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库】2004年
【文献号】3315
【原文出处】暨南学报：人文社科版
【原刊地名】广州
【原刊期号】200401
【原刊页号】128～133
【分类号】F7
【分类名】经济史
【复印期号】200403
【标题】唐开元后的梅岭道与中外商贸交流
【文章日期】2003-03-20
【作者】王元林
【作者简介】王元林，暨南大学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王元林（1968-），男，陕西大荔人，暨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从事历史地理和中外交通史研究。
【内容提要】从唐张九龄开凿大庾岭道（梅岭道），此道便成为南岭中最重要的一条交通道路。举凡人口迁移、军队调动、商旅往来、使节访问等，大都经过此道。频繁的往来使道路破损严重，唐以后各朝对梅岭道及两旁行道树都加以养护，使这一中外商贸交流的孔道畅通无阻。梅岭道不仅是国内南北货物交流的要道，而且是域外珍货上贡必经之途。沿途店铺林立，车水马龙，一派繁荣兴旺的景象。五口通商以后，梅岭道衰落，数万路夫成为杨洪起义的兵源。
【摘要题】古代经济史
【关键词】梅岭道/养护/商贸/中外交流
【正文】
　　[中图分类号]F242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72（2004）01-0128-06
　　唐开元四年（716）冬，张九龄奉命开凿大庾岭路，“成者不日，则已坦坦而方五轨，阗阗而走四通。转输以之化劳，高深为之失险”，[1]（卷17《开凿大庾岭路序》，P5）天堑变通途。从此，大庾岭南北经贸往来更加频繁。通过梅岭道，或沿赣江，或沿浈江，南方宝货与岭北各种货物运输到全国其它地区和国外。直至五口通商前，“（梅）岭路乃南粤襟喉，诸夷朝贡，四方商贾，贸迁货物，上及仕宦，俱于是焉”。[2]（卷19《艺文》（清）甘棠《重修梅岭路记》）本文论及梅岭道的历次修建、养护及大庾岭南北的中外商贸交流，请各位方家正之。
　　　　　　一、唐开元后的历次修建
　　唐光宅元年（684），析始兴县北界置浈昌县，治所即今广东南雄市雄州镇。这里“北当驿路，南临浈水”，[3]（卷34《岭南道》，P902）从唐初起，出大庾岭后南行的道路就应直接南行至浈昌县，而此时大庾岭道并非称梅岭道，[4]（P313-321）上述张九龄的《开凿大庾岭路序》即是例证。当然，“大庾岭上梅，南枝落，北枝开”，[5]（卷93《南雄州》引《白氏六帖》，P6）随着大庾岭因山上逐渐多梅而称作梅岭、梅山，至五代末宋初时，梅山、梅岭已成为大庾岭的代称。大庾岭上寺有妇人题云：“妾幼侍父任英州司寇，既代归，以大庾岭有梅岭之名而反无梅，遂植三十株于道，因题寺壁”。[5]（卷93《南雄州》，P6）英州设置时间为五代南汉乾和五年（947年）至宋宣和二年（1120），此诗应题于南汉末北宋时。三十棵梅树作为行道树，杯水车薪，但由此可证，时大庾岭及梅关道上确实少梅或无梅。
　　宋嘉yòu＠④八年（1063），大庾岭“驿路荒远，室庐稀疏，往来无所庇”，江西提点刑狱蔡挺与广东转运使蔡抗，“课民植松夹道，以休行者”。[6]（卷328《蔡挺传》，（P10575）除植松外，“岭路险阻，（挺）公为馋而甓之，为永世利”。[7]（卷40《工部尚书蔡公基志铭》，P35）即在险要处还用砖砌以护路。这次修筑分工进行，大庾岭以北的南安军境由蔡挺负责，大庾岭以南的南雄州境由蔡抗负责，双方以梅关为界，南路长325丈，宽1.3丈；北路长109丈，宽0.8尺。[8]（卷下《营缮·道路》，P16）此后，南宋淳熙间（1174-1189），南安知军管锐“多植梅以实其名”。咸淳中（1265-1274），南安知军赵孟适“以岭下官驿上皆梅。扁曰：‘梅花园’”。[9]（卷3《山川》）
　　元泰定二年（1325），南雄路总管亦马都丁种植松梅；至元四年（1338），杨益亦增植松梅，使梅关道名符其实，行道树郁郁葱葱。明永乐末，因“岭路原砌砖石日久圮坏”，南雄知府陈锡“重加zhòu＠①砌，以便往来”，补植沿途路松，禁止砍伐。[10]（卷6《名宦》）正统十一年（1446），南雄知府郑述，“砌岭路九十余里，补植路松”。成化五年（1469），广东巡抚都御史陈濂、属同知刘安，以及十七年（1481），南雄知府江璞都再修岭路，补植岭松。正德九年（1514），广东布政使司吴廷举、属知府李吉“增植松梅万五千余株”。[8]（卷下《营缮·道路》，P17）嘉庆三年（1798），两广总督吉庆委派平田司巡检董安祖从大庾岭南道的雉公堆至黄土斜种植松树120株，至道光时，“树身茂盛，行人资其庇荫”，但由于“行旅往来络绎，每多攀折，道旁佳树尚须增植”。[10]（卷10山川）无论怎样，梅树及梅花已成为梅岭（大庾岭）的标志性的景观，“庾岭寒梅”已成为一方名胜，历代诗人叹咏不绝，各朝《南安府志》、《大余县志》、《南雄府（州）志》都有大量的咏叹之诗。“旧载宋之问、沈quàn＠②期、杜员外及许浑、苏轼、罗顾、黄谷城、文天样同后人俱有诗文记序”。[9]（卷3《山川》）
　　南路修筑的同时，大庾岭以北的北路亦间有修筑。明成化以前，“自岭至府治，旧有砖石细街，岁久碎没，尺点丈缀，散如列星”，如遇积雨连旬，“往往人驴俱仆，摩虬蹄触，货随覆败”。成化十五年（1479），南安知府张弼重修岭路，“悉用椎削取其＠③确以补道陷”，“又砌以石蹬”，“其长二十五里，其阔一丈，悉用碎石块平砌，其中而青石长条固其边幅”，“遇水架梁”，“又以余力补zhòu＠①城中衢及城外至迎恩坊而北，则斩新修治，与岭相准，凡为路者三十余里”。[11]（卷18《艺文》（明）桑悦《重修岭路记》），P7）如此大规模修整，利在千秋。就是如此修整的道路，由于途经深坑水等处，“水溢堤蚀”。深坑水桥又在弘治十六年（1503）至十七年（1504）再次修建，号曰“接岭桥”。[2]（卷21《艺文》（明）卢浚《接岭桥记》，P10）南安府境大庾道上的其他桥亦多次修筑，其中大沙桥计有明正统、万历，小沙桥有明景泰，镜台山桥有明正德、万历等多次修筑。而南安府处章江上的横浦桥（一名平政桥）史载有元延yòu＠④、至正、明洪武、宣德、成化、宏治、正德、嘉靖（五次）、清康熙、雍正、乾隆、道光、同治等朝修建。[2]（卷6《津梁》）桥梁之外，明天启四年（1624）大余县令陈九锡“重zhòu＠①梅岭路两千三百余丈”，修补石阶，增修石墙，改筑新路150丈，又在红梅铺南建“望梅阁”。[2]（卷15《名宦》，同见卷22《艺文》（明）陈九锡《修岭路记》）清时，由于“岁久年湮，屡修屡圮。左右歆折，中或低洼，路几失其真形”[2]（卷19《艺文》（清）甘棠《重修梅岭路记》，P26）清嘉庆至道光时，虽曾筹款欲修大庾岭北道，“皆有修之名而无修之实”，“以故路圮石没，依然泥淖水冲”。南安知府汪甫率众于道光三十年（1850）修梅岭至下三段，咸丰元年（1851）又修下三段至广大桥。[2]（卷19《艺文》（清）周礼《重修梅岭记》P28）
　　在修整道路，培植行道树的同时，历代还对梅岭道沿途的寺院、亭榭台阁等建筑多加修整。在开元张九龄新凿大庾岭道前，咸亨时（670～674）六祖慧能得法，创梅山院，其寺位于宋梅关关南，距南雄州城70里，唐时有祖师塔、锡杖泉、放钵石等。[5]（卷93《广南东路》）宋祥符三年（1010）赐寺曰：“云封禅寺”。嘉定十五年（1223）至宝庆元年（1225）大修云封禅寺，新修的寺有祖师殿、霹灵泉亭、灵宫殿、六祖塔、僧堂，而在“翼殿之右，隔歧道面东为官廨”。[12]（卷5《云封禅寺重修造记》）宋端平二年（1235），又在梅关道云封寺西，南雄人建黄（晟）太守生祠。[8]（卷下《秩祀·祠庙》）元大德间，又在云封寺建观音阁。[10]（卷24《寺观》）至正十七年（1357）南雄达鲁花赤窑里沙又建张文献公祠于云封寺（另一在南雄儒学讲堂，为宋嘉熙中建），明成化十九年（1483），知府江璞迁文献公祠于云封寺后，正德七年（1512），知府张岭重修。[8]（卷下《秩祀·祠庙》）乾隆时，又重修张文献公祠。[10]（卷20《艺文》（清）胡文伯《重修大庾岭张文献公祠记》）嘉庆时，又修复云封寺。[10]（卷20《艺文》（清）罗含章《重修梅岭云封寺碑记》）
　　因大庾道（梅关道）为官方南北交通要道，驿站沿道分布，上述所引云封禅寺附近官廨即是例证。唐宋之问有诗名“题大庾岭北驿”。[13]（卷52《题大庾岭北驿》）其驿应在大庾岭北麓无疑，蒋吉《大庾驿有怀》亦云：“一囊书重百余斤，邮吏宁知去计贫”，[13]（卷771，P8745）唐时大庾驿已有名于世。上述咸淳间知军赵孟适因宋官驿题扁曰：“梅花园”，其得名“盖以自此上岭由皆梅故也”。[2]（卷《古迹》）洪武十六年（1383），于梅关下置巡司，后迁于南雄东北90里的红梅驿，即今南雄梅岭镇。红梅巡司作用更大意义上在于军事方面。[14]（卷454《南雄直隶州》）与驿馆一样，大庾岭上亦有旅店。南宋宰相卢多逊南迁，就曾宿于一老妇家。[15]（卷9《南雄路》）明嘉靖时，红梅巡司以上，还有小岭铺、云封寺（即丞相祠）等。[8]（卷首《南雄府地理总图》）清时，红梅巡司以上亦有小岭街、新路口塘、梅岭塘、挂角寺（即云封寺）等。[10]（卷首《红梅司分属图》北麓横浦驿以上有五里亭、关圣庙、大沙铺、黄泥巷、乱石铺、梅岭铺（一作梅关塘）、下马亭、半山亭等。[16]（卷首《庾邑全图》）、[17]（卷8《南安府大庾县舆地图》）、[2]（卷2《梅岭图》）宋嘉yòu＠④时立梅关于梅岭上，“植柱揭名‘梅关’，以分江、广之界”。[18]（卷13《南安府志》）时梅关关楼“云巅层构与云平，贤者新题叱驭楼”，叱驭楼已成为梅关关楼代称。附近还有来雁亭、通越亭，[19]（卷2《题庾岭三亭诗》）以后各代应有修建。今关楼所存石刻匾额，北书“南粤雄关”，南书“岭南第一关”，为“明万历戊戌（1598）中秋，南雄知府蒋杰题”。[20]（第4编第6章《文物》，P724）关楼上部已倒塌。附近的张文献公祠（云封寺）曾在同治时，被太平军烧毁，关楼亦应同遭厄运。[2]（卷32《新造录》）
　　总之，梅岭路“踵而修者，代有其人”。[2]（卷19周礼《重修梅岭路记》）仅修筑道路计有嘉yòu＠④、明永乐、正统、成化（三次）、天启、清道光、咸丰等朝十数次，行道树的栽植和沿途桥梁的修筑更是不计其数。历代的不断修建和养护，使梅关道沿途分布有石阶、桥梁、树木、寺院、亭台、馆舍、关楼等，保证了道路的畅通，使这条商路成为唐开元以后岭南联系江淮和中原最重要的一条道路，也成为联系中外商贸的重要通道。至1935年，“查径大小梅岭而入大庾两路，沿途亦颇平坦，惟上下梅岭略觉困难而已”。[21]（不分卷《广东各县兵要地理参考书·南雄》）1942年，修建南雄至大余的公路，基本上依古梅岭道，只是在越梅岭时改走小梅关，古梅岭道焕发新颜。
　　　　　　二、梅岭道与中外商贸交流
　　梅关道之所以号称“岭南第一关”，其主要原因是梅关道在岭南与内地联系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诸如人口迁徙、历来商人、官吏、军队、外国使臣、僧侣等，或南下岭南，或北上内地，难怪史书上言“虔（州，治今赣州）于江西为大郡，当江岭之冲，贵人达官常所往来，与夫朝廷之有事于交广者出入必过焉”。[22]（卷21《陈伯瑜宣文行状》）“由东度岭而南，由南度岭而东，足迹所接，舟车所会，其（南雄）地甚重焉”，[23]（卷37《南雄州》）以下从商贸交流试作论述。
　　唐开元初张九龄新凿梅岭道，“海外诸国，日以通商”，“于是乎据耳贯胸之类，殊琛绝赆之人，有宿有息，如京如坻”，而“齿革羽毛之殷，鱼盐蜃蛤之利，上足以备府库之用，下足以赡江淮之求”。[1]（卷17《开凿大庾岭路序》）真可谓“怀荒服兮走上京，达海商兮重九译，车屯轨兮马齐迹，招孔翠兮来齿革，伊使臣之光兮将永永而无数”。[1]（卷17《开凿大庾岭路序》附崔诜《修路铭》）广州外商船“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24]（P74），其中许多是从梅岭道而北上内地的。唐时南方诸国贡物主要有象、象牙、犀牛、沉香、珍珠、朝霞布、火珠、鹦鹉、猛火油、白dié＠⑤、花dié＠⑤、玳瑁、龙脑香、郁金、菩提树、蔷薇水、菠棱菜、酢菜、胡芹、浑提葱等。[25]（P470）而岭南“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26]（P60）域外及岭南许多物产沿梅关道北上，而“交、广、邕南兵，旧取岭北五道米往饷之，船多败治。（郑）畋请以岭南盐铁委广州节度使韦荷，岁煮海取盐值四十万缗，市虔、吉米以赡安南，罢荆、洪等漕役，军食遂饶”。[27]（卷185《郑畋传》，P5402）不管是前期南运粮食，还是后期北运海盐，梅岭道都是起着重要作用。五代时，“岭北商贾至南海者”仍不计其数，许多还在南汉政权做官。[28]（卷6《刘隐传》）
　　宋时随着都城东迁和南移，梅岭道作用更加突出。“自京都沿汴绝淮，由堰道入漕渠，溯大江度梅岭，下真水至南海之东、西江者，唯岭道九十里为马上之役，余皆蒿工楫人之劳，全家坐而致万里”，与漓江道、武水道相比，“而下真水者十七八焉”。[19]（卷5《韶州真水馆记》）外国贡使亦从此来贡，“百蛮梯尽来重译，千古输摧恨七盘”。[5]（卷93《广南东路》引章得象诗）“城中绍祚千年圣，海外占风九译人。峤岭古来称绝缴，梯山从此识通津。舆琛辇赆无虚岁，徒说周朝白雉驯”。[19]（卷2《题庾岭三亭诗·通越亭》）宋太宗时刘蒙正建议将岭南的外国香药上贡汴京，“请自广、韶江溯流至南雄，由大庾岭步运至南安军，凡三铺，铺给卒三十人复由水路转送”。[6]（卷263《刘熙古附蒙正传》）天圣八年（1030），交趾曾于此道进麒麟。[10]（卷6《明宦·齐唐》）而淳熙中（1190-1194）亦专门在南雄州城南隅建立入使行馆，[10]（卷24《古迹》）负责招待事宜。朝贡贸易繁荣的同时，途经梅岭道的国内物品交流亦十分兴盛。位于赣江上游，地“当岭表咽喉之冲”的虔州，成为“广南纲运，公私货物所聚”之地。[5]（卷32《江南西路》）“广南金银、香药、犀象、百货，路运至虔州而后水运”。[6]（卷175《食货上三》，P4257）由于“虔州地连广南”，虔州“民多盗贩广南盐以射利。每岁秋冬田事才毕，恒数十百为群，持甲兵旗鼓，往来虔汀、漳、潮、循、梅、惠、广八州之地”。[6]（卷182《食货下四》P4441）正是因为“海盐入岭北，民犯者众，请建大庾县为军，官辇盐市之。诏建为南安军，自是冒禁者少”。[6]（卷309《扬允恭传》，P10160）走私之外，“庆历中，广东转运使李敷、王徭奏请运广州盐于南雄州，以给虔、吉。”未报，“即运回四百余万斤于南雄”。元丰时蹇周辅行新法，每年又以粤盐1000万斤行销虔州和南安军。[6]（卷182.《食货下四》，P4443）盐之外，粮食无疑是梅关道上重要物品。北宋镇压侬智高起义时，“大兵度梅，粮运不继”，南康人袁乐“仗义助谷两千石”以供军需。[2]（卷17《输赈》）南宋初，地处鄱阳湖畔的饶州（治今江西波阳），“旧管小料七纲共计船280艘，往来般运岭南铜铅等物料”，后“纲运败阙”，政府严令“沿赣江诸州不得侵夺纲船”。[29]（50之13，P5663）看来，岭南的铜铅亦是商道上的重要物品。而梅关关楼之所以得名为叱驭楼，即与蔡襄主持关楼竣工时，见南北有人吆喝来往客商和车马挑担停行而命名。[30]（P200）而正是由于梅岭道的繁荣，赣江的水运亦发达。放“交、广、闽、越铜盐之贩，道所出入。椎埋、盗夺、鼓铸之奸，视天下为多”。[31]（卷34《虞州学记》，P401）从北宋前期至中后期，梅岭道附近的南雄州、南安军、虔州等商税都有增加。南雄州及附近共六税务旧税收6073贯，熙宁十年（1077）仅南雄州城就达10202贯，加上其它五税收总计13326贯，增加2倍多；南安军、南康、上犹三税务旧税5108贯，熙宁十年南安军城为11806贯，加上南康、上犹达15110贯，增加近3倍；虔州等其它六税务旧税25382贯，熙宁十年虔州城商税就达39887贯，加上其它五税务总计51229贯，增加近2倍。[29]（16之11、12；17之1）大庾岭南北各州军商税增加，这足以说明大庾岭道及附近水道商品流通的繁荣。
　　元代，江西行省管辖今江西省和广东的大部分地区，“凡台省命使之宣布，广海筐篚之献纳，莫不道出兹（南安）郡”，[32]（卷4《形胜》引（元）张鉴《重修南安路记》）梅岭道的交通仍十分繁忙。受南宋末年战争影响，至元十六年（1279），广盐仅行销江西621引，到至元二十二年（1285），已增加到10825引。[33]（卷94《食货志》，P2392）时梅岭道南北的南雄州和南安军已分别为南雄路和南安路，“若夫游旅之往来，负贩之转输，穹官显人之南辕，则自凌江下浈水者，由韶州为北路”，[34]（附录2《广州道里》，P142）仍然列为“舟行陆走，咸至（广）州而辐凑焉”的四路（北路、西路漓江道、东路龙川道、西北路连江道）之首。岭北的南康仍然是“衣冠文物之名区，财赋舟车之都会”，[2]（卷25（元）王元渤《南康鼓楼上梁文》）梅岭道的作用可见一斑。
　　明代，梅岭道上仍然一片繁忙，“庾岭，两广往来襟喉，诸夷朝贡，亦于焉取道。商贾如云，货物如雨，万足践履，冬无寒土。南安人有驴背辇载络绎，米、盐、器用，多货之所由出也”。[11]（卷18《艺文》（明）桑悦《重修岭路记》）永乐四年（1406）六月，因值农月，交趾、占城等九国贡使“俱顿南雄”，由广东藩司接待，俟十一月，“运输南安”。[9]（卷9《事考记》）南安为“以南岛之重货，贡篚所梯航”之地。[35]（卷308《大余县》）“（南）雄为江广要路，番舶使轺络绎不绝。正德以前，商税巨万”，“官于是者鲜不盈餍”。[8]（志下《秩祀》）除大量外国商品和岭南物品北运外，江浙商人亦“窃买丝绵、水银、生铜、药材等一切通番之货”，亦由赣越大庾岭“抵广变卖”。[36]（卷12《行保甲》）而“两广铁货所都，七省需焉。每岁浙、直、湖、湘客人，腰缠过梅岭者数十万皆置铁货而北”。[37]（卷12《上吴自湖翁大司马》）当时梅岭道正如万历时利玛窦神父所见到一样，南安、南雄成为输送货物的商业中心，梅岭道旁旅店和歇足地一路不绝，“旅客骑马或者乘轿越岭，商货则用驮兽或挑夫运送。他们好象是不计其数，队伍每天不绝于途”。[38]（第3巷第9章《抵达皇都南京》，P279）而“梅岭路隘，驴马遗溺甚臭，宜醉饱而行”。[39]（卷1《芜湖由江西漳树至广东路》，P411）
　　值得一提的是，从南雄经梅关至南安的交通道路上，由于商旅繁多，沿途递铺形成了许多商贸市镇。梅关虽不称镇，但由于扼闽赣之咽喉，红梅驿、云封寺、民间旅店等汇聚于此，洪武十六年（1383）又建红梅巡检司于此，[8]（志下《营缮》）这里自然成为商旅必经的门庭若市之地。其南为小岭铺，洪武九年（1376）于此建中站递运所，[8]（志下《营缮》）其何以称“中站”？就是“梅岭道路，乃南雄、南安两府共给其役，共享其利者，故驴骡驮载，少壮担负，皆于中途博换，盖民情土俗以为定例，自前代已然”。景泰初年，“南雄之货过岭者益多，驮担者可得厚利。南雄之民始创南货过北者，直至南安城下；北货过南者，直至南雄城下之议”。“盖北货过南者，悉皆金帛轻细之物，南货过北者，悉皆盐铁、粗重之类。过南者，月无百驮，过北者，日有数千”，正是“过北货偏多，则南雄独擅其利”，南安人欲恢复中站博换之制。“民起私争，杀伤狼籍，文yí＠⑥旁午，商旅不通，两府交病凡二十年间”。成化十四年（1487），两府共议仍行原来中站博换定制，[11]（卷18《艺文》（明）张弼《梅岭路均利记》）并刻石于路旁。此中站距南雄府70里，为“梅岭东火径村”之地，嘉靖三十六年（1557），“因洞寇出没”，两府共建中站城，设兵戍守。[14]（卷454《南雄州》）而在此之前，即至少在嘉靖二十一年（1542）《南雄府志》成书前，红梅巡检司已迁于此，[8]（志下《营缮》）可见其地位重要。从嘉靖《南雄府志》志上《南雄府地理总图》亦能证明，在小岭铺与红梅巡检司附近标有中站，而灵潭里附近才是火径铺，距中站城还有一定距离。正是南货较多且粗重，梅岭南麓的驿铺栉次鳞比。小岭铺之南的驿铺为火径铺，距南雄60里，“天顺以来为元籍者所据”，成化十二年（1476），南雄知府江璞“建屋百十二楹”，改名通济镇，择民居住，居停客货，取利“以十之三为商旅饮食之需”，[8]（志上《提封》）其繁荣可见一斑。通济镇以南，有里东铺、石塘铺、沙水铺、长迳铺等。[8]（志下《营缮》）其中沙水铺即设在沙水镇，即今珠玑镇，距城30里，宋嘉定中尝置沙水驿，后又置沙角巡司于此。[14]（卷454《南雄州》）这里为宋代以来移民迁徙岭南的中转站，“其敬宗巷是广州故家巨族多由此迁居”。[40]（卷3《舆地志》）今岭南流传“家从珠玑巷迁来”，应与珠玑镇有重要的关系。
　　从洪武末年始，“南安、赣州、吉安改行广盐”，“既而始贩盛行，袁州、临江、瑞州则私食广盐”，[41]（卷80《食货志》，P1942）广盐成为明时梅岭道上的重要物品。天顺二年（1458）即在南雄府城南太平桥南置太平关，“设榷盐税以措军饷”。[42]（卷4《疆域》）弘治中，又于大庾折梅亭对往来岭道百货抽税。由于农民起义爆发，正德六年（1511），又在章、贡两水汇合处的龟角尾设赣关抽分厂，“商旅大困”。十二年（1517），才将折梅亭税关移至龟角尾。[2]（卷24《艺文》（明）王守仁〈议南赣商税蔬〉）万历时，南安、赣州、吉安三府民“岁且消盐二十余万”。保昌县“虚粮数多”，“以盐税抵补5500余万石，数十年来，民获苏息”，粤赣皆得好处。而从赣州《抽税则例》所列布、木、铁、皮、器皿、香、药、果、糖、杂货等多类货物就达近百种之多，其中诸如象牙、玳瑁、乳香、苏木、蜡、番椒等皆为域外来物。“以香、糖、果、箱、铁器、藤、蜡、番椒、苏木、蒲葵诸货，北走豫章、吴、浙，西北走长沙、汉口”。[43]（卷14《食语》P371）而赣关杂税、明旧税银约3万余两，至万历二十七年（1559），增为近5万两，[44]（卷13《榷政志》）而梅岭道货物应占绝大部分税额。除道经梅关外，其东的乌径路，通江西信丰。嘉靖二十一年（1542），吉安商民从南雄严塘河下装载盐引，新开山路至南安小明里河。不久，乌径牙盐及沿河盐店不下一二百户，这里居浈水上游，“陆程二日，水程三四日抵赣州大河”。[8]（志下《营缮》）
　　南安税课司明洪武初在南安城内，成化时张弼迁于水南城孝友坊，正德时，复迁于水南城后街。[9]（卷5《建置志》）水南城与南安府城隔章江对峙，“民居稠密，倍于郡城”，商贾多居此。水南城南门外即梅岭路街，上述折梅亭抽税即在水南城5里。这里“交广要冲，贡献从入，民以雇值为利，而迎送劳费亦因之”。[18]（卷13《南安府》）宋高宗时，南安知府范振就“上书论雇役者所苦十余事”，[2]（卷15《名宦》）其苦难可想而知。明正统时，南雄知府郑述，“知庾关夫役久累，为之节省均调，盖邑赖之”。[10]（卷6《名宦》）据明《中站则例》规定：“路夫”，“多至售力”，“担夫杂沓外省他郡之民”；“揽头”，“庾之专利者，总诸货物，散付路夫”，“初若有统，继乃纷争”，加之“路夫转多，庾民贾力无所，送迎之役仍属庾民，利病不均”，“况乃逃失，追讦为繁，推诿为溷”。万历十五年（1587），南安知府叶明元青禁革揽头，路夫只许庾民充当，但实际上，揽头仍然屡禁不止。[9]（卷3《地舆记》）
　　清代，梅岭道仍“为江广襟喉，南北之官轺，商贾之货物，与夫诸夷朝贡皆取道于斯”。[2]（卷19《艺文》）南安府城南有大沙铺、梅岭铺[7]（卷7《兵防》），而南雄城北有长迳桥、沙水塘、石塘汛、里东塘、灵潭街、槐花塘、中站塘（红梅司）、小岭街、新路口塘直至梅岭塘，[10]（卷首《红梅司分属图》）可谓一路店铺林立，村镇不断。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政府实行海禁，广州成为唯一通商口岸，全国各地商品都要集中在广州出口，梅岭道更趋繁荣。江西的粗布、苎麻、瓷器、药材；浙江的丝织品、纸、扇子、笔、酒、枣子、皮货、鹿肉、药材、烟草以及福建的部分货物都经梅岭道而南运广州。而域外各国进口商品更多150种之多，这些货物与佛山铁器、石湾陶瓷、蔗糖、广纱、水果、鱼花等其他“广货”运销内地。[45]（P26-28，P31）诸如岭南鱼花，“水陆分行，人以万计，筐以数千计，自两粤郡邑，至于豫章、楚、闽，无不之也”。[43]（卷22《鳞语》）当然，粮食、盐仍是货物之大宗。清初，“南安度岭，夫按粮起役，南康粮多，役烦”。[2]（卷17《质行》）顺治十七年（1660），南雄太平厂官派南安、赣州、吉安三州盐引18000道。[46]（卷8《经政略》）康熙二十四年（1685），粤盐行销南安、赣州两府。时南雄保昌埠行销盐引6603道，至乾隆十八年（1753），增至9318道。[40]（卷4《食货志》）而保昌埠设行盐子店84间，至乾隆五十四年（1789），改子店为12间，又设盐厂7所，仅行销南安府所属4县盐。嘉庆十三年（1808），增赣县盐引，雄、赣各埠共销正改匀盐引33441道。[10]（卷16《盐法》）这些广盐，“至始兴江口易船至南雄州改从路运，过梅岭陆运南安大庾县”。[46]（卷86《经政志》）
　　清时南安城南门外有月城，“为商贾聚集地，店铺约百余间”。[2]（卷32《新造录》）横浦桥“有屋为小贾贸货，岁收税，积为修桥之用”。[47]（卷926《南安府关梁考》）直至五口通商前，“湖丝、茶叶皆由赣运赴广东，即洋货、广货亦由赣运销内地”。赣关依“商船货物，分上水、下水，视其贵贱”而征税，征税货物达近二百余种，诸如西洋酒、西洋蜡、象牙器、玳瑁、片脑等海外货物亦罗列其中，除盐税、竹木税外，货税以丝税、茶税为大宗。五口通商以后，继而长江沿线增设口岸，“土货、洋货概由上海、九江，赣关僻处一隅，富商巨贾绝迹不至”，[46]（卷87《榷税》）梅岭道昔日的繁荣一去不返。正是商业中心北移上海，原来依附于广州与江西、湖南转运业务的十万路夫失业，为洪杨起义准备了大量兵源，导致了这一地区社会的剧变。[48]（P262）
　　民国时期，梅岭道仍是粤赣省际贸易往来的中枢，赣米每年输入粤省7500吨至1万吨，粤盐则行销江西27县，江西的香菇、红瓜子、板鸭、桐油、中药材、瓷器、木材、生猪、钨砂等货物，都经梅岭道运销广州及港澳等地，难怪《南雄县农业调查报告》称赞梅岭道上，“茶亭饭店，一里数间，贩客往来，日计盈万”。[20]（第2编第11章《国内贸易》，P339）
　　总之，历来不断对梅岭道加以管理和维护，使这条联系中外和国内的商贸大道畅通无阻，保证了赣粤以及岭南与江淮、中原的交往，使这条道路在中外贸易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也正是这条梅岭道的存在，沿途的南雄、南安位置日显重要，军、府、州等地方区划等级升高转运贸易发达，商业经济繁荣。同时，历代在沿途设置税厂、兵站以及商铺、客栈等，为保障这条交通大动脉的畅通起到了良好保障作用。现今，梅岭道已是323国道的一部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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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上秋下瓦
　　＠②原字左亻右全
　　＠③原字上两火中宀下石
　　＠④原字左礻右右
　　＠⑤原字左上儡去亻中冖下且右毛
　　＠⑥原字左木右多
　　＠⑦原字左忄右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