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文献记载，黔陬县是秦时所置，为西汉所沿袭，属琅邪郡，东汉时改为黔陬侯国，属东莱郡。关于黔陬县的地望，早期文献中记载较为明确，然由于种种原因，后世文献尤其是近代以来，对秦汉黔陬县的地望出现了不同的说法。近年来，我们在胶河及洋河流域开展区域系统考古调查，新发现了几处秦汉时期的中心聚落遗址，为我们讨论该区域内秦汉时期琅邪郡辖县的地望提供了新的线索。

一、文献记载中的黔陬县及其地望

《水经注·胶水》对黔陬县的地望有详细的记载：

［经］胶水出黔陬县胶山北，过其县西。

［注］《齐记》曰：胶水出五弩山，盖胶山之殊名也。北迳祝兹县故城东。汉武帝元鼎中，封胶东康王子延为侯国。又迳扶县故城西，《地理志》琅邪之属县也。汉文帝元年，封吕平为侯国。胶水又北迳黔陬县故城西。袁山松《郡国志》曰：县有介亭。《地理志》曰：故介国也。《春秋·僖公二十九年》，介葛卢来朝，闻牛鸣，曰：是生三犧，皆用之。问之，果然。晏谟、伏琛并云：县有东西二城，相去四十里有胶水。非也。斯乃拒艾水也。水出拒县西南拒艾山，即《齐记》所谓黔艾山也。东北流迳拒县故城西，王莽之祓同也，世谓之王城，又谓是水为洋水矣。又东北流，晏、伏所谓黔陬城西四十里有胶水者也。又东入海。《地理志》曰：琅邪有拒县，拒艾水出焉。东入海，即斯水也。胶水北迳晏、伏所谓西黔陬城东，高密郡侧有黔陬县。《地理志》曰：胶水出邞县，王莽更之纯德矣，疑即是县，所未详也。

《太平寰宇记》引《郡国县道记》云:“黔陬，秦所置，在今郡东北一百一十里，东陬故城是也。古价国，后自此移县于胶水西，去故城三十里，时人谓之东西二城。其西黔城，在州东北九十五里。”《水经注》又以黔陬故城与西黔陬城并举，由此可知，西黔陬城是县治迁徙的结果，而黔陬故城或谓东黔陬城，则是秦汉黔陬县的故址所在。

西黔陬城的地望，历代文献有明确的说法。《水经注》载“高密郡侧有黔陬县”，《太平寰宇记》载“在（密）州（今诸城市）东北九十五里”，《续山东考古录》“黔陬县故城”条载“（牧马城）西北隔胶水二十里有西黔陬城，今黔陬社”，《山东通志》“黔陬县故城”条亦有相似记载，黔陬社即今胶州市铺集镇黔陬村附近。

东黔陬城地望的记载主要见于《水经注》对“拒艾水”的描述中，拒艾水先流经柜县故城西，又流经晏、伏所谓黔陬城（即东黔陬城），后东流入海。柜县故城位于王台镇附近。拒艾水即洋河，顾炎武于《山东考古录》中已有详细的论证。考之洋河的走向，自源头向北流经王台镇以西，至洋河镇附近折向东流入海。准此，我们认为东黔陬城应位于洋河流域中游的洋河镇附近。杨守敬在《前汉地理图》及《水经注图》中也将黔陬县的地望定在洋河中游一带。

此外，东、西黔陬之间的距离也可为此提供佐证，但我们先要理解“县有东、西二城，相去四十里有胶水”的记载。虽然郦道元对晏谟、伏琛的这一说法持怀疑态度，认为此处的“胶水”应为拒艾水，但是二者实际上并没有本质上的矛盾，只因他们各自所据基点不同而已。

晏谟、伏琛所谓“相去四十里有胶水”是以东黔陬城为基点而言的。熊会贞在《水经注疏》中已明确指出“西四十里有胶水，是东城去晏、伏所谓胶水里数，非二城相去里数也。……盖晏、伏虽称有东西二城，实专主东城言，谓东城去胶水四十里也”。而郦道元认为“四十里有胶水”的“胶水”应为拒艾水，则显然是以西黔陬城为基点而言的，因此他才会以为晏、伏的记载有误。

即使确如熊会贞所言，四十里非二城相去里数，而为东城距胶水之里数，然西黔陬城紧邻胶水西岸，那么东黔陬城至西黔陬城的距离与其至胶水的距离大致相当，即东、西二城之间的距离约为四十里。自黔陬村一带（西黔陬城）向东40里即至洋河镇一带，与文献记载中东、西黔陬城之间的距离大致吻合。

二、黔陬县治所变迁及沿革

由文献记载可知，黔陬县县治曾由位于洋河流域的东黔陬城迁到了胶水西岸的西黔陬城，有学者认为其时当在南朝刘宋时，不确。至迟在晏谟、伏琛的年代，此次县治迁移已经发生，而晏谟为南燕时人，伏琛为晋时人，则黔陬移县当早于此。《水经注》之经文（反映汉魏时地理）“胶水出黔陬县胶山北，过其县西”表明，《水经》成书时，黔陬县仍然位于胶水以东。《水经》的成书年代，现在一般认为在曹魏初年。而两汉时期又不见黔陬县治迁移的相关记载。因此，黔陬移治于胶河以西的年代当在曹魏初年至南燕之间。

在《晋书·地理志》中可找到相关线索。西晋初年，黔陬县属城阳郡，城阳郡原有十一县，治莒。太康十年，“以青州城阳郡之莒、姑幕、诸、东武四县属东莞”。晋惠帝时“又分城阳之黔陬、壮武、淳于、昌安、高密、平昌、营陵、安丘、大、剧、临朐十一县为高密国”。莒既已分属东莞郡，那么城阳郡郡治即当移于他县。晋惠帝以城阳郡改置高密国时又以黔陬为首县。又《宋书》载高密太守治黔陬。如此，则可推测西晋初年城阳郡郡治在莒，太康末年，郡治移至黔陬县，晋惠帝改城阳郡为高密国，仍治黔陬，刘宋因之。关于高密置国之年份，有学者认为当在晋惠帝元康九年。李锡甫引相关史料分析认为当在元康六年，其说可从。一般来说，县治的迁移往往发生在政区调整之际，由此推测，黔陬县移治可能在太康十年（289）至元康六年（296）之间。

《魏书·地形志》高密郡“领县五：高密、夷安、黔陬、平昌、东武”①。《水经注》载“高密郡侧有黔陬县”，说明北魏时，黔陬县仍治西黔陬城。王仲荦《北周地理志》载“平昌郡，治黔陬。领县二：黔陬、高密”，并于“黔陬”下注“今山东胶县西南胶河西岸”。《隋书·地理（中）》密州“胶西县”下注：“旧曰黔陬，置平昌郡。开皇初郡废。十六年置县，曰胶西。大业初又以黔陬入焉”。既然开皇十六年即已置胶西县，而至大业初才以黔陬入于胶西，则隋初当仍有黔陬县，且与胶西县共存过一段时间。隋胶西县即今胶西故城遗址，位于高密市李家营镇城子前村东北100米。既将黔陬并入胶西县，说明二县邻近，故而有理由推测，隋时黔陬县仍治西黔陬城。

至此，我们大致梳理出了黔陬县的沿革，即秦时始置黔陬县，西汉因之，俱属琅邪郡；东汉改为黔陬侯国，属东莱郡；西晋时初属城阳郡，后改属高密国，并于此期间，其县治从东黔陬城迁往西黔陬城（今铺集镇黔陬村一带）；刘宋时仍为高密郡治；北周时于黔陬置平昌郡；隋大业初年，省黔陬县并入胶西县。此后，黔陬即不再作为县名而存在。

三、胶河、洋河流域秦汉时期的聚落形态及相关讨论

通过梳理文献，我们对秦汉黔陬县的地望、沿革等问题进行了讨论，然而这些讨论都只是从文本到文本的梳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在依靠文献资料的同时，野外考察、利用考古学的相关成果也是其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以下我们将从聚落形态的角度来讨论秦汉黔陬县的地望问题，为我们以上基于文献考察的结果提供新的证据。

2015年至2017年，山东大学与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合作在胶河、洋河流域开展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发现并记录了秦汉时期遗址400余处，其中胶河流域有中心聚落2处——牧马城遗址和柏乡遗址，洋河流域的中心聚落1处——李子行遗址，其余均为散布在中心聚落周边的中小型遗址。

李子行遗址，位于胶州市洋河镇战家村以东、香甸村以西、李子行村以北、匡王庄以南的范围内。该遗址延续时间长，包含龙山早中期、东周以及秦汉时期的遗存。龙山文化遗存主要分布在遗址西南部，东周时期遗存主要分布在遗址东北部，而秦汉时期遗存在整个遗址范围内均有发现。秦汉时期遗存中可辨认的器形有盆、罐、瓮、豆等。龙山及东周时期，遗址面积稍小，而秦汉时期遗址面积达到最大，约为345万平方米。另外，在李子行遗址西北约2.5公里处，有一处大型汉墓群——仉官寨汉墓群，该墓群有封土6座，高约3米，地面散布有较多几何纹砖,可能与李子行遗址有关。

以往的研究表明，日照地区存在7处秦汉时期的中心聚落，面积均在145—309万平方米之间，仅次于秦汉琅邪郡郡治所在的琅琊台遗址，其中大古城遗址已被证明为汉代海曲县所在地。李子行遗址的规模比大古城遗址还要大，因此也当属于琅邪郡辖县的治所。

首先，李子行遗址作为秦汉时期位于洋河中游的县级治所，其地理位置与早期文献中东黔陬城的地望高度吻合。其次，黔陬县在春秋时期属介国，而李子行遗址除了秦汉时期的遗存外，龙山及东周时期的遗存也有相当的规模，或可与“介，东夷国也”的记载相对应。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李子行遗址便是文献记载中的东黔陬城，即秦汉时期的黔陬县所在。

关于东黔陬城的地望，目前学术界还存在另外两种主流的观点，一种认为在今胶州市铺集镇黔陬村东30里的赵家城献村附近，《中国历史地图集》即持此说；另一种则认为在胶州西南的牧马城遗址。这两种说法均值得商榷。首先，“赵家城献说”显然是受到了《太平寰宇记》等文献的影响，将东黔陬城定在西黔陬城以东30里处。而在文献的记载中，除了模糊的地理方位及相关里数之外，并没有其他具体、详细的地理坐标可供参考；同时，根据区域系统考古调查的结果，在赵家城献及其附近并未发现任何秦汉时期的遗址。其次，“牧马城说”的依据也不充分，据区域系统考古调查所揭示的各时期的聚落形态可知，牧马城遗址是在秦汉时期突然兴起的一处中心聚落，在此之前，此地基本属于文化空白地带，与文献记载中的黔陬县情况亦不大相符；同时，牧马城遗址位于胶河支流——龙回河与黄家河之间，仍属于胶河流域，且西北距黔陬村（西黔陬城）仅约20里，与早期文献记载中的东、西黔陬城的里数相差过大，与《水经注》中记载的黔陬县的地望也不相符。因此，无论从文献还是考古材料来看，以上两种观点均不可靠。

四、结语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并结合区域系统考古调查所呈现的秦汉时期的聚落形态，我们对秦汉黔陬县的地望及其沿革做了相关考证，可得如下结论：1.秦汉黔陬县，其故址在今胶州市洋河镇附近的李子行遗址；2.西晋时，由于政区变动，黔陬县县治由秦汉故址（东黔陬）迁至胶河西岸的西黔陬，即今胶州市铺集镇黔陬村附近；3.北周时，于黔陬县置平昌郡；4.隋大业初年，以黔陬县并入胶西县，自此黔陬不再作为政区名而出现。

区域系统考古调查作为聚落考古学的一种野外调查方法，有其科学性及系统性，对于同样重视野外考察的历史地理学也具有一定的适用性。张光直在20世纪80年代向中国考古学界介绍聚落考古时，曾说：“在中国的情况下，从考古学看聚落形态的变迁更可以和历史地理学的许多宝贵资料综合起来研究，可是，其潜在价值还很少加以利用。”目前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已经有学者开始结合两方面的资料，来研究中国古代人口、交通、地望、聚落选址及土地利用等问题，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也证实了这种方法的可行性及可靠性。通过区域系统考古调查所获取的信息，具备时间上的深度和空间上的广度两方面的特征，可以为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提供一个非常直观的时空框架。因此，区域系统考古调查不仅可以在探讨文明起源等宏大叙事上发挥其重要作用，在与传世文献加以整合探讨社会组织结构、人口、古代交通、城市地望等方面同样拥有巨大的研究潜力，可以为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做出其特有的贡献。

（本文原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0年第1期第154-158页。文中原有注释，引用请务必参考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