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郦学札记》作序，我实在感慨万端。我是一个平凡的知识分子，毕生化大量时间从事于美其名曰著书立说其实是所谓“爬格子”的营生。这是大人先生们所不屑为而却是我们这一类人的本职。我生平出书，包括专著、译著以及点校古籍和主编辞书之类，据我的研究生们统计，已经接近五十种。这些书的卷首，大概都有一篇自序，但是确实没有哪一篇自序，有像我今天为此书作序时的心潮起伏竟至不能自控的情绪。我已经是一个逾七望八的老人，感谢上苍，让我这样一个历尽灾难的人，又能为我这一本同样历尽灾难的书作序。
    我是从童年时代就开始诵读《水经注》的，其事属于一种偶然的机遇，后来逐渐成为一种爱好。对于历代以来的许多知识分子，这是一件极为普通的事。假如此书出于先秦，恐怕也不会列入秦始皇这个大暴君的焚坑之列，我自己也断断想不到，在一个不平凡的时代里，我竟因读此一书而受尽折磨。事详拙作《我读〈水经注〉的经历》(见本书附录)一文中。此文在1980年《书林》第三期发表后，以后经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的《治学集》和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年的《开卷有益》等书的转载和其他不少报刊的转载或摘载，并收入于拙著《水经注研究》一集(天津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已经广为传播。其实此文之作，并非出于我自己的主动。1978年秋，由于编撰竺可桢先生主编的《中国自然地理》中的《历史自然地理》分册，十几位学者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集中了近两个月，我与我尊敬的谭其骧先生隔室而居，朝夕过从，所以对于他在灾难年头所受的折磨，当时已经洞悉。而在这项工作的后一阶段，我所尊敬的另一位前辈侯仁之先生为了商讨发展历史地理学的问题从北京来到上海。这是我们在经过这场生死大难以后的第一次见面，在“乍见反疑梦，相悲各问灾(原诗作'年')”的心情下，不免要互说这些年代中的遭遇。我向他诉说了我因读郦而遭受的坎坷以及在“牛棚”继续冒险读此书的事，他不仅敦促我把此事经过写出来，而且又透露了我的这番经历，以致《书林》主编金永华先生不久专程到杭州索求此稿。我才痛定思痛，写了这篇短文。好在此文如上所述已在多处转载，并且流传到了国外，所以不必赘述。
    正是由于我自幼读郦，成年以后，常常随意写点读书笔记，有时写一篇，有时写几句，这些笔记中的不少材料，后来成为我从1985年起陆续出版的《水经注研究》一集、二集、三集的来源。这些笔记，经过选择和补充，有的加上附记，曾在香港《明报月刊》和西安《中国历史地理论丛》连载发表。现在，承蒙上海书店出版社的关注，约我把这些已经发表和尚未发表的读郦笔记，加以整理，由他们付诸出版。为此，我花了一些时间，通盘检查这些文稿，并作了微小的修改和分类。在这个过程中，也就不可避免地回忆了写作这些笔记的经历，这就是我前面提及的发生了心潮起伏、不可自控的原因。
    收入于此书的一百四十二篇短文，是从我成年以后陆续写成的，时间前后达半个多世纪。这中间，有一半以上是如我在《我读〈水经注〉的经历》一文中所记的，是在灾难时期通过全家几个通宵的冒险而抢救下来的。另外一些是我在监禁时期的“牛棚”作品。由于以后的人们(包括现在的年轻人)不会懂得“牛棚”是什么?这里简单地解释一句：所谓“牛棚”，就是当原来就十分脆弱的宪法被一手撕毁以后，在全国各地普遍设置的、不必通过公检法和不必出具逮捕令的随时可以关押芸芸众生主要是知识分子的特殊监狱。为被关入这种特殊监狱的人当时统称“牛鬼蛇神”，所以这种监狱被称为“牛棚”。在监狱中写文章，本为古今所常见。文天祥的《正气歌》就是在监狱中写成的。但是在那个时的这种特殊监狱之中，假使被红卫兵们发现这样的行为，后当然不堪设想。我是一个素来怕事的人，居然在这件事情上胆大包天，除了生平爱好以外，现在细细反省一下，其中也包含一些逆反心理，就是对这个倒行逆施的时代的抗议!
由于这些笔记如上所述是在一段很长的时间中撰写的，虽然我是一个不问政治的人，但有时从读郦联系到身边发生的事，不免要涉及一点时事。我当然不认为这是议论政治，但弄政治的人硬说这些都是政治。开始我不理解，后来逐渐变为谅解。老子说：“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弄政治的人古今绝少有谁排得上“圣人”的行列，但把老百姓当“刍狗”的行径倒是相同的。“刍狗”是他们玩弄权术的资本，所以他们要生存，就非得让“刍狗”们“突出政治”不可。对这一点作了谅解，因此，我只得承认我的笔记也有极少量涉及政治的东西。譬如我在所谓“四清”时所写的《森林》，这就是我亲眼目睹和亲身参加的一场“以百姓为刍狗”的游戏。“四清”后期，我又写了一篇已经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一辑发表的《清官》。其时，我还不知道当“清官”问题被抛出来的时候，一场有计划、有组织、规模最大、残酷特甚，却又冠之以一个温文尔雅的“文化”之名的杀机已经酝酿成熟。正因为我想不到自己这条“刍狗”也将被送上祭坛，所以我在文章中忍无可忍地控诉：“我实在想不通，为政者要如此这般地处心积虑，颠倒是非，结果对自己有什么好处?这些人安的是什么心?呜呼，皇天后土，实所共鉴!”此文写作后没有几个月，“史无前例”随即爆发，“处心积虑，颠倒是非”的目的也就真相大白。我在北京大学聂某人的大字报出来以后的第三天，就荣膺“反动学术权威”头衔而被关入“牛棚”，于是就出现了《我读〈水经注〉的经历》一文中发生的故事。当然，尽管如该文中所说“不知在什么力量的驱使下”在牛棚里做了某些为政者所说的“和尚打伞”的事，但是当时我毕竟已经清醒。在这场杀机开动以后，要是我再写如同“四清”时的《森林》、《清官》一类的文章，那无异是自寻死路。所以在“牛棚”中写的笔记，都是属于考证、掌故之类。当然，一旦被红卫兵们发现，后果仍然是不可逆料的。
    我在前面所说的“抗议”心情，由于杭州大学地理系举办了一场残酷的“活人展览”而发展到不可抑制。这种“活人展览”，其行径宛如一位难友悄悄与我说的，这是《鲁滨逊漂流记》中所描写的生番们在吃人以前的跳舞。《光明日报》著名记者叶辉先生在一篇《“文革”中在杭州大学搞“活人展览”的个别人至今仍然坚持极左的错误观点不改》(1984年4月3日《光明日报》，后收入于《叶辉新闻作品集--走向光明》，浙江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报导中，不仅写出了这场持续一个多月的“展览”情节，而且也记及了我在这场展览中所扮演的角色：“脖子上挂着串起来的卡片，一手拿剪刀，一手拿胶水，冠之以'不学无术的反动学术权威'。”在这一个多月中，这种展览有时一天两场(上下午)，有时还有夜场。让那些被鼓动而来的观众，一批批地前来接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育。每场展出的时间，以观众多寡而定，从二、三小时到四、五小时。观众可以任意动手，对每个“展品”拳打脚踢。我在受“展”之时，努力抑制愤怒，而以思考郦学内容排遣。白天受“展”，晚上借写作牛鬼蛇神日记(规定每个牛鬼蛇神都必须写日记，晚上写，白天挂在室外走廊上让红卫兵们查看)的机会偷偷地写我在受“展”时思考的郦学心得。每写成一篇或写上几句，总感到这是一种胜利。也就是叶辉先生在《敢为水经作新注--记著名郦学家陈桥驿教授》(《人物》1996年第一期)一文中所说的：“很显然，在这场文明与野蛮的较量中，造反派失败了。”
    红卫兵们对我的暴行当然令人发指眦裂，正如著名的上海锦江饭店创始人董竹君女士在其《我的一个世纪》(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出版)中所怒斥的：“不知谁给他们如此作威作福的权利?”其实也不必责怪这些人的兽行，因为他们是有后台的。董女士经历的磨难当然远甚于我，但是不知她是否最后弄清了“不知谁给”的问题?因为灾难的降临近乎迅雷不及掩耳，一刹那间恐怖笼罩了一切，对于“不知谁给”的问题，许多受难者既不敢设想，也无暇考虑。在这方面，我倒是属于例外，因为抗日战争期间我刚进大学不久，就读到了当时出版不久的美国作家斯坦倍克(John Steinbeck)的名著《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的原版本，此书对我的印象确实极深，但我并不知道，作者以后居然因此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书写的是美国中西部大平原因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开发经营，致使许多个体小农场毁灭，农民们不得已抛井离乡，纷纷向西部流亡的故事。现在，为了写这篇序，我又找来了此书的一种中译本(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译本的第49页，有一段小农场主和拖拉机手的对话。这个名叫乔埃·戴维斯的拖拉机手，原来也是个庄稼汉，现在是银行雇来推倒所有这里的农家房子的。“我就在窗口里拿枪对付你。等你开得太近了，我就像打兔子似的，一枪把你干掉。”
    “这不是我的事，我也没。如果我不照那么办，我就要失业。你想你打死了我又会怎样呢?人家只会把你绞死罢了。是你还没有上绞架以前，早就有另外一个开拖拉机的家伙，会把这房子撞倒。你并没有把该死的人打死。”
    “这话有理。”佃户说。“是谁给你的命令，我要把他找到。应该杀了他才对。”
    “你错了，他是奉到银行的命令的。银行告诉他，把那些人统统撵走，否则唯你是问。”
“那么，银行有行长，有董事会。我要把来复枪装好了弹药，闯进银行去。”
    驾驶员说道：“有人告诉我，银行也是奉到东部发来的命令。”好一个“东部发来的命令”，它把安居乐业的二三百万芸芸众生赶出了家园。当我在抗日战争年代初读此书之时，确实为美国的这些勤劳朴实的农民在三十年代遭受的这场灾难感到伤心与同情。却不料时隔三十多年，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竟也在一种无法查索的“命令”之下罹致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全民灾难。我们在这场浩劫中蒙受的损失，据《人民日报》的两位主任编辑马立诚、凌志军所著的《交锋》(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出版)一书中引用叶剑英的话：“'文化大革命'死了两千万人，整了一亿人，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现在再回过头去看看美国在三十年代的那场灾难，他们的损失不过是九牛一毛。而且对于“死了两千万人”这个数字也还很难核实，这或许是灾难刚结束时的初步估计。因为我们另外还看到一个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死亡数字，比这更为惊人。据杨炳章所著《从北大到哈佛》(作家出版社1998年出版)一书的第54上说到：现在已众所周知，1960年标志着“三年灾害”的开始。在这三年中，不下三千万人，其中大多数是农民或人民公社社员，因受饥而死。三千万人，这是一个足以令人惊心动魄的数字!这实际上比中国二十世纪内所有国内外战争中死亡的人数还要多些。杨炳章接着说：“现在看来，当时发生这样的全国性大灾难是不足怪的，而且主要是人为造成的。”可惜他只能笼统地用“人为造成”这个词汇来追溯这场灾难的来源，还及上美国的那位拖拉机手，能够说得出：“银行也是奉到东部发来的命令。”其实，对于前三年的三千万和后十年的千万，我们用不着过于认真地研究这些数字的依据。在一个人命毫不关天的时代和地方，大可不必对这类数字斤斤计较。算是个近似值好了。不过这中间，前者与后者倒是颇有区别的，因为前者主要是农民和所谓“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社员，后者则多半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即所谓“臭老九”，其中包括了诸如陈寅恪、傅雷、老舍等民族文化菁英。言念及此，能不痛心!
    现在，三十年代在美国发生的这场灾难早已过去，而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在我们中国发生的这场灾难也算被“彻底否定”。不过，美国的这场灾难，虽然其损失不过是我们的九牛一毛，却留下了《愤怒的葡》这部不朽名著。但对于中国的这场滔天大劫，虽然也已经有了不少诸如小说、诗歌、受难者传记、目击者回忆录等陆续问世，但不论我在国内或国外读到的，显然都远没有达到斯坦倍克所写的那样生动真实和感人肺腑。我相信，这样的著作，也总有一天能写出来。至于我的这点笔记，其实并不涉及这场灾难，它无非是这场灾难的劫后余生。这是一本微足道的作品，很快就会被历史所湮没，既不会受人称赞，也不会被人斥责。不像我们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那样，它将永远地载入史册，受到世世代代人们的诅咒。
   
                                    一九九八年六月于杭州大学

编者按：《郦学札记》，陈桥驿著，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