀文先生前往饭店采访史先生，后以《史念海教授访问记》为题，刊登于白先生主编的《史学史研究》1983年第一期上。这是《史学史资料》改为正式定期刊物《史学史研究》以后，进行当代史学家访谈较早的一个，可见白先生对史先生的欣赏。

20世纪八十年代，史先生承担了多项国家科研课题，加上又成为陕西师范大学副校长、全国政协委员，故常去北京，每次都要去拜访老朋友白寿彝先生。我的日记上清楚地记着，1987年我初入史门的第一堂课中，史先生谈到的白先生勤奋治学和两位先生的交往故事。

史先生说：我与北京师范大学的白寿彝教授是老相识，基本上半年能见上一面，每次见面不象别人那样拿烟酒作礼品，而是拿自己的论著才行，接下来还要汇报自己的论著观点的形成过程。白先生勤奋刻苦，加上才识过人，28岁就出专著《中国交通史》，33岁评上教授。近几年是基本上每年都出版一本书，真令人惊奇，这也对我造成极大的压力和激励 。我捧着白先生的论著，汇报自己的工作，如果白先生点头说还不错，我就如释重负，心里感到特别踏实。有时事务工作太多，我写的东西太少，白先生也不明说不满意，只说我的年龄比你还大呢，还是抓紧时间多搞科研为好。这更使我觉得惭愧，倒不是感到对不起自己，而是感到特别对不起对我有所期盼的朋友。

白寿彝先生对朋友的帮助，不仅在直接的督促和交流上，而且表现在勤奋精神的感召上。史先生说：早几天去白先生家，在电话里听白夫人说，白先生近一段工作太忙，身体状况不好，可还是夜以继日，不愿意休息，更不用说出去疗养了。家人谁劝也不听，史先生这个好朋友来，一定请劝一下，说不定有些用途。谁知见面后，史先生刚说了一句：白先生，你年龄大了，身体还是要好好保重的。白先生哈哈大笔，马上接口说：现在我不是很好吗！正因为年龄不饶人，我们才不能原谅自己啊！于是史先生下面想说的要多休养、多锻炼的话都不敢说出来了。

白寿彝先生还积极促成史念海先生学术环境的改善，八十年代中期史先生的女儿史先智能够调到史先生身边工作，可以从生活与学术上照顾史先生，这件事还是白寿彝先生大力帮助下办成的。这也是史先生的子女们念念不忘的。八十年代初期，国家为解决高龄知识分子的生活问题专门发文，那些身边没有子女的高级知识分子可以调来一个。史先生于是申请把二女儿史先智调到身边，可报告打上去了二三年也没有动静。一天，白寿彝先生打来电话，祝贺史先生调动女儿成功，说今后的科研可无后顾之忧了。史先生被这话说愣了，回答说：先智现在还在原单位上班呢，白先生说的事我们根本不知道。后来一打听，原来学校已经把报告上报陕西省教工委，可又马上打电话说，此事暂不办理，于是就拖在那里。而学校为了宣传，又把这事报到教育部，教育部作为典型材料写进了工作报告。白寿彝先生作为人大代表听了报告后才向史先生祝贺的，谁知竟是没有落实的事情。白先生知道了事情原委后，马上在人代会上向上反映，当时的副总理荣毅仁先生亲自向白先生了解情况，并批示让教育部尽快落实。不几天，学校就办好了史先智的调动手续。

白寿彝先生对史先生的论文特别欣赏，有时候就把史先生的论文刊登于自己主编的刊物上。从1980年到1990年，白先生主编的杂志上共刊登史先生的论文6篇，应该说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

白寿彝先生以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见长，在学术交流上常希望史先生研究一下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渊源、形成与发展问题。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史先生听从白先生的这个建议，专门给学生开设了“中国历史地理学史与理论”的课程，写出了几篇论文。史先生常说这是白先生给他的命题作文，晚年著文回忆说：“寿彝对我的学术研究也是不遗余力在关怀着，应该说我写的一些文章，是在寿彝的关怀和督催之下写成的。我是从事历史地理研究工作的，寿彝总希望我能写出这门学科的渊源和发展，在寿彝教授的关怀下，我就写了一篇《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渊源与发展》，寿彝以之发表于《史学史研究》。我以为就算是交卷了事。后来才领会到这次自以为交卷，其实只是交了一份白卷。寿彝的意见是要我写一本史学史那样的历史地理学史，而不是一篇较为泛论的文章。这样的任务很不轻松，不是短时期所能完成的。我曾草拟了一份大纲请寿彝指正，受到了夸奖，可是还说不上着笔。我在教学中，曾经开讲这门课程，而且还不只讲过一讲，可是都没有讲稿，课讲完了，也就没有下文了。我每次和寿彝见面，都担心无法交代，可是寿彝都并未忘却。这样就变成一笔账，什么时候才能还得清呢” 。史先生晚年写过五六篇历史地理学渊源与发展方面的论文，似乎都缘于白先生这方面的提议。

在白寿彝先生八十华诞到来之前，史念海先生早已写好论文以示祝贺。1988年12月21日，史先生给瞿林东先生的信中说：“寿彝先生八旬华诞在即，撰文祝寿，不敢延缓。寿彝先生多年来期望海（按此为史念海先生谦称——引者）能于历史地理学方面从事工作，一再因循，迄今未能应命。今试撰一篇以《唐代的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为题的文章，虽去历史地理学史尚远，亦聊以塞。谨随函奉上，祝寿彝先生大寿。”此文后来发表于白寿彝先生主编的《史学史研究》1989年2期，在“祝贺白寿彝先生八十华诞专栏”之中。

1999年白寿彝先生九十华诞之时，其总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全部出版，北京师范大学专门召开了“祝贺白寿彝教授从事学术活动七十周年暨多卷本《中国通史》全部出版大会”。史先生因事当时没能亲自参加，但其以《论长安城的营建规模》为题专门撰写了论文，恭贺白先生九十华诞；同时，还特别撰有回忆性文章，题目就叫做《风雨春秋，亦师亦友——祝贺白寿彝教授九十华诞》，写出了与白先生六十余年交往的细节和感受，认为白先生与自己是亦师亦友的关系。87岁高龄的史念海先生回忆其90岁高龄的师友白寿彝先生，字里行间渗透出的真情令人感动。在中国现代史学界，这样的事情能有多少呢。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最能代表史念海先生与白寿彝先生学友紧密关系的是史先生帮助白先生完成其总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1996年12月12日，白寿彝先生在本书第六卷的《题记》中写道：“我和念海、光崇都是八十岁上下的高龄了，这次学术上的合作，十分珍贵。我和念海相识六十年，更别有一番历史上的意义”。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白寿彝先生开始计划编著《中国通史》，1980年6月，完成了《中国通史纲要》，约30万字，同年十一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多卷本《中国通史》也在1979年开始工作，当年10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国通史》第一次编写会议，来自全国各地的30多个专家参加了会议，说明了编写体例，进行了初步分工。至1999年共历时20年，这部由白寿彝先生任总主编的集百余位专家学者编纂，共12卷22册，一千四万余万字的《中国通史》终于全部出版。本书的出版是中国传统通史文化建设上的一项新成就，被称作20世纪中国史学的压轴之作，也得到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同志的高度评价。

史念海先生在白寿彝先生主持完成多卷本《中国通史》的工作中，贡献很大。我觉得主要表现在以下四点：

首先，史念海先生是第六卷《中古时代•隋唐时期》的分卷主编之一，为组织编撰本卷进行了很多组织工作。众所周知，大型合作课题中最难的是组织工作。由于重大成果出版周期长，合编的书在很多单位又不算成果，对大家晋升职称没有帮助，故不少人不太愿意参加，而白先生却要求编著者必须是素有研究的副教授以上的科研人员。史先生把白先生的工作当作第一位工作来做，认真选择编撰人员，有些甚至三顾茅庐才请出来，最后终于按白先生的要求，按时保证质量地完成了任务。

其次，1984年4月，史念海先生在西安主持召开了隋唐史卷的具体编撰研讨会。总主编白寿彝先生亲来主持，分卷主编史念海先生与陈光崇先生及部分编写人员参加了会议。经过充分讨论，修订和确定了编写大纲，原则上进行了分工。由史先生负责序说、综述和典志部分的主编，陈光崇先生负责传记部分的主编。这次会议全面推动了本卷的编写工作，具有奠基之功。而会议在西安的召开主要是史念海先生筹办组织的，充分体现了史先生对白先生《中国通史》编纂工作无私的支持和帮助。会议期间，白寿彝先生还应史先生之邀，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同学们作了一次学术演讲，报告的题目是《关于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几个问题》。

第三，史先生在认真编审第六卷的文稿以外，还亲自动手为第六卷《隋唐时期》编写了序说部分的第一章、第四章；综述部分的第二章、第三章、第十章的第三节；典志部分的第一章、第七章、第八章。史先生为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所所长，中国唐史学会名誉会长，是唐史研究权威，其亲自编写文稿，保证了学术质量。作为分册主编的史先生很认真负责，其对每一章节的文稿都能认真审定，据说因为质量没有达到标准，史先生作废过本卷两章的文稿，另请专家重新撰写。

第四，为总主编推荐了斯维至先生，作为第三卷的主编之一。斯先生是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教授，对商周史有深入研究。同时，史先生还为第三卷撰写了文稿，即本卷丙编第二章。

在繁忙的科研工作中，史念海先生把白寿彝先生交给的任务放在第一位，为其主编的《中国通史》组织人力，审阅稿件，召集会议，甚至撰写大量的文稿，在这一浩大学术工程中贡献不小，而这都缘于史先生对白先生的敬重和友情。

四、六十五年学侣共进给我们的启迪

综观史念海先生与白寿彝先生六十五年的学术交往，可以看出这种朋友关系给双方学术、工作与生活上都带来了极大益处，达到了学侣共进的目的。

第一，在人生的每一个关键阶段，两位先生都能相互关照，共渡难关，一步步走向成功。在日军侵略国破家亡的困难时刻，他俩到大后方，患难与共，坚持治学；解放后的思想改造过程中，能相互交流，共同跟上时代的脚步；在文革受到迫害时，相互呵护，在给对方的调查信中实事求是地写明事实，消弥不良影响；在重获治学第二春时，更相互激励壮心不已，合作共进，在各自领域内开创出一片新天地。

第二，在学术上相互支持，白先生让史先生研究中国历史地理学史，而史先生不遗余力地帮助白先生编撰完成举世闻名的重大成果多卷本《中国通史》。

第三，白先生为《河山集》的命名，给史先生学以致用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增辉添彩，史先生常常感叹：知我者，白寿彝先生也。因此，史先生引白先生为知己，只要提起白先生，总是赞不绝口，尊敬有加。士为知己者死，而白先生的知遇给史先生学术增添有巨大的动力和勇气。

第四，在工作和生活上，两位先生能相互支持，共同进步。白先生说：“在1964年底或1965年初，史念海又来北京开会，不知他是参加全国政协会或全国人代会。他又找我，打听师大历史系是否在进行教改，教改是怎么作的。这时，师大已在搞‘四清’，对外尚未公开，而我也是刚从外地回到北京来开会，就对他说：我刚回来，还不了解情况，师大大概还没有什么改革。他给我谈了谈他所知道的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改的情况。说他们自己的历史系也还不知应怎样进行教改” 。这种工作上的交流是经常的，它可以保证治学的方向性与生活上的心理安定。

史先生与白先生的学友关系对其事业成功起到了巨大作用，而两位先生并不以“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而是持有好朋友多多益善的态度。就史念海先生而言，给他学术上支持和帮助的朋友很多，以帮助《河山集》写序为例，第一集无别人之序，第二集是白寿彝先生，三四五六七集分别是杨向奎、谭其骧、周立三、胡厚宣、何兹全教授赐序。这不仅为《河山集》增辉，也可见史先生与各位先生的学友情谊。
杨向奎先生是史先生在禹贡学会相识的朋友，在重庆史先生意外受伤，师母嫌医院血库之血不干净之时，杨向奎先生毫不犹豫地伸出胳膀，把自己的鲜血贡献出来。从此，史先生与杨先生成为了血肉交融的朋友。杨向奎先生在《河山集•三集•序》中评价史先生说：“史念海教授，奇男子也，平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年逾古稀，尚跋涉不已，问以‘不亦劳乎，耄耋而忙于征途！’则以为‘活动，活动，欲活则必动’。盖至理名言，而结合史公专业，非闭门读书者所能达”。

谭其骧先生之于史先生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他是史先生的大学代课老师，并把史先生带入禹贡学会，后来两人终身从事历史地理学研究，各有成就，有人称作“南谭北史”。谭先生对史先生的认识最清晰，评价也最切合。《河山集•四集•谭其骧教授序》说：“筱苏治历史地理之学已经历半个世纪以上。早岁即以淹贯经史群籍，覃见卓识，著称当世。近三四十年来，既掌握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又能广泛运用考古文物方面的新发现与史料相印证。70年代起，更以花甲之年，对黄河中下游，以及淮河下游、太湖周围，作了10年以上有目的的深入而细致的实地考察。治学方法的突破前规使《河山集》的风貌跟着显著改变。初集所收论文，基本上还和包括我在内的一般老历史地理学工作者一样，都是用历史文献写成的。从第二集起，就一变而为一部全是用历史资料（包括文献与遗址遗物）与实地调查考察密切相结合的研究成果。这就使中国的历史地理学开辟了一个新的阶段，其意义之重大，可不言而喻。”史先生的学术有三大发展阶段，一是早期的纯文献考证的沿革地理学时代，二是结合考古文物与文献进行考证的新中国初期的发展，以《河山集》为代表作，三是除文献考证、史址印证外，又加上实地勘察的方法，走出了书斋，开创了一个新阶段，以《河山集》二集与四集为代表作。

除为《河山集》作序者外，农史专家王毓瑚与辛树帜、经济史专家傅筑夫、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考古学家石兴邦、西北民族史专家李文实等都是史先生学术上的朋友。王毓瑚先生也是在那次意外事件中为史先生输过血的人，而且后来史、王两家结成儿女亲家，朋友关系演化成亲戚，更见真情。

史念海先生与白寿彝先生在学术上著作等身，同时又事业成功，为各自学校留下了丰厚的学术遗产。史先生长期在陕西师范大学工作，其创办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唯一的定期刊物，享誉中外；其创建的中国历史地理学科是全国重点学科，所在的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白先生长期在北京师范大学工作，其创办的《史学史研究》，是中国史学史专业唯一的定期刊物，学界钟爱；其创建的史学史和史学理论学科是全国重点学科，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也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两位先生在事业上的伟大成就，同样也与众多学届朋友的支持与帮助密切相关。

我们还应该看到，两位先生六十五年学侣共进的关系不是简单的一踯而就的，其历久弥新离不开客观社会大环境和两位先生的主观努力。

首先，传统中国有交友的好习惯，俗语说得好：一辈子同学三辈子亲。两位先生同入顾颉刚先生门下，顾门弟子的亲情是两人交友的根基。

其次，两位先生志同道合，机缘颇多吻合。两人年纪相差不大，不仅都是禹贡学会的骨干，而且也都参加了中国边疆学会；白先生1950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史先生1953年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197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由民主党派到共产党，两人的政治道路基本相同；白先生连任四五六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为中国史学会主席团成员，史先生也是多届全国人大和政协代表，中国史学会理事，可有许多机会共聚开会，话题也相同；白先生长期担任历史系主任，后任史学研究所所长、古籍研究所所长，创办了一个刊物，史先生也长期担任历史系主任，后为古籍研究所所长、唐史研究所所长、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也创办了一个杂志，组织上的经历也基本相似。两位先生从禹贡学会一路走来，志趣相合，道路趋同，这既是加强朋友关系的一个客观条件，实际上也是亲密朋友关系作用下的一个结果。

第三，两位先生珍惜朋友关系，倾心相赏，悉心经营，才使学友关系绵长久远。白先生十分重视“师友之益”，以为古语道的很有道理，“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与学友交，收益非浅，可以达到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效果。晚年时，白先生眼睛有疾，平时著文撰书多为口述，由助手笔录下来，但是，在给老朋友写信时，总也是不畏劳苦，亲自动笔。这样注重细节，表现了对朋友的尊重，收到这样的信也使史念海先生特别感动。即对今天的我们，仍很有教育意义，在互联网发信、聊天的现代，收到一封朋友亲笔书写的信件，是很觉温馨的。

交友是要交心的，建国以来白先生对史先生的思想变化多所关注，令史先生终生难忘。史先生晚年回忆说：“建国之初，社会上普遍重视思想工作。寿彝在这方面更是毫不含糊。寿彝和我虽然不在一个学校执教，有些重要的会议，却都能够参加。因而碰头的机会也就相应不少。参加会议是要发言的，只要寿彝在座，他对我的发言是时刻都在注意。所作的发言如果大致不错，会后是会受到寿彝的嘉奖和鼓励的。过分的嘉奖会使我感到飘飘然。如果发言欠妥，那可了不得，不仅受到寿彝的批评，而且寻根究底，详细询问近来学习的情况，对于有关事物的看法，仿佛就是没完没了。那些时候，我经常向人说过，寿彝是赏罚分明的，是不可蒙混过关的。这就使我对于任何事情都要郑重对待，不应稍事马虎的。我平生遇到两宗事情，对我都很有影响，可以说是一生享受不尽。寿彝这样的教导就是其中的一宗” 。

我常常在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北平，文化上继往开来，大学林立，名师辈出，学风开放自由，学界呈现出一个小小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当时培养出的学生，除去走向仕途者外，多成为中国20世纪学术届的栋梁，很少有次品与废品的产出。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固然有很多，但建立良好的朋友关系以共同提高，这种学侣共进的传统应该算作一个重要原因。

学友的交流与讨论常常可以闪现思想的火花，我也有亲身体会。我在硕士一年级时，每周要去西安师范学院曹尔琴教授处学习《历史政治地理》，当时是与我的学长龚胜生等一同步行前往。在这两站路上，我们对课堂上学习的资料、观点和方法大发议论，收获不少，尤其让我记忆犹新的是，龚胜生教授现在从事的历史医学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就是在那种闲谈中产生的。这让我想起香港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说的他在芝加哥大学工作的同事，有七八个后来得到了诺尔贝经济学奖，而那些得奖的学术观点，实际上多是他们在学术沙龙的交谈中迸发出来的。

从白寿彝先生编著多卷本《中国通史》来看，重大科研成果的产出不仅要持之以恒，而且要有很多的专家学者分工合作联合攻关。大家都认为中国人很聪明，也很勤奋，但为何得不了诺贝尔奖，除了体制上的深层原因，缺乏合作精神也是一因。常听人说：“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三个中国人变成了虫”，这同“三个和尚没水吃”的道理相通。在学科综合交叉，人文与自然科学交融的今天，知识爆炸，世界学术前沿的重大课题，更是要求各学科学者联合起来，各尽所能，才能有所突破。因而学友合作关系，对年青一代的学者更加重要。

亲爱的新一代史学工作者，为给我们终生奋斗的史学界贡献出重大科研成果，请继承先辈史学家学侣共进的优良传统，珍惜你的朋友吧！善待您的朋友吧！呵护您的朋友吧！朋友一定会给你带来学术、工作与生活上的福音。

仅以此文纪念史念海先生逝世五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