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古代地图的研究基本局限于绘本地图，对于数量庞大古籍中作为插图存在的地图缺少重视，其中以“十五国风”为主题的地图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一主题的地图在宋代以来的古籍中长期延续，但又不断发生着变化，对其发展脉络的梳理以及绘制年代的判定与绘本地图存在较大的差异。通过对十五国风系列地图的分析，说明印刷术造成了中国古代地图绘制在宋代的爆发性增长，并且彻底改变了中国古代地图的积累和发展进程，但与今天创造知识的速度相比，中国古代创造新地图(知识)的速度依然是非常缓慢的。

关键词:十五国风;刻本地图;古地图;舆图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中国古代传统舆图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那些绘本地图(集)和少量刻本地图集，以及古籍中某些重要的插图，但实际上中国古籍中有着大量以插图形式存在的地图，仅就《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四库未收书辑刊》和《四库禁燬书丛刊》以及相关补编进行统计(去除重复收录)，收录的插图类地图就多达5000余幅。

与深藏于各大图书馆的绘本地图相比，古籍中作为插图的地图是易得和常见的。但数量如此庞大的古地图在以往的资料整理和研究中基本被忽略。其原因一方面是这些插图类地图，大多是刻版的，精美程度难以与绘本地图相比;另一方面中国古代舆图的研究大都只关注那些体现了“科学性”的，看上去绘制“准确”的地图，而古籍中的地图绝大多数是示意性质的。但是与绘本地图相比，古籍中作为插图存在的地图也有其自身的价值。一般而言，保存至今的大部分绘本地图，都是因时因事而画，具有较强的针对性，比如河工图，通常流通范围不广，较高的绘制成本，也使这类地图难以被大量复制。刻本书籍中的地图，印刷量通常较大，且收录这些地图的大都属于士大夫重点关注的经、史类著作，因此古籍中的地图，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士大夫所能普遍看到和日常使用的地图。

四部分类法是中国古人的知识分类体系，统计四库系列丛书，发现地图在四部中的分布极不平衡:经部中收录地图的著作约30种，有地图460多幅，大都集中在与《禹贡》有关的著作中，展现《禹贡》中所记载的山川位置、走向以及九州的范围。《春秋》有关的著作中也存在一些地图，如《历代地理指掌图》中的“春秋列国之图”就经常被引用;《诗经》有关的著作中经常出现“十五国风地理图”，以体现“十五国风”的地理分布。因此，除了“左图右史”之外，中国古代实际上还有“左图右经”的传统。

史部中收录地图的著作170种，地图近3600幅，主要集中在地理类中，尤其集中在以《大清一统志》为代表的地理志书，以《东吴水利考》为代表的水利著作以及以《筹海图编》为代表的军事著作中。当前史学研究者经常使用的以《中国历史地图集》为代表的历史地图，宋代就已经出现，如著名的《历代地理指掌图》以及明代的《今古舆地图》等，同样属于地理类。需要提及的是，史部以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为代表的正统历史著作中，却基本没附有地图。

子部中收录地图的著作约60种，地图约1010多幅，大多数集中于以《图书编》《三才图会》为代表的类书中。此外，以《江南经略》《武备志》为代表的兵家类书和部分术数类著作中也收录了一些地图。

集部中收录地图的著作约有18种，地图约78幅，数量最少，其中叶春及的《石洞集》就占了28幅。这是非常有趣的现象，因为中国古代一些著名的地图绘制者，如罗洪先等，在自己或者后人为其编纂的文集中都没有收录他们绘制的地图。

唐宋之后，科举考试成为入仕的重要途径，儒家思想也占据了主导，因此经部中地图的数量虽然不多，但很可能是古代士大夫最为关注的。这些地图的绘制和流传过程是否有着自身的特点，能否揭示出中国古代插图地图不同于绘本地图的某些特点?本文即从《诗经》有关著作中经常使用的“十五国风”主题地图入手，对这些问题进行简要分析。

                                        二、“十五国风”主题地图的基本情况及谱系

下页列表是四库系列古籍中搜集到的以“十五国风”为主题的地图，共17种，大致按照收录地图著作的成书时间排列，其中部分来源于类书或辑录著作。中国古代著作大都不列资料出处，无法确定这些地图的来源。因此，通过将这些地图与其他地图进行对比分析，可以找到这些类书和辑录著作中地图的渊源。

由表可见，除了《武备地利》之外，以“十五国风”为主题的地图大都出现在《诗经》有关的著作中，所绘内容大致相近，具有明显的源流关系，但在不同时期、不同著作的地图之间也存在细微差别。以往中国古代地图学史研究，主要通过地图上所绘地理要素的时间来判断成图时间，但这一研究方法存在局限性【1】。因此判断古籍中插图地图的成图时间，除了依据上述方法外，还要注意以下三点:

其一，绘制时间早的地图上不应当出现晚期地名，因此有着晚期地名的地图必然是晚期绘制的。其二，全部是早期地理要素的地图，基本不存在晚期改绘的可能，因此在一系列有着明确谱系关系的地图序列中，内容全部为早期政区名称的地图，绘制年代应当是较早的。其三，收录地图古籍的成书时间无法作为判断其中地图绘制时间的依据，但可以作为绘制时间的下限。基于此三种方法，再结合图中所绘内容，可以将下页表所列17种地图的谱系关系进行梳理:

成图时间最早，或者说是最为接近这一系列地图祖本的应当是《六经图》《七经图》和《八编类纂》中的“十五国风地理图”。除了具体地理要素的绘制方法，如长城的表现方式、字体大小之外，三幅地图所绘内容几乎完全相同。从图中最典型的地理要素，如“今福建路”

“今两浙路”“今陕西五路”“今西夏”等，可以确定三幅地图的祖本应当是宋代绘制的。此外，清王皜撰《六经图》中的“十五国风图”与上述三图基本相同，只是西北地区的黄河与“今西夏”等地名的相对位置稍有差异，长城亦用双横线表示。因此，这四部著作中的《六经图》的成书时间最早，虽然是明代或清代的古籍版本，但者保留了宋代绘制的地图作为插图。

                            古籍中出现的以“十五国风”为主题的地图表

时代稍晚的则是《诗集传附录纂疏》“十五国都地理之图”和《诗集传名物钞音释纂辑》“十五国风地理之图”。这两幅地图所绘内容基本相同，虽然与之前的四幅地图整体轮廓、河流山脉基本一致，但增补修改了不少内容:如对卫、邶的说明;在长城以北增加了很多地理要素，如“骊戎”“积石山”等;长城以内也增补了不少内容，如“芮”“营丘”等。最为重要的是，图面上删除了原来的宋代政区名，而替代以元代政区，如“大都”“今江浙省“今江西省”“今甘肃省”“今云南省”“今湖广省”，表明这一地图是经过元人改绘的。而这两者也确实都出于元人编撰的著作。不过，《诗集传名物钞音释纂辑》“十五国风地理之图”中出现了“今福建”，元代并无“福建”政区，可以解释为是对宋代地图“今福建路”的简写，当然也可以解释为该书在明代翻刻时，加入了对当时政区的描述。不过，由于本图录使用的是至正十一年(1351年)双桂书堂刊本，因此可以排除第二种解释。

江西上饶市博物馆所藏《六经图碑》“十五国风地理之图”是比较特殊的一幅地图，虽然出现了“今浙江省”“今云南省”等明代地名，却保留了大量元代地名，如“今甘肃省“今卫辉路”“今晋宁路”“辽阳省”，甚至还有只存在于两幅元代地图上的“广南”以及元代地图上增加的“辽东”。该图还将元代地图上的“大都”改为“今北平”，北京称“北平”只是在明初，永乐迁都之前，由此也表明了该图绘制的时间，即是在明初。以往研究认为，江西上饶市博物馆所藏《六经图碑》是元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刻石的【2】，根据文本的考订，这一分析是值得商榷的。即使是在元至元年间刻石，至少在明初也进行了重刊，不过更为可能的是，该图是明初刻石的。清代《朱子六经图》中的“十五国风地理之图”与此图基本一致。清代杨魁植《九经图》中的“十五国风地理之图”将图中的“今北平”改为了“今北京”，而其他地名则基本未改动。这三幅地图与明清其他国风地图相比还存在一个重要差异，就是遗漏了图面上“泰山”左侧的“青(或清)今东平路”五个字。

《诗经注疏大全合纂》“十五国风地理之图”在图面内容上接近于元代地图，图中“十五国风”用双线图框表示，只是将某些元代地名改为明代的，如“大都”改为“北京”，“镇东省”改为“山东”。但这种修改并不彻底，仍有大量元代地名保留了下来，如“辽阳省”“今甘肃省”“今江浙省”以及“今卫辉路”“今晋宁路”。图中存在元代地名，成为后来这一主题地图的主要特点。《武备地利》“十五国图”和《诗经图史》“周南国附十五国风地理之图”在图面内容上与元代也较为接近，但用于标识“十五国风”的图标不统一，如属于“十五国风”的“齐”用双线图框标识，但“唐”“桧”等同样属于“十五国风”的地名则用与一般地名相近的单线图框。明清时期的十五国风系列地图中，除《诗经注疏大全合纂》“十五国风地理之图”之外，其他地图大都如此。

经过明人增补的成书于元代的《诗经疏义会同》“十五国风地里之图”将“今江浙省”改为明代的“今浙江”，将“辽阳省”删除而保留了元代地图上增加的“辽东”，并将“今甘肃省”“今卫辉路”“今晋宁路”等元代地名保留下来。这些特点也反映在《三才图会》“十五国风地理之图”、《桂林诗正》“十五国风地理之图”中。《五经图》“十五国风地理之图”中保留了“今卫辉路”“今晋宁路”等地名，但将“今甘肃省”改为“甘肃”;清卢云英辑《五经图》中，除了少许细节，如删除了“甘肃”之外，基本与此图一致。《桂林诗正》“十五国风地理之图”内容大量删减，“今卫辉路”“今晋宁路”等地名被去掉，并增加了“今陕西”。

                              三、“十五国风”主题地图展现的中国古代地图绘制特点

通过分析古籍中“十五国风”为主题的插图地图，可以归纳中国古代地图绘制的特点，这是以往基于绘本地图研究无法实现的。

           (一)中国古代新绘制地图是比较难的

就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中国古代官府之外的士大夫绘制新地图是比较困难的，或者说中国古代极少出现完全崭新的地图，本文所研究的“十五国风”地图即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诗经》中的十五国风为: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但在现存最早的该类地图，如《六经图》《七经图》和《八编类纂》中的“十五国风地理图”用圆圈表示的则为:秦、晋、魏、鄘、卫、邶、齐、鲁、曹、陈、郑、陕、会，不仅数量不足且名称也不一致，因此这些地图的祖本很可能并不是一幅以“十五国风”为主题的地图，而是一幅表示春秋时期地理形势的地图。到了元代的《诗集传附录纂疏》“十五国都地理之图”和《诗集传名物钞》“十五国风地理之图”中才正确表示了“十五国风”。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在经部春秋类中，春秋时期的历史地图，直至明代基本使用的都是《历代地理指掌图》中的“春秋列国之图”。在关于《禹贡》的著作中，同样直至明末使用的基本都是《六经图》“禹贡随山浚川图”以及宋代《历代地理指掌图》中与此有关的地图。就这些地图而言，虽然所表达的内容可基本满足要求，但其表示的基础政区则已经过时。此外，明代虽然绘制了大量地图，但就全国总图而言，古籍中基本使用的地图也只有3种，即《广舆图》“舆地总图”、桂萼《广舆图叙》“大明一统图”、《大明一统志》“大明一统之图”。而明代全国性的黄河图和沿海总图，大都受到郑若曾《万里海防图》和潘季驯《河防一览图》的影响。

上述情况说明，中国古代尤其是士大夫，绘制新地图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此一幅或者一套崭新地图的出现，往往具有轰动性，如《广舆图》《九边图》。再结合目前传世的绘本地图，可以认为中国古代的新绘地图主要是官绘，或者有官方背景的各类实用性的专题图，如政区图、河工图等。

                                    (二)宋代以来中国古代地图绘制的爆发性增长

目前存世的古地图，除了几幅出土于墓葬的秦汉地图之外，基本都是宋代之后的。现在中国地图学史研究中的一个疑问，就是已经散佚的宋代之前的古地图与宋代及其之后的古地图是否存在密切关系，或者说目前存世的古地图是否受到宋代之前古地图的强烈影响。以往基于绘本地图的研究，无法对这一问题给予明确的答案。通过对古籍中插图地图的分析，可以对这一问题做出否定的回答，理由如下:

中国古地图的绘制存在晚出地图改绘早期地图的传统，不过这种改绘通常并不彻底，大都只是修改地图绘制者感兴趣或者主要关注的内容，较少将早期地图上的所有地理要素，尤其行政区划名称全部改正。如本文分析的“十五国风”主题地图，存在的地名最早只能追溯到宋代，证明其最早是宋代绘制的。不仅如此，各类古籍中所引用的地图也大都如此，如元明清时期书籍中所使用的各种历史地图，很多都来源于《历代地理指掌图》，而《历代地理指掌图》明确记载为宋人所绘，使用的基本政区也是宋代的，因此不存在参考了唐代或之前地图的可能。当然，少有的例外就是《禹迹图》，图中“对于‘古今州郡名’的分布，北宋的四京一一列注。京西南路和北路……利州路，福建路等所标注的均为宋代的府、州，即图幅上额附注的‘今州郡名’。而荆湖南路和北路，梓州路，夔州路，广南东路和西路等，唐、宋地名混合使用，域外地区几乎全部使用唐代州郡和山水地名【3】”。因此，该图存在基于一幅唐代地图改绘的可能。

进一步的证据就是，宋代及其之后的古籍中从未引用过一幅唐代绘制的地图，即使是宋代成书的《帝王经世图谱》中的“唐一行山河分野图”和《历代地理指掌图》中的“唐一行山河两戒图”也是在表示宋代政区的地图上绘制的。

虽然按照文献记载，唐代之前确实绘制有不少地图，但这些地图似乎没有对宋代及其之后绘制的地图产生影响。比较直接的理由可以归因于印刷术的影响。目前留存下来的宋元时代地图基本都是收录于古籍中或者刻于石碑上，明代虽然留存下来大量地图，除去收藏在内府外，也有部分散藏于民间，但与刻本中的地图相比，数量少之又少。因之可以推测，在以绘本地图为主的时代，由于复制困难，地图流传范围和时间必然有限，印刷术的发明则彻底扭转了这一局面，甚至可以说是彻底改变了中国古代地图的发展进程。

从古至今，传递知识的唯一手段就是下一代人的重新学习，由此下一代人学习知识的方式以及获取知识的范围就成为了知识传承的关键，而知识传承又影响到了知识累积，知识累积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新知识的产生速度。在抄本和绘本时代，复制知识的低效决定了知识流传范围有限以及很容易受到破坏，因此某类知识的长期传承是比较困难的，知识积累是缓慢和脆弱的，进而使得建立在知识积累基础上新知识的产生也极为缓慢。印刷术的产生彻底了改变了这一状况。以地图为例，首先，刻本地图的出现使得某类地图的长期延续和广泛流传成为了可能，因此直至清代我们依然能够看到绘制于宋代的地图。其次，某类地图的长期延续和广泛流传，使得以此为基础的知识加工，也就是基于知识积累的新知识创造成为可能。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某些地图在长期流传过程中，逐渐被添加进了形形色色的元素，形成不同的地图类型，最为典型的就是《广舆图》【4】。当然这种新地图(知识)的创造速度与今天相比依然是缓慢的。最后，这些宋代积累和创造的地图也累积下来，逐渐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和脉络，我们今天对于中国古地图的了解和认识也基本局限于宋代之后。上述情况也同样适用于文本文献。总体而言，印刷术的出现促使中国古代地图的绘制在宋代出现了爆发性增长，由此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地图知识的积累和发展过程。

                                                        参考文献

【1】成一农:《浅谈中国传统舆图绘制年代的判定以及伪本的鉴别》，《文津学志》第5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版，第105页。

【2】任金成:《木刻〈六经图〉初考》，《中国古代地图集(战国至元)》，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61页。

【3】何德宪:《齐刻〈禹迹图〉论略》，《辽海文物学刊》1997年第1期。

【4】参见成一农:《广舆图史话》，中国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