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句话出自英国文学家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双城记》，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当前中国人文地理学发展现状的写照。一方面，自1980年代李旭旦、吴传钧等老一辈地理学者倡导复兴人文地理学以来，中国人文地理学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地理学会目前拥有会员2万余人，下设22个专业委员会，其中偏人文地理学的专业委员会达12个；城市地理学、经济地理学、旅游地理学、文化地理学、政治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等子学科已初成体系；《地理学报》《地理科学》《地理研究》等中、英文期刊刊载的人文地理论文数量和影响力日益提高，已成为中国人文地理学者交流思想、传播发现的重要平台；人文地理学的毕业生遍布发改委、国土局、规划局、咨询公司等企事业单位，参与了诸多影响国计民生的重要政策的制定，等等。

但另一方面，中国人文地理学目前也存在不少问题和危机。首先是对人文地理学的核心理论、研究视角和研究对象缺乏统一认识。不少人文地理专业的学生直到毕业甚至从事教学研究工作时仍然不太清楚什么是人文地理学；尽管有学者提出地理学就是地理学家所做的研究，但是很多人文地理学者的论文在投稿过程中仍会被提出“地理性”不足，等等。对人文地理的学科范式和视角缺乏共识，已导致人文地理的学科认同下降。其次，随着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内容和方法日益多样化，学科内部出现了分裂的趋向。在研究范式上，存在侧重本土实践的“内生地理学”和侧重西方理论的“外生地理学”的对立；在认识论上，存在普适论与例外论的争论；在方法论上，存在问题导向与方法导向的分歧和“playing with words”与“playing with numbers”的分立；在价值观或合法性方面，存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功利主义)、科学发现与经世致用的不同取向以及“为谁服务”的博弈；在研究内容上，也呈现“越来越泛”的趋势。第三，中国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数量和范围日益扩展，其影响力却没有相应地增加。在学科内部，对基础理论和核心议题的研究有弱化的趋势，导致中国人文地理学在全球的地位不高、原创性理论贡献有限；在学科外部，一些地理作品少有读者，一系列传统优势领域面临其他学科的竞争和挑战，甚至在国家和社会的影响力和显示度也出现下降的迹象。

上述问题大体可以归结为人文地理学内部的多元化对整个学科发展的困扰和对学者之间交流的阻碍。而人文地理学者对这种多元化态度暧昧或矛盾，出现了无所适从的情况。如很多学者认为地理学的优势是综合性，但是，随着学科内各部门和分支的专门化日益深入，不同部门研究者之间往往缺乏共同语言，同一研究者如果横跨多个部门也容易被贴上“万金油”的标签。因此，综合性反而导致地理学的“泛化”“离心”倾向，学科优势变成了破坏力量。再如，对人文地理学不同方向的整合方式也有不同理解。有学者倡导人文地理学内部的统一和融合——“分化愈深入，综合就愈重要”；也有学者认为应该尊重差异、倡导更为多样的研究方法和主题；还有学者提出将经济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融合，形成“人文—经济地理学”。可以说，多元性已经成为影响中国人文地理学未来发展和困扰中国人文地理学者的重要问题。

那么，应该如何理解和对待人文地理学的多元性？多样性是人文地理学分化的元凶还是成长的活力源泉？人文地理学的研究问题应该越来越专还是越来越泛？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应该更加多元还是走向统一？本文拟基于Aitken和Valentine的框架，从哲学、理论、方法和实践4个方面对中国人文地理学学科体系中的“多元性”加以分析，并结合国内外不同学科、不同历史阶段的相关反思，重点区分哪些是缺乏交流基础的“散见”、哪些是缺乏共识的“歧见”、哪些是固执己见的“偏见”，并在此基础上为推动中国人文地理学发展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

1 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多元性分析

1.1 哲学中的多元性：主义泛滥vs.华而不实

哲学层面的多元性主要体现为不同的“主义”及对“主义”所持的态度。随着西方地理学哲学思想的相关论著被引进和翻译，各种“流派”“主义”和“转向”开始出现在中国人文地理学研究中。每种“主义”都代表了对人文地理学问题的一种研究视角，因此不同“主义”之间属于“散见”。由于绝大多数“主义”能够为人文地理学研究提供有意义的指导，因此这种“散见”都有存在的价值，无需进行统一或取舍。不过，目前中国人文地理学哲学层面分歧较多、问题较大的是倚重对西方人文地理学思想和方法论介绍的行为本身及对“主义”采取的态度。这主要体现为所谓“外生地理学”的局限性。

目前，在引进西方各种“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过于“务虚”的倾向，从而产生诸多弊端。第一，目前引进和介绍西方的“主义”时往往仅提供一些可写入教科书的要义归纳，相对忽略了“主义”背后的社会背景及其演化脉络，使得各种“主义”(如新自由主义)不仅难以理解，还容易造成误读。第二，目前西方各种“主义”不断推陈出新，大有泛滥的趋势，为了理解这些“主义”，中国人文地理学者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但是这种引进式的研究难有原创性贡献。第三，部分人文地理研究生硬为其研究问题扣上“主义”的“帽子”和绕口的概念“外衣”，以便使浅显的道理看起来很“高深”或有理论支撑，却相对忽略了“主义”在理解现实问题的适用性和对实际问题的深入分析，导致对“主义”的讨论与案例分析脱节甚至比实际问题还复杂，从而失去了应用“主义”的必要性。最后，目前对各种主义(如人本主义、结构主义)的探讨更多在借鉴其他人文学科的思想，而很少从哲学层面深入思考“地理”自身的问题，导致人文地理学难以从哲学层面界定其独特的学科特性。如尽管地理学强调综合性、区域性和“空间”视角，对事物空间性的研究却并非地理学的特权，区域性和综合性也不是地理学独有的特征。目前的哲学思考却对此很少论及。因此，中国人文地理学对待“主义”引进的态度存在“偏见”，过度关注各种“主义”而相对忽略了其实际价值。

1.2 理论中的多元性：望文生义与内外分野

具有一系列核心概念群组及对这些概念关系的解释是成体系的学科的标志之一。地理学作为一门理论贫乏的学科，本来更多面临的是理论多样性不足的问题，而非理论过于多元的问题。然而，由于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很多概念和理论取自西方人文地理学，因此面临着一个特殊的情况——即内生地理学与外生地理学的分野，导致中国人文地理学的概念和理论体系反而存在诸多分立，产生了对理论发展取向的“歧见”。此外，内生地理学和外生地理学内部都分别存在一定的“偏见”，这在概念上主要体现为随意借用西方舶来概念和国内政策说法使得很多术语经不起推敲；在理论上则主要体现为糅合外生理论和内生现象导致的内外分野和“中国特色”悖论。

1.2.1 中国人文地理学对概念的反向格义与模糊界定

目前，中国人文地理学研究中对概念和术语的使用比较随意，很多在借用过程中望文生义而缺乏严密的界定，导致对很多基本概念的理解不一致、研究的根基不牢固。其中，外生人文地理学主要引入西方概念解释国内现象，其问题集中体现为“反向格义”。“反向格义”一词最早由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刘笑敢教授提出，指以西方(哲学)的理论方法和思维框架来研究中国(哲学)问题的方法。这也能概括当前外生人文地理学概念体系面临的困境——机械套用西方概念不仅容易造成对本土问题的误解，而且容易被当作传播“先进”的思想而放弃对现实问题的深入研究。而内生人文地理学的很多概念直接取自政府的相关文件，其问题主要表现为概念的界定比较模糊、逻辑不够严谨、使用比较混乱、经不起周密的推敲。如新型城镇化的概念经历近10年的研究，其基本内涵仍没有清晰的界定；长江经济带的研究经历近30年的发展，对于“经济带”的概念、范围和形成基础仍然缺乏定论。此外，外生研究与内生研究的概念体系也存在错位和隔阂——很多外生概念由于基于西方背景且相对比较抽象，因此内生地理研究对此缺乏了解也不感兴趣；而内生地理研究中的很多概念脱离中文语境后根本不知其具体含义，从而无法与国外进行交流。

1.2.2 中国人文地理学理论应用中的西方主义与实用主义

目前，中国人文地理学中对理论的研究和应用也存在外生和内生研究的分野，且两类研究内部都存在一些悖论。其中，外生人文地理学以应用西方理论为主，存在“西方主义”的问题。“西方主义”是指研究中对西方概念和理论的过分崇拜和对“中国特色”的过度标榜的一种现象。这种论调试图通过“佐证”或“证伪”西方的问题来凸显自身的理论贡献，却陷入了逻辑的悖论——如果中国问题是西方理论的论证材料，那么就没有理论的创新；如果中国问题不符合西方的理论，为何仍采用西方的理论框架？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西方主义”的研究思路导致中国人文地理学很多理论问题更多在回答“是或否”的问题，而忘记了回答“是什么”的问题——后者才是一种更有原创性贡献的研究。而内生人文地理学研究奉行实用主义态度，理论意识较为薄弱，尽管有研究提倡通过加强理论研究解决学科地位问题，但是现有研究总体上对理论的讨论较少，以经验讨论或定量方法运用为主。经验讨论的科学性和系统性毫无疑问存在局限，计量方法同样无法构建人文地理学的理论体系。人文地理现象因为涉及很多社会现象和个人行为，因此人文地理学难以像物理学或经济学那样建立在若干简单的法则或定律之上，也比自然地理和地理信息系统等其他地理学子学科更难形成统一的理论体系。正因如此，尽管美国地理学界在20世纪50年代的“计量革命”中和国内一些学者最近都对地理学基本定律进行了开创性的归纳，但尚未形成广泛的共识和学科的根基，更加无法整合不同流派的理论研究。此外，外生和内生人文地理学在理论发展导向和研究路径上也存在分歧。前者强调研究的理论基础和知识贡献，但是以西方理论应用为主，较少产生原创性贡献；后者则对理论问题关注不多，强调服务于国家需求和解决现实问题。二者对理论的理解方式、重视程度和应用路径都存在较大差异，对彼此的理论贡献互相鄙视，增大了中国人文地理学理论研究的整合难度，也使得各自都遗漏了一些重要理论内容。如唐晓峰指出，国内很多学者在梳理中国地理学史中固守西方现代地理学的框架，忽略了中国特有的偏重人文方面的“王朝地理学”。类似地，中国本土的政治地理学由于更关注地缘和行政区划等本土感兴趣的现象，而对选举地理和民族国家等重要的政治地理议题涉及甚少。

1.3 方法中的多元性：numbers vs.words

林初昇在2008年第四届人文地理学沙龙中以“Playing with Words or Playing with Numbers”概括了当前经济地理学的发展现状。这也适用于当前中国人文地理学的方法体系困境。一方面，目前中国人文地理学中存在定量和定性研究的分裂。定量分析多基于统计资料或调查问卷，但是对模型结果的解释往往基于推断，而很少利用实地调查进行佐证；定性研究往往基于深度访谈或现象描述，但是很少考虑结论的一般性。目前，二者之间很少相互交流，且相互之间存在很多“歧见”。这一方面导致学科内部出现研究方法体系的分裂，另一方面也丧失了两种研究方法相互提升的良好机会。

另一方面，中国人文地理学当前也出现了“方法主导”或“方法至上”的“偏见”，即研究方法越来越酷炫，却对研究问题的新颖性、实证材料的可靠性和方法本身的局限性很少在意。这导致很多问题。第一，大量定量研究未能掌握实证主义的精髓而沦为“虚证主义”。这些研究或是将大量精力浪费在意义不大的问题上，或是理论与实证“两张皮”，或是忽略了模型的假设条件和适用范围导致结果偏误，或是因缺乏实地调研而违背常识，或是忽略了研究的社会意义和社会公平性问题。第二，大量定性的实证研究机械地引用各种“主义”却未能掌握其要义，沦为空洞的文字游戏。如大量研究采用社会建构和空间生产等理论却缺乏批判精神与辩证思维，对空间的理解仍限于作为“容器”的实体空间，仍然认为对头脑中地理认知的批判性研究不属于地理学范畴。第三，对方法的崇拜导致目前中国人文地理学不断从其他学科引进新方法，却很少扎扎实实地思考学科本身的核心问题，不仅导致学术研究变成缺少思想创新的“精致的平庸”，而且加剧了学科内部的分化。

1.4 实践中的多元性：科学导向vs.工程导向

正如Mankiw对宏观经济学的归纳，目前中国人文地理学中也存在“科学导向”和“工程导向”的分歧。“科学导向”的研究主要目的是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在政策层面多采用“中立”或“无用主义”的态度，认为提供对现实的真实认识和改变人们的观念就能改变现实世界。但是，这种导向存在以下两种局限。一是忽略了认识世界与改变世界的区别。由于现实世界存在复杂的社会利益关系和个人行为机制，因此即使掌握事物的基本规律及改变人们的思想不一定就能落实为行之有效的具体行动，反而有可能落入唯心主义的陷阱。如Marston等在批判人文地理学尺度概念的结构性时，想当然地认为抛弃尺度概念而采用去结构化的“扁平本体论”就能避免尺度中的等级关系，这种倡议引起很多学者的反对。二是忽略了政策应用和社会实践对人文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影响。如约翰斯顿所指出，一门学科必须证明其功用，并想清楚“为谁服务”。而在实际参与政策制定和社会实践中，不仅可以检验科学知识的正确性和有效性，也有利于让政府更好地了解人文地理学的价值并给予人文地理学发展更多资助——毕竟政府官员、公司领导和工业巨头并不看专业的人文地理学杂志。因此，科学导向的研究也应该考虑实践问题。

“工程导向”的人文地理学研究则主要定位于解决各种实际问题，倡导“任务带学科”，而对学术研究采取一种“实用主义”态度。这种导向的研究同样存在局限。第一，目前面向应用的人文地理学研究往往深度不够、系统性不强、研究壁垒不高，导致在很多方面逐渐被其他学科的研究取代。第二，由于面向应用的人文地理学研究被实用主义主导，缺乏足够的科学检验，因此在趋势预测和政策制定中随意性较大，导致很多成果被决策者很快弃置。第三，“工程导向”的人文地理学容易将社会、政治、经济需求误作为学术评价的准则，从而丧失了研究应有的反思性和批判性。正如邓正来所指出，如果不对这个“知识规划”时代和“集体性知识生产机器”进行深刻反思，学术研究有可能成为粉饰这台机器的材料。古典地缘政治理论对纳粹侵略行动的支持以及很多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帮腔造势就是知识生产缺乏反思造成危险后果的典型例子。

2 走向共识：构建系统融合的中国人文地理学

目前中国人文地理学内部存在各种多元性。这种多元性已经造成了人文地理学者对学科性质和发展方向的迷茫。如果对这些多元性长期缺乏一致的认识，人文地理学者对学科的认同将产生分化，人文地理学也“将不可避免地分裂”。那么，应该如何对待这些不同的方向和声音？如何提升学科的影响力？如何更好地推进中国的人文地理学研究？总的思路就是弥合凌乱的“散见”、统一的分裂“歧见”、消除狭隘的“偏见”，鼓励有益的“百家争鸣”。我们认为，具体要从认知和操作两个层面入手。

2.1 认知层面：以求真务实为标准

在认知层面，应该在意识到现有哲学、理论、方法和实践层面的“多元性”及其局限或危害后，以求真务实为检验研究成果的标准，统一认识，减少偏见，抛弃一些价值不大的“经验性”研究和意义不大的“务虚式”研究。

具体而言，在哲学层面应该多讲点“问题”少讲点“主义”。目前，中国人文地理学对哲学流派的理解程度和研究中的问题意识都比较欠缺，因此两者都应该加强。但是，由于目前对“主义”的讨论占据了过多的精力，因此相较之下更应该加强后者，即更多从问题入手，以解释或解决实际问题为研究的主要目的，不可陷入脱离实际的哲学思考，更不能以掌握几个“主义”作为研究目的。许多学者曾分别在不同场合、出于不同目的讨论过类似的议题，并且表达过类似的观点。胡适认为，“凡是能成问题的问题，都是具体的”，因此应该“多研究些具体的问题，少谈些抽象的主义”；前美国地理学家协会主席Abler则针对美国地理学发展的趋势，反思“哲学是不是太多了”，并认为“谈论具体内容可以减少本学科内部的混乱状况”。尽管他们对“主义”的理解和争论点有所不同，但是他们的论断很有借鉴意义。最近，《经济学》(季刊)主编姚洋也认为，在中国做(经济学)研究应该以问题为导向，因为目前国内学者在这方面有比较优势(http://www.aisixiang.com/data/77912.html)。

在理论层面要重视原创性和批判性理论思考。受限于地理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例外论与计量地理学都难以提供一统人文地理学的理论。但是，这不该成为理论发展的阻碍，因为至少理论与研究对象(空间或人地关系)和研究方法(如地图表达)相比，更能界定学科的性质和整合零散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只有经过理论的简化和普适性解释的推广，才能触类旁通、窥一斑而知全貌，在有限的生命里实现对未知世界的认识。当然，要构建原创性理论，而非基于西方理论研究“中国特色”、用外生概念“套”中国现象。正如Abler指出，只有学科贡献是别人无法代替的，学科才有影响力。在理论构建过程中，还必须对现有理论进行深刻的批判，且这些批判应该基于深入的理解、严密的逻辑和清晰的理性思考，这样批判才不至于沦为诘难和斗嘴，理论演替才不至于丧失共识和对话。

在方法层面要加强方法间交流与论证的严谨性。目前，中国人文地理学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值得倡导，但是不同方法之间不应该并行发展、相互割裂，而是应该围绕具体的研究问题综合采取各种合适的方法——凡是能够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好的方法，充分论证研究结论。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对于目前大行其道的定量研究必须考虑研究问题的意义和方法的适用性，抛弃对方法的崇拜、警惕“虚证主义”，并且尽量利用深入的实地调查佐证模型的结果。而对于喜欢扣上“主义”帽子的定性研究，要言之有物，避免沦为由一堆复杂的抽象概念构成的空谈。

在参与社会实践层面既要“求真”也要“务实”。中国人文地理学对待实践的“科学导向”和“工程导向”两种态度应该相互弥合，即实现“知行合一”。一方面，在应用研究中应该“求真”。如李政道的比喻，基础科学如水，应用科学如鱼。如果基础研究的“水”短缺，那么应用的“鱼”难以存活长久。另一方面，科学研究中也要“务实”，不能讲了一堆复杂的模型和理论最终仍然无法解决实际的问题。当然，务实不只是对国家政策的解读和落实，而更多是有人文社会关怀与政策意涵(而非导向)的知识生产。

最后，尽管中国人文地理学这么多元，仍需对这门学科保有热情和信心。第一，学科内部的多元化并非只是人文地理学面临的难题。如沃勒斯坦所指出，整个社会科学都存在学科结构分崩离析的问题。因此，不必太过自卑，没有什么别的证据证明人文地理学比其他学科差。第二，作为发展中国家，学科的发展必然要面临内生和外生理论并行发展的问题，这种现象自清朝末期就存在。因此，中国人文地理学学科体系的建立和自主性的发展是一项长期工作，不必为进展缓慢而感到气馁。最后，应该意识到，人文地理学科内部的多元化除一部分应该弥合的分裂外，更多是正常的“多样性”。如de Blij指出，地理学的“前沿”是个复数，差异性和多样性恰是地理学的魅力。因此，应该对中国人文地理学内部的多元性持开放和包容的态度，超越二元主义，构建多样中统一的中国人文地理学。

2.2 操作层面：鼓励原创成果和理论讨论

在具体研究中，可以加强以下两方面工作。一是对因果关系的识别和归纳。目前，人文地理学研究虽然强调科学性和定量研究，但很多指标只是对现象进行量化描述，与传统区域地理学之间没有本质区别，并没有对现实的现象提供合理的解释；还有很多基于模型的研究过度依赖统计检验或模拟，但是很多统计上显著的关系只是相关关系而非因果关系(如反向因果、共同因子或遗漏变量导致的虚假因果关系)。因此，这些定量研究虽然在形式上比传统基于直观描述的研究更为严谨，但是并未提供可靠的发现，从而不宜作为实践的指导或更宏观理论的基础。二是对原创性理论模型的归纳和抽象。目前中国人文地理学很多研究基于实证分析，从而或是成为西方理论的注脚，或是仍未跳出具体问题的描述。未来应该立足于“用脚思考”，首先进行现象和问题的归纳，在此基础上基于逻辑思考提出原创性假说，进一步基于实证研究提炼归纳一般性的理论模型或模式。

在学科建设层面，除了在教学中给地理学学生灌输上述研究理念外，还可以从以下两方面鼓励对学科理论的整合工作。一是更多开辟类似“观点与争鸣”的期刊专栏或类似《Geography Compass》及《Geographical Review》的期刊，从而为理论性的反思、批判和新见解提供交流的平台。为了增加讨论的透明性和讨论的集中程度，每期编委会或客座编辑提前公开征稿，而非只是在“小圈子”内私下约稿。此外，为了应对实证性研究与政策性研究评价标准的差异，可以专设“政策研究”的栏目或类似《Housing Policy Debate》的政策导向的刊物，以实用性而非创新性为主要标准筛选相关论文。二是在地理学相关会议中增设讨论学科发展问题和理论问题的专题，并在评奖中加强对开展理论研究的学者的奖励。

（本文原刊《地理科学》2019年第1期第22-30页，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地理》2019年2期转载。文中原有注释，引用请务必参考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