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学”是在西方对东方的侵略、占领中出现的一门以研究东方历史、地理、语言、民族、文化为重点的学科群，它以历史比较语言学作为治学的主要方法。“西北史地学”是面对俄英等帝国主义对我国西北边疆的觊觎、蚕食和占领，我国学者“经世致用”，自发地从事有关问题的研究。两者兴起的时间和学科的特点相近，研究的方法也类似。

自从萨义德的《东方学》出版以来，东方学成了一门世界关注的学问。通览萨义德的《东方学》，可以看出他所谓的“东方学”是指西方“帝国主义”者在文字表述中用他们的眼光加诸欧洲人眼中被侵略和被殖民地区之东方，主要是埃及和印度。萨义德在《东方学》中说：“东方学在殖民统治之前就为其进行了合理论证，而不是在殖民统治之后。”当然这种论证“离不开无数的航海探险与地理发现；离不开贸易和战争”，更离不开18世纪中叶开始的东西关系的重要特征，即“在东方与欧洲的关系中，欧洲总是处于强力地位，更不必说优势地位”，他们认为“东方是非理性的、堕落的、幼稚的、‘不正常的’；而欧洲则是理性的、贞洁的、成熟的、‘正常的’”。

东方学正是伴随着欧洲的殖民侵略进程而发展，“东方学在研究体制和内容上获得巨大进展的时期正好与欧洲急遽扩张的时期相吻合……两个最大的殖民帝国是英国和法国”。正如萨义德所说：“东方学是一通用的术语，用以描述西方向东方一步一步地入侵；东方学是一个学科，通过这一学科，作为学术、发现和实践话题的东方过去曾经被(现在仍然被)西方系统地进逼……东方学一词在这两种意义上的使用，使欧洲得以安全地、实实在在地向东方挺进。”如“近东与欧洲关系的主调由拿破仑1798年对埃及的入侵所奠定”。“他的埃及计划开了欧洲此后与东方的一系列遭遇之先河，在这些遭遇中，东方之专业知识被直接服务于殖民的目的。”

埃及学的诞生，与拿破仑18世纪末远征埃及有着直接关系。由于拿破仑本人十分重视埃及古迹，在其南下进军埃及之前，就制订了研究埃及的计划，精心挑选了由考古学家、东方学家、天文学家、几何学家、化学家、物理学家、矿物学家、文学家、工程师和画家组成的167人的庞大科学艺术考察团，负责对埃及进行详细调查，包括调查埃及的地理、动植物状况，当地人的生活习俗，尤其是调查埃及古代的建筑物。一踏上埃及的国土，考察团的学者们就认真担负起搜集和研究埃及历史文物的重任，并在开罗成立了埃及研究院。而“拥有众多化学家、历史学家、生物学家、考古学家和文献收藏家的埃及研究院实际上成了拿破仑军队的‘学术部’。其攻击性并不比作战部小：将埃及转变为现代法国”。

1799年8月，法军在尼罗河支流罗塞达入海口附近修筑防御工事时，掘出了一块有稀奇古怪文字的石碑断片。这块石碑就以发现它的地点被命名为“罗塞达石碑”。它上面有三种不同的文字：上部是古埃及象形文字；中间是当时欧洲学者还弄不明白的一种完全陌生的文字，即古埃及后期的一种被称为世俗体的草体文字；下面是古希腊文字。拿破仑下令将其运到开罗的埃及研究院，并从巴黎召来2名专家，制成了几件复制品，将拓片分别送给欧洲一些知名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进行研究。1822年9月29日，法国学者让-弗朗索瓦·商博良在巴黎科学院召开的重要会议上宣读了《关于象形文字语言的字母给M.达西尔先生的信》，宣布象形文字释读成功。欧洲许多国家的著名学者都出席了这次会议，这一天是公认的一门新兴学科——埃及学的诞生日。

印度学的出现也有相同的背景，由于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所以印度学在英国发展最早，其最初的研究者有印度总督哈斯汀斯(1732-1818)、殖民官员威尔金斯(1749-1836)、孟加拉最高法院判事琼斯(1746-1794)等。尤其是琼斯派强调从实地踏查和语言学习入手研究印度，对早期印度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英国学者琼斯早年主要研究波斯和阿拉伯的语言文化，当英国占领印度后，他于1783年到了印度，很快掌握了梵文，并展开对印度学的研究。1784年1月15日，在琼斯的动议下，学者们在加尔各答召开了会议，宣告世界上第一个专门研究东方学的学术组织——亚洲学会成立。在琼斯创建亚洲学会之后，法、英等国也纷纷建立了自己的亚洲学会或东方学会，引发了一股世界范围内东方学研究的热潮。琼斯在印度学上的继承人科尔布鲁克从印度回国后于1823年创建了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可以说，亚洲学会的建立是东方学兴起的重要标志之一。“琼斯打开了梵语的大门，同时也打开了印度文化的大门，奠定了印度学的基础。”“他论证了梵语和希腊语、拉丁语以及哥特语、凯尔特语、古波斯语的相似性和亲缘关系，拉开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序幕。”历史比较语言学是19世纪语言学的主流，其发展反过来又推动了东方学的发展。

亚述学是研究两河流域(包括今伊拉克境内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中下游地区和叙利亚东北部地区)及邻近地区出土文献的综合人文学科，涉及古代西亚的政治、经济、历史、法律、文学及艺术等各方面。

西方帝国主义对东方的入侵，再加上东方文献如梵文、古波斯文、阿拉伯文等文献的发现，西方对东方的认识似乎重新被唤醒。“随着拿破仑入侵埃及这类事件的发生，作为西方知识承载体的东方被现代化了”“所有的东方学者都跃跃欲试，想把他们的发现、经验和洞见用现代词汇恰当地表达出来，使与东方有关的观念与当代现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综上所述，东方学是在19世纪上半叶西方殖民主义向东方侵略过程中逐渐形成、发展起来的，它没有一定的学科体系和理论架构，研究的对象也十分分散而不确定，并根据需要不断在转换研究重点和地域。

在东方学的形成、发展时期，我国正遭受着英、俄等帝国主义的入侵，一些有识见的知识分子开始关注西北边疆，正如王国维所说：“我朝三百年间，学术三变。国初一变也；乾(隆)嘉(庆)一变也；道(光)咸(丰)以降一变也。”“道咸以降，途辙稍变，言经者及今文，考史者兼辽、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务为前人所不为，虽承乾嘉专门之学，然亦逆睹世变，有国初诸老经世之志。故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道咸间学术嬗变的重要标志，就是西北史地之学的兴起。

清代前期，由于我国西北边疆形势的严峻，唤醒了清朝官方和私家学者对西北史地研究的兴趣，而沙皇俄国对我国西北边疆的觊觎和侵略，则直接刺激了西北史地研究。“大约从嘉庆中期开始，由于西北边疆经常动荡不定，西北边疆地理研究之风开始悄然而起，并很快弥漫开来，成为一股引人注目的士林风尚。当时首开这股学风的是祁韵士和徐松。”

乾嘉时期，学风已经开始发生变化，“经世”的命题逐渐得到学者们的认同，如赵翼对王朝兴衰治乱的探索、俞正燮重视探讨与现实关系密切的问题、章学诚提出了“史学经世”“六经皆史”的命题等。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龚自珍在嘉庆末年开始了西北史地的研究，而“讲求现实针对性、主张制度变易、重视内政治理”正是龚自珍西北史地研究的主要特点。

道光(1821-1850)初年，“在经历了乾嘉两朝的学术积累、嘉道之际的学风转变之后，西北史地研究终于由起而兴，由潜而显，开始形成后人所说的‘显学’局面”。当时在“京城中开始聚拢起一批研究西北、关注西北的人们，他们相为师友、切磋讨论，形成以龚自珍和徐松为中心、以西北史地为话题的师友交游群”。

综观清末的“西北史地学”研究，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一批遣戍新疆的知识分子从事调查、研究和著述。如洪亮吉、祁韵士、徐松、邓廷桢、林则徐等，他们虽然因罪被遣戍新疆，但由于学识广博，长期在朝廷为官，了解国家乃至国际大势，又能审时度势，发挥自己的长处和能力，在遣戍新疆期间及其后，撰写了一批供政府参考决策的咨政报告和学术著作，客观上促进了西北史地学的研究。

清代文臣遣戍新疆，与其他朝代及罪犯完全不同，他们有较大的自由度，并能得到当地长官的优待。如纪昀(晓岚)在遣戍新疆经过乌鲁木齐时，随身带有仆夫4名、犬数只，到乌鲁木齐后，也是为地方长吏执掌文牍；洪亮吉遣戍新疆，居停未及百日即奉谕召还；祁韵士被遣戍新疆伊犁后，曾奉伊犁将军松筠之命，编纂了《西陲总统事略》；徐松遣戍新疆后，也是在松筠的支持下，赴新疆各地实地考察，在祁韵士《西陲总统事略》的基础上，完成了《新疆识略》等；林则徐在遣戍新疆期间，也是赴各地调查，提出了许多有识见的建议。

从学术史的角度考察，清代的西北史地之学，与汉代的西域和辽、金、元三史的关系最为密切。

清代的新疆，相当于狭义的西域。从现有史料可知，汉武帝以后，可能从汉宣帝任命郑吉为“西域都护”开始，才正式使用“西域”这个词。汉代的“西域”仅仅是指中国新疆的南疆和东疆的吐鲁番和哈密，唐代时已包括了今天新疆的大部分地区。清朝乾隆时，西域已被称作新疆，嘉庆时，新疆一名已经完全代替了西域。因此，在清代的西北史地研究中，首先就是对《汉书·地理志》和《汉书·西域传》的研究，如徐松的《汉书西域传补注》、祁韵士的《西域释地》等。但不可否认，他们所研究西域的范围，仅限于《汉书》《后汉书》所记载的内容，也就是狭义的西域，而且主要还是基于对清代乾隆文治武功的自豪和赞扬。随着19世纪以来新疆地区形势的不断恶化，如张格尔之乱、陕甘回民起义、阿古柏对新疆的入侵，尤其是英、俄帝国主义对新疆的觊觎和争夺，使西北边疆危机重重。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下，学者们经世致用，在西域研究方面更加注重周边的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中俄之间的边界，其代表成果就是李光廷的《汉西域图考》。

由于清代乾嘉朴学的兴盛，考据之风也渐渐漫入辽、金、元三史的研究。由于辽、金、元三朝起自北方，对辽、金、元三史的研究，也就进一步深化了西北史地之学。而辽、金、元朝都属于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因此北方民族史尤其是对蒙古族的研究，就成了西北史地学的重要内容。再加上元朝地跨欧亚，对西北史地的研究自然也会涉及元史。这正如刘禺生在谈到晚清的学术风尚时所说：“当时诸贤，承乾嘉学者训诂、考订、校勘之后，毅然别开门面，有志于辽、金、元三史，及西北舆地之学……后至同、光，流风未坠，皆以研究西北舆地为最趋时之学。”由于鸦片战争的影响，西北史地研究者的治学方向也发生了变化，即开始了向域外史地学和蒙元史研究的转变。如魏源的《圣武记》《海国图志》《元史新编》，张穆的《蒙古游牧记》，何秋涛的《朔方备乘》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道咸时期就已经形成了一股研究俄罗斯史地和蒙元史的风气。而徐松、张穆、沈垚、何秋涛和龚自珍等人的蒙元史研究已经为西北史地与蒙元史研究的相结合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魏源则在他们的推动下完成《元史新编》，成为清代全面重修《元史》的第一人。

由以上所述可知，我国“西北史地学”的兴盛，与西方“东方学”的发展几乎是同步。在西方殖民势力向东方扩张的同时，产生了研究东方民族历史语言和文化的学科——“东方学”。“东方学”的出现固然是为殖民利益服务的，但其本身也包含许多科学的成分。此时的中国，自从清代乾隆平定西北以来，学术界中也产生了一个以研究西北边疆地区民族历史与地理为重点的分支学科，这就是“西北舆地学”或“西北史地学”。正是“随着西方列强步步入侵，大片国土一步一步地沦入他手，一些爱国知识分子通过对边疆史地的研究，寄托自己的爱国之情”。

正是由于清季以来的西北边疆危机，沙皇俄国对我国西北边疆的侵略，俄英帝国主义在帕米尔地区的争夺，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沙俄加快了在中国西北的侵略步伐，通过《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了中国西北的大片领土，并进一步强占伊犁，觊觎南疆，逼迫清政府签订《中俄改订条约》，中俄间的界务交涉日益增多。面对西北边疆的危机，学术界“经世致用”，关注西北边疆、研究西北边疆，使“西北舆地之学”“遂成道光间显学”，“一时风会所趋，士大夫人人乐谈，如乾嘉之竞言训诂音韵焉”。

“西北史地学”的重要特点就是“经世致用”，龚自珍、魏源等人对西北史地的研究，就是为了解决西北的现实问题，如龚自珍的《西域置行省议》、沈垚的《新疆私议》都是很有现实针对性的。鸦片战争后，由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西北边疆的危机更加严重，出现了《元史新编》《蒙古游牧记》《朔方备乘》等著作。林则徐甚至还喊出了“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的呼声。此种关注一直持续到光绪(1875-1908)年间，陈寅恪先生回忆说：“曩以家世因缘，获闻光绪京朝胜流之绪论。其时学术风气，治经颇尚公羊春秋，乙部之学，则喜谈西北史地……西北史地以较为朴学之故，似不及今文经学流被之深广。惟默察当今大势，吾国将来必循汉唐之轨辙，倾其全力经营西北，则可以无疑。”

鸦片战争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剧，研究西北边疆便成了当时知识分子关心国事的一种方式。“20世纪前半叶，王国维、陈寅恪、陈垣诸前辈开辟新径，把乾嘉以来‘西北舆地之学’的考据传统与西方近现代‘东方学’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其突出表现就是利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从事西北史地及蒙元史的研究。

如果从“西北舆地之学”与“东方学”的关系来说，东方学的传入，进而直接影响到中国近代学术，时间上应在清末民初。而“西北舆地之学”的兴起主要在道光年间，两者是有明显时间差的。因此说，我国“西北舆地之学”由经史之学的分支逐步过渡为现代分科之学的科学研究，明显受到了西方“东方学”的影响。反过来，我国“西北舆地之学”的兴盛为东西学术沟通与西方“东方学”的扩展提供了对话平台。而从研究领域看，西方的“东方学”与我国的“西北舆地之学”则有相当多的交叠之处。

虽然东方学是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对东方的侵略而产生的，但西方学者所研究的东方主要是文本中的东方，即对各种东方文献的研究。东方学及其有关的学科能够在19世纪大放异彩，也是因为历史比较语言学是当时西方学术的主流，对各种新发现的东方文献比较研究和解读，恰好符合当时世界学术的新潮流。

比较语言学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学术的主流。我国的许多学者如陈寅恪、韩儒林、于道泉、季羡林、耿世民等，都懂得多种语言及专门学问，并且能自由运用。

伴随着欧洲东方学的兴盛，我国的一些学者赴欧游学，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引进并确立了审音勘同也即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原理和方法。其后，比较利用汉文史料与阿尔泰语系诸史料研究西北边疆史地、蒙元历史渐成风气，如冯承钧、陈寅恪、岑仲勉、张星烺、方庄猷、韩儒林、邵循正、翁独健、王静如、冯家昇等等，在考释古文献和审音勘同方面贡献良多。他们大都掌握了多种东西方语言文字，同时借鉴国外东方学的学术成果和研究方法(特别是历史语言比较方法)，利用各种文字史料对种族氏族、语言文字及名物制度进行比勘和审订。可以说，历史比较语言法的引入，大大拓宽了国内学者的学术视野和研究领域。

例如陈寅恪先生在欧洲留学多年，善于把握学术新潮流，不论是西北史地研究，还是蒙藏绝学探讨，都能够站在学术前沿。20世纪二三十年代陈先生学术研究的重点就是运用比较语言学研究西北史地和民族问题。如在《童受喻鬘论梵文残本跋》中曰：“昔年德意志人于龟兹之西，得贝叶梵文佛教经典甚多，柏林大学路得施教授(Prof.Henrich Liiders)检之，见其中有《大庄严论》残本。寅恪尝游普鲁士，从教授治东方古文字学，故亦夙闻其事。”1932年也曾说：“吾国人治其学(西夏语)者绝少，即有之，亦不过以往日读经石刻辞之例，推测其文字而已，尚未有用今日比较语言学之方法，于其同系语言中，考辨其音韵同异，探讨其源流变迁，与吾国语言互相印证发明者。”其关于西夏文的解读、“敦煌学”的提出，都是在此背景下的产物。

由于西北史地研究涉及许多蒙元史的问题，因此，“西北舆地之学”的一个特点是与蒙元史的研究“相并发展，如骖之有靳”，相互推动。自从晚清西北史地之学兴起以来，蒙古史研究日益受到我国学者重视。但由于不能通解多种民族的语言文字的译名，因而往往产生疏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由于转入专题研究和对音勘同方法的利用，我国的蒙古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王国维和陈垣、陈寅恪等先生就是这个新阶段的开拓者。如陈费恪首先应用了西方汉学家对音勘同的译名还原方法，在1930-1931年陆续发表了4篇论文，对《蒙古源流》一书做了多方面的研究。

另如韩儒林先生对西北民族史的研究就是一个显著的个案，如果我们将韩儒林先生的论著目录列出来，就能看到元史与西北民族史研究的紧密结合。韩儒林先生1982年3月在自选集《穹庐集》自序中说：“20年代时我在北京大学读书，有几位师长常常指导我去读一些外国东方学家的著作，我渐渐从他们的治学方法中扩大了自己的视野，对我国西北舆地之学兴趣越来越浓厚。于是我就进一步注意这方面的中外著作，逐步得出了这样的印象：嘉道以后，我国学者在西北舆地之学方面的成就是很高的，可是由于受时代的拘限，没能进一步利用新材料，采取新方法，出现了停滞不进的状况，生命力就渐渐丧失了。例如清末西北舆地学家在古代译名的审音勘同问题上，常用音差、音转、音讹、急读来解决问题，读起来叫人产生雾里看花、牵强附会之感，不能令人信服；西方有成就的学者则别开蹊径，用汉语古音与民族语言或异国语言互相比对，进行解说，简单明了，耳目一新，另是一种境界。因此，我就遵照师长们的教导，开始从事当日所谓不中不西之学了。”据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编《韩儒林文集》所附《韩儒林先生年谱》载：1919年(16岁)考入开封留学欧美预备学校，3年中主要学习法文；1923年，入北京大学预科学习；1925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本科学习，在陈垣、陈寅恪的指导下，阅读外国东方学著作，对我国西北舆地之学有了浓厚兴趣；1933年(30岁)8月，启程经法国至比利时，入鲁文大学学习世界中古史、西方资产阶级史学方法，与教士丁谷鸣(Vincent de Paul Martin)等互教中文与法文、拉丁文等；1934年秋，转学至巴黎大学法兰西学院，从汉学权威伯希和(P. Pelliot)学金帐汗国史及中亚文字，同学中有邵循正、陆侃如诸君；同时，又习土耳其文于东方语文学校，同学中有于道泉君；1935年春，转学至柏林大学东方语文研究所，学习波斯文、蒙文；1936年夏，离柏林回国。

由此可知，韩儒林先生从伯希和攻读蒙古史、中亚史，研习波斯文和蒙、藏、突厥等语言文字，后又到德国柏林大学学习。留学欧洲的3年，正是韩儒林“融通西方史家研究方法与中国传统治史方法的学术关键时期”，他所说的“审音勘同”的研究方法“实际上是当时欧洲大陆人文科学领域兴起的历史语言比较研究模式，以此方法进行研究的诸多学问被国内学者称之为‘不中不西之学’”。

历史比较语言学正是当时西方学术界的新潮流，而韩儒林、翁独健、邵循正等先生“皆曾留学欧美，熟谙现代西方语文及蒙古文与波斯文，具有研究元史所必需的语文修养。在学风上，一方面继承钱大昕、洪钧以来蒙元史传统，另一方面皆为伯希和的弟子，而伯希和正是以渊博的语文知识和绵密的考证方法蜚声于世的法国东方学大师”。韩儒林先生“在蒙元史方面的许多考证成果，主要是直接用波斯、阿拉伯史料原文与汉文、蒙文史料相互比勘校订，从历史学和语言学两方面进行辨析，使数十年来元史学者聚讼不决的一些难题得到解决，订正了中外史料以及前人著述中的许多谬误”。

前已述及，东方学是在西方殖民主义向东方侵略过程中逐渐形成、发展起来的一个学科群，其形成、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历史与现实的紧密结合，即根据需要对被占领地区的历史文化进行探讨。虽然西方一些有地位、有声望的学者加入到东方学的研究行列，但作为一门新学科的东方学还未建立起自己的理论范式，没有本学科的理论和研究范围，正因如此，东方学就“容易受到西方时髦的、风行一时的理论思潮的影响。比如，东方学就曾受到帝国主义、实证主义、乌托邦主义、历史主义、达尔文主义、种族主义、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斯宾格勒主义等理论的影响”。

东方学是一个不断发展、壮大的学科，其最初的研究地域是埃及和印度，后来不断扩大，逐渐包含了亚洲、北非；涉及的文字也很多，可以说包含了东方所有的文字，如印度的各种方言、阿拉伯语、希伯来语、钵罗钵语(Pehlevi)、亚述语、巴比伦语、蒙古语、汉语、缅甸语、美索不达米亚语、爪哇语等；研究的范围可以说是包含了所有的领域，即从文献的编译到钱币学、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和文化学研究，包括从古到今任何已知的亚洲文明和北非文明。由此可见，东方学是一个包含范围很广，没有系统、没有体系，缺乏理论建构的学科，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的国际东方学家大会改名为亚洲北非研究人文科学大会，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与东方学相类的“西北史地学”，也是一个包含范围很广，没有系统、没有体系，缺乏理论建构的学科。

在郭双林看来，西北史地学主要就是对新疆史地的研究。他认为祁韵士《西陲总统事略》和徐松《新疆识略》的相继问世，标志着嘉道之际西北舆地学的兴起。1820年徐松被赦还后，西北舆地学研究的中心也由伊犁移到京师，而且几乎是围绕徐松展开的。在这批西北舆地学家中，除祁韵士、徐松外，成就较大者当推龚自珍、沈垚、魏源和张穆。这些成果自然都是有关新疆问题的研究。后来他又明确指出：“当时西北地理学研究的范围，并不限于西域，而且还包括内外蒙古，有时甚至涉及西藏……但总的说来，人们研究的主要对象是西域和蒙古两个地区。”而研究的主要目的则是经世致用。“若论经世致用，还当数龚自珍的《西域置行省议》、沈垚的《新疆私议》和魏源的《答人问西北边城书》三文。这3篇文章，与其说是地理学著作，毋宁说是政论文章。”由此可知，郭双林虽然将西北史地学的范围扩展到了蒙古，甚至西藏，但研究的内容还是西域(新疆)。

侯德仁也持大体相同的看法，他在由其博士论文深化的《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一书中，对“西北”的定义是“主要指新疆地区，并包括内、外蒙古”，但其研究的内容则基本上都是新疆。认为乾隆年间官修《西域图志》的纂修，标志着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的兴起，以祁韵士、徐松一系列研究成果，如《西陲总统事略》《西陲要略》《新疆识略》《西域水道记》的完成，标志着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的进一步发展。1911年，《新疆图志》的纂修成书，则是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终结的标志。在《西北史地学》中，侯德仁提出“西北史地学，是指研究我国西北地区历史地理问题的一门学问”，但其所研究的内容还是新疆。由此可知，侯德仁所说的“西北边疆史地学”“西北史地学”实际上是指新疆史地研究。贾建飞也持基本相同的观点，他将“西北”的地域范围限定在狭义的“西域”，即玉门关、阳关以西，葱岭(帕米尔)以东，阿尔泰山以南，昆仑山以北的广大地域。“后来，由于蒙元史研究的兴起和发展，西北史地研究的地域范围又扩及今内、外蒙古和青海等地区。”

齐荣晋认为，“西北舆地学”中的“西北”是指中国的“西域”和“长城以北”的地方。胡逢祥认为“西北史地学，原本就是一个内涵不断拓展的研究领域，即从最初的蒙元史地研究，到整个西北边疆史地及民族史，乃至中西交通史(包括西北、西南陆路和南海交通史)和中亚西亚一带的古地理、民族和语言等研究。这种发展态势的形成，既与近代以来国家边防和外交危机的刺激有关，也是日趋兴盛的国际汉学和‘东方学’冲击的结果”。胡逢祥先生将西北史地学的研究与国际汉学和东方学相结合，应该说比较符合西北史地学的发展实际，即不断拓展：从蒙元史地到整个西北边疆，同时还包括中西交通史并扩展到中亚西亚。其研究的对象除了传统的历史学和历史地理外，还包括民族与语言。

与“东方学”一样，“西北史地学”也没有自己的学术理论，研究的重点和方向也随着时代的变化在变化，但与“东方学”主要是研究东方国家的历史、语言、民族、文化一样，“西北史地学”也主要是研究我国西北地区的历史、地理、语言、民族、文化等。作为“西北史地学”研究范围的“西北”，基本上是固定的，即新疆、甘肃、内蒙古、青海、宁夏五省区，这与今天西北五省区的行政区划是不同的。在历史上或具体的研究中，“西北”的概念可能会有少许的变化，有时会涉及陕西、西藏的部分地区，但基本的界限还是比较明确的。由于“西北史地学”不是一门有系统、成体系的学科，其研究的重点和范围也与其他的学科有重叠或交叉，如“敦煌学”“丝绸之路学”“西夏学”“蒙古学”“突厥学”等，因此，有时候很难界定其中的关系。如果将其放在“汉学”的视野下或框架中，可能更符合其学科特点！

（本文原刊《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4期第118-125页，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史》2017年7期转载。文中原有注释，引用请务必参考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