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曰：“汉兴，序二等……高祖子弟同姓为王者九国，唯独长沙异姓，而功臣侯者百有余人。”这里言及汉初封建序列，为诸侯王、列侯两等。学界分析汉代封建制度，皆将诸侯王、列侯一并论之。然而，作为列侯“诸侯”身分标志的侯国，在汉代史籍中常写作“食邑”。战国秦汉之际，食邑与封国乃两种截然不同的制度。对史籍中列侯之“侯国”、“食邑”并用现象，学界并未充分关注。

20世纪以来各类汉代出土文献的发现，使学界意识到西汉列侯封地称谓存在由“侯邑”到“侯国”的转变。不过，以往讨论主要聚焦于“侯邑”更名“侯国”的时间，对推动变化的内在机理少有阐发。事实上，列侯封地称谓的变化，揭示出西汉列侯制度的重要转变：汉初列侯仅有食邑（侯邑），侯国是后续产生的制度。本文从分辨战国秦汉封国、食邑两种制度的差异入手，探讨汉初列侯封地性质，分析列侯食邑转变为侯国的历史背景，并对这一变化在汉初的政治影响提出看法。

一、汉初无侯国

司马迁记述高祖封置开国功臣，言及封地，概以“食邑”称之，如萧何：“高祖以萧何功最盛，封为酂侯，所食邑多”；又如曹参：“高祖六年赐爵列侯，与诸侯剖符，世世勿绝。食邑平阳万六百三十户，号曰平阳侯，除前所食邑”；再如张苍：“以六年中封为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户”。此外，周勃、樊哙、郦商、灌婴、傅宽、靳歙受封列侯，基本皆写作“赐爵列侯，与诸侯剖符，世世勿绝。食某地若干户，号某侯”。结合曹参、张苍受封记录，可知“食某地”皆为“食邑某地”的省称。

汉初称列侯封地为“食邑”或“奉邑”，还有一些文献例证：

（朝廷）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颇食邑其中。

（吕后二年春）丞相臣平言：“谨与绛侯臣勃、曲周侯臣商、颍阴侯臣婴、安国侯臣陵等议，列侯幸得赐餐钱奉邑，陛下加惠，以功次定朝位，臣请臧高庙。”

西汉初年的列侯食邑常省称为“侯邑”，《汉书·百官公卿表上》曰“列侯所食县曰国”，再加上西汉后期常称侯国为食邑，文献中汉初列侯食邑多被视作侯国的另一种表述形式。对于汉初存在侯国制度，学界并无分歧。

然而，出土文献的发现，动摇了这一认知。清末以来，山东临淄刘家寨陆续出土汉代封泥。时至今日，该地考古发掘以及公私机构收藏已达2000余枚，剔除内容重复者，约300余种。临淄封泥为汉初齐国官署弃物，时代下限为景帝初年。

封泥文字出现很多“侯邑”，计有“广侯邑丞”、“祁侯邑丞”、“台侯邑丞”、“清侯邑丞”、“昌侯邑丞”、“郊侯邑丞”6种。另外，清末民国各类封泥谱录载有临淄封泥“强侯邑丞”（1629、1630）、“彭侯邑丞”（1314）、“宁侯邑丞”（1354—1358）、“德侯邑丞”（1156），是列侯封地官员用印制度的反映。官印所示列侯封地称“邑”，与西汉后期列侯封地官印称“国”截然不同。除了临淄封泥，晚清民国封泥谱录还著录有“费侯邑丞”（1310）、“衍侯邑丞”（1607）。近年河南平舆又出土西汉封泥“樊侯邑丞”、“强侯邑丞”。费、衍、强三侯封置于汉高帝时期，樊侯封于文帝元年（前179）。这些封泥也是汉初列侯封地称“邑”的实物证据。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兴律》简396、397亦涉及列侯封地称谓：

县道官所治死罪及过失、戏而杀人，狱已具，勿庸论，上狱属所二千石官……彻侯邑上在所郡守。

作为吕后时期朝廷颁定的律文，“彻侯邑”显然是官方正式称法，与汉初官印“侯邑”相验证。由此反观前举汉代文献，始知汉初食邑、侯邑绝非侯国替代称法，实际透露当时不存在“侯国”概念。

受此启发，复核《史记》纪传，列侯废免之书写方式也有时代差异。汉代废免列侯、收夺封地称“国除”，此于史籍屡见。然而《史记》纪传载录汉初列侯分封、废免，从不言“国”，概以“爵邑”称之。如高帝十二年（前195）“樊哙至，则赦复爵邑”；“孝文帝既立，乃复封哙他庶子市人为舞阳侯，复故爵邑”。《史记》纪传不见文帝以前列侯“国除”的记载，其缘由应是汉初列侯无侯国，故无国可除。

与《史记》纪传不同，《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记录高祖至吕后时期列侯废免称“国除”，应与司马迁依据的史料来源有关，表序曰：“余读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至太初百年之间，见侯五，余皆坐法陨命亡国。”可见司马迁所阅高祖功臣谱牒成书于汉武帝太初年间，表中之“国除”应是照录太初年间功臣谱牒，出于后世改定，不能反映汉初列侯封置制度原貌。

总而言之，出土简牍、封泥表明，汉初列侯封地称“（彻）侯邑”，与传世文献汉初列侯“食邑”、“侯邑”记载相印证，表明列侯并无侯国，仅有食邑。汉高祖建立侯国制度的看法不符合历史实况，学界对西汉列侯制度、封建制度的认识应予再思考。

二、战国秦代的分封制与食邑制

要理解汉初列侯仅有“食邑”而无“封国”，须先梳理分封、食邑制度的演变历程。商周时期只有分封制，而无食邑制。分封制的关键在于“裂土授民”，即将土地和人口分封给诸侯。诸侯是封国的主宰，“自行为政，有治民权，有掌军权，有财政权，有很大的独立性”；食邑制则晚至战国时期才产生，封君并非封地所有者，没有治民权，仅食租税。分封制与食邑制的根本差别在于，受封者是否拥有封地所有权以及治民权。分封制的诸侯因为拥有上述权力，要到封国居住，体现“国君”特性；若诸侯在朝廷任职，则派置“相”代替管理封国行政。战国时期出现食邑制，其封君不需要前往封地居住，也不必派置“相”管理封地行政，封地行政仍由朝廷派遣官员管理，属于朝廷直辖行政体系。

战国时期分封制与食邑制并存，分封制主要适用于王亲国戚，或是为国家立有大功者；食邑制主要与军功爵制相结合，立有军功者可根据爵位得到封户不等的食邑。前者如秦昭襄王封公子巿、公子悝、舅父魏冉为诸侯，魏国封公子劲、韩国封公子长为诸侯，这些人都是王亲国戚，仍然遵循商周天子封建亲戚为诸侯的原则，此即苏秦所说“贵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后者的封置原则详见《商君书·境内》：“（故爵公乘），就为五大夫，则税邑三百家……（就为大良造）。皆有赐邑三百家，有赐税三百家。爵五大夫，有税邑六百家者，受客。”唯有获得军功才能得到税邑，军功贵族仅食封户租税。分封制与食邑制的封置原则，以及封地的管理方式截然不同，两者不可混同。

然而，前辈学者考察战国封建制度，对延续自商周的分封制度重视不够，或以为分封制已被食邑制取代，或以为分封制的性质发生转变。这些看法都不甚准确，根结在于战国时期的诸侯与封君均有“君”、“侯”的称法，导致后人难以分辨，故将两种制度混为一谈，引发理解偏差。其实有一种简单有效的方式区别战国时期的诸侯与封君，那就是封号。诸侯因为拥有封地所有权和治民权，封号采用封地之名，延续了商周分封制度传统；而封君因为没有封地行政权，并非诸侯，不能以封地为封号，只能采用寓意美好的名号以为饰。例如秦昭襄王“乃封魏冉于穰，复益封陶，号曰穰侯”，燕昭王“封乐毅于昌国，号为昌国君”，二人封号得自封地，属于诸侯。齐威王封邹忌“以下邳，号曰成侯”，赵孝成王“以尉文封廉颇为信平君”，二人封号不以封地为名，封地性质为食邑，二人属于封君。

依照上述方法，将战国时代以地名命名的“公”、“侯”、“君”史料筛选出来，可以发现当时仍存在分封制度。如薛公田婴以及魏安陵君，二人皆以封地为号，属于诸侯。楚柱国昭阳致信田婴，“请以数倍之地易薛”；秦王谓安陵君，“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柳春藩称战国封君“不是封邑土地的所有者，对封区的土地和人民无占有之权”；杨宽说战国分封制的封君“一般不直接掌有封邑的政权”。若按两位学者所言，昭阳应与齐王商议易地，为何要跟田婴交涉？秦王在灭魏国后，可以直接收夺安陵，又为何要跟安陵君交换土地？可见田婴和安陵君明确拥有封地所有权和行政权。不仅如此，田婴还在薛建立齐威王宗庙，正是开国诸侯奉先王为宗的惯例。他还与魏国交聘，其子田文居薛，“招致诸侯宾客及亡人有罪者”，还曾“中立于诸侯，无所属”。田文死后，齐国并未收夺薛地，而是与魏国“共灭薛”。安陵君拥有自己的军队，拒绝魏王调遣。这些都表明薛、安陵乃是独立封国，绝非齐国、魏国属县。

战国时期的诸侯仍然拥有封地所有权和行政权，若不在朝廷任职，要回到封国居住。除了前面提到的田婴、田文、安陵君，秦昭襄王“废太后，逐穰侯、高陵、华阳、泾阳君于关外……收穰侯之印，使归陶”。四人为诸侯，封地在关外，失势后前往封国居住。而对于封君来说，由于没有食邑行政权，所以不存在“就国”。例如白起因军功授武安君，属于食邑封君，秦昭襄王四十八年以后，白起不再任将，仍居咸阳，正因其无国可就。

战国时期的秦国本来是分封制与食邑制并存，但秦庄襄王即位后，几乎再未出现分封制的诸侯。例如秦庄襄王封吕不韦“为文信侯，食河南雒阳十万户”；秦王政封嫪毐“为长信侯，予之山阳地”；秦王政封弟成蟜为长安君，封楚公子为昌平君、昌文君，文信、长信、长安、昌平、昌文皆非封地之名，表明当时已无分封制。唯有嫪毐短暂以太原郡为封国，属于极特殊情况。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秦统一天下，丞相王绾建议推行分封制，李斯反对，描述当时“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证明秦已无诸侯，此后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乃水到渠成之事。秦灭六国，六国所封诸侯也一并消除。秦统一后彻底废除分封制，而军功食邑制得以保留。杨宽认为秦朝统一后并未废除分封制，举出很多封侯的例证。其实，这些列侯、伦侯都属于食邑制的军功贵族，而非分封制的诸侯。杨宽混淆了分封制与食邑制，对此柳春藩已有辩驳，笔者不再赘言。

三、汉初列侯食邑制度及其特征

秦末天下大乱，关东六国复起。项羽灭秦，大封各国宗室、军将为诸侯王，全面复兴封建制，封建性质的“侯”也一并复活。如项羽闻陈余“在南皮，故因环封三县”。陈余请以南皮为齐国扞蔽，“因悉三县兵袭常山王张耳”，可知他并非仅食南皮等三县租税，乃享有实际治民权，并组建军队。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各收藏一件由“市丘”颁授“楼烦”为军将的虎节，郭永秉考证这两件虎节的制作时代在楚汉之际，市丘为韩国城邑，虎节中的“市丘”指韩王信。先秦两汉未见以都邑以外之城邑代称国家的现象，郭永秉将“市丘”解释为韩王信，或许因认为唯有诸侯王方能组建军队。结合前举陈余事例，可知楚汉之际的“侯”仍延续先秦诸侯特质，故将“市丘”理解为项羽所封之“侯”更为妥切。两件虎节乃市丘侯拥有军队的实物证据。战国时期楚国分封制度发达，“封君太众”，且享有极高的独立性。项羽复兴封建性质的“侯”，是继承战国时期的分封制，可能主要受楚制影响。

刘邦起兵后，常赏赐部下军功爵，但因其身分为楚将，并不能封侯；公元前206年晋封汉王后，始具备封侯资格。刘邦全面继承秦制，秦国的军功食邑制度也被沿用。刘邦平定三秦，臣僚灌婴、傅宽、周緤因军功晋爵列侯，分别赐予杜县平乡、雕阴、池阳三地“食邑”，封号为昌文侯、通德侯、信武侯。三人不以封地为封号，显然属于军功食邑贵族。刘邦为汉王时，封卢绾为长安侯、曹参为建成侯、周勃为威武侯、夏侯婴为昭平侯、樊哙为临武侯、靳歙为建武侯、孙赤为惠侯、丁礼为正奉侯，也是以嘉名为号。当时功臣一如秦代旧制，依照爵位领有数量不等的食邑，而无封国。

随着刘邦称帝，其政治身分再次发生转变，与功臣的政治关系需要重新确定。高帝六年十二月，刘邦重新分封功臣为列侯，排定列侯位次。这次定封，列侯改以封地为号。依照战国旧制，唯诸侯以封地为号，此举意味着刘邦推翻秦代不立“功臣为诸侯”的原则，赋予列侯以诸侯身分。楚汉之际，张良说刘邦：“天下游士离其亲戚，弃坟墓，去故旧，从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获得一块封地，晋升诸侯，是建功立业者的夙愿。身为天子的刘邦把功臣封为诸侯，可谓“从人所愿”。皇帝“与诸侯剖符”，立白马之盟，都是对列侯“诸侯”身分的重申。然而汉初列侯封地官印及朝廷颁布的律文表明，当时列侯封地不称“国”而称“食邑”。对此现象应作何理解？

或许有学者认为，列侯封地已是封国，仍称“侯邑”仅是“有实无名”。这种认识似乎有其道理。高帝十二年诏书强调，“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为列侯，下乃食邑。而重臣之亲，或为列侯，皆令自置吏，得赋敛”，将依功受赏的功臣分为诸侯王、列侯、军功爵食邑者。而列侯区别于军功爵食邑者的特征是“皆令自置吏”，即自行任免封地官员。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载录吕后元年（前187）朝廷直辖职官名录，没有列侯封地官员，表明列侯封地官员确实由列侯任免，自行支付俸禄，与朝廷直接派置的官员有所区别。不仅如此，西汉初年列侯封地长官的称谓也发生了转变。作为封国，其重要标志是诸侯置“相”管理封国行政。汉初列侯封地长官称谓为何？《汉书·百官公卿表上》曰：“彻侯金印紫绶，避武帝讳，曰通侯，或曰列侯，改所食国令长名相。”文中“改所食国令长名相”引起学者注意，安作璋、熊铁基认为汉初侯国行政长官称“令、长”，汉武帝时改为“相”，此说影响极广。但是，封国长官不应称“令、长”，“改所食国令长名相”也可理解为改置某县为侯国时，更其令、长之称为“相”，所以此说仍然需要再讨论。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兴律》称列侯封地为“彻侯邑”，有学者认为汉初列侯封地长官称“令、长”得到确证。然而目前所见西汉印章、封泥，从未出现侯邑“令、长”，未免令人疑惑。山东临淄封泥有大量列侯封地官员，皆为“侯相”、“侯邑丞”。现将临淄封泥所见“侯相”，及相关列侯置废时间罗列为表1。

临淄封泥的时代在西汉初年，正处于“侯邑”存续的时段，然而，为何只见“侯相”，却无一例“侯邑令”呢？表1“建成侯相”、“营陵侯相”封泥值得关注。高帝、武帝、宣帝皆封有建成侯，武帝、宣帝所封建成侯并不在临淄封泥存续时段，临淄封泥“建成侯”只能是高帝所封吕氏建成侯，存在于高帝六年至吕后元年。营陵侯存在于高帝十一年至吕后七年。另外，新近出版的《中国封泥大系》公布了一枚“腄侯相印”，从形制来看，也属于临淄封泥。西汉腄侯存在时间为吕后六年至八年。以上三个列侯存在时间皆为高帝至吕后时期，此时列侯封地为“侯邑”，显然侯邑长官也称“相”，可以解释为何西汉印章、封泥从不见“侯邑令”，原因正在于列侯封地长官，无论在侯邑时期还是侯国时期，均称“相”。因此，汉初列侯封地长官称令、长的观点不能成立。

汉初列侯自行任命封地长官，且长官称“相”，再结合列侯以封地为号，拥有“诸侯剖符”，将其定义为诸侯似乎没有问题，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战国至汉初的“国”皆有朝廷，拥有一套丞相统领诸卿的朝廷官制。而临淄封泥所见侯邑官员仅有侯相、侯邑丞（见表2），对应的是县之令、丞职官架构，表明汉初侯邑仍属食邑。虽然封地是食邑的职官架构，但列侯毕竟掌握侯相的任免权，能否认为列侯拥有封地治民权？恐怕不能。战国时期封国之“相”主要职能是辅助诸侯管理封国行政，封国行政权实际掌握在诸侯手中，所以诸侯除特殊情况，必须回到封国履行治民职责。而汉初列侯即便不在朝中任职，也不能前往封国“就封”。高祖至吕后时期，列侯从未就封，全部居住于长安。田生说张卿曰：“臣观诸侯王邸弟百余，皆高祖一切功臣。”百余功臣皆居长安，由朝廷赏赐府邸，并不前往封地居住。其原因在于封地性质仍为食邑，列侯并无封地治民权。侯邑的“侯相”虽由列侯任命、支付俸禄，但仍是替朝廷管理食邑，而非代替列侯行使治民权。

汉初官印、封泥所见“侯邑”皆为单字地名，为何不见双字侯邑？其实，临淄封泥中存在双字侯邑，如“都昌邑丞”、“建成邑丞”等，往往有与之对应的“侯相”封泥（见表2），显然是侯邑。但临淄封泥还有诸如“琅邪邑丞”（1295）、“淳于邑丞”（1221—1223）、“乐阳邑丞”（1039）、“定陵邑印”（1648—1651）等史籍中并无可以对应的列侯，也见不到对应的“侯相”封泥。这类双字邑名，当如王献唐所说，乃皇室贵族汤沐邑。这便引发一个问题，双字侯邑与双字汤沐邑之“丞”用印格式完全一致，两者如何区别？如果明确汉初列侯封地仍为“食邑”，则上述疑问迎刃而解。列侯封地与皇室贵族汤沐邑都属于“食邑”，因两者性质相同，并无严格区分的必要。

根据以上讨论，汉初列侯封地正式称呼为“食邑”，职官架构也是食邑配置。虽然列侯拥有封地官员任免权，且以封地为号，但封地依然是皇帝赏赐的食邑，仍在汉朝地方行政体系内，绝非独立封国，列侯也不能前往食邑行使治民权。此时列侯仅有食邑，仍未褪去秦代军功食邑贵族的底色。与其说汉初列侯封地“有实无名”，不如说“有名无实”更为准确。

四、侯国制度的创立及其特征

西汉列侯封地官员用印由“邑丞”转变为“国丞”，早已引起研究者注意。通过梳理两类印章存续年代，学者推测“国丞”印章出现于汉武帝时期。最近赵海龙通过对“阜陵国丞”印章的考订，指出其在文帝初年便已出现。他综合薄昭致淮南王书、“列侯之国”诏，把“侯国”称谓出现时间限定在文帝二年至十六年，进而推测“侯邑”更名“侯国”发生在第二次颁布“列侯之国”诏的文帝三年。赵海龙上述考证尚有一些缺陷。罗福颐认为“阜陵国丞”印章乃存续时间为文帝八年至十六年的阜陵侯国之物，赵海龙从之。此说不可信，山东临淄以及江苏徐州出土齐国与楚国印章、封泥，从未出现“国丞”、“国尉”，表明景帝初年仍无侯国丞、尉，“阜陵国丞”印章不可能早至文帝时期。其实，东汉也有阜陵侯国，为前人所忽视，此印章应为东汉阜陵侯国之物。

排除“阜陵国丞”印章，目前所见时代最早的侯国实物证据，为虎溪山汉简《计簿》之“沅陵侯国”，时代下限为沅陵侯吴阳下葬的文帝后元年。其实，传世文献尚有侯国出现的更早例证。前面提到，在“侯国”时代，朝廷收夺列侯封地称“国除”。《史记·留侯世家》载，“留侯不疑，孝文帝五年坐不敬，国除”；又《史记·袁盎晁错列传》曰，“绛侯免相之国，国人上书告以为反”，此事发生于文帝四年九月，明确把上书检举的绛人称作“国人”，也是侯国存在的明证。另外，临淄“侯相”封泥涉及的列侯，全部封置于高帝至文帝初年。其中平昌侯、菅侯封年最晚，为文帝四年（见表1），从未出现与之对应的“平昌邑丞”、“菅侯邑丞”封泥（见表2），似乎也能证明文帝四年以后，列侯封地不再称“侯邑”。薄昭、贾谊言及的文帝“易淮南国三侯邑”事，发生于文帝二年，是文献所见侯邑最晚记载。故“侯国”的出现大致在文帝二年、三年之间。赵海龙虽然对“阜陵国丞”印章时代判断有误，但对“侯邑”更名为“侯国”的时间判定大抵可信。

还有一条史料需要辨析。文帝元年正月，有司曰：“高帝亲率士大夫，始平天下，建诸侯，为帝者太祖。诸侯王及列侯始受国者皆亦为其国祖。”这是诏书中将列侯封地称为“国”的最早记录，能否据此认为文帝元年正月已经存在侯国称谓？上文所引平舆封泥“樊侯邑丞”可以排除这种可能性。西汉仅有一个樊侯，即文帝元年六月所封常山相蔡兼。“樊侯邑丞”封泥表明，樊侯初封时封地仍称“侯邑”。又文帝二年“列侯之国”诏、薄昭致淮南王书仍称列侯封地为“（侯）邑”。细绎文帝元年诏书文意，乃是令诸侯王、列侯始封者为“祖”，以应古代诸侯礼制。故“始受国”、“国祖”乃强调诸侯王、列侯“诸侯”身分，不能以之作为侯国出现的证据。由樊侯之例、文帝二年“列侯之国”诏、薄昭致淮南王书来看，侯国称谓的出现必在文帝二年之后。

文帝初年绝非仅变更列侯封地称谓，封地官制也发生变化。上节提到，汉初侯邑官员为“侯相”、“侯邑丞”。侯邑更名侯国后，“侯邑丞”称法不能沿用，按照后来制度，应改称“侯国丞”。然而文景时期的临淄封泥及徐州出土印章、封泥，从未出现“侯国丞”，显然，“国丞”的出现并不与侯国同步。那么文帝初年至景帝时期的侯国职官，就只有“侯相”吗？《齐鲁封泥集存》著录一枚“载国大行”（503）封泥，载国即高帝十一年至武帝后元元年（前88年）之“戴侯国”。封泥称“载国”，行用时间必在文帝初年改称侯国之后。“大行”为负责外交礼宾的官员，汉初中央设大行，隶属于管理诸侯事务的典客。汉代诸侯王不能管理王国境内的列侯，不设典客，只设大行。诸侯王国设大行不仅是官制“群卿大夫都官如汉朝”的反映，也是“封国”外交职能的体现。“载国大行”封泥表明侯国也有大行，汉初侯邑的职官架构为县邑模式，不可能有大行，说明侯国创立后，其职官架构发生变化，出现了朝廷职官。无独有偶，传世汉代官印有“阳周仆印”，为文帝八年至十六年阳周侯国之物。中央与王国皆置仆管理车马，“阳周仆印”表明文帝时期的侯国同样置仆管理封国马政。大行、仆的设置，意味着侯国出现朝廷职官，再加上“侯相”，实际构成微缩版的“丞相—诸卿”封国职官体系。

伴随着侯国制度的建立，封国还出现宫禁宿卫系统。汉代皇帝、诸侯王寝宫存在一套由宦者宿卫省中（后称禁中），郎中、谒者、大夫宿卫殿中的宫禁宿卫体系。马王堆3号汉墓遣册载录谒者、宦者、郎中，与摆放于椁室的人偶及悬挂于棺室两壁的帛画人物相对应。3号墓墓主为第二代轪侯利豨，下葬于文帝十二年。汉初诸侯王、列侯墓室构造多模仿地面宫殿布局，轪侯利豨墓葬中的人偶和帛画人物，对应的是列侯宫禁宿卫人员。遣册没有“大夫”，但文帝五年留侯张不疑与门大夫谋杀故楚内史，门大夫当属大夫。马王堆3号汉墓遣册载录“家丞一人，家吏十人，谒者四人，宦者九人”，“其十五人吏，九人宦者”。其中“十五人吏”即家丞、家吏、谒者之和。“家吏十人”或许包括郎中、大夫。文帝时期的列侯与皇帝、诸侯王一样享有殿省宿卫。居住在长安的列侯无寝宫，这一套殿省宿卫体系应施行于侯国。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津关令》简520—524显示，吕后初年的鲁侯有御史、中大夫、谒者、郎中等属官，若文帝以前列侯没有朝官、宫禁宿卫官员，对此现象又该如何解释？龚志伟认为，吕后元年初鲁元公主死，其子张偃承袭鲁元公主汤沐邑之薛郡、城阳郡，因其领有两郡之地故立为王国，但身分为平民的张偃不能直接封王，故暂爵“鲁侯”作为过渡。笔者认为，吕后初年张偃爵“鲁侯”，或许因当时“白马之盟”尚未打破，异姓不能封王。无论如何，当时鲁侯实际领有薛郡、城阳郡，远非一般列侯所能比拟。鲁侯领有朝官、宿卫官员反映的是王国官制，而非侯邑官制。

尹湾汉牍《东海郡吏员簿》载录西汉末年侯国完整官制，包括侯国相、丞、尉领衔的政务官，以及家丞领衔的列侯家务官，属员有仆、行人、门大夫、先马、中庶子。其中的行人、仆应承继文帝时期的大行、仆，而门大夫、先马、中庶子应承继文帝时期的大夫、郎中、谒者。西汉末年列侯家务官的来源，应是侯国制度创立之初的朝廷官员和宫禁宿卫官员。西汉中后期，由家丞领衔的五种侯国家务官，从未在印章、封泥中出现。结合尹湾汉牍《东海郡吏员簿》，可知五种家务官皆无秩，故无印绶。然而，文帝时期的侯国大行、仆皆有印绶，表明侯国制度创立之初，朝官级别较高，不仅有秩级，甚至与王国朝官相比拟。

再来看列侯封地的军队建制。汉初列侯在封地拥有军队，以往为学界共识。封地军队是列侯“诸侯”身分的重要体现。学界过去认为，高祖时期列侯已拥有封地军队，主要依据是传世安国侯、堂阳侯、临袁侯虎符。三列侯皆高祖所封，学者认为列侯虎符即刘邦“与诸侯剖符行封”之物。此说恐不可信，种种迹象表明，高帝时期的列侯封地并无军队。汉初很多列侯封地位于王国境内，若王国反叛，列侯有义务出兵平叛。如清郭侯驷钧于文帝六年“坐济北王兴居举兵反弗救，免”。但因侯国军队弱小，列侯往往无力抗衡叛王。景帝三年，“淄川王反，辟阳近淄川，（审）平降之，国除”。七国之乱，有13个居于王国境内的列侯“坐反，国除”，当有很多属于被叛王胁迫。因为列侯拥有军队，其封地所在诸侯王国反叛，列侯不参与平叛，或是投降，都要追究责任。然而，高帝十年代相国陈豨反，“赵代地皆豨有”；次年七月，英布反叛，兼并荆国、楚国。当时赵国境内至少有17个列侯封地，荆、楚两国境内至少有14个列侯封地。若当时侯邑存在军队，难免牵涉其中。然而两次反叛，无一列侯因“弗救”、“坐反”而废免，原因恐怕是当时列侯仅有食邑而无军队，列侯也不在侯邑居住，故无平叛职责。

史籍所见列侯因王国反叛而被废免的例证，全部在文景时期，绝非偶然，实际反映此时列侯封地才拥有军队。反过来看安国侯、堂阳侯、临袁侯虎符，三侯始置于高帝时期，延续至景武之际。从理论上说，三侯存续时期内皆有皇帝颁授虎符的可能，未必在初封之时。《史记·孝文本纪》载文帝二年“九月，初与郡国守相为铜虎符、竹使符”。但是吕后八年齐王欲发兵，“魏勃绐召平曰：‘王欲发兵，非有汉虎符验也’”，表明王国虎符早已有之。政治地位独立的封国皆有军队，就此而言，汉高祖封置诸侯王应已颁授虎符作为调兵信物。《史记·孝文本纪》文帝二年九月纪事中的“国”不会是王国。班固将相关纪事变更为“初与郡守为铜虎符”，将“国”、“相”视为衍文。这种处理较为武断，还应考虑另一种可能：《孝文本纪》的“国相”或为侯国相，而非以往认为的诸侯王国丞相。结合文帝初年侯国制度的创立，将《孝文本纪》“国相”理解为侯国相亦有合理之处。文帝建立侯国制度，允许列侯在封国组建军队，应对列侯军队征调有所规范，故在二年九月颁授郡守虎符的同时，给刚刚建立侯国军队的列侯也颁授虎符，加上此前已颁授的诸侯王虎符，由此形成以虎符征调郡兵、诸侯兵的完整制度。安国侯、堂阳侯、临袁侯虎符当颁授于文帝二年九月，而非以往认为的汉高祖时期。若以上论述成立，不仅可以证明文帝创立侯国制度时允许列侯组建封国军队，还可以证明侯国制度的创立在文帝二年九月颁赐虎符之前。

经过文帝二年的封建制度改革，列侯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封国”，可以设立朝廷职官、宫禁宿卫，还可以组建军队。此外，廖伯源注意到，西汉侯国为先侯立有宗庙，还奉立社稷，应当是侯国制度创立后才具有的特征。列侯封地在职官架构上摆脱县邑模式，军队、宗庙、社稷等封国要素逐渐完备，具有了完整的“封国”属性。列侯封地的“封国化”，使列侯成为名副其实的诸侯。列侯由此摆脱军功食邑贵族身分，正式跻身诸侯行列。由于列侯身分变化，其管理机制也发生调整。《汉书·百官公卿表上》曰：“主爵中尉，秦官，掌列侯……列侯更属大鸿胪。”汉初列侯身分是军功贵族，故由执掌军功爵的主爵中尉管理。而当列侯身分转变为诸侯，其管理机构转为负责诸侯事务的典客（后更名为大鸿胪）。廖伯源根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上》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更典客为大鸿胪之记载，推测列侯改属大鸿胪的时间在太初元年。但《汉书·景帝纪》载景帝中二年“春二月，令诸侯王薨、列侯初封及之国，大鸿胪奏谥、诔、策。列侯薨及诸侯太傅初除之官，大行奏谥、诔、策”，表明最晚此时，列侯事务已属典客。前面指出，文帝创立侯国制度，列侯身分转变为诸侯，因而笔者推测列侯事务由主爵中尉改属典客的时间，与文帝创立侯国制度同步，同在文帝二年末。

五、文帝创立侯国的政治用意

刘邦在位时期，建立了刘氏皇族与功臣集团“共治天下”的权力布局：对外，皇帝与刘氏诸侯王共治天下；对内，皇帝与列侯共治汉国。功臣集团拥有参与国政的权力，又位居丞相、诸卿，掌控朝廷，是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刘邦死后，功臣集团对惠帝、少帝构成威胁，迫使吕后临朝称制，借助外戚之力巩固帝位。吕后执政时期，对功臣集团或打击或拉拢，竭力维持惠帝系皇族、吕氏外戚与功臣集团的势力均衡。吕后病逝，功臣集团发动宫廷政变，铲除惠帝系皇族与吕氏外戚，形成功臣集团独占中枢政治的局面。

失去制衡的功臣集团可谓权势最盛，连皇帝人选也由其确定。少帝犹存，功臣集团即讨论新帝人选，取舍标准完全取决于自身权益。经过反复权衡，外戚势力强大的齐王刘襄、淮南王刘长被舍弃，最后将代王刘恒推举上位。刘恒对功臣集团十分忌惮，近臣张武“汉大臣皆故高帝时大将，习兵，多谋诈……今已诛诸吕，新喋血京师，此以迎大王为名，实不可信”之论绝非多虑。虽然经由薄昭与功臣集团协商，刘恒下定决心赴长安继位，对功臣集团仍处处防范，先是在高陵观望长安形势，又在入居未央宫后，“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军。以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又任薄昭为太中大夫令，立刻掌控长安城及宫禁武装力量。初继帝位的刘恒也极力拉拢功臣集团，元年十月壬子下诏：“益封太尉勃万户，赐金五千斤。丞相陈平、灌将军婴邑各三千户，金二千斤。朱虚侯刘章、襄平侯通、东牟侯刘兴居邑各二千户，金千斤。”三月又下诏：“列侯从高帝入蜀、汉中者六十八人皆益封各三百户。”

此时的功臣集团权倾一时，“绛侯为丞相，朝罢趋出，意得甚。上礼之恭，常目送之”。周勃不仅在文帝面前“意得甚”，还与颍阴侯灌婴择取“长者士之有节行者”教导窦氏外戚，斥退文帝举荐之贾谊。后经人讽喻，周勃略有收敛，辞去右丞相之职。文帝二年十月，丞相陈平病逝，周勃再次出任丞相。恰在此时，文帝颁布“列侯之国”诏：

朕闻古者诸侯建国千余，各守其地，以时入贡，民不劳苦，上下欢欣，靡有遗德。今列侯多居长安，邑远，吏卒给输费苦，而列侯亦无由教驯其民。其令列侯之国，为吏及诏所止者，遣太子。

该诏书的颁布显然针对功臣集团，且与周勃复相有关。虽然周勃不在“就国”之列，但要求不在朝中任职的列侯前往封地，依然可以起到架空周勃的效果。文帝三年十一月诏称“前日计（诏）遣列侯之国，或辞未行”，可见先前“列侯之国”诏书的执行效果并不明显。除了功臣集团不愿放弃中枢政治权力，恐怕也与列侯制度密切相关。前面提到，汉初列侯只有“诸侯”之名，实际并未摆脱军功食邑贵族的身分，其封地仍属食邑。既然列侯属于食邑贵族，就不应“就国治民”。高帝至吕后时期，未有列侯“就国”，其原因正在于此。文帝首次颁布“列侯之国”诏，仍把列侯封地称为“邑”，却要求列侯遵照古代诸侯“各守其地”、“教驯其民”之义前往食邑居住，与列侯制度相违，很难让功臣接受。

明确上述历史背景，文帝创立侯国制度的用意即可明了。文帝将列侯封地改制为封国，允许列侯建立朝廷官制，设立宫禁宿卫，组建军队，建立宗庙，授茅土立社稷，使食邑彻底转变为封国。通过这些举措给予列侯完全的“诸侯”身分，将其划归典客管理。经过此番改革，文帝诏书宣扬的“古者诸侯建国千余，各守其地，以时入贡，民不劳苦，上下欢欣，靡有遗德”，不仅落到实处，还让列侯享受“就国治民”的荣耀，可谓两全其美。

需要注意的是，文帝即位之后，功臣集团并非与其完全对立，功臣列侯中既有壮武侯宋昌、轵侯薄昭这类代国旧臣、外戚，又有曲逆侯陈平、汝阴侯夏侯婴、东牟侯刘兴居这类主动归附的高祖、吕后时期的功臣。另外，文帝即位初年，对外征伐多依赖高祖列侯领军。若让列侯悉数“就国”，文帝将失去功臣集团辅佐。文帝既要防范功臣，又要加以利用，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就在于“列侯之国”诏书中所言“为吏及诏所止者”。凡是在朝廷任职以及得到文帝特许的列侯，不在“就国”之列。这就把列侯之国的主动权，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列侯若想继续留居长安，必须获得皇帝信任，文帝由此又获得一种驾驭功臣集团的手段。与文帝保持距离、构成潜在威胁的功臣，只能遵照诏令前往封国居住。汉武帝以后，列侯例遣之国，但为皇帝倚重者常受赐“特进”、“奉朝请”、“侍祠”等加衔。得到此类加衔的列侯，并非只享受朝位居前、出入禁中的特权，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不就国”，留居京师供皇帝随时遣用，构成辅佐皇帝的重要力量。

前往封国居住的功臣失去了干预朝廷政治的可能，反遭地方长官严密监控。“每河东守尉行县至绛，绛侯勃自畏恐诛，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见之”。周勃尚且如此，其他列侯的境遇可想而知。就封后的列侯能够被地方官员严密监控，先决条件是侯国位于汉郡。据笔者研究，高帝至吕后时期三分之二的列侯食邑位于王国境内。随着“列侯之国”诏的执行，很多列侯前往王国境内就封，实际脱离汉廷监管。景帝三年，13个居于王国的列侯参与七国之乱，充分暴露了这一弊端。笔者注意到，文帝元年是皇帝置侯国于王国的最晚记载，文帝四年以后分封的侯国都不在王国境内，意味着文帝二年、三年侯国地域择取出现重大转变，而这种变化几乎与文帝创制侯国制度同步，绝非巧合。侯国制度创立后，文帝有意将新封侯国安置于汉郡，既加强对列侯的监管，又避免列侯与诸侯王交通。至于遗留在王国境内的侯国，只能等待新的历史契机加以解决。

结语

战国时期是华夏国家形态转变的重要阶段，各国逐渐探索出阶层化的爵位与累进式的食邑相结合的奖励机制——军功食邑制，激励民众为国效力。军功食邑制区别于分封制的最大特征，是封君不享有封地的所有权与治民权，仅食租税。这样国君既能激励民众，又不必担忧国土分裂。随着历史发展，食邑制逐渐取代分封制，伴随秦统一天下，分封制暂时退出历史舞台。

秦朝速亡的历史教训，令后续者认为郡县制难以完全掌控天下，于是局部恢复分封制。刘邦在关东分封诸侯王的同时，定封功臣为列侯。列侯以封地为号，有“诸侯剖符”，在封地置“相”，似乎跻身诸侯之列。然而实际情况是列侯封地仍称食邑，封地官员配置与公主等贵族之汤沐邑无异，列侯不能前往封地治民，且由主爵中尉统领，又表明列侯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诸侯”，尚未摆脱军功食邑贵族的属性。

汉初列侯制度乃杂糅食邑制与分封制，制度设计何以如此？或许有人认为是为了防止国土分裂，但实际情况绝非如此。列侯封地大多位于王国，即便成为封国也不会造成汉朝损失疆土，刘邦此举显然另有考虑。回归汉初中枢政治形势，应注意以下时局特征。刘邦为起自东方的楚人，依靠丰沛军功集团夺取天下，最终立都于秦地，他要想稳固控制秦地，必须仰仗丰沛功臣。倘若刘邦施行彻底的分封，功臣将如同诸侯王依照“诸侯治民”原则前往封国居住，不仅会导致刘邦失去庇护，还会使功臣流散王国，出现“天下游士各归事其主，从其亲戚，反其故旧坟墓，陛下与谁取天下”的不利局面。如果仅对秦代军功食邑制度进行局部改造，表面给予列侯“诸侯”身分，仍将其保留在食邑贵族体系之中，则可以避免功臣离散所导致的皇权孤立。这应当是汉初列侯制度设计的主要考量。

然而刘邦无法预见日后功臣集团势力的膨胀。平定诸吕后，功臣集团占据中枢政治，打破与刘氏皇族的势力均衡。在此局面下，文帝适时推行全面分封，通过把侯邑改造为侯国，使列侯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诸侯”；同时，通过“为吏及诏所止者”的方式，对功臣集团进行分化：对于信任的功臣，可以继续留居长安，为文帝所用；对于不信任的功臣，则遵照“诸侯治民”原则，令其前往侯国居住。功臣列侯不仅失去干预中枢政治的能力，还被置于汉郡监控之下。功臣集团对皇权的威胁，因侯国制度的创立而巧妙化解，皇权重新得到巩固。

对列侯制度的改革并未就此终结，景帝中五年的封建制度改革把封国治民权收归朝廷，王国、侯国丧失独立地位，重新纳入汉朝郡县行政体系。侯国的朝廷职官和宫禁宿卫遭到省并，逐渐转化为照顾列侯起居的家务官，侯国军队也被撤销，侯国行政官制重新回到侯相、侯国丞、侯国尉的县邑职官体系。列侯失去封地治民权，仅食租税，虽然封地保留“侯国”之名，实际再度成为食邑贵族，列侯制度又回到汉初状态。封国治民权回归朝廷，皇权实现又一次扩张。

在传统史学叙事框架下，分封制被视为中央集权的障碍。对中国2000多年中央集权制发展史的分析，通常归纳出分封制由实封走向虚封再走向消亡的历史进程。然而，2000多年中央集权国家形态演进，实土分封制曾多次复兴，直至清朝初年仍有实土藩王存在。这些现象此前多被定义为旧制度的“回光返照”，或郡县制的“变态”。然而实际情况恐非如此，在2000多年的历史发展中，皇权常遭遇各种挑战，适当的分权或许更有利于度过危机。就此而言，郡县也好，分封也罢，都是皇权应对不同政治局势可供选择的手段，绝非对立而不可调和。西汉初年，皇帝于关东六国故地施行完全的分封制。以往这一现象被描述为皇帝为形势所迫而采取的权宜之计，仔细梳理史实，刘邦逐一剪除异姓诸侯王，完全具有推行郡县制的能力，但并没有这么做，可见，在关东地区推行分封制乃刘邦主动所为。而从后续历史发展看，关东地区的分封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因地域差异而造成的东西对立，其维护汉初天下安定的作用不容忽视。本文梳理侯国制度创立过程，发现文帝对列侯推行全面分封，成功瓦解了功臣集团对皇权的威胁，可谓皇权利用分封制解决政治危机的又一范例。

（本文原刊《历史研究》2023年第2期第58—78页，文中原有注释，引用请务必参考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