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武汉多湖，其中武昌城（1）近郊有东湖、沙湖等较大的湖泊。学界对东湖的形成及变迁多有研究，代表性的著作如石泉、蔡述明二先生合著《古云梦泽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和涂文学主编《东湖史话》（武汉出版社2004年版）等。而对于沙湖，探研者却寥寥。1926年，任桐著《沙湖志》一书，所述涵括了武昌东、南两郊所有湖泊群姑且不论，该书竟将沙湖与东湖混淆，称今之武昌东湖为沙湖，然而学者未曾详加考究，征引者甚众。笔者不揣浅陋，考诸旧志，并实地踏察，试略述沙湖之形成及变迁，以为东湖、沙湖正名。

                                                       一、沙湖并非“东湖”

任桐在《沙湖志·湖景》中说：“沙湖，旧名东湖，又名歌笛湖。湖方三十里，在武昌商埠东。明楚藩王种芦取膜为笛簧处。”（2）此说大不确。

武昌之东有东湖。“东湖”之名，始见于《舆地纪胜》，其书卷六十六《荆湖北路·鄂州·景物上》云：“东湖，在城东四里，湖上有东园，为近城登览之胜。哣东湖、东园皆因湖、园在武昌城之东而得名，正如其时尚有“南湖”“北园”之属，东、南、北等皆是指方位。然而此说一开，即为后世志书所沿袭，明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山川》即云：“东湖，在县东四里，湖上有东园，为近城登览之胜。”清康熙《湖广武昌府志》卷二《山川志》亦云：“东湖，在城东四里。”直至同治《江夏县志》卷二《疆土志》仍载：“东湖，在县东四里，《舆地纪胜》谓：湖上有东园，为近城登览之胜。”（3）可见此说不过是转抄《舆地纪胜》陈说而已。

按《舆地纪胜》所载，湖在城东四里，此“东湖”应大约在今武昌螃蟹岬至紫金山（又名紫荆山）、小龟山之间的狭隙地带；而东园应建在湖之西侧螃蟹岬或湖之东侧紫金山、小龟山上，于此北瞰湖水，才能有“近城登览之胜”的意境。南宋袁说友《游武昌东湖》诗云：“只说西湖在帝都，武昌新又说东湖。一围烟浪六十里，几队寒鸥千百雏。野木迢迢遮去雁，渔舟点点映飞乌。如何不作钱塘景，要与江城作画图。”（4）另，其后戴复古《杜仲高自鄂渚下仪真》诗云：“鄂渚三千里，南楼看月回。东园花政好，去岁客重来。兄弟皆名士，文章动上台。倾城倾国色，也用觅良媒”（5），也可证其时“东湖”及“东园”之存在，“东湖”通江，所以才有诗人文学化描绘的“一围烟浪六十里”景观。

《舆地纪胜》所言“东湖”作为武昌近郊的游览地，其来有自，似即南朝之曲池水。《太平寰宇记》卷一一二《江南西道十·鄂州》载：“曲池水，在县东三里。梁太清四年，邵陵王萧纶为富水郡太守，雅好宾客，乐于诗酒，每慕王右军兰亭流觞曲水之兴，故以效之。”（6）也就是说，自南朝开始，武昌城东北近城湖山之间，已成文人雅士的游乐之所，并延至唐宋时期。

有论者以为此东湖即是“赛湖”，即今之晒湖；似不确。宋代及此前，武昌城池的主体部分在蛇山以北，晒湖在其东南，称湖在城南为宜。而且晒湖在武昌城南与江通，夏秋水涨，近旁并未有高地可建“东园”。

除此“东湖”，据旧志记载，武昌城内及周边名为“东湖”者，尚有多处。《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六《湖广二》记载：“府东六十里有梁子湖，亦曰东湖。”（7）梁子湖因在武昌府东南，也偶被称为东湖了。但此说仅此一见，似不足为据。另，康熙《湖广武昌府志》卷二《山川志》载：“东湖、西湖俱在城内”，可见武昌城内亦有湖曰东湖。乾隆《江夏县志》卷之一《山川》则明确记载此“东湖”的位置，其云：“东湖在滋阳湖北，一曰歌笛湖，楚藩种芦取膜为笛簧，今岸侧犹多芦。”同治《江夏县志》卷二《疆土志》因之。按，“滋阳湖”即今紫阳湖，此“东湖”应是今紫阳湖以北原“长湖”，湖址原在今辛亥革命博物馆之东的区域。只是长湖已被填没，今只存长湖正街、长湖南路、长湖北路以及长湖小区等地名。

而清代以来，则将紫阳湖之西明月湖（亦称菱湖、宁湖）称为歌笛湖，其湖在今张之洞路以南、复兴路以西、解放路以东、水陆街以北。“建国初期，湖面约33亩，但湖面多被淤塞。1956年，为武昌造船厂等单位填用。”（8）今仅存歌笛湖社区地名。

因此，任桐称“东湖名歌笛湖"一说，乃是将同治《江夏县志》等志书所载城内“东湖”误作武昌城外之东湖。而有论者强为之解，认为“沙湖”即“东湖”不虚（9）。另有论者以为任桐所谓“沙湖”乃“大沙湖”概念，包含今沙湖、东湖、白洋湖、梁子湖等湖泊群，且与长江相通(10)。这些说法都缺乏史料的支撑。

的确，从任桐所总结“沙湖十六景”的地望看，其包含范围竟囊括整个武昌东、南两郊。其中，“寒溪渔梦”(11)“虎岩云啸”“兰岭香风”“夹山咏雪”“石壁龙湫”“梁湖放棹”，远在城东南今之武汉市江夏区与鄂州市交界的龙泉山、梁子湖地区(12);而“九峰晨钟”“青山夜雨”又在远在东郊(13);“金冢桃花”在珞珈山南；广东山残碣”在洪山；“卓刀饮泉”“卓亭松韵”在伏虎山西麓卓刀泉，近于今之东湖广“琴堤水月”“雁桥秋影”“鸥鸟浴波”在今之东湖中；只有“沟口夕阳”一景在今之沙湖西隅。

而在《沙湖志》书末任桐所附“沙湖名胜全图”中，则具体将今之东湖标注为“沙湖”，而将今之沙湖标注为“小沙湖”。他在《沙湖志•湖景》述“小沙湖”，云其:“在武昌商埠东，武胜门外，方十余里，通青山港；农林试验场、棉业厂皆在湖边。”（14）其描述正与今之沙湖相同。然而将今之东湖名为沙湖，则于史无据。

任桐在《沙湖记》中自述：“清光绪庚子宦游来鄂，一旦闲步出武胜门外，沿东北行至沙湖，远望洪山、灵泉、九峰诸山，星罗棋布，各效其奇，其中有一衣带水、若隐若现、掩映于诸山之间者，曰沙湖。”（15）由武昌城之北门武胜门北行，确为沙湖，或可远望洪山，但以人之视力所及，断不能望见灵泉、九峰诸山。沙湖与武昌东、南诸湖虽可说隐没相通，但以诸湖之一隅，以偏指全，当是虚妄之言。

今之东湖，是指武昌城东以郭郑湖（16）为主体的湖泊群，现有面积约22平方千米。乾隆《江夏县志》卷之一《山川》载：“东湖，一名郭郑湖，在县北二十里。”此应是将郭郑湖称为东湖之始。同治《江夏县志》因之，其卷二《疆土志》说:“东湖，一曰郭郑湖，在县东北二十五里。”该称谓一直延续至今。而在历史上，郭郑湖从未被称为沙湖。

综上所述，任桐关于沙湖的说法有误，沙湖并非东湖，更非歌笛湖。

关于任桐的《沙湖志》，应当以风景规划之书看待，该书或可对当下城市规划、园林建设和旅游规划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如果以史料看待，则恐怕失之妥当，援引应更加审慎。《沙湖志》并不是“沙湖”的专志，而只是采诸旧志、综合整理而成的一部复述武昌城东南两郊湖泊、山川、古迹、人物等的合集，其中除了任桐自建之园林——琴园的相关资料外，其他方面的史料价值相当有限。

                                                    二、沙湖以北白杨湖的形成

武昌郊外的湖泊，大约形成于全新世初期，该时气温升高，降水增多，河流入江处遂壅塞成湖。（17）因长江水盛，且在人类社会早期少有人类活动，武昌城南、东两郊的大湖均与江通。因此，长江主泓的流向变化对于武昌郊外的湖泊形成、发育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最初，长江过龟、蛇二山，主泓右侧武昌城以东今之洪山、小洪山、珞珈山、南望山、喻家山、马鞍山等一线残丘、阶地的北面，推测应该是浅湖、河口、沙洲地貌，（18）并与长江呈开放态势，江湖连成一片，正是由于长江的河势变化造成沙洲发育和湖水沉积，这一区域湖成堤和冲积平原发育，水面逐渐走向闭合，遂形成诸多的浅水湖泊。这些湖泊自北向南渐次形成，从大的湖泊看，先是在青山矶以南形成白杨湖，后大约在明代中期，又在白杨湖以南地区形成沙湖。

长江武汉段在历史时期频有沙洲涌出，但从目前的成果看，论者对于龟、蛇二山上游的沙洲研究颇多，如旧新鹦鹉洲、刘公洲、金沙洲、白沙洲等的变迁（19）而对其下游的沙洲研究则相对较少。但是，下游沙洲的变迁对于今之汉口地区成陆及武昌地区缘江湖泊群的变迁有着决定作用。据《水经注·江水》，长江过夏口城，“江之右岸频得二夏浦，北对东城洲”。可见其时龟、蛇二山下游江中即有沙洲形成，因在夏口城之东，故名。张修桂认为，东城洲地近武昌江岸，二夏浦当即东城洲右支汊道，“大体沿今沙湖、白杨湖至青山镇西北与左支相汇”，6世纪以后，东城洲继续向上游延伸并和夏口城相连，南宋以前已基本靠岸（20）。这一研究表明，由于江中沙洲的发育，青山矶以南水面逐渐由北向南闭合。地质调查也支持这一说法，“东湖的湖水来自长江，湖水沉积地形（沙嘴、沙洲等）也是自北向南，尖端所指的方向与湖水流来的方向一致。”（21）

由于长江的水力作用，在长江与今之东湖之间形成湖漫滩的地貌及湖成堤，经地质调查，湖漫滩在今之东湖西岸、沙湖东岸都有分布，东湖由北向南至湖光阁还有一条湖成堤，并发展成为冲积平原。因此，在今之东湖北端直至青山矶附近开始形成继续河湖。白杨湖因此形成，该湖在历史时期成为由长江下游往来武昌城的重要交通孔道。

白杨湖，又作白洋湖（偶作白羊湖，或讹作白扬湖），其入江口为白杨浦，白杨湖似因白杨浦而得名。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山川》亦称：“白杨湖，一名白口湖，在县东三里，北通大江，谓之白口。”但断其在县东三里，应不确。郭正域《江夏县方域志下》则曰：“县东北五里曰余家湖，南抵郭郑湖，入江。又白杨湖，一名白口湖。”（22）即城之东北先是余家湖，再是白杨湖。乾隆《江夏县志》卷之一《山川》也称：“白杨湖在县北十里，一曰北湖口。”因武汉地区方言“白”“北”读音相近，故此“北湖口”与前之“白口湖”“白口”当为一地。白杨浦在青山矶南，沟通长江与武昌城东、北湖泊水系，因青山矶重要的战略地位，该地也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见图1)

   图1明代以前白洋湖与长江及武昌城、东湖的位置关系示意图

资料来源：本图根据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营务处石印本《湖北舆地图》第4页“江夏县北”草绘。

《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六《湖广二》载：“白杨浦：在府北。志在府治北十里，有白杨垒。”白杨垒，即是军事工事。南朝齐中兴元年，萧衍攻张冲于郢州，吴子阳援军将至，“乃命军主梁天惠、蔡道祐据渔湖城，唐修期、刘道曼屯白阳垒，夹两岸而待之”（23）。王僧辩进攻郢城的侯景部将宋子仙，诱其出城浮江赴建业，乘机掩杀。“水军主宋遥率楼船，暗江四面云合，子仙行战行走，至于白杨浦，乃大破之，生擒子仙送江陵。”（24）于此可证。

由江入白杨浦，前行则为白杨湖，即原东城洲右汊北段，初面积稍大，现已约束为青山港（白杨港），与江隔绝。其南与今之东湖亦一线相通，称为白洋夹、白洋渡，后于其上修桥，即白洋桥，今作北洋桥，仍存。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山川》称:“白杨渡，在县北三十里”；又称“白洋桥，在县北二十里，旧以竹木为桥，每水冲决，民涉病焉。正德丙寅，江夏义民周玺捐赀改造石桥。”其道里虽不一，但仍是指同一处。乾隆《江夏县志》卷之一《山川》云：“白杨渡，在县北四十里。”又称:“白洋桥，在县北三十里。明弘治中周廷用建；万历己丑大中丞常居敬重修，有碑。土埠属容，故水涨犹有容姓渡舟焉。”

宋以降，由青山矶经白杨湖、白洋渡、白杨桥至武昌城下，是重要的交通路线。北宋欧阳修的《于役志》（25），南宋陆游的《人蜀记》（26）都对此路线有详细记载。

同治《江夏县志》卷二《疆土志》云:“白洋渡在县东北四十里。”又云:“白羊湖在县东北十五里，一曰白杨湖，西北流经青山矶北入江，曰白杨浦。”又云:“白杨夹口在县东北，陆游记曰距鄂州三十里，陆行止十余里。”比较清楚地标明了三者的关系和位置。

近年在原武胜门积玉桥附近，发现一个古沙湖船埠头，船埠头石墩上有槽痕，推测为当年渔民系船的缆绳所勒出；同时还存留部分以红色砂石砌成驳岸(27)。可以想见，长江下游来船，正是自青山矶通过白杨湖，经白洋渡，通过今沙湖地区水面，直抵武昌城下。

陆游《入蜀记》所云“距鄂州三十里，陆行止十余里”，说明其时白杨桥以南已有沙洲发育，水路曲折，至武昌城下反而迂远，如果走陆路则节省得多。此陆路当是沿今之东湖与沙湖间的一系列低丘岗埠而行，即今武昌南北向之主干道中北路及欢乐大道。它插入东湖与沙湖之间，成为两湖的地理界限，可称之为“分水岭”,沿此路是由武昌城至青山矶最便捷的陆路交通线。这条“分水岭”，首在紫金山、小龟山，而尾则正在白杨渡附近。是以白杨渡、白杨桥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

白杨湖以南、这条“分水岭”以东为今之东湖，以西在白杨湖形成以后，则仍与长江连为一体，系河道、沙洲、浅滩、湿地等综合地貌。沙湖在这个地区的形成，其年代下限当在明代前期。而“沙湖”被记录，目前所知始见于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所附“武昌府总图”，该图在武昌城北标示“沙湖”，经白杨桥与长江相通。后乾隆《江夏县志》，其卷之一《山川》曰：“沙湖，在县北一里。”其中疆域图也明确标注了沙湖位置。

三、明代前期以后沙湖的形成

沙湖的形成，同样是与长江的河势变化密切相关。在历史时期，长江主泓在武汉江段曾经有过若干次的东西摆动。“其中最近一次即为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沌口至武汉长江大桥段(以下简称上段)主流自右向左摆动，从而引起长江大桥以下工程河段(以下简称下段)主流自左逐渐向右摆动。19世纪上段主流偏右，下段主流偏左。”(28)由此上推，考虑到明末清初武汉江段上段沙洲的变化，推测可能是上段长江主泓偏右，所以造成原鹦鹉洲的最终消失；而下段主泓受黄鹤矶顶托，可能偏向于左，即汉口一侧，如此则有利于武昌一侧沙洲的发育。

据记载，在明代蛇山以下确有江洲形成。至晚在明初，在鹦鹉洲以下江中武昌一侧淤出一洲，名之“新游洲”，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山川》云：“新淤洲在县西，与鹦鹉洲相对。”乾隆《江夏县志》卷之一《山川》云:“新龄洲在鹦鵡洲下，明永乐十年为楚府立水母祠镇之。”同治《江夏县志》因之。据以上所记，该洲应该在武昌城外江中。同时，还有黄鹤洲。乾隆《江夏县志》卷之一《山川》云:“黄鹤洲，在县西北三十里。”同治《江夏县志》卷二《疆土志》载亦:“黄鹤洲二，一在黄鹤楼江中，一在县北三十里，俗名黄花洲。”第一个黄鹤洲，似在新淤州左近;另一则约在今武汉长江二桥附近。另外，据光绪《湖北舆地图》(1901年）在长江武昌一侧尚有天补洲、东兴洲和白鹤洲，约在今武汉长江二桥上下，其中东兴洲文献有载（29）。而文献中还有铁板洲（30）、鸭弹洲（31）、广兴洲（32）等洲名可见，似亦应在附近。此外，近武昌城北还有新河洲（33）。据乾隆《江夏县志》及同治《江夏县志》记载尚有张公洲，其云：“张公洲在县东二十五里，晋隐士张公灌园处。”但据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二，其云：“张公洲在县南二十五里。”郭正域《江夏县方域志下》亦云在县南。结合晋隐士之语，该洲应在县南，《江夏县志》“县东”当为“县南”之讹。

以上新洲逐步发育，或向武昌江岸靠拢，或在湖中淤为陆地。因此，今中北路一线低丘岗埠以西逐渐壅塞出新湖。因沙洲分割水面，在不同分汊处形成不同的湖名。

郭正域《江夏县方域志下》曰：“县东北五里曰余家湖，南抵郭郑湖，入江。”（34）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山川》载：“余家湖，在县东北五里，南抵郭郑湖，西通大江。”并说，“余家湖河泊所，在县东北五里”。《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六《湖广二》因之，并载：“俞家湖，在县东北五里，南抵县东南四十里之郭郑湖，西通大江。”俞家湖，当是余家湖之误。另外，《康熙湖广武昌府志》卷二《山川志》载：“余家湖，东北五里。”乾隆《江夏县志》卷之一《山川》亦载：“余家湖在县东北五里。”同治《江夏县志》因之。唯《嘉庆大清一统志》卷三百三十五称其在江夏县城东北十五里。综合看来，所谓余家湖，当是今之沙湖南半部分的称谓，至少在清初，仍与江通，其西岸尚未完全闭合。

余家湖今已不存，但今沙湖东侧中北路近青鱼嘴，沙湖大道近公正路处均有余家湖村。沙湖西侧友谊大道沙湖立交桥之南有余家湖上段、之北有余家湖下段等地名。另，附近尚有喻家湖小区等，此“喻家湖”当是余家湖之讹。这一较大的范围，符合史料对余家湖的记载，当是原余家湖湖区。

所以，明中期以后，当时的地理形势应该是：武昌城东北为余家湖、沙湖；其北为白杨湖；其东为郭郑湖即今之东湖。而大约在清中期，这一带开始统称“沙湖”，并成为武昌城北的战略要地，乃是江边塘角地区至城东紫金山、小龟山、洪山一线的重要通道。塘角即是沙湖原来与长江相通之处，故为清中期武昌城外重要港口。（35）9世纪50年代，太平军攻占武昌，“于沙湖树木桩覆板为桥直抵小龟山，往来其上如织”（36）。胡林翼经营湖广，在其给北京所上的奏议中，多次提到清军与太平军在沙湖地区的反复争夺（37）。另外，胡林翼还称，“杨家桥为沙湖通东湖总路”（38）。此杨家桥当即北洋桥。在清末，其沟通东湖、白杨湖和沙湖的作用仍没有改变。（见图2）

沙湖统称的出现，当是与其西岸成陆同步的。至1899年春，张之洞修筑由红关至青山的“武青堤”，从此基本上江湖隔断，而沙湖与长江之间，“涸复田土甚多”。1902年农历九月，张之洞派员设立清丈局，“按地勘丈，详加考察，清出官地或仍旧为畜牧之厂，或拨作通商场界址之用，或拨作农务局耕牧之需。其民地验有契据、粮券者，照契管业；无主无契者，分别发给执照，令其缴租垦种。现计南北两路共清丈有官民田地近二十万亩之谱”（39）。后经人工不断地填洼垒墩，据统计，沙湖西岸至江边以墩命名的居民点就有16个之多（40）。可见此地已是人烟阜盛。

早在武青堤还在修筑中的1900年，张之洞即打算在此地自开口岸（41）。1902年冬，张之洞在“湖北省城北十里外沿江地方”清查官荒土地和收买民地约3万余亩，筹划建设武昌商场局（42）。人民国后，武昌地方当局仍沿袭原先的规划而不改。1919年“十二月间，由湖北督军、省长电请派政务厅长韩光柞兼署武昌商埠局长”（43）。为此，政府遂在沙湖与长江之间建筑码头、填筑驳岸、兴修马路等，并将粤汉铁路武昌总站设于此地区之徐家棚，平汉铁路与粤汉铁路在徐家棚车站通过长江轮渡沟通，此地遂成武昌交通和商业的中心区域。至此，沙湖的地理格局基本固定：西与江绝；东隔“分水岭”与东湖相望；南抵积玉桥；北由北洋桥与东湖、白杨湖相通。修筑粤汉铁路时，线路穿沙湖而过，沙湖又被劈为内沙湖(铁路西)和外沙湖(铁路东）。

由民国至今，由于城市的发展，白杨湖缩为青山港，并与江断绝，而沙湖与白杨湖也仅以沙湖港一线相通，中间全被填没，进行了土地开发。沙湖水面面积近50年来缩减了一半，至2011年，沙湖水面面积仅292.66公顷，这是后话，不赘述。

资料来源：本图摹自《湖北舆地图》“江夏县北”，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营务处石印本，第4页。但原图误将余家湖标在沙湖之北，本示意图改正。

（1）历史上武汉市武昌的政区名称多有变化，明清以来，武昌城之称遂沿以为俗，本文因之。

（2）任桐：《沙湖志》，国家图书馆藏1926年油印本，第12页。

（3）〈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六六《荆湖北路·鄂州·景物上》，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261页。

（4）见（宋）袁说友：《东塘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7页。

（5）戴复古：《石屏诗集》，《四部丛刊续编》景明弘治刻本，第21页。

（6）（宋）乐史著，王文楚点校：《太平寰宇记》，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278页。

（7）（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六《湖广二》，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524页。

（8）濮世谷：《武昌城区湖塘之演变》，《武汉文史资料》1994年第4期。

（9）国伟：《任桐与东湖风景区的建设》，《长江建设》1999年第5期。

（10）陈丽芳：《任桐的〈沙湖志〉与扬铎的〈沙湖三唱〉》，《武汉文史资料》2012年第3期。

（11）此典取自宋代冯京。据康熙《湖广武昌府志》卷二《山川志》:“宋冯京墓在县南百里保安池，灵溪乡有宋司徒庙”,似在今梁子湖区之南。但根据任桐《沙湖志》所附“沙湖名胜全景图”，冯京墓被标在武昌东郊九峰山附近;似不确。

（12）虎岩云啸之黑虎岩,在梁子湖西北畔龙泉山北;兰岭香风之兰岭在龙泉山东；夹山咏雪之夹山为龙泉山支脉,又为龙泉山之异名；石壁龙湫之碧云山，在江夏区流芳；“梁湖放掉”之梁湖即梁子湖。

（13）“九峰晨钟”之九峰指武昌东郊九峰山，“青山夜雨”之青山指长江边青山矶。

（14）任桐：《沙湖志》，第16页。

（15）任桐：《沙湖记》，第5页。

（16）郭郑湖之名目前最早见于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山川》，其记曰：“郭郑湖，在县东四十里”，见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影印版，第118页。郭正域《江夏县方域志下》亦载：“县东四十里日郭郑湖”，载《合并黄离草》，明万历刻本，第464页。康熙《湖广武昌府志》做“郑家湖”，此名仅此一见。见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第69页。

（17）详见石泉、蔡述明：《古云梦泽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年版，第108—109页;蔡述明等：《全新世江汉湖群的环境演变与未来发展趋势：古云梦泽问题的再认识》，《武汉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伍维周、邓健如：《武汉市地貌的形成条件与演变过程》，《湖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1年第1期。

（18）石泉、蔡述明：《古云梦泽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09页。

（19）主要研究如张修桂：《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刘盛佳：《武汉市历史地理的初步研究》,《历史地理》第10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尹玲玲：《明清两湖平源的环境变迁与社会应对》，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20）详见张修桂：《长江城陵矶、湖口河段历史演变》，《复旦学报》1980年第1期；张修桂；《汉水河口段历史演变及其对长江汉口段的影响》，《复旦学报》1984年第3期。

（21）武汉测绘学院地理地质教研组：《珞珈山附近地质地貌调査报告》，《武汉测绘学院学报》1959年第2期。

（22）（明）郭正域：《江夏县方域志下》，《合并黄离草》卷二二，第464页。

（23）《梁书》卷一《武帝纪上》，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1页。

（24）《梁书》卷四五《王僧辩传》，第626页。

（25）景祐三年，欧阳修被贬夷陵，经水道赴贬所，“戊辰，次双柳夹；己巳，次白杨夹；庚午至于鄂州”见（宋）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四部丛刊本，第884页。

（26）（宋）陆游《人蜀记》卷四载：“(八月）二十二日，平旦，微雨，过青山矶，多碎石及浅滩。晚泊白杨夹口，距鄂州三十里,陆行止十余里，居民及泊舟甚多，然大抵皆军人也。”

（27）见《武昌积玉桥曾经也是水乡》，《长江日报》2004年2月23日。

（28）徐芳：《武汉天兴洲洲头整治工程河段河床演变分析》，《港工技术》2008年第1期；丘凤莲、吴伟明：《武汉河段来水来沙特性与河道演变特性的分析》，《泥沙研究》1996年第2期。

（29）（清）胡林翼：《水陆追剿克复武昌县黄州府城池仍即乘胜东下疏》，《胡林翼奏议》卷一二，民国《胡林翼全集》本，第124页。

（30）见（清）载龄修，（清）福趾纂：《户部漕运全书》卷四六“漕运河道”，清光绪刻本，第454页。

（31）嘉庆《大清一统志》云：“鸭弹洲，在江夏县东北江中。”见嘉庆《大清一统志》卷三三五，《四部丛刊续编》景旧钞本．第6711页。另，《方舆考证》云：“鸭弹洲，即鸭蛋洲，在江夏县东北江中。”见许鸣磐：《方舆考证》卷五七，清济宁潘氏华鉴阁本，第2554页。

（32）（清）胡林翼：《官军大胜并破新垒三座疏》，《胡林翼奏议》卷八，第71页。

（33）新河洲在武昌武胜门外江边塘角（一名坛角）对面。因洲之存在，清中期塘角为武昌港口。该洲早已并岸，今武昌上新河、下新河一段老临江大道与长江呈弧形相交，旧江湾故迹仍清晰可见。

（34）（明）郭正域：《江夏县方域志下》，《合并黄离草》卷二二，第464页。

（35）见刘盛佳《武汉市历史地理的初步研究》，《历史地理》第10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36）（清）陈徽言：《武昌纪事》卷一，清咸丰刻同治补修本，第5页。

（37）详见（清）胡林翼：《胡林翼奏议》卷三、卷六、卷七、卷九、卷一

（38）（清）胡林翼：《官军分攻合剿大破援贼疏》，《胡林翼奏议》卷一一，第107页。

（39）（清）张之洞：《修筑省城堤岸折》，《张文襄公奏议》卷五六《奏议》五六，民国刻《张文襄公全集》本，第952页。

（40）丁宝田：《武汉地区环境地貌》，《测绘信息与工程》1988年第3期。

（41）（清）张之洞：《请自开武昌口岸折》．《张文襄公奏议》卷五二《奏议》五二．第881页。

（42）（清）张之洞：《收买通商场地亩折》，见《张文襄公奏议》卷五六《奏议》五六，第953页。

（43）孔庆泰：《1921年前中国已开商埠》．《历史档案》198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