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库】1997年
【文献号】4116
【原文出处】复旦学报：社科版
【原刊地名】沪
【原刊期号】199701
【原刊页号】79-85
【分类号】K91
【分类名】中国地理
【复印期号】199705
【标题】历史地理研究　上海地区成陆过程概述［＊］
【保留字段】国家教委社科基金资助项目。
【作者】张修桂
【作者简介】本文作者：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内容提要】上海地区成陆过程如下：距今六七千年间，冈身地带西侧的浅冈、沙冈海岸线形成；三千年前，岸线稳定的冈身地带东侧的东冈、横泾冈一线；一千七百年前，岸线推进至盛桥、北蔡、航头的下沙沙带；一千年前，海岸东移至里护塘一线；距今六百年，白龙港—马厂间的西沙沙带海岸形成；其东则为六百年来成陆的新浦东。在上海陆地向东扩展的过程中，南部杭州湾北岸自东晋以后发生严重北坍，元明时期始反坍为涨；北部长江南岸自元明以来也有不等量的陆地坍江现象。
【正文】
　　从1960年到1982年，谭其骧先生就上海地区的成陆过程，陆续发表五篇具有指导性的论文，为深入研究奠定扎实的科学基础[1]。谭先生首先指出：上海地区古代遗留下来的可靠文献资料太少，近年所发现的考古资料和地学工作者所做的查勘工作也不够，要一下子全面系统地解决上海成陆问题是不可能的。所以谭先生在以后陆续发表的有关论文中，不断吸收新的出土文物资料和不同意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断完善自己的学术体系。本文在谭先生这一学术思想指导下，就上海地区的成陆过程，结合近二十年来的新资料，进行概括性论述，希望能引起进一步的深入讨论。
　　　　　　一、上海大陆地区的成陆过程
　　根据上海大陆地区贝壳沙带的分布特征和年代测定，结合考古、文献资料，上海大陆地区的成陆过程可分为五个阶段进行论述。
　　1.距今7000年前的海陆变迁
　　在更新世最后一次冰期—玉木冰期的鼎盛阶段过后，世界气候迅速回暖，海平面随之急剧上升。上海以东地区在海面上升过程中，曾有几次间歇性停顿，形成几级明显的水下阶地。在距今14000年前后，海面回升至—100米左右，并形成相应的平坦阶地和埋藏贝壳堤、埋藏古泻湖。在距今12000年前后，海面上升至—60米位置时再度停顿，在此岸线内侧的长江古三角洲前缘，有泥炭沼泽埋藏和野牛之残骸等。[2]
　　全新世开始的距今10000年左右，海面上升至—40米位置，长江和钱塘江谷地遭受浸淹成为早期溺谷，上海地区低谷之内也开始遭受浸进。距今9000年，海面已上升至—25米左右，今上海东部地区开始沦为滨岸浅海。至距今7000年前后，长江口后退至今镇扬一带，形成一个向东开放的喇叭形河口湾。上海绝大部分地区被内浸海水淹覆，仅余西部的局部地区沦为滨海湖沼低地。[3]
　　由于海面上升，海岸后退，发生溯源堆积，淤平了上海地区此前被河流切割形成的岛状起伏的原始基底面。
　　2.距今7000—3000年前上海冈身地带的形成
　　从距今7000年开始，长江三角洲南翼在沿岸流、潮流和波浪的共同作用下，自江苏常熟福山一带，以南南东方向形成数条近于平行的密集的贝壳沙带，并延伸至今上海南部的漕泾、柘林一带海边。其再向南的延伸段，已沦没于杭州湾之中。
　　在上海地区的苏州河以北，自西向东有浅冈、沙冈、外冈、青冈和东冈五条贝壳沙带；苏州河以南则有沙冈、紫冈、竹冈和横泾冈四条自西向东分布。对贝壳沙带沉积特征所作的分析，确认这些沙带属于滨岸沙带，因而各条沙带延伸的位置，代表不同时期的海岸线所在。[4]
　　贝壳沙带所在之处，地势相对高爽，俗谓之“冈身”。北宋郏ｄǎｎ＠①《水利书》和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均有冈身的相关记载。南宋绍熙《云间志》则有详细的记述：“古冈身，在（华亭）县东七十里，凡三所，南属于海，北抵松江（指今吴淞江即苏州河），长一百里，入土数尺皆螺蚌壳，世传海中涌三浪而成。其地高阜，宜种菽麦”。清初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亦载：“自常熟福山而下，有沙冈身二百八十里，以限沦溟。”由以上数条不同时期形成的冈身，共同构成的狭长高爽地带，即被通称为“冈身地带”。它是上海平原地貌形成过程中的一个独特地貌单元。
　　从冈身地带各条贝壳沙带碳14测年结果分析，苏州河南北的贝壳沙带，其形成年代基本上是相互对应的。
　　淞（苏州河）北的浅冈与淞南的沙冈相对应，形成于距今6800—6000年间，这是上海地区迄今所发现的最早的贝壳沙带海岸。松南紫冈对应于淞北沙冈，代表上海地区距今5800—5500年前的海岸线。淞北外冈与淞南竹冈也完全对应，代表距今4200—4000年前的海岸线。淞南横泾冈形成于距今3240年左右，其对应的淞北青冈或东冈尚无测年资料，按相对位置分析，估计也当形成于距今3000年前。[5]
　　在距今六七千年间，当西部浅冈—沙冈一线海岸形成之时，其西部的上海地区同时脱离海侵的影响，普遍发育成滨海湖沼低地平原，而在高墩或低丘之上，则已有先人活动的痕迹，形成上海地区最早的马家滨文化类型。其后至三千年前，湖沼逐渐排干，平原扩度，先人活动从低丘高墩走向平原，从而形成冈身地带及其以西地区的大量新石器时代的淞泽文化、良绪文化以及马桥文化类型[6]。这些文化类型遗址的年代，与冈身地带碳14测年的数据也完全吻合。
　　上海冈身地带，东西宽度仅4—10公里，其建造过程历时长达四千年之久，表明这一长时段内，上海成陆过程极其缓慢，平均每年的淤张速率只有1—2.5米。其原因：一是这一时段海面相对稳定，自出现全新世高海面之后，整个海面虽有波动下降趋势，但幅度很小；二是当时长江输出的泥沙，虽有随主流南北迁移的堆积变化，但大量泥沙主要用于铺垫冈身以东的原始坡度较大的浅海地区，建造新的水下边滩，为此后三千年来，上海冈身以东地区的迅速成陆奠定基础。
　　3.距今3000—1700年前上海中部地区的成陆
　　今浦东花木、周浦、下沙、航头一线，存在一条北 北西向的断续沙带。它与宝山境内的盛桥、月浦沙带，共同构成一条平行于西部冈身地带的古海岸线，简称为下沙沙带海岸。下沙沙带的存在表明，距今三千年来冈身以东地区成陆过程，又有一个较长时段，海岸线稳定在下沙沙带一线上，从而建造这条滨岸沙带海岸。
　　据东晋永昌壬午年（322年）绘制的《吴郡康城地域图》[7]分析，下沙沙带海岸继续向南延伸，当进入今杭州湾的滩浒山，然后转向西南至王盘王一带。滩浒山成为当时杭州湾北岸东端、吴郡东南方面的海防重地，东晋初年遂于此置滩虎关戍守。据此可作初步推断，盛桥、下沙、滩浒山一线沙带海岸，其形成当不迟于东晋初年，距今大约1700年。
　　因此，冈身以东至下沙沙带之间的上海中部地区，自西向东当先后成陆于距今3000年至1700年的时段之内。但由于成陆初期，地貌形态尚属滨海湖沼平原类型，地势低下，潮灾威胁严重，先人的活动范围仍局限在冈身地带以西，尚未进入本区进行大规模的开垦活动，所以区内至今未见先秦两汉时期的遗址和文物出土。先人的开发定居过程，普遍滞后于滨海成陆过程，尤其是地广人稀的上海历史早期，这种滞后现象更为严重突出。
　　根据出土文物推断，上海中部地区的开发与定居，普遍滞后至南朝隋唐时代。近二十年来本区陆续发现一批南朝至唐初的文物和遗址，可为上海中部地区的成陆年代提供断代的佐证。如，广中路菜场的南朝瓷碗、瓷罐，中山北路的唐代瓷壶，共和新路与白莲泾的唐代瓷碗，龙吴路的唐代器物，以及下沙沙带海岸西侧的严桥唐代初期村落遗址的发现[8]。它们以广阔的出土文物平面和遗址证明，上海中部地区的下沙沙带海岸，当在这些文物、遗址之前的东晋时期或以前形成，这与《吴郡康城地域图》所示海岸形势恰好是完全一致的。
　　在下沙沙带海岸东侧的北蔡，1979年还出土一艘古代木船，经测定为距今1260±95年，相当于唐开元年间，地层鉴定属海滩相沉积，说明木船是沉于当时的滨岸海滩[9]。可见从东晋初年至唐开元年间，上海东部海岸基本稳定在下沙沙带一线上。沙带海岸虽属其相关地区成陆的标志，但从其形成开始，到可充当海边村落的自然防潮屏障，则需经长期加高加宽的地质过程。正因如此，下沙沙带海岸自东晋初年形成，经历整整三百年时间，其内侧始出现诸如严桥遗址的唐初村落。
　　冈身地带至下沙沙带之间的上海中部地区，平均宽度为17公里，建造时间仅为1300年，年平均淤涨速率高达13米。其成陆速度加快的直接原因是，前期四千年淤高浅海潮滩奠定的基础以及在此时段海平面的波动处于下降趋势。
　　4.距今1700—1000年前浦东中部地区的形成
　　下沙沙带海岸以东的上海浦东中部地区，今有不少唐末五代至两宋时期的遗址、遗物发现，如高行镇东部的唐代晚期至五代的陶罐、陶壶，高桥钟家弄一带两宋时期的墓葬及竹隐庵、顺济庵、奉宣庵故址，王港的宋井，三灶的北宋瓷片和南宋陶片，大团西侧的北宋瓷片等等[10]。结合郏ｄǎｎ＠①《水利书》记载，北宋熙宁年间上海东部海岸在今浦东里护塘故址一线分析[11]，则此线以西的浦东中部地区及黄浦江以西的上海北部地区，无疑在北宋初期以前已经成陆。
　　两宋时期，中国东部海面有一个相对上升过程[12]。上海地区受其影响，西部不少低地沦为湖沼，南部海岸继续大幅度后退，上海东部地区则因长江泥沙不断补充堆积，岸线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从而在当时海岸形成一条滨岸沙带，今里护塘故址的祝桥、惠南间，尚有此海岸沙带的残迹。
　　郑獬《郧溪集》载，北宋皇ｙòｕ＠②年间，华亭县令吴及“在华亭缘海筑堤百余里”[13]，以策县境安全、发展新成陆区的经济。华亭自唐天宝十年（751年）设县起至北宋皇ｙòｕ＠②四年（1051年），经历整整三百年时间，县境之内经济、人口均已发展至相当规模，具备一定实力，吴及又是一位能为民办实事的好县令，在海面上升、华亭县滨海地区遭受潮灾严重威胁的情况下，组织民间劳力，创筑捍海塘堤，不但已属可能，而且完全必要。吴及海堤沿当时的海岸近旁创筑，南部海堤在当时海岸线上的大金山左右，西接海盐县界，东部海堤即今里护塘故址的前身，东北抵当时的吴淞江出海口。
　　吴及创筑的海堤，比南宋乾道七年（1171年）丘宗在今金山县东南创筑的运港塘岸早一百二十年，故南宋绍熙《云间志》称吴及海塘为“旧瀚海塘，西南抵海盐界，东北抵松江，长一百五十里。”吴及海塘后经元、明两代陆续重修增筑，因其贯穿于宋元明时期的下沙盐场东部地区，故明弘治《上海志》又称其为“下沙捍海塘”。自明万历十二年（1584年），在其东侧创筑外捍海塘（后称钦公塘）之后，吴及海塘又被称为“内捍海塘”、“老护塘”、“里护塘”。吴及海塘是上海地区自建县以来，第一条由县令主持创筑，横亘全县滨海地区的地方性大型捍海塘。今里护塘故址吴及海塘的创筑年代，同样说明此海塘以西的上海浦东中部地区，在距今1000年前的北宋初期已经成陆。
　　浦东中部地区东西宽度约15公里，建造过程历时仅为700年，年淤涨速率平均高达20米之多，成为全新世开始以来，上海成陆过程最快的一个地区。其原因除了前期淤高浅海潮滩之外，长江流域人类活动加剧，造成长江固体泾流增大这一人为因素，已是不可低估。
　　5.距今1000年来浦东东部地区的成陆过程
　　浦东吴及海塘一线海岸形成之后，1000年来的成陆过程，因受杭州湾和长江口河势变化的影响，其速度略有放慢之势，唯大团，果园一线的汇嘴方向，相对发展较快。
　　在这一千年中，浦东东部的成陆过程，可以其间的东、西沙带为界，分为前后两个500年。
　　东、西沙带是一南向分汊状沙带，北起白龙港，向南经军民至马厂为西沙带，碳14测定为距今600±85年；东沙带自白龙港向南经中港至泥城，碳14测定为距今580±90年。[14]则浦东东部成陆过程，在距今600左右，曾有一个以东、西沙带为海岸的相对稳定阶段。
　　吴及海塘至西沙带海岸之间的陆地，建造于距今1000至600年前。其中，以大团至马厂的汇嘴方向成陆速度最快，年平均淤涨速率达18米。自此向北，淤涨速率不断降低，惠南至西沙为13米，祝桥至军民为10米，顾路以东降为6米。西沙带以西地区虽成陆于600年前，但因地势低下，潮灾威胁严重，万历十二年新创外捍海塘，西距吴及海塘仅1—2.5公里，外捍海塘至西沙带之间，滞后至清代后期，民间凭藉0.5—2米高度的沙带，作为自然御潮屏障，才有较大规模的开垦利用。
　　西沙带以东的滨海地带，其间虽有东沙带海岸的暂时停顿，但都是近600年来发育形成的新浦东。这一时段，马厂至果园方向的汇嘴，仍以18米的年淤涨速率扩展，但自此以北淤涨速率递减很快，西沙以东为4.5公里，军民为2.5公里，至白龙港一带则完全尖灭，反涨为坍。
　　近1000年来，浦东东部成陆速度较中部缓慢。其原因是，长江输出的泥沙，在本阶段前期主要用于建造扩大崇明岛，后期主要在于形成长兴、横沙岛，并扩散淤积形成崇明东边滩、铜沙线滩、九段沙以及浦东的新边滩等等。以浦东新边滩而言，—2米等深线已在南汇嘴以东10公里之外，今后如以芦潮港向东创建跨海促淤大堤，浦东海岸将在人为干预下迅速外移，浦东地区将可因此获得大片宝贵的新陆地。
　　　　　　二、上海大陆地区的局部沧桑变化
　　距今7000年来，上海大陆地区成陆过程的总趋势是，以不同的淤涨速率，逐渐向东扩展新的陆地。其间虽时有停顿，形成若干贝壳沙堤海岸，和暂时性崩岸，但在长江泥沙源源不断的补充堆积之下，大陆东海岸仍属持续不断地向东延伸发展的海岸。与此相比，上海大陆的北岸和南岸，由于受长江河口和杭州湾河势变化的影响，岸线则发生较为复杂的变化；在成陆最早的上海冈身以西地区，也因各种原因的综合影响，发生极为显著的水陆变迁。考察上海大陆地区的整个成陆过程，应当充分重视这些局部的沧桑变化。
　　1.北部长江南岸的涨坍变化
　　从宝山新陆至浦东黄家湾的长江南岸地带，其成陆与上海大陆地区的成陆过程同步，盛桥以西北岸段成陆于距今1700年前，盛桥以东南岸段成陆于距今1700—1000年间。形成之初，长江南岸上海岸段偏在今岸线之北，当时长江河口段极为开阔，江中仅有若干规模不大的河口沙洲。唐代之后，尤其是元明时期，河口诸沙迅速扩大、合并，形成巨型的河口沙洲崇明岛，长江河口段过水断面随之缩窄，加以长江水流在科氏力作用下南偏，导致江流对长江南岸冲刷加剧，造成长江南岸不断坍进；又由于长江南支河口段长兴诸沙的孕育，其坍没量有自西向东增大的趋势。兹以今吴淞口为界，分东西两段叙述。
　　东段：吴淞口至黄家湾
　　明代初期以来，东段内坍严重，岸线南移幅度可达10公里以上。
　　明洪武十九年（1386年），因海防需要，置清浦旱寨于今高桥镇东北约1.5公里处，三十年旱寨筑成土城。永乐十年（1412年）为适应航运需要，在距清浦旱寨北十余里的长江口南岸，垒土筑山，名曰宝山，昼则举烟，夜则明火，以为沿海船只往来之表帜。其时，土山之外尚有大片滩涂，山之外侧并有一条大护塘迤逦南北。此时东段岸线，约在今长兴岛的西部一带。
　　成化初期以前，岸线严重内坍，宝山之外滩涂几乎漂没殆尽，危及大护塘和宝山的安全。成化八年（1472年），遂于大护塘外三里另筑小护塘一道，此后岸线暂趋稳定，所以直至万历四年（1576年），宝山烽火仍不失为过往船只表帜，时清浦旱寨虽经正统九年（1444年）另建清浦新城于故寨之左，但新城狭隘出入仅只一门，且去宝山十余里，不便了望，故万历四年又在宝山西南麓再筑一座四城门的宝山堡城，从而使宝山之了望，指掌于数百里外[15]。自成化筑小护塘至万历四年建宝山堡城的百年间，东段岸线基本稳定在今岸线之北约十余里处的宝山外侧。
　　此后，东段岸线迅速大幅度地后退。万历八年宝山附近塘岸决去二十余里，至四十八年（1670年）宝山连同山基尽入于海[16]，宝山堡城的东北角也遭冲坍。明陆定禹《宝山咏》：“当初筑山时，去海三十里，于今山农家，半入洪波里”，即为此时岸线内坍的写照。其后宝山堡城及附近的海塘也全部入海，至明末清初，内坍岸线已逼近今岸线。清康熙八年（1669年），岸边的清浦新城也遭沦没，三十三年（1694年），遂于清浦城西北二里另筑江东宝山城。故址即今高桥老宝山城。此后，江东岸线虽略有内坍，但因海塘屡加修缮增筑，在塘外滩地蚀尽、塘岸陡立的情况下，岸线仍基本稳定在今岸线左右。
　　西段：新陆至吴淞口
　　明洪武十九年（1386年），在今滨江的宝山故城东北一里创筑吴淞所城，此城距海岸尚有三里之遥，城外并筑海塘工程护卫。其后岸线内坍南移，至嘉靖初，城北陆地、海塘全部坍没，吴淞所城东北角也被蚀入海。嘉靖十七年（1538年），遂于旧城西南一里另筑吴淞所新城，故址即今宝山故城。明末清初，旧城全部沦没，岸线逼临新城。有明一代，宝山城附近岸线南移当在2公里以上。清初以来，内坍的岸线基本控制在今宝山故城一带。
　　宝山城以西北，岸线的坍进也相当显著。今石洞口岸线之北的江中，宋代即有一个以煮盐、烧窑而兴起的著名大镇—黄姚（窑）镇，在立场建镇之初，江岸在镇外若干距离，其间并有海塘兴筑卫护。明代中叶，岸线显著南移，“旧塘之迹，没入海中数里。”[17]明末清初，黄姚镇及其附近的顾泾港均已坍没入海，岸线逼临今岸。
　　明代至清初，上海长江南岸坍江的严重性和持续性，在清康熙四十年嘉定县令的《海坍谣》[18]里有明确的描述：“谁云沧海变桑田，但见桑田沉海底。忆自康熙十九年，豁赋除田千万矣！即今坍有廿余年，庐舍邱墟安可纪。……此间一碑近百年，昔日离海三十里。请君试看几何程，可知坍势自何始。君不见吴淞城外旧城斜，半在泥中半在沙。此是东南一故垒，昔年焰火今芦花。”时嘉定县东境，直至今浦东黄家湾。
　　2.南部杭州湾北岸的涨坍过程
　　杭州湾北岸的涨坍过程，在东晋以前，和上海地区的成陆过程同步淤涨扩展，东晋以后，上海地区陆地继续向东推进，杭州湾北岸则反涨为坍，岸线不断后退，直到明代中期，后退的岸线始受到遏制。
　　距今3000年前的上海冈身地带，以南南东方向延伸至今杭州湾北岸的漕泾、柘林一带之后，当继续向南经大小金山而止于当时的杭州湾北岸。戚家墩、柘林海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及大金山、王盘山印纹陶片等的发现，证明王盘山、大金山一带杭州湾海域，在2000—3000年前已与上海冈身地带以西地区同时成陆，并有人类活动与定居。
　　距今1700年前，上海陆地迅速向东扩展，当时的杭州湾北岸岸线，随之迅速向东推移。东晋初年以前的杭州湾北岸，从下沙沙带海岸向南延伸，进入今杭州湾水域的滩浒山，然后转向西南经王盘山至今浙江海盐的澉浦一带。
　　东晋时期，今滩浒山、王盘山以北水域及金山县张堰镇以东南地区，统属吴郡（治今苏州市）康城地域，总人口达六万余人。康城是吴郡东南沿海的海防大本营，治所设在钊山（今大金山）之北、北山峰（今小金山）之南，城呈长方形，东西长六里五十步，南北长三里二十步。而滩浒山和王盘山则是康城地域南部岸边的二个海防前哨据点，分别设置滩虎关、濮伏关，并派重兵屯守。[19]
　　东晋以后，由于杭州湾动力条件发生重大变化，杭州湾北岸在西北向海潮流顶冲之下，岸线逐渐向北退缩，岸边滩浒山的滩虎关、王盘山的濮伏关，首当其冲，最先沦海。随后陷海的有滩虎关西北的大纾镇、濮伏关东北的临海镇以及当时岸线之内的一系列盐场、盐亭、盐坊和寺庙。南朝后期，后退的岸线已距大金山不远，然后东北延伸与当时处于相对稳定的下沙沙带海岸相接。其时，海坍开始威胁大小金山，所以梁天监七年（508年）置于康城故址的前京县，在隋开皇九年（589年）即被撤并。
　　唐末五代，杭州湾北岸继续内坍。晋天福三年（938年）以前，大金山已屹立于海岸线上[20]，取代东晋时期王盘山、滩浒山的地位，成为当时杭州湾北岸的重要门户。由于金山在抗击潮流顶冲起着极为显著的作用，加以咸塘护岸的开始创筑，自唐末五代至南宋初期的300年间，杭州湾北岸西南段始终稳定在大金山左右。而东北段岸线，在唐代中期以后，随上海东部地区的迅速向东推进而有所外延。
　　北宋初期，杭州湾北岸岸线，东北起自南汇大团和四团，然后转向西南，经大金山南麓，西与海盐县岸线相接。皇右年间创筑的上海地区第一条统一海塘即吴及海塘，环绕当时上海县的东部和南部海岸。吴及海塘杭州湾段，西线通过大金山左右；东线在大团、四名，其外侧海滩 有北宋近千件瓷碗、瓷盆和瓷罐出土。
　　两宋时期，上海地区海面相对上升。上海东部海岸因受长江泥沙源源不断补充堆积而未曾内坍，岸线基本稳定在吴及海塘东段一线上。上海南部的杭州湾北岸，受海侵严重影响，岸线则发生全线崩溃内坍。抗御海潮冲击300年之久的大小金山，终于在南宋淳熙年间沦入海中[21]。南宋末期，杭州湾北岸岸线，已退至今四名、奉城、钱桥至金山卫南一线的贝壳沙带上。洪庙贝壳沙带碳14测定为距今730±90年。当时杭州湾北岸的西南段，因受金山波影区的保护，岸线在今金山嘴东南呈犁形嘴向海突出约数公里之多。[22]
　　元至明初，上海东部海岸推进至东西沙带，杭州湾北岸东北段岸线受其影响开始反坍为涨。至明代初期，东北段岸线已南移至马厂、砂渍、朱新、柘林一线之上。而西南段东西两侧则仍在继续坍进。金山卫南岸线已从贝壳沙带一线后退至卫南老金山塘脚，从而导致金山犁形嘴岸线更加突出，明初曾于嘴上设置不少海防墩堡。
　　明代中期以来，杭州湾东北段岸线随上海东南汇嘴的延伸而继续外涨南移；西南段金山犁形嘴则受南汇嘴挑流顶冲西趋的影响，在西向移动过程中不断萎缩、消失；金山卫南岸线则在通海诸港湮塞和戚家墩以西南天然防波堤形成保护下，开始反坍为涨。[23]
　　清乾隆初期，杭州湾东北段岸线，已南移至今奉贤随塘河一线[24]。西南段金山嘴海岸，此时处于挑流顶冲之下，原有的犁形沙嘴已被冲刷殆尽，海艘已可直抵今海塘之下。在金山犁形嘴被蚀退的过程中，因泥沙西移堆积，新的金山犁形沙嘴又曾在戚家墩的南部形成。此时金山卫南岸线南移距老金山海塘已有二里之遥。清末光绪年间，戚家墩犁形突岸也被西趋的挑流冲刷入海，漕泾至戚家墩的岸线已经定型；杭州湾北岸东北段和西南段的卫南岸线，则继续南移至今岸线附近。[25]
　　3.西部湖沼平原区的水陆演变
　　西部湖沼平原区主要包括青浦、松江、金山三县境，在淞南沙冈海岸贝壳沙带海岸形成时已基本成陆。成陆之初，地貌形态属以湖沼为主体的滨海湖沼平原。受其影响，当时先人的活动局限于区内的高地之上。其所创造的马家滨文化，遗址即分布在山坡或平原高墩之上。至五千多年前的崧泽文化期，持续的高海面使该区仍维持以湖沼为主体的地貌形态。因此，崧泽文化期遗址，也以分布在高地土墩上为主，如崧泽遗址的崧泽文化层在假山墩上，寺前村崧泽文化层在高墩上，金山坟崧泽遗址在被称为大坟的土墩上。但至三、四千年前，随着海平面的波动下降，区内湖沼大部排干，地貌形态演变为以平原为主体的滨海湖沼平原。先人的活动遂由高墩山坡之上走向广阔的平原进行定居。良渚文化、马桥文化遗址，如广富林、汤村庙、平原村、果园村、林家角、淀山湖等等遗址，多数均在平原农田之中发现。[26]
　　近二千年来，由于地体下沉、东江淤废、吴淞江萎缩以及海平面变化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区内局部地区再次发生较大的水陆演变。
　　上海西部的淀山湖遗址，有良绪文化、马桥文化、戚家墩文化类型的堆积，说明在距今4000—2000多年前，该地区已属平原地貌景观。其后平原沉沦，湖沼再次扩展，遗址遂陷入湖中。直至北宋后期，该区仍有不少村落和大片低地淹没于湖、襄、荡、港之中[27]。明清以来，多数湖荡复又消失，今仅存淀山湖及其南部的大葑、白鱼、长白诸荡。
　　（附图　 ）
　　金山县东南境柘湖的兴废，是西部湖沼平原区水陆演变的又一典型。早期的柘湖，当属冈身古海岸内侧的堤内洼地型湖沼。至西汉时期，由于湖沼水域扩展，秦汉时代建于滨湖地带的海盐县治，遂于西汉后期沦入湖中。据载，全盛时期柘湖的面积达到5119顷[28]，相当于现代淀山湖面积的三倍以上，故又有“柘海湖”之称[29]。但至唐代，柘湖已经大部湮废为芦苇之地，湖面积严重萎缩。宋代的柘湖，虽仍列为秀州四大湖泊之首，但淤塞变浅的趋势仍在继续，需靠人工疏浚才能继续维持一定面积。[30]清初乾隆年间，柘湖仅余积水若陂泽。清后期柘湖已完全淤填成平陆。
【责任编辑】　周珉
　　注：
　　[1]谭其骧：《长水集》下册，141—192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
　　[2]赵希涛：《中国海岸演变研究》，21—22页，福建科技出版社，1984年。
　　[3]严钦尚等：《长江三角洲现代沉积研究》，92—99页，华东师大出版社，1987年。
　　[4]刘苍字等：《长江三角洲南部古沙堤（冈身）的沉积特征、成因及年代》。载《海洋科学》1985年第1期。
　　[5]刘苍字等：《长江三角洲南部古沙堤（冈身）的沉积特征、成因及年代》。载《海洋科学》1985年第1期。
　　[6]黄宣佩等：《上海地区古文化遗址综述》，载《上海博物馆集刊》，古籍出版社，1982年。
　　[7]原图见陈积鸿主编《金山县海塘志》，河海大学出版社，1991年。
　　[8]黄宣佩等：《从考古发现谈上海成陆年代及港口发展》，《文物》1976年11期。
　　[9]赵启正主编：《新世纪·新浦东》，4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年。
　　[10]黄宣佩等：《从考古发现谈上海成陆年代及港口发展》，《文物》1976年11期。
　　[11]王文楚、邹逸麟：《关于上海历史地理的几个问题》，《文物》，1982年第2期。
　　[12]满志敏：《两宋时期海平面上升及其环境影响》，《灾害学》1988年第2期。
　　[13]引自满志敏：《上海地区宋代海塘及岸线的几点考证》，《上海研究论丛》第一辑。
　　[14]章申民：《上海滨海平原贝壳砂堤》，华东师大学报（自）1982年3期。
　　[15]明王世贞：《宝山堡记》，光绪《宝山县志》。
　　[16]清康熙《嘉定县志》辑录《海塘议》。
　　[17]乾隆《宝山县志》卷九。
　　[18]乾隆《宝山县志》卷九。
　　[19]晋永昌壬午年制《吴郡康城地域图》，见《金山县海塘志》。
　　[20]《太平寰宇记》苏州。
　　[21]原图见陈积鸿主编《金山县海塘志》，河海大学出版社，1991年。
　　[22]张修桂：《金山卫及其附近一带海岸线的变迁》，《历史地理》第三辑。
　　[23]张修桂：《金山卫及其附近一带海岸线的变迁》，《历史地理》第三辑。
　　[24]乾隆《松江府志》。
　　[25]张修桂：《金山卫及其附近一带海岸线的变迁》，《历史地理》第三辑。
　　[26]张修桂：《上海地区全新世环境演变与稻作文化》，京都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稻作与长江文明》集刊，1996年。
　　[27]郏《水利书》。
　　[28]唐陆广微《吴地记》。
　　[29]晋永昌壬午年制《吴郡康城地域图》，见《金山县海塘志》。
　　[30]《宋史·河渠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