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和金　

历史上，我国的经济重心原来在北方的黄河中下游流域，南方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则比较落后；但到了唐宋时期，这一基本格局发生了变化。安史之乱以后，北方长期处于战乱之中，人口大量减少，生产日益凋蔽；与其相反，南方却人口剧增，生产勃兴，经济地位渐渐地超过了北方，成了全国的重心所在。经过五代十国及两宋时期的发展，南方在全国的经济重心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并持续发展到了今天。在这一重心转移过程中，政治的、社会的因素固然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南方的地理条件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本文的目的，就是想探讨一下江南广袤土地的开发、众多水利工程的兴修，人口的增加、气候的优越、物产的丰富、交通的发达等各种地理因素在经济重心南移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以便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土地的开发和高效利用

根据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的记载，汉代的江南地区仍是“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可见那时的江南地区虽有广袤的土地，却因人口稀少和生产力的不发达而得不到很好的开发。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长期处于动乱之中，南方则相对和平稳定，因而北人南下较多。这不但给南方带来了大批的劳动力，也带来了许多先进的工具与生产技术，使江南地区的土地开发形成了一个高潮，所谓“扬部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湖傍海，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值一金，郡、杜之间，不能比也”，[1] 描述的就是南朝刘宋时期江南土地得到初步开发的景象。但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土地的开发大多数还局限于“带湖傍海”的条件优越地区，许多丘陵山地及湖沼地带还没有得到普遍开发和利用。唐宋时期，特别是安史之乱和靖康之乱以后，北方人口陆续不断地大量南迁，对土地的需求量急剧增加，其垦殖的范围自然就要扩大到条件较为艰难的山陵及湖沼地区。据《元和郡县志》江南道润州下记载，当时润、常，苏、杭、湖、睦六州垦田达五万七千九百三十二顷。这六州均在
太湖周围，土地肥沃，六朝时有许多北人迁居，土地已得到过大量开发，唐代又在原有基础上开发出五万多顷土地，足见其开发的对象已不是条件优越的平原，而是低洼的湖沼地。其开发的方法，就是筑堤围田，建立起既能灌溉又能排涝的水网系统，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旱涝保收的水利条件。这种耕田，就是当时所说的圩田。关于圩田的建设，宋人范成大说得较为清楚，他说：“江南旧有圩田，每一圩方数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门闸．旱则开闸，引江水之利；潦则闭闸，拒江水之害，旱涝不及，为农美利。”[2] 由于圩田有旱涝不及的好处，所以经过唐、五代及两宋时期的开发，不但太湖流域“耕无废圩，刈无遗垅”，[3] 而且江南地区的其它地方，如今安徽、江西、湖北及湖南的许多沼泽洼地，也都纷纷被开辟为圩田，大大提高了江南地区的农业产量。以位于今安徽境内的宁国府和太平州为例，户部侍郎叶衡曾于宋孝宗乾道九年奉旨核实当地圩岸修筑情况，他在后来的报告中说：“宁国府惠民、化成旧圩四十里，新筑九里余，太平州黄池镇福定圩周四十里，延福等四圩周一百五十余里，包围诸圩在内；芜湖县圩周二百九十余里，通当涂圩共四百八十余里。并高广坚纟致，濒水一岸种植榆柳，足捍风涛，询之农民，实为永利。”[4] 宁国府和太平州并非江南湖沼最多的地区，圩田尚且如此发达，其它地区的情景也就可以想见了。据有关资料统计，南宋时江南东路官圩有田七十九万多亩；浙西路围田相望，达一千四百多所；浙东路越州鉴湖和明州广德湖周围上百里都被修造成圩田，淀山湖周围也被围垦几十万亩。[5] 这么大面积圩田的兴修，虽然是唐宋时期江南地区人口剧增对土地需求量日益扩大的产物，但江南地区水乡泽国的环境却是产生这些圩田的地理基础。

除圩田外，唐宋时期近海地区的农民还大修捍海塘，开展了与海争田的斗争。江浙一带多泥质海岸，不但海堤易被海潮和海浪冲蚀，近海土地也极易受咸潮影响而不能种植，所以捍海塘的修建，实际上也是保障土地开发利用的一项有效措施。这种工程的修建，最早见诸于《水经注》所引《钱塘记》。[6] “到了唐代，捍海塘的修建已较普遍，《新唐书地理志》杭州盐官县下即云：“有捍海塘，堤长百二十四里；开元元年重筑。”福州闽县下也说：“东五里有海堤，大和二年令李茸筑。先是，每六月潮水咸卤，禾苗多死，堤成，潴溪水殖稻，其地三百户皆良田。”其它如苏北海岸至长江口一带，唐时也筑有海堤。《宋史河渠志》有记载说：“通州、楚州沿海，旧有捍海堤，东距大海，北接盐城，袤一百四十二里，始自唐黜陟使李承实所建，遮护民田，屏蔽盐灶，其功甚大。”不过，上述海塘均为土塘，长时间风吹雨打之后，仍不免废坏。如李承实所建捍海堰，到宋代已是“历史既久，颓圮不存。”五代时，吴越王钱鏐对捍海塘的建造已有所改进，采用了秦代李冰筑都江堰的竹笼法。《淳祜临安志》引《吴越备史》说：“粱开平四年八月，武肃王钱氏始筑捍海塘，在候潮通江门外……潮水昼夜冲激，版筑不就……遂造竹器，积巨石，植以大木，堤岸既成，久之乃为城邑聚落。”然而，竹笼在海水的腐蚀下，仍然容易朽坏，于是人们又用条石建造更为牢固的石海塘。《宋史食货志》说：“至景祜中……工部郎中张夏出使，因置捍江兵士五指挥，专采石修塘，随损随治，众赖以安。”嗣后，各地均用石块筑塘，大大提高了海塘的抗潮能力。有些地区还在石塘之内再建一道土塘，两塘之间再挖一条塘河，这对防止咸潮，避免塘内土地盐碱化颇有作用，如利用得法，用内陆淡水冲洗滨海盐碱地，还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宋代范仲淹在泰州西溪做盐官时所修范公堤，“使海滨沮洳泻卤之地化为良田”，[7] 很可能就是利用这个方法。总之，唐宋时期捍海塘工程的兴建，不但保障了许多原有的近海土地，而且对进一步开发沿海盐碱地和滩涂地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捍海塘的修筑也就等于开辟了成千上万亩的新土地。

在平原和近海地区是修圩田，筑海塘，而在丘陵和山地，唐宋时期的农民则是通过广开梯田来增加耕地面积。记载江南梯田最早的书籍是宋人范成大的《骖鸾录》，他在该书中说及乾道九年路经袁州仰山时，“见岭坂上皆禾田，层层而上，至顶，名梯田。”后来他又路经衡州、永州等地，同样看到了农民耕种梯田的情景。与范成大同时代的诗人楼钥也描述了温、处二州间括苍山上农民们耕种梯田的生动形象，说是“百级山甲带雨耕，驱牛扶耒半空行。”[8]

明山区的农民更是不辞辛苦，广开梯田，“凡山巅水湄有可耕者，累石堑土高寻丈而延袤数百尺不以为劳。”[9] 这些记载虽然都见诸南宋，但从所记地域涉及浙江、江西、湖南等地来看，范围如此广大的梯田修建绝不是南宋才有，北宋时方勺所著"白宅篇》中讲到七闽(今福建省)地区的山田时就曾引知泉州朱行中的诗说：“水无涓滴不为用，山到崔嵬尽力耕。”可见北宋时福建地区的山丘大多已辟为梯田。因此，说江南梯田是唐宋以来几百年中农民们辛勤劳动的结果，那是不为过分的。

在扩大耕地面积的同时，唐宋时期的农民还十分注意提高耕作技术，于兴修水利、改进农具，培育优种、普施肥料等方面都作出了很多成绩，改变了过去平原地区火耕水耨及山陵地区的畲耕等落后方式，从而使开垦出来的土地得到了高效利用，单位面积产量比以往有了很大提高。唐后期韩愈说“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10] 宋中叶李觏所言“吴楚之地方数千里，耕有余食，织有余衣，工有余财，商有余货，铸山煮海，财用何穷?”[11] 都是建立在江南地区土地的广泛开发和高效利用这个基础上的。


二、水利的兴修和土地灌溉

江南多雨水，表现在地理景观上便是多河流湖泊。在生产力低下的条件下，人们无法修建许多水利工程对大量雨水加以利用，往往形成洪涝灾害。汉晋以后，南方人口逐渐增多，生产技术日益提高，一些大中型水利工程陆续兴建起来。如东汉顺帝永和五年会稽太守马臻主持修建的鉴湖工程可溉田九千余顷，西晋时广陵相陈敏建造的练湖工程可溉田数百顷，就是这一时期水利工程的代表。这些工程虽然已经收到拦蓄洪水以灌溉田地的良好效益，但在当时还不普遍。唐宋时代，一方面是南方劳动力大量增长，生产技术日益提高，为普遍兴建水利工程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唐宋政府对江南粮食需求的增加和江南人口的剧增，也对开发水利以提高土地的产量提出了迫切要求。在这种形势下，江南地区兴修各种河渠湖陂等水利工程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潮。

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有唐一代江南地区各种水利工程约有七十余项，其中小部分是重修或扩建唐以前的水利工程，如鉴湖、练湖等，而大部分都是唐代新建工程。在这些工程中，安史之乱以前兴修的有二十多项，如武德二年润州刺史谢元超在金坛县开南、北谢塘以溉田亩，圣历初湖州安吉县令钳耳知命开邸阁池，修石鼓堰引天目山水灌田百顷，开元元年杭州盐官县修建了二百四十里的捍海塘堤，开元十年越州会稽县又建百余里防海塘蓄水灌田，天宝二年明州鄮县令陆南金更将该县西湖开广溉田五百顷等等。上述工程虽然给当时江南经济发展带来了一定的效益，但毕竟数量还不很多，作用不是十分显著。安史乱后，北人的大批南下及唐政府对江南经济的依赖性越来越大，有力地刺激了江南水利工程的蓬勃发展，从代宗大历年间到懿宗咸通年间这一百余年中，各项水利工程竟建有五十多个，为安史乱前的两倍多。这些工程不但数量多，规模也较以前为大。如润州丹阳县的练湖，本来只有方园四十里，永泰中刺史韦损因废塘复置，扩充为八十里，可溉丹阳、金坛、延陵三县之田。又如异州句容县绛岩湖，大历中经县令王旷扩建后，周百里为塘，可溉田万顷。再如元和八年常州刺史孟简开浚孟渎故渠，引江水通漕，灌田也达四千顷以上。其它如杭州余杭县的北湖、湖州长城县的西湖、明州铆县的仲夏堰、宣州南陵县的大农陂等，溉田也都在千顷以上，而溉田百顷以上的更多。又据《新唐书韦丹传》记载，韦丹于唐宪宗时为江南西道观察使，他在任时“凡为陂塘五百九十八所，灌田万二千顷。”由此可见，《新唐书地理志》记载的七十余项水利工程恐怕还只是一些主要的，若以《韦丹传》所记，整个江南地区大大小小的水利工程真有成千上万!正因为唐代在江南地区兴建了许多水利工程，所以，当这些工程发挥作用，许多土地都得到灌溉时，江南地区的农业生产就有了巨大的发展。安史之乱以后，北方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唐政府对江南经济倚重的程度越来越大，唐初转漕东南之粟不过每岁二十万石，开元时达二百五十万石，至德宗时，江南漕粮已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安危，已经到了举足轻重的地步。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德宗贞元初，京师“米斗千钱，太仓供天子六宫之膳不及七日”，情形非常窘迫。正好镇海军(治润州，今江苏镇江)节度使韩氵晃 运米三万斛至京，德宗大喜过望，立即跑到东宫对他的太子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唐后期对江南粮食之倚重，由此可见一斑!

到了宋代，江南地区的水利工程有了更大的发展。据《宋史河渠志》及《宋会要》等书统计，各种水利工程约有一百多项，其中异州的后湖(即今玄武湖)，杭州的西湖，明州的东钱湖及小泾堰，越州的落星湖、烛溪湖、白马湖，温州的黄岩官河等，灌田都在百顷至数千顷之间。至于南北大运河的多次疏浚，吴淞江及青龙江的不时开通，鉴湖、陈湖等原有工程的经常维修，更是与整个宋王朝相始终。在陂湖水利工程方面，从雨水利用到水土保持等，也都比唐代有所改进。宋人陈旉所著《农书》说：“夫山川原隰，……其高下之势既异……视其地势，高水所会归之处，量其所用而筑为陂塘，约十亩田即损二三亩以潴蓄水。春夏之交，雨水时至，高大其堤，深润其中，俾宽广足以有容。堤之上，疏植桑柘，可以系牛，牛得凉荫而遂性，堤得牛践而坚实，桑得肥水而沃美，旱得决水以灌溉，潦即不致于弥漫而害稼。”由此可见，宋人的眼光已经不单单局限于溉田，而是将农业与畜牧副业等联系起来，发展多种经营，提高了经济效益。至于对江南运河及吴淞江、青龙江的经常疏浚，并配之以“七里为一纵浦，十里为一横塘”，使之形成“纵则有浦，横则有塘，又有门堰泾沥而棋布之”[12] 的水网化系统，更对太湖流域成为江南最发达的经济地区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所谓“苏湖熟，天下足”，“天上天堂，地上苏杭”等民谚[13] ，正是对太湖流域农业高产、经济繁荣的生动写照。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宋初只从江淮漕运数十万石米至京，太平兴国初达四百万石，大中祥符时已达七百万石；南宋迁都临安，行在所用米也是由两浙路及江东路供给。

三、人口的增加及其素质提高

江南地区的人口在汉代还处于“地广人稀”的阶段。永嘉之乱后，虽有不少北人南下，但还没有能够从根本上改变我国人口地理分布上的北多南少的局面。安史之乱发生以后，北方人口在连年战乱中急剧减少，南方人口虽也有所下降，但降幅远小于北方，而一些北人南下的集结区人口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有所增加。《元和郡县志》记有唐代开元及元和两个时期的户数，若以安史之乱为害最甚的中州地区与江南地区的户数变化作一比较，这个问题就看得很清楚了。中州地区我们统计了河南府、许州、郑州、滑州、汴州、宋州、汝州、陈州、颍
州、怀州等十州的户数变化，开元时为640791户，元和时降为96895户，只有开元时的15％，可见人口锐减之烈。而宋、陈二州户口减少尤为惊人：宋州从103000户减为5200户，减幅达95％；陈州从52692户减为4038户，减幅也达92％。再看江南地区的苏州、润州、常州、湖州、杭州、越州、睦州、婺州、宣州、歙州等十州，开元时总户数为783359户，元和时降为457597户，约为开元时的60％，下降幅度明显低于北方。而其中的苏州不但没有下降，反而从68093户增至100808户，比原来上升了32％。从十州总户数来看，开元时北方十州
有640791户，南方十州为783359户，南方人口在唐中期已超过北方；元和时南方十州为457597户，北方十州只有96895户，北方更只及南方的五分之一。相比之下，南北人口地理分布的变化就非常明显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当北方连年战乱时，南方却相对稳定，于是拥有大批劳动力的江南地区广袤土地被开发，众多水利工程相继建成，经济的发展很快地超越了北方。

经过五代十国，又经过北宋前期的恢复发展，北方的人口有所回升，但南方在原有基础上增加更多，南多北少的人口地理分布格局在宋代得到了巩固。仍以前列十州为例，据宋神宗时成书的《元丰九域志》所载户口数统计，北方十州有775350人，南方十州则有1328221人，北方大约只及南方的一半。再据《宋史地理志》所载宋徽宗崇宁年间人口数统计，北方十州有人口1694614，南方十州则达到2893334，北方仍只有南方的一半多。非但南北十州情况如此，即以当时整个南北方相比，南多北少的分布格局也很明显。胡焕庸、张善余所著《中国
人口地理》曾据《宋史地理志》所记人口数加以统计，最后得出结论是淮河秦岭一线以北总户数只占全国的28％，而全国户口最密的五个一级行政区中，两浙路、成都府路每平方公里有16.1户，京畿路为15.3户，江南东路和西路分别为11.8户及12.6户，其中四个位于长江流域，三个在长江中下游的南岸地区。这说明无论是从全国范围来看，还是从有代表性的南北十州来看，北宋人口地理分布的重心南移趋势都是很明显的了。而靖康之乱以后，金兵长驱南下，中原地区
乃至江淮以北屡遭烧杀抢掠，不但经济造成很大破坏，人口也遭受严重损失，所谓“由许昌以趋宋城，几千里无复鸡犬，井皆积尸，莫可饮”，[14] 就是当时北方屡遭劫难的真实写照。与此同时，北方人民为逃避战乱，又有大批南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说是“中原士民，扶携南渡，不知其几千万人。[15] 这样一来，南北差距更大。胡焕庸、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曾以南宋嘉定十六年与北宋崇宁元年各路人口密度作了一个对比，若以北宋为100％，则南宋时京西南路只有2.3％，淮南东路为45.％，淮南西路为51.5％，这些接近金国的边界地区人口是大大减少了；与其相反，两浙路为107％，江南东路为111.8％，江南西路为136.1％，福建路为158.1％，这些地区地处江南，环境较为安定，人口就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大有增长。由于人口集中地更趋向于长江中下游的江南地区，为这一地区的进一步开发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劳动力，所以它的发展也就更加迅速了。

南方人口的大量增加固然是经济开发的必要条件，但如果增加的人口文化素质不高，劳动技能低下，则江南地区的经济要迅速超越“方也势必有所不能。而唐宋时期的事实却是：北人南下不但给南方带来了先进的工具和技术，而且在南迁的人员中，有许多都是文化素质较高的人士，即所谓“士君子多以家渡江东”，[16] 平江、常、润、湖、杭、明、越号为士大夫薮，天下贤俊多避地于此”。[17] 作为唐宋时期文化代表的唐诗宋词，其作者的地理分布是颇能说明一些问题的。据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统计，唐代诗人大致上还是南北参半，而北方略占优势。至宋代，许多著名词人已是出自南方，如晏殊、梅尧臣、欧阳修、柳永、苏轼、黄庭坚、周邦彦、陆游、范成大、陈亮、刘克庄、吴文英等，而北方只李清照、辛弃疾等人。又如唐代宰相南方人很少，北宋神宗时有七八位宰相，其中曾公亮、陈旭、王安石、王硅、吴充却已都是南方人。撰写《资治通鉴》的司马光虽是北方人，但其主要助手刘恕、刘分攵 ，范祖禹却都是南方人。另外，写《通志》的郑樵、写《三朝北盟会编》的徐梦莘、写《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李心传、写《续资治通鉴长编》的李焘等史学名家，也都是南方人。《通鉴》写好后，不在北方刻印，却要到杭州付梓；当时的三大刻书中心——杭州、建阳、成都，也都在南方。以上事实说明，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文化重心也在南移，南方人口的文化素质也在不断提高，并逐渐超越了北方。正因为有了文化素质较高的大批劳动力，南方经济的发展速度也就越来越快，形成了后来的所谓“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的经济和文化都很发达的繁荣局面。


四、优越的气候、丰富的物产及发达的交通

在江南经济发展过程中，气候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众所周知，江南地区相对中国北方来说，气候温暖，雨水丰沛，一年四季均可有不同作物生长。而据竺可桢先生研究，历史上江南地区的气候，隋唐时期比现在还要暖和，北宋虽较寒冷，但南宋时期又趋暖和了。[18] 这种有利的气候条件使得江南地区的农作物，特别是作为主要农作物的水稻能够很好生长。在宋代，江南地区的农民已培育出早、中、晚等不同品种的水稻，如陆游在《喜雨》诗中就说：“六十日白最先熟，食新且领晨炊香。”其自注云：“六十日白，稻名，常以六月下旬熟。”[19] 由于江南地区无霜期长，水热资源丰富，农民们便可利用不同品种成熟的早晚使水稻一年再熟，从而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和总产量。宋人吴泳在《隆兴府劝农文》中就说过：“吴中厥壤沃，厥田腴，稻一岁再熟。”吴地如此，吴以南的地区气候更为暖和，一岁再熟更不成问题。另外，唐宋时期小麦的种植区域已不断向南扩张，特别是两宋之交，北人大批南下，北方的小麦种植技术及各式良种传人南方，北人喜面食的习惯也一时难以改变，对麦面的需求量大增，因而江南地区小麦的种植也开始普及起来。庄季裕在《鸡肋篇》中说：“建炎之后，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绍兴初，麦一斛至万二千钱，农获其利，倍于种稻……于是竞种春稼，极目不减淮北。”陆游诗中也有“处处稻分秧，家家麦上场”之句，[20] 可见宋代江南地区种麦已极为普遍。而江南种麦大多是冬种夏收，原来冬闲的土地得到了利用，农田单位面积产量当然又提高了许多，这也是北方寒冷气候所无法比拟的。除稻麦以外，江南地区的农民还充分利用优越的气候条件，提高土地的复种指数，见缝插针种植棉花、蚕豆、芝麻及各类蔬菜等经济作物；又利用各种零星土地大种桑树，一年中养蚕多次，使南方的丝织业也很快发展起来，并迅速超越了北方；在丘陵山区，农民们更利用南方充分的湿热条件大种茶树，收获的茶叶不但在国内销路极广，在国际上也是贸易大宗；这样，江南经济如虎添翼，发展速度更快了。

江南经济的发展，还与江南地区有着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与矿产资源有关。早在汉代，司马迁写《货殖列传》时就已指出：“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王毒 鹰瑁、珠玑、齿革。”进入唐宋时期以后，许多以前未被发现的资源被开发，一些原来只是小规模利用的资源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由于这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江南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及其它各行各业都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唐玄宗天宝年间，负责转运南方物资的官员韦坚曾在长安城外的广运潭上举办过一次江南物资展览会，引日唐书韦坚传》对此作了具体的描述：“坚……取
小斛底船三二百只置于潭侧，其船皆署牌表之。若广陵郡船，即于橄背上堆积广陵所出锦、镜、铜器、海味；丹阳郡船，即京口绫衫缎；晋陵郡船，即折造官端绫绣；会稽郡船，即铜器、罗、吴绫、绛纱；南海郡船，即媾瑁、真珠、象牙、沉香；豫章郡船，即名瓷、酒器、茶釜、茶铛、茶碗；宣城郡船，即空青石、纸笔、黄连；始安郡船，即焦葛、蚺蛇胆、翡翠。船中皆有米，吴郡即三破糯米、方丈绫。”唐时江南物产之丰富，由此可见一斑。但以上所列，仅是进贡物品，而实际所有，远比上述物品丰富。以成书于南宋时期的《乾道临安志》所载杭州地区物产为例，该地谷有粳、糯、粟、麦、麻、豆六种，衣有绫、绢、布、绵、罗、绸、纱七种，货有茶、盐、丝、蜜、蜡、纸六种，药有白术、茱萸等八十四种，果有橘、橙等二十四种，花有牡丹、芍药等四十四种，木有桑、梓等十五种，竹有箬、呈等六种，杭州如此，其它各地也都有各自的特产。正是这些丰富的物产，为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原材料，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要致富，先修路。”这是我们今天一些原来交通闭塞的贫困地区发展经济、脱贫致富的一个经验总结，它充分说明了交通在发展经济中的巨大作用。今天是如此，古代又何尝不是如此?江南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与这一地区发达的交通，特别是发达的水上交通也是密切相关的。由于江南地区多雨水，多河流湖泊，所以早在春秋时期，出于政治和经济的需要，吴国就开凿了沟通太湖和长江的吴故水道和胥溪。据《越绝书》记载，吴故水道是“出乎门，上郭池，人渎，出巢湖，上历地，过梅亭，人杨湖，出渔浦，人大江，奏广陵。”大致是从今苏州往西经今运河到常州以北人长江。胥溪则是由太湖西北通往长江，相传是吴王伐楚时伍子胥所开。后来，吴国又向北开凿了邗沟，从扬州至末口(今淮安北)，沟通了江淮两大水系。至战国中叶，随着鸿沟的开通，更将黄、济、淮、江四大水系联成了一体。而隋代南北大运河的开凿，使江南地区和北方的联系更加紧密了。不过，真正形成江南地区四通八达的水上交通网络，还是唐宋时期大兴水利的结果。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代江南道的许多水利工程虽以灌溉田地为主，但一般都兼有航运之利。如润州丹阳的练湖，因其地理位置紧邻大运河，所以除了灌溉三县之田外，余水还可济运，唐后期漕运至关重要，曾一度“分官吏主丹阳湖，禁引溉”，[21] 以保证河漕畅通。其它如丹徒的伊娄河、武进的孟渎、无锡的泰伯渎、海盐的三百零一条古泾、山阴的新河、侯官的洪塘浦等等，更是以航运为主的水道。在一些山高水急的险要河段，人们也想法设法排除险滩，使舟行安全。如歙州歙县、祁门一带乃新安江上游，水流湍急，唐刺史吕季重募工凿平了歙县的车轮滩，县令路旻和陈甘节凿平了祁门县的阊门滩，遂使昔日湍悍而善覆舟的险滩成为安流。除水路交通外，唐代在江南地区还注意陆路交通的兴建。《新唐书百官志》有记载说，唐代陆路驿道已很发达，“凡二十里有驿，驿有长，举天下四方之所达，为驿千六百三十九。”这种驿道是陆路交通的主干线，除此而外，江南地区还有大量兴修水利工程时所修筑的河堤道路，围湖造田时修建的圩堤道路，以及沿海地区修筑捍海塘所成的海堤道路。由此可见，在人口稠密的平原地区道路早已是四通八达，即使在丘陵山区，这时也开始修凿通道。如杭州余杭县县令归珧曾于宝历中筑甬道百余里，高广径直，使行旅无山水之患；又如歙州祁门县有武陵岭，山路崎岖难行，县令路旻遂于元和中凿石为盘道，也给人们带来了莫大方便。到了宋代，江南地区水利工程有增无减。为保证漕运畅通，宋王朝对南北大运河的疏通比唐代为重视，而对盛产粮食的江浙一带的水道的开浚更是不遗余力。以重和元年赵霖受命兴修平江府(今苏州地区)水利为例，他从重和元年(1118年)六月起，到宣和元年(1119年)三月止，不到一年时间，就“役工二百七十八万二千四百有奇，开一江、一港、四浦、五十八渎。”[22] 其规模和速度，即使在我们今天看来，也是颇为惊人的。正是唐宋以来坚持不懈的努力，才使江南地区，特别是太湖流域，最终形成了“七里为一纵浦，十里为一横塘”的水网系统和水路交通的四通八达。如《宋史河渠志》便说：“浙西诸县各有陂湖、沟港、泾浜、湖泺，自来蓄水灌溉，及通舟楫。”吴自牧的《梦梁录》在说到杭州的水上交通时，也说从杭州乘船可达苏、湖、常、秀等江淮诸州，就是寺观庵舍搬运斋粮柴薪，也是“大小船只往来河中”。这些记载说明，宋代的水上交通确实已很发达。至于陆路交通，在唐代基础上，宋代的驿道及河堤道路、圩堤道路、海堤道路，都有更大的发展，它与四通八达的水上交通一起，构成了整个江南地区发达的交通网络，使江南经济的发展充满了生气和活力。唐代的扬州、宋代的临安，之所以能成为全国数一数二的经济大都会，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们正处于发达交通的枢纽位置之上。在这里，地理因素又一次显示了它的独特作用。

通过以上的阐述，我们可以看出：在促成我国古代经济重心的转移过程中，社会因素和地理因素确实都起了重要作用。但是，江南地区的地理条件早已存在，为什么重心转移直到唐宋时期才完成？唐宋时期北方经济凋蔽了，为什么重心是向江南地区转移而不是向别的地区转移?这就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即唐宋时期重大的社会变化决定了这次重心的转移，而江南地区的地理环境又左右了重心转移的方向。由此可见，地理环境并不能决定重心是否转移，“地理环境决定论”是不对的；但事实同时又说明，任何无视自然条件的主观想法和做法也都是不对的，因为人们毕竟是生活在须臾不可离去的地理环境之中。这一观点，正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与地理环境之间关系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我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证明了这一观点的正确性。


注释

[1] 《宋书孔季恭传附论》卷五四
[2] 《范文正公集·政府奏议上》
[3] 吴泳《鹤林集·隆兴府劝农文》卷三九
[4] 《宋史食货志》卷一七三
[5] 该统计数引自范文澜、蔡美彪等编《中国通史》第五册364页
[6] 见《水经注》卷四十《渐江水注》
[7] 《宋史河渠志》卷九七
[8] 《攻媿集》
[9] 《宝庆四明志》卷十四
[10] 《韩昌黎集》卷十九
[11] 《李直讲文集》卷二八
[12] 《宋史河渠志》卷九六
[13] 《吴郡志》卷五十
[14] 《鸡肋篇》卷上
[15]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六
[16] 《旧唐书·权德舆传》卷一四八
[17]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十
[18] 见1973年7月21日《人民日报》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19] 《剑南诗稿》卷三九
[20] 《剑南诗稿》卷二七《五月一日作》
[21] 《新唐书食货志》卷五三
[22] 《宋史河渠志》卷九六。


(原文载《南京师大学报》1991年第3期)



出处：南京师范大学经济史研究所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