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理学的巨擘——记环境学院侯仁之院士

认识侯先生是在1999年冬天的一个夜里。那晚狮子座流星雨大爆发，为寻找开阔地观看，我来到未名湖南岸，在慈济寺遗址旁，看到了一位拄杖的老人，静静地仰望星空。我们作伴观看，他说他是侯仁之。

深夜一点多了，88岁的侯先生兴致不减，为阵阵划过的流星叫好，这一幕深深地感染了我。

流星划过的间隙，侯先生指着遗址前的空地说：“1935年，一二九运动前的一个晚上，我们燕京大学的学生就在这里集会。”那年，侯仁之24岁。

侯先生已在燕园度过了67个春秋，无数个夜晚，无数颗流星划过。而在燕园的学术星空，侯先生更像一颗恒星。

一  胸怀天下

一个学者的成长，总是打上时代的印记。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侯仁之在通州潞河中学度过了最后一年。

毕业前夕，校长陈昌佑找到侯仁之，问他有什么打算。多少年后，侯仁之仍清晰地记得当时的对话。

“我想回我的原籍教小学。”

“为什么教小学？”

“到群众中去，到民间去，回原籍教小学，宣传抗日。”

“你父亲让你学医啊。”

“我对学医没兴趣。”

“你对什么有兴趣？”

这把侯仁之问住了，他愣了一下，说：“我在《中学生》上看到顾颉刚的文章，受到启迪，才这么决定的。”

顾颉刚的那篇文章是《敬告今日青年》，刊登在1932年1月的《中学生》杂志上。为了这篇文章，侯仁之从通县潞河中学步行到北京的开明书店，来回走了100里路，买了回去。文章说，抗日不能停留在口头，要唤醒人民群众，到群众中去。那时，侯仁之还不知道顾颉刚是谁。

听完讲述，校长说：“顾颉刚是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你不如考燕京大学历史系，这样更好。”谈话完毕后，侯仁之立即写信给在天津学习的弟弟硕之，征求他的意见。弟弟回信说：“学医可以为人治病，学历史可以为社会治病。例如鲁迅和郭沫若就是很好的榜样。”弟弟的话让侯仁之坚定了选择。

1932年，侯仁之考取了燕京大学，学习历史专业。1937年，顾颉刚任历史系主任，侯仁之留校为研究生，兼做顾颉刚的助理。“卢沟桥事变”后，北平沦陷，顾颉刚南下，侯仁之转为洪业的研究生。

在燕京大学，侯仁之受到了严格的学术训练，也踏上了终生从事的研究之路，更重要的是，这里给予了他心灵深处的影响。

在89岁的时候，侯仁之看到了1944年自己写给大学毕业班的留言，留言写道：

“在中国，一个大学毕业生的出路，似乎不成问题，但是人生的究竟，当不尽在衣食起居，而一个身受高等教育的青年，尤不应以个人的丰衣美食为满足。他应该抓住一件足以安身立命的工作，这件工作就是他的事业，就是他生活的重心。为这件工作，他可以忍饥，可以耐寒，可以吃苦，可以受折磨；而忍饥耐寒吃苦和受折磨的结果，却愈发使他觉得自己工作之可贵，可爱，可以寄托生命，这就是所谓的‘献身’，这就是中国读书人所最重视的坚忍不拔的‘士节’。一个青年能在三十岁以前抓住了他值得献身的事业，努力培养他的士节，这是他一生最大的幸福，国家和社会都要因此而蒙受他的利益。

“诸君就要离开学校了，职业也许是诸君目前最关心的问题，但是职业不过是求生的手段，而生活的重心却要在事业上奠立。愿诸君有坚定的事业，愿诸君有不拔的士节，愿诸君有光荣的献身。”

谈及此事，侯仁之说：“当时我之所以能写下这些话，一方面是因为我在自己献身的事业上，既已经历了日本侵略者的严酷考验，但更重要的是，我在心灵深处接受的我的师长所给予我的亲切教导，以及明清之际的几位学者志士如徐霞客、顾炎武和陈潢给予我心灵深处的深刻影响。”

顾炎武对侯仁之的影响很大。侯仁之认为“顾炎武是一手握笔一手执剑的人”。他说，顾炎武终生都在战斗中，为反对腐朽的晚明封建统治而战，为抵抗清兵入关而战，为捍卫自己的民族气节而战，为扫荡当时社会上虚浮颓废、脱离实际的学风而战，为追求民主和个性而战。当日军逼进北平的时候，侯仁之刚刚出版了他的硕士论文《续〈天下郡国利病书〉山东之部》。《天下郡国利病书》是顾炎武的著作。听到日军的铁蹄声，侯仁之用他拿笔的手，抄起了剑。

日本宪兵队驻西苑，燕京大学建立了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美籍教授夏仁德做主席，侯仁之做副主席。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组织把学生送到抗日根据地或大后方去。一条路线是穿过西山，直达肖克的司令部。一条路线是送学生到南方去，到成都的工业合作社，继续培养，参加抗日。

当时燕大1939年的毕业生陈絜去过延安，回到燕大，参与联系此事，陈絜不出头，侯仁之负责面上的工作。他们前后送出了三批，最后一批到了北方抗日大学。生活辅导委员会送出的燕大学生中，新中国成立后有人做了北京市副市长，有人做了驻联合国代表。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被日军占领，20余名师生被捕，侯仁之是教师中最年轻的一位。他们被押往日本宪兵队总部，关押在原北大红楼的地下室。侯仁之记得，阴森森的红楼地下室，透过窗户栏杆照进来些许日光，上面不时传来日本宪兵来回的走动声。

次年2月，关押的学生被释放了，11位教师依然被扣留。他们被送往日本军事法庭，关押在东直门内炮局三条日本陆军监狱候审。6月18日，军事法庭判侯仁之徒刑一年，缓刑三年。三年没有迁居旅行的权利，随叫随到，而且必须找人作保。燕京大学校医院的院长吴继文，在东城开了个诊所。以自己的诊所做铺保，他给侯仁之作了保人。

采访时，94岁的侯仁之回忆起那段往事：“我兼任生活辅导委员会副主席送学生参加抗日工作的事，日本人一点也不知道。从宪兵队转押到日本军事法庭的时候，有个单子，让我签字，我看见单子上我的罪名是：‘以心传心，抗日反日’，这八个字是能成罪名么？可笑极了。”说到这里，侯仁之开怀大笑。

取保出狱了，哪里去？燕大日军被占领，强行关闭了，侯仁之还要随时被传唤，他只有去天津了。侯仁之的岳父在天津，是个有名望的大夫。当晚，侯仁之到了天津岳父家，女仆人开门，楼上灯还没熄灭，侯仁之到了妻子张玮瑛的房间，蚊帐里面，妻子入睡了，旁边躺着刚刚出生4个月的女儿馥兴。张玮瑛忽然醒来，一把抓住了丈夫的手：“真的回来了？”

那一幕永久地刻在了侯仁之的脑海中。他回忆道：“我第一次看见了女儿，她静静地熟睡着，像乱世中漂泊的一叶小舟。”

出狱后，生活辅导委员会送学生参加抗战的事情被再次提起，情况危急，侯仁之想穿过封锁线到成都去躲避，就让张玮瑛从天津来北京征求恩师的意见，洪业说：“不能走，走了会连累保人的；再说，如果不走，即使再次被捕，甚至被判死刑，燕京人也会知道侯仁之是为什么而判刑的。”这种大义凛然的态度，让侯仁之震动，他相信恩师。洪业告诉他，拿起笔，做学问。

做学问也不得安宁，日本人来监视，经常有穿便衣的或穿西装的日本人上门来：“现在干什么啦？”态度时而凶暴，时而缓和。汉奸也来拉拢，邀他到敌伪的研究机构供职。后来，侯仁之找到了一个地方——天津工商学院，那是法国天主教的大学。汉奸和日本人再来问，侯仁之就以新工作做挡箭牌。这期间，侯仁之写完了《北京金水河考》和《天津聚落的起源》。

抗战胜利后，侯仁之回到了燕京大学。1946年，他被派往利物浦大学留学。一到利物浦，中国留英学生会马上找到了侯仁之。中国留英学生会原来是国民党系的学生控制的，侯仁之到之前，留学生中的共产党刚刚“夺权”。当时的学生会主席是剑桥大学的曹日昌，他是中国共产党员，一年后，因为要回国，大家推举侯仁之做主席，一向谦恭的侯仁之以不熟悉情况为由，做了副主席。

利物浦的住宿很贵。侯仁之是利物浦大学唯一住在学生宿舍的中国留学生。那是郊外的一区很漂亮的楼房，那里成了留英中国学生开年会的地方。

英国三年学业结束，新中国成立了。侯仁之异常兴奋，他是留英中国学生会副主席，忙着动员大家回来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在英国的中共组织已经为侯仁之安排好了行程，临走之前交给侯仁之一封信，让他坐船先到香港。

在香港九龙，按照信封地址，侯仁之在一个院子的大门前停了下来。大铁门关着，开着小方洞。“找谁？”侯仁之把信递了进去，里面的负责人热情接待了他。这里是新华社驻香港的机构，他们安排侯仁之坐船到了天津，转往北京。

1949年9月29日，燕京大学西门外，张玮瑛带着两个孩子来接侯仁之。女儿馥兴尚能认出爸爸，儿子方兴躲到妈妈身后去了。方兴是1946年8月4日生，第二天，侯仁之就去了英国。三年间，张玮瑛每次给侯仁之去信，要四个星期才能到英国，国内通货膨胀，邮票常常贴满了信封。新生活终于开始了。侯仁之来到北京三天正赶上开国大典，他和夏仁德教授一起去天安门广场参加了庆典游行。当晚安排他在燕京大学贝公楼礼堂给全校学生做报告讲他自己当天的热情感受。“一个大灯照着我，气氛很热烈，永远难忘啊。”侯仁之说。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轰轰烈烈的建设高潮鼓舞着侯仁之，他思考着自己的学科如何为新中国建设服务。50年代，他参加了梁思成的北京市规划小组，60年代，他参加了六省区治沙会议后，把研究伸向沙漠。

其间，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燕京大学部分学科并入北京大学，北京大学迁到燕园，侯仁之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教务长兼地质地理系主任。

正当侯仁之的学术一片坦途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批“三家村”，侯仁之被卷了进去，背负了“三家村干将”的罪名，被下放到江西鲤鱼洲。鲤鱼洲在鄱阳湖畔，是北大的五七干校。

自1969年夏天开始，58岁的侯仁之接受了两年的劳动改造。在鲤鱼洲，筑堤坝抗洪，挑砖头、背水泥盖房子，插秧、育秧，打场、割稻子，他样样都干。连队各班举行割稻子比赛，割完了才能吃饭。有一次，在烈日下割稻子，侯仁之晕倒了。年轻人先走了，没人管他。之后，侯仁之醒过来了，回到住地，别人已经吃过饭午休了。

在鲤鱼洲，身体上的折磨可以承受，精神上的折磨却是更痛苦的。侯仁之是被监视的，所有的政治生活都被排斥的。每次晚上在宿舍开政治生活会，他就得独自在外面徘徊。有时天下雨了，侯仁之就扒开稻草堆，讨个容身之洞，在里面躲雨。等看到小屋灯影晃动，散会了，他才能回来。

对待往事，侯仁之是豁达的。他后来说，被迫到鄱阳湖劳动并不一定是坏事，艰苦的生活使他的身心更加坚强了。去鲤鱼洲时，侯仁之带了个扁担过去，返京的时候，他又带了回来。他打趣地说：“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可是，那个年代，纵有妙手，又怎能著文章。1971年夏回来后，侯仁之继续劳动。

一天，他像往日一样，到草场去拔草。上面来人通知他说，回去吧，别干了。他以为那是在考验他。回到家，侯仁之开始把文革前积累的沙漠资料重新整理，开始写作。1972年，全国恢复了部分学科如文物考古等专业的学术研究，侯仁之又迎来了一个学术的春天。

“文革”后期，侯仁之恢复了工作，应邀展开了对邯郸、承德、淄博等城市的历史地理考察和写作。1978年科学大会后，他重返西北沙区考察。1980年，获选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

回忆起这段，侯仁之说：“八十年代，真是我学术生涯的大好时期，历史地理专业开始发展成长，后学渐长，又多次赴国外交流讲学，同时开始对比研究中外城市的历史地理，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一集、二集相继出版，快慰之情，溢于言表……”

二  行走天下

侯仁之对明代大地理学家徐霞客推崇备至，“情有独钟”。虽然他为这份情付出了代价——《徐霞客》这本小册子，被人别有用心地利用，让他蒙受了批斗、劳改之苦。侯仁之敬慕徐霞客一生把全部精力放在自然探索上，从而为自然地理学开辟出一个新方向的这份痴情，也许，他更羡慕徐霞客那种天地任我驰骋的侠气。千古文人侠客梦，更何况从事历史地理研究的人，大自然就是他的工作室。

1993年春，82岁的侯仁之召集历史地理教研室开会，全体教员去辽西，那里，他和弟子发现了重大课题。从地学楼出发时，天降大雨。火车在暮色中蹒跚，行至半夜，路遇塌方，无奈折回西直门。侯仁之的最后一次野外考察就这样无情地结束了。

60年的野外考察生涯，是他研究工作的一大特点。于希贤教授在谈到自己的导师时说：“侯先生是学历史出身的，但他的眼光一直是看向窗外的，告诉我们要到自然当中去，念活书。念活书要经世致用。他强调，念书就是要为了国家的富强，在经济建设时期就要为经济建设服务，而不是个人写几本书扬名。”

60年代，侯仁之把目光投向了沙漠。这缘起于1958年的那次会议。

1958年10月，侯仁之作为北大地质地理系的系主任，参加了在呼和浩特召开的内蒙古、宁夏、陕西、甘肃、青海和新疆六省区治理沙漠规划会议。会后，他犹豫了，自己要不要直接参加这项工作？毕竟在沙漠中进行历史地理学的考察，在中国前无古人，他也没有经验。但最后他还是接受了这一全新的挑战。

从1960年开始，侯仁之利用假期，带领北大地质地理系的部分师生进入西北半干旱地区，对宁夏盐池、灵武一带的沙漠化和土壤侵蚀状况进行调查。

初进沙漠地区，侯仁之就忘我地投入进去。中科院研究员、当年的北大地质地理系三年级学生李宝田回忆说：“学生都是定点的，按划片完成任务。每次都是侯先生只身进入河东沙漠选点，他沿着长城沿线跑，经常迷路。一次，我们到一个县城考察，侯先生为了考察现场，进入了一个沟里，可是怎么也找不到可以爬上来的地方。黄土高原的沟壑纵横，从表面放眼看，一片平坦，而下面却沟壁陡峭，纵横相连。他在沟里摸索了很久，终于看见了远方有一丝亮光，奔过去，才走出沟，正好有一个我们的学生住在那里。要不然，奔波了一天的侯先生恐怕无处可住了。”

一个多月的考察转眼即逝，要返京了。在去银川赶火车的途中，侯仁之险些遭遇车祸。车在黑夜中行驶时，撞进了沟里，司机被撞晕了。侯仁之坐在前排，半天才醒过来，发现插在上衣口袋里的两支钢笔，全折了。

70年代末，当侯仁之回忆这次考察时，深有感触地说，这是他学术生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终于走出了安适的小书房，开始进入了荒无人烟的沙漠”。这一个多月不同寻常，侯仁之发现了大量历史时期人类活动遗迹，他触目惊心于自然环境的变化，同时，他也开辟了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回来后，他写出了专题研究论文——《从人类活动的遗迹探索河东沙区的变迁》。

1962年底，侯仁之在国务院农林办公室的直接领导下，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十年考察计划：从1963年到1972年，完成从内蒙西部经河西走廊，一直到新疆南部的沙漠考察。但是计划在1966年被无情的中断了。

1963年，侯仁之约请了北大考古系的俞伟超、地理系的李宝田（后调入中科院）来到了乌兰布和沙漠。当时的背景是国家要建包钢，这样一个大的工业基地，需要解决粮食和蔬菜的供应问题，于是准备在乌兰布和沙漠北部搞粮食蔬菜基地。在那里发现了很多古墓，周总理指出，既然古人在这里生活过，为什么他们退出了呢？如果我们再进去，是不是也会被赶出来呢？

在乌兰布和沙漠北部，他们看到了汉代的废墟、汉代的烽燧，还有数以千计的汉代墓葬群。强烈的风蚀作用，掠走了古墓的封土，墓室顶券裸露地表，修砌成排的墓砖，历历可数。接着，他们发现了三个古城，经考证是汉代的临戎、三封、窳浑。这里曾是屯边抵抗匈奴的汉代垦区，当时是一片沃野，汉武帝时大量中原居民迁居于此。抚古思今，侯仁之感慨万千，带着一种复杂的心情投入到细致的研究之中。后来，他与应邀同去的考古学会俞伟超合作写了《乌兰布和沙漠北部的汉代垦区》、《乌兰布和沙漠的考古发现和地理环境的变迁》两篇文章，引起了学术界和当地政府的重视。

1964年8月，侯仁之又和有关人员一道，来到了鄂尔多斯的毛乌素沙漠，考察了沙漠东南隅红柳河畔的两座古城废墟——统万城和城川城。

统万城，当地人叫它“白城子”，因为城是用白土筑成。这个1600年前显赫一时的大夏故都，正沉寂在浩瀚的沙漠之中。《北史》上记载：“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广十步，宫城五仞，其坚可以砺刀斧。台榭高大，飞阁相连，皆雕镂图画，饰以丹青，穷极文采。”可谓盛极一时，而今，侯仁之只能在飞沙烈日中膜拜遗风了。千年的侵蚀，城墙失去了棱角，但它依然倔强地屹立着，似回味着那段不复存在的历史：公元413年，叱咤风云的匈奴领袖赫连勃勃看中了这块水草丰美的宝地，决意筑城，创建大夏国，此后这里曾是何等的喧闹。

侯仁之环绕城墙，徘徊在旧河滩，在史籍和旧迹中寻找答案，凡是文献所及，他必加引证。他对沙漠的起源，流沙的移动，古湖泊的消失，跨越时空，仔细探寻，还借助碳14测定，进行孢粉分析。他已经站在了沙漠历史地理考古的前沿。就此，他发表了《从红柳河上的古城废墟看毛乌素沙漠的变迁》等有关当地历史时期环境变迁的研究论文，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沙漠历史地理”的开创，可以说是侯仁之试图把从五六十年代浓厚沿革地理传统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引向科学的历史地理方向的一次努力。在侯仁之的带领下，西北地区历史环境变迁研究工作蓬勃开展起来，北大也建立了“沙漠历史地理”研究方向。侯仁之的研究也为营造三北防护林带提供了科学的依据。采访时，侯仁之说：“我们地理系的一位年轻副教授邓辉今年去了统万城，现在那里种了树，绿了，可惜我不能去了。”

40多年过去了，回想起与侯仁之一起考察的日子，李宝田说，沙漠考察危险无处不在。一次，通过红柳河时，汽车过不了，侯仁之牵着毛驴过河。河表层干了，下面是沼泽。侯仁之指挥大家分散开，保持距离，说一旦发现自己的地方软了，赶快躺倒，就这样颤颤巍巍过了红柳河。还有一次，在乌兰布和沙漠，他们遭遇了沙尘暴，飞沙遮天蔽日，突然又下起了冰雹，侯仁之让每个人在沙丘掏洞藏身，才躲过一劫。事后知道，那场冰雹给当地人造成了伤亡。

“文革”让侯仁之中断了沙漠研究，“文革”后期，有了行动的自由，侯仁之又走出了京城，应邀走向河北、山东，把他的“城市历史地理”理论应用到百废待兴的城市建设之中。

1974年到邯郸，1975年到承德，1976到淄博，三年间侯仁之应当地政府的邀请考察、研究了三个城市，为地方的城市规划提供参考。他分别写了《邯郸城址的演变和城市兴衰的地理背景》、《承德市城市发展的特点和它的改造》、《淄博市主要城镇的起源和发展》。1978年，他又到了芜湖市参加城市规划工作。

生活中的侯仁之奉行谦和之风，但在城市规划时，虽是请来的客人，他却从不“客随主变”，是非问题上从不退让。

城市规划重要的是要首先给一个城市确定性质。承德是历史文化名城，但70年代还没认定历史文化城市。在做城市规划时，侯仁之坚持把承德定为社会主义风景旅游城市。历史上因帝王避暑产生了这个城市，从以后的发展看，这个地方还是风景园林区。但承德市领导不同意，那个年代是不搞旅游的，认为搞工业城市才对。当时的国家建委却是赞成侯仁之的意见。“当时在文化革命的气氛下，能从历史文化和当地客观条件出发，来定这个性质是不容易的，侯先生还是坚持真理的，坚持科学的。”当时一起去的谢凝高教授后来说。

在芜湖，侯仁之也遇到了同样的麻烦。这次侯仁之是安徽省委书记万里请去的。万里请了侯仁之去芜湖做城市规划，清华大学去做黄山风景区规划。

芜湖是沿江城市，芜湖市旁边有三座小丘陵，小丘陵有不少历史文化的遗存。当时铁路的规划是要将小山丘铲平，把一个大的江南编组站放在这里。侯仁之建议把这个编组站沿长江往下游挪位置，这样，既保护了历史，又有利芜湖的发展，也给城市留下了园林绿地、城郊风景区。但是铁路部门规划得早，如果要挪，除了科学的论证，还有繁琐的手续。侯先生坚持主张向下游移，经过几次讨论，一直上报到国家建委，经建委和铁道部协商，加上万里的支持，方案最后通过了。后来芜湖的发展证明，侯仁之是对的。

侯仁之认为：“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在城市地理的研究上，对一个城市的起源、城址的演变、城市职能及城市面貌的形成和发展，都应该看作是研究范围内的事。”因此，他从对北京、承德的研究，探讨城市面貌的形成和特征，从对芜湖的研究探讨城市位置的转移及其规律，从对淄博的研究探讨地区开发和城市兴衰的地理因素，既丰富了中国历史是地理研究的研究范围，同时把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成果应用到指导城市规划和发展的事业中。

三  为师之道

多少年来，侯仁之总是向人提起他的恩师洪业，是洪业把他引向了历史地理学。

1938年秋天的一个上午，侯仁之接到洪业的电话，说让他过去。侯仁之感到很奇怪，洪业平时都在下午或周末接待人，怎么上午让他过去？刚刚开学会有什么事呢？来到燕南园54号，洪业书房开着门。洪业从不在书房接待人，总是在客厅。这一次洪业在书房中，听到了侯仁之的脚步声，让他进来。侯仁之一进来，洪业就送给他两句话：“选择学校不如选择老师，投师要投名师。”侯仁之听罢一头雾水。洪业接着说：“哈佛大学是名校，没有地理系，我看你兴趣已从历史转向地理了，就到英国利物浦大学去，利物浦大学远不如哈佛大学有名，但利物浦大学的地理系有非常好的教授。”当时，洪业向哈佛大学输送了几位燕京大学的学生。侯仁之进入燕京大学历史系后，听了顾颉刚开的《古迹古物调查》，渐渐对地理产生了兴趣。洪业注意到了这个变化，已经为他选好了导师去利物浦大学进修的道路。

侯仁之永远忘不了这个上午，虽然这次行程由于次年二战的爆发推迟了7年。最后在燕大毕业时，系主任顾颉刚把侯仁之留在了身边，毕业后两年，洪业给他指明了下一步发展的方向。侯仁之说，这两位授业恩师是在燕京大学期间和以后的学术道路上对他影响最大的人。

国学深厚的顾颉刚最初把他带向了野外考察，西学背景浑厚的洪业指导他如何做研究，也许，两位恩师于无声处影响侯仁之的更是他们对人才的爱惜和一双发现人才的慧眼，因为，侯仁之的学生们都感受到了。

1977年12月的一天，昆明师范学院的教师于希贤出差来北京，慕名拜会侯仁之不遇，就把一篇关于滇池历史地理论文放在侯仁之家里。侯仁之读过文章后，约他周日上午再去侯家面谈。于希贤如期而至。侯仁之和于希贤谈起了徐霞客和李贽的联系，谈起了地理学的分科问题，四五个小时不知不觉间过去了，于希贤临走时，侯先生叫住了他：“你有没有愿望到北大来进修？”于是，于希贤留下了自己的地址。

于希贤回到昆明，妻子来接他时，惊喜地告诉他：“北京的调令来了，调你去北大工作。”后来，由于昆明师范学院不放人，于希贤不得不通过考研究生的方式来到了侯仁之身边。

回忆起此事，于希贤说：“为了学术的发展，侯先生不遗余力地破格调我来，这是对后学多大的提携和鼓励啊。后来我才知道，侯先生当时还没被‘解放’，北大党委书记周林找到侯先生，说老专家、老教授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找助手，侯先生就提出调我来做助手。这件事使我终生难忘，侯先生为人大丈夫的气魄，对年轻学子不计亲疏，为人师表啊。”

侯仁之的博士生邓辉，也曾有类似的经历。1985年，当时是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大三学生的邓辉，给侯仁之写了一封信，信中附上了自己的一篇关于楼兰的小论文。“那篇论文现在看来很幼稚啦，”邓辉说，“信寄出两周后的一天，一位北大学生来找我，说是受侯先生的委托来送信的。我接过来一看，是侯先生的亲笔信，还有送来侯先生的书《历史地理理论与实践》，书的扉页上用英文写了鼓励的话，签名日期是1985年4月17日。侯先生当时是学部委员，非常忙，这封信是在开会时写的。信中还列出了一些书目让我看。”在工作两年后，邓辉也考入了历史地理的硕士研究生。

邓辉说，作为学术带头人，侯仁之爱才如命，对历史地理感兴趣的、愿意从事历史地理研究的人他都一视同仁地关爱。对已毕业的学生他也不忘关照。对此，谢凝高早有认识，他说：“我们1955级的班上有个同学黄发程，是广东人，成绩很好，对历史地理研究很有兴趣。毕业分到内蒙古。1977年，黄发程的爱人生小孩时，侯先生给他家里寄去了一个大包裹，里面有小孩子穿的衣服，帽子，袜子，还有香皂等日用品……当时内蒙生活比较艰苦。”

侯仁之的学生、1978级的硕士尹钧科，毕业后因家事到了山东教书。稍后，北京市社科院成立了地方志研究小组，急需人才。侯先生得知后，极力推荐了尹钧科，一个星期尹钧科就调了过来。尹钧科的同学都开玩笑地说：“尹钧科‘一夜之间，鸡犬升天。’”“侯先生不善于拉关系，他这样做主要是考虑到尹钧科是把好手，爱才啊。”邓辉说。尹钧科从作学生时起就是侯仁之的好助手，直到今天。不久前，尹钧科编辑出版了《侯仁之讲北京》一书。

侯仁之治学方法或治学之道，他的每个弟子都能滔滔不绝地谈上半天，但不用多说，看到“侯仁之”三个字，大家也能想象到或感受到。但侯先生的处世之风和性情只有他的弟子体会更深。

邓辉会说，侯先生很平易近人。

唐晓峰会说，侯先生很有豪情，且内心很细腻。

1990年夏，侯仁之带队从承德到围场县考察，途中在隆化转车。因为是过路车，他们买的车票没有座位号。邓辉心想，说什么也要给侯先生抢个座位。火车进站后刚停稳，他就纵身一跃，往窗口里钻。侯先生看到了，怕他掉下来，赶紧上来从后面托一把，邓辉进去了，列车员一把把侯仁之抓住了。列车员说侯仁之是协谋，立刻没收车票。任凭侯仁之在车厢里怎么说，列车员就是扣住票不给。直到随队教师、侯仁之文革前的硕士生王北辰上来给列车员又鞠躬又赔不是，还不忘说：“这是我的老师、政协委员、大学教授。”列车员才放行。后来侯仁之见到邓辉，还夸赞他“很有闯劲。”侯仁之和大家一样自己拎包，坐硬座，和学生同住一个房间，吃一样的饭。当时侯仁之79岁。

1978年夏，侯仁之在芜湖做城市规划，他通知他初入学的三个研究生——于希贤、唐晓峰、尹钧科直接到芜湖报到，先参加实践。每到一地，侯仁之满怀新奇地考察当地遗址。做城市规划的间隙，他带着弟子到长江的支流青弋江上游寻找鸠滋古城遗址，这是一座从春秋一直延续到宋代的古城。果然找到了线索，侯先生很高兴。回来时下小雨，他们找小船顺流而下，细雨朦胧，一路侯先生谈笑风生。下了船，侯先生买来白酒，一曰驱寒，二曰庆祝确定城址成功。初次见面，三个弟子就体会到了导师的豪情。

回到北大，侯仁之的第一课，不是在教室，而是带他们去圆明园遗址作实地考察。从山岗到湖泊水系，侯仁之一路讲来。中午12点时，他们来到了林中空地，侯仁之说：“我们就在这午餐。”三个研究生面面相觑：吃什么东西呀。抬头一看，侯仁之的儿子方兴正骑着三轮车赶过来，说话间，把全套的野餐所需运到：面包、香肠、黄瓜。三人感叹导师之细腻，把讲历史、考察遗址和郊外野餐合而为一，巧妙安排了。

85岁的时候，侯仁之用“老牛自知黄昏晚，不待扬鞭自奋蹄”来自励。三年前，侯仁之出版了一本自选集，名为《晚晴集》，取“平生最爱夕阳晚，坐听涛声到黄昏”之意。王毓蔺现在是历史地理学的研究生，还协助进行一些必要的工作。他说，侯先生每天的生活很有规律，写作，整理文章、书籍，还关注网上信息，乐观而平和。

四  侯仁之的北京城

写下这个小标题，是缘于侯仁之对北京城倾注的感情，这个城市他居住了几十年，他研究这个城市；还因为侯仁之对北京城的研究是开创性的、建设性的、成就卓著的，在学术上有划时代意义的；同时，对北京历史地理的研究，集中体现了侯仁之的学术思想。

侯仁之从青年时第一次看见北京城时，就感到了难以抗拒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吸引力。1984年，侯仁之在瑞典学者喜仁龙（Osvald Siren）所著的《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一书中文译本的序言中，对当年初识北京城有这样一段回忆：

“那已经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了。我作为一个青年学生，对当时被称作文化古城的北平，心怀向往，终于在一个初秋的傍晚，乘火车到达了前门车站。当我在暮色苍茫中随着拥挤的人群走出前门车站时，巍峨的正阳门城楼和浑厚的城墙蓦然出现在我眼前。一瞬之间，我好像忽然感到一种历史的真实。从那时起，一粒饱含生机的种子就埋藏在我的心田之中。在相继而来的岁月里，尽管风雨飘摇、甚至狂飙陡起摧屋拔木，但是这粒微小的种子，却一直处于萌芽状态。直到北平解放了，这座历史古城终于焕发了青春，于是埋藏在我心田中并已开始发芽的这粒种子，也就在阳光雨露的滋养中，迅速发育成长起来。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对北京这座古城的城墙和城门，怀有某种亲切之感，是它启发了我的历史兴趣，把我引进了一座富丽堂皇的科学殿堂。”

侯仁之对北京城的研究始自燕京大学。那时，顾颉刚教授创设的一门新课《古迹古物调查实习》，这极大激发了侯仁之的兴趣。侯仁之就读的是历史系，但是受到顾炎武“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他对这门走向野外的课程，情有独钟。他担任了顾颉刚的助手，从此，他把地理考察和北京地区的研究结合了起来。

当时，侯仁之在读到梁启超《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一书中关于顾炎武生平、学术时，他不禁泪下。顾炎武为了反抗清朝的政治需要，用两头骡驮着相关的书籍，沿途访问当地父老，考察了华夏大地。北京也留下了顾炎武的足迹，他写成了《昌平山水记》和《营平二州地名记》两本书。侯仁之沿着顾炎武的足迹，踏遍了北京的原野，为日后的研究积累了大量的地理考察素材，他还将一部分北京名胜古迹文献材料分门别类，编辑成《故都胜迹辑略》。

      作了顾颉刚的助手后，侯仁之经常利用周末到海淀周围考察，为课程作准备。一个星期天，侯仁之来到玉泉山西侧，看到一堵墙上面有凿过的石水槽，感到很奇怪，就沿着墙走，墙走完了，继续沿着墙的大体方向前走，一直走到西山碧云寺、卧佛寺，发现那里也有水槽。他推想，这个槽可能过去是通过这里引水的水槽。这水到底流到什么地方去了呢？他进一步考察发现，水流到颐和园昆明湖，又顺着流到北京城里去。年轻时的这个发现，为他日后研究元代郭守敬从昌平引水，经过西山进入北京城提供了线索，也为他从北京的水源入手研究北京的历史地理，找到了第一手资料。这只是年轻时侯仁之考察北京古迹的一个小故事。

那时的中国还没有现代的历史地理学，只是传统的沿革地理，虽然顾颉刚在燕京大学创办的《禹贡》半月刊的英文名称使用了“中国历史地理”（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这个名词，但是内容却仍然是沿革地理的。侯仁之此后的一些论文如《北平金水河考》、《天津聚落之起源》整体上也没跳出沿革地理学的圈子，但是他在尝试，试图将文献考证与野外的实地考察结合起来。

1946年是侯仁之学术历程的转折点。这一年他来到英国利物浦大学留学。临行前，他带上了大量的北京历史地理的资料，侯仁之说，他要“带上这些砖头瓦块，去学习建筑方法，构建历史地理的大厦。” 后来，侯仁之又把这批“砖头瓦块”带了回来，如今还摆放在他的家中，竖放起来有一米多高，其中有《光绪顺天府志》、《日下旧文考》、《畿辅通志》等。

侯仁之就学于罗士培（Percy Maude Roxby）教授任职的利物浦，罗士培是英国第一个地理系——利物浦大学地理系的创办人，他也研究中国地理。侯仁之去英国后一个月，罗士培到中国来访问，不幸在上海去世。侯仁之说，他当时很痛苦，还写了悼念文章。这时，利物浦大学地理系的系主任、剑桥大学地理学专业毕业的达比（H.C.Darby），成了侯仁之的导师。

达比是英国现代历史地理学最重要的奠基者和建设者，也是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英国历史地理学界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他对历史地理学的解释简单而明晰，认为：“历史地理学的材料是历史的，而研究方法是地理的，任务就是重建过去的地理。”他还认为，研究地理景观必须要有发生学的思想：首先，现代地理景观仅仅是现在很薄的一个时间层内，而且也正在变成历史地理；其次，现代地理景观的空间特征不是一下子形成的，而是经过长期的自然和人来改造的。达比1931年在剑桥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英国历史上沼泽地的作用》，是开英国地理景观变化研究之先河的著作。

达比还相继担任过伦敦大学、剑桥大学教授，英国地理学家学会主席，长期研究英国区域历史地理，著有《中世纪沼泽地》、《1800年以前的英国历史地理》和《英国历史地理新编》等著作。

达比的学术思想对侯仁之的影响很大。侯仁之说：“看达比怎么研究英国历史地理，对我启发很大。他总是从自然条件、河湖水系、交通条件等开始研究某地的历史地理，例如从伦敦河道、伦敦桥等研究伦敦，对我完成博士论文《北京的历史地理》，很有启迪。” 1984年达比曾来中国，侯仁之陪他参观北京，他邀请侯仁之去他此时担任系主任的剑桥大学地理系访问。此时距离他们1949年的分别已经35年了。

1949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侯仁之回到了燕京大学。经过在英国的三年学习，侯仁之在学术认识上完成了一个质的变化。摆在侯仁之面前的任务就是打破传统沿革地理学的桎梏，创立中国现代的历史地理学。

1950年，侯仁之发表了《“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标志着他对历史地理学在理论认识上的成熟，也标志着他和中国传统沿革地理学在思想上的决裂。

在这篇文章中，侯仁之写道：

照我所了解的，以往各大学中关于“中国沿革地理”的讲授，主要是讨论中国历代疆域的消长和地方行政区划的演变，这些问题在一个专修中国历史的学生看来，也许是重要的，但除此之外，在和地理有关系的方面，有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问题呢？

我以为假如我们要真正了解北京这个大都市的发展，必须先问下列几个问题：（1）北京最初的聚落是什么时候出现的？（2）这个聚落最初的性质是什么？什么时候才开始获得了它在政治上的重要性？（3）它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如何逐步得到发展以至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4）在成为全国的行政中心之后，它的政治首都的机能又如何得到发展？这都是一些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但其中没有一个是传统的以政治区划演变为主的“沿革地理”的研究所能答复的。

侯仁之的这篇文章很短，但是它的影响却是深远的，从此，一个新的、科学的历史地理学逐步被建立起来了。因此，唐晓峰认为：“侯仁之是旗帜鲜明地、系统地倡导新的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中国第一人。”

侯仁之也是按照他上述的思路开始重新研究北京城的，同时他还参加到北京城的规划之中。1950年，侯仁之应梁思成之邀，任“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为北京城市发展研究提供研究参考。于是，侯仁之写就了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篇研究论文——《北京海淀附近的地形、水道与聚落》，为海淀区的规划提供了依据。这篇文章中，侯仁之从地理环境这个新颖的角度，从海淀周围的“海淀台地”和“巴沟底地”两个地形特点入手，巧妙地结合了当地水系的分布特点，揭示了历史时期人类活动与周围环境的相互关系和变化过程的特点。研究侯仁之历史地理“环境变迁”思想的邓辉教授认为，这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第一篇严格按照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来进行实证研究的范例，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典范之作。

北京城是如何起源的，原始城址在哪里？侯仁之研究认为，三千多年前永定河上的古渡口，相当于卢沟桥所在的地方，是古代太行山东路南北交通的要冲之地，这里的交通枢纽地位具备了形成城市的条件，但是由于易遭受洪水威胁，使得北京城原始城址出现在蓟丘，即今天的莲花池附近。几十年来，侯仁之作了无数场关于北京历史地理的报告，他总是从永定河古渡口、蓟丘讲起，他的研究也从这里展开。从蓟丘，到辽南京、金中都、元大都，再到明清京城，直到现在的新北京，侯仁之做了系统的研究，写出了《关于古代北京的几个问题》、《元大都与明清北京城》、《北京都市发展过程中的水源问题》、《从北京到华盛顿——城市设计主题思想试探》、《试论北京城市规划建设中的三个里程碑》、《海淀镇与北京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理关系与文化渊源》等论文。侯仁之的研究更是一种研究方法的确立，他从河湖水系、交通区位等地理特点入手，结合文献考证、实地调查，吸收了考古学、建筑学的理论与方法，揭示了北京城的起源、布局和城址迁移的全过程，这是侯仁之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创新。

几十年来，侯仁之对北京城的研究，对北京城规划和建设的影响是很难用准确的量化来评估的，如果要用几个关键词来说明他和他的研究与这座城市的关系应该是：一个全新的学科方法，一座古老的城市，一项前无古人、启示后学的学术成果。

侯仁之还主编了《北京历史地图集》第一和第二集。1988年第一集出版时，谭其骧教授盛赞：“深感研订之精确，编制之得体，印刷之精美，皆属上上乘，诚足为历史地图之表率。”“此册之出版，不仅对研究北京之历史地理有重大价值，还可为全国编制省级历史地图之楷模也。”

由于在历史地理学领域的成绩，1999 年 10 月侯仁之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同年11月获美国地理学会（AGS）颁发的乔治&S226;戴维斯勋章。该勋章主要授予在太平洋及其大陆边缘地区研究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侯仁之是全世界获得此项荣誉的第六位科学家。2001年10月美国国家地理协会（NGS）又授予2001年度“研究与探析委员会主席奖”以表彰他在历史地理研究领域特别是野外考察和探析方面的突出贡献。

在北京历史地理的研究过程中，侯仁之的学术思想也日趋成熟。1962年，侯仁之对历史地理学的性质和内容作了系统的阐述。他认为，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人的活动和影响产生的。历史地理学的主要工作，不仅要“复原”过去时代的地理环境，而且还必须寻找其发展演变的规律，阐明当前地理环境的形成和特点。

  这里，侯仁之格外重视“地理环境”的研究，特别强调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变化”。80年代末，侯仁之发表了《北京历代城市建设中的河湖水系及其利用》一文，可以说是他几十年关于北京地区环境变迁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这时，侯仁之已经把环境变迁的思想，推广到他所从事的整个历史地理学实践中。他还提出，应该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时限上溯到全新世的早期，即原始农业萌芽的时候。1992年，侯仁之发表了《再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进一步发展了环境变迁思想。他提出，北大历史地理学应该选择北京市地表水主要来源的密云水库上游地区的潮河流域和邻近的滦河流域（即所谓的“潮滦链”），作为今后一个时期开展地表人地关系综合研究的重点地区。在侯仁之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北大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师生，在河北承德开展了研究，进而东扩到内蒙赤峰地区。本文前面提到的侯仁之最后一次出行未果就是为了这次考察赤峰地区，为申报课题作准备。后来，中心师生完成“全新世以来冀辽蒙接壤及毗邻地区人地关系演变过程”这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这项研究是侯仁之对“环境变迁”思想的实践。

多年来，侯仁之还曾担任北京市人民政府专业顾问团有关城市发展战略组的顾问和北京市文物古迹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职务，他关注着这个八百多年的古都如何规划和建设，关心文物、古迹的保护。这里有很多侯仁之保护北京遗迹的故事，保护莲花池是其中之一。

历史上，莲花池位于蓟城西侧，是最初的北京城的水源和起点。后来金在北京建中都，成为北京建都之始，莲花池就是北京城市历史发展中的重要遗址和见证。北京西客站最初选址在莲花池，当时的莲花池已经干枯，多年淤积的结果使之地势低平，便于进行地下建筑，也没有搬迁问题。但是，侯仁之不愿看到莲花池的消失，他写报告指出：“莲花池的保护非常重要，金中都的建设与它有直接关系！”于是规划设计方案接受了侯仁之的意见，在莲花池东北岸上建起了西客站。随后，又建议把玉渊潭的水引入莲花池，恢复历史上的自然风光，为名城增色。如今，莲花池在“新京门”——西客站旁重现秀色神韵，给整个城市留住了记忆，美化了市容。

 “必须把后门桥保护下来，元大都的大运河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侯仁之的又一个建议改变了后门桥濒临破坏的境地。后门桥是历史上北京城址转移的一个标尺。忽必烈占领金中都时，战争毁坏了城市。在另建新城时，城市设计者刘秉忠要把忽必烈的居住地琼华岛（今北海白塔山）和附近水域（今天的北海、中海，后来又开挖南海）包容在城市之中，于是他在北海、中海上游的积水潭（今天的什刹海）东侧确定了新城的中轴线的起点，就是今天后门桥所在的地方。这里是元大都城市规划的起点。侯仁之说，保护中轴线是保护北京这座历史名城的重要内容之一。他建议把什刹海的水引过后门桥，恢复后门桥下这段河道的水上景观，使历史上的中轴线最初设计的起点焕然一新。

2000年12月21日，莲花池和后门桥遗址举行修复仪式时，侯先生坐着轮椅前去参加，北京市市委书记贾庆林握着侯仁之的手说：“我是冲着您老人家专程来的”。

还有一件事情值得一提，那就是侯仁之对自然与历史文化遗产的贡献。1984年，侯仁之在华盛顿做《北京—华盛顿在规划设计上的比较研究》时，从美国一些教授那里获悉中国可以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回国后，在1985年4月的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上，他约了阳含熙、郑孝燮、罗哲文等委员联合提案，建议加入该公约，并获批准。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八达岭长城、故宫等处最先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目前，我国的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已经超过30处。这其中侯仁之的贡献可能已不为人所知了。

在北京一些地方都可以看到侯仁之撰写的碑文，如《明北京城城墙遗迹维修记》、《白浮泉遗址整修记》、《北京建城记》等。

2003年，北京城建都850周年，侯仁之又应邀写了《北京建都记》。这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不仅因为侯仁之在北京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地位，更是因为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侯仁之一直在不断地用真情默默地书写着他的北京城。

                     （转贴自北大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