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秦汉时期环东中国海地区的陆路交通

陈隆文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河南郑州450052)

    [关键词]货币出土；战国秦汉；环东中国海；陆路交通

    [摘要]战国秦汉时期，中国古代货币的流通影响到了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如果以这一时期货币的出土资料为依据，研究环东中国海西、北、东三岸地区的陆路交通构成状况，就可以以这些交通道路的走向为依托，了解中国古代货币经济对朝鲜、日本等周边邻近国家产生的深远的影响。

2006年6月，受韩国“中国史学会”的邀请，我在韩国做短期学术交流，其间访问了半岛南部的釜山、大邱、安东等城市。数年前，我在进行春秋战国货币地理研究的时候，就曾对环东中国海地区中、韩、日三国间通过货币交流所反映出的交通道路构成状况产生浓厚兴趣。这次访问，不仅使我对于历史上中、韩、日三国间经济、文化等各种交流有了更深刻地理解和认识，而且也有助于我对上述课题做更深入的探析。本文试图利用古代货币的出土资料，对战国秦汉时期环东中国海地区的陆路交通情况进行初步探讨，不当之处，敬希方家指正。

一  环东中国海的地理概念与地理范围

    按照现代海洋地理学的定义，这里的“中国海”应属自然地理的范畴，它是环绕在我国大陆东岸的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的总称。本文所指的中国海在地理区域上不能理解为中国全部的濒临海区，它不包括台湾以东的太平洋一隅。中国海中除渤海为中国内海，其他黄海、东海和南海并不全属中国。中国海的沿岸有中国、日本、朝鲜、韩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文莱、泰国、柬埔寨、越南等国家和地区，但中国毫无疑问是最大的沿岸国。在目前所见到的国外出版的地理文献和地图上还常常将东海，或将黄、东海，甚至将渤、黄、东海称为“东中国海”(East China Sea)，将南海称“南中国海”(South China Sea)。本文所说的“东中国海”的概念与目前国际通行的概念一致。

    本文中的“中国海”的概念与“中国邻海”、“中国近海”的概念完全不同。中国近海(邻海)泛指中国大陆、岛屿、礁石、沙洲等陆地领土濒临的海洋总体，它包括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及台湾省以东太平洋一隅等5个海区(我们应特别强调是5个海区，而不是4个海区)。它一般没有具体范围限定，没有确定的面积，不涉及国家海域疆界及法律地位。但是，我们在表达这一概念时，一定要内含中国所属的全部海域。也就是说，所指范围要比中国所属海域要大，而不能小或者不完全。[1]

    “中国海”的概念与“中国管辖海区”的概念也有根本差异。中国管辖海区，系指法律上归中国管辖的海域，这个概念是随着国际海洋法的发展而发展的。以前受国家管辖的海域只有领海，我国的领海包括领海基线以内的全部内水和领海基线以外的12海里宽的海域，领海的法律地位和领土完全一致。1992年2月25日我国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和毗邻区法》，又规定24海里宽为毗邻区，在这个区域内中国也具有某些管辖权。1994年11月16日《联合国海洋法条约》生效，按这个条约规定，中国管辖海域，应从领海和毗连区扩大到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及历史性传统水域。这些不同的水域及海底在法律地位上都有所差异，统称为“海洋国土”，而不称“领土”。[1](p7)

    按照以上分析，东中国海是南中国海以北的西太平洋边缘海的一部分，它是位于中国大陆东岸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之间的渤海、黄海和东海等海洋的总称，是“中国边缘海”或“中国边海”。

作为中国重要边缘海之一的东中国海除渤海是我国的内海以外，另外的黄海是个半封闭型的大陆架浅海海区，位于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之间(北纬31度40分至39度50分，东经119度20分至126度50分)，北接中国辽宁省和朝鲜平安北道，西北连通渤海，西依中国山东、江苏两省，东邻朝鲜半岛，南与东海相连，濒中国辽、鲁、苏三省，连渤、东两海。[2](p22)还有东海则位居中国大陆以东，是太平洋西部边缘海之一。海区介于北纬23度至33度10分，东经117度11分至131度之间。东海北与黄海连成一片，东北以韩国济州岛东端至日本九州岛长崎野田角连线与朝鲜海峡分界并与日本海相邻，南与南海沟通；西濒中国沪、浙、闽海岸；东由日本九州岛、琉球群岛、中国台湾岛环绕与太平洋分隔。[2](p22)东中国海特殊的地理位置使这一地区成为古代中、日、韩三国经济、政治、文化交流的前沿。

二  战国秦汉时期环东中国海西岸、北岸地区的交通

    环东中国海西岸、北岸地区，主要包括今天我国山东省、河北省、天津市、辽宁省的三省一市的沿渤海和黄海的部分地区。这一地区在战国时期分属于齐、燕的疆域，秦汉时期中央王朝在此设置了若干郡县。渤海，古称北海，位于中国海区的最北部，是个近似封闭的海区。它东与黄海毗连，形似侧躺着的葫芦，呈东北向西南伸展方向，长约480千米，宽约300多千米，面积约8万平方千米，是中国最小的一个海区。渤海的边缘有三个著名的海湾：辽东海湾、渤海湾和莱州湾。其主体部分称中央区，介于三个海湾之间，东连渤海海峡，平面略呈四边形，水深20至25米，是渤海较深的部分。[2](p22)战国秦汉时期，环东中国海西岸和北岸发达的交通线路主要分布在山东半岛北部的莱州湾、东南部的胶州湾和北部的辽东湾沿岸地区。从考古发掘的货币资料来看，环东中国海西岸、北岸一带出土过大量的战国时期各类刀、布币，证明了这一地区货币经济曾经的发达和繁荣。从现在的行政区划角度来看，齐国各类刀币的出土地主要在：青岛市区及其所辖的崂山区、胶南市、即墨市、胶州市、莱西市、平度市；日照市所辖的石臼所、五莲县和莒县；淄博市区及其所辖的张店区、临淄区、桓台县、高青县、沂源县；潍坊市区及其所辖的青州市、诸城市、昌邑市、高密市、安丘市、寿光市、昌乐县、临朐县；烟台市所辖的福山区、牟平区、莱州市、龙口市、招远市、蓬莱市、栖霞市、海阳市、长岛市；临沂市所辖的兰山区，沂南县、莒南县、临沭县、费县、平邑县和蒙阴县。今青岛、淄博、潍坊、烟台、临沂、日照六市所在之地构成了齐币流通的强势区，这些地区都属于齐国的濒海之地。

    按照《汉书·地理志》所记载秦汉时期山东半岛上的郡县分布来分析，沿海地区的齐地郡县有千乘郡、齐郡、北海郡、东莱郡、胶东国、琅邪郡、东海郡等七郡国。此中千乘郡濒古渤海，齐郡、北海郡、东莱郡濒古北海，琅邪郡、东海郡濒古东海，而此五郡之地皆有齐币出土，这说明齐币流通区域在形成过程中，得益于齐人对海洋国土的开发和齐国沿海经济的发展。沿莱州湾和胶州湾应是齐币出土的密集区域，前者如东营的广饶，滨州的博兴，齐故都临淄及其附近的桓台、高青，潍坊的寿光、昌邑、昌乐，烟台的福山、牟平、龙口、招远、莱州、栖霞以及深入到渤海海峡之中的长岛诸县；后者如青岛及所辖的崂山区、胶南市、即墨市、胶州市。而介于两湾大海之间的平度、莱西、莱阳、高密、安丘等地则构成货币经济交流的中间地带。

    因此，根据上述齐国货币密集出土所反映的商业与交通布局来看，战国秦汉时期环东中国海西岸在今山东半岛上形成的较为重要的交通道路至少有四条。其一，齐币出土于济南、历城、城子崖、东平陵、章邱、淄博、临淄、益都、昌乐、潍坊、平度、莱阳、栖霞、福山、牟平、荣成一线，这是横贯齐都的一条东西大道。其二，齐币出于昌邑、掖县、招远、黄县一线，反映了齐国在渤海沿岸有一条交通大道，也是该国鱼盐的运输线。其三，齐币出土于半岛南部沿海的海阳、即墨、青岛、日照一线，说明当时沿黄海及胶州湾也有一条重要交通线。其四，齐币出土于黄县、招远、莱阳、平度、即墨及青岛市北郊，这是贯通半岛南北的重要交通线。这条南北大道的主要部分，应是原来莱夷国境的交通旧道。除了上述四条重要干线之外，我们还观察到齐境内的货币流通网络还向东南联接春秋之莒地，向西南联通鲁兖，向北可达蓟燕，向西还可通往赵、卫、中山之国。这些道路纵横四达，构成了齐国刀币的流通网络，为齐国商业贸易的繁荣做出过重要贡献。

    在这里我想着重说明的第三条也就是沿黄海及胶州湾附近的交通线。这条大路的最北端起自渤海湾沿岸的烟台、福山、牟平、蓬莱、长岛一线，向西南方向延伸到达今山东省南部的薛、郯城至海一线。薛邑曾是孟尝君的封地，孟尝君使冯罐“至薛，召取孟尝君钱者皆会，得息钱十万”(《史记·孟尝君列传》)，可见薛邑货币经济的繁荣。这条东北一西南走向的大路贯穿了齐地环渤海、黄海沿岸地区的许多重要城市，足以显示其间货币经济的发达。战国后期，齐国在濒海道路沿线设置关市，以收取赋税，诸市便是其中著名的一个。诸市在今诸城西境乔庄一带，原为春秋时鲁国之诸邑，战国早期并于齐。诸城向西南有莒县，莒县战国以后归齐，《季木藏陶》31下、71上、33下分别有“王*[虎去几加月]<土市>豆”、“王*[虎去几加月]<土市>区”、“王*[虎去几加月]<土市>釜”。“*[虎去几加月]”即“莒”，豆、区、釜都是齐国征收赋税所用的量器名，这反映在莒县齐人亦有关市之设。莒之西南郯有“达市”、“鄟市”之设。这条起自烟台附近止于郯城的道路绕胶州湾西北侧而过，联接了整个齐境东部濒海地区。这条贯穿南北大道还分出了一条支路，即自莱西折正南而下可至今即墨市、青岛崂山区。过胶州湾口至灵山卫，再经胶南、日照两城镇再折东亦可至莒南、临沂等齐币流通区域的南缘。这条濒海大道的上述各地不仅皆有齐币出土，而且自东北徂西南齐人设关市之处在即墨和胶南。齐玺印中有“不*[簛去斤加阝]<土市>節”，不*[簛去斤加阝]当即不其。《汉书·地理志》琅邪有不其县，故城在今山东即墨县西南，战国时属齐。自不其向西南过胶州湾便是灵山卫，此处出有著名的陈氏三量，实为征税所用之器。胶南向西南今五莲县东南境内战国齐故城盘古城，设“左横”，曾出铜玺十三方，面文相同，都为左桁(横)正木(玺)，即左横关卡征税所用的玺印。所以在大路周边地区形成了一个较为发达的货币流通区，这条大路在战国秦汉之际一直是环东中国海东岸地区的一条重要通路。

    辽东湾与辽东半岛东岸濒临黄海的环东中国海北岸的交通道路亦有其特色。上述地区大部分都位于今辽宁省境内，历史上辽宁地区县制的设置，不仅体现了该地区开发程度的早晚，而且对于我们研究这一地区的交通状况也有重要的参考作用。如果以辽河为界，将环东中国海北岸划分为辽东和辽西两大区域的话，从两大区域的开发情况我们可以看到战国秦汉之际交通道路的生长过程容有差异。

    首先，辽西地区的置县与交通道路的构成，最早在辽西地区设置郡县的是战国时期的燕国。《史记》载秦将秦开打败东胡，收地千余里，并在今辽宁地区置了右北平、辽西和辽东等郡。这是有史以来辽宁地区最早建置郡县的记载。秦袭燕制，然史无明载，无法确知燕、秦在辽宁地区的县名和地理分布。

    西汉继续开发辽宁并建立郡县制度。根据《汉书》记载，右北平郡领16县，辽西郡领14县，辽东郡领18县。其中分布在辽西地区的有14县，它们是无虑、平刚、广成、石城、白狼、柳城、且虑、宾徒、交黎、阳乐、孤苏、徒河、文成和临渝。综观这14县，在奴鲁儿虎山与黑山、松岭之间的大凌河流域及其谷地有9县，其中上游4县，中游5县；小凌河流域有3县；黑山南坡六股河上游山区有1县；辽泽以西靠近医巫闾山中段平原台地上有1县。从这些县的地理分布，不难看出医巫闾山以东的平原台地远不如以西的山地丘陵地区的开发早。在西部山区形成了以大、小凌河，尤其大凌河中游以今朝阳为中心的集中开发区域。即使在崇山峻岭深处的大凌河上游地区，虽然河谷狭窄条件艰苦，但仍得以开发并置有4县。其原因是由于该西部山区最接近中原，是中原与东北的通道，因此这里最早接受中原移民和先进技术，因而其开发要早于大凌河下游和沿海地区。[3](p86)这一区域开发的特点使辽西地区形成了以今朝阳为中心，大、小凌河流域为依托的货币流通道路体系。1950年代以后，以朝阳为中心的地区发现过战国秦汉货币多种，如朝阳东南七十里大道岭公社洪家沟生产队西北塔山的土崖中发现战国刀币，正面都有“明”字，背面有的则有“行”、“一右”或“左一”等不同文字。按朝阳地区在战国时期属于燕国的辽西郡，在长城内，是通往东北各地的要道。[4](p75)朝阳所辖建平县，1981年5、6月间在三家乡西胡素台村和万寿乡扎寨营子村附近发现两座西汉故城遗址，西胡素台城址及附近经常出土燕刀币、布币，汉半两钱，五铢钱和铜镜等；扎寨营子古城遗址在城内经常出土燕国刀币，布币，汉代五铢钱、铜镟、铁铧、铁釜等。这两座古城址的年代，根据调查采集的遗物判断应为西汉晚期。[5](p106,167)除了战国明刀币、汉代五铢钱货币外，朝阳一带还发现过方足布和尖足布多种。朝阳县东南七十里七道岭公社洪家村发现方足布和尖足布两种10多斤，方足布面文为“安阳”、“平阴”、“梁邑”等，尖足布仅有武安一种。[4](p75)凌源的安杖子古城遗址中出土大量布钱，其中数量最多者为襄平57枚，有大、小两种，大型平肩平足，长4．2厘米，宽2．3厘米，小布长3．1厘米，宽1．8厘米。[6](p216)朝阳的地理位置正在大凌河谷的中心地带，是控扼大、小凌河谷交通的关键所在，所以大凌河谷流域沿岸的朝阳中山营子、袁家台子东山坡墓地、朝阳洪家沟、义县复兴堡、义县老君堡、大荒地等均出土有大量燕国货币。小凌河谷流域沿岸的朝阳松树嘴子、建昌安杖子大队、玲珑塔大队后杖子、锦州大泥洼同样有为数相当多的燕国刀币出土。这说明大、小凌河谷流域应是当时辽西地区的重要通道。

    辽河以东、鸭绿江以西的辽东地区东部为山区丘陵，西部为广阔的平原，战国时期燕国和后来的秦均在此地设置郡县。汉袭秦制，西汉的辽东郡领18县，其中17县在今辽东地区：在辽东半岛南端置沓氏县，它是辽东与中原海上交通的门户；长白山区有高句骊县，主要居住少数民族；千山西部靠近平原有居就县，千山以东靠近鸭绿江下游地区有武次和西安平等县，后三县处于辽东与朝鲜半岛问交通要道上；另有襄平、高显、侯城、辽阳、辽队、房、望平、安市、文、平郭、险渎和新昌等12县分布于辽河平原上，形成了以襄平为中心的集中开发区域。这是由于该区域条件优越，便于开发生产。其后，东汉在辽东地区置16县，而14县集中在平原地区。[3](p86)所以从战国秦汉时期辽东置县的地理分布来看，辽东湾北岸的开发重心在以襄平为中心的平原地区。它集中了2／3以上的县，那么辽东地区的交通道路毫无疑问也应集中在以襄平为中心的辽河平原上。襄平为战国秦置的辽东郡治，治所在今辽宁辽阳市老城。战国方足布中有襄平布，在辽阳附近出土最多。以襄平(即今辽阳)为中心，在今铁岭、抚顺、沈阳三市交界的八沟曾出土刀币一百余斤，其中完整刀币662枚，按其形制可分为弧背刀币66枚，折背596枚，其年代当断为战国末期为宜。八沟北距抚顺23公里，抚顺市西北方向的铁岭市新台子镇邱家台也出土过完整的战国、秦汉钱共15582枚，其中布币又415枚，刀币331枚，半两230枚，一化12706枚。这些货币的出土说明自襄平(今辽阳)向北，经今本溪西北、沈阳至铁岭，在千山山脉西北，辽河平原的东缘有一条东北—西南方向的大路。辽阳向南有两条大路，一条经鞍山至辽河口的营口。鞍山市所辖市区出土陶壶藏明刀币1000余枚，大岭屯出明刀币20余枚。营口市所辖大石桥盘龙山、张家堡出土陶缸藏明刀币300余枚，一刀近千枚，这说明在辽河平原上的太子河流域与辽河下游河谷里有一条直达辽东湾的通路。从辽阳向南的又一条通路，这条大路应该在辽阳—营口一线大路之东。这条大路自辽河口的东南，沿辽东湾的东岸与辽东半岛的西侧经今盖州、瓦房店、普兰店，直至今旅顺、大连，沿途出土有战国秦汉时期货币的有瓦房店、普兰店、金县等地。瓦房店市交流岛乡凤鸣岛出土货币不分类别混杂放置，刀币有102枚，可分三式，形制和文字特征与旅顺口三涧镇蒋家村出土的“匽”刀币的Ⅱ、Ⅲ、Ⅳ式基本相同。这批“匽”币的流通时代约当春秋战国之交至战国晚期。普兰店市1991年前称新金县。新金县夹河乡滦家村出土53斤青铜铸造的古代货币刀币。据考证，这批刀币系战国时代所铸，距今已有两千多年。另外普兰店市徐大屯乡兆刚村出土布币约48斤，分为二式：Ⅰ式尖足布，平肩或尖肩，平裆或圆裆；Ⅱ式方足布，平肩、方足，平裆。[7]1982年金县友谊公社八里大队于距地表60厘米深处，发现刀币4800枚，这些刀币保存完好，应该是战国时期的燕国货币。这条大道的终点应止于辽东半岛最南端的旅顺和大连。大连地区是战国秦汉时期辽东半岛南部货币流通最为活跃的地区，大连地区古代货币(明刀币)的主要出土地有：旅顺南山里，三涧堡蒋家村南；日井子区营城子公社鞠家沟，后牧岗上墓地，革镇堡公社鞍子山；金县费家沟公社鹿圈子，大李家大岭屯城，李树屯公社丁屯；新金县普兰店，瓦窝公社卢屯北沟；复县瓦房店等地。另外在长山群岛中的长海也发现有燕明刀币的出土。

辽阳向东，经今本溪然后再折向东南，至今丹东市所辖的宽甸与其北的桓仁县一线也有一条大路，这条大路向东过鸭绿江与朝鲜半岛上著名的乐浪郡相联系，是联系辽东半岛与朝鲜半岛的重要通道。

三  战国秦汉时期环东中国海东岸的交通道路

    环东中国海东岸包括今朝鲜半岛的全部以及日本列岛中的九州岛、四国岛以及本州岛的东部、北部地区。这一地区曾经出土过相当数量的中国战国秦汉时期货币，这些货币的出土对于我们探知环东中国海地区的交通道路有很重要的参考作用。

    今朝鲜半岛北部以盖马高原为主体，山地、高原面积广大；北部、东部地势高亢，不利于交通；南部山地、丘陵、高原占国土面积的70％，东部太白山脉纵贯南北。因此从整个朝鲜半岛的地形来看，其平原低地多分布在环东中国海，特别是黄海的东岸，这样的地形特点也使得朝鲜半岛上交通道路多分布在今黄海沿岸的北部、东部和南部地区，而朝鲜半岛上战国秦汉之际中国古代货币的出土也证明了这一点。朝鲜半岛北部的慈江道与中国吉林毗邻，隔鸭绿江与我国的集安相望。朝鲜慈江道渭原郡龙渊洞出土大约400枚明刀钱，同时还出土了铜镞、铁镟、铁刀、铁枪、铁斧、铁锹、铁镰、铁制半月刀等金属工具。慈江道江界郡前川面仲岩洞出土大约250枚明刀钱。慈江道江界郡化京面吉多洞出土大约4000枚明刀钱，平安南道宁远郡温和温阳里也出土了明刀钱和布钱。[8](p74)

    自平安南道向南的平壤地区是朝鲜半岛上战国秦汉时期出土货币最为集中的区域。乐浪土城城址位于平壤市乐浪区土城洞(原平安南道大同郡大同江面土城里，亦称土城洞土城)，地处大同江南岸的丘陵地带。城墙依山势修筑，长度东西约700米、南北约600米，平面形状不规则。1913年首次调查时，城址的西面、南面和东南隅保存较好，东北面的城墙已不存在。城址内地势略有起伏，中央偏东处有一西北一东南向的长方形台地，附近散布着大量的砖瓦等遗物。城址内出土的“乐浪礼官”、“乐浪富贵”等文字瓦当，及“乐浪太守章”、“乐浪大尹章”等官印封泥表明，该城址为汉乐浪郡治址无疑。城址内出土的遗物以陶容器和砖瓦的数量为多，其他遗物有铜鼎、铜镟、铜弩机、铜带钩、铜镜和五铢、货泉、大泉五十等货币及铁刀、封泥、其他质料的装饰品等。陶器多为泥质灰陶，有的陶土内掺人滑石粉，器形有罐、瓮、鼎、豆、甑。瓦当多饰卷云纹，瓦的表面施绳纹。[9](p16)更重要的是城址内出土有半两钱铸范，属西汉文帝时期，说明此地是西汉时期一处重要的货币铸造地点。《汉书·武帝纪》载：“朝鲜斩其王右渠降，以其地为乐浪、临屯、玄菟、真番郡。”这说明中原政权已对朝鲜半岛北部地区行使了主权。能够推定为属于乐浪郡时代的城址，目前在朝鲜半岛北部共发现6座，除所罗里土城位于东北部的咸镜南道南部以外，其他5座分别是文井面土城、於乙洞土城、信川土城、云城里土城，分别位于黄海北道、平安南道南部、黄海南道、黄海南道北部。这些古城址的发现说明，朝鲜半岛环东中国海东岸北部地区的交通道路主要分布在慈江道、平安北道、平安南道、平壤、黄海北道、黄海南道和咸镜南道的南部一带，而上述地区中的清川江、大宁江、大同江、载宁江流域则毫无疑问应是朝鲜半岛北部上述地区道路体系分布的最佳天然通道。

    与朝鲜半岛北部朝鲜黄海北道毗邻的韩国忠清南道扶余郡双北里丘陵地区发现过汉代的五铢钱，说明这个地区曾经有过中国古代货币的流通。忠清南道的地理位置较其邻近的忠清北道，不仅紧邻黄海，而且地形以平原为主，比远离海岸且境内多丘陵山地的忠清北道交通条件要优越。全罗南道又位于忠清北道之南，全罗南道郡谷里、巨文岛也曾出土过汉朝的钱币。全罗南道之东的庆尚南道，濒临朝鲜海峡，隔海与日本九州、本州相望。庆尚南道茶户里、城山贝丘、金海会岘里贝丘都出土过汉代货币。王仲殊先生对庆尚南道发现的汉代货币做过断代研究。王先生认为：韩国庆尚南道昌原郡茶户里1号墓的埋葬年代约在公元前1世纪中叶，而随葬的五铢钱与丽川巨文岛出土五铢一样，或许为西汉昭帝甚至武帝时所铸。同在昌原郡的城山贝冢出土五铢钱，就钱文的书体来看，其铸造应比茶户里、巨文岛钱稍迟，约在西汉宣帝、元帝期间。要而言之，在乐浪郡设置不甚久，汉代的铜钱早已传至朝鲜半岛的南部。此外，庆尚南道金海贝冢出土货泉1枚，济州岛健人里山地港出土五铢、货泉、大泉五十、货布共10余枚，则应该是东汉时传入的。现在的韩国全罗南道和庆尚南道已不在乐浪郡所辖的25县的范围内，而此区域内出土汉代货币说明以乐浪为基地的中原政治势力在地域上影响甚远，直至今洛东江下游地区。[10](p62)

    在这里应该着重说明的是与朝鲜半岛隔海相望的济州岛健人里山地港曾出土过汉代货币10余枚，其中有货泉、货布两种应属王莽天凤元年实行第四次货币改制时所铸。这类货泉直径一般为2．2～2．4厘米，重约2．8～3．6克；多有内外廓，货泉二字作悬针篆，工整纤秀，“泉”字中竖笔断开。此初期铸币坚挺精致，厚重者达5克以上；中期后因滥铸、私铸而日见轻小粗劣，最轻者仅1克上下。货泉在莽钱中铸量尤丰，版式纷繁，变化多端。货布与货泉并行，一布当货泉二十五，亦当暂行留用的大泉五十钱25枚。货布制作较“十布”厚实工整，面背及穿孔有廓，中竖线止于穿下，“货布”二字作垂针篆列于两侧，书体潇洒俊逸。货布通长5．6厘米左右，平均重约16．5克，自天凤元年至新莽灭亡(23年)铸行10年之久，与“大泉五十”、“货泉”合为王莽三大“长命钱”。[11](p153～155)王莽铸钱在济州岛的出土说明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之间的经济往来并没有被大海所阻隔，济州岛成为中国古代货币向南流通的又一重要环节。

    通过以上对朝鲜半岛战国秦汉时期中国货币出土资料的研究使我们对这一地区的交通道路情况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朝鲜半岛西岸濒临黄海的丘陵与平原地带是环东中国海东部地区交通较为发达的区域，这一区域内地势低平，河谷纵横，自北而南的大宁江、清川江、大同江、载宁江、汉江下游、锦江以及半岛东部的洛东江流域都是战国秦汉时期货币流通与道路交通的重要孔道。从现在韩、朝两国的行政区划来看，整个朝鲜半岛上北起鸭绿江之南的慈城郡、平安北道，分别顺清川江、大宁江南下，再经今平安南道、平壤市、黄海南道和黄海北道贯穿了一条货币流通之路，其间的大同江和载宁江河谷流域承担了货币流通与文化、政治传播的重要任务。朝鲜半岛南部的货币流通道路与北部地区黄海南道、黄海北道相联接后，经今濒海的忠清南道、全罗南道继续向南，逾海直至今济州岛。朝鲜半岛最南部的全罗南道、庆尚南道之间濒临朝鲜海峡的沿海地带也有一条东北西南走向的大路，与这条滨海大路隔海相望的是济州岛与日本列岛的九州、本州。日本列岛西南沿海地区所出土的大量中国战国秦汉货币很显然是与其毗邻的朝鲜半岛有密切关系的。

    日本列岛在朝鲜半岛的东南，隔朝鲜海峡与韩国庆尚南道、全罗南道相望。从秦汉时期的文献记载来看，中日之间的交流与联系是必须经过今朝鲜半岛的，所以《汉书·地理志》说：“玄菟、乐浪，武帝置，皆朝鲜、<氵岁>貉、句骊蛮夷。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制作……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这说明早在西汉中叶乐浪郡设置后不久，倭人即不时有渡海往来的。据日本学者统计截至1985年为止，日本各地出土的中国两汉、魏晋铜钱有半两、五铢、货泉、货布四种，其中出土的遗址和坟墓分布于九州岛的l4处：即对马岛(属长崎县)1处，一岐岛(属长崎县)1处，长崎县长崎市1处，佐贺县2处，福冈县5处，大分县1处，熊本县2处，宫崎县1处。分布于本州岛东南部的有11处，即山口县1处，广岛县1处，兵库县(淡路岛)一处，京都府2处，大阪府5处，长野县1处。九州岛与本州岛合计共25处。其中除山口县宇都市冲之山遗址出土半两20枚、五铢115枚，佐贺县杵岛郡东宫裾瓮棺墓出土货泉6枚至8枚，兵库县淡路岛洲本市宇山牧场1号墓出土五铢5枚，大阪府八尾市龟井遗址出土货泉4枚，长野县冈谷市青松海户遗址出土货泉3枚以外，其他各处遗址或坟墓出土的半两、五铢、货泉或货布往往仅有1枚或2枚。此外，作为补充资料，据说在福冈县福冈市吴服町发现五铢多枚，同县山门郡大和町鹰尾古坟出土东汉五铢1枚，永安五铢1枚，但情况不详。[10](p63)从上述见到的日本列岛所出土的中国货币资料来看，除永安五铢是北魏孝庄帝永安二年(529年)所铸，属北魏货币外，其他均为秦汉铸币，其中以两汉货币居多。1988年，日本福冈市鸿胪馆遗迹中出土的“大泉五十”，始铸于王莽居摄二年(7年)，刘秀建立东汉政权后，仍沿用，直到建武十六年(40年)才“除莽货泉”，“始行五铢钱”。“大泉五十”实际上“合法”流通达33年。福冈出土的“大泉五十”可能至迟在东汉初年已流入日本。因为一，“大泉五十”流入日本应在该钱广泛流通之时，停止流通后流入日本的可能性极小。第二，秦至东汉初年，中日两国的交往已较为频繁，在我国史籍中，明确记载中日两国正式官方交往的时间是东汉光武帝中元二年(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光武帝赐以印绶”。这颗刻有“汉倭奴国王”的金印，于1784年在日本志贺岛出土。这足以证实史籍之记载。目前，除“大泉五十”外，日本还出土有秦汉时代的半两、五铢、货泉、货布等，古代中国货币开始流入日本，最晚当在东汉初年以前。[12](p29)

联系上文所举日本列岛所见25处秦汉货币出土地点，我们可以进一步推知秦汉时期环东中国海东岸的日本，是通过朝鲜半岛上的乐浪、带方两郡与中国进行经济、文化交往的。王仲殊先生认为：长崎县所属对马、壹岐两岛虽为小岛，但因位于日、韩的海峡间，为交通所必经，故钱的数量虽少，却也不无发现。佐贺、福冈两县为弥生时代最兴盛之地，末卢、伊都、奴国皆在其境内，故出土中国铜钱的遗址合计有7处之多，而福冈县独占5处。大分县虽在九州北部，但位置离交通线偏旁，故出土铜钱遗址仅1处。熊本、宫崎两县分别处九州中部、南部，稍嫌远僻，故出土铜钱遗址前者为2处，后者仅1处。山口县与福冈县隔海相望，地当濑户内海的咽喉，出土铜钱的遗址虽仅l处，而钱的数量特多。广岛县在濑户内海北岸，兵库县淡路岛居内海之海中，故亦各有中国铜钱在境内出土。弥生时代前期中叶以降，畿内地区继九州北部之后，发展成为文化重心。而大阪府中部已入畿内，西部为濑户内海水路的起迄点，为畿内地区对外交通的门户所在，故府境内出土中国铜钱的遗址和坟墓达5处之多，与九州北部的福冈县并列为全日本第一。京都府虽近大阪，但渐入内陆，甚至北伸至日本海沿岸，故出土铜钱遗址不过2处。长野县在伊势湾以东的日本中部地方，从邪马台国畿内说的立场出发，其地或在以卑弥呼为王的倭国领域之外，故县内仅冈谷市有1处遗址出土铜钱。至于其他中部地方乃至东日本各县境内皆无中国汉魏时代的铜钱发现，则可谓是理所当然。[10](p64)

所以如果以今九州岛上的长崎为起点，那么沿东中国海东岸日本九州岛上的这条货币流通线按顺时针方向依次经过佐贺、福冈、大分、熊本、宫崎，宫崎之南的地区似乎没有见到过中国货币的出土。九州岛上的福冈是这条道路上的一个重要分歧点，自福冈向东北，经北九州，过关门海峡，便是日本列岛中面积最大的岛屿——本州岛。本州岛上的山口，隔关门海峡与北九州、福冈相望，是本州岛上中国古代货币流通的第一站。自山口向东经广岛、兵库，再向东至京都、大阪都是这条货币流通线上的重要城市。战国秦汉时期古代中国货币出土最东的界限在本州岛中部的长野县，而上述诸地相互联通，一条货币流通之路便清晰可见。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货币经济对周边邻近国家影响之大。

(本文得到郑州大学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中心基地项目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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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史学月刊》2008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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