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新炎

认识侯仁之教授已多年，对他的学识造诣，笔者也早已心仪，但以促膝谈心的方式探寻他开创历史地理学新领域的足迹，却还是第一次，原因是他实在太忙。

震慑心灵的一瞥

1940年，侯仁之在北平燕京大学为了教学实习的需要，编写并出版了《故都胜迹辑略》一书，他在前言里写道：“尝读英国史家吉本自传，方其壮年，只身作罗马古城之游。一日傍晚，独步踟蹰于坛庙废墟间，见虔庆跣足之修道士，歌颂晚祷于罗马神堂前。一念所中，不禁有华屋丘山之感。自是乃淬砺心志，卒成《罗马帝国衰亡史》。文笔绚烂，史法谨严，为近代西方史学一大巨著，150年来无能过之者。史迹感人之深，有如斯者。”

侯仁之借着吉本的经历，间接表达了自己悉心研究北京城的同感。在他高中的最后一年，遵从父亲的意愿，从山东转学到北平东郊的通州潞河中学。这是他第一次出远门，火车在奔驰前进，从车窗中望去，博大的原野，平坦浩荡，一望无际。这使他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可是车到黄土坡站附近，忽然看到一列如黛的西山平地崛起，他预感到大平原就要来到尽头了。果然列车转过丰台，终于停在了北京前门东车站。时近傍晚，随着人群一出车站，忽然迎面而来的正阳门把他一下子震慑住了：浑厚高大的城墙、巍峨壮观的城楼，傲然屹立在眼前。侯仁之不禁停住了脚步，凝视着这古老而又雄伟的建筑，对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一种难以言喻的感情油然而生。从此，他和北京城结下了不解之缘。以后若干年内，他对北京城起源和演变所进行的探索和研究，在他的心田里播下了情根意种。

我等于是上了两个大学

1932年夏，因仰慕顾颉刚教授的学识，侯仁之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燕京大学奖学金，投师于顾教授门下。

“在燕京大学我等于是上了两个大学：一个是正规的六日制大学——就是燕京大学；还有一个一日制的大学——我叫他‘圆明园大学’”，侯仁之接着讲了他所谓的“圆明园大学”给他带来的意外收获。

燕京大学被称做“贵族学校”，每缝周末或假期，学生多有各种各样的社交活动。侯仁之既没有钱，也没有闲情逸趣去追逐时髦，他有自己的乐趣——到学校邻近的圆明园踏荒。那时圆明园一片荒凉，狐兔出没。去的次数多了，这座惨遭帝国主义野蛮破坏的皇家园，不仅激发了侯仁之的爱国热情，还引起了他的一些疑问：为什么会在这里建造圆明园?这里有什么特殊的条件?听说燕京大学校园原来也是附属于圆明园的一部分，那么校园以西的西苑又是怎么个来历呢?整个校园所在的海淀镇附近一带的江南风光又是怎样开发起来的呢?于是他开始注意圆明圆流水的来龙去脉。“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圆明园的一脉水源不仅把侯仁之的注意力引向西山，而且还把他的视野引向一个更高的学术探讨的境界。

侯仁之多次利用周末沿着圆明园的流水溯源而上，踏勘了颐和园的昆明湖，又一直追溯到玉泉山“天下第一泉”的上游。在那里他看到有一道长墙从玉泉山麓一直伸向西山脚下，爬上墙去一看，原来是引水石槽砌在上面。由此，他追溯水源直到卧佛寺附近的樱桃沟和香山碧云寺。以此为起点，侯仁之在实地考察中终于弄清楚了海淀一带园林水道的开发过程。此后他又把考察范围扩展到北京城的西南郊，踏勘了金朝中都城残存的城墙。从大量的实地考察中，侯仁之终于认识到北京城址的转移与河流水道变迁的关系。

“最受益的还是我自己”

1936年夏，侯仁之大学毕业后留在燕京大学作研究生，兼任顾颉刚教授的助教。恰巧顾教授新开了一门“古迹古物调查实习”课，每隔两三个星期就要带学生去城里或郊外实地考察，事先他都要侯仁之结合实习地点参考有关图书，写一份材料，印发给每个学生。侯仁之回忆说：“这些简单的来自书本的材料，虽然对学生了解考察对象也有一些帮助，但是最受益的还是我自己。这不仅使我有个练习写作的机会，而且更有益于我进行现场印证”。当时顾颉刚教授还曾利用春假期间带领学生去外地考察，侯仁之负责组织工作。因此他进一步扩大了视野，并且还注意收集第一手资料，写成研究心得和论文。例如，他第一次发表在学术刊物《燕京学报》上的“明代宣大山西三镇马市考”，就是此上宣化等地考察的成果之一。

假如说侯仁之最初对北京及其附近地区的考察和研究，还停留在专题探索的阶段，那么一次偶然的机会却促使他不得不把这些专题探索系统化。侯仁之满怀深情地说：“给我提供这个机会的是我当时另一位老师洪业(煨莲)教授，在科学的写作方法上我得益于他的教导是很多的。”1940年，侯仁之在洪业教授的指导下获得了硕士学位。

更上一层楼

还在1938年的春天，正是一个风光明媚的早上，洪业教授把侯仁之叫到自己的书房里，开口一句话就说：“择校不如投师，投师要投名师。”侯仁之听了有些茫然，还没有来得及说什么，洪教授接着又讲了下去，他说：原来英国利物浦大学有一位著名的地理学教授，对中国十分友好，名叫罗士培，洪教授准备送侯仁之前去。后来因欧战爆发，直到大战结束后才得成行。可是当侯仁之到达英国时，罗士培教授已年老退休，接替他的是当时英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达贝教授。达贝教授所讲授的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侯仁之出国以前所了解的大不相同。在国内，传统的沿革地理，以研究疆域和政区的变迁为主，也叫做历史地理。而达贝教授所讲的历史地理，却是以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演变为主。严格地说，疆域政区变迁的研究，仍属于历史学的范畴，而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变化的研究，才属于历史地理学的范畴。侯仁之说：“达贝教授所倡导的关于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以及他对英国历史地理的研究方法，是我在英国留学的最大收获。”1949年7月，他在利物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当时北平已经解放，侯仁之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作为留英同学回国，投身于祖国的建设事业。回到北京后的第三天，他十分荣幸地赶上了参加在天安门前举行的开国大典。侯仁之重返燕京大学任教后，又被北京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梁思成教授聘请为该委员会的委员，并请他到清华大学建筑系兼课，主讲中国历代都城的规划建设。从此，侯仁之开始把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与首都的建设任务结合了起来，在学术思想上有了新的飞跃，从而把历史地理学的理论研究，提升到一个新高度，为开拓我国具有特色的历史地理学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30多年来，侯仁之教授对北京城的研究开创了城市历史地理为城市规划服务的新方向，特别是为首都的城市建设提供了必要的科学论据，从而得到了有关单位和专家学者们的高度评价。例如有位中央部门的城市规划专家就曾着重指出侯仁之教授对北京城历史地理的研究成果，“是迄今研究北京的最佳论著，学术价值已超越了地理科学的范围……成为首都建设、发展制订有关方针、政策、方案的重要参考。”可是侯仁之教授本人却经常对他的学生和青年同事说：“我对北京城历史地理的研究，还只是进行了一些基本规律的探讨，初步复原了它的发展过程的基本轮廓，有如建立起一个骨架，而大量有血有肉的内容，还有待同志们去掘、去充实。同时也要注意回过头来随时补充或更正我过去论断不足或错误的地方。这样才能不断赋予这项研究以新的生命，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为首都的城市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柳暗花明又一村

1958年秋，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教授根据中央的决策，号召地理工作者向沙漠进军。个人要不要投身到这项工作中去呢?侯仁之是经过了一番思想斗争的。科学家不是万能的，从事一项科学研究，往往要专心致志地穷尽毕生精力，才能有所建树。侯仁之经过了多年的努力研究历史地理，已经有了坚实的基础，而沙漠历史地理的研究对他来说却是陌生的。因此这个新课题不仅对侯仁之的专业知识是一次考验，对他的世界观也是一次挑战。侯仁之教授之所以更加坚定地深入沙区，还和周恩来总理的一次指示分不开的。他在《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这部论文集的自序中写道：“当时，中央有关部门决定从黄河河套的西北隅，开渠引水深入乌兰布和沙漠，进行灌溉。当开挖渠道时，发现了一些古代的墓群。对于这样一件看来与整个水利工程并无直接关系的偶然发现，周恩来同志也没有轻易放过，而是亲笔作了批示说，一定要查明这些墓群究竟是什么时代的，为什么要埋到沙漠里来。正是周恩来同志的这个批示，才为我打开了深入沙漠进行历史地理考察的大门。”

从1960年到1964年，侯仁之主要利用暑假带领几位青年同志深入西北炎热、干燥、绝大部分都是荒无人烟的宁夏河东山区、鄂尔多斯的毛乌素沙带，以及内蒙古西部的乌兰布和沙漠。他们在茫茫沙海中，发现了大量古代人类活动的遗迹遗物，包括不同时代的大小古城废墟和古墓群。有的古城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虽然早已废弃，至今却依然屹立在那里，只是已被流沙包围。例如，公元5世纪初，兴起于鄂尔多斯高原上的“夏国”的统治者赫连勃勃创建的国都统万城，就是很突出的一个。侯仁之教授曾以动人的传神之笔描绘了考察时目睹的情景：“史书记载说，统万城的建造，曾使赫连勃勃统治下的汉族和少数民族付出了十万人口的劳役，并有数千工役匠人惨遭杀戮。现在这座凝结了十万劳动人民的鲜血和生命的巨大建筑的残余部分，经历了1500多年的风霜，依然屹立在一望无际的茫茫沙海中，迎着强烈的日照，发射出耀眼的光芒。特别是它西北隅的一座高24米的敌楼，在10公里外，越过波浪般的沙丘，就可以远远望见它那雄伟的造型，正好像一座巍峨的纪念碑，不是用文字，而是用形象，写下了历史上劳动人民艰苦卓绝的创造，同时，也揭露了反动统治者的残酷和暴虐。”

统万城的发现不始于侯仁之，从清朝后期直到解放前后，都有人去那里考察过，并确认它就是历史记载上的统万城。但是，人们却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恰恰就是侯仁之教授提出来的：“统万城初建的时候，这一带的自然环境究竟是什么样子?如果也像现在一样到处都是滚滚流沙，赫连勃勃为什么要把他的都城建造在这样一个地方?反之，如果建城之初这里并不是沙漠，那么它又是在什么时候才开始变成沙漠的?这些流沙又是从哪里来的?”他把现场的考察和收集到的文献资料相互印证，指出这个目前已杳无人烟的地方，在统万城建立时，附近一带非但没有流沙的踪影，而且还是一片“水草丰美、景物宜人的好地方”，这充分说明了地理环境前后的变迁。除去统万城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大小古城已被流沙包围或湮没，过去也曾有人面对其中的几个遗址废墟发过感慨，但从来没有人抓住过“环境变迁”这个本质问题。而侯仁之教授正是从这个问题出发，对我国西北一些沙漠地区在历史时期的演变过程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并着重指出，主要是人类不合理的土地利用导致了这里的沙漠化。这项研究的成果不仅具有学术上价值，也为改造大西北部分干旱地区提供了基本的参考资料。60年代初，在国家科委的领导下，曾拟订了沙漠历史地理考察的十年规划，可惜由于“文革”的十年动乱而被中断。直到1978年，侯仁之教授才得又一次深入西北沙漠，这时他已是接近古稀之年了。其后随着祖国实行开放政策，中外学术文化的交流也活跃起来了。1980年以来，侯仁之教授四次出国讲学，一次出席外国的会议。1984年7月，他的母校利物浦大学为了他在学术上的卓越成就，授予他以荣誉科学博士学位。

宋代爱国诗人陆游曾经说过：“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或许这也正合描述侯仁之在学术上，生活中的真实感。正是由于他决心走出小书房，跳出繁锁考证的旧轨道，坚持在实地考察中探索前进，终于开拓了我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新领域。同时，也使自己的世界观不断得到改造，这就是侯仁之教授在学术上、生活中不断前进的足迹。

简历与生平

1911年12月6日，生于河北省枣强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度过中学最后一年。

1932年—1936年，考取燕京大学历史系，并获得奖学金入学，本科四年学习期间，先后在学贯中西的洪业（煨莲）教授极为严格的治学方法训练下，以及在积极开拓中国沿革地理广阔领域的顾颉刚教授的启发下，开始了学术研究的新领域，获得了文学士学位。

1937年，应新兼任历史系主任顾颉刚之命，留校为研究生兼助教；因“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相继沦陷，顾颉刚被迫离校南下，就转为煨莲的研究生。这时的学术思想已向历史时期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发展。

1941年12月，日美太平洋大战爆发，燕京大学遭到日寇查封，这时在燕大任教并兼任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副主席，因此遭日寇宪兵逮捕，因“以心传心，抗日反日”的罪名，被日寇军事法庭判处徒刑一年，缓刑三年，取保开释，直到抗日战争胜利。

1946年夏，前往利物浦大学地理系学习，并获得博士学位。有幸的是新任地理系主任H.C.Darby(达比或德贝)教授，正是当代历史地理学的奠基人之一，在他的理论和方法指导下，才得以进入北京历史地理研究的新领域。因为人类生活的地理环境处在经常不断的变化之中，今天的地理，明天即成为历史地理。我国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疆域变迁和行政沿革史的研究，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将具有广阔的前途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1949年，正值新中国开国大典，回到国内，在燕京大学任教，开设“中国历史地理”，并撰写了“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一文，发表在《新建设》杂志上。这期间，又应梁思成教授之约，到清华大学营建系兼课，讲授“市镇地理基础”，兼任北京都市委员会委员。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篇研究论文是“北京海淀附近的地形、水道与聚落”。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燕京大学与北京大学合并，合并后的北京大学迁到燕园，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教务长兼地质地理系主任。教学行政工作和社会兼职与日俱增，从《地理学报》编委会主任、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一直到北京市人民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等等。

1957年夏，由中央教育部派遣，出席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大学主持召开的“今日的大学”国际讨论会。

1960年—1964年，连年带领北大历史地理研究组，深入沙区考察我国历史时期沙漠地区自然环境的变化，探索历史地理的新方向。

1980年—1996年，文革以后，十次出国，主要是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和文化交流。担任过客座教授、住校访问学者、国际地理学会学术思想史专业委员会成员。主要在美国、加拿大、西班牙、荷兰等国，介绍中国地理学史的专题研究和中国古代地理学家的卓越成就；做过关于北京城市历史地理和城市规划以及中国西北沙区历史地理考察的学术讲演等等。

1984年4月，以全国政协委员的名义提案，首次建议将北京周口店中国猿人遗址、八达岭万里长城和故宫博物院，作为我国文化和自然遗产列入保护公约，三位委员联合签名，终于得到了政府的批准。目前，列入该项保护公约的遗产已经大大地增加了。

1996年5月，出席美国克莱门特，麦基纳学院的国际讨论会，演讲题目“燕京大学的经验与中国高等教育”，这是他走上学术研究道路之门。同时还兼任过燕京研究院院长，还经常不断地献身科普读物的写作。

1997年，获得何梁何利科学与进步奖。

主要著作目录

《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主编），科学出版社，1962年。

《历史上的北京城》，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年第1版，1980年第2版。

《步芳集》，北京出版社，1962年第1版，1981年新版。

《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版，1982年再版。

《北京历史地图集》（主编），北京出版社，1987年第一集，1995年第二集。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建设》，文物出版社，1987年。

“历史地理学概述”，《百科知识》，1988年第3期。

《侯仁之燕园问学集》，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

《历史地理学四论》，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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