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学地图》

梅新林

“文学地图”作为融合“文学”与“地图”而应用于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一种新型批评模式与研究方法，以1910年J.G.巴塞洛缪(J.G.Bartholomew)所著《欧洲文学历史地图集》于英国登特出版社出版为发端，迄今已走过了一百余年的发展演变历程。本世纪初，杨义借鉴西方“文学地图”概念与中国“图”“书”合一传统而率先提出了“重绘中国文学地图”这一命题，在短短的数年之间便相继出现了大量以“地图”、“重绘”为核心概念的研究论著，由此体现了世纪之交文学地图热的兴起。然而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迄今为止学界鲜有对文学地图本身诸重要论题作出及时回应，更未曾从学理上展开系统而深入的辨析与讨论。有鉴于此，本文基于历史还原与逻辑建构的双重视角，旨在探讨“文学地图”的形态演变、时空逻辑、图文结构、互文功能、二元方法以及学术史意义等重要问题，以期为文学地理学与文学史学提供新的理论借鉴与启示。

一、文学地图的形态演变

文学地图在其漫长的成长历程中，曾先后经历了从原始形态、附属形态走向独立形态的演变历程，以及“实体性”与“借喻性”概念的两向分化，而有关“文学地图”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也就随之而演变。

一是原始形态的“文学地图”。法国学者保罗·佩迪什(Paul Pedech)《古代希腊人的地理学——古希腊地理学史》认为：“地理这门科学是从地图学开始的，而描述方式则是它发展的第二阶段。”①而在原始或早期的地图中，即已蕴含着文学地图的因素，无论是公元前27世纪苏美尔人绘制的地图以及此后出现的刻在陶片上的古巴比伦地图，还是中国上古时代有关“河精献图”、禹铸“九鼎图”、“河出图、洛出书”以及“山海经图”的记载和流传，其中都隐含着丰富的泛文学故事。马昌仪系统研究了《山海经》与图画的关系，推断《山海经》是一部据图为文的书，后来古图不幸佚失而文字却流传至今。②至迟在东晋时代尚有《山海经图》流传于世，陶渊明《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③可证。《山海经》的“图”“文”合体，实际上可以视之为原始的文学地图。

二是附属形态的“文学地图”。宋代郑樵《通志·图谱略》概括中国古代书籍必须用图辅助说明的有天文、地理、宫室、器用、车旗、衣裳、坛兆、都邑、城筑、田里、会计、法制、班爵、古今、名物、书等十六类。④在这“图—文”相应的悠久传统中，值得重点关注的是地图、方志的消长以及绘画、地图的分合两个层面。前者主要受《山海经图》的影响而逐步形成“图经”学术传统。图经又称图志、图记，意指附有图画、地图的地理志，是中国方志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编纂体式。唐宋之际，逐渐由“图”“经”并重向“经”主“图”副转变，并在宋代出现了从图经向志书的衍化。“图经”包括“地图”与“文字”两大要素，正与传统的“图—文”相应之义以及文学地图的“图—文”结构相当，但其“图”依然属于地理地图而非文学地图。后者主要体现在“图—文”对应相配的绘画、地图两种制图方式。汉代以降，《诗经》及其他一些文学题材陆续走进绘画领域，从东汉刘褒《云汉图》、《北风图》，⑤到东晋史道硕《蜀都赋图》、戴逵《南都赋图》，南朝宋时史敬文《张平子西京赋图》，直至唐代著名的王维《辋川图》等，皆以绘画尤其是山水画形式展示作品中的地理空间形态，大体美观性有余而科学性不足，可以视之为“准文学地图”。尽管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绘画”与“地图”总在交替行进之中，但也同样至宋代开始出现重要转折，其中的标志性事件是南宋绍兴二十五年(1155)杨甲所绘《十五国风地理之图》的问世。该图载于杨甲所著《六经图》，⑥为现存最早的《诗经》地图，也是目前世界上最早刊印的地图。⑦与汉唐时期诗经图多出于画家、绘画与地图边界不清有所不同，《十五国风地理之图》是专为《诗经》周南至豳风之十五国风绘制的地理图，区域范围覆盖长江以北、长城以南地区，图中以黑三角形表示山脉，以单曲线表示河流，古今地名中有“周南”、“召南”外括方框，“秦”、“晋”等用圆形黑底白字表示，长城的符号标识十分醒目，可见作者已有明确区别于绘画的地图意识，同时也更合乎地图的技术规范要求。只是由于当时作者是从经学的眼光来绘制《诗经》地图，并将其囊括于《六经图》中，显然还没有自觉的文学地图意识，而与问世于20世纪并直接命名的“文学地图”有别，因而应视之为附属形态的文学地图。

在杨甲绘制《十五国风地理之图》三个多世纪之后，在西方开始出现小说的地图插图，早期的发轫之作如1506年由意大利诗人兼评论家吉罗拉莫·本尼维尼(Girolamo Benivieni)为但丁(Dante Alighieri)《神曲》添加的“地狱意象图”；之后的1516年，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莫尔(St.Thomas More)的《乌托邦》拉丁语版书之卷首冠有一幅海岛地图，意在将早期探险家的地图美化后，象征想象中的乌托邦岛屿。以上两图不经意间开创了英美文学插图的先河，同时也为此后英国笛福(Daniel Defoe)《鲁滨逊漂流记》的航海图、西班牙塞万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唐·吉诃德》的游侠图、美国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金银岛》的藏宝图等树立了范本。尽管以上诸图存在着出于作者自己制作或为他人添加，以及偏重于现实地理或虚幻世界之不同，⑧但几乎都是作为小说的插图出现，而与中国基于“图”“书”合一的“配图”方式互有异同，然而皆非学术意义上的文学地图，所以依然处于附属形态文学地图阶段。

三是独立形态的文学地图。1910年，J.G.巴塞洛缪《欧洲文学与历史地图集》的出版，对于“文学地图”的正式创体具有里程碑的意义。⑨自此之后的100余年间，“文学地图”又相继经历了后续探索、趋于成熟以及两向分化等重要阶段。其中英国约翰·迪奥比.布里斯科(John D' Auby Briscoe)等《英国文学导图》(1936)⑩与法国A.费雷(André Ferre)《文学地理学》(1946)(11)，分别载有9幅与22幅文学地图及相关地图，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然后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继法国雷门·博纳福(Raymonde Bonnefous)等所著的《法国文学指南》(1964)(12)率先问世之后，又有迈克尔·哈德威克(Michael Hardwick)《文学地图集与不列颠群岛的地名辞典》(1973)，大卫·黛绮丝(Darid Daiches)《大不列颠群岛的文学地理景观：叙事地图集》(1979)，霍斯特·迪特尔·施洛塞尔(Horst Dieter Schlosser)《德国文学地图集》(1983)，吉尔斯·坤萨特(Gilles Quinsat)、伯纳德·瑟奎里尼(Bernard Cerquiglini)《大文学地图集》(1990)等的陆续出版。这些“文学地图”之作命名不一，体例多样，内容繁杂，充分显示了多元探索期的整体特点与发展趋势。再至20世纪90年代后期，马尔坎·布莱德贝里(Malcolm Bradbury)《文学地图》(13)(1996)与弗朗科·莫雷蒂(Franco Moretti)《欧洲小说地图集，1800-1900》(1998)两书的出版，为世纪之交的文学地图带来了重要变化，标志着文学地图作为文学地理研究的一种批评模式与研究方法趋于成熟，尤其是后书不仅在文学地理—地图观方面多有建树，而且特别注重文学地图参与文学地理的阐释过程，避免让其扮演一个完全外围的角色。(14)这样，莫雷蒂《欧洲小说地图集，1800-1900》即成为文学地图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具有新的风向标的意义。

与此同时，“文学地图”也开始走向“实体性”与“借喻性”概念的双向分化。所谓“实体性”概念的“文学地图”，主要承续巴塞洛缪《欧洲文学历史地图集》所开创的图文合体传统，具有相对完整的图文结构与互文功能；而“借喻性”概念的“文学地图”则主要借鉴和汲取了“文学地图”理念与方法应用于文本分析与意义阐释，但由图文合体趋于图文分体，往往有“文”无“图”，是一种没有“地图”的“文学地图”。

通观以上三种历史形态以及“实体性”与“借喻性”文学地图的两向分化，我们以为对于“文学地图”这一概念的把握和界说应重点关注以下几个关键环节。

一是文学地图是“文学”与“地图”两相交融的产物，正如文学地理学融合“文学”与“地理学”而成为“文学地理学”一样，“文学地图”也是一种跨学科的学术创新。但“文学地图”并非“文学”与“地图”的简单相加，而是经过有机融合的“文学”之“地图”，其核心在于以“文学”为本位，以“文学”为主导。

二是从“文学地图”的产生发展历程来看，主要缘于文学研究界的学者主动而持续性地借鉴和移植地理学的“地图”体式，然后以此应用于文学地理研究。其借鉴和移植“地图”的路径大致可以归纳为：普通地图—专题地图—历史地图—历史地图集—文学历史地图集。

三是西方学界之所以最初以“Literary Maps”到后来以“Literary Atlas”作为“文学地图”的通识性命名，不仅仅因为Map与Atlas具有意指单张“地图”与集成性的“地图集”之区别，而更为重要的则在于Atlas源自于古希腊富有激情和魅力的远古神话传说，拥有内在的、深刻的空间寓意。(15)以此本原意涵与精神观照文学地图，显然有助于我们对于西方“文学地图”形态—概念演变的更为深入的理解。

四是在“文学地图”的两向分化中，无论是“实体性”还是“借喻性”的“文学地图”，都不同程度地借鉴和汲取了“地图”的理念与方法，隐含着“文学地图”的内在逻辑与学术范式，对于促进“文学地图”以及文学地理学的实践探索与理论建设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但严格地说，只有“实体性”的“文学地图”具备完整的图文结构与互文功能，而“借喻性”的“文学地图”往往有“文”无“图”，只是一种“隐性”的“文字地图”。鉴此，我们不妨将此两种文学地图分别归之为“狭义”与“广义”概念的“文学地图”。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大致可以就“文学地图”概念作出如下界说：“文学地图”是移植和借鉴“地图”理论、方法与技术应用于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一种新的跨学科批评模式与研究方法，旨在以“图—文”两大叙述语言系统的有机融合呈现和揭示文学地理空间的形态与意义，具有相对完整的图文结构与互文功能。广而言之，“文学地图”兼有“实体性”与“借喻性”两种取向和类型，可以分别归之于“狭义”与“广义”的文学地图。如果说前者是一种本原意义上的“文学地图”，而后者则可以视为“文学地图”的一种变体。

二、文学地图的时空逻辑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文社会科学的“空间转向”的时间节点来看，文学地图与“空间批评”理论的勃兴几乎同步，实际上正是彼此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结果，即一方面“文学地图”是“空间批评”理论在文学研究领域的延伸和拓展，同时又反过来对“空间批评”理论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尽管“空间批评”汇聚了来自不同业界的学者群体，但彼此所共同趋求的学术宗旨即是挑战和颠覆长期以来时间主导、空间贬值的学术传统，并通过时空秩序的重组与空间意义的重释展开社会批判，这实质上是学界回应“空间转向”而在时空逻辑上的一次革命性重构。在此背景下，通过“空间”与“地图”，或者说从“空间”趋向“地图”，不仅成为从文化地理学到文学—文化批评共同关注的焦点，同时也是彼此得以沟通互融的重要纽带。其中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爱德华·W.萨义德(Edward W.Said)等“空间批评”代表人物对“地图”概念的关注和讨论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萨义德在其《文化与帝国主义》中论证了密切关注“潜在于西方小说、历史书写和哲学话语中的地理学标志与在理论上对领土地图和图表的绘制”的重要性。而詹姆逊则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基于对各种文化文本“描绘”空间地图之方式的关注，将一种所谓的“政治审美实践”命名为“绘制认知地图”，这一“绘制认知地图”的模式，代表了试图发展“思考”新的“全球”文化、社会现实和我们在其中之位置所需的工具的努力。(16)尽管萨义德、詹姆逊并非纯粹研究文学地图问题，但借助他们对“空间”、“地图”问题的关注与阐述可以对文学地图研究之勃兴有更为深入的了解。此外，戴维·哈维(David Harvey)的“时空压缩”——包括“使时间空间化”(“存在”)与“通过时间消灭空间”(“形成”)——的理论思考，也同样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17)

时间与空间本是物质存在的客观形式，也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双重维度。时空的广延性和持续性及其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关系，蕴含和表达着世界万事万物的演化秩序，并由历史与地理学最先凝聚为相应的时空意识与知识体系，正如康德(Immanuel Kant)所言：“历史和地理学在时间和空间方面扩展着我们的知识。历史涉及就时间而言前后相继地发生的事件，地理学则涉及就空间而言同时发生的现象。”(18)可见历史和地理学在承载和重建时空方面具有各自独特的优势和功能。然而无论是由历史还是地理学所承载和重建的时空，皆非绝对意义上的客观时空，而是一种相对的、变形的乃至虚拟的时空，彼此在不同时期、不同方位具有不同的价值与重心。作为对长期以来时间主导、空间贬值学术传统的反拨，源自于地理学的“地图”与“文学”耦合为文学地图，正与20世纪70年代以来“空间批评”理论精神相契合，其内在关联点和驱动力同样在于“空间”这一核心要素。文学地图的时空逻辑正是在“空间批评”的理论背景下得以展开的，概而言之，集中体现在以下“四化”即四重递进组合关系上。

1.时间—空间化。文学地图之不同于一般的文学史研究，关键在于时空轴心的转向与重构，即从以“时间”为主导转向以“空间”为轴心，以空间流向引领时间流程。所以文学地图的时空重构，首先体现在通过切割时间、重组空间的时间—空间化。至于“时间—空间化”的限度与取舍，则主要取决于研究对象之所需以及研究主体之所能。对照区域地理学研究划分为大、中、小区域三个层级的一般共识，以及当前文学地图研究的空间区域取向，大致可以定位为全球、次全球、州别、国别、城市以及个案六个空间层级序列。(19)其中又以国别、城市两个层级最为密集，说明空间定位于国别与城市区域的文学地图更受学界重视，较之其他更大区域的文学地图也更易于把握。然而不管是哪一个空间级次的文学地图，都是以空间流向主导时间流程的时空交融和重构，其中空间坐标与时间坐标的选择与确立以及彼此的内在交融显得尤为重要。

文学地图时空重构的进一步深化，是“内层空间”与“外层空间”的两相交融。莫雷蒂《欧洲小说地图集，1800-1900》在尝试建构起一种新的文学地图模式时，富有创意地提出“文学中的空间”与“空间中的文学”的重要概念，前者意指虚构的文学空间，后者意指真实的历史空间，(20)因而也可以分别称之为“内层空间”与“外层空间”。(21)这就清晰地划出了文学地图空间的内在结构，同时也为文学地图的时空重构确立了整体学术框架。在此基础上，作者进而提出要重点关注文学地图的两个基本点：一是地图强调文学形式的空间—界限本质，即每种文学形式都有自己独有的几何形状，它有边界、空间禁忌以及最喜欢的路线；二是地图能显示叙事的内在逻辑，即这是一个符号领域，情节围绕着它纵横连接，互相组织。(22)而将一个文学现象放进它独特的空间——使之形诸地图——这不是地理工作的最终结果，而只是开局。这之后，才开始事实上属于整个工作最具挑战性的部分：观察地图，然后思考地理是怎样塑造欧洲小说叙述结构的。(23)这样，莫雷蒂《欧洲小说地图集，1800-1900》便将文学地图的“时间”的“空间”化引入了一个更加内在、更加深刻、更加高远的学术境界。

2.空间—视觉化。地图是按一定比例运用符号、颜色、文字注记等描绘显示地球表面的各种事物的空间分布、联系及时间中的发展变化状态的图形，当文学地图通过对文学史时间流程的切割而使之转化为空间流向之际，就会同时产生视觉化的效果，而视觉化本来即是对地图进行性状分类的一个重要维度。其中“实存地图”是空间数据可视化的地图，包括纸介质和屏幕地图。与之相对应的“虚拟地图”则是指存贮于人脑(心象地图)或电脑(数字地图)的地图，也同样可以与“实存地图”相互转换，由隐性地图转化为显性地图。实际上，文学地图的最大魅力还不在于将时间流程转化为空间流向，而在于进一步将空间流向转化为可视的空间图形，这就对后者的数量尤其是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成为衡量文学地图水准的一个重要标准。其中如布莱德贝里《文学地图》、莫雷蒂《欧洲小说地图集，1800-1900》不仅着力收集各种珍贵图片，而且根据文字叙述需要制作了不少新的地图，这与一些作者随意搜罗现成照片作为空间点缀迥然不同。

3.视觉—集成化。文学地图视觉化效果是与空间图形的冲击力成正比的。鉴于文学史时间流程是生生不息、延绵不绝的，那么文学地图将文学史的时间流程切割和转化为空间流向也应该是反复持续进行的，所以许多文学地图著作都尽量重新制作更加契合文学地图内涵需要的系列组图，以强化这种时空切割与转化的效果。分而观之，是一幅幅内涵、形式不一的图像的个体展示；合而视之，则是具有连续性与延展性的地图册的整体集成。1595年，比利时地理学家和制图学家格拉尔杜斯·墨卡托(Gerardus Mercator)第一次在他的地图集巨著《地图与记述》卷首使用了源自古希腊神话的Atlas作为地图集的书名，并绘有撑天巨人Atlas的形象，于是Atlas即同时作为肩负地球之形象与意指地图集之含义盛行于世。而在文学地图的研究与绘制中，自1910年的巴塞洛缪《欧洲文学历史地图集》问世以来，地图集成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既与Atlas名实相符，但更重要的是它契合了文学地图本身的内在需要。

4.集成—互文化。互文化的核心意义在于注重和强调通过时空重构而臻于“图—文”之间的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相互阐发，这是文学地图时空重构的终极追求，因而也是藉以衡量文学地图层级的核心标准。鉴于文学地图研究趋于“实体性”与“借喻性”两向分化的问题，强调文学地图的“互文”化尤为必要，因为由“实体性”的“文学地图”衍变为“借喻性”的概念，往往重“文”轻“图”乃至有“文”无“图”，所以无法形成“文学地图”理应具有的“图—文”互释系统与互文功能。

在基于空间化而臻于互文化的四重递进组合关系中，“时间—空间化”主要是从时间流程趋于空间流向，是奠定文学地图时空逻辑的基石；“视觉—集成化”主要是从空间流向回归时间流程，是文学地图空间图景的综合集成与持续展演；而“空间—视觉化”则兼具中介功能和双重特点：当其上承“时间—空间化”之为静态的直观呈现时，主要表现为空间流向，而当其下启“视觉—集成化”之为动态的持续展演时，则便转化为时间流程。然而这种时空“互化”关系和进程不应局限于文学地图之“图”，还应包括文学地图之“文”，进而渗透和交融于文学地图的整个“图—文”体系之中，最后一同臻于“互文化”之境界——这是文学地图时空逻辑的核心内涵之所在，也是进而探索文学地图图文结构与互文功能的学理依据之所在。

三、文学地图的图文结构

文学地图的“图—文”二元结构是其时空逻辑的必然反映，后者之于前者具有奠基与引领的双重作用，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通过地理地图的“文学化”与文学地理的“地图化”的双向互动与交融，分别形成新的“文本”—“图本”(24)叙述语言系统，并重构为一种“文”主“图”辅、“图”“文”对应的独特结构。

(一)“图—文”关系的重构

文学地图对于“文学”与“地图”的跨界移植和融合，首先在于“地图”在空间化等四重递进组合关系中具有一般文字表述所无法比拟的独特优势，而“地图”之于“文学”的相融而重构为“文本—图本”的二元结构，便能使其在此四重递进组合关系中更好地发挥各自优势与集成效应。德国著名地理学家阿尔夫雷德·赫特纳(Alfred Hettner)在其名著《地理学》中曾对地图的图文关系作了相当深入而精辟的阐述：与其他大多数科学中文字是唯一的表述、图片只是补充说明不同，地理学著作的表述分为制图表述与文字表述，两者不能互相代替，而必须互相补充，因而地理学表述的任务问题既不能用这一种也不能用那一种表述方式的表现手段完全解决。(25)究其内在原因，主要在于制图表述与文字表述各有特点，互有短长，文字只能恰当地表达我们观念的一部分。用文字表达不出空间的观念，或者只能是大略地表述。因此，地理学除了文字之外必须用形象的表述，包括地图以及立体图、剖面图、图解、图片，才能把地表的复杂现象按照它的排列搞清楚。它们不只是文字表述的偶尔补充，而是和文字同等重要的另一种表述方式，和文字同样具有独立的表达作用。(26)文学地图“文本—图本”关系重构的原理与此相通。

然而另一方面，文学地图在其“文本—图本”关系重构中，并非只是简单地对“地图”进行移植和融合，而是地理地图的“文学化”与文学地理的“地图化”双向互动交融的结果。在此过程中，伴随“文本”地位的上升而居于主体地位，是“图本”地位的下降而退居辅助地位。归根到底，这是因为“文学地图”不同于一般的地理地图，是以“文学”为本位、以“文学”为主导的“文学”之“地图”。

(二)地理地图的“文学化”

所谓地理地图的“文学化”，即根据文学地图的学术宗旨与内在规约，对地理“地图”的构成要素、绘制方法与内在结构进行全面改造，从而重构为一种以“文本”为主体、以“图本”为辅助的新的图文结构。概而言之，一是“图本”与“文本”地位的重新定位；二是将地理“图本”转化为文学“图本”。

就地理“地图”的构成要素来看，主要包括图形要素、数学要素、辅助要素以及补充说明四个部分。其中前两个要素是核心要素，做一个形象的比喻，数学要素是用来确定空间相关位置，起着“骨架”的作用；图形要素是根据制图的要求所表达的内容，具有“脸谱”的性质。所以，在一般的“地图”中，皆以“图本”为主体，文字仅见于辅助要素与补充说明之中，而且往往只起到辅助作用，但在经过“地图”与“文学”的跨界融合之后，重新确认了文学地图“文本”—“图本”的主副地位。再就地理“地图”转化为文学“图本”而论，主要呈现为两种“主—副”结构：一是作为主体的文学性地图与作为背景的非文学性地图的“主—副”结构。文学地图的发轫之作——巴塞洛缪《欧洲文学历史地图集》所录诸多地图即同时包括了文学地图以及具有某种关联的历史地图两种类型；二是居于核心地位的空间形态图与居于外缘的地标景观图的“主—副”结构。布莱德贝里《文学地图》囊括了从全球到洲别、国别、城市、特定区域以及经典作家作品文学地图的多种类型，其中最具特色的是文学经典的空间行旅地图，而且在以上不同级次的空间形态图中，只有部分移用现成的地图，多数系作者根据“文本”阐释的需要，借助相关区域底图在其上标上各种文学信息和数据，更加凸显了文学家与特定地理空间的内在关联，以及经典文学家与文学作品的空间流向与呈现，从而由一般区域地图转化为文学地图。至于地标景观图，主要包括来自现实的实有景观与文学作品中的虚拟景观图。比较而言，当以空间形态图最接近文学地图的本原意义，也是衡量文学地图学术含量的关键部分。而第二类的地标景观图，大部分还是移用现成的图像，点缀装饰的价值大于图文互释的意义。

(三)文学地理的“地图化”

所谓文学地理的“地图化”，即从文学本位立场出发，借鉴和运用“地图”思维与语言，对文学地理的传统叙述模式与载体进行全面改造，以更好地适应文学地理空间形态分析与意义阐释的内在需要。其中除了将文学地理直接转化为可视“图本”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取向就是将文学地理“文本”转化为文学地图之“文本”。

文学地理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以文字为主体的叙述语言系统，但也有一些学者间以运用地图载体以强化空间视觉效应，不过总的来看尚未形成相应的学术规范和传统。而在文学地理“地图化”的过程中，则大致按照地图规约，运用制图手段，将文学地理空间转化为以二维或多维形式立体呈现的图形或图像，从而为文学地图重建了一种新的“图本”系统，这无疑是对文学地理固有叙述语言的重要拓展。然而更为重要的是，还需将文学地理“文本”转化为文学地图之“文本”，并与经过重建的新“图本”系统相契合。

就目前文学地图“文本”内容和层次而论，主要存在着从“流于文学地图空间概览”，到“聚焦文学地图空间景观”，再到“建构文学地图空间理念”三种类型。其中第一类可以略而不论，第二类尚有一定的可取之处，但更为理想的是第三类，即旨在建构具有独特文学地图空间理念的“文本”系统。莫雷蒂《欧洲小说地图集，1800-1900年》、布莱德贝里《文学地图》以及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布鲁姆文学地图译丛》皆为此提供了“文本”案例。莫雷蒂以“文学中的空间”与“空间中的文学”的概念建构一种新的文学地图模式，以及按此学理逻辑结构展开小说空间隐喻意义与叙事结构的论述，(27)都极大地提升了《欧洲小说地图集，1800-1900年》“文本”系统的理论层次。而布鲁姆则在其主编“丛书”的《总序：心灵之城》中以其所提炼的“心灵之城”的核心概念通观作为世界文学地理中心的所谓“心灵之城”的变迁，同时提出在古代城市中最能激发西方作家文学想象的不是雅典，亦非耶路撒冷，而是古埃及的亚历山大。普鲁斯特、乔伊斯、福楼拜、歌德、莎士比亚、但丁都难能可贵地分享了其兼收并蓄的文化遗产。从公元前3世纪中期至公元3世纪中期，亚历山大一直是精神和心灵之城——这是对曾是“心灵之城”但已经消逝的亚历山大的重新发现。

文学地图“文本”主体地位的确立，固然是通过文学地理的“地图化”以及“图本”—“文本”关系的重构而获得的，但归根到底还是取决于文学地图“文本”自身的学术含量。上述文学地图“文本”系统的三种类型，实际上正代表了学术含量的三个层级。在“文本”系统的学术导向上，应着力改造第一层级，升华第二层级，而臻于第三层级。

(四)“图—文”结构的三重境界

文学地图“文本”—“图本”关系重构的过程，即是地理地图的“文学化”与文学地理的“地图化”双向互动的过程，彼此基于不同的起点和方向，但最终由分而合，殊途同归。究其内在合力所向，即是从“外层空间”走向“内层空间”以及“内层空间”形态与意义的呈现和阐释，由此不仅重构为一种时空互化、“图—文”对应的独特结构，而且依次形成了从表层趋于深层的“图—文”互释关系。根据彼此之间是否真正形成内在意义关联以及这种意义关联的深刻程度，大致可以划分为点缀型、深化型与互文型三种类型和境界。所谓“点缀型”，意指“图本”—“文本”处于表层的对应性关系之中，彼此本无内在的意义关联，所以图像之于“文本”的意义与功用，只是为了增加“图文并茂”的阅读效果而已；所谓“深化型”，意指“图本”—“文本”处于表层与深层的对应性关系之间，借助相关图像直观、形象的特点，可以深化对“文本”意涵的感悟和理解；所谓“互文型”，意指“图本”—“文本”处于深层的对应性关系之中，即在“图本”—“文本”之间具有内在的乃至互为因果的意义关联，通过彼此的相互呼应，相互补充，相互阐发，相互增值，而真正臻于“参互成文，含而见文”的境界——这也是文学地图“图本”—“文本”关系的最高境界。然而能否由“点缀型”逐步臻于“互文型”的最高境界，真正实现“文本—图本”互文功能，则直接取决于“文本”、“图本”两大释义系统的建构与发挥。

四、文学地图的互文功能

“互文”既源自于古老的先哲智慧，更有现代的理论创新意义。郑樵《通志》远溯《易·系辞上》：“河出图，洛出书。”谓“图成经，书成纬，一经一纬，错综而成文”。(28)“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象于图，索理于书”，(29)说的即是“图—书(文)”之间的“互文”关系。而从中国古代诗文“互文”传统来看，“互文”或称“互辞”更是一种广泛使用的修辞方法，意为“参互成文，含而见文”。同样，现代西方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理论强调“任何作品的本文都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本文都是其他本文的吸收和转化”。(30)彼此不无内在相通之处，都是旨在强调“互文”双方的相互交错，相互补充，相互阐发，相互增值，所以“互文”双方缺一不可。文学地图“文本”—“图本”互释系统应该而且可以从中汲取精神养液，在文学地图的“文—图”之间以及“文—文”、“图—图”之间不断强化这种自觉的追求与效应。

(一)“文本”释义系统与功能

“文本”释义系统主要表现为阐释性与解释性两大功能，前者居于主导地位，后者只起辅助作用。

1.阐释性功能。阐释性“文本”是文学地图的主体部分，从早期的巴塞洛缪《欧洲文学历史地图集》，布里斯科等《英国文学导图》，到问世于世纪之交的布莱德贝里《文学地图》，莫雷蒂《欧洲小说地图集，1800-1900》，就其总体趋势而言，是“文本”系统阐释性功能不断得以强化而走向成熟的过程。而在本土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中，主要有杨义《中国古典文学图志》，张鸿声主编《北京文学地图》、《上海文学地图》，吴可文《明清福州文学地图——以三坊七巷为中心》，夏汉宁《宋代江西文学家地图》，罗凤珠《唐代诗人行吟地图建构：李白、杜甫、韩愈》等相继问世。《北京文学地图》、《上海文学地图》两书以北京和上海城市空间尤其是城市地标建筑与现代文学大家对接，将历史的北京、上海和文学的北京、上海互为见证，从而还原为立体的现代北京和上海的文学地图，是很有意义的尝试。(31)然而若以上文关于流于文学地图空间游览、聚焦文学地图空间景观、建构文学地图空间理念三种类型与层级逐步升华的要求衡量之，则《北京文学地图》、《上海文学地图》“文本”的阐释性功能尚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2.解释性功能。与阐释性“文本”不同，解释性“文本”局限于配“图”说“文”，即围绕空间形态图与地标景观图等略作文字解说，对阐释性“文本”起到补充说明的作用，往往由于容量有限而似乎显得无足轻重，但在如《欧洲小说地图集，1800-1900》等优秀文学地图之作中也是刻意经营，精益求精：一是“图内—图外”说明的结合。“图内”说明，重在图像的本位性解释，而“图外”说明，则重在图像的关联性解释；二是“单图—组图”说明的结合。由“单图”发展为“组图”说明，不仅只是文字的扩容，而且具有集成的综合效应；三是“直接—引用”说明的结合。前者系按“图”撰“文”，后者则因“图”引“文”——由于所引录的内容多出自经典名著，所以往往别有一番韵味。

面对以上“文本”的两大释义系统，也有一些学者力图打破常规而有所创新，这值得借鉴。布鲁姆主编的“文学地图丛书”即将“文本”释义系统精心设计为四个组成部分，其中除了对应于阐释性与解释性功能的“主体叙述”与“图像说明”外，还有介于“主体叙述”与“图像说明”之间的“重要提示”以及最后所列的“文学圣地”。而布莱德贝里《文学地图》则不时在相关章节中插入“作家年表”与“作品年表”，有助于促进空间流向与时间流程的交融，较之一般“文本”释义系统而言，也算是在体例上有所创新。

(二)“图本”释义系统与功能

“图本”释义系统主要表现为工具性与隐喻性两大功能，前者属于显性功能，后者属于隐性功能。

1.工具性功能。文学地图虽然以“文学”为本位，以文字叙述为主体，但文学地图作为一种专题地图，其中“图本”释义系统即天然地具有合乎专题地图的工具性功能。而在专题地图的制作过程中，除了需要掌握普通地图“图本”释义系统之外，还需学会在普通地图的底图上进行二次制作的能力。比如“地图”绘制首先是地球表面上的空间定位问题，需要引入大地坐标系而建立球面坐标系统。大地坐标系是大地测量中以参考椭球面为基准面建立起来的坐标系，以大地经度、纬度和高度三维确定和表示地面点的空间位置。这对专业学者制作普通地图而言，也许根本不存在什么问题，然而当以此应用于文学地图的二次制作时，如何反映地理经度、纬度之外的三维空间——高度，便成了一个技术难题。费雷《文学地理学》绘制文学家传记地图时，尝试将数量概念通过圆圈面积的“密度”显示于地图之上，圆圈表示居住地，圆圈的大小表示作家居住年限的长短。如果一个文学家在同一个地点有多次逗留，这些逗留以足够长的一段空缺时间互相分隔，那么就将这些不同的逗留用同等数量的同心圆画出，然后再以细虚线将作者出生地(家乡)和其父系和母系家庭起源地连接起来。(32)陈正祥《诗的地理》在经度、纬度之外同样采取了“密度”显示法，但进而从个体走向整体的“密度”呈现，比如“唐代之诗人”分布图，即以诗人“密度”显示了唐代诗人的整体空间分布：以长安居首、洛阳与江南位列其后、其余各地分布不等；再到“宋代之诗人”分布图，诗人的高“密度”分布区已移于江南；然后至“明代之诗人”分布图，更是向江南以及以江南为中心的沿海地带聚集与倾斜。(33)当然，陈正祥所绘制的唐代、宋代、明代诗人分布图只是传统的二维平面形式，假如换成三维形式也许更能完整地显示经度、纬度和高度的三维空间的立体形态。

2.隐喻性功能。隐喻是一种修辞手段，但隐喻同时又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认知方式，甚至是一种文化行为与文化现象。就文学地图“图本”释义系统而言，其隐喻性功能源自于空间“本体”与“喻体”的意义关联而产生的空间隐喻系统。当人们把一些空间关系投射到非空间概念上，或者说用空间概念来表达和建构非空间的抽象概念时，就形成了空间隐喻。空间隐喻，实质上是一种蕴含着多重意涵及其因果关系的意象图式隐喻。究其内在原因，一方面在于隐喻本身的多义性、创造性与开放性，另一方面则在于地图信息的二元性，或者说双重性：地图既传递着直接的信息，即可见于地图上的山脉、河流、交通、居民点等用图形符号直接表示的地理信息，同时潜藏着诸多间接信息，这是需要经过分析推绎而获得有关现象与规律的信息。以陈正祥《诗的地理》中的唐代、宋代、明代诗人分布图为例，从三幅地图上的诗人分布“密度”，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三个朝代的诗人籍贯分布情况，这是得之于地图的直接信息，然后当我们将三幅地图上的诗人分布“密度”变化加以比较，就会进而发现唐代、宋代、明代三代诗人分布从北向南、从西向东，最终高密度聚集于江南的空间演化轨迹与趋势，这是通过分析比较三幅地图然后得出的最终结论，也是得之于潜在的间接信息的空间隐喻意义。

要之，“图本”释义系统即是工具性与隐喻性功能的有机统一，彼此相得益彰。莫雷蒂在《欧洲小说地图集，1800-1900》中特别强调地图的工具性功能，他说：“关于地图，这不是隐喻，甚至也不是口头的装饰，它是一种研究工具：以一种不寻常的方式解剖文本，使某些可能被遮蔽的关系显现出来。制图者说，好的地图抵得上一千字。没错，因为地图确实能产生如此的效应：它提出质疑和想法，带来新的问题，并迫使你寻找新的答案。”而实际上，当文学地图“以一种不寻常的方式解剖文本，使某些可能被遮蔽的关系显现出来”，“因为一幅地图能精确地让一种联系直观化——这将使我们看到一些在此之前被我们所忽略的有意义的关联”，(34)即是在工具性功能中同时蕴含了隐喻性功能，是彼此之间更趋内在的有机统一。

(三)“文本”—“图本”的互文功能

文学地图的“文本”、“图本”两大释义系统同时兼具“自释”与“互释”的功能。前者意指“文本”、“图本”两大释义系统各自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彼此同等重要，缺一不可；后者意指“文本”、“图本”两大释义系统之间具有互补性关系，通过彼此的相互呼应、相互阐发、相互补充、相互增值，而逐步臻于“互文型”的最高境界。

如何理解和建构文学地图“文本”—“图本”互文功能，需要重点关注和把握以下四个关键环节：一是“文本”—“图本”主辅地位的整体互文结构。受到当今“读图时代”风尚的影响，近来学界一度出现了“重图轻文”的倾向，可以视为对中国“图”“书”合一传统的回归以及对前“读图时代”普遍“重文轻图”的矫正。然而回归不能复旧，矫枉无须过正。就文学地图的发展趋势观之，“文本”—“图本”的主辅地位已逐步趋于定型，归根到底这是由文学地图的整体互文结构所决定的；二是“文本”自身互释系统的建构。在“文本”释义系统的阐释性与解释性两大功能中，尽管彼此有主次之分，但最为关键的是能否形成“参互成文，含而见文”的互文关系，即能否真正臻于阐释性与解释性功能的有机统一；三是“图本”自身互释系统的建构。在“图本”释义系统的工具性与隐喻性两大功能中，虽然彼此有显隐之别，但同样关键的是能否形成“参互成文，含而见文”的互文关系，即能否真正臻于工具性与隐喻性功能的有机统一；四是“文本”—“图本”的互文功能的实现。基于“文本”—“图本”主辅地位的整体互文结构，然后同时通过“文本”—“图本”各自互释系统的建构与链接，才能最终促成“文本”—“图本”整体互释系统的形成与互文功能的实现，这是最终衡量文学地图叙述语言是否臻于成熟的核心标志。

五、文学地图的二元方法

“文学地图”既是一种新型批评模式，同时也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从“文学地图”的学术渊源与产生历程来看，足以显示其跨学科的典范意义，而由文学地图的形态演变、时空逻辑、图文结构、互文功能所昭示的内在关联与前行方向，依然离不开跨界融合与学术创新的支撑和引领。由此进而言之，“文学地图”跨界融合与学术创新的最大挑战，亦即“文学地图”之融合“文学”与“地图”的内在本质问题，就在于“地图—科学”研究方法与“文学—审美”研究方法的内在冲突与交融，两者相距甚远，但又相反相成，正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彼此缺一不可。对此，我们姑且称之为“二元复合研究法”，简称“二元研究法”。(35)

文学地图的“二元研究法”，归根到底是由文学地图的二元性本质所决定的。“地图”的母体学科是地理学，所以具有地理学的学术规范要求。按照“地图”的规范定义：地图是依据一定的数学法则，有选择地以二维或多维形式与手段在平面或球面上表示地球若干现象的图形或图像，具有严格的数学基础、符号系统、文字注记以及地图概括原则，科学地反映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相互关系。而“文学”的母体学科是文艺学，所以具有文艺学的学术规范要求，需要同时具备足够的审美想象力、感悟力与判断力。

文学地图的二元性本质之于文学地理研究的挑战，首先在于研究对象问题。突出表现在文学地图中“外层空间”与“内层空间”的两相分裂，因为“外层空间”是真实的历史空间，是可以证实的，而“内层空间”则是虚拟的想象空间，是不可证实的，所以有关地图的工具性技术只能移植和应用于文学地图的前一半，而对于充满想象与幻想的后一半却往往力不从心，归根到底这是由于文学学科本质上是体验而非实证的学科独特性所决定的。其次是研究主体问题。就目前介入和从事文学地图研究的学者群体来看，除了少量的地理学家参与其中之外，绝大部分来自文学研究界。费雷早在其出版于1946年的《文学地理学》中就曾谈到文学地理研究工作不应只限于文学评论，而应该让地理学家们参与进来。然而这些地理学家，直到目前为止还几乎没有触及文学领域，(36)而在费雷所论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之后，这一情况依然未有根本的改变。鉴于学者专业知识背景的限制，即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通常不懂地图知识，而从事地理学研究的学者却缺乏文学素养，要突破这“二元研究法”的学科障碍并非易事，可供选择的最佳途径就是以上两类学者的跨专业之间贯通与合作。而对于学者个体而言，则同样需要尽力扬己之长而补己之短，这无论在其个体独立研究还是群体合作研究中都将会深受其益。再次便是研究方法问题。即一方面需要借鉴和运用“地图—科学”实证方法，包括准确的空间定位，大量的数据统计，以及各种图表的编制，甚至还需学会使用专业性的工具，这些都是“地图”研究的基本功。另一方面，需要运用“文学—审美”研究方法，包括对文本空间形态与隐喻意义细致深入的描述、分析与阐释，因为文学研究本质上是一种审美而非科学行为。唯有以上“二元研究法”跨界融合而臻于彼此的有机统一，才能有效承担起文学地图研究方法论的学术使命。

在文学地图“二元研究法”的跨界融合过程中，首先需要把握其中的关键环节，然后才能进而确立相应的“路线图”：一是时空定位。当研究者面对不同时空的文学地图时，首先所要经历的是一个地理价值甄别和发现的过程，然后才能进行准确的时空定位。因为所有的学者都不可能研究囊括所有时空的文学地图问题，而只能作出“恰当”的选择。所以时空定位在文学地图的科学实证研究中的确居于首要地位，是我们进入文学地图的科学实证研究的起点和基点之所在。二是文献检索。文献检索的程序集中于文献的收集、甄别与加工三个重要环节。而其所依据的文献则大体可以分为文字与图像文献两类。三是实地考察。实地考察主要通过现场游历和测量得以实现，更多的是起到“走进现场”的印证、感悟以及补充的作用，这种“现场感”的确是文献考索所不具备的。四是数据统计。即对涉及文学地图研究的各种文献与统计资料进行数据化处理，所以需要以综合性、集成性的大型数据库为支撑。五是图表制作。以数据统计为基础，然后形成图像与表格两种形式。图表制作之于数据库的依赖和密切程度很高：一方面，图表制作可以借助现成数据库——从最简单的存有各种数据的图表到能够进行海量数据存储的大型数据库系统进行二度加工；另一方面，则以新制作而成的文学地图图表添加于相关数据库，由此形成相互依托的良性循环。六是文本分析。通常的文本分析是广泛运用各种批评理论和方法，从文学文本的表层深入到文本的深层，从而发现那些不能为普通阅读所把握的潜在意义，但对文学地图的文本分析则需更加关注文本空间形态与意义两个层面的美学解读和阐释。七是图文合体。即由文本分析形成的“文本”叙述语言系统与由图表制作形成的“图本”叙述语言系统进行两相对接，使之形成相互补充、相互阐释、相互增值的图文结构与互文功能。八是综合演述。即依据以上七个环节进行逻辑推绎与系统整合，最终完成文学地图学术体系的建构。

通观以上八个关键环节所构成的“路线图”，始终同时交织着“地图—科学”研究方法与“文学—审美”研究方法。然而对于来自不同专业背景的学者而言，尽管都需要一一经历八个关键环节的全过程，但在应对学术挑战以及采取相应的学术策略方面则各不相同。从时空定位到文献检索、实地考察、数据统计，来自地理学与文学界的学者都需要根据以上关键环节的特定要求，在努力发挥各自优势的同时重点弥补彼此的缺陷。然后在进入图表制作、文本分析与图文合体三个关键环节时，以上两个学者群体所面临的知识与学养的缺陷与考验逐步趋于两极分化，而由此所完成的图文合体自然面目各异，最终也势必延续影响到综合演述这一最终环节。所以，在文学地图“二元研究法”的跨界融合中，处于第五、六的图表制作、文本分析两个关键环节当是核心所在，所谓文学地图“二元研究法”的内在冲突与交融之难点、焦点皆在这里依次显现，而文学地图“二元研究法”之间融会贯通的交叉点、切入点以及突破点也都在这里汇聚。鉴此，除了倡导学者个体的跨界知识“充电”之外，更重要的是推动不同学者群体的跨界合作，从而真正收到扬长避短、扬长补短的成效。当然，也可以两者同时兼取和并进。

鉴于文学地图“外层空间”与“内层空间”的区别，“地图—科学”研究与“文学—审美”研究二元复合方法显然不能均衡用力，而应该各有侧重。“外层空间”以文学地图的工具性功能为基础，应该更多地运用“地图—科学”研究方法；而“内层空间”以文学地图的空间形态与意义为重心，应该更多地运用“文学—审美”研究方法，然后通过跨界互动由分而合，融为一体。

六、文学地图的双重意义

当1910年巴塞洛缪所著《欧洲文学历史地图集》问世之时，文学地图即与文学地理学和文学史结下了不解之缘，作者在此书中尝试覆盖整个欧洲地理，不仅精确地画出并解释边界和国家的版图，同时还阐释历史和文学——尤其是英国文学，实际上重构了一种以历史地图与文学地图两相互观与互释的独特的英国文学空间图景以及文学史叙述模式，而由此引发的后续效应，则除了直接开创百年以来的文学地图学术传统之外，还同时对文学地理学与文学史学产生重要影响，体现了文学地图这一新型批评模式与研究方法的双重意义。

(一)文学地图与文学地理学

文学地图—文学地理学正如地图—地理学一样，在时空坐标上都侧重于空间向度，彼此的亲缘关系主要表现为从属关系，即地图与文学地图分别从属于地理学与文学地理学。以“地图是地理学的第二语言”这一地理学格言相类推，也同样可以得出“文学地图是文学地理学的第二语言”这样的结论。然而不管是地图—地理学还是文学地图—文学地理学，彼此的作用与影响都是双向互动的。而就文学地图对文学地理学所产生的影响与作用而论，则集中体现在以下四个层面。

一是推动了文学地理学的诞生与发展。正如保罗·佩迪什所称地理学开始于地图学一样，(37)在文学地图—文学地理学的研究进程中，也是由巴塞洛缪《欧洲文学历史地图集》、布里斯科等《英国文学导图》分别于1910、1936年先行问世，然后至20世纪40年代则有A.迪普依(Auguste Dupouy)《法国文学地理学》、(38)费雷《文学地理学》相继出版，标志着跨学科的文学地理学的正式诞生。尤其是费雷所著《文学地理学》第二章重点讨论了文学家传记地图问题，认为文学史围绕作家生平的关键时间点所编制的年表，在文学地理上与留存作家生平关键地点的传记地图相关联，(39)并绘制了伏尔泰、司汤达、波德莱尔、马拉美、福楼拜、巴尔扎克等著名文学家的传记地图，(40)与《欧洲文学历史地图集》具有明显的承传关系。然后至20世纪70年代以后，文学地图与文学地理学逐步进入同步发展阶段。假如以文学地图为一种著述体式，文学地图与文学地理学的边界还是相对比较清晰的；但当将文学地图作为一种批评模式和研究方法，则大凡配有相关地图并由此构成了完整的图文结构和互文功能的，都可以同时视为文学地图与文学地理学研究，彼此已合二为一。

二是拓展了文学地理学的“地图思维”。作为对上文所述“时空互化”论题的回应，在此尤有必要提出“地图思维”的概念——这对于文学地图与文学地理学而言不仅同等重要，而且息息相通。所谓“地图思维”，首先是一种空间思维，同时也是一种图像思维，一种互文思维。如果说空间思维对应于“时间—空间化”，而图像思维对应于“空间—视觉化”与“视觉—集成化”，那么互文思维则对应于“集成—互文化”。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地图思维”除了呈现为外部显性空间之外，还有回溯于心理隐性空间的意向，因而更具本原性、内隐性的意义与价值。就此而论，诸多“借喻性”文学地图尽管在空间思维、图像思维、互文思维的学术链上呈依次弱化之势，但在拓展文学地理学的“地图思维”方面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是开创了文学地理学的“第二语言”系统。地图是任何地理对象的全能的空间模式，拥有相对于文字而言的以图形与图像为主体的“图本”叙事语言系统，所以称之为“第二语言”。这里无需重复前文已述的“图本”系统的形态与功能，而是想着重强调一下如何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实现传统“第二语言”系统的新突破，并由此提出“数字文学地图”或“电子文学地图”的概念。现代信息技术应用于地图制作的方向是数字化、电子化而产生数字地图(或称电子地图)。与传统纸质地图的二维空间相比，数字地图不仅极大地扩充了地图容量，而且可以快速存取显示，可以实现动画显示，可以将地图要素分层显示，同时还赋予其远距离传输与自动化测量以及地图制作、管理、阅读和使用一体化等功能，更重要的是可以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将纸质地图的二维空间转化为三维空间，将传统纸质地图转化为文字、图像与音响的多元集成，令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此外，还可以充分发挥“数字文学地图”的独特优势，根据文人群体、文学内涵、文学体式、文学传播等不同需要与取向，重新组合和生成为各种更具专题性与特色化的文学地图，台湾学者罗凤珠《唐代诗人行吟地图建构：李白、杜甫、韩愈》等已为此提供了可资借鉴和推广的有益探索。因此，引入现代信息技术而走向数字化与电子化的集成创新，实际上是对文学地图传统“第二语言”系统的突破与超越。

四是促进了文学地理学的理论探索。随着文学地图在世纪之交的勃兴，一些西方学者就文学地图的若干理论问题展开了探讨。主要有波西托—桑德瓦(Sandra Boschetto-Sandoval)、麦克高安(Marcia Phillips McGowan)、古尔德(Janice Gould)等提出的“诗性地图学”(Poetic cartography)，特纳(Henry S.Turner)提出的“地形诗学”(Topographesis)，哈根(Graham Huggan)、莱顿(Kent Ryden)、亨特(A.J.Hunt)等提出的“文学地图学”(Literary cartogarphy)等概念。(41)诚然，鉴于目前文学地图研究成果的匮乏，真正建构“文学地图学”的学术体系为时尚早，但这些包括概念提炼在内的学理探讨，不仅对于文学地图本身而且对于文学地理学而言都是富有学术价值的。再如莫雷蒂《欧洲小说地图集，1800-1900》关于“空间中的文学”与“文学中的空间”的划分，以及对后者隐喻意义与叙述结构的文本分析，还有如比利时学者西奥·蒂汉《绘制世界文学地图》一文有关“绘制世界文学地图”取向与路径的探讨(42)等等，显然都有助于促进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建设和实践探索。

(二)文学地图与文学史学

文学史学作为研究文学的历史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大致包括了文学史理论、范式与方法研究，主要呈现为时间向度，而与文学地理学的空间向度不同。所以表面看来，文学地图与文学史学并无内在的关联，但实际上从始于巴塞洛缪所著《欧洲文学历史地图集》的“文学地图”与文学史学的结缘，到世纪之交“文学地图”与“重写文学史”的链接，彼此的交融轨迹与学理逻辑都相当明晰。文学史的发展演变本是一个生生不息、连续不断的时间流程，但文学地图可以通过对历史横断面的切割而使之转化为空间流向。具体而言，即同时通过显性的“图本”系统或隐性的地图思维变革传统文学史的线型模式，而重构为一种时空并置交融的新型文学史范式。

先从文学史的视角来看，“文学”之为“史”者，显然重在时间流程，但同时又离不开空间流向，或者更准确地说同样也是时空互融的结果。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曾提出：“苟今世之编著文学史者，能尽取当时诸文人之作品，考定时间先后，空间离合，而总汇于一书，如史家长编之所为，则其间必有启发，而得以知当时诸文士之各竭其才智，竞造胜境，为不可及也。”(43)在此，陈寅恪特别强调编著文学史中如何做到“时间先后”与“空间离合”的结合，也就是要求臻于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时间形态与空间形态的有机交融，藉此可以补救和克服长期以来文学史研究过于注重时间一维的线性思维之缺失；再从文学地图的视角观之，从时间流程到空间流向的重心转移，充分显示了文学地图所不同于文学史学的时空互融的历程与趋势。所以，文学地图之于文学史学的影响和作用，归根到底是因为“文学地图”能以其独特的多重“空间”递进组合关系，为文学史研究提供了一种无可替代的“空间化”集成功能与效应，由此必然会引发文学史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的重大变革。

世纪之交的“重写文学史”思潮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理论与实践探索两个方面都取得了重要进展，同时又不断引发了诸多新的问题和思考。观其初期的一个重要缺失，就是普遍侧重于从文学史分期寻求突破口，而没有如陈寅恪所期望的从文学的“时间”走向与“空间”的相互交融，以此重构一种时空并置交融的新型文学史范式，由此可见当时学界对于全球性的“空间转向”学术思潮的滞后反映。直至本世纪初杨义提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命题之后，才由此开始了文学地图与文学史学的对接与融合，对“重写文学史”的继续深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如果说《欧洲文学历史地图集》是出于自发的文学与历史地图的结合，那么“重绘中国文学地图”则是对“重写文学史”更加自觉的空间拓展与范式重构，其学术意义不仅在理论层面上更加符合构建一种时空并置交融的新型文学史研究范式的内在需要，同时也可以在现实层面上反思与补救当前中国文学研究现状的明显缺失。

然而，从“重写文学史”到与“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相互融合，都不应仅仅局限于国别视野，而应怀有走向世界的高远目标。具体而言，即可借助文学地图这一新型批评模式与研究方法，积极尝试将“世界文学”理念转化为“重绘世界文学地图”与“重写世界文学史”两相交融的实践与理论成果。先就实践探索层面而论，可以俄罗斯版《世界文学史》为范本作一案例剖析。该书8卷16册，近1000万字，无论在篇幅规模，还是在时空跨度上，都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规模最为庞大的文学史研究工程。其中尤可称道的是，一是坚持摒弃这样一种传统思维和做法：即低估所谓“小”文学的历史重要性，认为个别区域的文学起“超群”的作用，由此而产生对其他地区文学艺术成就的轻视；二是注重采用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的研究方法，以揭示世界各民族文学文化流播、传承、发展的规律和不同特色；三是配有1000余幅珍贵的资料性插图，由此构成某种“图—文”互文的效应。凡此种种，都已不同程度地融入了文学地图以及文学地理学诸多内在要素，有助于拓展我们原有的世界文学眼界和概念，继而更新我们对于世界文学的想象和图景，遂有“绘一幅力求完整的世界文学地图”、“是一套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文学发展史著作”之誉。(44)然而更严格地说，这里所称的“力求完整的世界文学地图”同样也是一个“借喻性”概念，而非文学地图与文学史学的内在融合。假如《世界文学史》能更加自觉引入“文学地图”的多重“空间”递进组合关系及其“空间化”集成功能与效应，由此所重绘的“世界文学地图”，显然更加契合“文学地图”的本原意义以及与“重写世界文学史”与“重绘世界文学地图”两相交融的价值取向，从而超越既有世界文学史研究的缺失，而构建一种时空交融的新型文学史研究范式。

再就理论建树层面而论，著有《欧洲小说地图集，1800-1900》的莫雷蒂在《对世界文学的猜想》一文中，借用沃勒斯坦中心、半边缘、边缘的结构范畴来构建自己的世界文学体系，以“树”型与“波”型来探讨民族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关系，阐释世界文学的历史演化和传播规律。(45)莫雷蒂认为，文化历史是由树和波浪组成的，正因为世界文化在这两种机制间不停摇摆，其结果就不可避免的是综合性的东西。想想现代小说，它当然是一种波浪。但是冲入本土传统的波浪，总是会被本土传统所改变，并赋予新的意义。这就是民族文学和世界文学劳动分工的前提：民族文学让人看到树，而世界文学让人看到波浪。(46)而在《坐标，地图与树：文学史的抽象模型》等论著中，莫雷蒂则进而以新的进化论文学史观“勾勒出一个世界文学发展生成的理论体系，这是一个纵横交叉的坐标系，纵的方向是文学进化论，这是文学形式的历史发展，是多样性的(复数的)，这是一种分化；而横的方向是世界文学体系论，是文学形式扩散的相似性，这是一种聚合”。(47)作者试图以此尝试建构一种基于时空坐标，融合“地图”(文学空间)、“树”(民族文学)、“波”(世界文学)等要素的新型世界文学史模式。此外，西奥·蒂汉在《绘制世界文学地图》一文依次追溯了世界地图绘制史，演绎并比较了几种世界文学地图，尤其重点分析了非西方国家比较文学学者对世界文学格局的“重新定位”，最终得到以“椭圆”系统为单位、永远处在“流变”互通中的“完美”世界文学地图，将世界文学发展史映像化，以求更好地理清世界文学的发展任务和方向。(48)此类有关“世界文学地图”取向与路径的理论探讨，显然为“重写世界文学史”提供了新的启示。

正是基于“文学地图”与文学地理学以及文学史学的内在关联，“文学地图”所蕴含的多重“空间”递进组合关系以及“空间化”的集成功能与效应，对于文学地理学与文学史学的实践探索与理论建树，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8期 第159-1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