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政治地理意义上的西域，早在先秦时期就开始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但对西域地区较成体系的记载，却始于汉代，即始自《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这两篇也因此成为西域研究最重要、恐怕也是研究最多的早期文献。这些研究视这两篇文献为不可多得的客观史料，从汉帝国与西域和匈奴之间的关系等角度，对西域地理、历史、语言、汉代政治、行政、边疆政策、疆土意识、民族观念等众多议题展开研究，不但拓展了人们对汉代西域政治、地理、民族和人口构成以及西域与汉帝国关系的认识，而且加深了人们对《大宛列传》和《西域传》内容的理解。不仅如此，针对《大宛列传》和《西域传》的书写体例、写作特点、相互关系以及对后来正史中关于西域政治地理书写方面影响的研究，开展得也比较早，成果也比较丰富。这些研究多强调《大宛列传》和《西域传》对西域地区书写的独创性，重点考察汉代的拓边政策所反映的汉人对西部边疆以外的世界的想象以及汉人与这些地区交往的经验，并将这些想象和经验放在汉和汉以后中央帝国经营边疆、建立和调整民族政策的历史大背景下进行评估，更加突出了这两篇文献作为史料的重要价值。

与大多数研究强调《大宛列传》和《西域传》作为历史地理文献的独特性不同，本文将重点放在这两个文本所反映出来的早期地理思想的延续性方面，强调二者对传统政治地理空间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强调从东周晚期向早期帝国过渡时期建立起来的政治地理观念对帝国时代边疆书写的影响。选择这个角度，既是为了解释这两个文本书写方式的某些不同、《西域传》正文与赞论部分所反映出的看似矛盾之处，也是试图将汉人西进拓边政策放在更深远的政治地理背景下来理解，从而从历史和政治地理思想的深处寻找汉人拓边的依据。下面先从讨论《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的内容特点入手，分析其异同以及《西域传》所可能包含的矛盾和问题，然后寻找这些内容与早期政治地理空间构建的联系，探讨这一具有持续性影响力的政治地理观念背后的王制思想、这一思想在早期帝国的发展及其对有汉一代经营西域政策的影响，进而解释过去对二传内容的研究中所发现的矛盾和问题。

一、叙述参照中心的移动与确立

从叙述结构和体例来看，《史记·大宛列传》实际上是张骞和李广利的合传，前半部分主要以张骞两次出使西域的路线为线索，以其沿途经历和见闻为重点，沿其行踪展开叙述，后半部分则围绕贰师李广利西征大宛的过程展开，以伐宛大功告成、打通汉使出使宛西通道结束全篇，在二人传记的框架下完成了对西域各国的介绍。从内容来看，《大宛列传》依次介绍了大宛、乌孙、康居、奄蔡、大月氏、安息、条枝和大夏等八国政治、军事、交通、物产、历史渊源以及国与国间的相互关系，并述及周边的身毒、黎轩等地。当然，张骞并没有亲自游历所有这些地方，他第一次出使西域时只到过其中四国，即“骞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也就是说，《大宛列传》中所记张骞口中所述之西域，其实是张骞亲历所见与道听途说的混合体。

《大宛列传》对西域各国情况的介绍，以大宛为中心向四方展开：东去汉庭万里，西与大月氏、北与康居、西北与乌孙、西南与大夏各两三千里。当然，随着叙述的推进，康居、大月氏、大夏、和安息等成为叙述的次中心，但总体而言，都是从大宛这一中心生发开去的结果。其具体叙述模式，按国别和地区展开，如图1所示。

与《史记·大宛列传》的体例不同，《汉书·西域传》则是从西汉武帝朝始通西域开始，按时间先后对西域诸国及相关事件展开叙述的。尽管学者们通常将《史记·大宛列传》看成是书写西域的滥觞、认为它为《汉书·西域传》的书写提供了范例，但后者并没有把对西域的描述放进人物传记的框架内，而是首先从地理角度为西域下一个定义，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对西域诸国地理、历史、政治、资源及其与匈奴、汉王朝、以及各国彼此之间关系的书写。尽管在具体的描述中《汉书·西域传》并没有完全按照篇首给出的定义对西域地区进行描写，但这一定义首次明确地界定了西域的地理范围，对后来正史西域传的书写影响很大，同时也是本文研究的重点之一，摘录如下：

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阸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

按照这一界定，《汉书·西域传》里所说的西域大约指今玉门、阳关以西，帕米尔高原以东，天山以南，昆仑山以北的区域。但是《汉书·西域传》所记内容也包含了对《西域传》明确指出不属于西域范围的康居、大月氏、安息、罽宾、乌弋山离等国的描述。这种不一致或多或少造成了对西域这一政治地理概念理解的分歧。不仅如此，由于自汉代以来历代正史对西域地区描述的出入，更催生了后来对西域概念理解上广、狭二义的区分：广义的西域类似于《大宛列传》所说的“西北国”或“西北外国”，跨越了《汉书·西域传》开篇所提的葱岭西限，泛指今玉门、阳关以西的广阔地区；而狭义的西域则特指塔里木盆地及其周边地区。

《汉书·西域传》对其开篇所提五十多国的描述，以国为单位，一般包括该国王治地名，距离汉都城长安里数，有时包括去汉之阳关或敦煌的距离，该国所有户、口、胜兵数量、职官部门与官员人数，去汉都护府治的距离、去周围诸国或是重要山川的距离，或有对该国风俗物产的简要记述，述及该国与汉、匈奴以及周边其他诸国的关系，其详略则视所记之国的大小、重要性以及材料多寡等条件而定。至于对各国记述的展开，《汉书·西域传》大致遵循“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所说的南北两道的路线，先南道，从距离汉庭最近的婼羌开始，一路向西，由近及远，至罽宾、乌弋山离(述及条支、犂靬)、安息、大月氏、大夏、康居(旁及奄蔡)等绝远之地后，再沿北路折返，由远及近，述及大宛、乌孙、劫国等大小三十余国，最后止于车师诸国。整个叙述，余太山认为可分为五个分段，彼此勾连，既考虑到路线的清晰，也顾及叙述的方便，如图2所示。

比较《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我们不难发现，除了二传对所记西域诸国描述的详略不同，二传所描述地区的侧重点差异也非常大。如图1所示，张骞所述之西域，除了乌孙，基本上都着眼于葱岭以西，既包括他亲身访历的大宛、大月氏、大夏和康居，也包括他所听到的奄蔡、安息、条枝、黎轩、身毒等五、六大国。相比而言，《汉书·西域传》所描述的重心，则如《西域传》开篇所言，主要落在葱岭以东与玉门、阳关以西之间的狭义的西域范围。

与这一点密切相关的，还有二传对西域诸国与汉帝国之间位置关系描述方式的不同。《史记·大宛列传》中，张骞在叙述自己所闻见的几个大国时，除了表述大宛和大夏与汉朝相对位置以及去汉地的大约距离以外，对其他诸国的描述均以大宛为中心展开。对大宛的描述，在确定了“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汉正西，去汉可万里”，对其物产、人口、风俗等信息简单交代之后，描述了大宛的四至：“其北则康居，西则大月氏，西南则大夏，东北则乌孙，东则扜罙、于窴”。描述乌孙国的时候，言其“在大宛东北可二千里”；描述康居的时候，言其“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描述大月氏的时候，言其“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描述大夏的时候，言其“在大宛西南二千余里”。介绍奄蔡的时候，以康居为次中心，言“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介绍安息，以大月氏为次中心，言“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数千里”；介绍条枝，以安息为次中心，言“条枝在安息西数千里”；介绍身毒，则又是以大夏为次中心，言“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由此可见，《史记·大宛列传》对所述西域诸国展开的描述，首先以大宛为中心，但在叙述过程中转向更远的西、西北和西南诸国时，则以自大宛延伸出来的各国为参照，来依次确定所述诸国的相对位置和距离，整体来看，叙述的中心是随着描述对象的转移而移动的。

《汉书·西域传》对西域诸国的描述模式与《史记·大宛列传》明显不同。《西域传》所描述的西域五十余国中，大多以汉都城长安和西域都护治所两点为参照来确定所描述对象的相对位置和距离。有的还以阳关为参照。只有在少数几国的描述中，上述几个参照点是缺席的(如图2所示)：以长安、阳关和都护治所三点作为位置和距离参照的是鄯善；以长安和阳关两点参照定位的是婼羌；以阳关和都护治所为参照定位的是大夏；仅以长安为参照定位的有安息、桃槐、乌贪訾离、卑陆后国、郁立师、单桓、蒲类后国和山国；完全没有以上参照的包括奄蔡、渠犁、车师都尉国和车师后城长国，它们的位置由邻近诸国的相对位置来确定；乌垒国比较特殊，因为乌垒是西域都护治所所在地，与阳关的相对位置和距离已知，所以乌垒本身作为一个参照点的位置也是确定的；剩下的三十八国，其相对位置都根据它们距离汉都城长安和西域都护治所的距离来确定。需要指出的是，在缺少长安、阳关或都护治所参照的诸国中，除奄蔡绝远、车师都尉国和车师后城长国较近以外，渠犁因为离西域治所所在地很近，所以其相对位置可由乌垒距阳关的位置确定。事实上，由于阳关和都护治所乌垒与西汉都城长安的相对位置和距离是已知的，《汉书·西域传》所描述的五十四国中，除去奄蔡绝远之地和车师都尉国、车师后城长国接近玉门和阳关，其他诸国的位置，大都以汉都长安和都护治所为参照来确定。西域都护设立之后，治所所在地乌垒就成为西汉政治中心长安向帝国西部边疆纵深之地的延伸，这就导致在《汉书·西域传》的书写中，不仅隶属于都护的西域各国，就连不属于都护治下的罽宾、乌弋山离、安息、大月氏和大夏等国，也要参照汉帝国中心以及汉帝国管辖之下的西域的中心进行参照定位。

比较以上所说《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所采用的不同描述模式，除了详略和侧重点的不同，一个明显的重要差异，就是二传对所述西域诸国位置确定方式的不同：简言之，《大宛列传》基本以大宛为中心，但在叙述的展开过程中，也会采取类似于接力的方式，把视角移到邻近描述对象的次中心；《汉书·西域传》则将所述诸国放在汉帝国都城和西域都护治所的参照框架下来进行定位，一旦叙述的中心得以确立，其所述诸国，即使并不都接受帝国和西域都护管辖，也会成为帝国影响在政治地理空间维度向西方的延伸。

二、正文拓疆修辞与赞论价值判断的矛盾

上文所说的《汉书·西域传》正文所强调的汉帝国权力中心长安和作为帝国权力延伸象征的都护治所成为被描述对象空间位置的参照点这一特点，往往被看成是汉帝国疆土意识的重要体现，认为这一特点表达了作者对汉帝国开疆拓土、经营西域的政治实践的肯定和赞颂。比如，彭丰文就认为，如果将疆土意识定义为对一个王朝疆域和领土所有权具有明确的认定和情感上的认同，那么，《汉书·西域传》就清楚地从政治地理角度表明，自张骞西使凿空西域以来，经过几代皇帝对西域的经营，汉朝廷很明确地视西域都护所辖区域为汉帝国领土的组成部分，这一原本不受汉帝国管辖的区域，在汉与匈奴两大帝国政治博弈和军事冲突的过程中，最终摆脱了后者的控制而被纳入汉王朝统治的地理疆界。

从汉帝国中心在《史记·大宛列传》对西域各国情况描述中的缺失，到《汉书·西域传》叙述中对汉帝国都城长安和西域都护治所位置的突显，在彭丰文看来，体现的正是汉帝国对西域地区政治所有权的心理要求从无到有的形成过程。而这一过程，与《汉书·西域传》所记录的西汉王朝经营西域、逐步建立起一套对之进行有效管理的行政体制的历史过程相符合。张骞通西域不久，汉武帝在河西设置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之后贰师将军征讨大宛，西域震恐，自敦煌以西，起亭至盐泽，轮台、渠犁驻士兵屯田，设置使者校尉。汉宣帝时，匈奴日逐王降汉，被封为归德侯，宣帝封迎接日逐王归降的汉将郑吉为安远侯，并于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设西域都护，使之统领屯田校尉，“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郑吉为首任都护，选择“与渠犁田官相近，土地肥饶，于西域为中”的乌垒为都护治所所在地。到汉元帝时，复又增设戊己校尉，屯田车师前王庭，都护接受匈奴东蒲类王兹力支归降，并在西域辟地接纳。自此，匈奴称臣，汉帝国完全取代了匈奴在西域的地位。

除此以外，彭丰文认为，《汉书·西域传》在对西域诸国的描写中，有意识地区分了所描写对象是否隶属于西域都护的管辖，从而明确表达了对西域政治地理所有权的心理要求。这一点，《西域传》作者除了在正文中对不属都护所辖的康居、大月氏、安息、罽宾、乌弋山离逐一说明，还在末尾再一次强调：

最凡国五十。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绶，凡三百七十六人。而康居、大月氏、安息、罽宾、乌弋之属，皆以绝远不在数中，其来贡献则相与报，不督录总领也。

也就是说，汉朝廷对隶属于西域都护诸国设置官吏进行管理，按官阶高低“佩汉印绶”；而对于不属于都护管辖诸国，正文中也缺少设官管理方面的内容的描述。彭丰文还认为，《汉书·西域传》对西域诸国作为汉帝国领土的重视，也体现在它对当地地理、路程、物产、户口、胜兵等信息的关注。传文按照固定体例，对所描述的对象尽量地进行成系统、标准化的记录，不惜以超过整个《西域传》文本一半以上的篇幅，不厌其烦地逐一列举其地理、物产、交通、职官、人口、军事等方面的信息。而且，《西域传》明确指出，这些信息，是“自宣、元后，单于称藩臣，西域服从”之后的产物，即只有当汉帝国对广大西域地区实行有效管辖之后，“其土地山川王侯户数道里远近”才变得如此“翔实”。

然而，令彭丰文大为困惑的是，在她看来《汉书·西域传》正文所体现的作者对汉帝国拓疆西域之历史经验的肯定态度，却与传末的赞论部分所反映出来的作者对此的批评态度大相径庭，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正文与赞论部分所反映思想的矛盾和脱节。

《汉书·西域传》的赞论部分大致可分为三个小节。第一小节讲述的主要是西汉早期武帝朝下决心经营西域的意图。在赞论作者看来，当初汉帝国经营西域的主要目的是对付其北方强邻匈奴帝国。通使西域并与之联盟，是解除匈奴威胁的必要策略，最符合汉帝国的利益。作者认为，通使西域可以起到一箭双雕的效果：一方面，与西域联盟可以“断匈奴右臂”，不给匈奴与西域诸国联合抗汉的机会，避免同时面对来自北边和西边两方面的压力，如果能成功通使西域，即使西域保持中立，也有利于汉帝国抗击匈奴之大业；另一方面，汉帝国成功地联合西域抗击匈奴，还可以解除匈奴南下与威胁汉帝国西南边境的羌人结盟的后顾之忧。事实证明，由于汉人成功通使西域，阻断了匈奴势力向西向南延伸，最后使匈奴单于由于“失援”而逃遁，汉帝国成功取代了匈奴在西域地区的地位。这一小节可以看作是承接《西域传》正文思想对西汉王朝经营西域策略的总体概括。

赞论的第二小节包含三层意思。第一层首先指出汉武帝向西、西南拓边的物质基础，即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政策增加了人口，创造了财富，为武帝时期大规模的军事拓边行动提供了必要的人力财力保障。接下来，作者描述了朝廷对异域宝货的贪求，即成功地对西域和西南夷进行行政管理之后，对来自征服之地的“殊方异物”的享受，成为朝廷经营异域的目的。作者采用丽赋手法，极尽铺陈之能事，描绘出一幅令人眼花缭乱的远方异物充斥朝廷、以满足帝王后宫耳目口腹之欲的奢华景象。然而，这样的穷奢极欲是有代价的：远方使者奉上贡物，是为了朝廷千百倍的丰厚奖赏；为保证对西域和西南夷进行长期控制，朝廷除了对臣服一方持续地物质赏赐，还要耗费巨资维持汉帝国在远方的军事存在。这就必然导致朝廷“用度不足”的问题。为增加朝廷收入解决这一问题，政府被迫进行财税金融改革，采用对部分商品垄断经营、全方位增加税收等与民争利的手段，以至于“民力屈，财用竭”，加之凶年，则民不聊生，盗贼蜂起，引发了严重的国内问题。虽然最终镇压了叛乱，稳定了局面，但武帝却不得不对经营西域的政策进行反思和调整，在晚年颁布“哀痛之诏”，并作出“弃轮台之地”的决定。作者对武帝晚年的政策调整还是持支持态度的，这与作者在本节的第三部分所表达的意见基本符合。他认为，整个西域地区，从距离汉帝国西陲最近的龙堆到遥远的天险阻隔的葱岭，其险恶的地理环境本身就限制了汉帝国在这一地区的活动，因此客观上并不利于汉帝国西向拓边。这一点不但为当朝的刘安、杜钦、扬雄等有识之士所共见，而且传世的《尚书·禹贡》篇早就记载，正确的做法是根据距离王都的远近划分治理范围，以德治天下，而不是依仗皇帝的武力强制纳贡。在赞文作者眼里，汉武帝以武力致贡，显然有违先王今贤的远见卓识。

赞论第三小节涉及作者自己时代的西域政策，也大致包括三层意思。第一层承接上一节的内容，从社会治理角度进一步陈述经营西域的困难。在赞文作者看来，西域各国长期以来各自为政，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治力量，因此虽然过去在名义上归属匈奴，却难以在政治上将其同化，因此较之匈奴，汉帝国似乎更难以将西域诸国变成自己可以统帅的力量。除了要面对西域诸国在政治上一盘散沙的复杂状态，汉帝国还必须要考虑到西域地区距离汉代统治中心的遥远距离：空间层面的长距与阻隔，无疑进一步增加了汉帝国对西域进行控制和管理的难度。第二，在得之无益而弃之不损这样的情况下，作者建议朝廷修炼自己之“盛德”，不以将西域纳入自己的版图、甚至不以对之实行有效管辖为目的，而是以建武以来东汉朝廷修己“盛德”为样板。“威德”之盛的结果是吸引西域诸国“咸乐内属”，尽管像莎车和于阗这样的西域大国屡次请求“置质于汉”，请求归都护统领，但考虑到历史与现实的情况，朝廷认为最合适的策略乃是羁縻怀柔，因此并不急于接受其“置质”之请以实施行政管辖。本节最后一部分是对前述政策的赞扬，认为当朝皇帝在处理与边疆地区关系、爱惜节省民力方面，因综合了大禹、周公和汉文帝身上的优点而难以被超越。

从以上分析看来，《汉书·西域传》的正文和正文之后的赞论所表达的思想，似乎确实存在矛盾之处。《西域传》正文在叙述朝廷经营西域的历史以及西域诸国的信息时，并没有表达出对汉朝廷经营西域政策的批评，相反，其书写从不同角度，尤其是通过西汉权力中心的延伸为描述西域诸国确立地理参照的模式，着重强调了汉帝国对西域诸国实际上的控制和管辖，体现了作者对朝廷文治武功的认可，传达了朝廷在经营西域过程中逐渐增强的自信心。但西汉朝廷在经营西域方面的成果，在赞论中却出人意料地遭到赞论作者的批评和否定。他认为，西汉帝国长期经营西域，虽然满足了皇帝本人对异域宝货的欲求，却也因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得不偿失。在赞论作者看来，由于西域诸国绝远、路险、政治上难以统一，因而对中原王朝而言，得之无益，失之不损，因此最合理的政策仍然是视西域为荒服，对其羁縻笼络就足够了，而不需要把它变成汉帝国的领土的一部分。这样的矛盾态度的确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

三、文献中所见班固经营边疆的主张

为解释《汉书·西域传》正文叙述与篇末赞文所反映作者思想相矛盾的问题，彭丰文尝试着从《汉书》创作的历史背景寻找答案。她认为，对于《汉书》的作者班固和他的父亲班彪而言，《汉书》就是一部当代史，因此跟《汉书》的其他篇章一样，《西域传》所反映的也是班氏父子对自西汉末年以来所发生事件的观点和态度。据《后汉书·班彪传》所附班固的传记，班固奉朝廷之命完成《汉书》的大部分内容的时间在东汉永平(58—75年)和建初(76—84年)之间，因此，《汉书·西域传》所反映的应该是从西汉末年到公元84年之间朝廷的西域政策以及班氏父子对这一时期西域政策的评价。彭丰文认为，由于东汉时期总体国力较弱，在经营边疆方面明显力不从心，因此在政策上就呈现出保守、内敛和不稳定的趋势。她认为，班氏父子著述《汉书》的时期，正是光武帝和章帝在位期间，也正是东汉王朝在西域问题的处理方面消极收缩的时期，班氏父子身处其中，自然对朝廷的政策非常了解，因此也就影响了他们对《汉书》的编撰。在彭丰文看来，“班固写史最初只是秉承父志，但后来却是受诏修史，肩负史官之责，体现国家意志，并需要竭力维护统治者的颜面。《汉书·西域传》篇尾‘赞论’提出的西域无用论和羁縻论，曲折而真实地反映了东汉王朝统治者在经略西域过程中屡遭挫折、有心无力的无奈心境。所谓西域无用论和羁縻论，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言不由衷之论，一定意义上也是为统治者的无能与无所作为而做的粉饰之词”。

彭丰文的解释为我们理解《汉书·西域传》篇末赞文提供了一个视角，但这个解释本身却并非没有问题。关于文本与作者关系的问题，现代文本理论和作者问题研究帮助我们认识到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因此我们既不能简单地将文本看成是作者意图的反映，也不能再武断地根据作者的生平来解读文本。具体到《汉书》的形成及其编撰者班彪和班固父子，情况就更加复杂。虽然班氏父子被公认为《汉书》的编撰者，而且《后汉书·班彪传》中也提到他作《史记》“后传数十篇”，但我们恐怕还难以清楚准确地将书中内容的归属区分开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班固继承父志著《汉书》，书未竟而身先死。根据《后汉书》班昭传里的材料，班固死时，《汉书》八表及“天文志”尚未完成，完本的《汉书》，先由班昭奉旨续编，后由马融之兄马续继而成之。也就是说，汉书的编撰，既出多人之手，且历时大大长于彭丰文所认定的建初末年下限，因此如果要以《汉书》的成书时间来对应其历史背景，恐怕有必要把考察的时间推后几十年，而这几十年正是东汉对西域政策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另外，《汉书》的内容，并非全由班氏父子所独创，真实的情况要比彭文的假设复杂得多。《汉书》中关于汉武帝及武帝之前的材料，虽有增补，基本上全部来源于《史记》；而关于武帝之后的材料，则既包括各家(包括班彪自己)所续写的“史记”篇章，恐怕也参考了诸如《汉书》“艺文志”所载《汉著记》等类似于后代所说的皇帝“起居注”一类的作品。鉴于其材料来源之复杂以及早期史书书写特点，我们还难以将编撰者与其使用材料来源的观点和看法区分开来。最后，既然《汉书》并非全由班氏父子创作，而是集众人之作、经多人之手，而且古书流传至今，转抄致误、增删篡改的地方不一，文本本身的复杂历史也增加了我们理解文本内容的难度，因此就《汉书·西域传》的内容而言，我们恐怕不但不能像彭文那样将《西域传》看成是东汉早期西域政策的忠实反映，更不能将《西域传》篇尾赞论解释成为皇帝讳，将其“视为言不由衷之论”，甚至是“为统治者的无能与无所作为而做的粉饰之词”。

退一步讲，即使我们假设《汉书·西域传》篇末赞论确实为班固所作，而且确实反映了他关于西域政策的看法，恐怕也不能将其理解成“为统治者的无能与无所作为而做的粉饰之词”。《后汉书·班固传》记载了东汉肃宗年间班固对匈奴北单于遣使请求和亲一事的态度，很显然与前面提到的班固为维护朝廷颜面而曲为之说的观点不同：班固不但没有违心地表达边疆经营无用论，反而勇排众议，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阐述与北匈奴通使的必要性。

班固的谏言包括三方面的意思。首先，班固认为，积极主动地处理与周边非汉政权的关系是西汉以来的治国传统。自汉兴到班固所处的时代，汉家与边疆诸国(尤其是匈奴)的沟通和交往，或有文武屈伸之别，但从来没有中断过。东汉继承了西汉开辟的传统，虽然在建武(25—56年)末和永平(58—75年)初的几年暂停过与夷狄的交接，但时间短暂，朝廷很快就恢复了与外界的交通，正因此，班固在本部分末尾才理直气壮地说，汉与周边非汉政权的交往，“未有一世阙而不修”。在这一部分，班固从政策延续性的角度为当时东汉朝廷所采取的主动的夷狄政策提供了历史依据。

第二部分从边疆政权的角度说明，与汉朝廷交往同样是夷狄的意愿。在班固看来，代表东北地区的乌桓，西域绝远之地的康居和大月氏，以及北方草原的匈奴，都是“自远而至”主动请求归附汉朝。这三方的归附，因不是军事征服的结果而成为班固眼里治理边疆的最高境界，犹如“通与神明”。如果说第一部分是从历史传统的角度立论，那么这一部分就是从政治现实角度给出的补充条件，二者共同构成了第三部分的充分条件。

班固在第三部分指出，朝廷进行边疆治理，上可承西汉宣帝时期治理西域安定匈奴的事业(即五凤、甘露之后呼韩邪单于归顺、郅支单于远遁、匈奴控制的北方得以安定之事)，而下可模仿东汉光武、明帝朝对边疆政权的有效羁縻政策(比如接受南匈奴降附安置于河套，并设匈奴中郎将监督南匈奴诸降部等事)，接受匈奴通使交往的请求，利用汉朝礼仪制度对匈奴施加影响，而不能仅凭猜疑就拒绝其请求。积极主动地与匈奴沟通，对汉帝国而言，有益无害，而如果拒绝匈奴的请求则不然，一旦未来北匈奴强大到对汉朝构成威胁的地步，再谋求与匈奴建立联系就为时已晚了。

以上分析中，我们既看不到班固在处理与边疆政权关系的论述中有任何消极保守态度，也看不到他像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在掩饰朝廷的软弱无能。事实恰恰相反，《后汉书·班固传》还记载了他随军征讨匈奴一事，这说明班固生前就已知晓，而且还亲历了东汉边疆政权政策的调整，班固所见证的，并不像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是朝廷一味地退缩防守的边疆政策。

班固随军讨伐匈奴一事发生在永元二年(90年)。当时班固以中护军的身份随大将军窦宪出征北匈奴，并代表朝廷行中郎将事出塞迎接北匈奴单于。之前在章和二年(88年)，窦宪大破北匈奴，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纪汉威德，命班固作铭称颂。北匈奴单于兵败逃遁，为保国安民，提出学习当年呼韩邪单于前例朝拜汉皇帝，但他没有亲往，只派了自己的弟弟入朝，于是大将军窦宪再次请求讨伐，这就是永元二年的出征。一开始，虽然窦宪再次答应了北匈奴单于入朝参拜汉代皇帝的请求并派班固出塞迎接，但最终还是听取了南匈奴首领的建议，于永元三年(91年)出居延塞，大败北单于并殄灭其国。平定匈奴之后，窦宪的权力达到了顶峰，追随窦宪的班固也随之得到了重用，如史书记载：“班固、傅毅之徒，皆置幕府，以典文章”。这说明班固不但见证了东汉经营边疆的积极进取政策，而且随军出征，亲身参与了这一过程，甚至他的死也跟他追随窦宪参与的这些行动直接相关。

比较《后汉书》所载班固所提倡的朝廷处理与边疆关系的态度与《汉书·西域传》篇尾赞论的观点，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二者均从汉朝经营边疆的历史出发考虑现实问题，主张在处理汉帝国与周边政权关系时应采取的主动性原则，尽管这样做需要克服路远、艰险以及边疆政权反复多变难以驯服等困难，尽管这个过程并不顺利，有时候需要忍辱负重、甚至付出巨大代价。第二，二者都强调朝廷在处理与边疆关系时，要通过朝廷的威德吸引周边政权主动归附，认为俫远人致殊俗是帝国处理与边疆关系的最高境界，是“国家通于神明自然之征”，是朝廷应追求的最高政治理想。最后，从具体的边疆经营策略层面来看，要在俫远人、致殊俗的总体目标和原则下，采取怀柔羁縻的手段。既然“绝之未知其利，通之不闻其害”，以“盛德”吸引羁縻荒远边民就既符合统治者最高治国理想，也在现实层面为边疆政策的制定开拓了更多空间，让朝廷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战略，进退自如。这三个层面的一致性当中，最核心的就是通过修德致殊俗、俫远人，而这正是解释前面所说的《汉书·西域传》正文与篇末赞论之间不一致现象的关键所在。

四、俫远人、致殊俗与畿服制王朝地理思想

事实上，突出汉王朝的文治武功，以汉王朝为中心，俫远人，致殊俗，不仅是《后汉书》所记班固谏言和《汉书·西域传》篇末赞文的中心思想，也是《汉书·西域传》正文所反映的汉王朝经营西域的主导思想，是《西域传》叙述的核心所在。《西域传》正文中叙述朝廷处理与绝远政权关系的时候，这一原则被特别提及。

比如，据《汉书·西域传》，康居为西域大国，因距离汉朝廷绝远，不属都护。汉宣帝在位时，郅支单于因怨恨汉王朝支持另一匈奴首领呼韩邪单于，就杀掉汉朝使者，阻断了汉与康居的交往。不久，西域都护甘延寿等率兵远征康居，诛杀郅支单于，康居与汉复建交通，赴长安朝拜天子。但到成帝统治期间，康居国王倚仗距汉辽远，不再赴长安朝拜，西域都护郭舜于是趁机建言断绝汉与康居的通使关系，理由如下：

第一，康居和乌孙两国对汉王朝处理与匈奴的关系实际上起不到什么作用；虽然匈奴、康居、乌孙都送质子入汉廷，但这三国之间往来密切，伺机而动，汉朝廷既不能信任又不能臣役它们。第二，虽然汉朝廷结交的乌孙国也屡为汉朝制造麻烦，但乌孙和匈奴早就臣服于大汉，“义不可距”，但康居却并不属都护管辖，而且以轻慢羞辱汉使者为荣，康居王之所以派遣质子入汉，只是为了追求商贾之利。如果这种情况下朝廷依然接纳康居质子，会让“侍汉甚备”的匈奴颇感不平。所有这些因素都要求汉断绝康居使，“以章汉家不通无礼之国”。最后，断绝与康居的通使关系，也为沿途为使者提供饮食等服务的汉属西域小国减轻了负担。

郭舜的理由虽然很充分，断绝康居使者也有实际的好处，但是最后，朝廷考虑到与康居通使不久，而朝廷与西域的通使重在“致远人”而非其他，所以最后还是采取羁縻怀柔的手段，保持了与康居的交往，正如《汉书》所言：

汉为其新通，重致远人，终羁縻而未绝。

这里，《西域传》明确强调“致远人”的原则在汉朝处理与绝远之国关系时的重要意义，同时也将在“致远人”原则指导下的羁縻策略合理化了。

这一原则，甚至在汉家经营西域伊始就确立了。比如，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归来，向汉武帝讲述了他所亲历的“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及“传闻其旁大国五六”的情况，又向武帝提出了处理与这些地方关系的建议，武帝的反应如下：

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贵汉财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强，可以赂遗设利朝也。且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徧于四海。天子欣然，以骞言为然，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闲使，四道并出：出駹，出冄，出徙，出邛、僰，皆各行一二千里。

上文中张骞向汉武帝的建言，被武帝采纳，成为朝廷经营西域的指导性纲领。张骞将西域大国分成两类：一类是诸如大宛、大夏和安息这样的大国，另一类是大月氏、康居这样的大国，它们的兵力强弱不同，但都贪恋汉人财物，都可以通过“赂遗设利”使其朝拜汉皇帝。当然，赂遗设利吸引西域诸国入朝还只是第一步，真正打动汉武帝的，恐怕还是接下来张骞所说的以朝廷的威仪慑服并吸引西域诸国归附的建议，因为这些大国一旦归附，就会让汉家“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让汉朝皇帝的“威德徧于四海”。正是对这一理想的憧憬促使汉武帝果断下令，“四道并出”，深入未知地区，寻使通好，展开了汉家长期经营西部边疆的序幕。

《汉书·西域传》和《史记·大宛列传》所体现的汉朝廷经营西域所实行的“俫远人，致殊俗，威德徧于四海”的原则和目标，与秦始皇琅琊刻石文字所传达的君临天下的思想如出一辙：

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这里所引刻石的思想，首先宣示了皇帝的权威所能影响到的空间范围，即天地四方之内，都归皇帝管辖。不仅六合之内的土地尽归皇帝所有，土地上的一切，包括人和动物，皆被皇帝的德泽。这类似于张骞所说的“威德徧于四海”。刻石中所提及的疆土四至，是相对于皇帝所据王都或者王畿的中心而言。而这种描述统治权威从中心向四边扩散的服化观念，正像我们在较早的《尚书·禹贡》里所看到的那样：

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

这里所描述的五服模式，也被称为中国古代理想的王朝地理观念的一部分。这一模式可以由六个同心相套的四方形来表示：最里边的方形所表示的中心位置，即是王畿或者帝都所在地；从帝都的中心位置向外各延伸五百里所涵盖的土地，就是甸服；从甸服的四方边缘再向外延伸五百里，就是侯服多涵盖的土地；以此类推，按距离王都远近继续延伸，设置绥服、要服、荒服，构成五服王朝地理体制，体现的是五等与王都亲疏关系不同的服事与责任关系。这种服事责任关系与空间关系紧密结合，描述的是一个理想的王朝统治模式，即其文治武功影响所及，虽然相对于中心而言渐远渐弱，但通过这一层级权威扩散模式，可以将中心的影响波及远方，波及愈远，就愈能彰显“威德”所代表王权之合法性、有效性、和普适性，因此，使“威德徧于四海”，就成了王朝地理模式下王权统治的最高目标。

《尚书·禹贡》所描述的五服王朝政治地理模式，也略有变化地出现在《周礼》《荀子》《国语》等文献中。但是无论《周礼》中的九服，还是《国语》和《荀子》所记名称略有差异的五服，都与《尚书·禹贡》的五服思想一致，反映的是同样的早期中国政治地理观念模式。

《禹贡》五服所描述的王朝地理模式不仅仅是理想图式的反映，这一模式还与九州的划分相结合，试图将一套理想的地理格局与现实的山川地理分布统一起来。《禹贡》的内容主要包括分州、开山、导水和五服等部分，虽然只有短短不到一千二百字的篇幅，却被阐发为一个涵盖了地域之分、水土之工、疆里之治、税敛之法、九州之贡、四海之贡、达河之道、山川之祭、六府之修、土姓之赐、武卫之备、圣教之举等多方面内容的综合性文本。因为这些内容均涉及广域王朝的缔造和发展，所以《禹贡》所体现的地理思想，长久以来被看作是为后来统一王朝的出现从王朝地理的角度做好了思想和理论准备。一般的古代纪行类文本，主要根据旅行者的行踪、经验和见闻连缀而成，但《禹贡》将叙述寄托在大禹这样一位传说中经理山川、创立文明的王朝缔造者身上，因此这一简短的文本便具有了非凡的人文地理意义，它所描述的地理世界就成为治理与统治国家意义上的领土，因此也受到了历代广域王朝统治者的重视，它所反映出的政治地理思想，也被后来的统治者所认同。比如《魏书·地形志》就明确指出：“夏书禹贡，周氏职方中画九州，外薄四海，析其物土，制其疆域，此盖王者之规摹也。”从这个意义上说，《禹贡》体现的是一种来源已久的“天下”观念，这种概念综合地缘与血缘所代表的统治秩序，通过职贡、朝服等手段，建构起一个在九州格局之上以五服远近规定朝制、突出中央之尊和向心结构、俫远人、致殊俗、柔远能迩的政治地理大视野。随着《尚书·禹贡》的经典化，它所传达的地理思想就被奉为王朝地理书写的圭臬，深深地影响了人们对广域国家领土治理的理解。这一点，我们在《汉书·西域传》中也能看到相关的明显表达。

罽宾为葱岭以西距离朝廷绝远的国度，不属西域都护管辖。虽然汉武帝时与汉朝建立了通使关系，但凭借其远离朝廷、汉兵难至，罽宾王屡次剽杀汉使，之后复又遣使入朝谢罪，以至于汉元帝一怒之下断绝了与罽宾的通使往来。成帝时，罽宾又故技重演，入朝谢罪，朝廷打算通过护送罽宾使者入西域的方式缓和与罽宾的关系，但谋士杜钦却劝说当时掌权的大将军王凤不要这么做，他认为罽宾“有求则卑辞，无欲则娇嫚，终不可怀服”，也正因为地处绝远，所以“其乡慕，不足以安西域；虽不附，不能危城郭”，无论归附与否，对朝廷而言都没有什么益处。而且，杜钦强调：

圣王分九州，制五服，务盛内，不求外。

杜钦这里所说的“分九州，制五服”，其实就是《尚书·禹贡》中最核心的王朝地理思想内容。根据这一权威思想，“内”，也就帝王权力中心所在地，因为最重要，所以要“务盛内”；相比而言，远离中心的地带就没有那么重要。在五服的等级框架内，中心的权威由内向外传播，而贡赋与服从是由“外”向“内”的，内则不求外。在杜钦看来，入朝谢罪是罽宾应做之事，如果朝廷遣使以报罽宾来使，则有“求外”之嫌，与《禹贡》五服王朝地理思想不符，徒然将汉使陷入危险之中。

以上所见杜钦所受《禹贡》地理思想的影响，在《大宛列传》篇尾的“太史公曰”部分也体现得很清楚：“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早期人们对空间的想象，如我们在《禹本纪》《山海经》《穆天子传》《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等文献里所看到的，不乏对神怪妖祥的描述，但是张骞的出使，证明了早期某些想象的谬误，从而验证了《禹贡》所述九州格局的信实和权威。太史公的评论，从一个侧面表明，张骞凿空西域的创举从现实地理层面打开了人们认识世界的新窗口，并进一步肯定了《禹贡》文本及其所蕴含地理思想的权威，表达了太史公对《禹贡》空间叙述的认同。

《史记》和《汉书》对西域的描述，体现的正是对《禹贡》所传达地理思想的自觉认同。尤其是《汉书·西域传》，不但比《史记·大宛列传》更注重对客观而非想象的地理信息的记录，而且比后者更自觉地贯穿了《禹贡》政治地理思想，始终不忘在地理信息的描述中表达和强化朝廷中央与西域世界的关系。一则典型的《汉书·西域传》对西域某国的记述，一般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王治或地方权力中心名称，距离汉都城及其驻西域长官府治、周围诸国王治之里数或者旅行所需天数，户、口及胜兵数，职官名称及人数，地方物产及风习，与汉王朝沟通交流的历史等。其中，所记国距离汉王朝及西域都护治所之里数，只是大概表明西域诸国与汉王朝的位置关系，至于其数字是否通过实测求得和是否准确，我们不能求之过深：即使有些数值与具体里数的差别很大，甚至这种差异大到令人怀疑可能存在伪造某些里数的地步，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在背后支撑这种叙述的思想是“俫远人”。对西域诸国当地风习及物产的记述，也应该这样理解。事实上，《汉书·西域传》对西域物产和风习等信息的记录并不均衡，约数居多，整体上显得比较简略、零散，甚至不乏猎奇色彩，但与这些信息的准确性相比，更重要的是这些记录所表达的“致殊俗”的象征意义。

《汉书·西域传》所表达的这种以中原汉王朝为中心、俫远人、致殊俗的王朝地理思想对《禹贡》所描述的服化思想的继承并非偶然，二者所传达的都是体现中原王朝与边疆关系的政治地理观念背后的圣王思想。《禹贡》推崇圣王大禹“声教讫于四海”的成功统治，表达的是前帝国时代对圣王的向往，《大宛列传》和《西域传》所体现的，则是帝国早期对于成圣的主动追求。从这个角度来看，当汉代皇帝有意识地将古代圣王当作他们模仿对象的时候，“俫远人”与“致殊俗”以求“声教讫于四海”，就成为他们处理与边疆政权关系的重要施政目标和施政原则。汉武帝听从张骞“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徧于四海”的建议时是这样，东汉皇帝处理与西域关系时“远览古今，因时之宜”、最后采用“羇縻不绝”的经营西域策略时也是这样。

五、结论

上面的分析，首先可以帮助我们解答《汉书·西域传》正文和篇末赞论所反映其作者对待朝廷经营西域政策态度不一致的问题。《西域传》正文中不见作者对朝廷的批评，但在赞论中则不但有直接针对汉武帝西域政策的负面描写，而且作者在赞论的最后通过表扬东汉对西域诸国的怀柔羁縻，来反衬西汉朝廷的用事过度。然而，通过对比《西域传》篇末赞论的相关内容与《后汉书·班固传》中班固在处理与边疆政权关系问题上的主张，我们发现班固并没有为了保存东汉朝廷的颜面而违心地夸赞东汉经营西域的政策；相反，如果《西域传》篇末赞论反映的果真是班固的思想，那么我们可以说，《汉书·西域传》赞论和《后汉书》班固传所反映的班固本人在处理与边疆关系问题上的态度是高度一致的，我们还找不到班固违心地粉饰东汉边疆政策的证据。事实上，他本人不但见证而且亲身参与了朝廷主动拓边的军事行动。

这样一来，原来的问题就变成为什么班固对武帝朝拓边西域的政策持批判态度了，这显然跟班固对羁縻政策的肯定有关。班固之所以支持羁縻政策，与周代以来形成的五服制王朝地理观念有关，这一观念所反映的理想治国模式，是一个由内向外“威德徧于四海”进而由外而内“俫远人，致殊俗”的图式。根据这一图式，最理想的中央与边疆关系，是边疆政权的主动归附和中央对边疆的羁縻怀柔相结合的产物。

当位居中央的朝廷由内向外扩散威德，还应该遵循类似《禹贡》所描述的五服模式层级关系，即帝都以外的甸、侯、绥、要、荒五服，由于它们距离王朝中央越去越远，它们与中央联系的密切程度逐渐下降，提供的贡赋、服务也相应地递减。西域、西南夷等绝远之地，比于荒服，但汉武帝贪其物产，为获宝货往往连年用兵，而使者往来馈赠不绝，耗费巨大，导致汉家腹地亏空，民不聊生，甚至引发社会动荡：这显然是由于武帝违背了《禹贡》所描述的五服原则而导致内外关系失序的结果。这个道理，班固在《汉书·西域传》赞论中引用淮南、杜钦、扬雄等的说法明确地指出来了：朝廷处理与边疆的关系，应在《禹贡》五服的框架内，内外有别，致贡有序，而“非上威服致其贡物也”。

需要指出的是，汉武帝当初听取张骞的建议经营西域，并非仅仅贪图西域宝货，而是也认同张骞所说的“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徧于四海”的宏伟目标。但这并不是武帝遭班固诟病之处。其实班固也并不排斥在处理与边疆关系时使用武力；他是在《禹贡》五服王朝地理框架内对武帝朝过度失衡的武力、处理内外层级关系的失序以及偏离原有边疆经营目标的批判。

以上解释，也为我们解答为什么汉武帝不惜代价两次讨伐大宛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大家对《史记·大宛列传》记述张骞出使西域的动机为联合月氏抗击匈奴这一点没有异议，但对汉武帝遣贰师将军李广利两伐大宛的动机，则争论颇多。有人说是为了良马，有人说是为了求仙，还有人说为了通商，为了开发西域等等，不一而足。但我想在这里强调，早期政治地理观念、尤其《禹贡》所表达的理想国家政治空间布局对汉帝国边疆政策的影响。这一理想的国家政治空间布局下，汉武帝经营西域的目的就是广土地、致殊俗、徧威德。派遣贰师将军伐大宛，可以看作是在追求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发生的事件，求良马、求仙、求寿、求通商等事，即使真的是这一过程中武帝的具体要求，也必须放在早期政治地理观念下理想统治秩序的大背景下考察才更有意义。

同样，我们也可以把西域范围的界定问题放在这个大背景下进行考察。《汉书·西域传》开篇给出了一个大致的西域范围，但这一界定范围要远小于正文所描述的包括葱岭以外的中亚、西亚和南亚等广大地区。这种情况造成了不少困惑，学界对西域名实所指长期争论不休。为调和矛盾，有学者将西域分成广、狭二义，一是《汉书·西域传》开篇规定的范围，即所谓的西域三十六国所在地；二则是泛指阳关、玉门关以西、包括西南的广大区域。余太山从两汉对西域进行有效管辖的历史出发，认为这一概念既不会在西汉也不会在东汉班固书写《西域传》的时候形成。他援引《汉书·匈奴传》汉武帝前元四年(公元前176年)冒顿单于信中提到匈奴征服“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这条材料，认为其中的“二十六国”为“三十六国”之笔误，因此推定《汉书·西域传》开篇的西域概念形成于匈奴对该地区的统治时期，早于汉代开始经营西域的时间。

余氏的推断虽不无可能，但其推断前提也不是没有问题。首先，“西域”这一概念的形成未必与汉代或者匈奴对这一地区是否实行过有效管辖直接相关，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与汉人对该地区的地理特征以及该地区居民族属及融合程度等情况的认识相关。从《西域传》的行文来看，文中所说的“西域”所指不是它与匈奴的关系，而是相对于汉王朝的统治中心而言。另外，我们还无法确认冒顿单于书信中提到的“二十六国”乃《西域传》中所说的“三十六国”之误。事实上，匈奴从未完成过对该地区的完全控制，匈奴与西域诸国的联系甚至可能比后来汉代中央与该地区的联系还要松散。考虑到这是一封写给汉朝皇帝夸耀匈奴在该地区的影响力的书信，“二十六”这个数字很可能已经有所夸大。

其实，《汉书·西域传》的编写者可能未必十分看重篇首所提及的西域界定范围与实际描述地区范围之间的偏差和出入。关于这一点，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后汉书》在对《汉书·西域传》篇首“西域”概念的承袭。《后汉书》对西域的界定与《汉书·西域传》的界定大致相当，但《后汉书》实际描述的西域范围甚至超过了《汉书》所载，将意大利半岛和地中海东、北、南沿岸地区也包含在西域的范围之内了。这种明显的不一致显然系由编纂者对材料的取舍所致：编纂者看重的不是界定的准确与否，也不是界定范围与实际描述范围的严格对应，而是选择对特定材料权威性的服从以及对《西域传》书写体例的继承，选择从王朝地理观念的角度对突出中央与边疆关系的写作原则的遵从。因此，要理解汉人对西域概念的界定，我们不应脱离汉代边疆书写的具体语境对材料进行过度解读。

最后，我们也可以从早期理想政治空间构建的角度，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在叙述西域诸国的位置时采用了不同的参照：《史记·大宛列传》在描述各国位置的时候，所采用的参照国并不固定，而是随着被描述国位置的改变而改变参照；《汉书·西域传》则不同，被描述国通常都是通过西汉都城长安、西域都护治所乌垒、有时候还包括汉帝国西部边关阳关或玉门来确定位置的。叙述参照地从移动到确定，不应该仅仅被看作是张骞出使西域和书写《汉书·西域传》这两个时间点的对应，把这两点看作是一个过程的两端似乎更有助于我们认识这种不同。这个过程是西汉一代经营西域的过程，同时也与汉和匈奴长期博弈拉锯的过程密切相关。当张骞向汉武帝描述他所亲历诸国及其旁之邻国的时候，西域基本上完全受制于匈奴，还没有建立起与汉帝国有效的官方联系，所以张骞描述这些地区的位置时，都是根据其所邻政权的位置来描述的。但到了宣帝、元帝之后，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经营，西域尽归都护统领，而都护则直接归朝廷管辖，所以被描述西域诸国的位置，就由汉帝国权力的中心(即帝都长安)以及次中心(即都护治所)来确定。从这个角度来看，以上所述西汉一代经营西域的过程标志着“俫远人，致殊俗，威德徧于四海”目标的实现，是中央在西域地区实力和权威的展示，也是汉帝国对治理疆土、处理中原与边疆关系过程中自信心逐渐增强的体现。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在早期史书中看到的西域既是一个空间概念，也是一个时间概念，时间和空间都是我们理解这一历史地理概念的不可偏废的维度，而在这一时空框架中，我们不仅能够看到汉帝国与周边政权，尤其与匈奴和西域诸国之间地缘政治、外交关系以及文化与商贸交往等方面一直处于变化状态的紧张关系，而且我们也可以从历史书写者的视角看到这种紧张关系背后汉帝国所继承的传统的理想政治图式和思想表达，看到这一想象的政治思想建构对现实政治实践的持续影响和作用。

（本文原刊《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1年第6期第25-40页，文中原有注释，引用请务必参考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