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博物院藏《边镇地图》卷，作者黄兆梦（其人未见史载），手卷结构完整，摹绘有15幅各边镇地图，并于各图后附图说，题跋、钤印较为丰富。学界公认其绘制于明万历三十二年至万历三十三年（1604—1605）。目前，《边镇地图》主要为《中国古代地图集（明代）》和《明代舆图综录》收录，二著对其进行了概要介绍，其中前者选录了6幅边镇地图。张宝钗所著《明绘本〈边镇地图〉考》对其图文信息、绘制时间、绘制手法、参考祖本、时代背景和价值地位等进行了详细考述，附录有图卷的题跋文字。由此，这些著作成为后人开展古代舆图、明代边镇等相关研究的重要资料。如有学者提出晚明时期形成两类五种九边说法，其中“大九边说法”和“九边七镇说法”的依据便来自图卷；还有学者转引《明绘本〈边镇地图〉考》中的图卷资料，对明清史地图籍中的长城图像进行了稽考；赵现海、李严、王琳峰、刘高伟等人对古代舆图、明代九边军镇进行探究时，也利用了上述著作及其所载图卷信息。然而，上述著作对图卷尺寸与题跋文字的载录多有舛误，对地图的绘制时间、参考祖本以及部分人物生平的考述或有不妥，故本文分四个部分对其进行补正、考辨。

一、尺寸与题跋补正

前述著作对《边镇地图》卷的载录舛误主要集中在尺寸数据与题跋文字两个方面。现予以补正。

1.图卷尺寸

《边镇地图》卷深藏于博物馆中，对外展示甚少，其尺寸数据最早为《中国古代地图集（明代）》载录，即纵35.8厘米、横119.3厘米。该数据为《明绘本〈边镇地图〉考》承袭沿用，又为《明代舆图综录》取约数记为36厘米×120厘米，后未有提出异议者。

手卷又称“长卷”，与短狭、方圆等的小幅作品有很大区别，手卷式地图如清代《沿海全图》纵30厘米、横928厘米。可结构完整、摹绘各边镇图达15幅的《边镇地图》卷横长仅120厘米，显然载录有舛误。经核，图卷尺寸实为纵35.8厘米、横1119.3厘米。

2.题跋文字

《边镇地图》卷的题跋文字附录于《明绘本〈边镇地图〉考》中，其重要性毋庸赘述。经核，其附录不妥处主要体现在部分语句断句不妥、个别文字错漏，还有鉴藏人怡斋的一则跋文缺录。为方便相关学者参考及利用，现附图卷该部分的照片（图1，图2），并分类补正如下。

一是断句不妥。该情况涉多处，应多加注意，现举一例说明。《明绘本〈边镇地图〉考》附录载：“又知辽宁、平和、宣、同、榆、夏、甘肃之为边，蓟、关、兰、洮、潘、建、麻、虔之为镇也。”该句提及多处边镇，“辽宁”“平和”被当作了两座边镇，但联系明代边镇名可知“辽宁”“平和”实指“辽东”“大宁”“开平”“兴和”四座边镇，应调整为“又知辽、宁、平、和、宣、同、榆、夏、甘肃之为边……”

二是个别文字载录错漏。该问题共五处：将“猺獞”误载为“猺猺”，“不独边镇地舆之在吾目前”误载为“不独边镇地与之在吾目前”，“丙寅小阳月廿五日丙子吉旦”误载为“丙寅小阳月廿五日丙子吉日”，“自甲辰之秋初以至乙巳之上元”漏载为“自甲辰之秋初以至乙巳上元”，“乙巳年上元旦日”漏载为“乙巳年上元旦”。

三是怡斋一则跋文缺录。现补录如下：

乙巳为万历三十三年，丙寅为天启六年。药洲老人书跋语曰：距绘图时二十有二年矣。乃老年书法反嫩滑无韵，一似不能者，而早年书法深得钟王神韵，何以退化若是？殊令人难解。辛丑十月，展观后又记。

二、绘制时间考辨

“对地图年代的判定，是中国传统舆图研究的基础”，地图年代指“地图所表示的时间，和地图的绘制时间”。目前学界主要明确了《边镇地图》的摹绘时间，为明万历三十二年至万历三十三年。然而，笔者将该时间与作者黄氏题跋的落款时间核校时，发现有年代与闰月、纪日的矛盾不合问题，故认为地图绘制时间需重新考订。

作者黄氏在跋文中明确指出“予绘缉内地之图，忆自癸卯以迨甲辰始毕其事……今又绘图于九边七镇，则自甲辰之秋初以至乙巳之上元，迄八越月而绘辑始竣”，可知黄兆梦先绘制内地舆图，后绘制《边镇地图》，但均未采用年号纪年。鉴于干支纪年法“六十花甲子”周而复始的局限，无法直接判定地图的准确绘制年代。且相关研究考证过程尚有不妥，需要发掘地图更多时间信息。本文采用李孝聪总结的4种古地图绘制年代判识方法，结合其他研究考证，对地图绘制时间重考如下。

1.依据行文挪抬格式确定大致绘制时代

据笔者所见，鉴藏人怡斋最早对地图绘制年代进行了推断，其观点见于图卷尾纸所留的两则跋文，前跋载“以其对明代诸年号多空一格，自是明季作品无疑”。后世研究者对此没有异议，认同并沿用了怡斋的观点。显然，这里利用中国古代盛行的行文挪抬格式进行了年代判识。

不过细察《边镇地图》卷的画心图文，“明代诸年号多空一格”现象仅一例。在“洮河隶陕西”图后的文字部分，“洪武”二字前空有一格，其他所涉诸如“洪武”“宣德”“成化”“嘉靖”等明代诸年号前并无空格现象，空格现象实则频频出现于明代皇帝庙号前，如“太祖”“成祖”字词前方多空一格，也有“国初”前空一格现象。这种现象确实常见于明朝作品，然不可仅据此得出“自是明季作品无疑”的结论。明亡以后，清人入主中原，明代遗民中很多人或奋起反清复明，或隐逸山林，拒绝与清廷合作，并在著述写作时仍保留着明代行文习惯，以示自己对明人身份的认同。如清初震动朝野的明史案，发生的内因便是“庄氏修史所持遗民立场”，表现为“凡努尔哈赤登位以后后金历史，庄氏只书甲子纪年，不用清年号”“不加尊称，直呼清室先世名字”“称清兵为夷寇、夷氛、夷贼、建夷”等。因此，仅凭行文空格现象只能将《边镇地图》的绘制年代定为明代或之后，而无法径行确定该图是明代晚期的作品。若要确定出更为具体的绘制年代，仍需挖掘更多更有价值的证据。

2.利用历史地理学方法推断地图表示年代下限

其他相关研究中，研究者确定了地图为明代作品后，发现“洮河边图”载有“万历间疆圉失守”，“甘肃边镇”载有兵部尚书郑洛经略边疆平定青海蒙古之乱。结合这两则历史事件发生在万历十八年至十九年（1590—1591），再利用黄氏详明的绘图年代信息，综合判识出地图的绘制年代。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地图所表现的时间与地图的绘制时间有时并不一致，其中地图所表现的时间只能作为地图绘制时间的上限”。换言之，发掘地图所表现的最晚时间对探究地图的绘制时间才有价值，该最晚时间才是地图绘制时间的上限。再观《边镇地图》，载录的绝大多数史事确实发生于万历三十三年之前，但并非全是，现试举二例分析如下。

第一，“全辽边”图后载有文字：

自李成梁割旧孤山、张其哈喇子佃地畀□祖教场，易五奠，博封伯，□遂得据横江三百余里之险称强，西灭金白，东吞乌黄，居然下辽阳矣。

“□”为遭涂抹文字。“教场”即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明代纪载译作叫场”。据句意可推断“□”为作者对满人的蔑称字，故后遭涂抹，“奴”“虏”“寇”“夷”等皆有可能，且第二个“□”指的是清太祖努尔哈赤。《明史》和《清史稿》分别载有：

当万历初元时，兵部侍郎汪道昆阅边，成梁献议移建孤山堡于张其哈剌佃，险山堡于宽佃……及三十四年，成梁以地孤悬难守，与督、抚蹇达、赵楫建议弃之，尽徙居民于内地。

（天命）六年辛酉春二月，上伐明，略奉集堡，至武靖营……庚申，乘胜趋辽阳……癸亥，入辽阳。

可知李成梁割旧孤山、张其哈喇子发生于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努尔哈赤崛起于白山黑水，统一女真各部，至攻下明辽东重镇辽阳，已是后金天命六年（1621，即明天启元年）。这便否定地图绘于明万历年间之说。

第二，“开平兴和边镇”图后载有文字：

敖目旧巢紧迫，陵寝四围皆山，壁立如削，周匝百里，水可煮卤，土可屯田，东西小径，崎岖陡峭，攀援可行。东径通古北、东家、白马、石塘、墙子路一带，西径通四海治、石匣、永宁等处……

该段文字介绍了“敖目”曾经住牧活动的区域形势。据史载及研究可知：敖目为俺答汗曾孙，东土默特部落首领，“又作温布、完布或鄂木布，号楚琥尔”，“‘敖目各夷住牧巢穴’分布在乱泉寺、白塔儿、宝山寺、天克力、毛哈乞儿、孤山、碱场、虎喇岭、黑河等处，以及卯镇沟、满套儿一带……在今天的北京市怀柔县北、延庆县东，河北省赤城县东部黑河以东，以及丰宁县西南部一带”，与黄兆梦载述的地点一致。其后，受林丹汗的进攻，1629年末1630年初，敖目“率部东迁，亲自到爱新国”。由此敖目的原住牧地自然会被后世称作“敖目旧巢”。既如此，可知黄氏绘制地图时间必于敖目率东土默特部落东迁之后，即崇祯三年（1630）之后。该信息亦是笔者所见《边镇地图》图文所明确表现的最晚时间信息。由此，结合黄氏跋文中明确所言的绘图时间，绘图时间上限应为崇祯三年后的首个甲辰年（1664），至于是否绘制于此甲辰年，尚需更多论据。

3.深挖黄氏题跋落款信息

细察《边镇地图》题跋落款采用的干支纪法，不仅含有纪年信息，还含有纪月与纪日信息，有的纪日信息并用了数字纪日与干支纪日。由此，通过全面细致地核对日期信息，便有机会最终确定地图绘制时间。

结合黄氏在跋文中明确言及的绘图时间与三则落款日期可知：《边镇地图》开始绘制之年为自序落款的甲辰年，绘制完成之年为首跋落款的乙巳年，绘制完成后的再跋落款之年为丙寅年。

现按照落款时间顺序列款文如下：

时甲辰年闰六月朔日辛酉，药洲黄兆梦龙振甫题于五羊芸窗。（自序落款）

时乙巳年上元旦日，药洲黄兆梦龙振甫书于羊石芸窗。（首跋款）

丙寅小阳月廿五日丙子吉旦，药洲老人赘。（又跋款）

经查，可知整明一代甲辰年置闰仅有一次，即万历甲辰年（1604）闰九月，其朔日乃戊寅日，与黄氏自序落款“甲辰年闰六月朔日辛酉”相违。再核丙寅年（1626）小阳月廿五日，是日为甲子日，非“丙子”。这便是前文所述的时间不合问题，同时这也证实了地图必绘制于崇祯三年之后的推断。

再查，自崇祯三年至地图入馆（1963）的300余年间，甲辰年共有五次，置闰三次，皆在清朝。其中，雍正甲辰年（1724）闰四月，朔日甲戌；乾隆甲辰年（1784）闰三月，朔日丙辰；唯有康熙甲辰年（1664）闰六月，朔日恰为辛酉。另核，在300余年间的丙寅年中，唯有康熙丙寅年（1686）小阳月廿五日恰为丙子吉旦。

因此，清康熙甲辰年才是《边镇地图》的开始绘制之年，具体绘制时间应为清康熙三年秋初到康熙四年上元日，即公元1664年秋初至1665年3月1日。黄氏自序、首跋与再跋的三则落款时间分别为公元1664年7月23日、1665年3月2日和1686年12月10日。此外，黄兆梦的生平时代要相应调整，推断黄氏应生于明天启六年（1626）前后，后历经明清易代，卒于清康熙中后期，一生的重要活动地为广州府辖地。

如此，《边镇地图》的空格现象、文字涂抹、不用年号纪年等特殊现象，以及作者黄氏“闭户藏修，忧时悯俗，静观天下，企望治平”“今土宇异矣，民情风俗亦异矣”之语，便有了更为合理的解释，显然这是明末清初自为“遗民”的群体人士常见现象。

三、参考祖本重探

“就宋代以后的地图研究而言，挖掘地图之间的相互联系，从而构建地图的传承关系和谱系是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黄兆梦在自序中提及“参考绘画”，在各边镇地图落款处注明“黄兆梦仿古”“兆梦摹仿”等字样，却未明确参考或仿摹的具体资料。后世学者对此进行了较详细探究，认为图卷仿摹不完全出于一个祖本，但基本上参考了罗洪先的《广舆图》。由于本文考证《边镇地图》的绘制时间比原判断后移60年，其间明朝北方边患更甚，以致天下更替，关于边防的著作更多。因此，黄氏《边镇地图》参考的祖本存在更多可能，需要进行重探。

通过爬梳黄氏《边镇地图》绘制前的边防地图著作并与《边镇地图》进行细致比较，笔者认为黄氏《边镇地图》主要参考祖本应为陈组绶的《皇明职方地图》，而非罗洪先的《广舆图》。地图谱系研究复杂，方法尚未统一，本文主要采用成一农总结的地图谱系研究方法，将罗、陈、黄三者之图综合比较，重探如下。

其一，从整体框架上看，相较罗氏，黄氏与陈氏绘图的边镇观念更为一致，整体构思更为接近，所绘之图的承袭关系显著。罗氏《广舆图》完成于明嘉靖二十年（1541），其第二部分是边防图，据其载：

王公设险，安不忘危，夷夏大防，严在疆圉，作九边图十一。山谷藏疾，时作弗靖，虺兕窜伏，功在刊涤，作洮河、松藩、虞镇、麻阳诸边图五。

结合相关研究可知，罗氏将“九边”和“诸边”进行区分，以许论的《九边图论》为主，参考其他文献绘制成图，绘制了“辽东边图”“蓟州边图”“内三关边图”“宣府边图”“大同外三关边图”“榆林边图”“宁夏固兰边图”“庄宁凉永边图”“甘肃山丹边图”“洮河边图”“松潘边图”“建昌图”“麻阳图”“虔镇图”，共计14幅，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罗氏的边镇观念及其绘图的整体构思。

陈氏《皇明职方地图》完成于明崇祯九年（1636），其中卷为边镇图，绘有“蓟镇边图”“内三关图”“全辽边图”“大宁边图”“开平兴和边镇图”“宣府边图”“大同山西边镇图”“榆林边镇图”“宁夏固兰边镇图”“洮河边镇图”“甘肃边镇图”“松潘边图”“建昌图”“麻阳图”“虔镇图”，共计15幅。结合其两处所载：

是图也，九边七镇，错综而编，在塞外者以为边，腹里者则为镇。曰辽东、曰大宁、曰开平、曰兴和、曰宣府、曰大同、曰榆林、曰宁夏、曰甘肃，外九边也；曰蓟州、曰内三关、曰外三关、曰固原、曰松潘、曰建昌、曰麻阳、曰虔镇，内七镇也。

成祖所重在守开平、兴和，则北虏可驭，守辽东、大宁，则东夷咸宾，守宁夏、甘肃，则西戎就叙。此六大镇之当要，为其为京师之甸侯。而大同、东胜、洮河三镇，较前镇为稍缓，合谓之大九边。

可知陈氏将“边”“镇”进行明确定义，不再区分“九边”和“诸边”，提出“九边七镇”“大九边”之说；将已废弃的大宁、开平、兴和等地纳入边镇体系之中，并作相应补绘；将罗氏“庄宁凉永边图”“甘肃山丹边图”合并绘制成“甘肃边镇图”，并于标题下进行解释，即“旧分庄、宁、凉、永为一图，甘肃、山丹为一图”。

再观黄氏《边镇地图》，完成于康熙四年（1665），摹绘有“内三关”“全辽边”“大宁边”“开平兴和边镇”“宣府边”“大同山西边镇”“蓟镇边”“榆林边镇”“宁夏固兰边镇”“洮河边隶陕西”“甘肃边镇”“松潘边”“建昌”“麻阳”“虔镇”，共计15幅。据其自序载：

因通览辽东、大宁、开平、兴和、宣府、大同、榆林、宁夏、甘肃等处，则知其为外九边也；蓟州、内三关、固原、松潘、建昌、麻阳等处，则知其为内七镇也。在塞外则为边，在腹里则为镇，所以总为九边七镇之名……天下所重者，在北则有开平、兴和，在东则有辽东、大宁，在西则有宁夏、甘肃，此六大镇之当要，为其为北京之甸侯；而大同、东胜、洮河三镇，较前镇为稍缓，合谓之大九边。

对比可知，除“内七镇”具体所指略有不同外，黄、陈二人的边镇观念如出一辙，并无二致。其所绘具体边镇地图的名称、数量、辖域、比例关系等整体性构思，乃至对特殊边镇的处理均存在实质性的承袭或仿摹关系，这与罗氏图有着明显的不同。

其二，从典型特征上看，相较罗氏，陈、黄二人所绘地图的特殊细节更为一致，黄氏图的主要参考祖本实为陈氏图。以罗、陈、黄三者均绘有的“宁夏固兰边镇”地图为例。陈、黄二人在该图标题下均注明“宁夏东起大盐池……”并在图正东方向的定边与花马池之间绘出了盐池，同时标注“宁夏界”，而罗氏未绘出盐池及相应标注。陈、黄二人在该图西北方向均绘有东西延伸的沙漠和贺兰口外的长湖，而罗氏未绘出。罗氏在该图西南方向绘有平行于黄河且连接靖虏卫与兰州的边墙，边墙的几何符号统一用三条平行细线表示，而陈、黄二人并未绘出该边墙，且图中边墙的几何符号不一。类似例子在该幅地图中还有很多，在其他边镇地图中也是不胜枚举，故不再详陈。通过这些特殊细节的比较，有理由相信黄氏绘图的主要参考祖本或仿摹对象不是罗氏的《广舆图》，而是陈氏的《皇明职方地图》。

当然，陈、黄二者之图也有些许细节的不同，集中体现在绘图方法和图例符号的使用上，但并不影响黄氏图主要参考陈氏图的观点。一方面，在绘图方法的选用上，陈氏采用计里画方之法，图面留有清晰的画方痕迹，黄氏则省去画方，主要是仿摹绘成。然“计里画方”只是一种地图的绘图方法，何况中国传统舆图主流是“非科学的”，不宜用讲求“准确”的视角去理解。再说黄氏通过仿摹便能绘成《边镇地图》，所绘图面地理要素较陈氏图并不失精准度，故绘图方法之别不是探究地图间参考祖本或谱系渊源的必要依据。

另一方面，在图例符号的使用上，陈、黄二人之图均大量采用图例符号，但对于部分州、县、关隘、堡寨等地理要素，陈氏图采用图例符号，黄氏图则没有，而是采用文字标注。原因或与地图的产生背景有关，陈氏图是一部官方主持制作的综合性地图集，分上、中、下三卷，非常厚重，需要后续出版和推广使用，制图更为专业规范；而黄氏图只是私人仿绘的军事图卷，内容约略陈氏图的三分之一，并非出版发行用，制图更主观随性。不过，对于某些重要城镇要塞，黄氏采取以较大矩形框入其名、加大文字字号的方法进行凸显，让观者对各城镇的轻重关系更加一目了然。再观陈氏图同样有此绘制地物，而且凸显的城镇恰好一一对应于黄氏图上。这些被选择凸显的城镇要塞带有作者强烈的主观意图，所以这表明黄、陈二人对各城镇重要程度有着一致的观点，也再次证实黄氏图主要参考祖本或仿摹对象即为陈氏图。

四、部分人物补考

《边镇地图》卷在数百年的流传过程中，留有不少鉴赏或收藏者的钤印、题跋，除了题两则跋文的怡斋，还有题引首“边镇地图”篆书大字的一灵道人、只留钤印的森伯乐斋等。只是这些人物未见于史载，学界对其探究有限，故图卷的流程过程尚难开展。不过笔者近来有些许发现，在此对怡斋、一灵道人作一初探，以期抛砖引玉。

1.怡斋

如前文所述，怡斋是《边镇地图》重要的鉴藏人和钤印者，最早提出地图绘制于明代万历年间，并为后世研究者沿用。然而，学者对怡斋身份的探究有限，只有张宝钗提及怡斋为清代收藏人，却也没有相应的考证。笔者在此作一探究。

一方面，根据尾纸的怡斋跋文，“当明季之际……使数百年后读是图者，对明季国是能无感乎”，以及相应“乙未长至日”的落款日期，可确定怡斋首次题跋年代为明万历数百年后的乙未年，即清道光乙未年（1835）、清光绪乙未年（1895）或公元1955年。究竟是哪一年代，尚不好确定。根据《边镇地图》卷相关钤印的位置、内容，可知为怡斋所留钤印有三处四种，分散于图卷的引首、画心和尾纸，包括“新安程氏”白文方印、“怡斋所遇文献古籍记”朱文方印、“星江程春章”白文方印和一漫漶不清的方印（图2）。“星江”乃江西婺源县著名的星江河，“婺源”历史上曾为“新安郡”所辖。结合怡斋的题跋书法及鉴赏之语，可知怡斋即为程春，江西婺源人，懂得书法，好鉴藏古籍文献，具备一定的文化修养。

另一方面，据南京博物院藏品管理记录可知，20世纪60年代初南京博物院有大批藏品入馆，其中2件由徐沄秋经手且收购于苏州清洲观前29号程质清，还有1件由徐沄秋经手且受赠于苏州青洲巷29号程质清。经查，捐赠人程质清（1917—2000），号怡斋，江西婺源人，青年时期侨居苏州，诗书画印，向为世称，考据金石文字，鉴赏版本书目，泽古湛深，多有语述，解放后在苏州摆旧书摊维持生计，居住在青洲观前29号，曾为国家文物局、苏州历史博物馆等单位赠送了有一定历史价值的文献资料。院藏《边镇地图》卷同样入馆于20世纪60年代初，由徐沄秋经手且收购所得，可惜没有购自何地何人的记录。图卷的鉴藏人怡斋已被前文考证为程春，那么程春是否是程质清呢？

比较上述两个方面，不难发现无论姓氏、自号、家乡，还是文化修养、技艺爱好，程春与程质清都尤为相似。此外，程质清留有“星江程质清”方印和书法作品，将其分别与程春所留“星江程春章”方印印文和跋文进行比较，可知除“名”不同外，二人都意在表明自己乃星江程氏，其书法笔迹尤为接近，当出自一人之手。综上，可以推断《边镇地图》题跋并钤藏印者怡斋不是清代收藏人，实乃现当代苏州篆刻人程质清先生，其首跋时间“乙未长至日”即1955年12月22日，再跋时间“辛丑十月”乃1961年农历十月，与地图1963年4月入馆的时间逻辑相合。

2.一灵道人

《边镇地图》卷引首留有“边镇地图”篆书大字，左下角题有楷书“一灵道人题”、钤有“一灵道人”白文方印和“三闾后裔”朱文方印，其人身份至今未考。联系地图作者黄兆梦的生平事迹，笔者想起同为明末清初的广州著名学者、诗人屈大均。

屈大均（1630—1696），广东番禺人，“为僧时法名今种，字一灵”，其著作《广东新语》载有《屈道人歌》条，又知佛门法师可称为“道人”，故“一灵道人”所指为屈大均当无疑。至于“三闾后裔”朱文方印，“三闾”为三闾大夫屈原的别称，虽无证据证明屈大均与屈原是否有血缘关系，但从其建有“三闾书院”，赋诗“与君共是三闾裔，骚赋相将作楚狂”“公孙爱我三闾裔，岁晏相邀卧薜萝”，可知屈大均一向自居为三闾大夫屈原的后裔，“三闾后裔”亦是指屈大均。

再观屈大均与黄兆梦二人生平，屈大均“从1652年开始远游，至1681年归粤后不再复出。在此三十年……交接志节之士，与当地学者文士亦多有过从……自康熙二十年（1681）后，屈大均基本上停止了抗清活动，转而从事于著书立说”。黄兆梦则生于1626年前后，卒于1686年之后，长期生活在广州府地，曾“寄读书斋，明窗净几，颇以文翰为心”，后“绘辑地图……闭户藏修，忧时悯俗，静观天下，企望治平之庆”，并怀有明末“遗民”的常见心态。黄、屈二人的年龄、居里与才情心态都是如此地相近，二人完全可能相识，《边镇地图》也完全可能为屈大均亲见并欣然题字、钤印。

只是屈大均长期参与抗清斗争，为清廷所不容，“从雍正以至清末的近二百年中，屈氏的著作被定为禁书，其名遂不再显于世，成为怕触讳的一个姓名”。故存世的屈大均作品甚少，“现在所能见到的屈大均书作大约有十四件，碑刻（拓本）三件”，未能发现与《边镇地图》同样的钤印和字迹。屈大均作为一代名士，私仿其钤印并题字的可能性尚不能排除，图卷所留题字及钤印是否为屈大均本人真迹，尚有待专业人士鉴定。

五、余论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对南京博物院藏《边镇地图》卷的尺寸数据、题跋文字进行了重核补正，重考地图的绘制时间实为清康熙三年至四年（1664—1665）；重探其作者黄兆梦身为书生，历经明清朝代更替，仍“不惜精力”，实以明末陈组绶《皇明职方地图》为主要参考祖本，仿摹绘辑而成，以“企望治平之庆”；另考鉴藏人怡斋乃现当代苏州篆刻人程质清，一灵道人或为清初著名学者屈大均。不过，随着《边镇地图》绘制时间的改变，对其作为史料开展其他研究时应引起注意，对其在历史、艺术等方面的价值则需要进一步研究作答。

（本文原刊《历史地理研究》2022年第4期第119—129页，文中原有注释，引用请务必参考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