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环境、交流和东亚文化区的形成和变迁

吴松弟（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古代东亚文化圈，是指亚洲东部中国和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周边地区， 主要包括朝鲜半岛、日本、越南，共同构成的具有一定的文化共性的区域。儒家思想曾长期影响这些国家的士大夫，汉字不仅是中国的主要书写文字，也广为朝鲜、日本、越南等国上层和文人所使用。此外，这些国家的宗教、文学、音乐、艺术、生活习俗等方面，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中国的影响。另一方面，这一区域的文化，与周围地区，例如西面的伊斯兰文化圈、西南的印度文化圈又有着较大的差异性。如果我们将其与远在欧洲南部、亚洲西部和非洲北部的环地中海文化圈、美洲的印第安文化圈相比，差异性则更大。

各国著名的历史学者，凡在进行全球性的文明比较时，无不将中国归之于独特的文明区域。黑格尔《历史哲学》论述欧亚各国的历史文化特点，将之分为东方、希腊、罗马、日耳曼四个世界，表明位于东方的亚洲大部分地区的独特性；东方世界中，又分成中国、印度、波斯三篇，表明其区域文化的差异。黑格尔认为：“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国家，征服无从影响这样的一个帝国。”“中国以其自己的明显特点，而与东方的其他文明，特别是印度和波斯区别开来。”[1][①]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逐一比较世界各大文明及其兴衰。他明确指出：“在我们正在关注的这组文明中，西方文明和中国可看作彼此独立存在的文明。西方文明‘附属于’希腊文明，由于宗教的关系又同叙利亚文明有很大的牵连，因为基督教根植于我们称之为‘希腊-叙利亚文化复合肥料’的基础之上。相反，中国文明却与任何先前的文明没有什么‘密切的瓜葛’，虽然在其历史过程中接受过出自国外的佛教，但佛教与基督教在起源上还是有所不同的。因此，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完全独立的关系。反之，西方文明与东正教文明也根植于同样的‘希腊-叙利亚文化复合肥料’之上。”[2][②]

黑格尔、汤因比都是在逐个考察、比较世界各大文明的兴衰时，得出自己的结论的。我国历史学者也有类似的论述，产生了较多的重要成果。然而，学术界往往比较关注圈内各国交流的内容和相互影响，而较少讨论文化圈形成的原因，尤其是这一文化圈在近代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下所产生的巨变。我试图在这些方面作点粗浅的探讨，以为抛砖引玉，想着重讨论以下三个问题：

为什么是这些国家，而不是另外一些国家，组成这样一个历史文化圈？

1840年以来东亚文化圈发生的巨变，主要体现在什么方面？

为什么会发生巨变？

我认为，东亚文化圈是各国历史上的文化交流在有限的空间范围内进行的产物，而近代的巨变则是文化交流从东亚扩大到全球的结果，交流在这里起了关键作用。为了说明这一观点，需要对交流的重要性及其规律进行简要的论述。

一、论交流

人类的进步和发展，离不开学习和创造。学习有两个途径，一个途径是以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为师，通过在实践中摸索获得认识，另一个途径是以书本和他人为师，通过阅读和耳闻目见获得认识。实践固然可以出真知，出创造，但个人的生命和活动能量都相当有限，通过自己亲身实践得到的知识毕竟非常有限。因此，绝大部分的知识只能通过第二个途径即以书本和他人为师获得。人人如此，无不例外，互相学习，互相为师，形成交流。不仅个人需要交流，区域发展需要交流，国家发展更需要交流。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人民的创造力，无论如何赶不上多个地区、多个国家的创造力，有时一个地区、一个国家，花几百年几千年时间还没有想到的发明创造，一经交流，几天几个月最多几年就可以掌握。不仅科学技术这样，思想意识、政治经济制度、文学艺术等无不如此。一旦通过交流学到自己没有掌握的先进的技术、制度以及种种观念形态的东西，并成功地化为自己的本事，便能极大地推动社会的前进。因此，交流不仅仅使各国各区域的文化增添多样性，而是从根本上促进社会发展。如果没有交流，光靠本国本地区人民的聪明智慧，文明发展必然非常迟缓。美洲的印第安文明迟迟没能发展到更高阶段，我国西南深山区的某些少数民族1949年以前久久停留在较低的社会发展阶段，并非当地人天生愚笨，而在于他们因地理环境的隔绝缺少与其他文明的交流。

交流确实非常重要，但要想推动社会的较快发展，还要讲究交流的空间范围和对象，二者的不同必然影响交流的质和量。历史上各国各地区的发展同样如此。

一般说来，进行交流的空间范围越大，可供交流的类型和内容必然越多，交流者有了较大的选择余地，也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然而，进行交流的空间范围的大小，却取决于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在近现代交通出现以前，人们依靠步行，每天只能走百余里路，而且连续几天便感疲劳。航船和骑马的速度是步行的几倍，但不可能处处都能行船，更非人人都有马骑。在这种情况下，高山，沙漠，沼泽、丛林，都会成为难以逾越的障碍，交流的空间范围必然有限，规模当然要受到影响。因此，在近代交通工具出现和普及以前，影响深远的跨国交流往往限于同处于某一封闭地域内的几个国家、地区之间。由于缺乏洲际尤其全球性的交流，各国家各区域的经济文化发展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近二三百年来，随着西方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的完成，随着近现代交通方式的出现和普及，全球性的交流因之形成，从而改变原先的交流的区域性。而且，这种全球性的交流，由于交通的不断改善和经济往来乃至相互依赖程度的增大而不断得到加强，从而大大促进各国各地区的社会发展。

交流对象，即卷入交流的各国的社会发展程度和经济文化水平，决定着交流的主要倾向，以及另一方能够从对方获取何种文化因素。尽管交流是各方的互相吸收，但交流是不均等的。一般说来，在多种选择面前，只有选择社会发展程度高于自己的一方作为自己交流、学习的对象，才是便于自己更快发展的理性的选择，而且，在交流中往往是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一方从相对先进的一方获取较多，收益较大，从而体现出文化交流从相对落后一方倾向于相对先进一方的特点。在古代的东亚，中国中原是经济文化发展程度最高的大区域，周围的各国各区域与中原的交流，主要是学习、借鉴中原先进的经济文化而不是相反，否则，东亚文化圈的主导文化就不是中原文化，而是中国的周边文化，或者日本文化、朝鲜文化、越南文化了。近代以来，亚、非、拉国家纷纷效仿西方，走上现代化的道路，表明了全球性的文化交流主要倾向于西方。

除了空间范围和对象的状况影响交流的质与量，交流国原先的文化基础，对其是否愿意与外国交流，交流什么，以何种速度学习借鉴，都会产生直接的影响。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的游牧民族与中原的农耕民族发生经济文化交流的起点时间，要早于日本而不晚于朝鲜和越南。然而，源于中原的儒家思想、汉字以及宗教、文学、音乐、艺术、生活习俗等方面在高原游牧民族中的影响，却无疑要弱于和晚于在定居的农耕民族朝鲜、日本和越南的影响。历史上曾一次又一次地出现游牧民族接受中原的经济文化制度即汉化的现象，但这些民族无一是在本民族长期生活的家园接受汉化，而是内迁到汉族居住的中原地区并改变游牧方式以后才逐步走上这一道路的。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在各国各地区与其原有的文化一再发生碰撞，而这种碰撞的程度和各国现代化进程的快慢与否，以及各国的国家社会制度和经济文化的特点的形成，无不体现了原有的文化的作用。

二、交流的区域局限和古代东亚文化圈的形成

我认为，古代东亚文化圈的地域，除中国以黄河、淮河、长江三大流域为中心的区域外，东及朝鲜、日本，东南包罗越南，西南覆盖中国的青藏高原和云南高原，西面直达到帕米尔高原，往北则越过蒙古大草原直达西伯利亚大森林边缘地带，东北到达外兴安岭内外。中国是东亚文化圈的主体，因其面积广袤，内部地理和经济文化状况又极其复杂。其中，以黄河、淮河、长江为主体的广义的中原地区，向来是中国文明的核心地区，也是东亚文化圈的核心地区。

由于地势相对低平，气候温和，降水适宜，中原发展农业的自然条件远远优于周边地区。蒙古高原纬度太高又偏居内陆，气候太旱太冷，东北地区虽然不旱但纬度高天气较冷，青藏高原地势太高空气稀薄气温较低，云贵高原山区面积广大且山岭陡峭，新疆深居内陆过于干旱且地面以沙漠为主，这些周边地区发展农业的条件均远远不如中原。古代中国的农业主要集中在中原。农业是古代经济的基础，农业发达的地区一般说来其社会发展水平必然要高一些。因此，中原向来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中心，中国的人口主要分布于此，历代首都主要建立于此，城市和文明发达之区大多分布于此。广大的边疆历史上也是中华民族的生活家园，因而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部分，但自古至今真正能够代表中国主体并可以成为东亚文化核心的地区的仍只限于中原地区。

历史上中国文明的拓展方向，是自中原从向四周的边疆推进。这种过程，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原政权不断向边疆开疆拓地，扩大自己的影响，最终在边疆实行有效的行政管理。另一方面，边疆的经济文化联系主要倾向于中原地区，与中原保持远较其他地区密切的联系，并一次次地受中原经济文化的影响而内迁，从而汇入中原文化。两方面的交织，构成一部丰富多采的中国历史。如果我们对照地图，便不难发现与中原发生经济文化联系的空间的范围及其地理原因。总的说来，那些经济文化联系主要倾向于中原的边疆地区，其外侧往往都是难以通行的高大山脉或荒漠、森林。这些难以通行的山脉、荒漠和森林，就是中国文化圈——实际上也是东亚文化圈——的陆地边线。

这一陆地边线的大致走向，北自今俄罗斯境内的外兴安岭，向西经过雅布洛诺夫山脉、萨彦岭再折向西南，越过今哈萨克斯坦境内的阿尔泰山脉以西和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天山山脉以西，穿过我国新疆和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和克什米尔境内的帕米尔山结，再向东南经过中国与印度、尼泊尔、不丹、锡金边界的喜马拉雅山脉，以及中南半岛的北侧，再向南沿着长山山脉延伸到越南的南部。这些山脉，或者极高极大，或者过于崎岖，或者山外侧是不便通行的寒带森林和冻土苔原地带，成为分割亚洲东部各大文化区的天然屏障。大体来说，喜马拉雅山脉以南属于印度文化圈，中南半岛北侧山地以南区域深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同时又有中国文化的较深的烙印，而外兴安岭、雅布洛诺夫山脉、萨彦岭一线以北则属于西伯利亚森林文化区。阿尔泰山、天山两大山脉以西与帕米尔高原以西因位于多种文明的交汇处，文化构成相当复杂，但这一带是东亚文化圈的西限却是没有疑问的。古代著名的马其顿皇帝亚历山大率领的远征军长驱万里进入伊朗、印度，却未能越过帕米尔高原，我国唐代名将高仙芝率军进行的古代最远的西征（不计蒙古军的远征）也止步于帕米尔高原。显然，正是上述山脉，形成了中国地理环境的封闭性和隔绝性，并导致形成中国历史上边疆民族的对外经济文化联系主要倾向于中原地区的特点。

东亚大陆东临太平洋，日本海、朝鲜海峡、黄海、东海以及南海等边缘海域将东亚大陆和各岛国分割开来。诸岛国中，日本与大陆仅隔一狭窄的朝鲜海峡，双方很早便有频繁的海船往来。而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岛国与大陆间有海域宽广的南海，与大陆的往来远不如日本方便。日本、菲律宾群岛以东，便是浩瀚无际不易找到交流对象的太平洋了。这一地理状况，使得在西方人来到以前，日本的对外经济文化联系只能倾向于中国的中原，从而成为东亚文化圈的一员；而东南亚诸岛国或相对封闭（菲律宾），或同时受到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以及中国文化的影响，因此中国文化尽管也有相当大的影响但并未占上风。[3][③]如果说北面、西面、西南面难以通行的高山构成东亚文化圈的陆地界线的话，那么，东面浩瀚空旷的南海和太平洋便构成东亚文化圈的海洋界线。

我在1989年出版的《无所不在的伟力——地理环境与中国政治》一书中，曾将中国的地势，比喻作“一个破了口子的碗”，意思是中国的周边高山耸立，惟独东面地势低平，面向太平洋。然而，如果我们将考察范围从中国放大到东亚文化圈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碗”并没有破了口子，库页岛、日本群岛、琉球群岛、台湾岛等构成了东面的“碗”边。碗边的水总是要流向碗心的，这一文化圈边缘的经济文化联系也只能倾向于腹心，即有着东亚最为广大的平原，而且有着适宜的水热条件，因而很早便发展为东亚经济文化中心的中国中原地区。

综上所述，古代东亚文化圈之所以能够形成并长期维持下来，是当时因受阻于高山荒原大洋，文化交流主要限于东亚文化圈内部所造成的。我们不能否认中国历史上沟通中外的丝绸之路和海上交通的长期存在，但不能将其作用估计过高。圈内各国的海上航行主要在东亚沿海进行，最多只能到达印度洋北岸的印巴次大陆。明代郑和下西洋将东亚古代的航海活动推向高潮，船队远达东非海岸，但这样的航海活动不但迟到明代才发生，次数亦极为少见，更未能在中国与西亚、非洲间产生具有重要影响的经济文化交流活动。丝绸之路是唐代安史之乱以前中原地区对外交通的主要通道，由于道路遥远而且有沙漠高山的阻碍，通过丝绸之路进行的经济文化交流，除佛教产生过重要影响外，并未能较大地改变了中国的经济文化。因此，可以说古代东亚文化圈的形成和长期存在，是当时交流的有限性的产物。

中国中原文化的先进性以及其在东亚文化圈中的核心作用，是文化圈得以形成和存在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如果没有因其先进性和核心地位而形成的圈内文化交流倾向于中原地区的这一显著特点，东亚文化圈就必然四分五裂，内部联系性极差，在这种情况下将难以形成共同的文化特征。而且，当时中国中原不仅是东亚文化最先进的地区，也是世界文明发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在这种状况下，它可以吸收传入的外国文化的某些成份，却决不会因外来文化的传入而根本改变自己的文化。而且，外来的文化往往是在完成“中原化”或“汉化”的前提下才被吸收的，此时已不是原先面貌的外来文化了。

三、1840年以后全球文化交流和东亚文化圈的变迁

依据上述的论述，自然导出这样的结论：东亚文化圈发生剧变的前提，必须是：第一，各国的对外文化交流从以圈内为主改变为以圈外为主；第二，在圈外出现比中国发达的国家或地区，使圈内各国的文化交流从过去的倾向于中国中原，变为倾向于某一个比中国先进的国家或地区；第三，中国和圈内其他国家的社会发展程度发生重大改变，长期居于核心地位的中国不再是最先进的国家。1840年以后，西方列强的大举东来，导致东亚文化圈各国内部发生重大变化，以上提到的三项前提逐渐成立，东亚文化圈因之发生剧变。

从秦始皇统一以来，中国内部尽管不断发生重大的变化，但其社会性质并未发生根本的变化。研究中国史的学者，无论主张哪一种分期说，谁都承认中国在1840年以前仍处于封建社会，区别仅仅在于这一封建社会是从战国开始、秦汉开始，还是魏晋开始。然而，1840年以后由于西方列强的东来，资本主义开始进入中国，中国社会逐渐朝着质变的方向发展。如果我们将眼光放大到亚非拉各国，不难看到，中国的这一变化只是全球巨变，当然包括东亚巨变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变化，不仅改变了各国的历史，也改变了区域文明，包括东亚文化圈。

无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五阶段论，还是按照西方理论界所说的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说法，1840年开始大举东来的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其社会发展程度都高于过去称作第三世界的各国。因此，当欧风美雨刮遍亚、非、拉美时，没有几个国家能够坚持原先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而不作任何的改变，而是或主动或被动，或快或慢地走上学习西方的先进经济文化，实现社会变革的道路。我们必须承认，西方列强来到各国，目的不是为了帮助各国走上繁荣发达的道路，而且其对弱国采用的手段，不外乎杀掠、欺凌、夺地、殖民地半殖民地化，然而，亚非拉各国却在血雨腥风中，迈上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

如果比较日本的现代化历程，我们必须承认，殖民地半殖民地并非是落后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经阶段。尤以中国这样的大国，如果像日本那样主动变革，未必会出现国力大降、国土沦丧的局面，未必会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在1840年英国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之后的十余年，海军准将培理率领的美国舰队也以武力叩击日本的大门，日本面临着与中国同样的悲剧，然而中日两国此后却走上迥然不同的现代化道路。仅仅过了15年，日本便推翻了不能应付危急局面的德川政权，建立了能够自上而下进行改革的明治政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主动效法西方而又不失本国特色，迅速走上富国强兵的道路。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始终不肯抛弃“老大帝国”的架子，拒绝进行自上而下的根本变革，国力不断下降，在落后挨打的道路上越滑越远。最终，一向以中国为师的日本，在甲午海战中击败清朝并逐步走上侵华之路。试问，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在东亚文化圈内还能继续保持自己的核心地位？还能使东亚文化圈内的文化交流继续倾向中国的中原？

最近一百五六十年的东亚文化圈的巨变，主要体现在以下诸方面：

第一，西方文化主导的趋势逐渐形成。自1840年以来，东亚各国无不震摄于欧美的坚船利炮，尽管有着主动和被动、只学技术还是效法政治经济制度的区别，学习西方已成为各国的潮流，西方文化主导的趋势逐渐形成。在此背景下，各国开始了文化变迁的过程，传统文化，包括那些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在缓慢变化之中。

第二，东亚文化圈内部的联系和交流，在圈内各国的对外联系和文化交流中，已失去原先的压倒性的优势地位。由于西方文明为主导的趋势的形成，由于加速改革实行现代化的迫切性，各国的文化交流的首要对象，早已不是东亚各国而是欧美先进国家。而且，各国在东亚文化圈内的交流，在正常的政治状态下，也是以如何通过贸易交往、资金投入、技术学习等有益本国经济文化发展的内容为基本内容。就此而言，东亚文化圈只是圈内各国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其重要性已大大下降。

第三，中国在东亚文化圈内的核心地位已经动摇。由于近代中国的发展落后于日本，不仅无力保护朝鲜、越南等原先深受中国文化影响且长期视中国为宗主国的国家，自身也屡遭西方列强的欺凌，最后连圈内一向师法中国的日本也欺凌中国。在此背景下，东亚文化圈虽然因历史的文化的关系仍客观存在，中国的核心地位却不免动摇。发生在上个世纪上半叶的日本的侵华战争虽然以可耻的失败而告终，但六十年代以来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中国因长期政治失误造成的发展的缓慢，导致中国在东亚文化圈的核心地位至今仍未能确立。当然，由于中国具有广阔的国土、众多的人口，以及长期以来的核心地位，其他国家仍无法取代中国成为东亚文化圈的核心，因此可以说百余年来的东亚文化圈实际处于无核心状态。近二十年来，我国的经济文化发展取得辉煌成就，但中国如要重新确立在东亚文化圈中的核心地位，仍有待于持续发展经济文化、努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基本素质、全面增强国力，以及大大提升国家在世界科技、文化和产业中所占的比重。

四、余论

谈论东亚文化圈，可以使圈内各国找到基于历史渊源而产生的共同点，从而增进感情，消除对立情绪。然而，基于上述论述，我们必须正视一百五六十年间东亚文化圈内部发生的巨变，并站在全球的角度，正确看待东亚文化圈的内部联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正视现实，学术研究才具有学术价值和借鉴价值。

[4][①]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一部“东方世界”。

[5][②] 汤因比：《历史研究》，修订插图本，刘北成、郭小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九章，第50页。

[6][③] 参见约翰·F·卡迪《东南亚历史发展》，姚楠、马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上册，第一、二、三编。

本文为“东亚汉文化圈与中国关系”国际学术会议暨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2004年年会论文，已载石源华、胡礼忠主编《东亚汉文化圈与中国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10月，第53-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