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風氣者」與「為師者」

葛劍雄

一九八二年八月，季龍（譚其驤）先師在衡山賓館審校《中國歷史地圖集》修訂稿，顧頡剛先生生前助手王煦華先生寄來顧先生致先師兩封信的抄件，說某雜誌想發表，能否請先師寫一個跋。先師看後覺得頗為難，一時未置可否，又將信交我，說：「你仔細看看。我很難寫，有些話我不寫別人是不知道的，但由我寫了公開發表又不合適。」我邊看，先師就將有關的情況告訴我，我看完後，也覺得有些事情的確不便說，還是不寫為宜。由於先師的跋一直未寫，這兩封信也一直沒有發表。

當時，王先生正籌畫出版回憶紀念顧先生的文集，向先師約稿。有幾次先師已拿起筆來，但寫了數行又停下了。他對我說：「我與顧先生關係最密切的是兩件事，一是關於漢武帝十三州的爭論，一是辦《禹貢》。前一件事已經寫文章發在《復旦學報》上了，不能再炒冷飯，後一件事上我們是有分歧的。現在大家寫回憶《禹貢》的文章都說我們好話，可能是真不知道，也可能是為我們隱諱。我是當事人，要是不講實話，今後就更搞不清了。但在紀念文章中講這些事又實在不合適。」我曾經向先師建議，能不能避開《禹貢》這一段，找一點其他事寫寫。先師考慮再三，說：「難！我離開北平後就沒有再與顧先生共事過，在重慶、上海、北京都是難得見面。再說我寫紀念顧先生的文章不提《禹貢》行嗎？」以後，王先生來信催過，見到先師時也提過。一段時間內每次去北京時，先師都會對我說：「要是碰到顧師母、王煦華怎麼交代？」這篇紀念文章始終未寫成。

一九八二年十月，香港一位青年學者給先師寫信，詢問既然他當年在北平開沿革地理課，何以顧先生不與他合作寫《中國地理沿革史》，並問及《禹貢》的有關情況。先師命我作答，告以目前不便詳談。一九八三年夏，牟潤蓀先生從香港到北京，先師適也在京開會，六月二十六日去北京飯店看他。說起此事，才知這位青年學者是牟先生的學生。牟先生說：「這個呆學生，他曾經問過我，老實說我也不知道，叫他不必深究，他怎麼還直接寫信問你！」先師說：「是應該問的，只是我現在不便說。反正都已經告訴他（指當時在旁的筆者）了，以後讓他寫出來吧。」

先師曾命我為他作一學傳，在一九九一年十月他最後一次向我囑咐身後之事時，又提到了學傳，他說：「總而言之，要實事求是，不要因為我是你老師就只講好話，或者說假話。」先師歸道山后，我著手撰寫學傳，先師的遺囑時時在耳，在努力做到實事求是方面不敢稍有鬆懈。去年十一月在北京拜訪王煦華先生，得知《史學史研究》將發表這兩封信，後又承王先生提供抄件，故先將這一段寫出，作為學傳初稿的一部分。

為了行文和閱讀的便利，省略了對顧先生、先師等的尊稱。

【正文】

一九三四年二月四日，顧頡剛約譚其驤在他寓所附近的斌泰飯店吃飯，席間邀他共同發起籌組一個以研究中國沿革地理和相關學科為宗旨的學會，商定以我國最早的一篇系統描述全國自然、人文地理的著作——《禹貢》作為名稱，還決定創辦《禹貢半月刊》，作為未來學會的機關刊物。當時，他們正在北京大學、燕京大學、輔仁大學講授中國地理沿革史，所以準備以三校學生為基本成員，並以學生們的習作為主要稿源。

學會的籌備處和刊物的編輯部就設在燕京大學旁成府蔣家胡同3號顧頡剛家中，全部人員就是他和譚其驤這兩位主編，由顧的女兒顧自明擔任刊物的發行人。經費主要靠顧、譚月捐二十元，有時捐四十元維持；一部分來自會費：普通會員每月收一元，學生會員每月收五角。刊物不設稿酬，全部工作也都是義務的。就在這樣的條件下，《禹貢半月刊》的創刊號在三月一日問世，此後基本每半月正常出版，到當年八月已出了十二期，約四十萬字，每期的發行量也增加到數千冊。那時，顧頡剛對譚其驤的才華和能力都極為讚賞，在給胡適的一封信中寫道：「譚君實在是將來極有希望的人，他對於地理的熟悉，真可使人咋舌。任何一省，問他有幾縣，縣名什麼，位置怎樣，都能不假思索地背出。對於地理沿革史，夙有興趣，且眼光亦甚銳利，看《禹貢》半月刊、《史學年報》、《燕京學報》諸刊物所載可知，他在燕大研究院畢業生中應列第一。今年我所以敢辦《禹貢》半月刊，就為有了他，否則我一個人是吃不住的。」

八月十九日，顧頡剛得知繼母病逝，即請假赴杭州奔喪，《禹貢》的編務及燕京、北大的課程均由譚其驤負責，至十一月二十九日顧返回北平。次年一月三十日，顧頡剛南歸度假並為繼母安葬，至五月四日回北平，此期間的《禹貢》第三卷第一至五期由譚其驤編輯。

在離平前的一月八日，顧頡剛向譚其驤提出合編一本中國地理沿革史，譚答應先試寫一部分。但顧頡剛到上海後即與商務印書館簽訂了出版《中國地理沿革史》的合同，希望儘快寫出，致函譚其驤催促。譚其驤復函顧頡剛，答應不久將先寄出一部分。雖然譚其驤已經開了三年的沿革地理課，又寫過一些專題論文，但動筆後卻發現寫沿革史並非如此簡單；加上獨自編《禹貢》和三校的課程，深感力不從心，《禹貢》第三卷第一期也遲出了一星期。三月六日，顧頡剛得知後十分不滿，在日記中寫道：「季龍編《禹貢》太不上勁，三卷一期，予送他多少稿件，而尚須遲一星期出版，真有『才難』之歎！」次日他向譚發出一函，除催促沿革史外，又提出《禹貢》務必不能脫期，信中對譚頗有責難。十三日，顧頡剛收到第一期《禹貢》，又生「才難」之歎：「《禹貢》第三卷一期寄到，錯字滿目。甚欲想一能任校對之人，而竟無之，不勝『才難』之歎。季龍為何如此不中用？」（當日日記）正在此時，譚其驤的回信也到，針對顧的詰難訴說了自己積鬱已久的煩悶，談到「自己不能安心寫一篇比較像樣的文章，不能好好兒看一點不為做文章而看的書」。

三月十八日，顧頡剛給譚其驤寫了一封三千多字的長信，告訴他《沿革史》「書肆之約已定，不可愆期」，「請將大作已成者及其他必要之參考書」寄來，「當急遽寫成，寄滬而後回乎也」。接著又就譚對自己煩悶和繁忙的訴說，談了他的看法：「這個愁悶不是某人某人加給你的，乃是這時代、這國家加給你的。」「兄之忙，從表面看來都是我給你的，……但你須知道，……乃是我想幫助你」。他力勸譚應面對現實，「最苦的一件事，就是做了現代的中國人，無論你學問怎樣好，無論你將來的學問可有多大的成就，而依然不能不顧生計問題，依然不能不受生計問題的壓迫」。「所以，你固然忙得沒辦法，但這忙是在社會上奮鬥所不得不經過的難關；而且這忙的性質是一貫的，並不是亂忙。……所以，我勸你尚友古人固是要『論世』，評論今人和為自己計畫也應『論世』。須知今日決不是乾嘉承平之世，……我們的不成熟的作品，並不是我們自己的罪過，乃是受了時勢的壓迫，不得不然。只要我們不存心欺世，發見了自己的錯誤就肯改正，那就對得起這時代。若一味希望『水到渠成』的作品，這仿佛責乞兒以魚翅席，得無望之太奢乎！」

顧頡剛說：「我深知和你性情學問有很不同之點。龔定庵詩云『但開風氣不為師』，拿適之先生的話來說，開風氣者是敢作大膽的假設的，而為師者是能作小心的考證的。這兩種精神固然最好合於一個，但各人的才性不同，不得不有所偏畸。我是偏於開風氣，你是偏于為師，這是沒法強同的事情；但正有此不同，故得彼此救蔽。這半月刊由我們二人辦，以你的鄭重合上我的勇往，以相反而相成，事就做得好。……不幸你不甚熱心，弄得偏重到我的肩上。」

對《禹貢》的辦刊方針和方法，顧頡剛重申了他的看法：「我說《食貨》篇幅多，《禹貢》不應少，為的是有了比較。你說東西好壞在質不在量，不必計較這個。你的話固然很對，但你的經驗實在不夠。試問懂得質的美惡的，世上能有幾個？大多數人是只懂得量的多少而已。你將說，辦這刊物何須取悅於大多數人！學問之道何必妥洽于一班庸眾！話說得自然對，但試問《禹貢半月刊》的基礎建設在那裡？如果定戶與零售減少，我們能不能存在？」「去年我奔喪時，曾請你收一部分軟性的作品，例如地方風俗之類。這種事很易，只要出一題目，叫學生每人寫一篇，就可挑出十餘篇應用。但你似乎沒有照辦。單靠沿革史，固有永久的價值，但必不能得群眾點頭。」「說到分量的湊足，並非壞事，亦並非難事。要胡亂發議論，增多篇幅，固然不對。但以中國歷史之長，地域之廣，多的是材料。我們於議論文重其質，而材料文重其量，這就沒有缺稿之慮了。（例如柳彭齡君一文，你所刪去的，仍可另立一題而發表。）」

信寫完後，顧頡剛意猶未盡，在日記中寫道：「季龍純粹為一讀書人，自不能耐煩作事。但要生在這世上，又何能奚落此事。《禹貢半月刊》原是他自己事業，乃予在平他絲毫不管，予走後他編了一兩期就起怨恨。此等人看誰能與之合作？予處處提拔之而反被埋怨，其可氣也。」

但顧頡剛的信並沒有說服譚其驤，他於二十三日覆信，說本來沒有能力編輯《禹貢》，也不可能在短期間內寫出一部沿革史，所以勉強從事只是遵顧先生之命；對顧的其他批評也申述了自己的看法。因此顧頡剛在二十八日又給他寫了一封三千餘言的長信。

顧頡剛寫道：「一個人的才性不能勉強，我沒有認清你的才性，徒然加給你工作，這誠然是我的不是，但這不是我勉強加給你的，而是我請求了你，你自己答應的。我此來攜有日記，在日記上一查，知你答應同發起禹貢學會，出版半月刊，是廿三年二月四日在斌泰吃飯時事，你答應編地理沿革小史，是廿四年一月八日在我寓裡的事。我固然沒有認清你的才性，而你自己卻也沒有認清自己的才性，否則哪會亂答應呢！」

接著，顧頡剛對「中國知識階級的不濟事」大發感慨，聯繫到自己參預過的新潮社、樸社、景山書社、技術觀摩社等都不能善終，感到「真是使我傷心極了」，說「中國人為什麼竟不能合作？我為什麼永遠找不到一個合作的伴侶？」又談到他之所以要個人出版《禹貢》，而不在一個機關，是因為以前在北大編《歌?#123;週刊》和《國學週刊》，以廣州中大編《語言歷史研究所週刊》、《民俗週刊》都是人一走就煙消雲散，「我辦《禹貢》，就是要避免機關中的厄運，讓我用一個人的能力維持下去」。他表示下學年決計不離開北平，把《禹貢》辦下去。「但是這個刊物，終究有一半為了你而創辦的」，所以，他與譚約定，「此後你應當擔負下列兩個責任：1．你常做小篇的考據文章。2．凡屬於漢以後的沿革文字，我把排樣寄給你看；如有大笑話，請你改後寄我，免得又有『唐三十六道』等語句出現。此外都由我來做，好嗎？」

顧頡剛認為他們的分歧之一，是創辦刊物的胸懷太不相同。「我辦這刊物，因要使你成名，但世界上埋沒了的人才何限，可以造就的青年又何限，我們縱不能博施濟眾，但也應就力之所及，提拔幾個，才無負於天之生才。」他舉鍾鳳年、孫海波、馬培棠三人為例，說明通過《禹貢》「使許多有志有為的人都得到他的適當的名譽和地位，豈不是人生一樂？」「所以我們若為自己成名計，自可專做文章，不辦刊物；若知天地生才之不易，與國家社會之不愛重人才，而欲彌補這個缺憾，我們便不得不辦刊物。我們不能單為自己打算，而要為某一項學術的全部打算。」

其次是治學方法的差異：「現在研究學問，已不是一個人目不窺園可以獨立成就的，分工合作乃是避免不了的方式。你要一個人編一部《中國地理沿革史》，而實際上是無數人幫著你編。一個人精神有限，對於一種學問，無論怎樣用心，必有看不到的材料，想不到的問題。幾個人一討論，就都看到了，想到了。你說你不贊成編《禹貢》，試問你將來編纂沿革史時能否不看《禹貢》？」

再次是工作精神的不同：「你說我的筆頭快，也是當編輯的便利，這話也可商量。誠然我寫字快，寫議論文章也快，……。但考據文字，你要查書，我也要查書；你要整理材料，我也要整理材料；彼此便沒有大差異。實告訴你，我的作文是拚了命的。」在敘述了他因寫作致病的經過後說：「所以常對我妻說：『別人只知道顧頡剛以作文成名，解決了生計問題；誰知顧頡剛的奮鬥生涯是這樣艱苦的！』」他告誡譚：「你如不欲解決生計問題則已，如果打不破這現實的需要，而猶欲解決之，那麼，照你這樣慢吞吞地幹去是不成的。一個人有一個人的才性，我固然決不該希望譚季龍也成了顧頡剛，作同樣的艱苦奮鬥；但至少也須把精神緊張起來，才可在社會上打出一個自己的地位。」

最後，顧頡剛批評了譚其驤的驕傲，指出對人對己要全面看：「這三四年中，我在燕大裡，或在城裡，很聽得人家批評你的話，歸結起來不外『驕傲』二字。你這次來信說，許多人不給你稿子。我看，這二字就是一個重要的理由。」「你的驕傲，是瞧不起人，覺得人家是浮薄，是平庸，是孤陋。實則一個人總是多方面的，有壞處也必有好處。從壞處看，但覺得可厭，而從好處看，則又覺得可親。就把你來說。你在學問上很不苟且，不肯隨便寫作，這是好處。你在辦事上十分馬虎，以至答應了的事情不做，定期刊物變成了不定期，這是壞處。如果我的眼睛只看見你的壞處。那麼，我真不值得把你做朋友。但我不是這樣的人，我也見到你的好處，所以要寫這樣的長信來給你，希望你前途可以減少不幸的遭遇。你如此，別人當然也如此。」

顧頡剛在信的結尾寫道：「不知你能受我這『盡言』否？但無論能與不能，總希望你把我這兩封信保存起來，到將來受到別方面挫折時候，再拿來一看，我想你必可在這兩封信上找到些橄欖味兒。」在當天日記中他記下這樣的話：「寫季龍信，心中一暢快。他如見我此信而猶不動心，則予亦未知之何也已矣！」

五月初顧頡剛回北平，《禹貢》從第六期起仍由他主編，譚協助。至暑假，譚其驤決定應廣州學海書院之聘，正式向顧頡剛辭去《禹貢》編務和學會事務。顧無法挽留，心中卻十分惋惜和遺憾，在譚其驤向他辭行的當天又在日記上寫下了「才難」之感。《禹貢》改由顧頡剛和馮家昇主編。

譚其驤之所以要應學海書院之聘，一方面是經濟原因。他的家庭早已沒落，父親新潤公長期抱病在家，唯一的固定收入就是出租房屋的租金，所以他每月要寄一筆錢回家奉養雙親。這年春天辭去了北平圖書館館員之職後又缺了一份固定收入，靠在北平「拉散車」（在各校任兼職講師）的薪水往往入不敷出。當時禹貢學會還沒有獲得張國淦的捐贈和中英庚款的資助，《禹貢》半月刊到第三卷開始才收支相抵略有餘存，在此前他與顧頡剛經常在月捐二十之外再作臨時捐助，編《禹貢》及為《禹貢》寫稿都是盡義務，經濟上自然只有損失。到學海書院當導師可以得到相當在北平當教授的工資，經濟上不會再有問題。

另一個原因是譚其驤和其他老師的作用。他在燕京的另一位老師鄧之誠（文如）先生對他也極器重和關懷，一九三二年春他研究生還未畢業，將他介紹給輔仁大學代校長沈兼士代柯昌泗開沿革地理課，使他從此踏上大學講臺的正是鄧之誠。鄧之誠贈譚一聯：「釋地正堪師兩顧，懷才端欲賦三都。」足見期望之殷。洪業（煨蓮）也在燕大任教，對譚其驤的才華也很賞識。洪業曾任燕大教務長，在學校有發言權，鄧之誠曾讓王鍾翰去找洪業，轉達自己的意見，希望洪業能促成將譚其驤聘為專任講師，但洪業認為譚其驤沒有留學美國的背景，即使勉強獲得專任講師；今後也不會有發展前途，倒不如離開燕京。學海書院是廣東軍閥陳濟棠辦的，通過張東蓀在北平延聘教師，鄧之誠極力推薦譚其驤應聘。譚其驤在猶豫之際徵求過洪業的意見，洪也力勸他離開北平。鄧之誠和洪業都認為譚其驤學術上前途無量，應該集中精力做學問，跟顧頡剛搞學會、編《禹貢》只會荒廢學業。

不過最重要的原因似乎還是與顧頡剛在治學、處世、為人方面的歧見。顧頡剛在信中將自己稱為「開風氣」者，而把譚當作「為師」者，實在是一語中的。如果真能做到「以你的鄭重合上我的勇往，以相反而相成」，無疑是最佳組合；但實際上卻辦不到。

顧頡剛做學問傾向於大膽假設，想到的觀點就要見諸文字，立論恢宏而不計小疵。譚其驤則善於小心求證，非有十分把握不發議淪，非有十分證據不寫文章。顧頡剛認為新的觀點要趕緊發表，學術文章能多寫快寫的，也不能為求成熟而拖延。譚其驤則以為文章千古事，自己都不滿意如何能發表？學術研究不能趕時間。如在學術爭論中，他們可以相得益彰，但要合作完成一項事業，又沒有第三者來協?#123;，就只能南轅北轍。

如對《中國地理沿革史》，顧認為譚既然已講了幾年沿革地理，有現成的講稿，據以成書又有何難？只要不拖拉，有個把月時間就夠了；譚卻覺得自己對沿革地理尚缺乏研究，講稿可以採用前人成說，或重復舊說，寫書就不能馬虎，非經過研究，有自己見解不可，因而不願從命。顧頡剛既已與商務簽約，就只得另找他人，以後也沒有署上譚其驤的名字，這自然引起了知情人的不平。

又如作為禹貢學會一項重要工作的沿革底圖[F.Ch.Meng2] 的編繪，是由顧頡剛和鄭德坤編纂，吳順志、張頤年繪製的，從一九三二年三月至一九三四年四月已完成三十九幅，由譚其驤負校訂之責。顧頡剛認為很快可以問世，所以在《禹貢》刊出〈《地圖底本》出版預告〉，說「此後譚先生校好幾幅，即付印幾幅」。但經譚其驤審校後，原稿幾乎全部作廢，至年底時能夠付印的僅十二幅。

顧頡剛辦事氣魄大，富有進取心和想像力，可以同時舉辦多項事業，而且都有龐大的計畫，但往往對困難估計不足，一些計畫不得不半途而廢。《禹貢》發刊詞列出的學會工作計畫是：

1. 整理出一部中國地理沿革史；

2. 繪成若干種詳備精確而又合用的地理沿革圖；

3. 編成一部又精確又詳備的歷史地名辭典；

4. 把每一代的《地理志》都加以一番詳密的整理；

5. 把各種與地理有關的史料，如經濟史、移民史等的資料輯錄出來，作各種專題研究；

6. 提出若干關係自然地理而為自己所不能解決的問題徵求科學家們解答。

實際上直到一九三七年學會因日寇侵略而停止時，這六項任務中只有第一項勉強能算完成，其餘都還差距甚遠。但學會的計畫和進行的活動都在不斷增加，遠遠超出了這些範圍，相反原定的任務並沒有都落實，顧頡剛認為是正常的發展，譚其驤卻覺得有違初衷。顧頡剛希望學會迅速擴大，要求《禹貢》半月刊的篇幅應該不斷增加，認為對文章的品質不能要求過高，只要保證有一半或三分之一的高品質文章，其他的內容過得去就可以了，更不能為了稿件的修改而造成脫期。他並以《食貨》雜誌篇幅迅速擴大為例，促使譚其驤改變主張。他說：「一個唱戲的名角，他所受的捧場，內行遠不如盲目的群眾為多，倘使他失去了群眾，他能不能靠了幾個內行吃飯？天下本來先知先覺最少，不知不覺最多，然而先知先覺者的能自下而上與否，完全決定於不知不覺者的肯捧與否。」譚其驤既不以《食貨》的做法為然，也不同意顧頡剛這樣的看法，他認為一種學術刊物最重要的是品質，而不是數量；脫期固然不好，草草出版更壞。所以儘管顧頡剛要他編入或組織一些稿件，他卻不願意採用。

顧頡剛獎掖後進不遺餘力，對青年學生幾乎有求必應，主張對各類人兼收並蓄，所以很快為禹貢學會的籌備組織起一支人數可觀的隊伍，但也難免有個別既無能力又不願踏實工作的人混跡其中。當時燕京同學中有一位顏某、一位李子魁，因學問平庸，為人華而不實，被大家戲稱為「顏李學派」。李子魁善於迎合顧頡剛，對顧交辦的事十分賣力。顧認為李子魁「姿質之低誠無庸諱，但他作事的忠誠則為同學中少見。如果沒有他，《禹貢》的經費就不會收到這樣多。」所以他要譚其驤將李子魁的文章儘量發表，在譚表示無法修改時，顧不惜要譚以同一題目重寫，然後以李的名義刊出。譚以為這種做法不妥，儘管照辦了，李卻因之而頗自得。但這位李君其實並不忠誠，以後在楊守敬、熊會貞《水經注疏》整理稿本流布的過程中也扮演了一個很不光彩的角色，詳見陳橋驛所著〈關於《水經注疏》不同版本和來歷的探討〉（載《中華文史論叢》一九八四年第二輯）。

顧頡剛稿約甚多，他一般有求必應，但他往往找人代筆，有時講一些觀點，有時就讓人家照題目寫，有時他修改一下，有時連看也來不及看，所以直到現在，有些署名顧頡剛的文章還不知究竟出於何人之手。譚其驤的做法截然不同，他不願找人代筆，也不願為人代筆，他認為學術文章不同于應酬文字，應該由自己負責，如何能假手於人？所以他一生連與別人合作的文章也很少。

顧頡剛交遊之廣，在北平罕有其匹，他不僅結交學界，也結交政界、商界，有來往的不僅有中外教授學者、青年學生，還有党國要人、地方軍政大員、蒙古王公、宗教領袖、社會名流。一九三六年，為了到北平研究院上班和應酬之便，他購置舊汽車一輛，這在北平學界是絕無僅有的，因此鄧之誠說：「顧頡剛是要當大總統了。」但這些活動無疑給他的事業帶來很多好處，禹貢學會能得到前教育總長張國淦的資助和中英庚款委員會的大筆補助，對邊疆史地和現狀的?#123;查研究能夠開展，要沒有顧頡剛的廣泛交遊是完全不可能的。又如他任社長的通俗出版社一度有工作人員四十人，每週可出版八種讀物，每種第一版就可發行十萬冊，也是得益于南京國民政府和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等地方實力人物的支持。但譚其驤性情淡泊，寡於交游，疏於應酬，不願為學術以外的事花費時間，就是與幾位情誼甚篤的友人也相交如水。胡適當時是北平學界第一名人，青年人都以受胡適之知為榮。顧頡剛不止一次向胡介紹過譚其驤，並在信中對譚大加讚揚，但譚從未去見過胡適。我曾問他為什麼，他答道：「不為什麼。就是因為沒有什麼事要見他。」陳寅恪也是聲望極高的名教授，不少人攀附唯恐不及。譚的好友俞大綱是陳的表弟，陳曾向他問過譚的情況，譚得知後也沒有去見陳寅恪。這樣的性情對治學固然有益無害，但要辦學會、編刊物、拉稿子、求贊助就無計可施了。

顧頡剛說沒有瞭解譚其驤的才性，這是事實。他對胡適的介紹雖然並非過譽，但他大概沒有了解譚其驤的另一面。譚其驤有的文章的確寫得很慢，而且拖得很久。像地理沿革史，不但顧頡剛要他寫的始終未寫出來，連他自己的書也一直沒有寫成，一九八一年開始我們作過幾次努力，但直到他逝世都沒有能促成他寫出一部中國歷史地理概論。他最討厭的一件事，就是別人要他限期交稿，儘管期限很寬，或者作了多次推遲。一九八〇年他作了中國七大古都的報告後，《歷史教學問題》向他約稿。我以為只要將記錄整理出來，請他改定即可。豈料上篇刊出後，他遲遲不改出中篇來，急得雜誌的人天天等在他家裡。我問他是不是整理得不對，他說：「不關你的事，報告中我是這樣講的，但現在覺得不妥當，一時又想不出更好的說法，所以只能拖了。」結果，隔了一期後才寫出中篇，下篇則始終未能寫出。我問他，你編《禹貢》時也是這樣嗎？他坦率地承認：「差不多。但顧先生在北平時由他作主，他等不及了往往自己動手，或者換上其他稿子。他不在北平時就糟糕了，他隔幾天就來信催，有時湊不滿像樣的稿子，免不了脫期，他很不滿意，我也很痛苦。」在品質和期限面前，譚其驤會毫不猶豫並無條件地選擇品質，脫期或不發表也在所不惜。作為作者，這應該是很大的優點；但作為編者，這無疑是致命的缺點；不幸顧頡剛選擇他當了編者。

還有些事是顧頡剛不瞭解具體情況而產生的誤解。如他認為譚其驤在北平要不到稿子是因為驕傲，人家不願意把稿子給他。實際上願意將品質高的文章交給剛問世又沒有稿酬的刊物的人畢竟有限，顧已是名教授，在北平名氣大，交遊廣，別人買他的面子。就是這樣，因為他見了人又拉稿又要捐款，一些人還有意躲著他。譚是剛步入學術界的年青人，又不善於交遊，就是不驕傲也是難拉到稿子的。顧認為俞大綱出身世家，生活優裕，不會踏實做學問，所以對譚其驤與他交往頗有異議；而當時譚、俞等都還是二十幾歲的青年，少不了一起看看戲、喝喝酒；顧在給譚的另一封信中告誡他不要沾染「江浙名士習氣」，是有所指而發的。

不過顧、譚都不愧為「和而不同」的君子，事情過後都不再提及。譚其驤離開北平後，遵守對顧的諾言，繼續為《禹貢》撰文審稿，《禹貢》也不時刊出他的文章來信。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四日禹貢學會舉行成立大會，選出七位理事中就有正在廣州的譚其驤。當年夏天，陳濟棠反蔣介石失敗下臺，學海書院被封，顧頡剛在為歷史系向校長司徒雷登爭取到五千元追加款後就聘請譚其驤為兼任講師，譚其驤回北平後也還是學會積極的一員。五十年代顧頡剛與章巽合編成《中國歷史地圖集》後，特請譚其驤審校。一九七九年中國地理學會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籌備出版《歷史地理》叢刊時，譚其驤任主編，顧頡剛是兩位顧問之一。總之，他們一直保持著良好的師生和朋友的情誼。譚其驤在將這兩封信的情況告訴我以後說：「這些事我從來沒有給任何人說過，現在顧先生走了，我要不告訴你，等我走了就沒有人知道了。以後你可作為歷史寫出來，但千萬要說真話。」

轉載自禹貢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