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忠

深秋时节，汽车颠簸在皖南的低山丘陵间。窗外，清晨的雾色恍若淡薄的轻纱，透着寂静的朦胧……
　　这是通往黟县西递村的道路，山间小道蜿蜒曲折、坎坷不平。真的难以想象，在交通条件不便的古代，徽州人外出究竟曾经历了怎么样的艰难！
　　徽州，亦称新安，地处万山之中，在古代，徽州人外出，通常只能沿着山间的羊肠小道，动辄走上十几里、几十里路。故而，走惯了山间鸟道的徽州人，在平地上也往往安步当车。清儒顾炎武在《肇域志》中曾经谈到，一些徽州人“短褐至，芒鞋跣足，以一伞自携”，徒步跋涉数千里晋京赶考，“而吝舆马之费”，旁人一打听，原来家中都是拥赀千万的巨富。这在其他地区的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但对徽州人而言，却实在是一种习惯成自然。
　　同车的一位黟县农妇告诉我，她家每人仅有六分五地，而怀中的那位三岁男童则因“生也晚”而已无地可分。在历史上，徽州素有“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加田园”的说法。由于地狭人稠，本地每年生产的粮食仅能维持三个月左右的口粮。因此，徽州人颇像希罗多德笔下的希腊民族，“一生下来就是由贫穷哺育的”。为了弥补生存条件的缺陷，他们不得不向外拓展，所谓“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就这样，大批的徽州人怀揣几两碎银，挟着《士商要览》、《天下路程图引》，呼朋引类地外出经商，以致于“无徽不成镇”的俗谚在长江沿线尽人皆知。
　　在生意场上，徽州人生性俭朴，吃苦耐劳，又善于经营，所以“徽州算盘”的名气蜚声远近。各地的盐业、典当、木材、粮食、茶叶和海外贸易等许多行业，都被徽州人所垄断。其中，盐、当、木商人号称“闭关时代三大商”，获利最巨。
　　由于无远弗届，见识多广，徽州人的性格特征也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徽俗多行贾，矜富壮，子弟裘马庐食，辐辏四方之美好以为奇快。”(汤宾尹：《睡庵集》卷二三)富裕的徽商以深厚的经济实力为基础，将当时全国各地最精致的东西都带回到了徽州本土。反映在皖南的传统村落中，就表现为无论是整体环境还是单体民居，在质量和艺术水准上均属上乘。
　　记得从前在旧书摊上曾看过一本书，书名一时记不清了，只记得那是乾隆刚刚龙驭宾天，才亲政的嘉庆皇帝就查抄了权臣和申的家产。在抄家清单上，赫然列有“徽式新屋一所七进，共六百二十间”。当时并不清楚“徽式新屋”究竟指的是什么，只知道那该是一种相当时髦的居住形式。后来见到清人钱泳的一个说法：

　　造屋之工，当以扬州为第一，如作文之有变换，无雷同，虽数间小筑，必使门窗轩豁，曲折得宜，此苏、杭之工匠断断不能也。(《履园丛话》卷十二)

在清代，扬州是大批徽州盐商麇居之地，民居建筑“结构曲如才子笔”，主要就反映了徽派的风格。这种风格不仅在总体创意上，而且在建筑的细部处理中均颇具特色。以后者言之，最为突出的就表现为徽派建筑中的精雕细刻。钱泳曾指出：“雕工随处有之，宁国、徽州、苏州最盛，亦最巧”。在“刀头具眼，指节灵通”的徽州匠师手下，不论是清新淡雅的砖雕，华美姿丰的木雕，还是浑厚潇洒的石雕，无不巧夺天工。从这些著名的“徽州三雕”中，人们不难看出“徽派版画”和“新安画派”的艺术根基，更不难看出徽商是如何凭藉着巨大的财力，用最为精美的方式向世人故咀呕罩菸幕亩捞啬诤?br> 　　在明清徽州的一府六县中，黟县是个山陬水滨的荒僻小县，经商风气迟至清初方才蔚然成风，但却出过江南六大豪富之一的胡贯三。据说，胡贯三是西递胡氏二十世祖，他曾在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各大商埠中经营了几十家的典当铺和钱庄，资产折合白银数百万两，聚族而居的西递村正是因为胡贯三的原因而臻于极盛。西递的宅院最多时曾达六百幢，有两条大街，九十九条小巷，烟火人丁相当繁盛。迄至今日，虽然历经了一百余年的世事沧桑，仍然保留有明清民居三百余幢，其中，保存完好的多达一百二十四幢。洁白的粉墙，黝黑的屋瓦，飞挑的檐角，鳞次栉比的兽脊斗，以及高低错落、层层昂起的马头墙，绵亘着一幅宗族生息繁衍的历史长卷。穿行其间，思绪随着青石板巷步移景异，遥远的历史记忆渐渐复苏……
　　在西递村中，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一种独特的边门，沿着门框雕刻着“商”字形图案，任何一个穿堂入室的人，都要从“商”之下走过。在徽州人看来，“商居四民之末，徽俗殊不然”(许承尧：《歙事闲谭》)，“商”字形图案或许正是这种观念的一个具象。这让我记起了此前看过的一部徽商家谱。在那部家谱所附的一幅墓图上方，写着好几个“×××朝奉”的字样，令人相当吃惊。因为小时看“三言二拍”，“徽州朝奉脸”和“徽州朝奉口气”，总是明清小说中塑造反面人物性格的典型形象。绍兴师爷范寅在所著《越谚》中，也将“朝奉”二字列为浙东一带的“贱称”。其实，在徽州，就像高悬于芸芸众生头顶上这个“商”字形图案一样，朝奉却是一种受人敬重的尊称。徽州人口中的“朝奉”和“孺人”，相当于时下惯用的“先生”与“太太”。至于“朝奉”的由来，有许多不同的说法。清代前期赵吉士在《寄园寄所寄》中曾记载说，明太祖初定徽州，徽民夹道相迎，朱元璋垂询他们的身份，徽民皆自称“朝奉”。于是，洪武帝就顺水推舟道：“多劳汝朝奉的！”金口玉言，徽人便认为得了皇帝的集体加封。出身于黟县的清代考据学家俞正燮，查证出“朝奉”和“员外”是相同的涵义。因此，“朝奉”这个称呼在徽州的普及，就和“员外”在其他地区的普及是同样的。宋代称富人为“员外”，因为富人能够得到赐爵，但是在正员之外；而“朝奉”也正是与员外相似的“赐爵阶也”(《癸巳存稿》卷四)。稍后于俞正燮的著名学者梁章钜在所著《称谓录》中也有“朝奉”一条，他先是引用翟灏《通俗篇》中的考证说，秦始皇曾许富商乌氏倮为“朝请”，而徽州人中十之六、七是商人，所以自称“朝奉”，以表达对乌氏倮这位商界前辈的追慕。梁氏还指出，“朝奉”一词渊源有自，除了秦代有“朝请”外，汉代还有“奉朝请”，意思是“逢朝会请”，即每逢上朝便应召议事，并不实指某个官位。当时的三公外戚，皇室诸侯，多为“奉朝请”。到了宋代，才有了明确规定，“朝奉大夫”是从六品的官员，而“朝奉郎”则系正七品。梁氏最后总结说：朝奉，“在宋为官，今为掌质库之称”。梁章钜所说的“掌质库”，也就是指从事典当业的商人。这是因为：自明代中叶以来，由于在社会生活中白银使用的日益普遍，城乡居民对货币的依赖日益加深，各地都出现了常设的当铺，而经营当铺的主人几乎都是徽州人，因此，原先在徽俗中用以称呼富翁的“朝奉”二字，后来竟成了典当业主人的代名词。直到本世纪三十年代，在鸳鸯蝴蝶派笔下“益大当”的马老先生，仍然是位循资累进的“头柜朝奉”(赵苕狂：《典当》)。　　在明清时期，“徽州朝奉锡夜壶”一说，曾在江浙一带广为流传，徽商的形象是相当不佳的。《云间杂识》曾记载了这样一桩趣事：

　　成化末，有显宦满载归，一老人踵门拜不已。宦骇问故，对曰：“松(江)民之财，多被徽商搬去，今赖君返之，敢不称谢。”宦惭不能答。

在传统社会，“富人总是为穷人所怨恨，(而)外来的富人则更是遭到加倍的怨恨”(查姆•伯曼特：《犹太人》)。无论是在西方的犹太人，还是中国的徽州贾客，他们的境遇都再好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
　　其实，徽州人或许并不比历史上出现过的商人更加刻薄或吝啬。从总体上看，他们“虽为贾者，咸近士风”(《戴震文集》卷十二)，是一个素质较高的地缘性商人群体。根据余英时先生的研究，当时，儒家的道德规范已深深地影响着徽商的实际行动——文化水准较高的徽商直接从宋明理学中汲取道德的启示，而一般粗通文墨的商人则依赖通俗化的儒家伦理。(《士与中国文化》)在不少人的心目中，童叟无欺是“天理”，短斤缺两是“人欲”，因此“存天理，灭人欲”——买卖上的绝对公平是天经地义的一件事，能做到这一点，在相当程度上亦即所谓的“良贾”，也就称得上是“服贾而仁义存焉”，更可以理直气壮地发出“良贾何负于闳儒”的呐喊。这恰好印证了王阳明所孜孜提倡的“四民异业而同道”、“虽终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贤”的主张。这样，在“道”的面前，士农工商也就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并没有高下之分。不知这是否就是“商”字形图案所折射出的文化底蕴？
　　与这种图案相映成趣的，则是一幅相当惹人注目的对联——“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这很让人联想起《儒林外史》中的一段描述。《儒林外史》第二十二回讲两个徽州文人牛玉圃和牛浦到扬州河下(徽商聚居区)盐商万雪斋家中：

　　当下走进一个虎座的门楼，过了磨砖的天井，到了厅上。举头一看，中间悬著一个大匾，金字是“慎思堂”三字，……两边金笺对联写“读书好，耕田好，学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中间挂着一轴倪云林的画。书案上摆着一大块不曾琢过的璞。十二张花梨椅子。左边放著六尺高的一座穿衣镜。从镜子后边走进去，两扇门开了，鹅卵石砌成的地，循着塘沿走，一路的朱红栏杆。走了进去，三间花厅，隔子中间悬著斑竹帘。……揭开帘子让了进去，举目一看，里面摆的都是水磨楠木桌椅，中间悬着一个白纸墨字小匾，是“课花摘句”四个字。

 《儒林外史》中这家徽商的室内布局，令人顿生似曾相识之感。而西递的这幅对联，则更为直观地揭示出徽州独特的乡土习俗。明代著名学者、徽州人汪道昆就曾指出：

　　夫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夫人毕事儒不效，则弛儒而张贾；既侧身飨其利矣，及为子孙计，宁弛贾而张儒。一弛一张，迭相为用。(《太函集》卷五二)

做生意是为了牟取巨额利润，读书则是为了追求功名。读书博不到功名，就应当“下海”。赚了一笔钱后，为了子孙后代考虑，就应当让他们读书。以商养文，以文传家，形成了儒、贾之间的良性循环。这里的“毕事儒不效，则弛儒而张贾”，可能还包含着另外一层涵义，那就是在一个家庭中，如果几位兄弟都从事举业，那大家只好喝西北风，所以还必须有所分工。这种家庭成员的分工，在徽州地区可能相当普遍。对此，何炳棣先生称之为“the policy of fami1y division of labor”(《扬州盐商：十八世纪中国商业资本主义研究》，载《哈佛亚洲研究学报》卷十七，一九五四年)，而西递的“桃李园”就是这种分工的一种体现。桃李园建于清咸丰年间，宅院由一贾一儒两兄弟构思、营造而成，分为前、中、后三进，背向序列三间，前进是两兄弟共用的空间，二进为做生意的住居，三进则系儒者所居。跨进居室，那屋梁上的斗拱、雀替、驼峰，楼层的栏板、柱棋、莲花门，天井四周上方的檐条，石墙旁的屏门隔扇，以及窗扇下方的花台、栏杆等处，目之所见，处处都是雕镂精细的木、砖、石三雕。二厢房用屏门组成，尤其耐人寻味的是漏窗上的图案，称为“冰梅图”——相当多的半爿梅花落在一方方冰裂纹上，除了令人叹为观止外，它还寓意着“梅花香自苦寒来”，严冬将尽，读书人“十年寒窗”，终于金榜题名，一鸣惊人。这种“冰梅图”，在徽商住宅中所见极多，处处烘托出“贾而好儒”的气氛。
　　在徽州，“十户之村，无废诵读”，是个一点也不夸张的说法。在明清两代，徽州人在科举上的建树令人刮目相看。据不完全统计，从一六四七年到一八二六年，徽州府产生了五百一十九名进士(包括在本地中式和寄籍他乡及第的)，在全国科甲排行榜上名列前五至六名。在此同时的一百八十年间，江苏省产生了一甲进士九十四名，其中，有十四名出自徽州府；浙江一甲进士五十九名，有五名是徽州人。在徽州当地，“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一门九进士，六部四尚书”之类的科举故事，多得不胜枚举。在现存的明清民居中，有不少就是科第阀阅的旧家宅院。
　　“大夫第”是清初的官宦故居。在临村街墙上，悬空挑出一座小巧玲珑的亭阁式建筑。这座悬阁危楼，上书“山市”楼额，原本是主人怡情养性、凭栏观景用的。据当地村民告知，每当春天，遍野的映山红煞是好看，于此远眺，真有“山花若市”之感。可惜的是，就在数月前，不知是谁心血来潮，将之改建成“抛彩球，选佳婿”的“古绣楼”。据说，这是为了开展“民俗旅游”。古为今用，原本亦无可厚非，只是先前古朴典雅的亭阁，竟被漆成腥红色，在粉墙黛瓦的西递古巷道间，多少显得有点不协调，仿佛小镇美人的招摇，颇令人联想起方鸿渐所痛恨的那种“落伍的时髦”。
　　在历史上，徽州各地有的是望夫楼，有的是女祠，却绝不会有临街的绣楼。在明清时期，徽州是个高移民输出的地区，根据徽州俗例，男子到十六岁就要出门做生意。因此，年满十二三岁就得完婚，然后外出经商。从此，萍飘蓬转，有时，需要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返乡省亲。绩溪人胡适先生曾回忆说，徽州当地有“一世夫妻三年半”的俗谚，说的就是这种情形。据说，曾经有一对夫妇结婚才三月，丈夫就出远门做生意，妇人以刺绣为生，每岁积余羡易一珠以记岁月，称为“记岁珠”。后来丈夫还乡，妇人已经死了三年。启视其箧，积珠已二十余颗。(俞樾：《右仙台馆笔记》)年届青春的少妇，丈夫长年外出，“茫茫长夜何由彻？”寂寞的徽州妇女，每当夜幕降临，面对着空荡荡的深宅大院，有的将一把铜钱抛在地上，然后再一个个捡起来；再把它们撒开，再一个个拾起，如此往复，直到精疲力竭，直到东方泛出鱼肚白，直到青春少妇熬白了头。迄至今日，在昔称“程朱阙里”的徽州大地上，依然矗立着许多错落有致的大小贞节牌坊，历经数百年的凄风苦雨，似乎仍在无声地诉说着很久以前思妇的寂寞与辛酸。其实，徽州的妇女何曾都是用牺牲热情眷恋名教，以贞节来装饰男人的体面？钱钟书先生曾引用清人施闰章《愚山诗集》卷二《枣枣曲》自序，“谓海阳有‘香枣’，盖取二枣剥叠成，中屑茴香，以蜜渍之，询其始，则商人妇所为寄其夫者，‘义取早早回乡’云。……海阳妇以枣与茴香谐音，望夫早归。”(《管锥编》第五册，页15)“海阳”也就是现在的徽州休宁，“留守女士”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寄托着绵绵的情意和不尽的相思。
　　数年前的一个清明时分，我曾奔波在由歙县到深渡的公路上——这在历史上曾是徽州人外出经商的一条主要通道，在《天下路程图引》中被列为‘徽州府由严州至杭州水路程”。当年，不知有多少“芒鞋跣足”的徽州人从这里走向前途莫测的商场。数百年后的我，虽然已无从体验他们彼时的心境。但在那个落雨纷纷的季节里，眼见着低山丘陵间参差隆起的坟冢，看着公路两旁小树上五颜六色的“挂钱”(徽州扫墓时的那种习俗)，以及偶而掠过窗外的一、二只乌鸦，我也分明体味到作为异乡人的那种落寞和孤单！据说，徽州人所做的买卖相当之多(当时有“无徽不商”的说法)，但有两样东西是最为忌讳的——一是茴香，二是萝卜干。因为“茴香”谐音是“回乡”，“萝卜”则意味着“落泊”。所以直到今天，徽州地区仍然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徽州商人心里慌，怕卖茴香萝卜干”。当然，或许是有太多太多的徽州商人在异乡卖起了萝卜干，所以除了牌坊外，徽州人还设计出独特的女祠，将守节的妇女牌位供奉其中。也就在那个清明时分，我曾到过歙县棠樾的清懿堂(亦即女祠)。当时还没有经过大规模的整修，但见三进五开间的女祠坐南朝北，硬山式的外观裸露着一整面灰白色的山墙，在阴郁的天空下，那是一种令人窒息的严严实实，见不到一扇小窗。走进祠堂，迎面扑来的是丝丝缕缕的蜘蛛网。祠堂虽然空旷而残破，但内心的震撼却异常强烈——在对女人贞节的表彰中，我读到了男人的一种恐惧！时至今日，或许是为了招徕旅游者，不少人都忙着修复维纳斯的断臂，甚者为之披上现代派的广告衫。于是乎，原本很有沧桑感的历史建筑上，却嵌入了几根崭新的木料。说真的，故地重游，我再也找不到当年的那种感觉！——因为那毕竟让人联想起并不高明的古董赝品。
　　说到古董赝品，在西递的巷陌民居门前，处处是古董摊子。其中，最令我感兴趣的是些徽州的契约、文书。五六十年代，在皖南山区发现了大批的契约、文书，其数量空前。现存于国内各研究机构的十多万件(册)徽州文书，成了研究宋至民国(尤其是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的珍贵历史文物。特别是自八十年代初以来，对徽州文化的研究，迅速成为中外学者关注的热点，“徽州学”(或称“徽学”)可望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的一门显学，契约文书更是受到学者们的青睐。国外有的汉学研究者甚至断言，这些徽州原始资料，是“研究中华帝国后期社会和经济的关键”。故此，原本一钱不值的契约、文书洛阳纸贵、行情看涨。与此同时，随着沿海城市居民生活水准的提高，古董鉴赏之风悄然蔓延。精明的古董商人也就无孔不入，即便是西递这样的僻野乡村，也不止一次地被他们光顾过。于是乎，粉墙黛瓦下站立的古董摊主(西递村民)，在他们纯朴的眼神底色上，分明增添了一丝精明和狡黠。粗略一翻，摊上的契约、文书数量着实不少。最早的似乎是清道光年间，最晚的则到民国。通常是将一张标着道光年号的租佃文书与民国时期铅印的契约粘在一起，中间加盖一枚看上去不算太旧的大印。其真赝也只有天知道了！
　　或许是历史的一种循环吧，数百年前，当徽州人因经商而囊丰箧盈之余，他们也竭力追求自身在文化上的价值。拥赀钜万的徽州人凭藉巨额的资产，大量收购金石、古玩和字画。最初，那只是对士大夫生活方式的一种盲目模仿。他们认为：“雅俗之分，在于古玩之有无。”(吴其贞：《书画论》)因此，不惜重价，动辄成百上千件地收购。这种举动，曾受到了文人士大夫的嘲笑。例如，在万历前后，江南一带的两汉玉章纷纷被徽州富人以高价购去，有人就认为，这是邯郸才人嫁为厮养卒妇，甚至还刻薄地喻之为官印堕于毛厕(沈德符：《飞凫语略》)。显然，在他们的心目中，新安商人不过是些附庸风雅的暴富财佬。当时，不少穷困潦倒的文人都挖空心思地骗取商人的钱财。明清两代，在苏州一带就出现了大批以制造假古董谋生的无行文人。据钱泳描述，书画、法帖的赝品当时称为“充头货”。作伪的方法很多，例如，买得翻板法帖一部，将每卷头尾两张重刻年月，用新纸染色拓之，加盖收藏名家的图章，以充作宋刻，再用旧锦作装潢，外面套上檀木匣子，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冒充真宋拓了。故此，当我看到上述的契约文书时，就不由地想起了《履园丛话》中的这段描述。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古董摊上全是赝品。在徽州地区，原先每年八九月份都在寺庙前集售各地古物，“时四方货玩者，闻风奔至，行商于外者搜寻而归”。接触的赝品和真品既多，徽州人的鉴赏水平也日益精进，涌现出不少赏鉴名家，收藏精品也多“海内名器”(《书画论》)。于是，至迟到十六世纪，在东南的文化市场上，新安商人俨然成了操执牛耳的盟主——“徽人为政，以临邛、程卓之赀，高谈宣和博古图谱”(阮葵生《茶余客话》卷二十)。明代徽州人詹景风的《东图玄览编》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万历戊子夏，王司马山公、方司徒采山公，邀其饭于瓦官寺，寺僧舁一石刻升元阁图来观，图中有七指顶许小字及诸佛相，曰：“此凿池地下所得，吴中诸名公皆以为唐时石刻。”予曰：“不然，画法比北宋似过之，说唐却又不是，字法非北宋能，比唐又不及，殆五代人笔也。”已而，山公记忆曰：“元是五代李主年号，会阁成，僧来请名，后主遂以升元名之。”采山公大喜曰:“昔者但称吴人具眼，今其眼非吾新安人耶！”公默然。

这位“默然”的山公，就是明代文坛上著名的“后七子”之一的王世贞。面对着徽州人“采山公”的一番炫耀，身为苏州府太仓人的“山公”，除了“默然”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当时，由于徽州人席丰履厚，独具慧眼，赏鉴精到，以至于整个社会的审美旨趣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王世贞就曾经说过，明初绘画崇尚宋人，但自嘉靖后期以来忽重元人手笔，以致从倪元镇到明沈周的画幅，陡然间增价十倍；瓷器原先以五代宋朝的哥、汝诸窑为珍，隆庆末年以还，“忽重宣德以至成化，价亦骤增十倍”。他认为，究其原因，“大抵吴人滥觞，而徽人导之。”(《觚不觚录》)所谓“吴人滥觞”，指的是苏州作为传统上的文明渊薮，“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王士性：《广志绎》卷二)而徽商作为后起之秀，居然取前者而代之，从而为自己赢得了一个“近雅”的评价。(谢肇：《五杂俎》卷四)
　　对于古董我是外行，不过，摊上的不少线装书想来都是旧家故物。其中，有一部虫蚀斑斑的古书，令我颇感兴趣。书名是《断桥》，内容大概是曲剧之类的本子，旁边用“徽字”(徽州的俗字)注着唱曲的节拍。类似的曲本(如《凤求凰》、《秋声赋》、《陋室铭》之类)，在屯溪的明代建筑——“程氏三宅”中也曾经见到过。在明清时期，花、雅之争一直就存在。雅部即昆腔，士大夫都能清唱昆曲，形成为一种时髦的风尚。李渔曾不无调侃地指出，富贵人家，平日里虽然听惯了嘈杂喧阗的弋阳、四平诸腔，“极嫌昆腔之冷”，但因世人“雅重昆曲，强令歌童习之”，尽管每听一曲，“攒眉许久，坐客亦代为苦难”(《闲情偶记》卷三)，但为了附庸风雅，却还是乐此不疲。乾隆年间，广陵的徽州盐商纷纷征集苏州名优，备蓄家班，一时间铺张炫异，争奇斗妍，扬州俨然成了昆剧的第二故乡，精谙工尺的徽州盐商亦不乏其人。在昆剧兴盛的同时，花部也迅速在扬州崛起。花部亦即乱弹，原本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草台戏。就是这种文人不齿的花部，经过邗上闻人、徽州盐商江春等人的提倡，而逐渐为绅商阶层所接受。到十九世纪前期，著名学者焦循就曾指出：“彼谓花部不及昆腔者，鄙夫之见也。”(《花部农谭》)乾隆年间，徽剧艺人高朗亭和郝天青等，将徽剧带到扬州演出，博得了徽州同乡们的一阵喝彩。乾隆五十五年(一七九○年)，高朗亭等又晋京献艺，引起随后四喜、春台、和春等徽班进京，这就是戏曲史上著名的“四大徽班进京”。嘉庆初年，向习昆腔的扬州，已厌旧喜新，皆以乱弹为新奇可喜。相应地，在北京，嘉庆以还，梨园弟子多皖人，吴儿渐少。到后来，纯粹的昆班已不易在北京立足，南方名角北上，也只能搭徽班插演昆剧。这种变化，实际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清两代中国社会时尚的一个巨大变迁。它完全改变了雅俗一以苏州人为准的传统，而以徽州人的好恶为风尚之所趋避，这显然标志着徽州文化的鼎盛发展和巨大的辐射能力。由此看来，类似于“声名文物甲于东南”的评价，对于徽州而言，绝不是一种过甚其辞的溢美之言！
　　一百多年过去了，迄至今日，在人们的记忆中，煊赫一时的徽商逐渐褪色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一群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夸奢斗富、慕悦风雅也衍化而为口耳相传的种种传说……。极目望去，残败的宗祠，劫后余生的牌坊，完整的民居建筑群，还寂寞地矗立于黄山白岳之间。我徘徊在鸳瓦粉墙、棹楔鸱吻的徽派巷陌间，忽然，在一幢明代住宅的门洞前，我看到了这样的一番景致：夕阳的一抹余晖，透过“四水归堂”的天井射入厅堂，在昏黄的暮霭中，精致的窗棂和雀替，映衬着斑驳陆离的墙面，犹如梦一般地凄婉迷茫。刹那间，我再一次强烈地感受到徽州文化昔日的辉煌，心中不禁涌起耳熟能详的一句歌词：

　　花瓣泪飘落风中，虽有悲意也从容。

这种深厚的文化积淀，迄今仍为世人展示一种落花的矜持与自尊。

　　　　　　　　　　　　　　　　　　　　　　　　　　　一九九四年寒冬于复旦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