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地图看中国的疆域及其观念

林岗

【内容提要】 本文认为历史上存在两个关于中国疆域的观念系统：一个是“禹迹图”系统，另一个是“一统图”系统，古地图有“本部中国”和“周边中国”观念系统的分别。这种历史上既有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种关于中国疆域的观念，反映的正是农耕世界和游牧世界共处东亚大陆而相互冲突和融合的状况。冲突和融合的漫长历史塑造了那种有中央属土和周缘边陲之分的疆域观念。经过清朝的统治和现代民族解放运动，本部与周边划分的历史痕迹正在消退，中国由王朝国家演变成现代民族国家。

【关 键 词】中国疆域/古地图/农耕与游牧

    流传至今而能够反映古人在国家规模上认识自己所生活的地理空间的早期地图，是北宋人制作的。当然，北宋人绘制的地图也承继了唐代甚至更早时代对地理空间的认知、经验和疆域观念。年代越早，流传下来的古地图就越罕有，本论选取由北宋迄清代有代表性的古地图为讨论对象，配合历代正史中地理志和方域志的记载，讨论中国疆域及其观念的变迁以及由历史上中国的疆域问题伸延而来的相关问题。笔者以为，历代古地图最能够显示古人对自己疆域的那种独特的观念，它们是理解古人关于国家疆域及其观念的最重要的资料。古地图有文字记录所缺乏的那种直观性，它凝聚着更直接的空间经验；从古地图入手探讨古人的疆域观念，可以避免文书记录固有的模糊性。

    经过研读和索解历代古地图，笔者看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古地图的制作显示有两个关于“中国疆域”的系统存在。它们相互关联，又互有区别；它们既是对“中国疆域”的认知和经验，可是两者又不一致。这种不一致并不是历时的王朝控制的地理区域有所变化的那种不一致，而是对“中国疆域”本身存在不同的观念。在地域上，它们描述的版图是不一样的。一个可以称为“禹迹图”系统；另一个可以称为“一统图”系统或“大一统图”系统。“禹迹图”系统所描述的疆域，基本上相当于“九州”、“赤县神州”等概念所指的版图，即长城以南，横断山以东广袤的东亚大陆。而“一统图”系统所描述的疆域，除了包括上述地区之外，还加上长城以北若干游牧民族活动地带以及包括青藏高原在内的广义的西域地区。前者是秦汉以来中国疆域的核心区域，为论述方便，姑且称为“本部中国”，后者核心区域除外的广阔地带是中国疆域的周边区域，姑且称为“周边中国”。历经清朝的统治和现代民族主义运动，“周边中国”逐渐融入“本部中国”，变成与“本部中国”一样具有相等主权意义的国家版图，中国也因此由一个具有“朝贡秩序”的王朝国家演变成现代民族国家，即现今的中国。当然，此是后话。本文的基本论点是提出这样一个历史上存在的关于“中国疆域”互有不同的观念系统，以及尝试分析这两个疆域观念蕴藏的历史内容及其丰富的文化意味，为学界关于“中国疆域”的讨论进一新解。

一

    描述“本部中国”疆域而最值得讨论的古地图有如下几幅：绘于北宋元丰三年(1080)至绍圣元年(1094)的“禹迹图”；北宋宣和三年(1121)荣州刺史宋昌宗重立石的“九域守令图”；南宋地理学家黄裳绘制由王致远于淳祐七年(1247)刻石的“地理图”；绘制于明正德七至八年(1512-1513)的“杨子器跋與地图”；以及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刊印后由一不知名的朝鲜绘图者摹绘增补的“王泮识與地图”。①

    单看地图的取名就很有意思，这些名字显示了它们与渊源深厚的地理历史传统的联系，超越了一朝一代的暂时性，表示了这片地理空间恒久如斯的意味。“禹迹”无疑就是悠久传说中那位超人英雄大禹，跋山涉川，疏治洪水，划分州界，确定疆土的人物所走过的地方。历经千年传闻，大禹的事迹早已深入人心，被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民奉若神明，由他的“足迹”代表这片疆土的共同归属，除了政治意味之外，更添一层文化的含义，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同样，“九域守令”也有相近之意。“九域”就是大禹所划分的“九州”之域，“九域守令”寓含地图的作用就是更好守牧这片大禹遗产之意。宋代流传下来的类似地图，还有称作“禹贡九州疆界图”、“圣朝元丰九域图”、“帝喾九州之图”等。②用禹迹和九州来表示疆土的含义，说明人们的地理观念已经把历史、文化和地理活动三者紧密联系在一起，它所指的地理区域的归属已经获得高度的认同。在明代的地图中，“禹迹”一名已经不用，由南宋“地理图”取名可以看出，绘制者倾向于用更有地理含义，更客观的名字来为图命名。笔者相信，这是由于以国家为代表的人文地理活动已经难以再用“禹域”的传统概念来规范而造成的，它明显跨出了“禹域”。

    “禹迹图”是一幅非常精美的地图。制图者使用纵横的网格线显示比例来确定任意两地之间的距离，故图的上方有刻字：“每方折地百里，禹贡山川名，古今州郡名，古今山水地名，阜昌七年四月刻石。”黄河、长江两大水系和东南沿海海岸线的表示，以那时的制图水平来说，已经是准确度非常高了。清代之前，许多地图都不及它水系示意得精确。但这幅图无山脉标示，地名稀少，亦无长城。李约瑟说它“在当时是世界上最杰出的地图”③，恐怕是有道理的。地图所显示的地理内容，的确如图名说的那样，凡“禹迹”所到之处则较详，而“禹迹”所未到之处则简略，甚或不载。图纵72格，横68格，北以黄河河套地带为端；因为《禹贡》提及弱水和黑水，图的西端远及瓜州和流沙；西南只标有一条似流向南方的“黑水口”。这些地带本有丰富的周边民族活动刻下的地理记印，而制图者完全没有涉及，所以图的北、西和西南端除了河流和极少量地名就完全是空白。这只能解释为制图者刻意为之，因为这些地方缺少“诸夏人”的活动而不属于“禹域”，为“禹迹”所不及，于是就屏诸不论。尽管绘制者没有标出边界，但是，看到那些空白的地方，当然就联想到无人烟的荒远绝域，那里自然就不是“禹域”了。制图者观念中的疆域所指是很清楚的，它就是“禹域”。制图的目的无非要使“禹域”有一个直观的图示。

    绘成于徽宗宣和年间的“九域守令图”更为精密，它在制图技术上与“禹迹图”没有联系。绘制者不用网格法表示比例，倒是借用山水画的写景法表示山脉形状和用叠加曲线表示海平面的波涛。辽东半岛和海南岛的形状比“禹迹图”更近乎真实，而南海波涛中画有帆船一艘向西行驶，似反映当时活跃的南洋贸易。图示最小的行政单位是县，故有一千一百二十五个之多，而州有二百四十二个，次府十个，京府四个，是宋代有最多路州府县治名称的地图。④不过，它的疆域观念和“禹迹图”完全一样。“九域守令图”是一幅罕见的有明确边界的古地图。图的北部和西北部上方有一条明显的分界线，划分北宋和辽国以及和西夏国的疆界；西部和西南部也有一条明显的国界线，划分北宋和吐蕃诸部以及和大理国的界线。疆界以外只有示意的山脉、森林和平原，没有任何国名与地名。笔者有理由推断，绘制者这样处理，是表示疆界之外不属于大宋王朝管治的异域，而并不表示宋人对周边异域国家的活动不了解。这条明确的边界是宋人强烈的民族情绪的折射，它使宋人更明确地认同自己行政控制所及的属土。宋朝是历史上弱势的统一王朝，周边强邻环伺，备受欺压，有“一统”的渴求而缺乏“一统”的自傲。所以，内域与外域的界线也就格外分明。至于“九域守令图”所示的疆土，是不是完全对应历史上的“九州”，反而是不重要了。有一点可以指出，北宋控制东北部属土从未达到过“燕云十六州”，即河北北部和辽东，那里是属于“九州”范围内的幽燕之地。不过，“九域守令图”对“本部中国”的这种表示法，只是说明特别历史情形下的王朝的实际控制疆域状况，并不说明对“本部中国”的地理认知有任何变化。南宋黄裳的“地理图”可以对此作补充的证明。

    “地理图”为南宋利州东路隆庆府普成县(今四川剑阁县)人黄裳所作，他的家乡正是当年南宋与金对峙的前线。他在宋光宗绍熙年间(1190-1194)任秘书郎，后迁嘉王(赵扩，继位为宋宁宗)府翊善，掌侍从讲授。黄裳绘制并进献此图的目的，是为了让未来皇帝披图而思光复沦陷于异族之手的祖宗疆土。图下方有王致远写的题记，对我们理解所以如此作图有帮助，特录其中一段如下：

    国朝自艺祖皇帝，栉风雨，平定海内。取蜀，取江南，取吴越，取广东，又取河北。独河东数州之地，与幽蓟相接，坚壁不下。王师再驾，迄无成功。群臣欲上一统尊号。艺祖曰“河东未下，幽蓟未复，何一统之有？”终谦逊不敢当也。盖至太宗之世，王师三驾，河东始平。而幽蓟之地卒为契丹所有，不能复也。祖宗之所以创造王业混一区宇者，其难如此。乃今自关以东，河以南，绵亘万里，尽为贼区。追思祖宗创开之劳，可不为之流涕太息哉！此可愤也。⑤

    接下去的一段话讲天地之数，离离合合，非有一定之规；要之，以德行仁者王。此可以作为中兴之龟鉴。作为同时代和有相同志趣的士大夫，王致远深切体会到黄裳作图的“苦心”。这不是一张一般的地图，而是一张为了“创伤记忆”的地图。南宋与金以淮河为界，而这张地图既不是南宋王朝的疆域图，也不是南宋与金国的地图。它包括了南宋的全部国土，而只包括了一部分金国的国土。两国之间并无分界线，而图中所示的那部分金国疆土，正是被认为是属于宋的沦陷国土。它提示在位者，不可一日忘记祖宗疆土惨遭沦丧的悲愤，不可一日忘记光复故土的奋斗信念。“地理图”的绘制不算精致，山脉的写景法虽更逼真，但密度过高，水系的表示过于粗糙，海岸的画法失真度大。如以制图技术比较，反而不如“禹迹图”与“九域守令图”，但它却是以“中原”、“九州”为中国疆土的意识最强烈的地图。

    明朝继承元朝的国统而元是一个疆土辽阔的异族主政的王朝，因为民族的关系它将宋代还属于周边存在许多部族、政治实体、国家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或版图。明朝在这方面虽然有所收缩，由于元的这层关系，它对“本部中国”之外的周边民族活动、地理知识肯定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例如，元之前人们对黄河源头可以说是无所见，都遵从《禹贡》“导自积石”说法。唐代薛元鼎使吐蕃，顺访河源，谓得之于“闷磨黎山”，但经岁月磨灭，不过如此。“元有天下，薄海内外，人迹所及，皆置驿传，使驿往来，如行国中。”元世祖至元十七年(1279)派都宝为招讨使，探访河源。终于得知河源于“吐蕃朵甘思西鄙”灿若列星的群泉，当地语曰“火敦脑儿”，汉译“星宿海”。⑥明代地图均继承了这一知识，图上都标明河源地。这样就把周边地带的部族、国家活动包纳到版图的范围中来。从图面上看，明图比宋图有更傲视环邻的气象，但是，“本部中国”的观念还是一如既往，牢不可破。

    “杨子器跋與地图”乍看之下，似“一统图”，它把北部、西北部广阔地理空间都包括到图示的范围。学者考证，“杨子器跋與地图的地理范围，东至大海，西北至哈烈(今阿富汗西北赫拉特)一带，南到南海，北至苏温(治所今址未详)、兀秃(治所今址未详)一带。”⑦但是，认真索解，却不能因此得出杨跋與地图属“一统图”的结论。其一，图中“本部中国”所用的比例与周边地区所用的比例悬殊极大。由于地理知识和制图技术的限制，同一地图所用比例尺度不一致是正常的。古图都有这种情况。然而，杨跋與地图比例尺度悬殊过度，差别大到不可以据此作为可信的地理空间知识的程度。图中密布四方夷蛮国名，东南和西南方的均在海中，仅有名称而没有疆域的图示；北和西北方的则密集缩在一处或均匀散布，根本失去图示地理的意义。这只能解释为缺乏地理实质意义的一种“四夷来朝”的虚幻满足。其二，图中有一条明显的域内与域外的分界线。东起自山海关，北部沿着长城，西北则环绕整个河西走廊，再由松潘往下，绕过西南地带出海。凡是界线环绕的域内，即明朝两京十三司的疆域，山脉、湖泊、河流的标示非常清晰，各省司之间亦有界划，府司卫所县治亦很详细。但一涉及域外就不是这么回事了，这一详一略也显示出制图者的疆域理念。因此，孤立地以图所示的地理空间广阔度来定它的疆土观念，是没有意义的。杨跋與地图当然是属于“本部中国”系统的地图。“王泮识與地图”也是这样。因为现今看到的“王泮识與地图”是曾经为一位不知名的朝鲜人摹绘增补过的，故它的正式名称应该是“王泮识與地图朝鲜摹绘增补本”。图中的远东部分，包括主体的朝鲜，还有日本、小大两琉求，无疑是那位朝鲜摹绘增补者绘制的。撇除图中远东部分，王泮题识與地图原本的明朝部分，像一个正方形，北部没有长城，有一道近乎直行的山脉作为分界，西北部是一道“大流沙”通到接近西南的大海。大明就在这个为海洋、山脉和流沙包围的“天下”之内。图的上部空白处列有奴儿干都司的一百八十四卫和二十所的名称，图内也标列了明朝小到卫所县的所有行政单位名称，堪称完备。尽管王泮的题识称“我国家全抚方域，一统为盛”，“朝贡归王若朝鲜、安南等五十六国，速温河等五十八岛，奴儿干、乌思藏等都司所辖二百三十八区，靡不口列若星布云。”⑧但是，一审地图本身，满不如此，完全是夸大其词，名不副实。有的学者比较了图中各项资料，认为“看来该图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反映全国各级行政区域及城镇居民点等政治要素，属于政区地图性质”。⑨笔者赞同这种说法。正因为它是政区图，凡“政”之所及，就详尽，凡“政”之不及，就极简略。而图中显示“政”之所及的域内，也仅是“本部中国”，并不强调本部与周边，大明与四夷的地理空间的相互联系。

二

    在地图绘制史上，还存在另一系统的中国疆域图，这一系统的地图可称为“一统图”。它们大气磅礴，以“大一统”观念为确定疆域的基础，注重华夏与四夷在东亚大陆地理空间的相互关系，其版图所示跨出了“本部中国”而将周边异族的历史地理活动囊括进来。在制图史上，它与“禹迹图”系统一样，自有渊源，自成系统，和“禹迹图”系统并行不悖。这类地图显示关于“中国疆土”的另一观念，即大一统观念，以历代王朝大一统所能达到的疆界为中国疆域。代表这种地域理念的地图，有南宋的“华夷图”，明代的“大明混一图”，清代康熙年间的“(满汉合璧)内府一统與地秘图”以及乾隆年间的“乾隆十三排铜版地图”。⑩这些地图涉及的地理空间远比“禹迹图”系统的地图辽阔，图所关注的不仅是“本部中国”的状况，而且还有本部与周边复杂的地理活动，诸夏与四夷的关系。

    南宋绍兴六年刻石的“华夷图”据学者考证，是缩绘自唐代贾耽的“海内华夷图”。(11)贾耽绘制的原图，无疑是制图史上一幅伟大的地图。据贾耽自述：“画《海内华夷图》一轴，广三丈，从三丈三尺，率以一寸折成百里。”(12)可惜贾耽原图今不复得见，我们只知道它是“按方计里”为比例的，而且原图巨幅。而今传的“华夷图”长约79厘米，宽约78厘米，远小于贾耽原图。笔者相信，今图在缩绘或根据所传底图缩绘的时候，将贾耽原图许多重要的内容和微妙之处略掉了。与原图相比，今图缩略太多，省略是避免不了的。不过，最重要的地方倒是保存下来了，这就是关于疆域的观念。贾耽原图取名“海内华夷图”，明显是以华夏与四夷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海内”。“海内”是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由华夏与“四夷”共同构筑的。用今天的语言，当年贾耽的“海内”在疆域上，约略相当于清代全盛时的版图。今所见的南宋“华夷图”以“本部中国”为中心，四周无疆界；除了周边政治实体和地名标示之外，还有十七段注文，注文之多，为此图仅见。注文简述彼此关系沿革和该部族的来龙去脉，即使在长江上中游和西江上游水系生息的西南诸民族亦不例外。例如，关于西南夷的一段曰：“西南夷古要服。秦取黔中，汉时夜郎之属悉置郡县。晋宋以后，僭暴侵扰。及后周平梁益，遂同华人。唐太宗置羁縻州以领之。宋乾德以来，首领皆请内属。”又如关于羌人及吐蕃的一段：“西羌禹贡析支之地，三代为患。秦汉之兴，逐之河塞之外；东汉匈奴少事，惟此屡叛。魏晋时多乱关陇，永嘉以后，土谷浑兴焉。隋以其地置郡县镇戍。唐初吐蕃并土谷浑、党项诸羌，东接凉松茂邛，南距婆罗门，西陷四镇，北抵突阙，万余里，为强国。今吐蕃族帐党项部落，分处麟府陕西极，内属者谓之熟户。”细数“华夷图”上的注文，与华夏历史上有民族活动关联的四周围诸民族都有述及，“华夷图”显然不是以“本部中国”行政区划为重点的地图，而是以华夏与周边四夷关系为中心。笔者有理由推断，“华夷图”不能图示周边民族的地理活动，或者是由于地理制图知识的限制，不能熟悉到可以在平面空间展示的程度，因而用文字叙述来代替图示；或者是由于缩绘贾耽原图或传世底图，空间不够，因而以文字取代图示。后一种可能性比前一种可能性更大。虽然详略不同，但南宋“华夷图”还是展示了一幅“华夷一体”同属“海内”的地理图景。

    联系到贾耽绘“海内华夷图”的事实，更能看出“华夷”同属一个“中国”这种疆域观念的历史根据。贾耽生活在唐全盛之后，虽然国势不若从前，但是，那个四海一家，万方来仪的强盛往昔，作为集体记忆则不可磨灭。他是朝廷命官，负有重振国威的使命。他给皇帝进献“海内华夷图”和四十卷《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上表说自己：“臣弱冠之岁，好闻方言，筮仕之辰，注意地理，究观研考，垂三十年。绝域之比邻，异蕃之习俗，梯山献琛之路，乘舶来朝之人，咸究竟其源流，访求其居处。”(13)在他这种求问异俗、研考边疆史地的兴趣和使命背后，可以想见到那个时代正在热烈进行的区域文化、政治的一体化。在东亚大陆不断演进的区域文化、政治一体化进程基础上形成“一统”的疆域观念，当然是毫不奇怪的。贾耽说：“臣闻地以博厚载物，万国棋布。海以委输环外，百蛮错绣。中夏则五服、九州，殊俗则七戎、六狄，普天之下，莫非王臣。”(14)这里说的中夏九州而百蛮错绣的“天下”观念，并不是一种虚幻的想象之词，而是有东亚大陆独特的地理政治的经验背景的说法。正是这种经验支持“华夷”为“海内”的疆域观念。贾耽作图，就是要图绘这片东亚大陆的“高山大川”，分别这片大陆的“章甫”与“左衽”，让人们对这华夷共处的“宇宙”一目了然。

    绘成于明洪武年间的“大明混一图”是一幅成图颇为神秘的地图，学者对它了解不多。此图气势磅大，绢本彩绘，长347厘米，宽453厘米；东起朝鲜半岛及日本，西至中东、南至南亚半岛，北部几乎囊括全蒙古地域。然而，绘图者无考。这幅地图描绘的广阔地理空间显然超越了明人的地理活动经验，虽然图的比例尺照例有差别，但是，全图非常明显地表示了两个密集的民族聚居地带，一个是“本部中国”，另一个是南亚半岛。以明人的知识考量，不可能达到这种了解程度。另外，地图对黄河的绘制有明显的错误，虽以星宿海为黄河源，但黄河自今兰州起流向东北，达于河套地带，再折向往南顺陕北黄土高原南下，形成一个大回环，地图则完全没有标示。图中的黄河似一条与长江平行的河流。以中夏人对黄河知识的积累，这可说是一个常识性的错误，根本不应该犯。笔者根据这两点推测，“大明混一图”渗入了相当多蒙古征服亚洲大陆的经验，它根本超越了“大明混一”的概念。有学者根据图中的地名与先前地图地名的相似程度考证它的所本。然而，综合考虑其他因素，笔者只能在疑信之间。(15)无论这幅图的来历如何蒙上神秘的面纱，使我们今天对它的成图鲜有所知，但它显示的疆土观念，与蒙古征服亚洲大陆的经验，还是吻合的；如果以此来比照“大明混一”还有多少勉强的话，那它与蒙古征服构筑的辽阔版图，还是相称的。对于我们来说，“大明混一图”本于什么先前的底图，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凝聚了一种集体经验和记忆：以“一统”为疆域的观念。尽管具体的疆域落实为版图的时候，它多少是有弹性的，是依王朝势力范围为基础的。

    清朝被认为是一个帝国气派十足的王朝，它的内部施政与外交虽然基本上还是帝国的风格，但是，在疆域观念上，已经开始迈向现代民族—国家，对自己疆土的认知和边界的确立，有许多地方已经非常接近于现代的观念和做法。笔者相信，这一方面是由于国与国之间交往的深化。例如历史上第一次有对朝贡秩序陌生的大国与清发生边界问题，于是只能谈判协商解决，产生了康熙五十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另一方面是由于测绘技术的进步，使实测疆域和划定边界成为了可能。清代以前，历朝似乎没有专司舆图绘制、印刷的做法，流传下来的舆图都是由有兴趣和专长的官员、士大夫自己主持绘制，用于进献和教育目的的。舆图的绘制、印刷虽与政治、教育密切相关，但它们与国家行为还有一段距离。进入清朝，大地测量和舆图制作，很显然变成了国家有组织的行为。康雍乾三朝都有前所未有的测量和绘图活动。(16)清朝地图绘制的水平最高，印刷精美，当然是得益于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实测技术，除此之外，国家主权意识的形成以及落实到地图的测绘作业，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正如《清史稿》说的，“国家抚有疆宇，谓之版图。版言乎其有民，图言乎其有地”(17)。

    康熙四十七年，由康熙下旨，命传教士白晋、雷孝思(J. Regis)、杜德美(P. Jartoux)、费隐(Fridelli)、麦大成(Cordoso)等人，分头奔赴各省，实测绘制全国地图。限于条件，新疆、西藏无法实测，只能大致推算。到康熙五十七年，历十年工夫，地图告成。传教士采用三角测量法进行实地测量，并用“梯形投影法”(Trapezoidal projection)绘制成图，第一次采用经纬网图法。保存在沈阳故宫的地图称做“(满汉合璧)内府一统舆地秘图”，而存于北京故宫的叫做“皇舆全览图”。它是地图绘制史上的里程碑，也是关于“中国疆域”观念演变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图有金息侯的题识：“一统全图，东西包举，然专详边境，特边地满名注列独详，尤可宝□(原字脱落，恐是‘贵’字——笔者)。”舆图以北京为零度经线分东西，最东到第一排第一号的东二十九，即库页岛的鞑靼海峡，西至六排七号的西四十三，即西藏阿里地区。这幅地图有两处最可注意的地方。第一，有清楚的边境概念。例如，第七排四号云南与缅甸接壤地，缅甸部分空白，云南部分标识详细，边境用连点虚线表示。若遇河流为界，则以河流表示。第六排六号西藏地区与印度接壤部分虽然没有连点虚线，但以山为界，印度一侧边地空白。第二，地图中“本部中国”的地名用汉文，其余满蒙新疆青海西藏周边地区用满文。我想，这是图题“满汉合璧”的原因。例如，第五排四号四川盆地部分用汉文，而四川西部接青海境全用满文。“满地”与“汉地”构成一统的“皇舆”，联系到贾耽的“华”与“夷”构成一统的“海内”，就可知历史上“本部中国”和“周边中国”观念的传承和演变。图中边地与内地的地名注列文字的不同，不是一个随意的安排。清人以异族再次入主中原，极大地推动了区域的一体化进程。两地的民族、生活习俗一面深刻地相互影响，另一面还是有所区别。站在统治者的角度，治理两地的传统手法也不一样。地名的注列文字的区别正好反映了“本部中国”和“周边中国”的存在以及逐渐推进的一体化过程。到了乾隆平定准噶尔部和回疆，再派人实测当年康熙无法实测的疆藏地区，补绘成“乾隆十三排铜版地图”，图中所有地名已是全用汉文。它标志着至少在地理政治意义上，“本部中国”与“周边中国”已经完全重合在一起；一个包括满蒙疆藏环绕中原具有辽阔疆域的国家政治实体已经牢固地树立起来。清代舆地资料清晰地显示了东亚大陆区域一体化的进展，雍正年间绘的“雍正十排图”地名注列文字还是沿用康熙满汉文杂用的旧法(18)，至乾隆图则满文弃置不用了。“乾隆十三排铜版地图”企图描绘更广阔的亚洲地域，但它达到的实际成就，只是在康熙图的基础上，实测疆藏地区而已。学者对它的称赞，笔者觉得过当。(19)

    秦汉以前诸夏人的人文活动是在黄河、长江流域为代表的“本部中国”的疆域范围内展开的。历经数千年，这种活动的地理政治成果就是“九州”观念的形成与沉积。秦汉以后，诸夏人不得不在一个更广阔的地理空间生存，与更广阔的地理空间的周边民族发生冲突、融合，由此发育了“周边中国”的概念。两千余年的漫长岁月，随着汉族与周边民族相互的征服、同化，再征服、再同化的重复进行，“周边中国”的概念亦随之深化和积累，直至完全融合在同一疆域政治实体之内。反映人们地理人文活动的古代地图，清晰地描绘了东亚大陆进行的这种悲喜交加的历史展开。“中国”观念的形成与沉积，就是秦汉以后两千多年的这种地理政治活动的成果。

三

    如果上文从阅读古地图中得到的关于中国疆域存在两个系统，即“本部中国”系统与“周边中国”系统的看法以及这种疆域的历史变迁的看法是有道理的话，我们自然还会追问这种独特的疆域观念背后蕴藏的历史内容是什么？换言之，是什么稳定的地理、人文和政治因素促使这种疆域观念的演化？疆域观念只是人们历史活动的“果”，那么，它的“因”是什么呢？笔者在这里不是要穷尽这种疆域观念的因果公案，而是行文至此，意犹未尽，略作推测而已。

    为了使历史图像更加清晰，不妨将视野推到更遥远的秦汉大一统以前。中国文明发源于黄河、长江流域，这是一片广阔的适宜农耕的地带。文明发育的早期，犹如星罗棋布，沿着黄河、长江中下游，发育着文明程度不等的城市国家、方国和部族聚落。(20)一般来说，自然环境优越的区域，例如，黄河中游平原、渭河平原、胶东半岛、四川盆地、湘江流域和环太湖区域，社会进化的程度要高于它们的周边地区，由此而积聚起来的政治经济势力也要比它们周边地区强大。强大起来的国家势力免不了要整合周边相对较弱的势力，将它们包纳到自己的势力范围中来。这个整合过程就是民族的融合、政治力量的再造和经济财富的再积累过程。由文明初曙到秦汉大一统之前的数十个世纪，整合过程虽然时快时慢，但没有停止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较弱的独立势力被更强的势力合并，历史舞台一直上演着“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残酷戏剧。由文献记载可以看出基本的演变趋势：国家的数目一直在减少。笔者认为，造就民族和政治势力融合的基本力量是这片土地的生产方式的潜在一致性。土地、河流、温湿度和降雨量的相互配合，使这片土地在当时生产力水平下最高生产率的选择只能是农耕。农耕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随着这个整合过程而普及，其实，透过上演于东亚大陆民族融合、国家吞并这幕残酷戏剧的表层，我们确实看到农耕生产方式、技术和生活方式普及的内核。在生产方式具有潜在一致性的前提下，国家林立的基础犹如一片沙滩，不可能牢固。秦汉以前，虽然亦有农耕势力与游牧势力的冲突，但游牧与农耕势力的冲突，尚是民族融合和国家吞并基本趋势中的支流而不是主流。主流当然是宜农地带的融合和扩展。这种融合和扩展一直要伸延到它地理许可的极限。秦并六国标志着宜农地带的融合和扩展在国家规模上基本告成，而它与游牧势力的融合和扩展也随即提上议程。观察“中国”一辞词义的变化，当可以从一个侧面折射这种融合和扩展。在西周时代，“中国”就是“王畿”(21)，其涵盖的地理空间仅仅限于京师。春秋时代，“中国”则指诸夏，其地理空间已经扩展到臣属的诸侯国，整个黄河流域和华北平原都包括在内。战国之世，“中国”则与“九州”同义，其地理空间已扩展到长江流域。此时“中国”所欠缺的，只是结束七雄分治混战局面的中央集权式的统一王朝。公元前三世纪，秦始皇建立统一王朝，补足了这个欠缺。

    有意思的是，这种东亚区域政治一体化的进程并没有随着大一统王朝的建立而停止下来，相反却是在一个更大规模的基础展开区域一体化的进程。只要我们看一看秦朝的疆域版图，就可以明白，农耕势力的扩展在东北、北和西北面已经达到了地理、气候和当时生产力水平的极限，以长城作为分界线，就是这种极限的标志。塞外是一个地域更为辽阔，民族来源不同，适宜于游牧或小规模绿洲农业的地带；而塞内则经历了数十个世纪的融合，已经发展出精致和高度发达的农耕技术，在此基础上也已经形成文化的认同，大一统王朝为它们提供持续和可靠的政治保障。相比而言，塞内人烟稠密，经济发达，生活富足；塞外则地广人稀，气候严寒，生计艰难，财富积累尤为不易。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可是，无论地理和当时的防卫水平都不能将它们截然分割开来。相互不同的需要使这两个世界持续发生冲突和联系。经济上，塞内对塞外无甚需求，它本身已经自成一体，除了王公贵族需要的奢侈品，塞外对塞内毫无经济或财富上的吸引力。可是，反之则不然，塞外需要塞内的粮食、织品、茶叶、陶器、铜铁制品等必须物品，这种基本需求在当时经济水平下很难通过发展自由贸易而得到满足。正是塞内财富的吸引力使塞内感受到来自塞外极大的安全威胁。塞外世界在安全上可以不依赖塞内而存在，因为塞内对它无所求。但是，反之则不然，塞内必须依赖塞外建立一个安全秩序，它必须得到塞外的顺从或许诺才有自身的安全保障。在当时幼稚的政治秩序下，完全冀望于理性的和平是不合实际的。经济和政治上更强大的一方总是使用骨头和棍棒(bone and stick)双管齐下的办法，获得自己的需要。秦汉以降的历朝历代，虽然时进时退，但从总的趋势看，它还是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把周边的民族包容到自己的历史活动之中。通过征伐、驻军等强硬手段，或通过朝贡、和亲、封爵、贸易等温和的方式，将周边民族和势力纳入王朝可以牵制的范围。因此，王朝强大的政治力量，甚至伸延到辽远的地带。就民族融合而言，秦汉大一统之前和之后存在基本的分别。之前是农耕区域内缓慢的推进，当然也夹杂着农耕人和游牧人的冲突；之后则是政治上已经统一的农耕势力与游牧势力的冲突，当然也夹杂着农耕区域内缓慢的推进，这主要表现在西南方向。农耕势力和游牧势力的冲突，因为有地理和气候的限制，它不是缓慢推进的，而是拉锯进行的。大一统实现之后的每一朝代，这种拉锯式的冲突没有停止过。

    古人对农耕世界和游牧世界的区别认识得非常清楚。西汉文帝遗匈奴书说：“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令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22)“引弓”和“冠带”是它们的基本区别，“引弓之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同样，“冠带之国”也有自己的文化习惯。文帝以为最好各尽其责，互不相扰。《旧唐书》史臣有一个绝妙的比喻，把夷狄之国比喻为“石田”。说：“夷狄之国，犹石田也。得之无益，失之何伤？”(23)这个比喻具有明显农耕经验的背景。“石田”不可耕种，它不是财富。如果夷狄的疆土是可耕之地，取之或有理由。戈壁、沙漠、草原，加上严寒少雨，真是比“鸡肋”还要不如。“冠带之国”对“引弓之国”如发生纠缠，只有一个理由，这就是谋求自身的安全利益。“古者帝王之勤远略，耀兵四裔，不过欲安内而捍外尔，非所以求逞也。”(24)《宋史》史臣的这个说法，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农耕世界不能从游牧世界获得经济的利益，而游牧世界则在生存上仰赖农耕世界。史书把“夷蛮”描述为“贪婪”，亦是出于此种财富的需求。因为周边“夷蛮”的此种需求，农耕世界也产生了包纳游牧世界的更大势力范围的安全利益需要。由此而展开双方和战断续，怨恨和欢乐交加的冲突纠缠的历史。

    对农耕世界而言，这是必须面对的无休无止的没有根本解决办法的对峙。东汉蔡邕曾将边陲之患比做“手足之疥”。(25)在无根本治愈之方的意义上，他是正确的；但在关乎国家安全的全局意义上，则不符合东汉之后的实情。由于游牧世界的广远辽阔和民族众多，农耕世界不可能对之完全征服，战而胜之只是暂时的；等待游牧人强大了，还是要进行侵扰。又由于没有经济和宗教利益的支持，对游牧势力的征伐，更像临急抱佛脚，解决燃眉之急就算了。征服并不是历代王朝边陲方略的首选，比征服更可取的一贯策略是谋求“夷蛮之国”政治的顺从和臣属。实际上军事征服手段也是服从这个一贯策略的工具。农耕世界对自身之外的疆土缺乏夺而取之的野心，旋取旋弃。不像世界史上其他基于经济和宗教利益的征服，军事行动之后继之以殖民，继之贸易，继之以传教，直到建立殖民地政府。王朝对边陲游牧势力用兵，更像大人教训小孩，以服从为止；对方一旦表示臣服，随即罢兵，班师回朝。秦汉以来二千多年，边陲用兵无数，死伤无数，然而，边界线始终不见推进。如果不是蒙满南侵，入主中原，则“本部中国”的势力始终不能越过长城。历史上与“本部中国”关系最深的西域，历代多有戍屯，究其根本用意，也不在于殖民征服，而在于顺延河西走廊，分割北边与西北边的游牧势力，使之相互孤立，不能连成一体，从而保障自身的安全。(26)古人面对强悍而辽阔的游牧世界，利用自身经济和政治的优势，发展出一套将周边势力包纳到自己势力范围的办法，古人将之称为“羁縻”，这实在是历代不易之法。(27)所谓“羁縻”，简言之就是以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诱惑为主，辅之以军事征服威胁的交往方略。它既有封建关系那种不平等的色彩，因为它追求交往方的臣属；但它与封建关系又有不同，双方并不存在契约下的权利义务关系。它既有骨头与棍棒策略的两重性，但又不是简单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因为随着臣属程度的加深，文化的认同作用将会发生，由“生番”而“熟户”，最后“内”与“外”的界线将会消失，“诸夏”与“四夷”同为一体。古人说的“王者无外”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在“羁縻”方略之下，无论经济、文化还是军事手段的运用，终极目标就是内外一体，民族融合。很明显，它是一种成长于东亚大陆农耕人与游牧人长期冲突基础上的知识与经验。

    笔者有理由相信，古地图显示出来的“本部中国”与“周边中国”的分别，以及既有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种关于中国疆域的观念，反映的正是农耕世界和游牧世界共处东亚大陆而相互冲突和融合的状况。冲突和融合的漫长历史塑造了那种有中央属土和周缘边陲之分的疆域观念。它不像现代民族—国家，由于赋税、驻军和国际承认的标准，相互之间可以有一条清晰的边界。游牧世界的存在，给农耕世界造成深刻的安全困扰。它既不能以军事征服手段一揽子解决，也不能以经济、文化手段一蹴而就，结果就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势必长期共存于一个地理区域。中央王朝只能以经济、财富、文化的交往，换取安全利益，或者以军事征服为手段，取得安全。这种谋求周缘边陲部族势力和国家的政治臣属的努力，结果就是建立起以农耕世界为核心对周边世界的朝贡秩序。这样，中央王朝和臣属于它的部族势力乃至国家，形成了复杂的臣属关系。这种臣属关系有几种类型：封任土官、土司实行羁縻州司制度；驻军监视实行都护制；封爵确立朝贡臣属关系。这几种类型都只是以军事、政治、文化为纽带发展臣属关系。它们与中央权力的密切程度，依次递减。(28)基于这些历史事实，古人在描述国家疆土版图的时候，很自然将这种集体经验带入绘图中来。一方面，将禹迹所至的“九州”看成是中国，另一方面，将朝贡秩序之下与中央王朝有紧密政治臣属关系的周边区域亦纳进来，同属一统的中国。在现代民族—国家的疆域观念之下，这似乎难以理解。但是，如果深入到东亚大陆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和地理风土生活中去，这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

    如果将历代版图所及的这片广袤的东亚大地看成诸民族不断融合、混血的大熔炉的话，那它的进程可以截然分为两段。自文明初曙的仰韶时代以迄于秦汉大一统前，黄河、长江中下游崛起的农耕文化内部不断地相互融合，由小至大，这一进程最终的政治成果便是秦汉王朝的建立；秦汉王朝的建立并没有中断这一持续的进程，相反它在更大规模上展开，这便是农耕文化与周边游牧文化的相互融合和混血，古地图显示的疆域观念，既把周边绿洲、游牧民族看它的“外部”，又把它们看成共处一体的“海内”，反映的正是进行中的民族大融合的现实。产生在前一历史阶段即将终结和后一历史阶段即将开启的时代——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理念、政治思想和交往策略都深刻地打上这个持续进程的历史经验的烙印。

    注释：

    ①“禹迹图”的图石存陕西省博物馆，原图拓片存北京图书馆。“九域守令图”本碑存四川博物馆，原图拓片存北京图书馆。“地理图”本碑存苏州碑刻博物馆。“杨子器跋舆地图”存旅顺博物馆。“王泮识舆地图”或“王泮识舆地图朝鲜摹绘增补本”存巴黎图书馆，北京图书馆有照片复制本。以上古地图可参见有关朝代之《中国古地图集》，文物出版社版。可惜印刷本照比原图尺寸缩小许多，效果远逊于观看原图或摹本。

    ②见《中国古地图集：战国一元》。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③见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册《地学》，香港：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78年版，第133页。

    ④见郑锡煌：《九域守令图研究》，载《中国古地图集：战国一元》。

    ⑤“地理图”王致远题识原文有掉字，今引钱正、姚世英据《江苏金石志》补足文本。钱正、姚世英：《地理图碑》，见《中国古地图集：战国一元》。

    ⑥《元史》卷六十三《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

    ⑦见郑锡煌：《杨子器跋與地图及其图式符号》，《中国古地图集：明》，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第61页。

    ⑧见《中国古地图集：明》，图之第60。

    ⑨见任金城、孙果清：《王泮识舆地图朝鲜摹绘增补本初探》，《中国古地图集：明》，第112页。

    ⑩“华夷图”的图石存陕西博物馆，原图拓片存北京图书馆。“大明混一图”存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汉合壁)内府一统舆地秘图”和“乾隆十三排铜版地图”印本均存北京图书馆。

    (11)见曹婉如：《有关华夷图问题的探讨》，《中国古地图集：战国—元》。

    (12)《旧唐书·贾耽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786页。

    (13)《旧唐书·贾耽传》，第3785页。

    (14)《旧唐书·贾耽传》，第3785页。

    (15)见汪前进、胡启松、刘若芳：《绢本彩绘大明混一图研究》，《中国古地图集：明》。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该文谓“大明混一图”中国部分根据朱思本“舆地图”绘制，然而“舆地图”黄河流域的失真不若如是之大；又谓图的非洲、欧洲和东南亚部分依据李泽民“声教广被图”绘成，然李图又没有如是之精密。

    (16)参阅秦国经、刘若芳：《清朝舆图的绘制与管理》，《中国古地图集：清代》，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

    (17)《清史稿》卷二百八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186页。

    (18)《造办处活计档》载雍正五年谕云：“再画十五省的舆图一张，府分内亦不用画山，单画江河水路，其边外山河俱要画出，照例写满汉字。”转引自秦国经、刘若芳：《清朝舆图的绘制与管理》，《中国古地图集：清代》。

    (19)如朱希祖说，“反观清高宗此图，包举亚洲大陆全部适似弥补元代之阙，而新疆土如准部回部特加精测详绘，其识度超乎世祖上矣。”又如翁文灏说，“乾隆图则西至西经九十余度，北至北纬八十度。故图幅员多至一倍以上，其幅员所暨北尽北冰洋南抵印度洋，西至波罗的海、地中海及红海，显然不仅为中国全图而且为当时最完全之亚洲大陆全图。”(引文均见乾隆图前的序文，藏北京图书馆。)我认为，朱希祖、翁文灏称赞乾隆图皆太过。乾隆图殊不能称作亚洲全图。图所涉及地域虽然广大，但非常疏略。如中亚、西亚甚为不详，缺乏地名等人文活动的记写，印度、东南亚虽然涉及，但图中几乎是空白，无河流，无地名，俄罗斯欧洲部分也是如此。除“本部中国”和“周边中国”分外，其余的部分可以说是大而无当。制图风格与乾隆本人崇尚虚文，好大喜功的作风倒是十分相似。

    (20)参见许倬云的看法：“新石器时代的中国本部有好几个源远流长的文化体系相激荡，文化的交换刺激，使文化内涵逐渐融合。”见《西周史》增补本，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1—32页。

    (21)《诗经·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郑《笺》：“中国，京师也；四方，诸夏也。”《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上册，第548页。

    (22)《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62页。

    (23)《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下，第5364页。

    (24)《宋史》卷四百九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4171页。

    (25)《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五，第5216页。

    (26)西汉建平四年，杨雄上书曰：“且往者图西域，制车师，置城郭都护三十六国，费岁以大万者计，岂为康居、乌孙能逾白龙堆而寇西边哉？乃以制匈奴也。”《汉书·匈奴传》卷九十四下，第3816页。

    (27)班固把“羁縻不绝”看成是“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汉书·匈奴传》卷九十四下，第3843页。

    (28)这几种不同类型的政治臣属关系，有点像《禹贡》、《山海经》说的“甸侯绥要荒”五服制度。不过，五服制度是历史事实还是先儒构想的理念，恐怕还是有争议。笔者并不赞成把朝贡秩序与五服制度相提并论，尤其不赞成把朝贡秩序看成是没有边界的“天下模型”。杨联升曾批评这种看法是欠缺历史事实的“神话”。杨联升：《从历史看中国的世界秩序》，见《国史探微》，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版。

原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3期

林岗，男，广东潮州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广州　510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