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舆图的形制与内容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一幅清代地图，纸本，单幅，纵55厘米，横63厘米，彩绘。图的四边用贴红标注方位，上北下南。图中描绘了山西大同府天镇县新平堡及其周边地区的山脉、河流、城堡、道路、墩台，长城与马市口等地理要素。原图无图题，北大图书馆著录为《新平堡图》。

山体用靛青色勾勒轮廓，河流用绿色的带状表示，内描绘鱼鳞状线条。道路用黄色带状线条表示，城堡用蓝色矩形表示，外加以城楼状符号以表示城门，墩台用平立面结合的符合加以描绘。图上的一个重点是长城，用墨线勾勒的立面城垣进行表示，关口用红色“米”字型符号表示，马市口则用两扇栅门式符号描绘。

图中亦有大量文字注录，用贴红置于所描述地理要素内部或旁侧，标以重要信息。其中新平堡内贴红写有：“新平堡，参将壹员、中军守备壹员、把总壹员、外委千、把总三员、额外外委贰员，马战兵柒拾壹名、步战兵捌拾伍名、守兵陆拾贰名，营马柒拾陆匹”。新平堡的四周用贴红书竖直题写四至，分别为：“东至直隶贰汛交界贰拾里”，“南至瓦窑口交界贰拾里”，“西至马市口三里”，“北至边墙陆里”。这四条贴红分别由靠近城堡的一端写起，方向呈放射型，无固定方位。图的其他部分亦有多处贴红注记，计有：在教场处标注：“至新平贰里”，在马市口处标注：“至新平三里”，在瓦窑沟处标注：“至新平伍里，防兵壹名，在平远头处标注：“至新平贰拾里”，在腰沟墩处标注：“至新平拾捌里，防兵壹名”，在平远堡处标注：“至新平拾伍里，系民堡，并无设文武官员”，在暖泉墩处标注：“至新平拾里，防兵壹名”，在图的东缘标注：“直隶交界，至新平贰拾里”。

二、明代边防形势与新平诸堡的修筑

         新平堡及附近的保平堡、平远堡地处山西省天镇县的东北角，东邻河北怀安县，西、北接内蒙古高原地区。西洋河自今内蒙古自治区兴和县发源向东经此地流入河北，在今怀安县城柴沟堡处与东洋河、南洋河汇合。这一块小区域南北皆为低缓山地，中间则为一带状平川，地势斗出，翼护河北乃至京畿，战略位置重要。

洪武元年（1368）七月，明将徐达连克河西务、通州，兵锋直指大都城下，元顺帝开建德门，由居庸关北走上都开平。八月，徐达进大都，改大都路为北平府。洪武二年正月，常遇春取大同。至此，宣大地区全部收入明朝版图。

明朝政府虽然夺取了全国政权，但蒙古的军事力量却并未彻底消灭，北部地带一直是明代边防的重点。洪武时期，就先后设置了大同都卫（山西行都司）和万全都司，统管宣大地区的诸多卫所。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大同、宣府和蓟镇三地成为拱卫京师的屏障，正如王士性论及：“前代都关中，则边备在萧关、玉门急，而渔阳、辽左为缓。本朝都燕，则边备在蓟门、宣府急，……本朝土木后，也先驻牧，吉囊、俺答驻牧，皆在松、庆、丰、胜左右，则宣、大急”【1】。

明代前期，在宣大地区主要实行都司卫所体制，此地归属山西行都司天城卫管辖，并未修筑城堡组织防御，【2】到明代中期，随着蒙古各部军事实力的恢复，明朝对蒙古的军事态势逐渐转向以防御为主。到成化年间，蒙古达延汗崛起，驻牧大同近边，威胁明北疆安全。成化十九年（1483）七月到九月，达延汗大举侵犯大同、山西与宣府，“大同总兵官许宁等奏：‘虏酋小王子于本月十一日率三万余骑寇边，东西连营五十余里，我军仅万余。……连战二日一夜，生擒一人，斩首一十七颗。……我军亦阵亡五百八十六人，被伤一千一百一人，射死马一千七十’”【3】。成化二十一年（1485），总督大同宣府军务兵部尚书余子俊奏：“去岁受命行边，即以曩在延绥曾修边墙事宜，建议闻奏，蒙赐允行，适岁歉而止。今会大同、山西、宣府一带边关内外文武守臣随方经略，躬率士马，遍历边境，登高履险，凡四十余日，度地定基，东自四海冶起，西至黄河止，长竟一千三百二十里二百三十三步，旧有墩一百七十座，内该增筑四百四十座，每座高广俱三丈，宣府二百六十九座，宜甃以石”，“上然之，即敕所司预备器物，俟明年四月即工”【4】。

弘治九年，达延汗又因“赏薄生怨”，犯大同、宣府边境。十一年后年不入贡，双方之间直接的贡市贸易中断，此后右翼蒙古各部频年抢掠明朝宣府、大同、延绥、固原、甘肃等边境地区。嘉靖二十年（1541），右翼蒙古首领俺答派遣使者至大同请求通贡贸易，明廷屡次拒绝，俺答遂兴兵入犯。

嘉靖二十年（1541）八月，俺答与其兄吉囊各率数万骑由大同平虏卫附近入边.深入山西中部太原、石州一带。“杀掠无算”【5】，山西副总兵丁璋战死；同年九月，俺答再次由平虏卫附近入边，进犯朔州等地。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七月，俺答再次率十万余骑自大同左卫入边，深入太原、平阳、泽、潞一带，“残县道四十，掠杀男女二十万，杂畜二百万，衣幞金钱称是，焚公私庐舍八万区”【6】，甚至连京师亦不得不宣布戒严。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十月，俺答又从宣府附近的万全右卫溃墙而入，大掠蔚州、广昌等地，前锋直抵河北完县，京师再度宣布威严。

      为应对日益严峻的边疆危机，明廷着手在宣府镇与大同镇修筑边墙。嘉靖二十一年（1542）至二十九年（1560）,翟鹏、詹荣、翁万达先后总督宣、大，挑修边墙千余里。其中以翁万达功绩最大，他先是于嘉靖二十五年（1546）修筑大同镇所属阳和开山口一带与宣府镇所属西阳河、洗马林、张家口一带边墙，共202里【7】。次年又修筑“大同西、中、北，宣府中、北、东各三路”边墙“几八百里”【8】。

      为配合边墙的防御，嘉靖中期开始，明朝沿边墙修筑了一系列长城边堡。关于边墙与边堡的关系，明代史料中鲜少记载，雍正《山西通志》追溯此事为“初，总督翟鹏议凿长堑。后抚鎭渐筑城垣，及增筑靖鲁[虏]五堡、灭狐[胡]九堡、镇羌四堡，大同西北号为重障。（嘉靖）二十五年，总督翁万达集都御史詹荣、总兵周尚文议曰：堑可填渡，且不利拒守，故必城长城。长城必有台，利于旁击，台必置屋，以处戍卒。近城必筑堡，以休伏兵，城下留数暗门，以便出哨。创新凡三百余里，敌台、暗门称是，增筑保安堡，设兵戍守。又多筑土堡于内，以屯伏兵。后又计李信屯道里，及宣大援兵，节度行之”【9】。这一则史料指出了长城边堡的功能，所以，与修筑边墙同时，大同镇的长城边堡也普遍修筑起来。

       在这种背景下，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明朝在此地修筑新平（今山西省天镇县新平堡镇）、保平（今天镇县新平堡镇保平堡村）、平远（今天镇县新平堡镇平远堡村）和桦门（在今天镇县新平堡镇红土沟村东）四堡，并设参将于新平堡，归大同阳和道管辖。

       关于新平一路的战略地位，杨时宁评价道：

       本路原非旧设，乃嘉靖二十五年新展自境外者。旧边自东路镇宁堡缩而南于宣镇之李信屯相联，不惟边垣曲折加长，抑且哨夜近虏难瞭，今开拓，北直于宣镇西阳河相接，境土加多，夷酋远徙，其为计诚得矣！参将分属新平、平远、保平、桦门四堡俱极冲。……本路孤悬口外，危如累卵，款后豺狼不嗥，烽燧销儆，固幸无事，万一匪茹，呼吸之间，安危立判。精简练以壮先声，联唇齿以资应援，所当昕夕戒备而不可缓图者。【10】

正因如此，明朝在此四城堡驻札了一名参将、三名守备官和一名防守官，官军二千九百五十六员名，马骡五百八十九匹头。其中新平堡最为重要，其所负责防御的“水泉儿沟、榆林县川俱极冲，通大虏。边外五路台吉、松木儿及守口夷人俱在小古城并榆林旧县等处驻牧。本堡建在山后，出山口若莺嘴然。东为宣镇西阳河藩篱，南为瓦窑、天城屏翰。嘉、隆间，节被虏酋入犯，今虽设有市口，诸酋往来交易颇称恭顺，脱或渝盟，此实首祸之地，未雨彻桑，所当倍加严饬云”【11】。所以，明朝政府在此修筑了周长三里六分的城堡，驻守参将，统辖“见在旗军六百二十三名，马骡五十七匹头”，以便组织战守。

平远堡则地处西洋河以北，靠近边墙，位置十分重要，所以城堡的规模和驻军都仅次于新平堡：“周二里八分，见在旗军四百六名，马骡五十八匹头，……大红花林极冲，通大虏。……嘉靖间虏由此入犯，宣镇柴沟等处侦采稍疏，鸣镝突至，盖东路一要地也。虽东北有西阳河，西北有新平堡，声势相倚，左右颇可应援，而防御自卫之计更宜加慎焉” 【12】。

         保平堡则地处西洋河以南，扼守山口，位置相对靠后，有新平堡和平远堡翼疪，“本堡建在山后，嘉靖三十七年，虏由此入犯，势甚危急，赖有新平、平远应援，幸无大害”，所以规模和驻军都逊于新平堡和平远堡，“周一里六分”，领“见在旗军三百二十一名，马一十八匹”【13】。

桦门堡位于天镇县新平堡镇红土沟村所在地东侧250米处。地处中低山区，座落于海拔为1735.9米的梁岇上，三面环山，峰坡汇于红土沟，向北倾斜成一沟涧上，西距长城500米。桦门堡地处新平堡以南的山区，离前线最远，“本堡设在山坪，为虏犯瓦窑口必经之处，列垒而居，势甚孤危，然自此堡设后，戍守有人，斥堠有警，虏遂不敢南下牧马，亦扼险之要地云”。所以规模和驻军数量都居四堡之末。“周七分有奇，领见在旗军二百九十七名，马仅六匹”【14】。

三、清代宣大地区军事形势的变化和新平地区军事驻防的调整

      与明代不同，清代将蒙古各部视为协助其全国统治的重要辅助力量。后金建国之后，就着力解决蒙古问题。早在天启四年（1624，天命九年）二月庚子，蒙古科尔沁部首领奥巴就与后金缔结了军事同盟，承认努尔哈赤为：“威震列国，臣民慑服，普天共主之圣明皇帝”，并表示“嫩江水滨科尔沁贝勒等俱钦服”【15】。天聪六年（1632，明崇祯五年）与九年（1635，明崇祯八年），后金两次大举攻伐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死于甘肃，部众尽归后金，“四十万部落尽摄于东人矣”【16】。崇祯九年（1636，崇德元年）四月，皇太极受尊号，建国号“大清”，改元“崇德”，其中就有漠南蒙古十六部领主四十九名参与，上尊号“博格达·彻臣汗”于皇太极，漠南蒙古彻底臣服于清。同年，清廷设蒙古衙门，专管蒙古地区事务【17】。关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明朝方面也早有察觉，崇祯九年（1636）十二月二十八日，宣大总督卢象升上言：“当年□与插并峙称雄，又有三十六夷及卜酋与河套吉囊等虏，虽顺逆无常，尚借款贡羁縻之术作我外藩。故东□即强，但攻辽左，而不及蓟、宣、云、晋诸边。三五年来，□日益强，并属夷，并卜、插，并吉囊，遂使建州小□，东自鸭绿，西至贺兰，绵亘五六千里”【18】。清朝入关以后，经过康熙、雍正与乾隆几代人的努力，游牧于大漠南北的蒙古各部逐步被清朝收服，长城已不再是限制胡汉的界限，宣大地区也不再是直接面对敌对势力的国防前线。由于边疆形势的变化，清朝开始着手对宣大地区的政区、城堡与边防进行调整。

      关于这一深刻而显著的时代变化，在清代当地著述中被普遍强调并称颂，如康熙五十一年（1712），西宁县知县张充国在《西宁县志》中就曾说：“前明止分军卫，诚以密迩旃裘，讲兹屯牧。月明砂碛，防秋之刁斗千群；风肃旌旗，征马之嘶鸣万里。虎头燕颌，谁为作赋之才？铁马金戈，终尠登临之胜。以故记载莫考，志乘阙如。聿自昭代，声教四讫，烽燧无虞，改军屯为郡县，化刀剑为农桑”【19】。雍正六年阳高县儒学教授，朔州人苏之棻在其撰写的《阳高县志》序言中，就做了这样的总结：阳高“明兴，以为北门重地，设总制衙门，统重兵以弹压，其要冲也。迨国家车书统同，裁去重兵，止设卫官一员，以征收赋税而已。今上御极之三年，改为县制，规模又为一新”【20】。当然，方志撰写者多为当地官员，其言辞多有溢美之处，但其间所反映的当地居民对该区域巨大变化的感觉与认知，却是清晰可辨的。

      正是因为蒙古各部并入清朝的统治范围，所以顺治元年（1644）六月，大同总兵姜骧投降清朝之后，桑干河流域长城内外成为同一个政权下的统治区域。除了顺治五年（1648）十一月，发生蒙古喀尔喀部二楚虎尔犯边一事【21】，引起摄政王多尔衮的重视外，并无其他的边疆危机。所以即使清朝初年战争仍很频繁，但已经开始着手整顿卫所与城堡。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进入清代后，新平地区的驻军规模也呈现与明代不同的局面。

      根据顺治年间《云中郡志》记载，“新平路官兵三百二员名，参将一员，中军守备一员，马战兵九十名，步战兵六十名，守兵一百五十名，马九十匹”。“平远堡官兵一百一员名，操守一员，守兵一百名”【22】。

雍正《山西通志》记载：新平路“驻札新平堡，辖天城、阳和二营，瓦窑口、镇门、守口、东井集四堡，额设参将一员，中军守备一员，马、步战、守兵三百一十二名。雍正九年，添设把总一员，马战兵一百一十名，步战兵七十八名。本营守兵拨入马市口堡二十八名，实在经制官三员，马战兵一百六十名，步战兵一百五十名，守兵一百五十三名，各官自备马一十四匹，兵丁战马一百六十匹”【23】。

      《大清会典则例》记载：“新平路参将一人，驻札新平堡，兼辖天城、阳和城二营，中军守备一人，千总三人，把总四人，兵千有二名”【24】。此书于乾隆三十一年撰成，叙事基本至于二十七年，可以用来推测乾隆二十七年及之前几年的情况。

      乾隆四十七年重校的《大同府志》中则记载：新平路“驻札新平堡，系府属天镇县地方，管辖天城、阳和、浑源三营，瓦窑口、镇门、镇宏、守口、马市口、东井集六堡。参将一员，守备一员，把总一员。马战兵一百二十八名，步战兵九十五名，守兵九十三名，马一百二十一匹”【25】。马市口“系天镇县地方，千总一员，马战兵五名，步战兵十四名，守兵五十名，马六匹”【26】。

      乾隆五十一年（1787年）撰成的《清朝文献通考》记载：“新平路参将一人，驻札新平堡，兼辖天城营、阳和营，中军守备一人，千总三人，把总三人，兵七百二十名”【27】。

乾隆五十二年撰成的《清朝通典》记载：“新平路参将一人，驻札新平堡，中军守备一人，千总三人，把总一人，兵八百七十三名”【28】。

      光绪《天镇县志》中有较系统的记载：

      大同镇新平路驻札天镇县新平堡，辖天城、阳和、浑源三营，新平、马市、东井、瓦窑、镇门、守口、镇宏七汛。本路参将一员，顺治六年设；中军守备一员，顺治六年设；在营汛把总一员，雍正九年设；经制外委千总一员，经制外委把总二员，额外外委二员。马步守兵一百九十六名：内马兵六十五名，步兵七十八名，守兵五十二名。《旧志》：原额马步守兵三百一十二名，雍正元年添设马兵八十一名，步兵七十八名，又于旧额守兵内拨给马市口防守边汛兵二十八名，乾隆元年拨给阳、天二营马兵五名、守兵一十二名，实在马兵一百一十三名、步兵二百六十三名。《营册》：道光十二年，奉文裁汰步兵一名、守兵五名；二十二年，奉文裁汰马兵一名；咸丰四年，奉文裁汰步兵二名、守兵六名；同治元年，奉文裁汰马兵七名、步兵四名、守兵十九名；光绪十年，奉文裁汰马兵六名、步兵九名、守兵九名。官例马十九匹，营操马六十五匹。

      马市口堡，千总一员，雍正九年设。马步守兵二十五名，内马兵二名，步兵三名，守兵二十名。《营册》：原额马步守兵五十九名。自道光二十二年至咸丰四年，共裁汰马兵一名、步兵六名、守兵十八名。光绪十年，奉文裁汰马兵一名、步兵一名、守兵一名。【29】

四、新平地区驻军规模变化的趋势与《新平堡图》年代的推测

      通过分析上面所列的史料，我们可以了解到新平地区驻军规模的变化：

      明朝嘉靖、万历年间，新平路驻军2956名，其中新平堡623名，平远堡406名，保平堡321名，桦门堡297名。

      顺治九年，新平堡驻军300名，平远堡驻军100名。

      雍正元年之前，新平堡驻军312名。

      雍正元年，新平堡驻军443名。

      雍正九年，新平堡驻军463名。

      乾隆元年，新平堡驻军376名。

      乾隆二十七年以前，新平路驻军1002名。

      乾隆四十七年以前，新平堡驻军316名，马市口堡驻军69名。

      乾隆五十一年以前，新平路驻军720名。

      乾隆五十二年以前，新平路驻军873名。

      道光十二年裁汰后，新平堡驻军235名，马市口驻兵59名。

      咸丰四年裁汰后，新平堡驻军228名，马市口堡驻军50名。

      同治元年裁汰后，新平堡驻军219名，马市口堡驻军50名。

      光绪十年裁汰后，新平堡驻军196名，马市口堡驻军25名。

      对比上面的驻军数字，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除雍正九年添设少量兵马外，从明朝嘉靖、万年年间，一直到清光绪年间，无论是新平堡、平远堡和马市口堡各堡驻军，还是新平路驻军总数，其规模都是逐渐削减的，这也因应了明清两朝宣大地区所在的长城地带军事地位的变化趋势。《新平堡图》中新平堡驻军数目为218名，与上面所列数字相对照，与同治元年至光绪十年之间新平堡驻军数目大体相符，则该图很有可能绘制于这段时间。

      另外，从各种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到，顺治九年，平远堡的驻军也大量削减，之后各种史籍亦不载其驻军情况，很可能其驻军裁撤于康熙年间。而保平堡和桦门堡在入清之后便无相关记载，应早已裁撤，正如《新平堡图》中，在保平堡的位置上，写有：“保平堡，至新平捌里，系民堡，并无设文武官员”。

      究其原因，自当是此二堡位置靠后，军事形势缓和后，无需在此驻军之故。尤其是桦门堡，不单地处山岇，交通不便，而且取水条件极差，仅有堡内水井一口，驻兵一般多到红土沟、黄羊沟汲取泉水，周围并无开发农业的条件，纯粹为防守边墙而修筑。民国初，桦门堡的所有居民都已迁出，弃为空堡。【30】

      从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新平堡图》，我们可以观察到清代后期华北长城地带军事驻防情况及其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通过对比该地区不同时代的驻军情况，我们可以清晰感受到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政治环境对军事布局的影响。因此，此图具有相当重要的史料价值。

                                                                              参考文献

【1】王士性：《广志绎》卷1《方舆崖略》，中华书局，1981年，第12页。

【2】孙靖国：《明代雁北地区城堡的职能与选址特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1年第4辑，第105-117页。

【3】 《明宪宗实录》卷242，成化十九年七月丙辰条，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4091-4092页。

【4】 《明宪宗实录》卷268，成化二十一年七月壬戌条，第4530-4531页。

【5】 谈迁：《国榷》卷57，嘉靖二十年八月甲戌条，中华书局，1958年，第3616页。

【6】 《国榷》卷57，嘉靖二十一年七月丙寅条，第3630页。

【7】 《明世宗实录》记载此时为：“总督宣大侍郎翁万达等修筑大同东路之天城、阳和、开山口一带边墙一百三十八里，为堡七，为墩台一百五十有四；宣府西路之西阳河、洗马林、张家口堡一带边墙六十四里，为敌台十，斩崖削坡五十里”。《明世宗实录》卷313，嘉靖二十五年七月甲戌条，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5868-5869页。

【8】《明世宗实录》卷323，嘉靖二十六年五月戊寅条，第5998-5999页。

【9】 觉罗石麟撰，储大文修：《山西通志》卷11《关隘》，雍正十二年（1734）刻本，第9-10页。

【10】 杨时宁：《宣大山西三镇图说》，明万历癸卯（1603）刊本，《玄览堂丛书》初辑004，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出版，正中书局印行，1981年，第283页。

【11】《宣大山西三镇图说》，第286页。

【12】《宣大山西三镇图说》，第288页。

【13】《宣大山西三镇图说》，第290页。

【14】《宣大山西三镇图说》，第292页。

【15】阿桂：《皇清开国方略》卷8，天命九年二月庚子条，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十四辑，文海出版社，1967年，第190页。

【16】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编卷3《西人封贡》，中华书局，1977年，第1572页。

【17】《清史稿》卷115《职官二》，中华书局，1977年，第3300页。

【18】 卢象升：《卢象升疏牍》卷6《密陈边计疏》，浙江古籍出版社点校，1984年，第140页。文中“□”为清代涂抹之处，想来不外是“虏”、“夷”之类。

【19】 张充国纂修：康熙《西宁县志》《张充国序》，第3页-4页，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刻本。

【20】房裔兰修，苏之芬纂，雍正《阳高县志》《苏之芬序》，清雍正七年（1729）刊刻，民国铅印，成文出版社影印，1966年，第6-7页。

【21】《清世祖实录》卷41，顺治五年十一月癸未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1987年，第331页上左。

【22】胡文烨等纂修：《云中郡志》卷7《武备志·兵籍》，清顺治九年（1652）刻本。

【23】 觉罗罗麟修，储大文纂：《山西通志》卷48《兵制》，清雍正十二年（1734）刻本。

【24】《大清会典则例》卷110《兵部·职方清吏司》。

【25】 吴辅宏修，王飞藻纂，文光校订：乾隆《大同府志》卷16《兵防》，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修，四十七年（1782）重校刻本，第7页。

【26】乾隆《大同府志》卷16《兵防》，第13页。

【27】《皇朝文献通考》卷184《兵考》。

【28】 《皇朝通典》卷71《兵四》。

【29】《天镇县志》卷3《营制志》，光绪十六年刻本，民国二十四年铅印本，成文出版社影印，1968年，第374页。

【30】《天镇县村镇简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332-23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