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曲，顾名思义为河道弯曲之处。河道曲折甚大或曲折甚多之处，常作为地名，如甘肃贵德之河曲、山西忻州之河曲等等。唐时，“河曲”除泛指河流弯曲之处，还特指白于山以北的关内道北部地区，大致包括今河套平原及鄂尔多斯高原，唐廷在“河曲”置六州，安置三十万突厥、回鹘、党项等外族降户，时称“六胡州”。唐人并未对“河曲”划定明确界限，基于本文的研究主题即后勤补给地理，文中使用的河曲地区的范围，主要指唐关内道自灵州至胜州河段，包括黄河曲流两岸州军在内的一个带状区域，大致相当于今银川平原、后套平原和前套平原。

河曲地区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处于半农半牧带中，历史上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在此争夺抗衡。在唐代，这里是唐廷与突厥、回鹘、吐蕃等游牧民族对抗的前沿阵地。唐廷采取种种措施，加强经营，河曲地区逐渐形成沿黄河一线的军事驻防城及驻兵防御体系，其北御突厥、回鹘及奚等北方民族，护卫着唐朝的北部及西北部边界。军队长期屯驻在这条防线上，后勤补给需求庞大，黄河水运作用日益凸显，并成为河曲地区诸州军后勤补给运输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

目前关于唐中后期河曲地区黄河水运的研究较少，大多附属于相关财政管理机构的研究中，仅部分学者考察了河曲地区黄河水运的大致状况，对黄河水运线形成的背景、发展与调整变化尚未有专门的、系统的论述，对具体的交通运输地理问题也鲜有着墨。本文通过对唐中后期河曲地区不同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交通地理等方面的分析，尝试构建河曲地区黄河泝流水运线形成与发展的大致脉络，并由河曲地区黄河水运管理的变化与调整，进一步探讨河东—振武—天德水陆运输系统的形成与运作。

一、作为河曲地区后勤补给运输线的黄河水运线

“但谔家之衣缨，长居兵役，别平河之南运，骤西武之般输”，“丰州地多沙碛，灵武境足风尘，黄河带九曲之源，三堡接斜川之岭。……塞外风尘，伤金河之役士。”这是敦煌写本唐《朋友书仪》中一些描写役士生活的内容，“平河”即胜州平河水，“西武”为灵武，“金河”为黄河。书仪的使用者从事自胜州至灵武的黄河水运，则唐代河曲地区可能存在一条连接胜州、丰州与灵州的黄河泝流水运线。按《新唐书》：“度支岁市粮于北都，以赡振武、天德、灵武、盐、夏之军，费钱五六十万缗，泝河舟溺甚众。”贞元八年（792），吐蕃围灵州，军食绝，度支“于胜州泝河运云、朔米万余斛”。又元和八年（813）韩愈议振武益开屯田云：“吾以为边军皆不知耕作，开口望哺。有司常僦人以车船自他郡往输，乘沙逆河，远者数千里。”则唐中后期河曲地区确实存在一条黄河泝流水运线，其所承担的正是关内道北部诸驻防军的后勤补给运输任务。

（一）开元中河曲地区黄河水运线的形成

河曲地区黄河泝流水运线的主要功用是为该地区诸驻防州军运输军需粮草，则其形成与唐代北部边疆的军事形势和边防政策密不可分，也与军队后勤补给的筹措、运输等问题密切相关。

1.北部边疆军事防御体系确立

唐高祖、太宗时，以临时调动、战后退军解散的行军为主，大力修筑边城为辅，防遏突厥南进。高宗、武后时期，为抵御东突厥的南下，唐廷向北部边疆调集了大量行军。突厥长期侵扰，行军在战事结束后便退军解散，无法强力御边，遂逐渐向长驻军或镇军转化，与突厥以黄河为界，护卫着唐廷的北疆。中宗复位后，一改武后时对待突厥的软弱畏惧，采取强硬的态度，加强北疆军事防御。景龙二年（708），朔方道行军大总管张仁愿于黄河以北修建了东、中、西三受降城，并在三受降城以北一次性建造了1800所烽堠。张仁愿此举，实以三受降城为内重防线，以烽堠燧台为外重防线，并在三城以北的广阔区域派骑兵巡游队伍，构建了多层结构多重建置、防守工程与巡游力量互相结合、攻守兼备与静态动态互为一体的御边体系。三受降城的修建不仅拓地三百余里，将原双方对峙前线自黄河一线前推至阴山一带，还将原突厥默啜汗国的根据地亦即突厥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的中心地区，转变为唐代北疆重要的军事地区。后任朔方大总管的郭元振，于先天二年（713）修筑定远城并置军。至此，河曲地区黄河沿岸诸军事驻防城与常驻兵构成了一条黄河防线，驻扎在这条黄河防线上的驻军逐步走向正规化并迅速发展，基本形成一个由朔方行军大总管统一指挥的军事防御体系，“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朔方无复寇掠”。

至开元九年（721）始置朔方节度使，以其辖区为一个军事区时，河曲地区已有的经略、丰安、定远、西受降城、中受降城、东受降城（即振武军）等主要的常驻军归朔方节度使所领。天宝年间驻扎在这条黄河防线内外的驻防军多达64700人，其中经略军辖兵20700人，丰安军辖8000人，定远军辖7000人，东、西受降城各驻7000人，安北都护（即中受降城）辖6000人，单于都护辖9000人，后又增置横塞军等。大量军士长期驻扎在河曲地区，如何解决其庞大的后勤补给需求是唐廷面临的一大问题。

2.从屯田到和籴：军需粮草主要补给方式的转变

后勤补给包括粮食、被服、兵器等诸多方面，其中粮食最为重要。开元、天宝年间朔方军兵士达64700人，一兵一日的食粮是2升米，一年便是7.2石，折为粟是12石。弩台、烽堠也需备干粮、生粮。另外，朔方军有1.43万匹用于作战的军马，每匹冬春日食粟1斗，年食粟18石，还有用于运输物资的六驮马，每匹冬春日食粟3升，年食粟5.4石。据李锦绣计算，开元年间整个黄河沿线的驻防军每年兵马粮草需求量约为125.64万石粟，这些军粮主要有四种来源，即屯田、租税支给、和籴和斸田收入。然而，除和籴所得从他地运输来的粮食外，其他几种来源均依赖于当地的农业生产，那么河曲地区农业生产状况如何，能够多大程度上实现就地自给？

河曲地区大致包括今银川平原、后套平原与前套平原，处于西北干旱半干旱区，年降水量稀少，自西向东从50mm至400mm不等。黄河横贯而过，可引河水灌溉。相比西北其他地区，河曲地区农业生产条件较好。尤其银川平原，开发较早，引黄灌溉的历史较久。韩茂莉指出，其与青铜峡之间的坡降及峡谷的束水功能，为兴修水利提供了良好的地形基础。

北魏时期此处已有水利工程，唐代更是修建了光禄渠、七级渠、特进渠、汉渠、薄骨律渠等诸多灌渠，有效促进了农业发展。在后套平原，也有陵阳渠、咸应渠、永清渠等灌渠。加之隋及唐前期在河曲地区陆续设置了许多州县，农耕人口大幅增长，故河曲地区不仅农业生产条件佳，而且在农业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及管理方面也应有一定基础。

一方面，行军制转变为镇军制后，河曲地区驻军大量增加；另一方面，在府兵制下，军士也从事农耕，有足量劳动力来维持供给军粮的屯田的运营，且唐廷为解决军粮在开拓经营屯田上用力最多。据《唐六典》载，开元时期，朔方诸州军共有234屯，每屯50顷，共有1.17万顷，若按唐北方旱地年平均亩产量一石计算，产粮可达117万石。当然这只是粗略估算，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实际屯田粮食产量并不如计算出的这么多，但足以说明，开元中以前屯田为河曲地区驻军粮食的主要补给方式。

至玄宗开元中，均田制和租庸调制被破坏，府兵制走向崩溃，由国家财政供养的职业兵即官健，构成了这支边军的核心。官健不习农事，其后勤补给全部依靠中央政府供给，军屯遂迅速缩减，以屯田为主的补给方式已无法满足这支边军的军粮需求，据日野开三郎估算，天宝年间军粮总需求量中军屯补给仅占二成。另外，租税回充虽是军粮的补给方式之一，但此地区农耕人口稀少，农业生产水平与生产量也无法与黄河流域其他富庶的农耕区相比，故实际补给率很低。第三种来源是斸田，即兵士在余暇时从事力所能及的垦田，仅见于吐鲁番文书记载，其所能供给军粮更少。开元年间，当大量军屯无法维持时，和籴便逐渐上升为朔方军军粮筹措最主要的方式，据李锦绣计算，天宝年间朔方军兵马所需粮草总数为125.64万石，其中籴粟105万石，占83.57%，屯田、斸田为20.64石，占26.43%。

和籴粮草一般有两种来源，一种是就军和籴，另一种在他地和籴后运输至所需州军。就河曲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来看，依靠就军和籴根本无法达到105万石，很大部分应是在他地和籴后运输至河曲诸州军。元和八年，韩愈议屯田时，概括了开元年间及以后河曲地区边军粮草筹措的常态，“吾以为边军皆不知耕作，开口望哺。有司常僦人以车船自他郡往输，乘沙逆河，远者数千里。”

3.自河东太原向河曲地区的粮食补给线

朔方军的军粮很大一部分来自他地和籴，所谓的他地，只可能是位于其南的陇右、京畿及与其相邻的河东道。京畿所在的关中平原虽农业生产条件良好，生产技术与工具等在全国为一流，但早在秦都关中时，因人口迅速增加，和为防卫北疆而维持的大量军队，本地农业生产供不应求，已开始运输关东粮食以补给关中。至唐都关中时，人口日多，自然灾害频仍，王侯权贵因私利在渠旁修建碾硙妨碍水利灌溉，加之关中供应部分边兵军粮等原因，以致“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关中对关东、江淮漕粮的依赖达到空前的地步，甚至帝王屡次趋洛阳就食，直到玄宗时开始在关中和籴，才略改善关中粮食紧缺的状况。故关中所产粮食多为关中籴用，虽能为朔方军提供部分军粮，但无法完全满足其所需的和籴量，仍需在东邻的河东道和籴以补充不足。

河东道约以太原为界，北部为半农半牧区，南部汾涑流域为黄河以北传统富庶农业区之一。吕梁山与系舟、太岳、中条等山脉间形成太原、临汾、运城和长治四个山间盆地，土壤肥沃，河流众多，农业生产条件良好。唐代不仅在晋州、河中府、绛州等州府修建了大量农田水利工程，引汾、涑等水灌溉，在以太原为核心的太原盆地也修建了栅城渠、常渠、甘泉渠等灌渠，有力地支持了农业生产。且其开发较早，农耕人口数较多，生产工具、技术较先进，生产总量大。故安史之乱前，河东道经济极为发达，为京畿之经济依存。史书中常见以河东米粟补给关中的记载，咸亨三年（672）“关中饥，监察御史王师顺奏请运晋、绛州仓粟以赡之，上委以运职。河、渭之间，舟楫相继，会于渭南，自师顺始之也”。据《通典》载，天宝八载（749），河东道正仓屯粮近358.9万石，义仓屯粮730.96万石，常平仓屯粮53.5万石，可见安史之乱前河东道农业生产之发达，有足够余粮可通过和籴补给朔方军。

选择在河东太原和籴然后运输至沿边诸州军的另一重要考虑是，运输距离与路线的便利性。在关中和籴所得粮食可就近运输至灵州等河曲地区西部诸州军，但若将关中籴粮经灵州再转运至北边的三受降城、横塞军乃至单于都护府，过于绕远。若不经过灵州，直接由关中北出至河上三受降城，路多深沙，运输粮食的重车通行艰难，耗财耗力。

在河东太原和籴粮草，然后直接西运至河曲地区诸州军，是能够筹措到足量军粮且不加重关中负担的最佳选择。《新唐书》载：“度支岁市粮于北都，以赡振武、天德、灵武、盐、夏之军，费钱五六十万缗。”建中元年（780）四月，宰相杨炎“不习边事”，请在丰州屯田，并征发关辅百姓前往，疏浚陵阳渠以增灌溉，京兆尹严郢“尝从事朔方，晓其利害”，奏云：“况二千里发人出塞，而岁一代乎？又自太原转粮以哺，私出资费倍之。”这虽是德宗时事，但可见从太原转运河曲地区所需粮草已是惯例。

4.黄河泝流水运线的形成

随着河曲地区军事防御体系的形成与完善，为了满足沿黄河防线诸常驻军的军粮需求，开元中，形成了自河东太原至河曲地区黄河沿线诸州军的军粮补给线。但真正困扰唐廷的不是粮草的筹措问题，而是运输问题。中国古代内陆地区的交通运输方式无非陆运与水运两种，河曲地区诸州军间有陆路，自灵州沿黄河左岸北行可至丰州、西受降城，河上三受降城之间也可循黄河左岸往来。但当该地区有黄河这样有一定的通航能力的河流时，水运一般是首选。唐廷确实尽可能地利用了黄河水运，选择水运而非陆运的主因有三：

其一，河曲地区黄河的水运能力较好，而陆路难以运输大量军需物资。自灵州至胜州河段，属黄河上游，大部分为沙质河槽航道，河水较深，流速较稳定或较缓。大部分河道较稳定，水运条件良好，仅石嘴山至乌达段35公里，为石河航道，有多处碍航险滩，特别是头道坎、二道坎、三道坎，水流湍急。另外黄河出磴口后因进入河套平原，地势坦荡，河道变化较大，形成南河与北河，但有唐一代还是固定的以北流为黄河主干，虽与现代河道不同，无所参考以更准确地说明情况，但盖不影响水运。北魏太和七年（483），薄骨律镇将刁雍就曾利用黄河水运，自高平镇（唐原州）运六十万斛粮至沃野镇（唐丰州），孝文帝就此下诏：“非但一运，自可永以为式。”刁雍之所以改用黄河水运，即因其曾自原州至丰州陆运粮食，非常不便：“道多深沙，轻车来往，犹以为难，设令载谷，不过二十石，每涉深沙，必致滞陷。”关于唐代灵州至胜州段的黄河水运的能力，哥舒翰输粟关中一事可辅助说明，哥舒翰任河西陇右节度使时，曾在河州、炖煌道屯田，以“余粟转输灵州，漕下黄河，入太原仓，备关中凶年”。

其二，在组织运输上水运较陆运更加便利省力。将太原籴粮运输至河曲地区诸州军，若采用水运，必是泝流而上的，相较于顺流自然费力得多，但相较于陆运，仍有很大经济优势，且便利省力。陆运一般有人力、车运、驮运三种方式，据运输道路的难易状况，其脚值不同。据清木场东研究，唐代黄河泝流每百里百斤的船赁，相较于平坦路的车赁可便宜5.88—15.78%，比行山路、陡坡的人力、驮马的脚值贵6.67%—33.33%，比平坦路的人力、驮马的脚值贵一倍左右。泝流水运的运费虽比人力、驮运贵，但这是一条运输里程长、运输量大的路线，采取陆运，就需解决每年为运输这些粮食而征发的大量运输者及运输所用牲畜的问题。泝流而上虽需纤夫拉纤，但每只漕船的载重量可达数百至上千石，在河流具备通航能力的情况下，水路运输的便利性带来的优势远超其在脚值上的劣势。

其三，朔方诸州军的驻地几乎都位于黄河岸边，或距黄河不远。中受降城在黄河北岸之拂云堆，匈奴入寇时常于此祭拜后集结兵马渡河。东、西二受降城在“黄河外”，宝历元年（825）振武节度使张惟清恐东受降城被黄河浸毁而移筑新城，开元初、元和八年西受降城两次被黄河浸毁，知东、西二受降城皆濒河。丰安军在灵州西百八十里“黄河外”，为今宁夏省中宁县石空镇；定远军在灵州东北二百里“黄河外”，为今宁夏平罗县姚伏镇东北三里处；横塞军在天宝八载初置时，在木剌山可敦城，天宝十三载与乾元元年曾两迁，均在今乌拉特前旗额尔登布拉格苏木，故此三军皆位于唐黄河干流的岸边。经略军的所在地有灵州与榆多勒城两种不同记载，若在灵州，则就在黄河边，若在榆多勒城，则西距黄河甚远，但经略军距关中更近，可能主要由关中籴粮补给，由河东漕粮补给的比重较小。

综合考虑费用的经济性、组织的便利性及运输能力等多方面，唐廷选择了通过黄河泝流水运将河东和籴所得的军需粮草运输至河曲诸州军，河曲地区黄河水运线就此形成。

（二）河曲地区黄河水运的具体转运路线与管理

1.具体转运路线

河曲地区的黄河泝流水运，是自河东至朔方诸州军后勤补给运输线上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运输终点为分布在黄河两岸的朔方诸州军，那么起点在何处？虽说由太原直接西出也可抵达黄河岸边，但其间不仅有吕梁山、云中山等南北走向的山脉横加阻隔，且自今清水河县喇嘛湾至禹门口的七百余公里河段，黄河穿行于晋陕峡谷之间，为峡谷石质和沙卵石河槽，河道比降大，流速快，多险滩、暗礁，只能通行小船和摆渡，并不具备运输大量物资的水运条件。因此在太原和籴所得粮草只可能在今喇嘛湾以上河段入黄河。

喇嘛湾即唐代的君子津，属胜州河滨县，喇嘛湾以上河段左岸为东受降城，右岸为胜州。按胜州都督府长史王承裕曾担任朔方道水陆运使，敦煌写本残卷唐开元《水部式》载胜州有“转运水手一百廿人，均出晋绛两州，取勋官充”。《朋友书仪》中也常见“榆多役士，长悬胜府之忧”之类有关胜州水运役士的描写。则黄河水运管理机构与水运水手皆常驻胜州，胜州应为河东籴粮由陆运转入水运的中转站，即河曲地区黄河泝流水运的起点。贞元八年，吐蕃围灵州，军食绝，及吐蕃稍却，度支“于胜州泝河运云、朔米万余斛”。

但粮草在胜州境内的转运，并非直接由陆运转入黄河水运这么简单，《朋友书仪》中载“别平河之南运，骤西武之般输”，说明粮草在转入黄河之前还会经“平河”运输一段里程。关于此“平河”，《元和郡县图志》胜州榆林县下记：“平河水，首受黄河，隋文帝开之以通屯仓。”即太原和籴粮草陆运至胜州界后，先存储于屯仓之中，运输时先转入屯仓附近的平河水，由平河水入黄河，再运输至沿河诸军（图1）。如此转运，大概因为在这条物资运输线上，胜州不仅是陆运、水运转换的枢纽，也处于河东相关军粮筹措及运输机构将粮草移交给朔方诸州军的重要环节。在转运时，受到籴粮运至胜州的时间、水运漕粮的规模、黄河此时段的水运状况等因素的影响，陆运粮草一般不会直接转入水运，而是先存储于屯仓中，待到合适时机再转入黄河。平河水及其连接的屯仓的具体位置暂无法确定，自太原陆运而来的粮草，是在左岸储备、运输，还是需渡黄河搬运至右岸，也有待考察。

2.黄河水运线的管理机构

随着这条黄河运输线的形成，管理黄河水运的职官也相继设立。王承裕曾在开元中“任榆林郡（胜州）都督府长史，兼充朔方道水陆运使”。此时以胜州都督府长史兼水运使，正是因为胜州是军粮自陆运转入黄河水运的中转站，水运使驻胜州方便管理交接、组织运输等诸多事务。《水部式》中负责转运的胜州转运水手应归此水运使管辖。

朔方道水陆运使一职，目前仅见王承裕一例，之后在史书中频繁出现的与关内道黄河水运有关的官职是六城水运使。六城即三受降城、经略、丰安和定远军，是唐北部边疆黄河防线上的六个最重要的支撑点，据前文所列朔方军诸城兵数计算，此六城的兵力占朔方军总兵力的86%。六城水运使与朔方道水陆运使的职责相似，也是通过黄河水运线为朔方军运输军需粮草。目前已知的最早充六城水运使的是灵州长史杨行审，后来节度使广泛设置，职权不断扩大，开元二十九年王忠嗣任朔方节度使时，朔方节度使始兼六城水运使，天宝五载后，朔方节度使所加包括水运使在内的诸使“遂为定额”，曾任朔方节度使的李林甫、仆固怀恩、郭子仪、李怀光等都带六城水运使一职。六城水运使既“遂为定额”，又有多个节度使兼任，时间跨度较长，故何汝泉认为其应属固定的地方运使。

六城水运使很可能是由朔方道水陆运使转化而来。王承裕任朔方道水陆运使的具体时间无明确记载，按其在任时“故制使信安王以贞固荐，故左相牛仙客以尤异称”，牛仙客始代信安王李祎为朔方节度使是在开元二十四年秋，不久王承裕因事坐贬为连山郡司马，开元二十六年十一月卒于连山郡官舍，则开元二十四年王承裕尚为水陆运使。丸桥充拓考察《授杨行审灵州长史制》的作者中书舍人孙逖的在任时间，认为杨行审上任时间应在开元二十四年至二十七年之间。则这两任官员的在任时间最长相隔三年，最短则直接衔接。在这两个官职之间尚未见有其他人担任管理河曲黄河水运的官职，且魏少游曾任六城水运副使，但两《唐书》的《魏少游传》均记为“朔方水陆转运副使”，或可说明朔方道水陆运使与六城水运使是前后相继的关系。六城水运使的职责范围，不只限于泝流水运河东籴粮，在关中筹措粮草与河东籴粮两条物资补给线重合的地区，也有顺流运输关中粮草补给灵州乃至西受降城的可能。

唐开元年间，在河曲地区形成了一条黄河水运线，其主要任务是将河东籴粮自胜州泝流运输至河曲地区黄河沿线诸州军。虽无确切数据可计算出经这条运输线向朔方军补给的军粮的比重，但六城水运使这一使职常设，且由朔方节度使兼领，可见重要。正因河曲地区黄河水运线形成后，从事黄河水运的兵士众多，为北部边疆士兵所作的《朋友书仪》中才有大量关于水运舟船的内容，如“某乙悬心塞外，驱驱役役于边州，积念思乡，凄凄骤骤于戍舸”，“仰朱星皎皎，流光入役士之舟”，“兰蓬绝径，芦苇侵天，唯舟行人，能不凄怆”，“别平河之南运，骤西武之般输”，“丰州地多沙碛，灵武境足风尘，……塞外风尘，伤金河之役士”。《朋友书仪》在唐时为关内道北边边塞兵士广泛应用与流传，反映出河曲地区黄河水运之盛。

二、河曲地区黄河水运线的重建与调整

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出京避难，朔方军军将迎太子李亨至灵武，并拥立其即位为唐肃宗。自此，朔方军因在开元、天宝年间积聚的强大兵力，成为平叛主力。朔方军长期在外征战，战时军需供给由粮料使筹措，原有的军需物资供给体制失去作用，这一时期河曲地区黄河水运几近衰落，甚至中断。但朔方节度使郭子仪、仆固怀恩、李怀光等仍按惯例兼有六城水运使，李怀光任朔方节度使兼六城水运使等使职持续至兴元元年（784）三月，此后河曲地区诸节镇官均未见带六城水运使一职，也未见与管理黄河水运相关的类似使职。直到贞元时，伴随着京西、京北军事防御系统、财政系统逐渐恢复，河曲地区的黄河水运线才得以再建。

（一）贞元中黄河水运线的重建

河曲地区黄河水运线所承担的，是这一地区常驻军非战时的后勤补给的运输，因此当安史之乱平定，朔方军渐回驻河曲，京西、京北防御体系及供军系统恢复，黄河水运线亦随之重新运作。安史之乱后，原北部最大的威胁东突厥迅速衰落，回鹘与唐王朝相对友好，但吐蕃不断侵扰。面对新形势，京西、京北防御格局不断调整。朔方军在回驻的同时，皇帝意识到地方军镇掌握武装力量对朝廷构成的威胁，开始削减、分割当时达到极盛的朔方军。京西、京北军事防御体系的调整始自肃宗，乾元元年，分朔方置振武节度押蕃落使；乾元二年六月，又分置邠、宁等九州节度使。大历十四年（779），德宗即位后立即将朔方一分为三，以朔方都虞候李怀光为河中尹，邠、宁、庆、晋、绛、慈、隰等州节度观察使；以朔方右留后常谦光兼灵州大都督，西受降城、定远军、天德、盐、夏、丰节度等使；以朔方左留后、单于副都护浑瑊为单于大都护，振武军、东中二受降城、镇北及绥、银、麟、胜等军州节度营田使。贞元元年，随着李怀光叛乱被平定，朔方军彻底被分解为三部分，防御重心由河上诸驻防军城构成的沿黄河防线，转移到灵州及以南的盐、庆、原、泾、宁、邠一线，确立“京西北八镇”（凤翔、泾原、邠宁、鄜坊、朔方、振武、天德、夏绥）防御体系，八镇各自独立、互不隶属。

与此同时，供军系统逐步恢复常态。贞元二年，韩滉任度支诸道盐铁转运等使，复兴漕运，并于京畿及京西、京北实行折籴、和籴，“所在储积，以备军食”。贞元三年，李泌为计相，一方面提出实施就军和籴法，另一方面加强西北边区屯田，冶铸农器、籴麦种、通过党项易牛，又征发戍期已满的戍卒开永业田。此后，河曲地区屯田、和籴逐渐恢复，史书中也可见振武、天德屯田、修建水利设施的事例。贞元十一年李景略任丰州都防御使时，“凿咸应、永清二渠，溉田数百顷”。元和六年韩重华任振武、京西营田、和籴、水运使时，“东起振武，西逾云州，极于中受降城，凡六百余里，列栅二十，垦田三千八百余顷，岁收粟二十万石。”咸通中，支谟任天德军副使时，“劝诱诸军将士重浚古渠，擘出黄腴，溉田几百万亩。”

虽然“振武、天德良田，广袤千里”，但河曲地区屯田耕种者不足，即便采取了鼓励兵员从事农耕、募集贫民、驱使配军的罪人等等方式，仍无法从根本上长期维持大规模的屯田。且党项、吐蕃等不时有计划地破坏屯田水利设施，大历十三年吐蕃遣马重英率众四万侵灵州，“夺我水口，填汉渠、御史渠，以弊屯田。”党项、突厥等降户还于秋收时剽掠屯田，开成二年（837）七月振武军上奏：“党项三百余帐剽掠逃去……振武突厥百五十帐叛，剽掠营田。”被剽掠之后的屯田常无法有效恢复原来的经营，频有河曲地区土沃而无人耕种的记载，会昌六年（846）五月赦文：“灵武、夫（天）德三城封部之内，皆有良田，缘无居人，久绝耕种。”因此，自外地运输而来的和籴粮草仍是河上诸军粮草补给的重要来源。

在政治、边防与财政等渐趋恢复的大背景下，河曲地区黄河水运线重新运行。贞元八年吐蕃围灵州，军食绝，灵、夏二州运粮使郑克均自夏州，以牛马杂运米六万余斛至灵州，“度支又于胜州，沂（泝）河运云、朔米万余斛”，云、朔即代北之云州与朔州。“是秋，云州亦有积年谷、稻数万斛，人心颇固”，则之后还计划利用黄河水运运输粮草至灵州。此时河曲黄河水运线虽已再度启用，但只是战时应急。贞元中，薛謇始任京兆（北）水运使掌管黄河水运时，“主谷籴，具舟檝，募勇壮且便弓矢者为榜夫千有余人，隶尺籍伍符，制如舟师。诏以中贵人护之，声震塞上。每发粟泝河北行，涉戎落以馈缘边诸军及乘障者，虽河塞回远，必克期如合符，一岁中省费万计。”不仅置有专门的水运使，且运输规模庞大，有组织、有计划，可推断贞元中黄河水运线真正得以重建。

（二）贞元以后黄河水运线的调整

“京北水运使”一职的设置可视为河曲黄河水运线重建的一个重要节点，重建之后其主要任务仍是为河曲诸州军运输军需粮草。元和六年，因“运使不得其人”，振武告饥，时任宰相的李绛请开营田，以“省度支漕运及绝和籴欺隐”，这说明此前来自河东的粮草仍经黄河水运转输沿河州军，且有水运使管理。后以韩重华为振武、京西营田、和籴、水运使，管理河曲黄河水运。元和十五年，崔群以金部郎中任水运使，“单于之西、振武之北，二千里而远，师储告实。”还有一些史料也可证明河曲地区黄河水运线在唐后期持续发挥作用，如丰州胡洛盐池每年采盐约一万四千余石，“供振武、天德两军及营田水运官健”，此“水运官健”应即负责黄河水运的兵士。大中元年（847），“突厥掠漕米及行商”，被振武节度使率军击破。大中四年，党项叛乱，“劫馈谷以焚舟”，此“漕米”“馈谷”应是经黄河水运的军粮。

唐代河曲地区黄河水运史料甚少，要了解贞元以后黄河水运线的发展与变化，需借助相关职官设置来分析。贞元中黄河水运线得以重建，按理来说应该有六城水运使之类固定的使职来管理水运相关事务，但自韩重华后，与黄河水运直接相关的职官设置仅有一例。这并不意味着河曲黄河水运就此衰落，其只是被归入了新的军需物资供给系统之中，在该系统中，负责管理黄河水运的是代北水运使。

1.从京北水运使到代北水运使

贞元中至元和中，曾掌管河曲地区黄河水运的水运使，目前仅见三例，均指向一个新的官职——代北水运使。据李翱为卢坦所撰的《故东川节度使卢公传》（以下简称《卢公传》），薛謇曾被人举发在任代北水运使时蓄异马不上献，《新唐书·卢坦传》《资治通鉴》相关记载略同。《册府元龟》又载薛謇在任代北营田水运使时贿赂宦官以求进迁。但薛謇神道碑记载的官历中只有京北水运使，并无代北水运使，且按薛謇的官历，其只有任京北水运使时才可能蓄异马。《卢公传》还记载了振武、京西水运使韩重华屯田的事迹：“（卢坦）以韩重华为代北水运使，开废田，列栅二十，益兵三千人，岁收粟二十万石。”《新唐书·卢坦传》中也记韩氏为代北水运使。但据时人韩愈《送水陆运使韩侍御归所治序》，韩重华当时应是兼掌京北屯田的水陆运使，其幕僚范传楚墓志铭中也称韩重华为“河东、振武、天德诸城平籴水运使”，《新唐书》记为振武、京西营田、和籴、水运使（表1）。

李翱作《卢公传》时，将薛謇与韩重华官职记为“代北水运使”，说明薛謇所任的京北水运使与韩重华所任的振武、京西营田、和籴、水运使，类似于甚至相当于李翱作传时的代北水运使一职。而且，这三个水运使职驻地均在雁门，薛謇神道碑载京北水运使“局居鴈门”，韩重华的幕僚范传楚“殁于雁门官舍”，敦煌文书《诸道山河地名要略》载：“代州……今为刺史理所，兼置代北水运使院。”代北水运使与京北水运使、振武京西水运使的驻地、职责及范围高度重合，必然不是简单巧合或史料讹误，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或者说代北水运使与河曲黄河水运是否有关？

关于代北水运及代北水运使，目前有多种不同观点。严耕望认为唐时代北的桑干河、滹沱河和汾水有水运之利，代北水运使的设置即为管理这三条河流的水运。孙瑜认为代北水运使的主要职责是利用水陆运输网络将谷粟运输到沿线诸军镇，保证代北诸军的军粮供给，并负责自太原运至丰州的粮草在代北段的运输，其水运网络即严耕望所提出三条河流。何汝泉认为代北运使是在振武节度使设置后，为从代北地区运送其营田不足给用的粮食而设置的，并在代州置使院以组织运输。而丸桥充拓提出代北水运使实是贞元中以后度支辖下负责北部边疆军事物资供给的官员，负责将河东和籴粮食泝黄河而上运输到沿岸诸州军。此四种观点最具代表性。代北水运使是否与河曲地区黄河水运有关？首先应从最关键的一点——水运来探讨。

2.代北水运使管辖下的黄河水运

代北，一般以为指代州以北，其北线较难确定。唐代对代北的控制与时伸缩，最盛时曾有效控制漠北地区，晚唐时只能控制单于都护府一带，唐末代北的北线约以单于都护府所控地区为限。据代北的地理条件，不可能有发达的水运，但却设有代北水运使。此水运使不仅有使院，还有代北水运巡官监察，则代北水运使应为定制。唐代地方水运使不多，最重要的有陕州水陆运使、河南水陆运使、汴东水陆运使、六城水运使等，都承担着重要的水运任务，代北水运使应不例外。如此，代北水运使组织运输时所利用的河流通航里程不会太短，且运输物资量较大。

代北主要河流除西边的黄河外，还有汾水、滹沱河和桑干河（如图2），都是河东、河北道流域较广且支流较多的河流。然而，这三条河流在代北地区均为上游河段甚至上源。汾水，源自岚州静乐县北一百三十里的管涔山，自北向南流经岚州东部，于楼烦监转而东南流至太原，河流绕行在峡谷之中，两岸山势陡峭。滹沱河，源自代州繁畤县泰戏山，西南流经繁畤县城北，经代州州城南转而南流，经崞县、唐林县东，自唐林县转而东流合沙河、岚水、虑虒水流入河北。严耕望用以证明太原以北滹沱河与汾水可通航的史料来自《后汉书·邓训传》，邓训于永平中奉命连接石臼河、滹沱河和汾水以打通都虑至羊肠仓的漕运。但这项工程所利用的河东道范围内的水运河段，分别是自忻州定襄以下的滹沱河河段或太原东部的滹沱河支流，及岚州静乐以下汾河河段，运输里程短，水运能力低，在唐代代北范围内的可通航里程极其短，代北水运使不太可能是为此专设。这项工程的实际效果是：“太原吏人苦役，连年无成，转运所经三百八十九隘，前后没溺死者不可胜算……遂罢其役，更用驴辇，岁省费亿万计。”这则史料实际表明汾河与滹沱河上游无法运输大量粮草。

桑干河发源于朔州鄯阳县南之累头山，东北流经云州，入河北境。关于其水运能力，史念海指出，内蒙古自治区南部东汉古墓出土壁画显示桑干河曾经能够航行船只。唐初征伐高丽，自桑干河抵卢思台运输粮草，行程八百里，水运起点应在今山西大同南桑干河与御河汇合处。御河（即如浑水）为桑干河较大支流，其汇入后，桑干河流量增大，成为航运起点。即唐代代北可利用桑干河运输粮食的是云州东部与蔚州，且只能自云州顺流而下至蔚州。然而安史之乱后，蔚州仅有横野军3000人，又处于大同盆地，农业生产条件较好，对外地粮食供给的依赖小，无需为此设立代北水运使。

排除此三条河流，代北范围内最大可通航河流唯有黄河，因此代北水运使实际上与京北水运使一样，主要利用黄河运输。但其职责范围绝不限于代北，因为代北范围内的黄河河段不长，可通航河段更短。长庆末，度支水运营田使贺拔志因虚报振武营田数而畏罪自杀，丸桥充拓从财政机构设置方面考证应该为代北水运使，则首先振武在代北水运使管辖范围内。开成三年，度支使杜悰上奏：“水运院旧制在代州，开成二年，省司以去营田、发运公事稍远，遂奏移院振武。……请依旧却移代州。”既以振武为发运起点，说明此后勤补给运输线会延伸至振武以西沿河诸州军。又李德裕曾上书建议在胜、麟两州间设使和籴，“如万一振武不通，便改充天德军运粮使”，说明正常情况下，天德军的粮草来自振武方向。如此，在代北水运使的管理下，河曲地区黄河泝流水运线继续运作，将在河东筹措的粮草运输至振武、天德。

贞元中河曲地区黄河水运线重建之后，不同时期，分别在驻于代州雁门的京北水运使、振武京西水运使、代北水运使的管理下持续运作。目前可确定曾任代北水运使的有四人，分别为贺拔志、司空舆、马曙、段文楚，人数虽少，但任职时间从长庆年间（821—824）持续到乾符五年（878）。则自贞元中薛謇任京北水运使始，至乾符五年代北水陆运使段文楚在李克用叛乱中被杀为止，近八十年时间里，沿河州军后勤补给多仰赖河曲地区黄河水运线。乾符五年，“代北荐饥，漕运不继，文楚颇减军士衣米。又用法稍峻，军士怨怒”，沙陀副兵马使李克用起兵叛乱，杀云州防御使、代北水陆发运使段文楚，后支谟继任云州防御使，史料未载其兼水陆运使或水陆发运使。之后也再未见到代北水运使的相关记载，盖因唐廷已无法持续供应边军粮草。沙陀叛乱之后，河东与振武也陷入动乱之中，运输河曲地区诸州军后勤补给的黄河水运就此衰落。

（三）河东—振武—天德水陆运输系统

贞元中河曲黄河泝流水运线重建以后，主要任务仍是将来自河东的粮草运输至河曲地区沿河诸州军，但内部结构已然发生极大变化：其一，开元中此水运线初运行时，以水运起点胜州为中心，以胜州长史兼管黄河水运。天宝时期以军需粮草接收侧末端的灵州为重心，以驻灵州的六城水运使掌管黄河水运。贞元中以后，这一水运的核心转移到军需粮草的发运侧河东代北，水运使驻代州雁门。其二，整体上看，水运范围的西侧向内收缩，东向连接代北，与代北的陆运构成了一个新的水陆运输系统，由驻代州雁门的代北水运使统合管理。

河东—振武—天德水陆运输系统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在安史之乱后关内道北部军事形势变化、防御系统重构、财政系统大调整的影响下，河东道太原及其以北诸州军与振武、天德诸军被纳入同一供军系统之中，而在六城水运使管理时期最重要的灵州被分割出去了。安史之乱以前，灵州与天德、振武共同组成防御匈奴入犯的黄河防御线；安史之乱之后，伴随着“京西北八镇”防御体系的建立，原河曲地区朔方诸军被划分成灵盐、天德与振武三个各自独立、互不相属的军镇。由于回鹘不时侵扰天德、振武、河东道北部一线，天德与振武虽划分为二，但防御任务相同，天德军、振武军与河东军共同组成防御回鹘的战线。振武军与河东军还经常参与平定河北藩镇的叛乱，与河东军联系更为紧密，陆贽甚至提出设置河东元帅：“河东、振武等节度管内兵马，悉以属焉。”而原处于黄河泝流水运末端的灵州，则与盐州为一节镇，与其南的邠宁、鄜坊等军镇共同抵御吐蕃，与天德军、振武军的联系削弱。如此，在贞元中以后，河东—振武—天德实组成了一条北部边疆防御线。加之贞元中以后由度支总领北方财政，可越过道与节度使的限制，实现更有效、便利的财政管理与供军。度支下设总管河东太原及以北州军与振武、天德军需粮草的财政机构，如支度河东、振武、天德等道营田供军使、代北水运使、度支巡院，也会以河东供军使收管丰州胡落池盐，以供振武、天德两军。则贞元中以后，河东、振武、天德实属同一供军系统。

开元、天宝年间，河东太原及以北地区与振武、天德、灵州实际也在一条后勤补给运输线上，但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由度支在太原和籴，然后经山西高原中部的纵向干道陆运至胜州境；另一部分是由地方运使在胜州接收粮草，泝流运输至河上诸军。贞元中以后，在新的供军系统之下，自河东代北至振武、天德的水陆运输都由中央度支在地方设的代北水运使及使院负责，形成河东—振武—天德水陆运输系统。

代北水运使及使院作为利用这一水陆运输系统供军的最重要的财政官员与机构，其驻地代州雁门是这一运输系统的核心。代州雁门是山西高原北部的咽喉要地，雁门关控扼太原、河北通往振武、天德和代北云州这三大重要军事防御区的三条交通干道（图2）。第一条为太原通振武、天德道。自太原北行经忻州秀容县、代州雁门县，过雁门关，西行至朔州马邑县，再西北行，沿今苍头河谷道而上，至苍头河入浑河的河口处即古参合口（杀胡口、杀虎口）后，有南北两条路线可达唐振武军治所单于都护府城：北路向东北行，自今凉城县永兴镇入石匣沟，行至和林格尔北境西沟门，此段即古参合陉，出此陉道便可至单于都护府城；南路沿今浑河西行，也可至唐单于都护府城。这条路线在较长历史时期内是山西高原中北部极其重要的南北纵向交通干线，为隋及唐中前期出征塞上的主要行军通道。回鹘与唐关系缓和后，回鹘使入贡多循此道。这也是敦煌与中原沟通的“北路”的一部分，大中年间沙州归义军节度使张义潮遣使入朝，即取道天德、振武入雁门关，河西僧人也常由此路线巡礼五台山。第二条为太原北通云州道，由代州出雁门关，向北略偏东行，可至云州治所云中县。这条路线至迟在北魏时已被打通，北魏雁门地区处于平城、盛乐与太原、长安、洛阳等往来的必经之地，雁门关附近商旅云集，贸易盛行。北魏迁都以后，平城地区趋于荒废，但经雁门关北上仍是太原通往正北边塞的主要交通路线。第三条为滹沱河谷道，即自代州雁门经繁畤、灵丘、飞狐至太行山东诸州。唐后期，河北藩镇跋扈，河北北部诸州与长安之间的交通多赖此道。

综上，代州雁门南接太原，北至云州，西北通振武、天德，东可连河北，正处于太原以北地区交通运输的中心。雁门是河曲、代北军需粮草的辐辏点和分流地。太原和籴所得粮食，部分太原仓转运时节级减纳的江淮漕粮，及部分河北商人经太行山间陉道入中的粮食，都可聚集于雁门，再于此地分流，运输至振武、天德和云州、蔚州两大防御区。因此，将掌管代北、振武及天德诸军军需筹措与运输的代北水运使的驻地设在雁门，可协同供军使、巡院等从多方筹措粮草，并分流即将运输至代北、振武及天德的粮食，分别组织陆运、水运，转输至诸州军。

这一以代州雁门为中心的水陆运输系统从唐贞元中开始，至唐末代北沙陀叛乱为止，支撑着河曲及代北地区诸驻防军的后勤补给的运输。因唐廷日渐无力维持北部防御区后勤补给的持续充足供应，加之节度使、度支及运使等大量贪污与进奉，边军的衣粮军费每每被削减挤压。在目前可确定的少数几位掌管黄河水运的官员中，薛謇贿赂宦官以求进迁，马曙罢职时以一二十领犀甲自随，后被告发，贺拔志“奏营田数过实，将图功效”。因此，此条运路虽畅，但衣粮不时至或朽败仍是边军后勤补给的日常。

结语

唐时，河曲地区是唐廷与突厥、回鹘、吐蕃等北部游牧民族对抗的前沿阵地。为抵御突厥等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唐廷采取种种措施，加强经营，沿黄河一线的军事驻防城及驻兵防御体系逐渐形成，护卫着帝国北疆。

开元中，在均田制、府兵制崩溃后，不事耕作的职业兵成为边军的主体。为解决这一由国家财政供养的庞大军队的后勤补给问题，唐廷组织在太原和籴粮草，陆运至胜州，然后泝黄河而上运输至河曲地区诸州军。此时不仅有众多兵士从事黄河水运，还专设固定使职管理黄河水运。开元、天宝时期，河曲地区的黄河泝流水运线，为朔方节度使所统的黄河防线上的驻军运输后勤补给，有效维持了北边边防。安史之乱爆发后，原有的军需供给中断，黄河水运线处于中断或半中断状况。

贞元中，随着“京西北八镇”边防体系的建立，及非战时供军系统的恢复，黄河水运线重新运转。黄河泝流水运的任务虽与开元、天宝时期相同，仍为河曲地区诸州军运输军需物资，但因边防体系与财政机构的调整等因素，天德、振武与河东太原及其以北州军被归于一个供军系统之中。黄河水运与河东陆运结合，形成以代州雁门为中心的河东—振武—天德水陆运输系统。回鹘、党项及河曲地区其他游牧民族虽不时侵扰，影响正常水运，但总体来说，在乾符五年沙陀叛乱之前，这条运输线一直较为稳定地为代北及河曲地区诸州军运输军需粮草。

（本文原刊《文史》2022年第2辑第137—160页，文中原有注释，引用请务必参考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