疆域地理及其变迁一直是政治史书写的重要构成，而地图和制图史则是对这一进程的图像志记载。不过，由于近现代国家成长的传统研究长期倚重于文本而轻视图像，对地图的定位通常局限于把它们作为一种辅助文本的史料参考，这使得地图学和制图史的成果一直处在政治学的研究视域之外。20世纪中期后，随着艺术、文学与媒介等领域先后出现了“图画转向”（pictorial turn），史学研究中率先诞生了一批聚焦图像的成果，如年鉴学派、新文化史等纷纷将图像的生产、阅读与传播置于政治社会语境。在此基础上，彼得·伯克（Peter Burke）等倡导更为广泛的历史图像学理论，这一方面促成了新的学术共识——将图像档案置于同文本一样的地位，不仅仅作为辅助性的参考，而视图像为近代国家及其历史叙事的主体。另一方面也将地理与地图学的成果纳进了社会科学，受此影响，20世纪后期从地图维度对疆域政治和历史地理的探讨也就在单纯的“图说史话”基础上有所拓展，涌现出许多地图史以外的跨学科成果。与此同时，新兴社会理论也革新了传统的地理学和地图学史研究。这两条脉络上的学术进展相辅相成，共同推动了历史地图学（Historical Cartography）、文化地图学（Cultural Cartography）、政治地图学（Political Cartography）等研究新范式的出现。

在近代国家的形成这个具体议题上，地理空间视角的引入也使得地图及其绘制过程中的权力技术与政治话语受到了关注。对学者们而言，基于地图来观察和分析近代领土型国家的建构过程，在学术层面是必要且可行的，它也代表了一种空间、技术与图像学分析基础上的新型疆域政治史研究——知识学意义上，抽象的地图绘制与国家领土的物理测量具有显见的适配性；实际的历史进程中，大规模的制图活动往往也伴随着领土型国家的出现和成长，非洲和美洲的一些地区甚至直接通过地图来完成土地分割与边界划定；对于普通公众而言，祖国意象与领土主权意识通常直接来自直观可视化的地图。所以，本文意在从政治学维度探究这种近代国家叙事中的图像志传统，梳理相关研究的起源、演进与最新进展。

一、近代早期的地图汇编与政治地理学的出现

在图像学研究兴起后，学者们长期聚焦近代早期欧洲的肖像画、寓言画、教谕画等题材，并将这种传统追溯至16世纪的瓦萨里（Giorgio Vasari）、里帕（Cesare Ripa）、勃鲁盖尔（Pieter Bruegel）等人。殊不知，描绘城市与疆域空间的地图在这一时期也大量地出现，从梵蒂冈的手绘长廊到各国宫廷里的挂毯制品，再到广泛应用于行军作战、海外探险或工程治理的木刻与蚀刻版画等等。除了用于审美、装饰和收藏，地图的制作和出版更多是出于现实的需要，这典型体现在“地图集”（atlas）这一新型阅读出版物的诞生与流行上。1570年，勃鲁盖尔的好友亚伯拉罕·奥特里乌斯（Abraham Ortelius）推出了他的作品《地球大观》（Theatrum Orbis Terrarum），这是他利用新航路开辟后欧洲出现的大量航海日志与地图资料，采用统一的投影法、比例尺和“一图配一文”规则编辑出版的70幅大地图合集。不久以后，墨卡托（Gerardus Mercator）、洪第乌斯（Jococus Hondius）等将这种新型出版物命名为“atlas”，意为“地图集”。随着他们在商业领域的大获成功，地图集很快风靡到欧洲各国。1572年，奥特里乌斯在法语版的《致读者信》中呼吁人们都来阅读这种新产品，“不仅为了学习地理，也是为了认识历史”，因为地理本就是“历史的眼睛”（œil de l'histoire），而地图集则是观察世界的一种“镜像”（mirouёr）。

在17世纪的通用词典中，“地图集”通常是指“汇编了众多的世界地图，用于讲述环球地理”的著作。这种定义的形成同地理大发现与科学技术革命的时代背景有关，一方面，1406年后托勒密《地理学》（Geographia）的重现与翻译，催生了“环球志”（cosmographia）、“地理记述”（description）等写作形式的发展，疆域历史、人种、风俗等逐渐被纳入权力统治的考察范畴。另一方面，伴随着贸易、殖民与海外探险的兴起，航行日志、游记、地图等不断被带回母国，这促成了各类新式地图与地球仪的制作和销售。这些产品不仅是公众了解地理资讯、学习疆域历史的媒介，也是战争、外交与地缘政治博弈的技术工具。因此，对于近代早期的欧洲而言，地图不仅服务于领土边界与国际秩序的构建，而且促成了地理知识体系、空间认知与权力意识的转变，这两者互为表里，共同塑造了成长中的主权国家及其政治实践。

在法国，奥特里乌斯的地图集推出之后不久，莫里斯·布格罗（Maurice Bouguereau）就仿效他出版了一部《法兰西大观》（Le théâtre françoys, 1594）。不过，不同于前者的环球志风格，布格罗的这本地图集带有强烈的国家主义取向，收录的18幅全部都是王国的地图，除了各省的历史与地理概况，还涵盖古代高卢、凯尔特、阿基坦、比利时等地区，第一幅《新绘高卢王国地图》便置于亨利四世的半身像下，底部还有歌颂王权的铭文。此时正值法国的宗教战争期间，当天主教联盟发动叛乱时，巴黎的图画师们用木刻版画为其宣传，而布格罗则用这本铜版画地图集为亨利四世正名，给国王的献词指出：“在这里，您会看到属于您的法兰西，包括盛世繁华的各个省份与地方。”学者莫尼克·佩勒蒂埃（Monique Pelletier）认为，以布格罗为代表的制图师和出版商们在16世纪后期形成了一种“国家地图”（national mapping）的传统，他们弱化了环球地理和基督教普遍历史的视角，试图将国家从宗派纷争中解放出来，使得地图的收集、汇编与出版逐渐以疆域王国为单位。所以进入17世纪后，《法兰西大观》的汇编模式在商业出版中得以延续，1619到1632年间，勒克莱克家族（Leclerc）先后推出了7个版本的《法兰西王国地理大观》（Théâtre géographique du royaume de France），内容除了布格罗的地图，还复刻收录了墨卡托、洪第乌斯等人的作品。与此同时，波旁王朝也在边境省份任命了多位“国王工程师”（ingénieur du roi）直接负责地形的勘测，并且配备了专门的地图绘制人员。他们走遍了王国的疆域，绘制了可以准确定位的地图，还形成了许多文字报告和图集，比如，负责东北部边境的夏蒂永（Claude de Chastillon）在勘测之后就出版了《法兰西地形学》（Topographie francoise，1641），内中收录了大量的地图、建筑和城市景观图。

在政府层面，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时期先后启动了民间地图搜集与土地调查工作，所得图文资料交由御用制图师尼古拉斯·桑松（Nicolas Sanson）重新编辑绘制。与16世纪出现的“国王史官”（histographe du roi）一样，宫廷也开始招募和资助这类专业制图师，给予其“国王地理学家”（géographe du roi）头衔，这些人在编辑绘制地图的同时，也负责王室地理教学，撰写有关疆域政治和历史的书籍。这一方面意味着传统民间、商业和知识社会领域的制图活动逐渐成了一门服务于国家权力的学问；另一方面，通过在视觉上呈现出境内与域外、古代与当下、地方与中央之间的显著差别，国家地图集创造了一种地缘和图像意义上的“法兰西空间”（l'espace française），蕴含着领土统一的意象。例如，桑松的地图通常会在一种古今比较、图文结合的政治地理学框架下绘制，强调疆域历史与主权政治之间的联结。这种编绘方式首先突出了法兰西这片土地的特殊性，将其疆域、族群和王朝历史谱系一直追溯至高卢时代。受17世纪自然疆界（frontières naturelles）理念的影响，桑松对于古代疆域地理的描绘大都是以当下的地缘政治秩序为参照，这就构建了“古代”与“当下”、“历史”与“政治”之间的联系，在这样一种以领土空间为基准的叙事框架下，地域史、宗教神圣史、世俗政治史等都成为法兰西历史书写的一部分。“古典时代的高卢描绘中，历史与地理是相联的，而从这一时期起，它们成了更具活力的政治地理学议程的一部分，并且通过形成广泛的公众舆论来设定其目标。”

对于17世纪的政府和公众而言，一个国家的幅员、疆域、地形、河流、森林、资源和人口等逐渐被纳入了治理艺术的考量范畴，而准确地了解与描绘这些成为一种“国家理由”（raison d'État）——地图显然是政府进行国土测算和行政控制的主要手段，也是人们理解现实世界与空间的主要参考。1681年，纪尧姆·桑松（Guillaume Sanson）出版其父亲的遗作《地理学导论》（Introduction à la Géographie）时，在书中将地理学定义为“对地球的描绘”，它包括天文地理、自然地理和历史地理三个分支，历史地理的主要考察对象有三个：主权国家（les États souvrains）、宗教分布（religions）、语言区域（langues）。

继布格罗、桑松之后，18世纪的法国继续涌现出了一大批以制图为主业的地理学家，他们或者在王宫内有自己的专门房间，比如1718年后设立的“首席地理学家”（PREMIER géographe du roi），或者成立个人的工作室或地图公司，仅在巴黎地区就云集了德利尔（Guillaume Delisle）、杜瓦尔（Pierre Duval）、卡西尼（César-François Cassini de Thury）、瓦高迪（Gilles Robert Vaugondy）、丹维尔（Jean-Baptiste D'Anville）等一批人。他们沿袭了16、17世纪以来地理研究、图集制作与商业贸易相结合的做法，同时也将最新的天文学、测绘学与印刷技术应用至制图行业，出产了大量以王朝国家疆域地理为主题的地图集。这些产品大都为这一时期兴起的历史编纂提供了材料和论据的支持，大量的“历史地理描述”（description historique et géographique）、“历史地图集”（atlas historique）等也以地图为主体，同时附有史论性的介绍文章，它们在结合各国时事、环球航行与海外殖民最新状况的同时，也强调以地图材料为基础的文字书写，将旧地图的收集和新地图的绘制视为政治地理学研究的基础。1652年，桑松在《亚洲新地图集》（L'Asie en plusieurs cartes nouvelles）中为每一幅地图都配上论文，说明该地区的历史源流、政治地理、行政区划、人文生活等。1735年，法国耶稣会在编写4卷本的《中华帝国全志》时，也结合新获得的51幅的中国地图对地理、历史与政治等状况进行综合介绍。与此同时，一些学者也会根据重要的历史文献来制作地图，比如1764—1766年里兹-赞诺尼（Giovanni A. Rizzi- Zannoni）的法兰西地图集系列就是为了配合王朝史官撰写的多卷本《法兰西史》（Histoire de France）。

1751年，杜尔哥（Turgot）则在那本有划时代意义的《政治地理学写作大纲》（Plan d'un ouvrage sur la géographie politique）中提出，政治地理关注四项要素：一是世界人群与国家分界；二是特定国家的资源、产业、经济、财富；三是各国交通物流系统；四是世界各地政府形式与权力组织。对这些要素的研究既可以服务于君主的外交战略，又涉及一切与统治相关的实力、商贸、利益、内政等事项，而要在世界范围内理解诸民族的政治地理，首先就需要一幅《世界政治地图》（Mappemondes politiques），并依据人群与民族的自然边界重新解读政治和历史。

二、地图学的兴起与历史书写中的空间意识

进入19世纪以后，科学技术、印刷工业与大众传媒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地图集的汇编和出版，以图为主的作品通常会附说明文字，而文本的书写也会穿插使用相关的地图材料。这种相辅相成、相互补充的创作方式促进了结合地图的疆域史书写，它们通常以地图为史料或道具，配合历史学的文本叙事和阐释。较为普遍的做法是在地图出版过程中添加历史年表和文字说明，或者是编纂国别史、编年史性质的地图集系列，这尤其以国民教育中的地图册最为典型。与之相伴随的是，很多史学著作或历史研究也继续使用或制作地图，比如19世纪米什莱（Jules Michelet）、杜雷（Victor Dury）等人所编写的法兰西史，20世纪年鉴学派的历史地理研究，丹维尔（François de Dainville）的教会历史地图、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的大革命地图集等都是延续了此类传统。换言之，地图的制作和编纂逐渐成为政治史书写的一个重要视角，并且随着史学研究的扩展而涉及经济、文化、技术等多个领域。

地理学在这一时期也日益发展成为一门客观的知识，这就对测绘和制图提出了新的要求，加之全球化时代的探险旅行与大调查也为进一步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因此在德、法等国先后出现了新地理学与新制图学的潮流。1839年，葡萄牙人巴洛斯·伊索萨（M. F. de Barros e Sousa）将地图学（Cartography）解释为“对古地图的研究”，并且以“地图学史”（history of Cartography）为标题出版论著。同一时期的词典中，地图学通常指“绘制地图的学问”，但也可以表示“对地图的汇编和研究”。所以，尽管地图学最初只是作为地理学发现与探险史的一部分，但它在起源之初便强调文化及历史的视角。

到了19世纪中期，古地图的收藏、鉴定与交易买卖日渐流行，聚焦图像本身的版本考据、工艺分析、汇编整理也随之盛行，不仅吸引了大量的历史学者参与（其中有不少人还长期任职于各国的图书馆、博物馆和地图档案部门），还愈加受到政府与国家级学术机构的青睐和重视。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随着政治地理学的兴起，17、18世纪欧洲制图业出现了重要转型——制图作为一种权力技术开始服务于王朝统治，地形的调查、测量与数据统计成为领土界分与疆域整合的一条重要路径。为了将民间的制图活动纳入政府性的国土规划与公共治理，英法等国率先成立了科学院、天文台等专业的研究与测绘机构。在法国，在由卡西尼家族领导并推动全国性科学制图工程的同时，政府兴建了大量的工程与测绘师学校，比如1747年成立的皇家路桥学院和1748年成立的梅济耶工程师学院，它们致力于培养专业的测量和制图人员，进而服务于国家的疆域治理。

在地缘政治和外交领域，测绘和制图也成为战争、谈判、条约与国际法体系的一部分。随着地理学会在法（1821）、英（1830）、美（1851）等国先后成立，它们构成了地缘扩张与殖民机器的一部分，并在全球政治的进程中同民族主义、帝国主义等意识形态相结合，推动了威斯特伐利亚和平之后主权观念、领土意识与现代性国际秩序的形成。与此同时，专业学会的涌现促成了地图学的专业化与知识化，也鼓励了围绕制图及其历史的研究工作。1871年，在世界地理协会成立暨纪念墨卡托和奥特里乌斯的大会上，比利时皇家图书馆的鲁伦斯（Charles Ruelens）指出：“地理科学也和历史一样有其哲学，托勒密也可以和柏拉图一样写出一部《理想国》，过去的墨卡托正是从这种宏大视野去考量，而当代的欧仁·科唐贝尔也仍旧以这种历史与地理的深度交融来设想我们学科。在更简单和具体的层面上，我们可以讨论标准的子午线和时区，采用统一刻度的温度和气压计，使用相同的制图投影和教学，甚至探究用地球仪取代世界地图的可行性，以及是否应该像政治地理学那般重视地球物理学研究。”这段发言也从侧面说明了早期地图学研究的重点之一便是民族-国家的政治地理。

从19世纪后期起，历史学对地图的使用逐渐从插图或地图册转向更加具体层面的人物与事件解读，主要集中于三类文献：第一类是对早期制图师或地理学家的史学梳理。第二类是以地图为研究材料，对其作者、底图、版本、资料来源、绘制技法等进行历史语境性考察，连带探讨技术变迁过程中的知识社会转型和权力政治文化。第三类通常以国别为单位，对历史上的制图技术、实践及其成果进行长时段的梳理和总结。这些文献多收录于这一阶段出现的各种地理学和地图学杂志，比如1877年德拉佩隆（Ludovic Drapeyron）创办的《地理学评论》（Revue de géographie），1892年维达尔-布拉什（Vidal de la Blache）创办的《地理学年鉴》（Annales de géographie），1901年创立的《法国测绘学通报》（Bulletin du Comité Français de Cartographie）以及1935年巴格奥（Leo Bagrow）创办的《世界图像》（Imago Mundi）。

这些受益于地图学的成果无疑为19世纪的领土型国家提供了知识和技术的解读视角，丰富了传统史学的书写议题与内容，尤其是在历史与地理研究长期相互交融的法国，地图学的出现推进了早期的疆域政治史研究，使之开始关注技术变迁在民族-国家演进中的角色。比如，对战争部门收藏的自然地形与工程地图的研究促成了军事史研究的创新，也为同时期地理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历史和数据的参考。再比如，由于拿破仑的改革引入了新的土地登记制度，对历史上的地籍册（cadastre）及其测绘的考察也相应地出现，这些研究构成了19世纪末期经济与社会史研究转向的重要基础。另外在政治地理学领域，地图的史料及其数据、技术参数等也逐渐被视为重要的研究材料，地缘政治文献也开始关注测绘和制图实践等在国家边疆构建中的角色，尤其是勘界、立碑与联合制图等做法作为政治与外交上的一种传统，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

不过，受到启蒙运动以来理性主义与科学进步观念等影响，19世纪的地图学研究长期集中于制作的科学性和实践的职业性，对过去地图的解读大都会采用一种技术主义的视角。因此，尽管一些研究者已经开始关注制图的观念、语境及政治过程在近代国家与国际体系形成中的作用，但一直到20世纪中期以后，大量围绕近代国家及其历史构建的地图学分析才得以出现，这主要得益于两个领域内的学术推进。首先是在传统的地图学领域，结构主义和人文主义者倡导将地图及其作者、技术与绘制过程置于多元和多学科的视角来解读，进而形成了更加专业化、体系化的地图学史研究。其次是在探讨早期国家演进的历史社会研究中，地缘与空间的分析被引入，这就使得再现地理空间的地图被纳入政治社会理论的视野，由此开启了地图研究的新阶段。

三、从地图学史到政治制图史：国家演进的图像学解读

根据马克斯·韦伯的经典定义，现代国家是一定地理空间范围内的暴力垄断，受此启发，20世纪后期的历史社会学发展了关于近代国家形成的政治地理学分析。不过，这些研究通常聚焦于文字性的档案材料，忽略了再现空间与领土的地图。1976年，福柯在接受法国杂志《希罗多德》（Hérodote）采访时指出，权力话语及运作在地理学意义上可以是策略式、战术型、局部性的，其实践通常会围绕着一定的领域、边界和辖区来进行，地图作为一种权力/知识的工具呈现了这种地缘性的政治话语，它一方面是成体系的权力监视与技术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调查、测量与绘制的过程也形成了知识本身的权威效应。德里达、鲍德里亚等哲学家也对地图的表象与权力功能进行了批判性的思考，这影响了20世纪70年代地图学史（History of Cartography）的研究。地图学史学者认为，近现代地图作为一种疆域国家知识的图像学表达，从来都不是客观或价值中立的，而是渗透着社会观念、权力话语和意识形态，与此同时，大范围的土地勘测与制图活动是历史上的国家领土整合与空间秩序构建的重要路径，也正是在这个维度上，地图学史可以为早期国家形成的政治学研究提供补充性的解释。

在相关的倡导者看来，传统地图研究过度聚焦于技术和版本，导致学术的进展严重依赖于古旧地图的保存。与此同时，19世纪以来的地图学习惯于将地图当作客观、中立的再现，忽视其“建构世界”的力量。在全球化历史进程中，它们又实际充当了殖民压迫和霸权竞争的工具，并因此形成了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视角。所以，新研究的范式既不能局限于早期的“地图汇编”或“插图本历史”，也不能沿袭近代地图学的科学进步主义取向，而是要设法在历史语境与政治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实现一种“认识论的转向”（epistemological shift）。作为代表，哈利（John B. Harley）、特布尔（David Turnbull）、雅克布（Christian Jacob）、阿克曼（James R. Akerman）等人以专题研究的形式深度剖析地图的技术、语言以及其背后的时代环境与价值体系。尽管他们的研究分布在不同领域，但普遍受到20世纪后现代社会批判理论的影响。他们认为，地图作为一种社会建构，需要被重新定义，更需要挖掘其内嵌的知识、权力与利益关系。在更大的范围内，这种转向也同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STS）的潮流相呼应，制图史研究一方面可以吸纳、借鉴、融合社会科学的理论成果，另一方面也应该回到历史的语境，重新考察地图及其制作、生产、传播的过程。

以约翰·哈利的研究为例，他认为，地图学史首先必须跳脱对孤本地图的版本和技术学分析，将考察的视域扩展至地图与制图所处的时空情境，除了作者、技艺之外，读者、从业人群与流通环境都应该成为研究的对象。其次，地图学史既采用福柯等人的解构主义哲学，同时也借鉴了潘诺夫斯基等人的图像学方法。一幅地图既存在着图形语义层面的表达，也有象征和隐喻维度的含义，这些都构成了一种隐匿于地图学及其发展变迁背后的政治学话语，它不仅致力于获得和保持权力，还通过图像的呈现、遮蔽、隐瞒、审查来构建意识形态。最后，近代国家的领土性（territoriality）及其结构往往呈现于地图（地图集）与制图实践中，尤其是在16世纪后的欧洲，以及被欧洲所殖民的世界各地，制图活动的展开与疆域型国家的构建形成了紧密互动的关系，地图不仅是领地获得与秩序构建的手段，也是新型空间意识和秩序革新的一种表象形式。换言之，近代地图及其绘制的政治社会史，本身就是领土型国家与国际关系秩序的构建史，由于地图是描述空间的，而空间又通过权力的运作而被生产，因此分析地图，便也是在空间层面上分析近代国家的权力秩序。

从1977年开始，由哈利、伍德沃德（David Woodward）发起并领衔，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策划并推出了一整套的《地图学史》丛书，这是地图学史研究的一部集大成之作。受其影响，致力于近代早期民族-国家建构的研究者们也纷纷转向地图的政治社会史分析，他们或者是结合语言学、图像学、传播学等研究的新进展，挖掘地图本身所蕴含的符号象征、意识形态与权力话语；或者试图还原制图所处的政治社会环境，运用历史过程追踪的方法探讨与之相关的社会结构转型，在有关近代国家形成的研究中，学者们主要关注的是制图业发展过程中的知识与权力关系——国家不仅将私人与社会领域的知识生产纳入常规的政府职能，还基于地理图像塑造统一的国家认同与领土意识，测绘与制图因而构成了广义的知识社会学的一部分，它在内部以国家级学术机制的建立为标志，在外部伴随着全球性的探索与新地图的绘制。

在传统的政治史领域，一些学者率先从国内领土整合、边疆建设和治理转型等角度入手，探究制图的政治社会过程。比如，毕塞特（David Buisseret）等人综合比较了近代早期西欧各个国家的制图史案例；康威茨（Josef Konvitz）则以17世纪后的法国为具体研究对象，分析地图绘制与国家治理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而考察了科学理性主义在政府职能与公共权力中的蔓延。这些研究更加关注近代地图所呈现的政治权力演变，地图不仅凝结着国家意志、经济利益与社会关系，还会通过精英控制、大众参与和国家主导等不同的政治实践模式体现出来，其本质是空间治理与权力秩序的复杂结合，也彰显了政治现代性在欧洲的起源与成长。

20世纪后期，文化地图史的兴起很大程度上就是伴随着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制图术的反思而产生的。在此潮流之下，文化社会学也将地图视为一种非常关键性的政治要素，尤其是在近代民族主义的研究中。1991年，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修订《想象的共同体》时，增补的《地图》一章就是从地理维度探讨了民族主义对疆土意识与身份认同的塑造，这其实是受到泰裔美国学者通猜·维尼差恭（Tongchai Winichakul）的影响，后者在1988年的博士论文中从地图史的角度探究了1850—1910年传统暹罗向“有边界”泰国的转型过程。他认为，绘制地图的实践不仅仅将复杂的政治现实抽象为地图上的民族和国家，而且成为统治者表现权力与统治的工具，是地图创造了暹罗民族，并且给予了一个民族得以在场的神圣完整的“地缘实体”（geo-body）。此后，巴图曼（Bülent Batuman）、汉森（Jason D. Hansen）等人继续将这种写作思路应用于近代土耳其和德国的案例。

进入21世纪，学界继续在两个方向上拓展了这类围绕近代民族-国家的跨学科的研究，不仅从权力技术的维度探究了疆域国家的形成过程，还在图像与视觉的层面增加了理论性的解释。一方面，传统的地图史逐渐转向了政治制图史的视角，继而拓展至近代早期的帝国史、殖民史和外交史；另一方面，政治社会学更加全面、体系化地利用数字地图和测绘学方法，尤其是在关于第三世界和后民族-国家的研究中，政治地图学的范式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广。

在政治地图学的研究者看来，领土空间构成了近现代国家建设的物理前提，而再现空间的地图则通过对领土以及“祖国”的可视化而形塑了一种对外排他、对内统一、相互发明的体验结构，由此开启了疆域政治史研究的新角度——从传统的观念、制度史转向关注权力的技术史、日常的生活史以及政治社会的表象史。在战争、外交与政治实践之外，近代国家与地方的制图活动将土地建设成了领土，并且缔造了现代“领土性”的观念，这种通过精确勘测与线性划界来掌握和管理国家的空间意识与实践并不必然源于主权政治，但在日常层面却离不开地图与制图的行动。由此推断，在近代国家形成过程中，一部分基础性能力的获得并不一定是自上而下的，也可以是自下而上，由技术型、功能性的实践活动所发起、行使，尔后被中央政府所吸纳。在微观的权力技术的层面，领土国家不仅意味着垄断、有限、排他与精确的疆土管辖机制，也代表了一套包含空间意识、技术理性与地图哲学的政治表象机制，两种机制的存在共同缔造了近代国家的地缘实体。在此基础上，地图学的画面、符号和语言继续形塑了基于图像的历史叙事和政治认同，它一方面使得疆土意识通过地图线条来呈现，另一方面则将个体的视觉体验同集体的爱国情感相关联，形成一种地图上的“国家感”。

四、结论

现代性的国家构建通常始于空间维度的边界划定与国土治理，这在近代欧洲的历史语境中表现为一套综合了权力哲学、治理机制、空间意识与政治观念的技术性方案的实施过程，这套方案是由17世纪各国兴起的测绘、制图与印刷工艺所促成的，代表了新型知识与权力生产之间的历史性互动。地图作为这一互动的产物，同时也是一种建构性的力量，它不仅仅是对自然地理与人文现象的“再现”，还是一段时期内政治权力、社会文化与国家间关系的“表象”。它以简洁明了、直观形象的方式塑造国民的归属感和国家认同感，继而构成了19世纪以后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的重要思想资源。换言之，以地理、测绘和图像学为基础的制图术是近代国家成长过程中的一种基础性的权力技术机制，从治理实践中的勘界、区划和土地资源配置，到表象空间层面的数据、知识与地理信息系统，再到文化领域的历史书写、地图出版与意识形态宣传等，权力制图及其政治社会过程孕育了一种地理空间基础上的“国家感”，并且形成了不同于传统文字语言的历史书写与国家叙事方式。

然而，无论是19世纪的地图学还是后来兴起的地图史，都习惯于将地图视为一种观察工具，强调其客观中立的属性。到了20世纪后期，在历史社会学领域，查尔斯·蒂利等人在对“国家形成的地理学”研究中强调技术因素的作用，福柯也指出近代西欧的领土型政治体离不开地理维度一系列权力技术机制的支持，源于战争的制图就是领土构建的关键手段。受此影响，以哈利为代表的地图学史学者不再满足于地图研究的传统范式，而是主张将地图视为一种知识与权力的“表象”（representation），把制图历史置于近代国家构建的政治社会过程中考察，这不仅推动地图研究在历史社会理论基础上的认识论的转向，而且促成其同已有的政治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的成果相结合，进而衍生出了“文化地图学”“政治地图学”等研究的新路径。

在此背景下，传统的政治史书写也就从对思想、事件和制度的聚焦，逐渐转向对知识技术、日常生活和文化表象的挖掘，既使用地图档案材料，又借鉴地理学、地图学、测绘学的方法，由此形成了政治制图史的研究新范式。首先，它关注近代地图对知识、技术与权力的“表象”（representation），以及人们如何通过对投影、比例、线条、色彩与符号的选择使用，从物理空间中抽象出一种视觉性、图像型的概念框架来呈现疆域国家及其历史。其次，在象征层面（symbolization），地图上的内容及其变化呼应着实际进程中的事件与结构，而考察这背后的能指与所指义涵并不能仅仅依靠“语言-文字”的解读，而是要更多参考“形象-视觉”逻辑。最后，任何地图学语言的“表达”（expression）都并不局限于图像本身，而是关联着土地、空间及其秩序，并且无论是投影技术、符号象征还是其采用的过程也都不是客观或中立的，而是凝结着不同历史语境下的领土观念、权力意志与政治社会关系。因此，围绕地图从自然、常规到本质层面的探讨实际也就构成了一种关于近代国家形成的图像学研究。

（本文原刊《江苏社会科学》2023年第1期第105—115页，文中原有注释，引用请务必参考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