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历史时期黄河流域水资源变迁的过程

    历史上我国黄河流域水资源变化的原因，除了整个大气候环境的变化，如气候转暖、转寒外，主要是人类活动对自然界加工而引起的。

    (一)影响水资源变化的重要因素是对西北干旱、半干旱区的强烈开发

    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对西北干旱和半干旱区的强烈开发，始于西汉武帝时代。《汉书·沟洫志》载：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年)塞瓠子决口，“自是以后，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口。而关中灵轵、成国、湋渠引诸川，汝南、九江引淮，东海引钜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它小渠及陂山通道者，不可胜言也。”

    这里所谓朔方，是郡名，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击匈奴收复河南地后置。辖境相当今内蒙古河套西北部及后套地区。西河也是郡名，元朔四年(前125年)置，辖境相当今内蒙西伊克昭盟东部，山西吕梁山芒芽山以西、石楼以北及陕西宜川以北黄河沿岸地带。河西是地区名。据陈梦家《河西四郡的设置年代》(刊《汉简缀述》)考证，此时所谓河西，非今日之所谓之河西走廊，而是指张掖郡以东后来武威郡的中、东部(武威郡的西部原属张掖郡)。酒泉，郡名，汉武帝於元狩二年(前121年)以原匈奴浑邪王地置，辖境相当今甘肃疏勒河以东、高台县以西地。以上这些郡的所在，就是今天内蒙、宁夏、陕北、晋西、甘肃河西走廊地区，都是干旱和半干旱区，降雨稀少，无灌溉则无法农作，土多为沙质，除了少数水资源比较丰富的绿洲外，大多不宜农耕。《居延汉简》也说：“地热，多沙，冬大寒。”[1]原先都是匈奴浑邪王游牧之地。今天也就是这些地区沙漠化现象最为严重，退耕还牧，退耕还草。限制畜牧量，也是针对这些地区而言的。

    但是汉武帝时代，北伐匈奴，复取河南地后，从内地迁去近百万从事农耕的汉族人民安置在沿边诸地，设置了大批郡县。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末年在山陕峡谷流域泾渭北洛河上游、晋北高原以至河套地区人口竟达310万。这就必须开辟大量耕地，才能维持这些人口的生存。于是汉武帝元封年间，农垦区向北推进，“北益广田，至眩雷为塞”(《汉书》卷94《匈奴传》)。眩雷塞在今内蒙古伊克昭盟杭爱旗东部。至元帝初元五年(前44年)北假(今河套以北、阴山以南)地区仍有田官。

    汉代为了屯垦农耕开了不少灌溉渠道，引以高山积雪为源的河流进行灌溉。《汉书·地理志》张掖郡角觻得县：“千金渠西至(酒泉郡)乐涫人泽中。”“羌谷水出羌中，东北至居延人海。”此外西河郡有美稷、广田县；敦煌郡有宜禾、效谷县；均以农产命名。颜师古注：“桑钦说武帝元封六年济南崔不意为鱼泽尉，教力田，以勤效得谷，因立为县名。”龙勒县(今敦煌西南南湖附近)：“氐置水出南羌中，东北人泽，溉民田。”氐置水即今党河。冥安县(今安西县东双塔堡附近)：“南籍端水出南羌中，西北人其泽”(王念孙《读书杂志》以为“南”、“其”两字为衍文)。籍端水即今疏勒河，泽指冥泽，今湮。关于汉代在河西一带开发水利进行屯田事，《居延汉简》中多有记载。《居延汉简》甲编1597、2102：“太初三年(逸按：前102年)中又负马田敦煌”，“诣居延为田”。当时迁往居延一带的田卒多来自中原诸郡，始元二年(前85年)一次迁自淮阳国至居延的田卒就达1500人(甲编1590)。陈直《汉书新证》引居延汉简释文有简云：“谨案属丞，始元二年戍田卒千五百人为骅马官写泾渠。”所谓“写泾渠”者，谓象仿泾渠也。陈梦家《汉简所见居延边塞与防御组织》(《汉简缀述》)引汉简元帝永平二年(前42年)诏：“□□(敦煌)以东至西河十一农都尉官。”此类简文在汉简中常见，不能备述。今黑城一带尚有古代田舍、沟渠遗迹(《汉居延考》，刊《汉简缀述》)。自河套朔方以西至河西地区的农田水利，在文献中记载也不少。《史记·平准书》：武帝时“朔方亦穿渠，作者数万人；各历二三期，功未就，费亦各巨万十数。”《匈奴列传》：元狩四年(前119年)，“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令居在今甘肃永登县西北。《平准书》：元鼎六年(前111年)，“数万人度河，筑令居，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水经·河水注》中也记载到银川平原和后套平原上汉代引河水灌溉的渠道。以上记载均说明，汉武帝时代在西北干旱半干旱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和农田开发，消耗了大量水资源。由于当地日照强烈，地面水多易蒸发，经开耕的土地，经风吹就地起沙，给环境带来负面作用。

    今甘肃河西石羊河下游民勤绿洲西部，有一条由北向南长约135公里，宽约20—30公里，面积约3000余平方公里的沙漠带，俗称西沙窝，是历史上形成沙漠的典型地区。西汉时这里是防御匈奴的前线，置戍屯田，今尚有汉代城障烽燧遗址三角城，已陷于茫茫沙漠之中。在三角城周围分布着成片的古耕地、阡陌、渠道遗迹，散落着大量汉代遗物，但没有发现汉代以后的遗物，可以推定城址的废弃及其周围地区的沙漠化发生的时间应在汉代大规模开发的后期。今甘肃金塔县东沙窝原也是为一片绿洲，南北纵长约35公里，东西宽10～20公里，总面积约为550平方公里。现今古绿洲上废弃的耕地遗迹阡陌相连，大多遭受严重风蚀，风蚀垄槽比高多在1米以上，甚至可达2米，在景观上表现为一片连绵延伸的灰白色土疙瘩，其间干、支渠道遗迹依稀可辨。其间有西古城、破城、下长城、三角城等废弃古城遗址，大多是在汉代垦殖以后废弃的，其原因也是大规模开垦引灌的扩大，农业用水量不断增加，本来水资源就很差的地区，生态环境潜在不稳定性很强，不合理的开发，引起风沙、干旱的沙漠化进程。[2]

    20世纪60年代侯仁之教授在乌兰布和沙漠北部黄河西岸，发现了三座汉代古城遗址：三封、窳浑、临戎(均属朔方郡)和分布甚广的汉墓群，推定这里是汉代的一个农垦区。当时的渠道已被流沙淹没。《史记·平准书》、《汉书·食货志、匈奴传》都记载到卫青取河南地后，徙民以实新秦中，元狩三年(前120年)一次即徙山东贫民七十余万口。大量汉民进入河套地区必然兴修水利、开发农田。以后汉民内迁，匈奴人进，土地荒芜，在强烈的风蚀作用下，沙漠内移，垦田废弃。这三个故城都被沙淹，成为废墟。[3]由于西汉武帝时的高度开发，西北干旱和半干旱区的环境恶化已经开始，5世纪时鄂尔多斯高原西部“道多深沙”，南部出现了“沙丘”、“沙陵”和“沙溪”(《水经·河水注》)。说明鄂尔多斯高原经过秦汉时代的过度开发，已经出现了沙漠化的迹象，破坏的生态环境已无法逆转。到了唐代，今鄂尔多斯高原北部，已经出现“库吉沙”、“普纳沙”等沙地(《全唐文》卷737沈亚之《平复》)。其南部今毛乌素沙地的夏、宥州一带，更有“广长几千里”的流沙(《新唐书·地理志》引贾耽《四夷道里记》)。

    公元7世纪初至10世纪初的唐代，是我国历史上又一个强大的统一帝国。在8世纪中安史之乱之前，东征高丽，北伐东突厥、薛延陀，西灭西突厥、吐谷浑，建立了疆域辽阔庞大帝国，屹立于东亚有300年之久。它的经济基础就是发达的农耕业。唐代虽然建立了辽阔的疆域，但是自唐初以来，边疆游牧民族突厥、吐蕃经常寇边，叛服不常。突厥在武德年间兵锋曾一度直抵渭滨，与李世民对渭桥而语，长安城受到严重威胁。嗣后虽为唐朝平定，但一旦中原王朝国力不强，就有重新反叛的可能。其后，吐蕃强大，并吐谷浑而有青藏高原，安史乱后，乘唐朝国势衰落之机，河西走廊、川边诸地尽为其有，并曾一度进至关中乾县、醴泉一带，威胁到京师的安危。所以唐代前期在边区始终驻有强大的边防部队，守卫边疆。为维持庞大军队的生存，唯有在这些干旱和半干旱区进行屯田。武后垂拱二年(686年)陈子昂论河西形势，“河西诸州，地居边远”，“比者国家所以制其(指吐蕃)不得东侵，实由甘(张掖)、凉(武威)素有蓄积，士马强盛，以扼其喉，故其力屈，势不能动。”而目前却是凉州地广，存粮甚少，“凉府虽曰雄藩，其实已甚虚竭”，“今国家欲制河西，定戎虏，此州不足，未可速图。又至甘州，责其粮数，称现在所贮积者四十余万石，今年屯收，犹不计人。……甘州地广粮多，左右受敌，其所管户，不满三千，屯田广远，仓蓄狼籍，……今瓜肃镇防御，仰食甘州，……旬不给，便至饥馁，然则河西之命，今并悬于甘州矣。……得甘州状称，今年屯收，用为善熟，为兵防数少，百姓不多，屯田广远，收获难遍。时节既过，遂有凋涸，所以三分收不过二，人力又少，未人仓储，纵已收刈，尚多在野。”(《陈子昂集·上西蕃边州危事》)凉州在武则天时代，因吐蕃和突厥的不断侵扰，加强了屯田，数年之后，粮食丰收，“乃至一匹绢籴数十斛，积军粮支数十年。”(《旧唐书·郭无振传》)

但这时凉州(武威地区)开发的地区，已不是汉代的石洋河下游，而是中游的今武威平原。唐代凉州六县，五县在中游绿洲平原，只有武威一县在下游绿洲平原，说明下游的自然条件已远不如汉代。而这个武威县也是只置了27年(668—695年)即行废弃。其原因是中游的大规模开发，使下游水源缺乏，耕地废弃，地表无植被保护，在强烈的风力作用下，加速沙化。据《通典》卷2记载：天宝八年(749年)全国岁收粮食一百九十一万多石，河西屯田收二十六万多石，约占全国的百分之十四左右。开元年间瓜州刺史言：“瓜州地多沙碛，不宜稼穑，每年少雨，以雪水溉田。至是渠堰尽为贼所毁，既是地沙林木，难以修葺。守珪设祭祈祷，终宿以山水暴至。大漂材木，塞涧而流，直到城下，守珪使取充堰。于是水道复旧，州人刻石以纪其事。”(《旧唐书·张守珪传》)从现存《沙州志》、《沙州都督府图经》等资料来看，唐代在河西地区曾大量引用雪水进行灌溉，据李并城《唐代敦煌绿洲水系考》研究，敦煌地区大小干支渠道近百条[4]。岑参《敦煌太守后庭歌》云：“太守到来山泉出，黄砂碛里人种田。”(《全唐诗》卷199)在河西地区仅有的几片绿洲里，大量利用山泉雪水进行灌溉，可见唐代对河西水资源的开发，可以说是到了竭泽而渔的地步。敦煌发现的《开元水部式》是我国见于文献记载的由中央政府作为法律形式颁布的我国第一部水利法典，有非常具体的规定，其目的是充分利用有限的水资源，求得最大的经济效益。[5]这一方面说明到了唐代在水利事业上的成熟，当时灌溉用水已经法制化，同时也是反映唐代水资源已经比较紧张，人们已经注意到要控制水资源的利用。特别是其中规定灌溉用水制度以关中平原的郑白渠为例。还有在敦煌发现的《敦煌水渠》更明确规定对当地灌区的灌溉制度，即全年的灌溉次数，各次灌溉时间(也是包括水量)等的规定，根据作物种类和当地气温和降雨情况，该灌区规定全年需进行五次灌溉，这五次灌溉又与不同节气即作物生长的不同阶段相对应。不过唐代以后确有引用水利灌溉工程种植水稻需要纳税的记载，尤其是西北吐鲁蕃地区西州，因为水资源缺乏，用水的规定更为严格。[6]

    唐代降突厥后，也曾在蒙古高原进行大规模式屯田，但环境已远非昔比。《唐会要》卷89《疏凿利人》记载：德宗时，杨炎曾请在丰州(治今内蒙古五原县南)屯田，京兆尹严郢指出：“按旧屯沃饶之地，今十不耕一，若力可耕辟，不俟浚渠，其诸屯水利，可种之田甚广，盖功力不及，因致荒废，……与天宝以前屯田事殊。”德宗年间，李景略任丰州刺史、天德军西受降城防御史，“迫塞苦寒，土地卤瘠，俗贫难处，景略节用约己，与士同甘苦，将卒安之。凿咸应、永清二渠，溉田数百顷，公私利焉。”(《旧唐书·李景略传》)唐代夏州(今陕西靖边县北白城子)地区已多沙丘，“长庆二年十月，夏州大风，飞沙为堆，高及城堞。”(《新唐书·五行志》)“盐州(治今陕西定边县)深居沙塞，土乏农桑，军士衣粮，须通商旅。”(《唐大诏令》卷129《洗雪平复党项德音》)会昌六年五月五日敕：河套一带的“灵武、振武、天德三城，封部之内皆有良田，缘无居人，遂绝耕种。”(《册府元龟》卷494《山泽》)西汉时代十分兴旺的边塞屯垦，到唐中期已明显衰落，主要是水资源缺乏，不可能象汉代那样进行大规模的屯田了。

    五代时高如晦出使西域，“自甘州西始涉碛，碛无水，载水以行”，“地无水而尝寒多雪，每天暖雪消乃得水。”(《新五代史》卷74《四夷附录于阗》)到了西夏时代，河西地区水利灌溉系统一破坏，完全成了荒漠之地。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22：“河西之地，自唐中叶以后，一沦异域，顿化为龙荒沙漠之地，无复昔之殷富繁华矣。”“元吴所有土地过于五凉，然不过与诸蕃部落杂处于旱海不毛之地，兵革之犀利，财货之殷富，俱不能如曩时。”元代全国十行省岁人粮一千二百多万石，甘肃行省仅六万多石，只占全国的二百分之一。与唐时远不可比。明清时镇番卫(今民勤)“飞沙拥城”，“西北则风拥黄沙，高于雉堞。”到了清末，民勤县已是“五谷枯槁，岁不丰登”的贫困县了。

    (二)千年建都破坏丁关中地区的水环境

    关中地区即今陕西省西安所在的关中平原，在唐代以前是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最好的地方，战国时“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故早有“天府”、“陆海”之誉。首先表现为气候温湿，“渭川千亩竹”是《史记·货殖列传》中的名句，其次是土壤肥力高，在《禹贡》九州土壤分级中，雍州黄壤肥力为上上，属九州土壤上第一等。再次是水资源丰沛，所谓“八川绕长安”，八川即泾、渭、灞、丰、镐、浐、泬、涝，这些河流都有丰富的水资源，富有灌溉之利。战国末年的郑国渠，汉代以来的漕渠、白渠、六辅渠、龙首渠、灵轵渠、成国渠、蒙笼渠等灌溉渠道，都是引泾、渭河为水源的。所种农作物，又多为水稻，可见渭、泾等河流水量之丰富。可见早在二千年前关中平原已形成了水利灌溉网络。

    汉代长安城周围的环境十分优美，城西的上林苑是天然和人工合作的自然保护区，周围三百余里，是皇家游猎之所，其中有离宫七十所，奇草异木3000余种，稀兽珍禽不知其数，苑中有池十五所，其中最大为昆明池，周围40里，初建时为汉武帝训练水军之用，以后实际上成了帝王游乐和皇家饲养鱼鳖场所。昆明池北还有镐池，长安城内有沧池、太液池，整个长安城内陂池密布，花木茂盛。当时私家住宅里也有池沼可以行舟。总之，西汉的长安自然生态优越，加上人工修饰，自然成为天下最美之处。唐代长安八水仍旧，但水资源已明显有所减弱，如郑国渠初开时溉田4万余顷，汉白渠溉田4500顷，到了唐初郑白两渠仅溉田万余顷，晚唐减少至6200余顷，较汉时几乎少了十分之八。唐朝人杜佑叹曰：“地利损耗既如此”，“欲求富强，其可得乎?”西汉时水源充沛的渭河，在隋时却因“渭川水力，大小无常，流浅沙深，不能往复，泛舟之役，人亦劳止。”(《隋书·食货志》)唐朝引渭水开漕渠，因水力不足，亦不畅通。所以唐代关中帝王经常往洛阳就食，成了“逐粮天子”。同时长安城的水质污染，在隋初已出现，“汉营此城，经今将八百岁，水皆咸卤，不甚宜人。”(《隋书·庾季才传))所以隋朝新建大兴城，离开了汉城旧址。到了唐朝后期，长安城中井水咸苦的记载增多。《酉阳杂俎》：长安城内永宁坊“井水腐不可饮”。但整个环境尚未完全破坏，曲江游赏，禊饮踏青，是长安人岁时习俗。杜甫《丽人行》“三月三日气象新，长安水边多丽人”之句，反映了唐代长安的风光。

    但自唐末五代以来，关中平原环境恶化的端倪已见。这是因为关中地区为秦汉唐千年古都所在，从秦始皇开始，历代大修宫殿、私宅、庙宇，以及生活所需各种薪材，将渭南秦岭、渭北北山的大批森林砍伐殆尽。仅兵马俑一例，我们可以想象其烧窑所费木材，当不知其数。上林苑等皇家苑囿因人口骤增、耕地不足而被辟为农田。又因农耕需要，水资源被大量耗尽。黄土高原自秦汉以来农耕的开发，泾、渭、北洛河上游森林被毁，水分无处蓄养(一棵树就是一个小水库)，而使水土流失加剧，泾、渭、北洛河含沙量增多，引以为源的人工灌溉渠道都先后遭受淤浅，灌溉作用减弱。如唐时郑国渠石川河以西河段已经淤废。宋代以后，郑白渠因渠身淤高灌溉作用已很小，其灌溉面积不及西汉二十二分之一，无法与汉唐相比。《元史·河渠志》：关中地区“渠堰缺坏，土地荒芜，陕西之人虽欲种莳，不获水利。”明代关中地区水利工程大多废坏，“堤堰摧决，沟恤雍潴，民弗蒙利。”(《明史》卷88《河渠志六》)明清时关中平原虽然仍为我国小麦主要产区，但环境已趋恶化，风沙蔽天，城镇经济凋零，与汉唐时的繁荣真有天壤之别。

    今天西安市严重缺水，依靠引用西安西面的黑河水供给城市用水。渭河干涸，当地人们以在河床中挖沙，作建筑材料为生计。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安地区小工厂肆意排放污水废气，近几十年来，西安地区环境恶化以至于严重缺水且水污染严重，与当代人不合理行为有关。但从历史长河观之，实有数千年的渊源。

    (三)黄河下游平原单一农耕业的高度开发，过度消耗了水资源

    黄河下游平原以黄河为界分为河北平原和黄淮平原两部分。河北平原中部在先秦时期是黄河漫流泛滥区，湖泊沼泽密布，人们无法长期稳定居留，故人口稀少，要待战国中期(前4世纪)黄河下游全面筑堤，积水排除后，西汉时才开始大规模垦殖。而河北平原南部则自战国以来即为农耕业发达地区，进入两汉时期更有长足的发展。今河北临漳和河南安阳地区，在战国魏国时已有漳水灌溉十二渠。河北新城、涿州一带的督亢陂为燕国农田水利区。今北京地区在三国时已种植水稻。三国时“冀州民人殷盛，兵粮优足。”(《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英雄记》)“冀州户口最多，田多垦辟。”(《三国志·魏志·杜恕传》)

    黄河以南的黄淮平原，十一世纪以前没有受到黄河的干扰，河流大部分可以通航。据六世纪郦道元《水经注》记载，当时黄淮平原上有数十公里以上的河流数十条，湖泊190多个。这些河流既可通航，又可灌溉，湖泊除了可以灌溉、养殖水产外，还有调节地区小气候的作用。据我们研究，东汉时期(公元初至三世纪初)黄淮平原水稻种殖面积大于今天。可见水环境良好，水资源丰富。[7]

    自西汉武帝(公元前二世纪中)以后，我国黄河流域生产方式上有一大变化即单一农耕经济的确立。即从农牧业并重到单一农耕业的确立，这对我国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以及环境的变化有极大的影响。这时开始，黄河下游平原的原始森林、草地逐渐被开伐殆尽，连河湖滩地也都辟为耕地，西汉中期“内郡人众，水泉荐草，不能相赡，地势温湿，不宜牛马，民蹠耒而耕，负担而行，劳罢而功寡。”由于缺乏畜力，生产力难以提高，同时因粮食紧张，“六畜不育于家”(《盐铁论·未通》)。於是单一农耕成为黄河中下游地区唯一生产方式。在这种农耕经济思想指导下，不断无序地开垦一切可耕土地，并且大兴水利以维持农业的高产，引起环境和产业结构的变化。以后魏晋南北朝时期，虽因游牧民族的进入，单一农耕经济有所变化，但汉化是当时各民族政权的共同倾向，加强农耕经济成为政权能否站住脚的关键。所以当政权稳定以后，首要任务仍然是扩大农耕地。如北魏、前秦等。隋和唐代前期，黄河下游平原是全国粮食主要基地，也是水利事业最兴旺的地区。唐代在安史之乱前的一百三十多年里，对黄河下游平原进行了极度的开发，使下游平原的农业经济达到了汉代以来的顶峰。所以唐玄宗《谕河南河北租米折留本州诏》说：“大河南北，人户殷繁，衣食之源，租税尤广。”(《全唐文》卷310)《文苑英华》卷609张廷珪《请河北遭旱涝州县准式折免表》：“两道(河南河北)枕倚大河，南接神州，北通天邑，郡县雄剧，人物昌阜。”据《中国水利史稿》(中册)的统计，唐一代在十道区域内共兴建和维修的农田水利工程共253项，黄河下游的河北、河南两道共61项，占24％。是唐王朝政权的粮食主要基地。贞观、总章之际几次征伐辽东，粮秣主要取给于河南河北两道。开元年间裴耀卿改革漕运，凡三岁，运七百万石租米至京师，粮食主要来源于河北的晋、绛、魏、濮、邢、贝、济、博等州(《旧唐书·食货志》)。《通典·食货典》记有天宝八年(749年)十道正仓、义仓、常平仓的储粮数列表，河北河南两道正仓粮食占全国的47％，义仓占全国的52％，常平仓占全国的70％。由此可见，黄河下游平原农业在全国的地位。

    据研究，北宋后期全国人口约有1亿2千万。南宋时期秦岭淮河以南的南中国，约有8000万人[8]。北宋的疆域远小于唐代，北面以白沟与辽分界，今北京地区和山西大同地区全在辽朝范围之内，西面的陕北和甘肃、宁夏为西夏所有，西南有大理国。由于人口增多，而国土狭小，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开始出现人稠地狭的现象。河北平原成为当时的国防前线，军事要地。在西起保定，东至天津的界河一线以南地，开辟了东西长八百里、南北阔(最宽一百三五十里)狭(最狭八、十里)不等的一条潴泽国防线，将河北平原上诸水都引入这一片湖泊带，完全扰乱了当地的自然水系。在这条国防线上开辟水稻田，以提供驻军的口粮。由于唐代以来河北平原水利的过度开发，遂使土壤逐渐盐渍化。天圣四年(1026年)，太常博士王治说：“河北为天下根本，其民俭啬勤苦，古号丰实。……魏史起凿十二渠引漳水溉斥卤之地，而河内饶足。……唐至德后，渠废，而相、魏、磁、沼之地并漳水者，属遭决溢，今皆斥卤不可耕。”(《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4)《梦溪笔谈》卷24《杂志》云：从太行山下来的“漳水、滹沱、涿水、桑乾之类，悉皆浊流”。庆历六年(1046年)监察御史何郯言：“河北一路，除沧、滨出盐外，其深、冀、邢、洺等十数州，地多碱卤，不可耕种，民唯以煮小盐为业，衣食赋税皆出于此。”(《宋会要辑稿》方域十五之二)元人宋本《都水监事记》云：“古燕赵之地，吾尝行雄、莫、镇、定间，求所谓督亢陂者，则固已废，何承矩之塘堰，亦漫不可迹。渔阳燕郡戾陵诸堰，则又并其名未闻，豪杰之意有作以兴废补弊者，恒慨惜之。”明人夏言云：“北方地土平夷广衍，中间大半舄卤薄瘠之地，葭苇沮洳之场，且地形率多洼下，一遇数日之雨，即成淹没，不必霖潦之久，辄有害稼之苦。”(《明经世文编》卷202《勘报皇庄疏》)明胡祗通《紫山大全集》卷23记载，当时华北百亩收七八十石，薄收三四十石，平均六十石，每亩平均为0．6石。[9]

    北宋时期黄淮平原农业也开始衰落，地处黄淮平原的“汝、颍、陈、蔡、许、洛之间，平田万里，农夫逃散，不生五谷，荆棘布野，而地至肥壤、泉源陈泽之迹，迤迹犹在。……五代以来，天下丧乱，驱民为兵，而唐、邓、蔡、汝之间故陂旧堤，遂以堙废而不治。”(苏辙《栾城集》卷10《进策五道·民政下》)张方平说：“淮阳、许昌、汝南之域，人稀土旷，地力不足。”(《乐全集》卷4《屯田》)金代以后，黄河长期南泛夺淮入海，黄淮平原水利设施全遭破坏，河流淤浅，陂塘填平，农业受到严重影响。又由于连年战争，人口逃亡，“陈、蔡、汝、颍之间，土广人稀。”(《金史·曹望之传》)“陈、颍去京不及四百里，民居稀阔，农事半废，蔡息之间，十去八九。”(《金史·把胡鲁传》)元至正年间“两淮以北，大河以南，所在萧条。”(《元史·张帧传》)汉唐时期黄淮平原的一片繁荣景象，如同隔世，已成梦幻。

    从汉武帝时代开始，到九世纪唐代中叶，黄河流域的农业在当时生产力条件下，水利建设工程也都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汉唐是我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黄河流域是当时人口最集中，经济、政治、文化最发达、最辉煌的地区。这种鼎盛和辉煌就是建立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农耕地的不断扩大和向自然大量索取的基础之上。换言之，就是以环境的失衡为代价的。中唐以后，黄河流域长期处在战乱状态，人口逃亡，水利失修，加上中游黄土高原的长期过度开发，引起水土流失加剧，黄河泛滥严重，下游河湖都被淤被垦，最终引起水资源匮乏。《水经注》时代190多个湖泊，到了10世纪以后，大部分淤废。到了近代只剩下北部的白洋淀(也是淤浅)，南部的微山湖、洪泽湖(两湖都是明代以后形成的)。所以10世纪以后，黄河流域虽然在政局上处于和平环境之下，但河患日益严重的趋势已不可逆转，灌溉系统破坏难以修复，土壤沙碱，水旱不时渐趋严重，整个生态环境不断恶化，造成经济逐渐衰落，以致近代成为我国灾害频发，经济贫困的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