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术地理刍议

——以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历史学术地理研究为例
 

夏增民 

　　〔摘　要〕二十余年来，在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中，关于学术相关问题的地理学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本文在总结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历史学术地理的内涵、研究对象及研究内容诸项进行了分析和厘定，并作了理论性的阐释，以期能推动历史学术地理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关键词〕学术　学术地理　历史文化地理
 
一　学术与历史学术地理
 
　　“学术”一词，是一个高度中国化的话语，在西方的语境里，极难找到相对应的词汇与之呼应，无论是Academic、Learning，还是Scholarship，都难于涵盖汉语“学术”的内容，甚或可以说，中国的“学术”一词，是Academic、Learning以及Scholarship诸词内涵的集合。因此，对汉语“学术”一词的辨析，也极为重要。
 
　　查《汉语大词典》“学术”条，古今以来凡用“学术”一词，与当今“学术”相近的义项，一为“学问，学识”，举例有南朝梁何逊《赠族人秣陵兄弟》诗：小子无学术，丁宁困负薪；因此词义引申，亦指有系统的、较专门的学问，如章炳麟《訄书·学变》：汉晋间，学术则五变。二为“观点，主张，学说”，如宋苏轼《至惠州谢表》：臣性资褊浅，学术荒唐。三为“学风”，如《宋史·吴潜传》：潜所陈九事……四曰正学术以还斯文之气脉。[①]由此见，“学术”一词之为“学术”，所来尚早，但其真正作为一个广泛指代学术界现象的词语，当在清代以后。有清一代，学术昌盛，“学术”一词始渐流行，阮元在为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所作的序中，开篇就说道：“学术盛衰，当于百年前后论升降焉。”清末以降，“学术”一词成为流行词汇，正式成为指代学术界一些活动、现象的专用名词，一些学者开始对“学术”这一术语作出解释和界定。梁启超说：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例如以石投水则沈，投以木则浮。观察此事实以证明水之有浮力，此物理也。应用此真理以驾驶船舶，则航海术也。研究人体之组织，辨别各器官之机能，此生理学也。应用此真理以疗治疾病，则医术也。学术与之区分及其相关系，凡百皆准此。又说：学者术之体，术者学之用。[②]严复也曾说：盖学与术异。学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术者据既知之理，求可成之功。学主知，术主行。[③]据此，刘梦溪先生总结了“学术”的含义：学与术连用，学的内涵在于能够揭示出研究对象的因果关系，形成建立在累积知识基础上的理性认知，在学理上有所发明；术则是这种理性认知的具体运用。[④]在上述观点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所谓现代“学术”的概念，就是对研究对象的理性认知及运用。它不仅是一个认知活动，还是一个学科体系和知识体系，具有动态和静态的两种特征，围绕着这一认知活动，存在着知识及其传授、知识累积及其社会功用、学科构建及发展等一系列的概念和范畴，他们都属于学术的范围。而常与于我们考虑范围的，具体而言，就是学说、学派、学者群、学术传播及学术文化区域。
 
　　学术之有地域分异，是不言自明的，因此而有“学术地理”。“学术地理”这一概念，盖系由严耕望先生最早提出，他在《战国学术地理与人才分布》一文中最早使用“学术地理”一词[⑤]，此处严先生所讲“学术地理”，指的就是历史学术地理。历史学术地理，是历史文化地理的一个分支。它是研究历史时期“学术”这一文化现象的空间分布、区域差异，及其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的一门学科。它不仅仅是对学术现象在历史上的空间分布上的简单还原，还重在探讨其在特定地域内产生、演变、扩展、消长、变迁的规律及特征。尤其要指出的是，此处之地理环境，不仅包括自然地理环境，还应包括经济环境及社会文化环境。20世纪九十年代初，谭其骧先生就积极推动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他在《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一文中指出：“一个地区的人文地理现象的存在与否、复杂程度及发展变化、速度除了同样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以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的活动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例如我们可以研究春秋战国时期的学术思想的地理分布和差异，可以研究唐代诗人、学者、艺术家的地理分布。”[⑥]这其实就已经涉及到了历史学术地理的研究方法问题。历史学术地理在考虑地理环境对“学术”这一人文问题的影响时，重点应该放在历史人文环境对“学术”的作用上。
历史学术地理属于地理学的学科范畴，它以历史上的“学术”为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是历史学、地理学、文化生态学及传播学方法的综合。它与学术史、教育史有着极密切的关系，但与之有又区别。学术史，是研究“学术”在历史上发生、发展、变迁的过程及规律，其重在研究“学术”本身衍生、成长的内在理路；教育史是研究教育的理论及实践发生、发展的过程并探求其内在规律和特征的学科。而历史学术地理不同，他重在研究“学术”与空间的关系，是从空间的角度来探讨“学术”的相关问题，学术史、教育史都对历史学术地理的研究提供史料、思想和研究内容，但不能取代历史学术地理。
 
　　人类活动具有丰富的多样性与差异性，这种多样性和差异性除了其内在特有的发展规律之外，地理环境所起的作用也是重要因素。文化、精神、学术活动等人的实践活动与地理环境和地理空间之间的相互联系，是历史学术地理产生的前提。历史学术地理对每个学术现象从空间、时间、文化生态、文化传播、文化整合、文化景观等方面做系统论述，从各学术现象的空间分布出发，通过扩散的时间过程使时空相结合，并以其与自然环境的生态关系、与其他人文现象的整合情况来分析其复杂的相互关系，其研究成果就是来说明上述过程与关系的，意在不仅对研究对象进行“复原”，还阐发其背后的意义和价值。[⑦]
 
　　虽然“学术地理”的提法到20世纪八十年代才提出，但是，对于历史学术地理的研究却是早就开始了。《史记·儒林列传》、《汉书·儒林传》中关于儒学传授谱系的记述，可以说是较早的学术地理著作。历代此类著作多出，但以“学术”作为对象进行理论研究，大致在20世纪以后，梁启超可谓先行者，其《地理与文明之关系》、《历史统计学》、《中国地理大势记》、《近代学风之地理分布》等论文，其中就有涉及到历史学术地理的部分。其后，丁文江的《中国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⑧]、钱啸筠的《清代学者之地理分布》[⑨]，贺昌群的《江南文化与两浙文人》[⑩]，都是历史学术地理的名篇。

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汉语学界相继出现了一批文化地理著作，在这些著作中，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学术地理。1983年，严耕望在《战国学术地理与人才分布》中，阐述了先秦诸子百家的流行地域及各地文化的发展状况，较早使用了“学术地理”的提法。1984年，陈正祥的《中国文化地理》由龙田出版社出版，书中涉及文化中心的迁移，并用图示说明了唐代诗人、进士，宋词人、诗人、宰相，明进士的分布。1991年，卢云在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汉晋文化地理》一书，对汉晋时期学术文化的区域分布及变化进行复原。陈会昌的《中国文化地理》1992年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内中论述了“文化与地理环境”、“文化中心的转移”及“中国文化的地理区域分异”等内容。隔年，张步天的《中国历史文化地理》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书中也曾提到“学校与人才分布地理”，并且在“人才分布地理”一节中，在界定了人才分布地理的概念之后，认为人文因素、政治因素、文化发展是影响人才地理分布的主要原因。1995年，张伟然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其中对湖南这一区域的“历代汀籍进士分布”、“湘人著作的分布”、“湖南藏书与刻书的分布”、“湘籍学者的分布”进行了阐述。与这些专著同时的，还有多篇相关的“学术地理”方面的论文发表。

　　由此可见，历史学术地理的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对其进行学术总结和展望，并进行理论的概括，已成为可能。正因为如此，进一步清理历史学术地理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向，应该对促进历史学术地理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有所裨益。在这些论著的基础上，我们梳理出历史学术地理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向，大致为学术形态、学术载体、学术活动和传播、学术文化景观及对学术的感应地理研究几个方面，试分述之。

二　关于学术形态及学术载体的历史学术地理研究

　　第一， 学说、理论、思想、学问等学术形态的分布。

　　严耕望先生的《战国学术地理与人才分布》及卢云的《汉晋文化地理》，其中的内容就是这方面的研究。

　　研究学术形态的空间分布，视角应该是全方面的，学术形态的发源、学术文化圈的形成、学术文化地域分布、区域特征及区域变迁都是值得思考的内容。就起源、整合而言，其发展变化总是在一定的地域内完成，不可避免地带上地域条件的色彩，因此，学术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区域文化的产物，也就是说，文化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极为重要。

　　考察学术形态的空间分布，主要的依据除了材料的典型性，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取得数据的支持也极为必要，因为，数量的标准更有助于结论的“科学性”，从而克服典型性材料给人造成的片面印象的弊端。而且，学术形态的空间分布，并不必然导致文化区的形成。一个文化区的形成，要有基本的要素，如本区文化的典型特色、体现学术特征的载体的数据和密集程度等。对学术形态的空间分布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探究学术的传播速度、途径、模式和功能。

　　众所周知，墨学源起于宋鲁之地，这种思想的起源与这一区域的文化有很大的关系。“宋地……其民犹有先王遗风，重厚多君子，好稼穑，恶衣食，以致蓄藏”。[11]正是在这种人文地理环境下，重实践、主节用的墨学诞生并从容发展。据《韩非子·显学篇》载，战国之世，墨分为三，形成不同地域基础上的墨学三派，这种学术分裂的缘起、墨学三派地域分布、三派间的学术联系和演变，以及各自的思想特色，都是历史学术地理的研究内容。[12]儒学亦然，同据《韩非子·显学篇》，孔子之后，儒分为八，“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儒学的学术分合以及战国各个儒学学派的地域分布，其间的关系和势力消长以及与其他地域上的思想形态的关系，在目前学术界，均未研究得十分充分，而此，也正是历史学术地理的任务。

第二．学术载体的地理学研究。
 
　　学术形态作为一种精神性的存在，总是要有一定的载体才能体现出来。学术载体主要是指学者群体、人才群体等主体性载体和书籍等客体性载体。
人才是教育的结果，教育是学术的伴生，因此，人才反映学术含量，也是学术的载体。目前，在历史学术地理方面，研究最充分的，莫过于对人才群体的研究了，20多年以来，有关人才地理分布的论文就不下三四十篇。代表性的论述有王尚义等人对山西人才地理分布的研究，傅衣凌、史念海、华林甫、陈正祥对唐代人物的研究；范金民、沈登苗、郑建明等对历代及各个区域进士分布的研究等。[13]如果仔细检视这些成果，我们就会发现，这些研究基本上大多是同一模式，即罗列籍贯，然后加以原因分析；原因也是同一化的，无外乎经济发展程度、文化水平高下以及教育兴盛诸项。后期此类论述多套此模式，毫无新意。每个时代每个区域都有自己的时代特征和区域特征，把握这些特征，分析人才成因和分布及其变迁，或许才能有新的创见；如果就一般性的论述泛泛而议，恐无太大价值可言。
 
　　与人才群体的研究相比，学者群体的研究稍逊一筹，然而，这却是最能显示历史学术地理特色的内容。此处所言之学者群体是指地域性的学者群体，这一群体虽然与以思想、师承等划分的学者群体有相类之处，但，这样的地域性学者群体更能体现地理学的视角。如宋代儒学有濂学、关学、洛学、闽学之分野，固然四学的学者群体在时间上、师承上及思想发展上有前后相承之处，但是，濂、洛、关、闽仍不脱地域上的特色，其核心人物也多以四地为中心。以关学为例，张载之系列主张，与关中形势即是密不可分，这是张载的关中经验使然。思想的产生，不外乎两方面的因素，一为利益，一为环境，这里的环境，除了人文环境的熏陶外，自然环境的制约和促进作用也是重要条件之一。此种例证在清代也不难看出，颜李学派之产生，当与颜李的华北经验有相大的关系，能接收其思想而成其后殿者，也多北方士人。在古代，由于受科技条件的制约，思想学派及学者群体首先表现为地域性特征，一方面是因为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个思想学派首先是地域文化的表征；而另一方面，也与传播手段的落后和传播的较高成本也很大关系。在历史学术地理的研究中，这样的情况是应该引起注意的。学者群与文化中心关系密切，同样也是值得关注和深入探讨的。
 
　　除却主体性学术传播载体，尚存在客体性的学术载体，如书籍、简帛、石刻等，这些载体将学术信息以文字或图画的格式存留下来，由于文化发展的不均衡性，从而使这些学术载体也呈现出不同的空间分布和区域差异，这也构成学术地理。
 
　　以书籍为例。著作地、刻印地、销售地、藏书地都构成地理要素。在有雕版技术之前，著作地与刻印地没有分异，因为多以手写为主，著者手笔原著，这个时候，著作地与成书地和学者群是同一的。唐宋以后，随着雕版技术的成熟，著作与刻印开始分离，刻印由于赖于自然条件，因此更有区域性，如宋代，就形成平阳、眉山、杭州、建州几大刻印中心，而著作地则较为分散，一般仍以学者群为主。而销售地与藏书地始终与文化中心同一。

著作地、刻印地、销售地、藏书地在历史时期的分布、变迁及相互关系，应该是历史学术地理的重要的研究内容。
 
三　学术活动与学术传播的历史学术地理研究
 
　　学术地理的研究如果仅限于空间分布及区域差异上，那其研究是极有局限性的。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演进，学术的区域性特征消弭的速度越来越趋于加快，这是由于随着技术条件的发展，学术传播的速度日趋加快造成的，因此，在学术地理研究中，重要的不在于仅仅搞清学术空间分布及其原因，还在于学术传播的研究探讨。
 
　　我们都知道，文化传播促进文化的积淀、整合、增殖及文化分层和变迁，正如如前所述，文化的传播与变异，总是在一定的地域内完成，所以必然带上地域性的特征，历史学术地理正是在这个地域的基础上，分析文化的传播的。
 
　　文化在不同区域间的迁移，总是有一定的模式，或是直接传播，或通过媒介和通过载体的迁移传播，或是刺激传播。在传播理论视野下，传播路线和不同文化区域的比较以及不同学术文化区域的“文化亲缘关系”都成为历史学术地理的研究对向；尤其是文化亲缘关系的研究，从文化现象的形式、性质、数量的增加、发展的连续性以及两种文化关系程度上探究其间的文化亲缘关系，应该是这方面研究的新视角。杨念群1997年在三联书店出版的《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是这方面的典型著作。无庸置疑，传播学理论的引入，使得学术区域的理论更加丰富。
具体而言，学术活动包括著作、教授、私学、官学、游学、集论、丛书编纂、书目编修，等等。这些学术活动本身是静态的，但是，如果与文化变迁、政治变革等联系起来，就具有了地理学的特点。从历史上看，在每个历史时期，这些学术活动的集中区域都是不均衡的，也是不断变迁的。经学著述在汉代集中于齐鲁、关中之地；至东汉，洛阳、汝南、颍川多有经学著述；而永嘉之后，中原丧乱，经学著述地也随而变迁，或在江南，或在陇西，或在辽东。著作地的转移与文化中心的转移相趋同，是衡量文化中心的指标之一。
 
　　周室式微以后，学术散于四裔，私学始兴，在不同的学术区域内形成不同的私学教授地点，这个时期，著作地、教授地是同一的，从而构成战国学术地理的基本格局。汉武时期，官学得到提倡，各地方均设学校；但私家传授仍很昌盛，家学与师法相承，仍然构成主要的学术力量。即便是官学，因各种因素的影响，府学、县学等在教育质量、入学人数等方面仍存在差异。有唐以降，科举兴起，更为各地私学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书院不仅成为科举考试的培训地，也是学术思想之渊薮。有关书院的研究很多，但以书院本身的研究如开办、规制、思想、学派等为主，不过其空间分布，已经得到重视。[14]书院集教授、著作、刻书、藏书、集议于一体，是学术活动的主要场所。关于书院的研究，是历史学术地理的主要研究对象。
 
　　宋元以后，学术日隆，编纂大型丛书等编修书籍活动大为增多，不仅官方组织，私家也多参与其中。除却政府主导的因素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文化知识的积累及藏书的集中，都构成基本条件。这也是其地理分布的前提。
 
　　上述学术活动的开展，都促进了学术的传播，构成空间分布和区域差异，使得学术成为学术地理。学术传播也是历史学术地理的重要研究内容，其重点在学术传播的条件、原因、学术传播的途径、模式和功能，及其与环境的关系。
 
　　在技术落后的条件下，学术中心的移动，是以学者的转移为依归的。学术范围的扩大，也是以学者的活动密切相关的。学术之所以能够传播，必须形成学派，有一定的思想高度，如此才能吸引人，使人尚慕。这是学术传播的前提条件。在途径上，最初以游学、移民为主要手段。孔子、孟子等先秦诸先贤周游列国，游学于世，使自己的思想传播到了更大的地域，影响越来越大。而移民的作用同样明显，移民中知识水平高的人群，把知识带入了迁入地，促进了该地的学术发展，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开展。[15]
 
　　随着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展，书籍的传布成为主要方式。书籍的传布，使得学术的传播更迅速、更便捷。王充《论衡》一书，为东汉思想史的重要著作，本作于东汉中期之会稽郡，但长期未为中原士人所知，直至建安中，王郞为会稽太守，始带到许昌。试想，如果不是王郞，中原地区知识界对王充的思想，或知之更晚，甚或永不可知。
 
　　此外，还有学术文化景观的地理学研究。
 
　　学术活动需要一定的场所、建筑，从而构成学术文化景观。如明堂、辟雍、书院、孔庙、贡院、会馆、社田、私塾等。除却学术地理景观的分布及变迁外，人们建立这些学术文化景观的原因、规制、功能、影响，都是可探究的内容。其在城市中者，研究它在城市的空间结构、方位、功能；不在城市中者，建址地点的选择中地理因素及人文因素的考虑，同样是可以深入的研究方向。书院是重要的学术文化景观，所述见前。比较典型的尚有社田，社田的分布、功能、收支、管理等都可作为重要的对象加以研究。

当然，还有有关学术的感应地理的研究。“人们生活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中，对其周围有一个感应、观感和观赏等认识过程的反应，这种反应不仅包括感觉认识，而且包括对反应的理解和评价态度。研究人们不同地理环境的这一反应特性、形成过程及相互关系的科学称为感应地理学。化着重研究不同居民集团对的感应认识过程，也研究规划决策人、旅行者、生活在特殊环境(灾害、宗教等环境)下人们的感应特点。”[16]中国幅员辽阔，涵盖了不同的文化区域，在不同的文化区域下，有不同的文化特征，因此，俗风所渐，在各自的文化下，对事物的认识和感觉也有存在差异。这就构成有关学术的感应地理的基础，如何研究地理景观的意义、地理景观如何被描述、研究，如何探索和揭示人与地理之间复杂关系，都与此关系深重。具体到学术地理，尚学习气、学风、鉴赏取向等都可列为对学术的感应地理角度的考虑。如，明清时期，晋商、徽商领南北之风骚，然后徽商重教，晋商轻学，此即由于不同地域文化环境下人们对教育、学术的认识不同所致。学风亦然，南北朝南北分隔，学术异流，南北学风也两异，北学粗鄙，南学精细，据《隋书·儒林传》说：“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另《隋书·文学传序》论南北文风，也说：“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至宋与辽金对峙，南北学术殊途，北儒重训诂章句，南学则义理辞章，至入元，北人竟不知南方之理学，可见地域分割对学术分异的影响。不同的区域形成不同的审美趣味和鉴赏取向，不同的地理环境下人们对文化的感应，形成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
 
　　近20多年来，历史学术地理的研究逐渐呈现出繁荣的局面，已具备自己独特的学术品格，并有向更深度、更广度发展的趋势，因此有必要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分支来考察。如上总结了历史学术地理简略的研究情况，并对其研究内容及研究对象作了粗浅的清廓，以裨于历史学术地理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至于历史学术地理的研究方法、任务、现实意义，其作为历史文化地理学的一个分支，相关著述论之甚详，目前均有类同之处，兹不赘述，有待于历史学术地理发展成更为成熟的学科后，才更便于总结。
 
　　　本文发表于《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