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念海　

 提要　这是一篇考察黄土高原的回忆录。由于一些机缘，得遍历黄土高原各处。在考察过程中，得以确定若干故城关隘的遗址，辩明几条交通大道的通塞，从而论证前哲时彦的讹误不实之处。黄土高原早在远古时期即已辉煌昌盛，其后历久不坠。可是现在却已残破不堪，许多地区沟壑纵横，难有平坦之地。这是长期侵蚀有以致之。积疚既明，或有助于黄土高原的治理。

　　关键词　黄土高原　故城　关隘　侵蚀　沟壑

　　　　　　　　　　　　　　一　1972年考察以前的旧事

　　我在黄土高原上从事考察工作，是从1972年开始的。在此以前，也曾去到黄土高原上走过一些路程。其中可以略事提及的有两次：一次是1938年前往陕西榆林，一次是1945年前往内蒙古杭锦后旗（当时称为陕坝，为绥远省政府所在地）。这两处在以后的岁月中还曾再次到过，可是前后都有所不同。后来有了长途汽车，来往是方便的。可是在那时，抗日战争正在激烈进行中，困难重重，有公路而无汽车，乃是常事，长途旅行，只能骑牲口或者坐大车，就另是一种风味。牲口和大车自然不能和汽车相提并论，只能慢腾腾地行走，是着急不得的。其实慢点也有好处，沿途可以了解更多的情况。当时所走的路程也就是和现在相同的大道。两次都是由西安出发，由西安北行，经耀县、黄陵、延安、绥德而至于榆林；由西安西北行，经彬县、泾川、平凉、固原、银川、石咀山、磴口而至于杭锦后旗。

　　虽然当时还没有探索黄土高原的设想，但对于黄土高原也能有一点肤浅的了解。可以说有些字是我到陕北才认识的。陕北的人以梁峁并称，这个“峁”字以前我就没有见过，更说不上认识。梁是由原切割后形成的。地形高起而上面平整的为原。原经过侵蚀成为梁，梁再经过侵蚀才成为峁。原本来都相当广大，由于侵蚀，原上出现了宽窄互异的沟。许多沟把原分成许多梁。梁是呈长条并不很宽的地形。梁上再经侵蚀又有了沟。这些沟把梁切割成了若干段落，每个段落四周都为沟所围绕，仅剩下一个高土堆孤独矗立，因而就成了峁。别的地方少有这样“峁”的地形，也就不用这个峁字。

　　就是“崾嶮”两字，也是到陕北之后才认识并领会其作用的。陕北多陡峻的深沟或两相对立而又陡峻的山崖，两侧的坡道又皆笔直而少弯曲，因以崾嶮相称。有一次我等四人共乘一辆吉普车出行。同车的人皆能高谈阔论，了无已时。途中经过一个崾嶮，坡度不仅陡峻，又复相当绵长。陡峻的坡底仅有能容一车通过的小桥，桥下又复深邃，仿佛不易见底。如此陡峻的坡度，车子又不能减速，减速就很难冲上对面的陡坡。这时车上再无高谈阔论，仿佛万籁俱寂，仅闻车轮滑动的声音。过了崾嶮，登上对岸的坡顶，司机回头向大家说：现在可能明白，诸位的性命就在我这手指之间！在以前的年代里，这样的崾嶮经常为争战时所利用，以其有利于防守。

　　以前读唐人的诗，有些诗句很难理解。王维诗中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就是其中的一例。由贺兰山下北行，走到内蒙古，才深切体会到王维诗中状物的工整。在大漠附近，不止一次看到孤烟直上数百十丈之高而没有稍微弯曲散乱的景观；在长河侧畔看落日，显得格外浑圆。王维这首诗是在居延泽近旁作的，其实在大漠附近，长河侧畔都是能欣赏得到这样的景观。如果王维不到大漠附近，可能也写不出这样堪称绝唱的诗句。

　　这样难得遭逢的情景，还可以提到黄河冰上的行车。车是马拉的大车，有其独特的风格。这不是横越黄河，而是在黄河中间大溜的冰上向下游行走的。为了防备马在冰上滑倒，马蹄上都钉上带剌的铁掌，行走很快，仿佛像飞的一样。这样连续行走，至少也有百儿八十里的路程。当时大车的车轮上都钉有铁钉，行驶起来在冰上磕碰，声音清脆悦耳。现在交通方便，可能不会再有人能有这样的机会。我所行走的河道，是在石咀山北。听到在冰上行走的清脆声音，固然是难得的，冰上的流沙竟然像流水一样，由冰上向东岸流去，有一种仿佛波涛的声音，也是从来没有想像得到的奇迹。这里黄河西侧为乌兰布和沙漠，当时西北风大起，沙漠被风吹动，由冰上成片成股地流向东岸的鄂尔多斯高原。鄂尔多斯高原也是有沙漠的，乌兰布和沙漠东流，鄂尔多斯高原积沙当然更多。好在冰封黄河每年只有几个月，不然这里的黄河东西两侧，都成了乌兰布和沙漠了。

　　　　　　　　　　　　　　二　关中东部潼关内外的考察

　　1972年开始的考察工作，只限于军事地理，还说不上更多的方面。考察的范围不大，是以陕西为主，兼及其邻近的山西、河南、甘肃、宁夏回族自治区和内蒙古自治区的一些有关的地区，但道路却走的不少。陕西全省的县，除过东南的白河、洵阳、平利、岚皋、镇巴外，所有的县都去过，有的县甚至去过四五次。还曾经五渡黄河，辗转于吕梁、句注诸山之中，数登陇坻，徘徊于六盘、贺兰诸山之间，更北越阴山山脉，瞻望广漠无垠的瀚海边缘。

　　最初考察，由西安东行，经韩城，渡黄河，经侯马，折回潼关，再由潼关东出函谷关，复穿过熊耳、伏牛两山，由武关归来。此行虽然只限于军事地理，也不能和自然环境的变化无关。战国时期魏国西长城的变迁就是明显的例证。魏国西长城由华山之下筑起，达到韩城，蜿蜒于韩城之南的东西少梁原上。东西少梁原虽为氵居水所隔断，却都濒于黄河。这里的长城并无尽头，因为随着河岸的崩塌，长城的尽头也就坠入河水之中。看来河岸的崩塌了无已时，以后还是难于避免的。其实，魏国西长城的建筑是至为坚固的。我曾攀登西少梁原上长城的顶端，细数夯土的夯窝。夯窝至为密集，口径不大，却相当深凹。长城侧面所显示的夯层也并非过厚，可见当时用功的艰巨。在以粮为纲的时期，农民为了平整土地，多种粮食，思欲毁掉长城，增益顷亩，花费很多财力，购买大量炸药，埋于长城根旁，炸药爆炸后，长城却巍然未动，毫无残缺破损之处，也应算得上一宗奇迹。

　　函谷关和潼关都曾经是有名的关隘。函谷关有旧新两关：旧关在今河南灵宝县东北，新关在今河南新安县城东，是汉武帝时迁徙的。我这次考察的是旧函谷关。旧关已无关城，其地今为王垛村。王垛村濒弘农河西岸，村西一面漫坡，坡上分成若干层梯田。梯田间高差并非过大，因而漫坡也非甚陡，显得平夷无阻。这样的形势，如何能称为雄关？这样的差异，乃是后来人为作用的演变，当年并非如此。以前曾经有人说过：“函谷关城，路在谷中，深险如函，故以为名。其中劣通，东西十五里，绝岸壁立，崖上柏林荫谷中，殆不见天日”。据此可以想见，函谷关不仅道路两旁有森林，整个弘农河畔的漫坡上都应是森林。所谓“崖上柏林荫谷中，殆不见天日”，正是这样的意思。森林如此荫密，只能由谷中道路行进。这正是险要的去处。其实所谓函谷，是东自崤山，西至潼津这条大道的通称。这条大道“邃岸天高，空谷幽深，涧道之峡，车不方轨，号为天险”。可是现在王垛村所在的漫坡，了无林木，就是西到潼津的大道上也很少树木，既非“空谷幽深”，也难得都是“车不方轨”，因而也就说不上“天险”。这不能说自然形势就没有变化，主要应是人为作用有所促成的。

　　潼关城也经过迁徙，而且并非一次，前后地形有很大的差别，不能以现在的潼关当作最早的潼关。当潼关始建之时，黄河紧逼南岸，潼关就不能不建筑在秦岭山下的高原上。其地西为潼水河谷，东临深沟。潼水河谷侧畔的长坡并不甚陡，河谷亦较宽阔。潼水下游入于黄河，故由潼关西侧登上潼关，路途还较为平夷。潼关东侧之沟直至黄河岸边，沟深坡陡。由河畔上原，只有沟边一条小路，跋涉亦颇不易。潘岳《西征赋》所说的“溯黄巷以济潼”，就是指此而言的。黄巷就是黄巷坂，指的是沿黄河的东西通行的大道。东来的人们到达黄巷坂的西端，还得傍着绝涧上原。所谓绝涧就是这条沟边的小路，是非常陡峻和窄狭的。后来潼关城迁到原下河畔，来往固然方便，防御的效能就未免有所减少了。

　　潼关之北，可以称道的还有两座关隘：一为蒲津关，一为龙门关。蒲津关现为大庆关，在今山西永济县，还有遗迹可寻。龙门关则应在韩城市和河津市之间的黄河侧畔龙门山旁。可是在龙门东西山坡同遍寻，皆无所获。关城虽不可得，山下河水湍急，舟渡艰难，却是险要去处。现在公路、铁路有桥可以通过，已成坦途。当我前去考察时，仅有铁索浮桥。桥上铺板，可以行人，偶遇大风，即将所铺之板撤去。我等不能停留，只好踏着铁索过去，下视腾翻巨浪，目为之眩晕，几至不能成行。龙门河谷陡峻，奔流的河水已仿佛近于瀑布。“河山之固”，早在战国初年，就曾经得到魏文侯的称道，现在看来，似乎还没有若何逊色。

　　　　　　　　　　　　　　三　陕北和内蒙古一些地方的考察

　　由关中东部归来，稍事休息，当年又复继续出行，趋向陕北和内蒙古自治区。这一次行程较长，考察的地方也相当繁多。大致说来有洛川原上的洛川旧城、黄河岸边的吴堡和佳县两座县城、榆林城北的镇北台及其东西两翼的长城、唐代的麟州城和宋代的府州城、红碱淖和洪州城、银州城和永乐城、沙漠中的统万城、多盐湖的盐州，还有旬邑县的石门关，归途中又复在关中西都考察了一些战地和道路。

　　这次远行，榆林以南所行的大体仍是三十年前走过的旧路。那时行色匆匆，见闻自是有限。这次可以从容探索。这其间且曾徘徊于富县的长城原中，也曾攀登到延安的嘉岭山上，细审山原的变迁。在以前悠久的年代里，山原都有变迁，而原的变迁特为显著，原上一些县城要邑也不能不为之一再迁徙，尤以洛川县城最为显著。洛川县就在洛川原上。洛川原迄今犹为陕北的大原，其旧城在今县城东北，已近于原边。旧城始建之时，还可以说是缘山，由于附近的沟头伸延，竟然成了临壑，最后不能不另行迁徙。

　　陕北一些县城濒于黄河，其间设置都有一番考究，大都是为了能够易于利用地理形势，而以吴堡，佳县最为独特。故途中绕道前往，一探究竟。吴堡县城位于河畔原头，原头高耸，河岸陡峻。道路就在河岸边缘，又复狭窄难行，若是发生战争，确实是易守难攻的要塞。佳县县城夹处于黄河和佳芦河之间。河岸皆形同壁立，一线道路两侧皆临深壑，进入县城也非易事，同样是军事要地。在北宋与西夏对峙时，宋人正是藉着这两座城池巩固河防的。近年吴堡县城下移到黄河岸边的宋家川。黄河上已筑有桥梁，交通便利，与前迥不相同。
　　曩日北行，仅至于榆林。榆林于明时为延绥镇城，长城的建筑较其邻近各处为坚固整齐，以镇北台为中枢向东西两翼展筑。镇北台位于榆林城北，至为雄壮，迄今犹高耸地上，引人瞩目。镇北台下的红山市，系明代为鞑靼所开的马市，作为互市场所，今已成一片荒滩，难于实指。镇北台东西的长城，在榆林境内的段落大率圯毁，仅余若干敌台络绎散布于荒烟蔓草中，仍仿佛一线相连，使人略知当年长城的所在。

　　榆林在明时为陕北重镇，其东的神木和府谷两县，早在唐宋时期即已为边防要地。神木于唐时为麟州治所，府谷于宋时为府州治所。只是后来县城皆有所迁徙，并非当年的州治。唐麟州城在今神木县北杨家城。杨家城位于窟野河畔，唐时在这里设置麟州，就是为了控制窟野河谷。窟野河虽非大川，河谷却相当宽广，可以通行众多军马。明代在这里所筑的长城，即筑在麟州城的西城墙上。麟州城外的长城已为许多沟壑所切割，断断续续各自成其段落。麟州城内亦多为沟壑所隔绝，残缺不全，实已成为村落，而且还不是较大的村落。西城墙上雉堞犹存，可以想见当年麟州城的雄壮气派。其时村民正在拆毁城墙，平整土地，若迟到数日，必将一无所见，就难于理解当年在此建立州城的缘由。

　　宋时府州治所在今府谷县城北黄河岸旁。府州和麟州不同。麟州的设置是为了控制窟野河谷，府州则为了控制黄河西岸。府州治所高踞原头，固然易于防守，却极为缺水，须由黄河中取水供应，如水源被切断，州城就难于防守。当年筑城为了巩固取水道路，就紧濒黄河，连城下也不留空隙，如果有意要切断城内水源，也是难于由城下通到河边。可见当年筑城确是用尽了心机。

　　府州和麟州都有沟壑，具体情况却不尽相同。麟州治所即今杨家城，到处都是沟壑。府州治所高耸原头，还不至于有这样的现象。今府谷县有几条川道，其中清水川的涨水，特别引人注意。河川以清水为名，想见川中流水的清沏。清水川在无雨之时，名实倒也相符。稍遇大雨，所挟带的泥沙独为最多，水头形同壁立，水流为之不畅，这在黄土高原实为少见。我两次到过府谷，却都是晴天，难得见到这样的奇观。可是人言凿凿，不能说是虚构。以后再未到过府谷，就不易细究根底。

　　由神木县循窟野河北行，至店塔镇偏向西北，可至红碱淖，已到了鄂尔多斯高原。鄂尔多斯高原上河流稀少，水源缺乏，然亦间有湖泊。湖泊大都集中在高原的中部，南缘却很少见。所可以提到的，应该数得上这个红碱淖。红碱淖为淡水湖，其中有鱼。湖旁水甘草肥，明代鞑靼南侵，亦尝取道于此，以便厉兵秣马。因而这里也曾为两方交绥的战地。

　　鄂尔多斯高原虽是茫茫草地，却也有些故城遗址，隐现于荒郊野外。其中以伊金霍洛附近的洪州城最具规模。洪州城虽已无城墙，而内外三道城墙的遗迹犹显露地面，可见当年城池的规模。城内遍地都是死人遗骨。当地向导者随手检得一块较大的骨头，举以见示，显然可见这是死人的踝骨。据向导者说，近年有人买此遗骨，每岁可以检得数卡车，运往外地。虽然如此，较大的遗骨仍然俯拾即是。可能当年此地曾经有过钜大的战争，遍地遗骨就是双方互相残杀的劫余，惜于史无征，未知何以致之。即城名亦难考核，未知为何代所筑。遗址中检得数枚唐宋钱币，为时可能并非很早。

　　洪州城虽于史无征，唐银州城和宋永乐城却在此行中得知其遗址所在的确地。银州为唐时所置。唐代后期，以其地水甘草丰，置银川监以饲养马匹。在宋和西夏对峙时，亦尝为边防要塞。我以前初至米脂县时，县城上大书“古银州城”。据说其城就在米脂县东北，亦未闻有遗址可寻。这次重来，颇欲探索究竟。途中闻横山县党岔有石刻出土，虽未悉石刻上所书何事，亦以亲睹为快。因直趋党岔，期能得以目验。党岔设有学校，设想可从学校教职员中略知底细，可是学校中人见告，党岔近年并无石刻出土，当系传闻之误，方思返辔离去，有一学生乘间告知，谓其厕所中有一方块石头，上面刻文字。因请人掘出，水洗干净，辩认字迹，为唐代陇西李公政墓志铭。此墓志为创建校舍时由地下掘出的。据墓志铭所载，公政之曾祖从官银州，因在其地置大业，子孙遂为银州人。公政没后，其子弟以其柩迁厝于州城南山召山之左。所谓山召山之左就是现在设为学校的墓志铭出土之地，则银州城当在党岔稍北处，然亦不能过于偏北。因为银州城不能置于无定河北，再北即为无定河，惜遗址已无存，不易见到当年州城的规模。这样的发现和确定，只能说是偶然。当时若非校中学生相告，亦当失之交臂。此墓志铭已移藏于西安博物馆，铭文纳入《全唐文补遣》第五辑，可覆案也。
　　永乐城筑于北宋时，其时银州城已为西夏所据有。边将种谔建议规复横山以西，因筑此城。此城筑成，对于西夏自是钜大的威协。西夏势难坐视，因起兵相争，宋人亦兴兵拒守，引起战机。这是宋夏之间最大的一次战争。永乐城究在何处？得来亦颇不易。所有记载都说永乐城在今陕西米脂县永乐村，仿佛已成定论，用不着再多事怀疑。就是永乐城确定在永乐村，我也应该前去详细了解，当年宋夏两国在激烈的战争中如何利用当地的地势。我到了米脂县，提出前去考察的事，还有人劝阻，说是地方确实可信，不会有若何讹误，况且路途又远，行走很不方便，何必多费周折。后来还是前去了。永乐村距米脂县城约四十里，是相当远的。路上几乎没有行人，走了一段路后，连引路的人也认不得路了，只好到附近村庄里，另外请人引路。这样先后换了三个引路的人，才到了永乐村。永乐村是个小村，由村中人户的多寡，地形的高低，道路的曲直，水泉的远近，以及沟壑的宽窄，都证明了这个小村不是永乐城。因而也证明了所有有关的文献记载都是错误的。离开永乐村，几经探索，反复论证，才确定永乐城乃在现在的马湖峪。发现和确定了银州城和永乐城的遗址，也可以说不虚此行矣。

　　此次远行还有幸得以亲临靖边县北的统万城。统万城为十六国时期夏国赫连勃勃所建立的都城。建筑相当牢固，迄今犹高耸地上，其西北角尤为高峻，当年规模仍然俱在。城墙呈灰白色，当地人即以白城子相称，统万城之名遂隐而不彰。白城子不如洪州城的广大。洪州城周围已辟为农田，田亩纵横，绿茵遍地，已非草原牧场本色。白城子城外却是一片黄沙。我曾登到城上的最高处，极目远望，黄沙弥漫，竟不见边际。这样荒凉的地区，当年赫连勃勃何以竟建为都城？其实这是千百年来自然演变的结果，赫连勃勃之时，与此迥然不同。当年赫连勃勃选择建都之地之时，曾经说过，他到过许多的地方，自大河以南，马岭以北，没有见到过像这样好的地方！特别是附近契吴山的广泽清流，很受到赫连勃勃的赏识。因而就把都城确定在这里。所谓大河指的是现在流经河套的黄河，马岭则在今甘肃庆阳县北，其地今仍为马岭镇。赫连勃勃所说的主要是鄂尔多斯高原及其周围的地方。统万城位于鄂尔多斯高原的南缘，宜其最为佳胜。统万城西距毛乌素沙漠不远，沙漠向东扩展，就不能不受到影响。唐代后期，设于统万城遗址的夏州就已见到飞沙，其后日甚一日，统万城终于为沙漠所掩没，夏州也不能不因而废弃。

　　设于统万城遗址的夏州，自宋时废弃后，数百年间不复有人过问，其遗址更荒芜难寻。清道光年间，徐松为榆林府知府，始遣人前往寻觅。其时白城子尚受辖于蒙旗，遣人前往殊为不易。正是由于徐松的寻访，统万城之名才复为世人所知。然前去探访者仍甚寥寥，我等初至其地，城内仅有两户人家，汉蒙两族共居，相处甚为和睦，见到我等远来，颇为惊讶，可知与世隔绝，为时已久。近年辟为旅游胜地，前往者已逐渐增多，当地司事者亦颇费心经营。近来看到旅游者在当地所摄照片，为之惊讶不置。统万城遗址的城外沙漠中，竟然植起树来，而且纵横成行，绿荫与黄沙并存，虽极不调和，却显得新兴气象。如能继续不辍，赫连勃勃若尚在人世，可能再度兴叹，认为这里真是好地方！

　　考察了统万城，由靖边县继续西行，直至定边县。一路行来，有时在明长城之北，有时却在明长城之南。进入定边县境，至安边镇东，始一直循明长城之南西行。陕北长城已多圮毁，定边东西尚稍完整。长城由定边县南，折向北行。按照现在的情况，仿佛是长城穿过定边县城。其实始筑长城时，定边尚未设县。当时只是在长城之下，设置定边营。定边营是不会设在长城之外的。

　　定边为多湖泊的县，在陕北是绝无仅有的。这些湖泊都是咸水湖，可以晒盐。定边县以前为盐州治所。盐州始置于西魏时，可知当时这里咸水湖已经可以制盐。其中以苟池为较大。苟池当为唐朝的白池，周围沙土中不时发现唐宋钱币。我到苟池时，就看到有些人在沙中找钱，而且还找到不少，可见当时已为一方重要的地方。

　　这样一些行程，可以说绕行陕北一周。陕北在以前相当长久的时期，介于经营农业的民族和从事畜牧的民族之间，战地不少，关隘尤多，一路行来，随处察看，仿佛细数家常。所行道路以通衢大道为主，有时亦不免别出歧途。由陕北南行，于铜川市北折向旬邑，就是因为当地有一座石门关。石门关虽在旬邑，却是耀县、淳化、宜君、同官四县交错之地，也位于由庆阳通往西安的道路上。石门关始设于明代，为当时西安西北方面的一道防线。石门关设置的年代虽非很久，通过石门关的道路，却有其相当悠久的历史渊源。秦汉时期由咸阳和长安通往萧关的大路，就是由其附近通过的。秦始皇所筑的直道，也通过石门关这个地方向北行去。直道是我早就想去的考察道路，这时虽到了石门关，由于行程的匆迫，却没有向其南其北多事迂回，一觇其本来的规模，只好等待以后别的时机。

　　当时没有登上直道，就由旬邑经过彬县、长武、转往关中平原的西部。关中西部自来也是兵争频繁的地方，关隘不少，战地尤多。既然到了这一地区，自可按图索骥，莅临详瞻。秦文公所筑的陈仓城，汉武帝所通的回中道，诸葛亮与司马懿对垒的五丈原，吴吴王介大克金兵的和尚原，相距都不是很远，可以从容往返。这些故城、道路和战地，史籍皆有记载，遗迹尚有可征，亲临其地，以山川形势相参证，于当年往事，自可易于体会。

　　　　　　　　　　　　　　四　陇关和萧关遗址所在地的考察

　　由陕北归来后，1973年，又复出外继续考察。这次考察是由陕南开始的，从陕南转至陇上、宁夏等地。由西安南行，越过秦岭，循子午道直抵汉江岸边，再溯汉江而上，至于汉中，更依栈道旧迹南下，至于宁羌百牢关，继之折而西行，于确定南宋据以抗金的仙人关的所在地，并攀登诸葛亮出兵拒守的祁山之后，过马兰山而至于陇山之西的天水，又复回到黄土高原。

　　这次在黄土高原的行程，第一阶段是由天水越陇山至于陇县，再经华亭、平凉而至于固原。陇县就在陇山东麓。陇山有关，最初就称为陇关。陇关高耸，阻隔东西。远在汉时就已有人说过：“陇坻之隘，隔绝华戎”，其至高至险，可见一斑。上次由陕北归来，辗转至关中平原的西部，也到过陇县，可是限于行程，竟未登上陇山，因而也未探索陇关所在地。这是不应有的缺陷，因而还须绕道重行。好在这次绕道，并非徒劳往返，终于探知陇关故址的所在。怎么探知的？说来倒也简单。到了陇山顶上，不免徘徊瞻望，到处寻访。路旁有位老者，说是陇关故址就在当地。问其有何根据？老者说，祖祖辈辈，相继传言，这里就是原来的关址。老者并说，关城本来是建在大路上的，关城虽早已废圯，道路却没有改变，道路依旧，关城不会移向他处。老者的话说的颇者道理。详细探索，上山下山的道路除这一条外，别无其他疏凿的痕迹，老者说的话应该是不错的。佇立高处，四顾远眺，诚如昔人所说：“东望秦川，墟舍桑梓，与云霞一色”。以当地故老传说，与文献记载相对照，可以豁然贯通。然而最可凭信的，却是道路没有改易。山上的道路若有改易，遗迹是不会消泯的。不会有人因为消泯遗迹而填平原来的旧道，就是有意填平，也不会无迹可寻的。

　　曾与陇关并重于世的萧关，却另是一种景况。有关文献记载，都说是萧关位于固原县东南。秦昭襄王所筑的长城，经过固原县，萧关当是设于长城的关隘。长城由固原县西北，趋于东南，再向东筑去。长城遗迹早已圮废，可是当地却留下许多以长城为名的地名。固原县城东南犹有一些长城梁、长城原，足征是当年长城经过的地方。可是这些长城梁、长城原，都耸峙在相当高峻的原上，原上原下仅有人行小道，显然不是设置萧关的地方。既然如此，为什么文献有这样的记载？文献记载始见于《史记·匈奴传》。《匈奴传》说：“汉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单于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这是说萧关设在朝那县境。朝那县在今固原县东南，因而萧关也就在今固原县东南。可是《水经·河水注》却记载着“（苦水）流经高平县故城东，汉武帝元鼎三年置，安定郡治也”。高平县故城在今固原县城稍偏南处。朝那县为秦时旧县，高平县当是由朝那县析出的新县，而且是由朝那县西部析出的。这样说来，萧关应在高平县境，与朝那县无关。司马迁撰《匈奴传》，当是在元鼎三年之前，因而只能说朝那萧关，而未稍一涉及高平县。高平县有高平川水。《水经·河水注》说高平川水流经高平县故城东，又北出秦长城，城在县北一十五里。高平川水就是现在的清水河，流经固原城东。经过固原的南北大道，就是循着清水河谷形成的。清水河谷自来未有改易，大道也相应没有移动。萧关作为长城的关隘，就应该设在经过河谷侧畔的大道上，而且还应在固原县北，不宜求之于固原县的东南。

　　萧关与陇关都早已圮毁，但两者的情况不同。陇关的遗址所在，没有岐异的说法，因为关城虽废，道路却没有改易。萧关的遗址所在，不仅现在学人多所误解，早在唐代已经了无所知。唐代张守节为《史记》作《正义》，就说“萧关今名陇山关，在原州平凉县界”。陇山有其具体的所在，萧关如何能设在陇山之上，而以陇山关为名？不仅学人不知，就是当时王朝官员也一样不甚了了。唐代设有萧关县，以萧关为名，理应设在萧关的遗址，可是县城所在，据说位于清代固原州北。以今地按之，当在同心县南，与原来关城相距甚远，是不能合二为一的。

　　萧关的废圮乃是由长安通往关门的道路难于继续通行。其间的阻遏应该从头说起。萧关见重于世，早在秦汉时期。其时由咸阳或长安前往萧关，是要先经过位于现在陕西淳化县的甘泉宫，再西北行经过泥阳县和彭阳县。泥阳县在今甘肃宁县东南，彭阳县在今甘肃庆阳县西南。这次考察的道路，是由固原经环县，西北至银川，再由银川经盐池、定边等县，折回延安市。为了要了解这条由长安至萧关的道路，就由延安之南的富县折向西南行，至于庆阳的西峰镇。西峰镇于唐时为彭原，也就是西周的大原的一部分。大原如其名称所示，原面相当广大，今泾水上游以北镇原县东西，固原和庆阳之间，都在其所包括的范围之内。唐时大原的名称早已不复存在，见于记载的只有彭原。当时的彭原南北八十一里，东西六十里，只是大原的小部分。原面破坏，沟壑增多，道路也就不易通行。道路改易了，萧关也就失去作用，相应废弛了。

　　彭原后来改称董志原。名称虽有改易，残破却仍在继续。现在董志原以西峰镇为中心。西峰镇东西两侧的沟头，都已接近西峰镇。其他的沟壑也较前更为稠密，沟头都伸向原内，原面也相应蹙缩，蹙缩的原面上也还有不少的沟壑。据说唐临泾城就在西峰城西南，尚有遗址。既然到了西峰镇，就应该寻访临泾城的遗址。没有想到董志原上的沟壑竟是那么的繁多。原上的沟壑并不很宽，却都相当陡峻，一路行来，不知已经过了几条沟。后来又到了一条沟底，汽车司机见告，这样多的陡坡，把汽油都快耗完了，再往前行，巩怕回去都很困难。这时恰好有一人从坡上下来，询问临泾城，说是并不很远，三五里就可走到。于是步行上沟，到了沟上，走过几个村庄，都说只有三五里。这样走来走去，不知走了几个三五里，才知道所谓三五里者，只是当地人的习惯用语，是说路程并非很远。估计可能仍非很近，又听说还要过沟，也许不止一条。这时天色已经近晚，只好半途折回。这是现在的情况，早在隋唐时候，可能不是如此。可是这样的情况不是现在才有的，很难说上推到什么时期。至少隋唐时期大原已经破坏，隋唐时期这里只有一个东西才八十一里的彭原，是和原来的大原不能相提并论的。

　　　　　　　　　　　　　　五　环县以北通往银川的道路

　　环县在庆阳西北，由环县西北行可以通到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银川市。庆阳又位于西安的西北，这条道路是由西安通往银川的大道。和经过固原的大道一样，都是纵贯以前游牧地区和农耕地区之间的大道，只是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时期较迟于通过固原的大道。银川是现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治所，这条大道发挥作用之时，只能通到现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北魏隋唐时期，灵武县是灵州的治所。循名责实，这条大道应该是通往灵武或灵州的大道。

　　在考察萧关的过程中，了解到萧关的废圮是由于由长安通到关门的道路难于继续通行的缘故，其间关键所在应为庆阳附近的董志原。萧关考察之后，理应由固原前往庆阳。庆阳在固原的东南，可是当时却是由固原东北行，至于环县。这有两种原因：其一是在考察的时候，固原和庆阳之间还没有一条可以通行车辆的大道，不能直接前往。其二，战国时期，秦昭襄王所筑的长城，是由固原趋向东南，绕了一个大圈子，才筑到现在的环县。为什么绕这么大的圈子？以前路过固原，曾经向当地人士一再探问固原和环县之间的形势，都说当地有大片的盐碱地。以旅途匆促，迄未亲临其地，一探究竟，时以为憾。既然固原庆阳之间无路可通，就可乘便了此宿愿。原来设想是由庆阳经过环县，再向北行，前往银川。既然到了环县，庆阳就在回头的路上，只好先到银川，由银川归来时，再去庆阳。

　　离开固原不久，就进入盐碱地区。盐碱地区相当广大，直至距环县不远的甜水沟的沟头附近。盐碱地区遍地都是盐碱，到处泛起白色，仿佛无有边际。有些地方甚至连野草都难于生长，可见当年秦昭襄王所筑的长城是深受自然环境的制约的。秦昭襄王移筑长城，这块盐碱地区自然诿之于匈奴人。匈奴人如果攻不开长城，也难于在这里久留。秦昭襄王筑长城时虽受自然环境的制约，另一方面也显示当时对于自然环境的善于利用。

　　由环县往北通往灵州的大道，自然条件并非很好，因而其重要性就稍弱于通过固原的大道。据说由“庆阳环县而北，无居民，亦无树木，水草皆绝少，至灵州始有之，中间地势荒瘠，屯戍者每患无资以为固”。这话是几百年前人说的。虽然已经过了几百年，直到现在，情况竟然少有改变，依旧是无树木，少水草，不能说就无居民，不过十分稀少，少得令人感到惊奇。

　　更令人惊奇的则是这样无树木，少水草的地区，竟成了历来边防的要地。前人曾经说过：唐时以分阝宁为重镇，宋亦以环庆为极冲。为什么能成为重镇和极冲，就是因为这里有这条通往灵州的大道。大道上无树林，少水草，固然使行军感到困难，可是以强劲的骑兵冲击，在途中没有受到阻遏，还是可以疾驰而过的。明时防御鞑靼进攻，固原为陕西巡抚防边驻守重地。鞑靼为了威协固原，动辄由花马池冲破长城内犯，环县竟成为必经之地。由固原至环县的路途中，固然有盐碱的地区，可是将近环县的一段，却行在甜水沟的谷中。谷中碉堡、寨壁林立，绵延不绝，就是环县城北近城处，还有一座大碉堡，矗立路侧，引人注目。碉堡内虽已无若何防守设备，当年却是颇费心机的。由环县通往灵武的大道上有地名惠安堡，由惠安堡东北行，经过铁柱泉，就可达到花马池。其间地势平坦，迄今仍有道路，当年鞑靼内侵，就是由这条道路，经过环县，进攻固原的。甜水沟内林立的碉堡寨壁就是具体的例证。固原既控制由六盘山下和清水河谷通往灵州的大道，已显示其重要作用，又由甜水沟和通过环庆的大道相沟通，更显出其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明代更为显然。明代陕西巡抚防秋时移驻固原，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

　　　　　　　　　　　　　　六　登上子午岭，探索秦始皇所筑的直道

　　考察直道的愿望过了很久才获得实现。那是1975年的事，已在军事地理的研究行将告一段落的时候了。

　　直道是由甘泉宫起筑的。甘泉宫在今陕西淳化县北，由甘泉宫北行，走过一段较远的路程，才达到石门关。过了石门关，道路都相当平坦，行走却相当困难，甚至不易通过。那是因为近些年来，这条道路几乎没有人往来过，一些路段都丛生灌木，车辆无法通行。不能继续前进只好中途下山，再改道上山，如此周折并非一次，才走到富县直罗镇西北。虽然没有走到尽头处，考察整条直道的全貌，但由于仔细丈量了直道的宽度，观察了沿途的坡度，以及直道和子午岭下一些道路的关系，已经了解到这样巨大的工程是当时其他道路都难于比拟的。子午岭北段的直道遗迹，后来得到李仲立同志的考察。鄂尔多斯高原一段直道遗迹，内蒙古考古所的同志早已经确认过，就用不着再前去考察了。现在也有些人侈谈直道，话说的不少，可能就没有登上子午岭，走过这段直道。更不要说子午岭的北段了。

　　子午岭上的直道，都筑在近于山巅的地方。山巅虽甚高昂，道路却相当平坦，途中难免有些慢坡，坡度并非陡峻。如果直道筑在山下，就不免要越过川道或沟壑，耽误时日，是不符合军事要求的。直道是蒙恬受命并亲自指挥兴筑的。蒙恬身为大将，负荷防卫北边的重任，是不会没有这样算计的。不然山下已有通往北边的道路，何必另兴大功，兴修这条新道？

　　我之所以一再想登上这条直道，固然与秦始皇兴此大功有关，也是受到清初学人王夫之的启发。王夫之论《禹贡》的导山，说是古人喜行山路。为什么古时的人喜行山路，《禹贡》的撰写者还以之说山脉的体系？王夫之好像都没有作具体的解释。直道既然筑在子午岭上，就可能据以探索古人喜行山路的道理。考察了直道，才能了解王夫之所说的深合古义。蒙恬筑直道虽是出于军事上的需要，也应是承袭了前人从经验中得来的道理。这样的道理就是现在走过黄土高原的人们也许都能体会得到的。黄土高原川道不少，川道上不可能都架设桥梁，行走通过自有许多困难。原上较为平坦，也难免多有沟壑，桥梁更为稀少，遇有沟壑，就须绕道沟头，沟壑不少，绕道很长，自必延长里程，多费时日，这是现在的情形。远在古代，川道不比现在为少，原上也并非没有沟壑，为了简便易行，循山开道，显得较为捷近。根据王夫之的解释，远古的人们就已明了其间的道理。蒙恬筑直道于山上，其设计构思，应该是有所承受的。

　　考察了一段直道之后，由甘肃正宁、宁县西南行，经过泾川县，绕道崇信、灵台等县，对当地的良原进行了考察。良原也是陇东的大原，仅略逊于董志原。唐代后期，吐蕃内侵，其前锋所及，已近于泾州（治所在今泾川县），泾州西门辄为之不启。良原近在泾州的南鄙，地位也相当的重要。当时陇右节度使李元谅曾在良原开垦美田数十里，岁入粟数十万斛，边地军糈得以充实，强敌也因之敛迹。崇信县城就是李元谅修建的。现在良原之上还有一个良原镇，和董志原上的西峰镇一样，作为原上的点缀。

　　良原在唐代可以和彭原媲美。彭原残破了，连名称都保持不住，改称董志原。良原的名称得以保存下来，似稍胜一筹。名称保持住了，却也难免残破。现在的良原也是沟壑纵横，原面不断在缩小之中，唐代的旧规也是不易重见了。

　　　　　　　　　　　　　　七　黄土高原上侵蚀现象的考察

　　黄土高原的侵蚀是悠久存在的现象。黄土高原多沟壑，就是侵蚀的具体显现。我所生长的山村，就是夹处在东西两侧的沟壑之间。所以从小时候起，对于沟壑就不感到陌生。后来外出奔波，一般走过的都是通行大道。所经过的沟壑并不很多，也就习以为常，不以为异。最初使我感到惊奇的，是1938年我初次由西安去兰州，路过华家岭的时候。在登上华家岭的途中，就已经见到数不尽的沟壑。到了华家岭上，徘徊瞻顾，极目远望，竟然都是纵横的沟壑，难得见到一块平川，不仅无树木，也几乎无绿草。那时我才感到黄土高原的特殊。后来走到的地方不断增多，每到一个地方都是先注意到沟壑，观察它的宽度和深度，并探索沟头的所在。沟壑到处都是，仿佛成了正常的现象。黄土高原本来到处都是有原的。原是高起而上面平坦的地形。这应该是黄土高原的一大特色。可是这样的特色已经在减少，甚至已经不再具有特色。因为原上已经有了沟壑，有的还不只一条，甚至原面为许多沟壑所切割，已经不成其为原了。前面提到过大原、彭原、良原还有董志原都曾经有过这样的变迁，遭遇到破坏。黄土高原也和其他地区一样，设了许多县。县有县治。以前县治都筑有城郭，颇具规模。既已有了城郭，就不便多所迁徙，不过因人为关系，也有迁徙的情形。黄土高原的县治亦复如是，只是黄土高原县治的迁徙，人为的原因并非很多，由于自然原因却不在少数。沟壑的切割使县城内外难于有立足之地，县城也就不能不另迁新地。这样例证不少，我也多次列举过。县城迁徙，文献大都有所记载，至少地方志中都会叙述原委。至于乡镇村落那就难说了。有许多村落被沟壑冲毁了，当地的人们就只好居住到沟壑的边缘或坡道的顶上。

　　黄土高原的侵蚀是普遍的现象，县城和乡镇村落的迁徙只不过更为显著而已。应该说，只要地面有倾钭度，就会出现侵蚀。黄土组织疏松，也容易被侵蚀，地面有倾斜度，经过侵蚀就更显得低凹，若不予以整治，就逐渐发展成为沟壑。这不仅地面不能耕种和从事有关的建设，所侵蚀的泥土必将辗转经过溪涧以及黄河的支流，汇集到黄河之中，使黄河下游河床抬高，甚至引起决口泛滥，以至于改道等灾害。这不仅不是什么小事一宗，而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要务了。

　　　　　　　　　　　　　　八　晋陕间黄河峡谷的考察

　　这次新的有关侵蚀的探索，应该说是旧时探索工作的继续。新的探索是由晋陕两省间黄河峡峪的北端东侧河曲县开始的。其时是在1976年。黄河是一条大川，晋陕间黄河峡谷也相当悠久。这次考察只限于南北两段。北段由河曲到离石，南段是由汾水入黄河处以南至于永济风陵渡渭水入黄河处。其间如吴堡的宋家川，延川的延水关、宜川的壶口，韩城的龙门，前些时候也都曾去过，有的地方去的还不只一次。因而这次考察也就不再重复了。

　　黄河流经黄土高原，与黄土高原的侵蚀具有密切的关系。就是黄河的干流也不是没有侵蚀的。河曲县隔着黄河与陕西府谷县相毗邻。府谷县城偏南一些，与保德县城隔河相望。河曲县城虽稍北些，有些现象还是可以互相比照的。我在府谷县考察时，府谷县旧城由黄河中取水的坡道，一再向下延伸，引起我的注意。府谷城位于高原，城中缺水，须由黄河汲引。当府谷城初建时，取水的坡道不长，还感受不到困难。取水坡道一再向下伸延，取水成了艰巨的任务。后来府谷县城的迁徙，不能与此无关。为什么能有这样的现象？显然是黄河的下切使河谷更为深邃。河曲县城不与府谷县城隔河相对，没有由河中取水的问题。河曲县的问题，不是黄河的下切，而是黄河的侧蚀。河曲县也是明代筑建长城的重地。明代河曲县的长城是由其东北偏关县伸延过来的，并不是筑到黄河岸上即告终止，而是顺着黄河向下游筑去，直筑到其南的巡镇。就是这一段长城，到现在已多残毁不全，相当多的部分都是被河水冲毁的。当时筑长城于黄河岸边，是为了易于防守，当然筑于近水的地方。既近于河水，因而就被河水侧蚀掉了。

　　这样的下切和侧蚀在晋陕间黄河峡谷是相当多的，陕西宜川的壶口和韩城的少梁原皆其著者。就是汾水入黄河处附近的汾阴脽，也是明显的例证。郦道元在《水经·汾水注》中曾经说过：“（汾）水南有长阜，背汾带河，阜长四五里，广二里余，高十丈，汾水历其阴，西入河”。从汉武帝时起，就在这里祭祀后土。汉武帝还作了一首《秋风辞》，叙述他在汾水中乘船的经历。以后许多王朝都踵行故事，相继在这里祭祀后土。这么大的汾阴脽，竟然陆续为黄河侧蚀掉了。汾阴脽的南侧黄河岸边建筑一座楼台，取义汉武帝的《秋风辞》，称为秋风楼，秋风楼经过改建，楼址也有移动。风景仿佛依旧，河岸已远非旧迹。近年在河水中淘出北宋时祭后土的诏书刻石。刻石很高大，为一代钜制。其没水处距现在河边很远，可以略知宋代河岸的所在，再往前溯，那时的河岸可能已在现在黄河的中间了。

　　汾阴脽以下的黄河岸边，断断续续还有这样的现象，不过不像汾阴脽那样的严重。我曾经举出过一些例证。应该说蒲州城外的黄河距城的远近最为以前一些时期的人们所关怀。蒲州城在今永济县西南黄河岸边。蒲州城以前为蒲州治所。蒲州的得名始于北周之时，州名虽然有过改变，州城却没有迁移过。永济县本来就是蒲州郭下的首县，可是这个首县竟然也得迁徙。永济县的迁徙是建国以后的事。我从河曲考察归来，路过永济县，也就到了蒲州城，才明白永济县在当时由于黄河的冲刷，是不能不迁徙的，我到蒲州城时，黄河的水势已退，城外有人在耕田，可是蒲州城西门的水痕仍依然可见。蒲州城外的黄河河身，不时东西摇摆，摇摆的幅度动辄数十里。建国以前，蒲州城西曾设过一个平民县，是属于陕西管辖的。这是因为黄河向西摆动，深入到陕西境内，所以平民县竟然改到河东。这虽然是黄河河身在摆动，同时也是在侧蚀。蒲州城南北一些原都是这样被部分侧蚀掉的。黄河水来时，原面被侧蚀了。黄河水去后，原来原上的土地竟然都成了原下的土地了。

　　　　　　　　　　　　　　九　峨嵋原和万泉县旧城

　　晋陕间黄河峡谷之东和其西一样，不仅有原，而且还多是大原，峨嵋原就是其中之一。峨嵋原位于汾水之南，黄河之东，涉及万荣、临猗、闻喜诸县的土地。稷王山就在峨嵋原上。稷王山西南还有一座孤山。峨嵋原相当平整，可是四面沟壑的沟头都在向上伸延，就是稷王山南北向上伸延的沟头甚至都能连系起来，原面虽未残破，可是残破的趋势是难于避免的。

　　和峨嵋原相关的几个县中，临猗县是原来临晋和猗氏两县合起来的，万荣县也是万泉县和荣河两县合起来的。其中万泉县的名称就曾经引人注意过。河东人有几句谚语，说的是当地有几个县的名不副实。这谚语是：“平陆不平，稷山无山，万泉无泉”。所说的倒也符合实际情况。平陆县位于中条山和黄河之间，山高水低，山河之间到处都是沟壑，没有平坦的地方。稷山为县是以稷王山得名的，后来稷王山划到别的县去了，稷山县竟成了无山之县。万泉县里无泉，却以万泉为名。其实这只是一般取笑的说法，原来命名并不是没有来由的。平陆县的得名，是因为唐代开凿三门砥柱时，得古铁卓戈，上有平陆二字，因以为名，与当地的地形无关。万泉县老城位于峨嵋原上。万泉县设于原上，是有一段曲折的。早在元魏之时，赫连勃勃所建立的夏国向南侵扰，有一位名为薛通的人，为了避乱，率宗族迁家，在峨嵋原筑城自固，后来就在其所筑的城设县，县城附近有井泉百余区，因称为万泉县。如果没有这样多的井泉，薛通的宗族千余家，如何能在这里筑城据守？这样的道理相当明白，是用不着解释的。

　　俗谚所说的“万泉无泉”，也不是无所据而云然的。因为后来万泉县城附近不仅无泉。而且还十分缺水。万泉县与荣河县合并成为万荣县后，就不能不另迁新城。我从河曲考察归来，特别去到万泉老城，了解到县城是不能不迁徙的。万泉县老城不仅沟壑多，而且都很深邃。这样多的沟壑，要增辟新的居住区，都会感到困难。沟壑既多又深，地下水原早被切断，怎么还能有井有泉？所以迁城之时，竟无人留在原地。迁城之后，老城已经圮毁，竟然看不出原来还是一座县城。上面所说的谚语，久已流传于人口，可知当地的沟壑不是近年才形成的。就峨嵋原说，万泉老城只是其一隅之地。这一隅之地的变化，也可预示峨嵋原以后的遭遇。

　　　　　　　　　　　　　　十　黄土高原治理沟壑的模式

　　黄土高原上这样多的沟壑，不仅阻塞交通，甚至居人都无可安身，这就不易从事生产，更难于从事建设。如何治理沟壑？在当前应列为黄土高原上的主要问题。在黄土高原上的人们看来，已是迫在眉睫，不容再事拖延。旅途中见到还在施工的地方，就有多处，治理的方法也是各尽所能，各式各样，难得都能一致。使我印象最深的，则是当时山西兴县的一处治沟工程。这项工程已经竣事，而且取得了令人称道的成就。事隔多年，仍使我不时怀念。这不是我过分的称道。我认为这应是黄土高原上治沟的模式。设计和施工的人为李玉普先生。他本来是在中央水利部从事研究和设计工作的。文革初起时就被流放到兴县劳动改造。他在兴县设计治沟工作，很得到当地农民的敬重。他的治沟设计，是在沟口筑坝蓄水。筑坝的土取之于沟口两侧的高地。这是取土，也是平整高处的土地。我去参观时，亲眼看到坝内所蓄的一泓秋水，坝外禾苗油绿旺盛，沟口两侧的高地经过平整，已成平坦的良田，满植苹果树，树上苹果累累下垂，红艳喜人。当地农民皆满口称道，说是富裕光景指日可期。沟口坝内所蓄的水，是降水时由沟头流下来的。由沟头流下自然难免挟带有所冲掉的泥土，为日稍久，就皆沉淀于坝内蓄水池中，一旦淤平，就不能再事蓄水。李玉普先生说，总会有这一天：也希望有这一天。坝内淤平，可以溯沟而上，再筑新坝。原来坝内就变成新田，也就是日后的一层梯田。新坝再淤平，也就要再往上筑，如此层层筑坝，一直筑到沟头。每筑成一道新坝，坝下就多一层梯田。等到筑到沟头时，全沟都改成梯田。梯田层层都可蓄水。水不外流，不虞干旱，也都成为肥沃的土地，既可播种五谷，又宜培育果树，既治好沟壑，又增加了良田，相应使农民富裕起来。我认为这是治理黄土高原沟壑最为有效的方法，因之称之为模式，并时萦心际，期望能够予以推广，使黄土高原的沟壑都能够得以治理。减少了侵蚀，黄土高原不再残破，泥沙不再随水流下，也就不再影响黄河的安流。

　　　　　　　　　　　　　　十一　鄂尔多斯高原和阴山山脉的考察

　　在这几次考察活动中都有有关学人偕同往来，也获得相应机构的支持。诸多盛情我都十分感谢。由于人多，这里就不必一一称道。不过有一位学人我却不应该不特别提出，并一再表示谢意。这位就是内蒙古考古所石广金先生。广金先生从事考古工作，富有成效，著作等身，我都拜读过，十分景慕。1977年夏，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布召开长城保护研究工作座谈会，我有幸参预末议，在会上才见到广金先生。广金先生对我的考察工作颇为赞许，并且提出建议，说是既然到了内蒙古，就不应放弃这样考察的机会。广金先生为我准备考察车辆，并代邀了一位蒙古族人，以备途中翻译。有广金先生陪同远行，这应该说是难得的幸事。考察是从鄂尔多斯高原开始，由包头经过达拉特旗到了东胜，再向东直到准格尔旗。在巴龙梁上欣赏秦昭襄王修筑的长城如何跨过很深的沟壑，在十二连城领会这条长城的终点所在。

　　考察鄂尔多斯高原之后，广金先生还陪同我到过河套。经过乌拉特前旗时，领略了乌梁素海的风光。再往前行，穿过石兰计山谷，到了阴山山脉之北。一些学人都认为石兰计山口就是所谓高阙故地。高阙为赵长城最西终点的地方，也是秦长城经过的重要山口，西汉时北征匈奴，高阙又为重要进军道路。郦道元撰《水经注》，更盛加称道。郦道元说：“山下有长城，长城之际，连山剌天，其山中断，两岸双阙，善能云举，望若阙焉。即状表目，故有高阙之名焉。”我们之所以穿过阴山，其目的之一就是希望能探望高阙的景象。可是到了石兰计山口反覆张望，竟难得见到与郦道元所描述有相似的地方。此处山下更难得觅获长城的遗址，看来还得另行无物色。

　　我来到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已经有过两次。行经河套平原，深感到土地膏腴，又有河水灌溉，故显得富庶，一方胜地，为他处所不及。鄂尔多斯高原则不然。河套平原早已成为经营农耕地区，鄂尔多斯高原仍以畜牧业为主要经营方式。可是鄂尔多斯高原的水草并非都是丰美。早在北齐时，斛律金曾撰《敕勒歌》，歌中称道敕勒川的风吹草低见牛羊。可是在鄂尔多斯高原用不着风吹，牛羊就到处可见。敕勒川在阴山之下，距鄂尔多斯高原较远，难免有所差别。可是秦始皇驱逐匈奴之后，以所得的新地，称之为新秦中。以新秦中为名，是当地肥沃的土地可以和关中相媲美。以现在这样的情况而论，是不能和关中相比拟的。这其间的变迁应是秦始皇以后才显现的。如何能有这样的变迁，是足以耐人寻味的。

　　　　　　　　　　　　　　十二　贺兰山上和洮水岸旁

　　离开河套平原，顺路来到宁夏。宁夏本是旧游之地，却未一登贺兰山上。这次才了此愿。登上贺兰山，极目远望，益见黄土高原的广大。宁夏亦得河水灌溉，与河套平原相媲美，由贺兰山上下望，片片水田，如锦如画，得天独厚。俗谚所说，“天下黄河富宁夏”，在河套平原开发之前，此言并非虚语。贺兰山西，黄沙遍地，一山之隔，竟仿佛天壤之别。

　　贺兰山至为高昂艰险。秦长城和明长城皆经过贺兰山，惟皆未筑在山上。秦长城废圮已久，无迹可寻，可能就筑在贺兰山麓，并由山麓迤逦至于阴山山脉的高阙。贺兰山北至于磴口之南的明长城却仅至于平罗县北。明长城由陕西榆林筑来，经定边至盐池，由盐池西北行，达到黄河东岸的陶乐县。陶乐县位于平罗县东南，中间只隔一道黄河。黄河之西的长城筑于平罗，盖可与其东南陶乐的长城隔河相呼应。平罗的长城仅筑至贺兰山下的关北镇，镇西为贺兰山最高处。长城即由近山麓的高处筑起，随贺兰山势至于中卫县西南的黄河岸边。秦长城不筑于贺兰山上，以无遗迹可证，只能作此推测。明长城筑于近山麓的高处，旧迹俱在，可以覆按。揆诸一般道理，建筑长城是为了易于防守，防守以据最高处为宜。可是无论秦长城或明长城在这里却皆不筑于贺兰山上，仿佛于常理不合。其实筑长城于近山麓的高处，并非仅这里的秦长城和明长城，呼和浩特市北的赵长城就是如此。我曾于1977年亲临其地考察过，其地长城虽筑于山坡，距山巅确非很近。山势过高，筑长城于山巅，虽便于防守，给养供给也难免感到困难。山坡陡峻，往往难于立足，进犯者由山坡直下，进攻长城的守军，也并非易事。呼和浩特北的长城筑在山坡上，其间道理确是如此。贺兰山的山坡也非平夷易行。因自然形势构筑防御工事，足见其善于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

　　由宁夏再至兰州，颇思亲至临洮、渭源，一览秦时所筑的长城。这里的长城就是秦昭襄王所筑的陇西、北地、上郡的长城肇始的一段，仍有遗迹存留，引人瞻望。稍后秦始皇所筑的长城就由这里分出，越过黄河，经贺兰山下，至于高阙。这次能到临洮，不仅欲瞻望秦昭襄王所筑长城的遗迹，还奢望能稍觇秦始皇所筑的长城与秦昭襄王所筑的长城的分岐处。
　　由于行程的匆迫，途中又遇阴雨，仅至于临洮，还未能亲临长城之下，只好中途归来。不意归途中附近原上所筑的水库，由于降水量大，其中一座已经告溢，其余两座也行将告溢，溢出的水流横绝道路，车辆不易通过。幸乡间亦设有电话，只好请兰州有关方面派车来接。村中人皆恐水库再溢，逃避一空。夤夜默坐候车，也还得聆听有无水库溢水的涛声，这也是长途跋涉中少有的遭遇。

　　　　　　　　　　　　　　十三　黄土高原其他地区的行程

　　这里所说的只是几次较为长途的考察。最初工作的重点是在陕西及其邻近的省区。陕西各县都曾亲临其地，有的县还曾不只是一次两次。邻省一些县市也是如此，利用一些机缘，也还曾西登乌鞘岭上（1982年），莅临湟水和大通河畔（1983年），东登五台山（1982年）和恒山（1991年），出入于雁门关门内外（1982年）。这些山河关溢，都是黄土高原周边之地。

　　周边之地也是不应该稍有遗漏的。话虽如此，太行山西晋东南各处，却还是一片空白，过了几个年头，才把这片空白填补起来。那是在1992年，为了一觇黄河入海口，遂远去山东东营市，实地考察。东营市远在渤海岸边，由西安前去东营市，自以取道河南最为便捷。归来时，为了要经过晋东南，才绕道河北省中部，经衡水到邯郸，由邯郸市经过东阳关，登上太行山，至于长治市，再经高平、沁水，至至于侯马。

　　太行山西长治、高平一带，战国秦汉之时称为上党，亲临其地，才感到上党的命名是十分恰当的。春秋初年，晋国和中原诸国的往来，相当困难。晋文公时始启车道，到达南阳，这是一宗盛事。南阳在太行山之南，就是现在河南济源、沁阳等处，那时晋国仍以绛为都城。绛在今山西翼城县。由绛至于南阳，是要越过王屋、析城诸山的。晋文公开辟这条新路并非轻而易举，确实费了一番周折，所以《左传》特别记载了一笔。按说这是晋国到中原去最近的一条道路，对于地处中原的郑国来说，更是如此。可是后来中原诸国，特别是郑国，去到晋国，却是绕道铜革是。铜革是在今山西沁县南。沁县远在长治市的西北。当时越过太行山，大约仍是取道于现在东阳关这条道路。这条道路较之越过王屋、析城两山的道路，分明是绕了极大的圈子。为什么如此？前人无说，我也不大了解。到了上党，才知道个中的原因。现在由长治到侯马，有公路可通。虽有公路，大致都是行于丘陵之间，乱山之中，曲曲折折，难得见到更多的平川。这条公路并非因袭当年晋国通往南阳的道路。以今例古，可以推知春秋时人宁可绕道于铜革是，不再走这条道路的原因。现在由长治到侯马的公路，较为便捷。然亦曲折辗转，多费周折。可见当年的开启东道，固为一时的盛事，也并非那么容易的。
　　如上所说，都是这些年来考察黄土高原所见所闻的一些琐事，写在这里，亦可略见当年雪泥鸿爪的遗痕。虽是遗痕，还是能够使人留恋不忘的。



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