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近代早期的中国地图所见之欧人中国地理观

吴莉苇

17世纪之前，欧洲人对“中国”仅具模糊认知，反映在地图上就是当时还没有中国的独立形貌。随着16世纪末耶稣会士成为中国与欧洲之间的桥梁，中国的各个方面才逐渐被欧洲所认识，中国的地理轮廓和地理知识亦属其中一部分，从此中国地图在欧洲制图学领域有了独立形态。多年以来，学者们公认近代早期欧洲的中国地图绘制史上有3个里程碑：一为1584年路德维科·乔里奥（Ludovico Georgio）绘制、奥特利乌斯（Abraham Ortelius）出版的中国地图；一为1655年卫匡国（Martino Martini）绘制、约翰·布劳（Joan Blaeu）出版的中国地图；一为唐维勒（Jean－Baptiste Bourguignon D' Anville）根据康熙朝测量成果绘制的中国地图（1735年发表于《中华帝国全志》，1737年单独结集出版）。笔者通过对德国国家图书馆地图藏品的数量分析，印证了上述论断。本文① 意欲在此项分析的基础上对有关问题略加论述，即3个范本所构成的3种中国地图绘制模式的基本特征及其变异，以及这些继承性与变异性与近代早期欧洲人中国观的关系。

这3份作为范本的地图各有鲜明特征，足资判断其他地图是否以之为参考。路德维科·乔里奥中国地图的主要特点是：第一，方向坐标为上西下东，左南右北（仅因图册版面需要而采此种坐标）。第二，中国南北纬度为20°至55°，没有经度坐标，但通过与南北距离比较可判断东西经度大约跨20度。第三，中国的北部和西部以绵亘的山脉为国界，西部边界纬度约37°至44°处有一个紧贴界山外缘的长形湖泊。第四，北部边界和西部边界几乎以直角相交，东部海岸在北纬55°至35°间几乎是垂直，自35°以下的海岸线向西南方偏移，中国的形状看起来接近一个以西部和北部边界交点（纬度约47°）为圆心的扇面状。第五，在中国境内画出几个大湖泊，可以辨认靠南并且位于同一纬度线上的是洞庭湖与鄱阳湖，两湖中各有一大岛。两湖所傍主水道当为长江，但长江与其他河流相比不很突出。海岸线从南向转为西南向的转折处有一个巨大的海湾，当指长江入海口。此图明显含有古代欧洲人对东亚和中国的想象，体现于构成北部和西部边界的连绵山脉和紧邻西界的湖泊。但它应该也体现了一些更具实证性的资料。图中对中国内部水系的较详细表现绝非据游记文学所能想象出来，恐有切实地图为凭。而且该图所定中国南部边界约在北纬20°，亦与后来耶稣会士测定结果相近。学界通常认为该图绘制者为葡萄牙籍耶稣会士②，如是则他有条件参考葡萄牙人在东南亚获得的地图资料或者印度的耶稣会士所提供的材料。但鉴于首批来自中国的耶稣会士报告撰成时间晚于该地图问世时间，他不可能参考初期入华耶稣会士的资料。这张地图可以视为在耶稣会士发挥中西文化交流的主导作用之前，西方有关中国地理知识的总结之作。

卫匡国绘制中国地图时主要根据中国的现有地图和方志资料，再以其西方绘图技术和地理知识加以调整而成③。其基本特征是：第一，中国南北纬度和东西（以正西方为准）经度皆跨23度左右，东部海岸接近现代地图。第二，北部以长城为国界，长城以南的渤海湾地带包括辽东半岛划入中国范围，朝鲜在中国之外。第三，中国西北边界外缘有一片带状沙漠。第四，中国西部边界为甘肃、陕西、四川、云南诸省西界，其中甘肃比陕西、四川部分偏西2度左右，略呈犄角状，云南西南界则比中国正西的边界偏西5度左右，形成更大犄角状。第五，陕西和四川的西界以东2°至4°处有一列山脉绵亘，山脉南端之东侧有一个作为黄河源头的湖泊（经度129°／纬度30°至31°，在中国界外），并画出黄河的几字湾。第六，洞庭湖呈一只靴子状，接近今天情形，鄱阳湖介于圆形和方形之间。第七，台湾岛的范围是纬度21°至25°，经度149°至151°（以北京为零度子午线是4°至6°），接近一个倒置长葫芦状，且位于底部的葫芦嘴向东方偏斜。第八，今广西北部湾一带（或还有与今越南接壤处一带）在图中单独成界，名为“东京”，但仍为中国境内。

唐维勒的中国全图以1700至1717年间在华耶稣会士的中国全国大地测量结果（中文版成果为《皇舆全览图》）为基础，其资料的新鲜度和准确度不言而喻，而唐维勒负责编绘该地图的法文版时，又体现出他文献考证与地图资料相结合的一贯作风。这份地图是突出山脉水系的地形图，轮廓接近当今中国地图的内地部分，其基本特征如下：第一，中国的行政区包括辽东或关东、北直隶、山东、江南、浙江、福建（包括台湾）、山西、河南、湖广、江西、广东（包括海南）、陕西、四川、贵州、广西、云南。第二，全部地名以中文拼音书写。第三，中国南北约跨25度（自海南至铁岭以北），东西约跨30度（西界按西北肃州与西南角算）。第四，北京的纬度约是40°（经度以欧洲起点为134°，北京起点为0°）。第五，贵州省内的南部和东南部标出两块属“生苗族”的相对独立地区。第六，今属广西的北部湾地区归属广东。第七，台湾岛接近于向西北方突起的羽毛状或弯月状，南北纬度约22.5°至25.5°，东西（最西至东北角）约跨2度。

二

笔者以上述3份地图的问世时间为界，将近代早期欧洲与中国的首次直接接触过程分为3个阶段：1584年至1654年，1655年至1736年，1737年至19世纪初。关于1584至1654年间出版的含“中国”的地图（包括中国地图、东印度地图、亚洲地图和世界地图，以下同）有33份样本，其中21份可判定是以路德维科·乔里奥的中国地图为原型，另有5份隐约可见其影响，还有3份路德维科·乔里奥原图的不同版本。

1655至1736年间出版的含“中国”的地图共66份样本。除1份是卫匡国的《中国新地图集》，有33份参考了卫匡国的中国全图，其中19份明显以卫匡国地图为范本，14份是在卫匡国地图的基础上吸收了其他材料，有4份已经属于唐维勒模式，16份仍受路德维科·乔里奥模式影响，但其中至少5份亦见卫匡国地图的影响。总之，近60％的地图在绘制中国或中国部分地区的轮廓时以卫匡国作品为参考标准。

至于1737年至19世纪初问世的含“中国”的地图，110份样本中有88份可认为与唐维勒地图有关。这88份地图除5张为唐维勒所绘，能断定完全依照唐维勒地图的有31份，其余52份多少与唐维勒地图相关。其中大部分在表现出唐维勒中国地图某些显著特征的同时参考了其他资料，而这些另类资料仅有少部分是即时补充的新航海观测，更多的是早于此图的资料，如卫匡国地图或更早的耶稣会士资料，甚至中世纪旅行报告。

由此可见，3大里程碑确非浪得虚名，而它们能够各领风骚近百年的原因也不难推知。路德维科·乔里奥中国地图的流行显然与奥特利乌斯出版的世界地图集《地球大观》的风行不衰有直接关系，但同时也因为17世纪上半叶流传到欧洲的其他中国地图资料影响力十分微弱。17世纪前半叶已经出现一些比路德维科·乔里奥地图更新更准确的中国地图材料，但它们有些是在1655年卫匡国图集问世之后才公之于众，因此根本没有机会取代路德维科·乔里奥地图，另外一些尽管在1655年之前出版，流通范围却十分有限，鲜有人知。后者为何流通不广？对于其中与耶稣会士有关的作品，其原因可略窥一二，概与耶稣会士的策略有关。17世纪中叶之前亦即礼仪之争升温之前，在华耶稣会士的注意力主要在于向中国人宣传欧洲，以求巩固天主教在华地位。此期于欧洲出版的耶稣会士作品主要以教会圈子为目标读者，并因此而确立叙述重心。珀切斯（Samuel Purchase）等平信徒出版的中国游记作品虽不乏问津者，却不足以推动整个欧洲形成关注中国的风气，而且其内容太单薄。在此情形下，附录于论中国作品之中的中国地图，其流通领域与欧洲的制图界和专业地图出版商尚有距离。礼仪之争蔓延到欧洲后，耶稣会士意识到不仅要与神学家辩论，也很有必要向欧洲大众宣传中国并解释他们为何采用引起争议的传教策略。于是催生出大量介绍中国各种情况的在华耶稣会士报告，并且以各种欧洲文字广泛出版。卫匡国欧洲之行出版的3部书（《鞑靼战纪》、《中国新地图集》、《中国上古史》）正是耶稣会士写作与宣传策略转向的醒目开端。卫匡国提供的中国地图既然承担着耶稣会的一项重要宣传使命，将其大力推广的主观原因便已具备。卫匡国积极与当时荷兰首席制图家约翰·布劳合作，由后者负责其地图集的编辑出版。这便意味着耶稣会士对知识界的影响范围和约翰·布劳在地图制作出版领域的影响范围就此沟通，欧洲人对中国的兴趣和对海外地图的兴趣产生大面积交集，它能在欧洲知识界和出版界产生重大反响可谓主动策划后的当然结果。

唐维勒的中国地图本身就体现了欧洲制图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壮举——在如此大范围内开展以当时最先进的天文观测和三角测量技术为基础的地图测绘。欧洲制图界和耶稣会士早就对这份地图的出版翘首以待，其能大行于世本无悬念，何况还能凭借《中华帝国全志》这部18世纪欧洲最流行的论中国作品而普及。唐维勒本人作为当时法国制图界的领军人物，保证了在华耶稣会士提供之测绘材料能被准确描绘。因此这份地图无论其内容还是制作技术都堪称18世纪中叶欧洲最为先进准确的地图，这样一份地图理当备受瞩目。由此可见，这3份地图也代表着中西初识过程中欧洲人对中国认识程度的演化，体现着耶稣会士在担任中西初识这出剧目主要演员时对剧情的控制和反应。

三

三大里程碑的范型意义固然毋庸置疑，然而对柏林图书馆藏品的上述分析也呈现出问题的另一面，即前一个时期的主要范本在下一时期仍有强大后续影响力——1655至1736年间问世的地图中有24.24％仍吸收路德维科·乔里奥的中国模式，1737年至19世纪初问世的地图中有16.38％仍参考卫匡国的中国地图。这说明中国地图的制作者对旧的权威资料有重大依赖性，欧洲制图界对中国地理新资料的引入并不积极。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也是此期欧洲人中国地理观一个基本特征的表现。

出现此种状况的主要原因之一属技术层面，即地图制作出版过程有程式化行为。由于出版地图相对于出版其他印刷品而言成本高昂，技术难度亦高，出版者倾向于借用或盗用旧有图版。然而还有一个不能忽略的重要原因，即公众对中国地理知识精确度和详细度的要求尚不够高，需求环节的宽容转而会助长供给环节的程式化行为。笔者参考的这些以中国为主的地图绝大多数来自世界性地图集（包括个别亚洲地图集）或世界地理书中的插图，只有寥寥数份是单独的中国地图或来自专门的中国地图集。所涉及的地图集虽然数量不少（45部），名称不同，制作人各异，但深究之下将会发现，其中多数都有渊源承袭关系。18世纪的欧洲出版界并不缺少新的地理文学作品（包括介绍远东与中国），但它们对于绘制中国地图似乎帮助不大。乾隆朝补充了西域测绘成果的地图几乎是在测绘完成之时（1761年）即已传至欧洲，但在笔者见到的78份1761年至19世纪初出版的含中国轮廓的地图中，只有7份体现出该地图的影响。此种状况与同一时期其他类别中国知识的广阔涉及面相比，对比鲜明④。

为何截至18世纪的大多地图制作者与地图的一般受众似乎都没有表现出获取中国地理详情的积极性呢？直接原因或可推及地图的实用性特质。17至18世纪欧洲的各种地图作品中频繁出现中国的轮廓当然表现出欧洲人对中国知识的热衷，可视为这时期对中国整体兴趣的一方面。但欧洲人对中国地图的兴趣又与对中国宗教、道德、历史、政治、文学、艺术等内容的兴趣有重大区别——欧洲人关注后者是冀望于借鉴中国文化救治自身弊端，对前者的兴趣却大体属于近代早期欧洲人在世界大探险背景下对异域地图之普遍兴趣的一部分，而且这种兴趣既有装饰性的，也有实用性的。作为装饰画的地图对其拥有者而言，内容的先进和准确并非最重要，作为实用工具的地图固然注重内容，但对内容的需求又与地图使用者对这块土地的利益认知相匹配。就中国而言，除部分传教士之外的欧洲人其实尚无法从中国内陆获取实际利益和形成切实感受，他们的活动范围仅限于中国沿海。因此，在地图上尽可能准确地描绘中国沿海地形在各个时期皆属当务之急，描绘中国内陆的实际价值既付阙如，耶稣会士又已提供了足资了解中国地理的范本，沿用之有何不可？这种心态反映在地图制作上，就是18世纪后半叶有关中国沿海的航海图骤然增多，并且尽量使用航海观测所得的新材料，而对中国大陆的描绘却满足于使用多年前的范本。所以，地图的实用功能影响欧洲人对中国地图进步性的需求，也正体现了欧洲人在绘制海外地图方面的发展与其殖民扩张或商业扩张密不可分。不过深层推敲，则地图参考资料权威性如何形成这个问题实与“中国”观念如何藉由地图形成的问题同气连枝。正由于近代早期是欧洲“初识”中国的阶段，首要任务是快速形成一个有关“中国”的整体印象以资判断该对这个“中国”持何种态度，因之了解中国内部地理详情的实际必要性尚未浮现，同时大批类似的地图无疑强化着关于中国的一种特定整体印象。

四

另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是，16至18世纪的不少欧洲人虽然只能依据某一地图范本摹绘和了解中国，却又时常在中国边界上呈现出不同于范本的变异性观念。这类变异观念同样表明地图、尤其是地图范型在塑造欧洲人“中国”观念方面的重要作用。

采用了路德维科·乔里奥模式的中国地图所出现的变异包括：1.中国边界经纬度的具体值不同；2.北部边界形状不同，以木栅状的“长城”取代路德维科·乔里奥原型中的连绵山脉；3.西部边界形状不同，路德维科·乔里奥图中那个南北长约13度的瘦长湖泊被保留，但取消了原与之平行的那段山脉，以湖泊的南北两端连接北面和南面两列山脉。此类变异基本可以视作这些作者和路德维科·乔里奥对古代文献理解和想象方面的微小差异，他们对西部边界和北部边界的描绘都未超出古希腊拉丁文献、中世纪阿拉伯文献和马可·波罗游记的文字叙述范围。

18世纪有几张地图在某些边界问题上既不同于唐维勒地图、也不同于卫匡国地图的描绘手法却颇堪玩味。一个突出之处是辽东的归属问题，在卫匡国和唐维勒的中国地图里，渤海湾北部至辽东半岛一带都属于中国，只是名称略异，卫匡国图中称“辽东”，唐维勒图中称“关东或辽东”。但18世纪中期之后有一些地图将辽东一带划出中国本土而归入“中国鞑靼”，使中国与朝鲜不接壤，或者把辽东归入朝鲜。这类变异或许同唐维勒1737年的图集里在中国全图和分省图中都把辽东部分算作中国本土诸省之外的一个“特区”有关，而唐维勒这种做法当反映出在华耶稣会士的观念，耶稣会士的观念又受到清朝统治者对这部分领土历史属性认知的影响。

路德维科·乔里奥绘制的中国轮廓保留了很多古典时代以来的想象而远离真实，卫匡国的地图则真正固定了欧洲对中国地理范围的认识，确切而言是关于“中国人的帝国”的范围认识，即以明代疆域作为“中国”这个词的自然地理含义。此后，唐维勒地图在卫匡国地图的基础上使欧洲人明确了“清帝国”与“中国”、“中国人的帝国”的区别。无论是流传到欧洲的《皇舆全览图》副本，还是杜赫德与唐维勒先后刊出的编辑本，中国内地即明代中国的疆域与东北、蒙古、西藏、西域诸地之间都有明确区分，只是西域在图中尚无清晰表现。乾隆朝《大清一统舆图》则因补充了西域地形而扩充了“清帝国”的概念。17世纪后半叶以来，“清帝国”与“中国”对欧洲人而言在地理范围、政治特征或文化形态诸层次上都是不同的概念。这种区别是由明清更替之际的耶稣会士叙述所形成，又由前清时期的耶稣会士叙述所巩固，地图则是一个更直观的论据。

16至18世纪的欧洲人并不曾见识过明代以前的中国疆域图，无论是早于1655年传至欧洲但流通不广的其他几份中国地图，还是卫匡国地图，对中国版图的摹绘都不曾远及西域漠北，但也肯定包括辽东。其实在明代版图中，东北地区除辽东都指挥使司之外，原也包含今吉林、黑龙江，这两地置有奴儿干都司。然而明中叶以后，奴儿干都司下辖各卫所已处于半独立状态，1619年时女真诸部已被后金统一，耶稣会士正是在这一阶段来到中国并开始认识中国。在卫匡国时代，后金正以对立政权的姿态问鼎中原。此原因以及从前奴儿干都司的羁縻州性质可能导致卫匡国没有在他这份以方志为主要材料的中国地图中纳入该地。而清初满洲人当然更不愿承认先祖之于明朝的附属关系，故而作为钦命地图的《皇舆全览图》在

中国北方边界问题上也与卫匡国地图无甚区别。这个“中国”在清朝统治者心中是明代中国，而他们又视此为传统的汉人中国，后来平定西藏和西域是增加“清帝国”的荣耀，却并非恢复古代“中国”的声威。所以，《皇舆全览图》所奠定的是欧洲人关于清帝国的基本认识，而非人们通常所言的“对中国版图的基本认识”，既然讨论的是欧洲人的观念，就不能笼统而言“中国”而应区分历史语境。欧洲人关于汉人之“中国”的直观认识主要得自卫匡国并由康熙朝地图巩固，在此过程中也巩固了他们关于“清帝国”与“中国”之区别的印象。这种认识甚至一直延续到当今的学术研究中，反映在从各方面强调清帝国与中国以往诸朝代的不同，强调在“近代世界”这个实体形成过程中清帝国与欧洲的相似性，强调清朝是一个“殖民帝国”等等⑤。明乎于此，则18世纪后半叶那些对辽东归属有歧义的地图显然是在努力进一步澄清“清帝国”与“中国”的差异。

无论是引进新资料的惰性，还是对中国疆界的歧义，都表明近代早期欧洲制图界对中国的兴趣与知识界其他领域对中国的兴趣有显著不同。在宗教、历史、哲学、政治等领域，虽然对中国的认识也远非完善和准确，但欧洲人非常乐于发挥主观想象和客观推理进行扩充。而在地理领域，欧洲人大体上只满足于认识一个笼统的中国地理轮廓。实地考察不足固然是导致无法深入了解中国地理的一个原因，但中国地理知识并不像其他中国知识那般参与欧洲思想文化及制度文化的转型过程，中国地图同欧洲公众对中国地理知识的一般兴趣之间没有被真正沟通，这恐怕是缺乏深究中国地理之动力的更深刻原因。虽已是近代早期，但欧洲制图家们在世界地图上绘制中国时仍普遍带有属于中世纪后期的完善宇宙观与世界观的倾向，因此只要在地球上这个特定的经纬度范围内描绘一个恰当的轮廓，给世界地形一个完整面貌，任务也就达成，所以体现中国轮廓的地图绝大多数是世界地图和亚洲地图。

再结合欧洲殖民势力深入中国的历史进程，就会发现这时期的中国地图和相关地理描述之重大意义在于，为欧洲人已经开始并继续升级的外部扩张活动指明了一个未来的发展空间。换言之，近代早期欧洲的商业势力和殖民势力在亚洲的主要兴趣尚不在中国本土，因此还没有实际的动力促使他们进一步了解这块土地，中国作为一个地理实体还没有真正走进欧洲人的视野和生活。直到19世纪以后，随着欧洲了解中国地理的条件和需求同其对外殖民扩张的能力和程度关系更密，对中国的内陆探索以及相应的地理测绘才蓬勃而兴。

注释：

① 本文由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资助（项目名称：“16—18世纪欧人所绘中国地图分析：以德国国家图书馆藏品为例”；项目编号：2007000755）。

② Ludovico Georgio（拉丁拼法Ludovicus Giorgius）是奥特利乌斯《地球大观》1584年版那张中国地图上的署名，非作者真名，目前通行意见认为此人即葡萄牙耶稣会士绘图员Luis Jorge de Barbuda。

③ 详细分析见马雍：《卫匡国在华活动及其论中国历史与地理的作品》（Ma Yong,“Martino Martini's Activity in China and His Works on Chinese History and Geography”），梅里斯编：《卫匡国：地理学家、制图学家、历史学家与神学家》（Giorgio Melis,ed.,Martino Martini,Geografo,Cartografo,Storico,Teologo），特里丹蒂诺自然科学博物馆1983年版，第258—262页。

④ 关于17至18世纪欧洲人对其他类别中国知识的广阔兴趣以及有此种兴趣的原因，详见张国刚、吴莉苇：《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观——一个历史的巡礼与反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⑤ 这种认识也体现在17世纪欧洲人关于契丹与中国的关系之争中，争论中欧人所理解的“中国”就特指“中国人的帝国”或“汉人的帝国”。

原载于：《世界历史》(京)2008年第6期 第111-1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