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库】1995年
【文献号】4099
【原文出处】贵州民族研究
【原刊地名】贵阳
【原刊期号】199503
【原刊页号】127-131,138
【分类号】K91
【分类名】中国地理
【作者】管彦波
【复印期号】199509
【标题】略论民族地理学的研究方法
【正文】
　　民族地理学是本世纪６０年代逐渐发展起来的一门介乎民族学与地理学之间的新兴边缘学科，至今尚处于不断完善学科的科学内容和理论体系阶段。而“科学是实验的科学，科学就在于用理性的方法去整理感性材料。归纳、分析、比较、观察和实验是理性方法的主要条件。”［（１）］所以，在建立和健全民族地理学的学科理论体系中，在研究民族的地域分布及其形成、发展和变化规律的过程中，确立研究的基本原则、基本方法的研究过程中的具体方法，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一、民族地理学研究的基本原则
　　任何一门科学研究都必须首先确定自己的基本原则和研究方法。所谓基本原则，就是指认识论、世界观、逻辑学和辩证法等带根本性的问题；而方法则是理论的应用，方法研究是理论研究的一个部分，是从规律运用的角度去研究规律的。民族地理学作为一门在民族学与地理学的方法与基础上，初步形成并正在逐步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的新兴学科，我们在具体的研究中，除了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确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性原则外，民族地理学的学科属性还决定了我们必须遵循如下基本原则。
　　　　（一）综合性原则
　　民族地理学侧重于从民族的角度去研究地理的特点和过程，亦即着重研究民族的地域分布规律，研究不同民族在形成、发展乃至消亡过程中地域的分布与变化，以及地理环境对民族诸特征的影响，它在总体上属于人文地理学中文化地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而我们都知道，综合性是地理学最本质的特性，它反映在民族地理研究的方法论上，亦是如此。因为，民族的地域分布及空间差异的形成，是地球表面多种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各种自然现象和人文现象综合作用的综合体。所以，我们在进行民族地理学的研究时，首先必须确立综合性的原则。
　　当然，这里所说的综合性原则，要求我们在具体研究民族地理这种综合性事象时，运用纵横联系方法，动静结合的方法，政治、经济、文化动态平衡法，既从总体上把握它的发展方向，又从局部展开深入的研究，既从民族地理学等不同角度展开广泛的探讨。同时，在具体的实际操作中，还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社会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相结合。从民族地理学研究民族地区自然地理环境形成、发展和变化的规律而言，它几然涉及和采用自然地理学有关地形、土壤、生物、河流、矿产等方面的研究手段和成果，主要依靠的是自然科学的方法；反之，研究民族的历史地理、聚落地理、文化地理、经济地理、人口地理等复杂的人文地理现象时，多采用历史学、人类学、经济学、人口学等社会科学相关的材科和方法，所以，在总体上用高度综合的观点和原则，把自然科学方法与社会科学方法结合起来，对民族地理学的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二，历时研究与共时研究相结合。民族作为一个社会历史范畴，对其分布地域及其空间差异进行历史发展的追溯性研究，进而探讨区域内民族历史过程中的地理特点、民族地区行政建置沿革、编绘民族分布地域变迁图，是一个全新的视野和广阔的角度。同时，如果再能对某一特定时代里特定民族的地域空间结构、功能进行具体的分析，揭示某一民族地理系统的全部丰富性与多样性，并与共时性的研究结合起来，亦不失为在综合性原则上，对民族地理进行动、静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之一。
　　第三，具体的微观研究与抽象的宏观研究相结合。民族地理学的研究，对民族地区来说是宏观的研究，而相对于整个人文地理学甚至地理学来说，是中观或微观的研究。故此，我们在研究中必须强调方法上的系统观念，注意民族地理子系统与整个地理大系统的协调一致，采用总体的、整体的、综合的观点，把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另一方面，民族地理学不主张对民族的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进行简单的民族志的或繁琐的描述，直观、琐细的现象罗列，朴素的感知和具体的经验归纳，也不主张脱离实际的空泛的议论与一般性的分析。而要超过形态的记述和一般性的描述，从微观的观察、勘测入手，进行宏观的把握、理论抽象和概括。
　　　　（二）系统性原则
　　日本学者富永健一“把维持同环境之间的界线并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复杂要素相互依存的整体，具有不能还原为构成要素特性的整体性特征的事物定义为系统”。［（２）］而我们这里所说的系统性原则，它是科学工作的一般性原则。它的基础就是把研究的对象放在系统的形式中加以考察，亦即把所研究的客体的内部环节、组成部分和外部诸种因素看成是一个互相影响、相互关联的有机系统，而不应该看成是彼此孤立、相互隔绝、互不相关的各个个体。就民族地理学所要研究的基本内容来看，它是由民族的人口、历史、经济、聚落、文化及其地理背景所组所的各个单元等级大小的排列组合的开放性大系统，大系统中的各个子系统诸如文化地理系统、经济地理系统、聚落地理系统、人口地理系统、历史地理系统都有其独特的结构和功能。具体如民族文化这种复杂的综合体，它就是由世界各民族的人们，在不断的认识、感知、改造、刻画周围地理环境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化要素、文化体、文化景观等文化现象，以及各种文化现象在区域空间组合而成核心区、周边区、外围区等文化区。这种文化现象和文化区之间有机联系，密切合作，就构成了具有一定的功能和特点，而又不断进化、演变、变异的民族文化地理系统。所以，我们在对民族地理学这个大系统中的各个子系统进行具体研究时，就必须坚持系统的普遍联系的观点，坚持系统性的一般原则。
　　　　（三）区域性原则
　　地球表面自然现象和人文现象空间分布不均一的特点，决定了地理学研究的区域性特征。民族地理学作为人文地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它在通过民族这种区域文化现象去揭示地理的特点和过程时，与地球表面的各种自然现象和人文现象极为相关。同时，民族分布的地域性和地域差异的民族性以及各种自然现象和人文现象在映现人地关系时，也常常表现为民族地理分布的区域性特征。所以，区域性原则，也是民族地理学在具体分析民族自然地理景观和人文地理景观时，所不容忽视的原则。
　　　　二、民族地理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民族地理学是一门跨部门、跨学科的交叉性新兴边缘学科，它的研究涉及到一个学科群。虽然它不是这些学科的综合研究，也不是这些学科简单的拼凑与机械的相加或联盟；但它与其母体学科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上是相互丰富和充实的。亦即民族地理学常常采用其母体学科—民族学和地理学的一些研究方法。
　　民族学从整体上对民族这一客体研究的方法虽然多种多样，但调查方法是最为常用的一种，所谓调查方法，具体是指民族学家直接深入到民族地区，对各民族居住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习俗进行直接的观察、体验乃至全面而详细的考察，获取大量而详实的第一手资料，然后再进行认真的分析与研究，以便总结出带有规律性的东西。而在这一整个综合考察过程中，调查者常常按照民族的自然分布状况来划分各个调查区域或选择调查点，可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由社会发展极不平衡的民族去适应，“刻画”，往往形成彼此各异的烙有区域自然地理特点的民族文化。所以，民族学在客观地研究广义的民族文化时，也不可能不对文化赖以生存的环境或者说文化区内的自然地理特点进行客观的分析与考察，并在具体的考察实践中积累丰富着民族地理的资料与经验。故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地理学在研究民族的地理特点、民族的地域分布规律和空间差异时，不仅要借用民族学已经积累的丰富资料，还要借鉴民族学的研究方法，深入民族地区，对民族的自然与人文环境进行全面的考察。
　　然而，由于民族学把民族的历史发展、语言文字、宗教信仰、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放在一定的地域空间去加以考察之时，侧重于民族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方面的研究。对于民族的地域性和地域的民族性所组成的大系统的方方面面，则还缺乏深层次的揭示与研究。也就是说，民族地理学的一些研究内容，是民族学的研究手段与方法所难以进一步深入的。这就还是靠地理学及其相关学科研究方法的相互补充。
　　和民族学的研究方法一样，地理学的研究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既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一般性分析与描述的方法，也有某一专门领域技术难度较大的研究手段的借用。所以，地理学作为民族地理学的母体学科之一，客观上也就为民族地理学准备了一些有效的研究方法。譬如，地理学常用的各类图表法，在研究民族的经济地理、文化地理、人口地理的一些可以用图表反映的重要内容和绘制民族的行政分布、地区分布、平面分布、垂直分布、聚落分布时，就不失为一种最为直接而有效的方法。
　　当然，在民族地理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中，除了选择或借用民族学的地理学的一些研究方法外，如民族人口学、民族生态学、种族地理学、文化地理学、历史地理学、聚落地理学等民族学与地理学分支学科的研究手段与方法，都可以在某一研究内容上作为民族地理学相应的研究方法。
　　　　三、民族地理学研究的具体方法
　　民族地理学不是民族学与地理学简单机械的移接与相加，而是在两门学科的基础上形成的新兴学科。它的研究，除了首先确立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综合性、区域性、系统性的基本原则以及民族学与地理学的一些基本方法之外，在我们看来，还要根据学科本身的特点，采用如下具体的研究方法。
　　　　（一）历史—生态学为尺度的背景分析法
　　这种方法在整体上要求我们，在通过民族来研究地理的特点和过程，或者分析“民族—环境”这一对特殊的矛盾，对民族进行环境依据解释的同时，要把之置于更为广阔的文化和地理环境之中，把任何一个民族的地理现象都当作一个由相互关联、相互交织的各个单元组成的大网，来探讨各民族依存的历史—生态学基础。同时，据此尺度和背景分析法，在具体的研究中还须强调以下两点。
　　第一，鉴于世界各民族分布情形的多种多样和各自生态环境的复杂性，所以，我们在研究某一民族的地域分布、经济地理、聚落地理等重要内容时，必须把之置于与该民族相关的大地域空间和范围内，置于同一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中，去与相邻民族进行纵向和横向的比较，这比较的过程，也就是背景分析的过程。具体如，当我们在研究东北的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赫哲族等几个民族的生境条件、经济地理及各个民族不同的现代化道路时，就必须在综合地对几个民族共同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进行全面考察的基础上，既寻求它们之间的“文化共生点”，又彼此互为参照系去展开进一步的研究。
　　第二，民族是一个社会历史的范畴，用发展的历史的观点去对其生态环境作必要的分析与研究，是背景分析法的一个新尺度。例如索撒尔在研究东非的努埃尔人及其相邻的丁卡人时，他不是把二者描述为无时间性的有明确固定界限的部落实体，而是假设过去的一段时间里，他们同为具有共同地域的一个群体。只是到了后来，这个群体的一个分支，由于人口和牲畜的发展超出了本身环境的容量，迫使其向外寻找新的土地、水，于是，在这一群体变迁之中，二者逐渐分离，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新的群体。又如，据大多数学者研究认为，我国历史上民族迁徙的总趋势是由南向北逐渐转为由北向南的，由此所形成的今天民族地域分布格局的生态学依据是与中国大陆五千年来气温由暖变冷的总趋势相一致的。西南地区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滞后性与民族分布的垂直性及普遍的杂散居、小规模聚居，是与其垂直性的立体式气候、相互隔绝、封闭和较为艰难的生态环境息息相关的。
　　　　（二）实地的勘测与具体的调查
　　无论是地理学家还是民族学工作者，都必须对自己所研究的客体，进行必要的调查、观测和实地考察，以便获取第一手的材料。同样，民族地理学在研究民族经济、历史、文化、人口、聚落的地理背景时，也特别需要对各民族的自然和人文环境进行实地勘测与深入的调查，搜集大量的带有普遍性的事实和材料，以便对民族地理的特点及其规律性作出科学的结论。如，在对民族地区经济进行开发和合理布局时，就必须全面查明该地区的各种物产和资源条件。其中，包括森林资源、草场资源、石油、天然气、水力、煤等矿产和能源，以及自然资源中的地形、气候、海拔、植被、土壤、水文、降雨量、无霜期、人文环境中的人口密度、民族构成、行业构成、文化习俗、宗教信仰等等。同时，也只有在综合分析这些调查指标和勘测数据的基础上，才能合理地布局民族经济。又如我国民族学工作者，在对六江流域民族地理及其综合情况进行研究时，就组织了专门的考察小组，采取测量、绘图、实地收集信息资料、记录、观察等手段与方法，就川、藏、滇边境横断山脉地区的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岷江流域的藏、彝、白、羌、纳西、哈尼、拉祜、僳僳、普米、独龙、怒、阿昌、景颇、基诺等民族进行了实地的考察，积累了大量的民族地理资料。
　　　　（三）定量与定性：研究方法的精确化
　　数学的定量研究方法的运用，是一门社会科学研究的专门化、精确化或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民族地理学虽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但是，在研究民族的地域分布，绘制民族地图、曲线图和表示聚集化程度时，亦需要采用一些基本的数值符号、聚集化指标等数学的定量研究方法。如前苏联民族学界，在研究民族地域分布时，常常确定出一些民族分布指标的基本数值符号，具体如下表：
　　　　计算民族分布指标所利用的基本数值符号［（３）］
　　（附图{k910935.BMP}）
　　上列简表是前苏联民族学界在确定共和国或州某一民族的基本分布区域时所贯用的定量指标。这些定量指标，对民族地理学的定量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在民族地理学的定量研究中，我们还要介绍一种对民族人口的地区聚散特征的差异及其变化趋势进行定量分析的方法—人口空间罗伦斯曲线图，人口空间罗伦斯曲线图是把某一民族地区总人口的空间聚集状况作为标准分布状况，将某一特定民族人口的空间聚散状况与总人口的分布加以对比，得出相应的人口聚集程度曲线。然后再以民族地区总人口累计百分比不横轴，以各民族人口地区累计百分比为纵轴作图，并沿图对角线画一标准分布线。在观察时，如果各民族人口聚集化程度曲线与标准曲线接近，说明民族人口分布越接近总人口分布，反之亦然。
　　当然，我们在以民族地区人口累计百分比为横纵轴作图，来对民族分布进行研究时，还会具体涉及到如何绘制民族分布图的问题。所谓民族分布图是以各民族的文献资料、统计资料和地图资料为基本资料，采用范围法、符号法、区划法等具体的给图方法，用颜色、线条、符号、晕线去对民族特点进行区划而作出的综合性图表。这种图表它突出反映民族的地理面貌，显示民族的地区差异及其具体分布位置，是我们在进行民族地理学的研究时，所必须采用的最基本、最具体的研究方法。
　　总之，民族地理学的研究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不存在某种唯一的万能的方法，需要我们在具体的研究中，根据不同的内容和实际，去不断的探索、积累、创新。
　　注释：
　　（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Ｖ１９，Ｐ１６３。
　　（２）富永健一著，董兴华译，《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云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Ｐ２８。
　　（３）详见１—０．Ｂ阿鲁秋尼杨著，马尚鳌译，《民族社会学》，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Ｐ２０４。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