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　太　山 

一　
　　张骞首次西使，旨在为汉联结月氏、夹击匈奴。《史记·大宛列传》记其出使背景曰：
　　张骞，汉中人，建元中为郎。是时天子问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无与共击之。汉方欲事灭胡，闻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
　　今案：月氏原来是一个强大的遊牧部族，其统治中心东起今祁连山以北，西抵今天山、阿尔泰山东端，且一度伸张其势力至河套内外。公元前三世纪末，匈奴兴起於蒙古高原，遏阻了月氏东进的势头。约前177／176年，匈奴大举西进，将月氏逐出上述故地，大部分月氏人西迁至於伊犁河、楚河流域，赶走原居该地的塞人，停留下来。史称这部份西迁的月氏人为“大月氏”。［1］传文所谓“匈奴破月氏王”，结合同传关於“匈奴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的记载，可知破月氏王者为老上单于（前174－161年）。这就是说，西迁伊犁河、楚河的大月氏有一次遭到匈奴的沉重打击，其王被杀，但匈奴这次打击，並没有使大月氏放棄伊犁河、楚河流域。传文所谓“月氏遁逃”，不过是“败北”的意思。很可能老上在位时大月氏为收复失地，曾一度东进，因被击败而西向退却。果然老上时月氏已逃离伊犁河、楚河流域，张骞於武帝建元年间（前140－135年）往使便没有现实意义。要之，张骞首次西使的对象是伊犁河、楚河流域的大月氏。

　　二

　　《史记·大宛列传》接着说：“骞以郎应募，使月氏，与堂邑父故胡奴甘父，俱出陇西。经匈奴，匈奴得之，传诣单于。单于留之，曰：月氏在吾北，汉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汉肯听我乎？留骞十馀岁，与妻，有子，然骞持汉节不失”。今案：匈奴将月氏逐出该地後，不仅控制了祁连山以北，直至天山、阿尔泰山东端的大片土地，且进而控制了包括准噶尔盆地在内的阿尔泰山南麓，以及原来可能役属月氏的塔里木盆地绿洲诸国。［2］因此张骞一行出陇西，往赴大月氏所在的伊犁河、楚河流域，势必穿越匈奴控制的地区，终於被匈奴拘留。单于所谓“月氏在吾北”，也表明当时大月氏确实尚在伊犁河、楚河流域。

　　三

　　《史记·大宛列传》又载：“居匈奴中，益宽，骞因与其属亡乡月氏，西走数十日至大宛”。今案：大宛位於今费尔干纳盆地。［3］张骞自匈奴得脱後，究竟取何道抵达大宛，因史无明文，历来众说纷纭，但主要有以下三说：
　　一说张骞乃经由“西域南道”，亦即沿昆仑山北麓西行抵大宛的。其理由在於主要根据张骞西使归国後报告写成的《史记·大宛列传》前半部中提到的塔里木盆地诸国多位於南道。［4］
　　二说张骞乃经由“西域北道”，亦即沿天山南麓西行抵达疏勒後，越过葱岭抵达大宛的。盖《史记·大宛列传》前半部提到的南北道诸国有姑师、楼兰、扜和于阗四国，其中姑师即车师无疑是北道之国。既然张骞返途取南道，则去路应为北道，否则难以说明为何提到姑师。［5］
　　三说张骞乃经由天山北路，亦即自漠北取道准噶尔盆地、伊塞克湖南岸、纳伦河谷到达大宛的。盖匈奴控制西域後置僮仆都尉於北道，张骞未必敢取北道。《史记·大宛列传》且称姑师“临盐泽”，知张骞並未经过姑师，有关情况因传文致误；传文没有提到龟兹、疏勒亦可为证。同传所载西域事情独详於乌孙，足见张骞所由为天山北路。［6］
　　今案：三说均有未安。
　　1。《史记·大宛列传》称张骞离开大月氏後，“並南山，欲从羌中归”。这不仅表明他归途取南道，而且表明他吸取了去途被匈奴拘留的教训。者正从反面证明张骞去途所取並非南道。
　　2。《史记·大宛列传》提到姑师，主北道说者以此为证。其实张骞西使之时，姑师不在北道，而在罗布泊西北，确实“临盐泽”。［7］因此不能由於传文前半部提到姑师而断张骞去途取北道。传文没有提及龟兹、疏勒等北道诸国，也令人难以首肯张骞赴大宛乃取北道。
　　3。如果张骞抵大宛乃经由天山北路，则势必经由当时已佔领伊犁河、楚河流域的乌孙。但是《史记·大宛列传》的记载表明张骞首次西使並未亲临乌孙。张骞这次西使归国後，有关乌孙的报告十分简单，与並未亲临的奄蔡等国相仿佛，正说明了这一点。至於传文所载乌孙昆莫乌哺狼乳等等传说，皆张骞在匈奴中所闻，並非亲临其地获悉。说者因匈奴在北道置有僮仆都尉、因而断张骞未敢冒险走北道；殊不知张骞为汉使月氏，月氏新败於受匈奴支持的乌孙（详下节），又何敢取道於乌孙境内？张骞既未假途乌孙，祇能认为以上第三说也难以成立。
　　4。以上三说既不能成立，张骞西抵大宛最可能的途径便应该是取道巴尔喀什湖北岸，沿楚河南下，穿越吉尔吉斯山脉，复顺纳伦河进入费尔干纳盆地。［8］又，张骞出陇西後被匈奴拘捕，地点虽然不明，但被捕後“传诣单于”，则很可能是被押送到漠北的单于庭。这也就是说，张骞“西走”大宛可能是从漠北出发的。考虑到《史记·大宛列传》“居匈奴中”一句，《汉书·张骞传》作“居匈奴西”，则张骞更可能是从阿尔泰山南麓西走的。

　　四

　　《史记·大宛列传》又载：“［大宛］遣骞，为发导绎，抵康居，康居传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为胡所杀，立其太子为王。既臣大夏而居，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自以远汉，殊无报胡之心。骞从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领”。［9］今案：此处所谓“大月氏”，已不再位於伊犁河、楚河流域。盖前130年，在匈奴支持下，乌孙远征大月氏、战而胜之。大月氏被迫放棄伊犁河、楚河流域，再次西迁，经费尔干纳，来到阿姆河流域，征服了主要位於河南的大夏国。张骞到达时，大月氏设王庭於河北，控制着跨有阿姆河两岸的原大夏国领土。［10］张骞很可能是在逃离匈奴後获悉大月氏再次西迁的消息的，因而他不去伊犁河流域，而径自巴尔喀什湖北岸南下费尔干纳。而所抵“康居”，应为康居属土，即位於锡尔河与阿姆河之间的索格底亚那。盖康居本土在锡尔河北岸，张骞自大宛往赴阿姆河北岸的大月氏王庭，並无必要绕道锡尔河北岸，而索格底亚那则是必由之途。［11］至於传文所谓张骞“自月氏至大夏”，应指从大月氏王庭至原大夏国都城即阿姆南岸的蓝市城，或许是为了会晤当时正在河南的大月氏王。张骞此行终於“不能得月氏要领”，原因固如传文所述，但究其根本，大月氏此时远在阿姆河流域，与汉夹击匈奴，事实上已无可能，不能得要领，可以说势在必然。

　　五

　　《史记·大宛列传》又载：“［张骞］留岁馀，还，並南山，欲从羌中归，复为匈奴所得。留岁馀，单于死，左谷蠡王攻其太子自立，国内乱，骞与胡妻及堂邑父俱亡归汉。……初，骞行时百馀人，去十三岁，唯二人得还”。今案：此处所谓“南山”，指西域南山，即今喀喇昆仑、昆仑、阿尔金山。而张骞归途很可能沿南道，经于阗、扜後，抵达位於罗布泊西南之楼兰，复北上至泊西北之姑师。《史记·大宛列传》前半部留下了这四国的记录，表明张骞很可能是经过姑师之後再次被匈奴拘捕的。张骞“並南山”应是事实，但结合同传“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的记述来看，却未必果真穿越羌人地区。“欲从羌中归”不过是他的打算，很可能他在知道“羌人恶之”後，便採取了“少北”的路线，结果又为匈奴所得。［12］又，张骞再次被拘留後，很可能同前次一样，被“传诣单于”，並被押送至原流放地（因而得会其胡妻，终於相偕归汉），直至军臣单于（前161－126年）死後，纔乘乱得脱。
　　张骞之归年，《资治通鉴·汉纪》繫於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年），军臣单于即死於是年。由元朔三年上溯十三年，则张骞动身於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年）。［13］据此推算，建元二年至元光六年（“十馀岁”）为首次被匈奴拘留时期。元光六年（前129年）自匈奴中得脱，抵达大月氏。元光六年至元朔元年（“岁馀”）为滞留大月氏时期。元朔元年（前128年）末踏上归途。元朔二年初至三年（“岁馀”）为再次被匈奴拘留时期。元朔三年归汉。［14］应该指出的是，张骞滞留大月氏期间，发生了塞人入侵安息事件，这很可能是大月氏第二次西迁引起的连琐反应。这一事件最终导致了《汉书·西域传》所见“乌弋山离国”的成立。［15］张骞的报告对塞人入侵事件並未涉及，也许是直至他踏上归途，消息尚未传至大月氏的缘故。

　　六

　　张骞第二次西使，旨在为汉联结乌孙，夹击匈奴。结合《史记·大宛列传》、《汉书·张骞传》和《汉书·西域传》等有关记载可以考知，乌孙本来遊牧於哈密一带，很可能一度役属月氏；前177／176年，匈奴冒顿单于大举进攻月氏；月氏放棄故地西迁；很可能就在这个时候，溃败的月氏人衝击乌孙的牧地，杀死了乌孙昆莫难兜靡，时难兜靡之子猎骄靡新生，其馀众因持此遗孤投奔匈奴。猎骄靡长成後，军臣单于令率其族人守卫匈奴西界。前130年，猎骄靡在匈奴支持下，远征伊犁河、楚河流域。军臣单于死後，猎骄靡不复“朝事”匈奴。［16］因此，张骞第二次西使，就其目的地而言，和第一次並无二致，也是伊犁河、楚河流域。
　　张骞使乌孙的目的，具体地说是“招以东居故地”，“以断匈奴右臂”。如前所述，乌孙故地在今哈密一带。其时因浑邪王降汉，这一带“地空无人”。其地若为汉之盟国控制，对於隔绝匈奴与西域的联繫确实能起十分重要的作用。由此不妨推测，张骞於建元中出使时，也有招诱大月氏东居故地的计划。
　　此外，《史记·大宛列传》载，张骞建议武帝联结乌孙时称：“既联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则使乌孙尚有开＋东西道的用意在内。盖据同传：“自乌孙以西至安息，以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奴使持单于一信，则国国传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汉使，非出币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骑用。所以然者，远汉，而汉多财物，故必市乃得所欲，然以畏匈奴於汉使焉”。可见至少在张骞使乌孙之前，乌孙作为匈奴的属国，事实上妨碍着汉与西域诸国的交往。

　　七

　　据《史记·大宛列传》，张骞使乌孙时，武帝“拜骞为中郎将，将三百人，马各二匹，牛羊以万数，齎金币帛直数千巨万，多持节副使，道可使，使遣之他旁国”。可谓盛况空前。但是，张骞抵乌孙致赐谕指後，由於乌孙“国分，王老，而远汉，未知其大小，素服属匈奴日久矣，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胡，不欲移徙，王不能专制”，又一次“不得其要领”而归。“乌孙发导译送骞还，骞与乌孙遣使数十人、马数十匹报谢，因令窥汉，知其广大”。此举意义重大。“盖乌孙使既见汉人众富厚，归报其国，其国乃益重汉”。可以说这是乌孙走上与汉结盟道路的开始。而乌孙的向背，对於西汉最终战胜匈奴至关紧要。［17］张骞使乌孙虽不得要领，却收效於日後，筚路蓝缕之功，诚不可殁。
　　《史记·大宛列传》又载，“骞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窴、扜及诸旁国”。今案：副使所使诸国大致就是张骞首次西使亲临和传闻诸国。其中，于窴、扜应该是张骞首次西使途径的南道国家，而所谓“大夏”，或即役属大月氏的若干原大夏国“小长”。
　　值得注意的是，上列诸国中没有楼兰和姑师，而如前述，这两国也是张骞首次西使取南道归国时经过的。它们之所以没有被提到，与其说是传文的省略或遗漏，不如认为张骞使乌孙时曾经过这两国。既然正使亲临，自然也就没有必要另遣副使了。
　　张骞使乌孙究竟取什麽路线，史无明文。如果允许推测，其去路似乎可以认为是沿阿尔金山北麓西进，抵达罗布泊西南的楼兰，自楼兰北上，到达泊西北的姑师（今楼兰古城遗址一带），复沿孔雀河西进，取西域北道经龟兹到达乌孙。［18］当时，汉征匈奴已取得重大胜利，特别是元狩二年（前121年），匈奴西域王浑邪降汉後，出现了《史记·大宛列传》所谓“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的局面。既然沿南山即阿尔金山至盐泽即罗布泊空无匈奴，张骞取此道使乌孙是完全可能的。另外，虽然元狩四年（前119年）汉已将匈奴逐至漠北，但匈奴並未失去对阿尔泰山南麓包括准噶尔盆地的控制，因而天山北路对张骞来说未必是坦途。至於张骞的归途，不妨认为与去路相同。

　　八

　　张骞使乌孙的年代，史无明文，一般认为他启程於元狩四年，归汉於元鼎二年（前115年）。今案：元狩四年，汉兵击匈奴於漠北，西域道可通。张骞於是年被遣出使乌孙，並不是没有可能。但严格说来，这一年祇能看作张骞动身年代的上限。而据《史记·大宛列传》或《汉书·张骞传》，可知张骞这次西使中途未受梗阻，似乎也没有在乌孙作较长时间的停留。《资治通鉴·汉纪》既繫张骞归汉於元鼎二年，则不妨认为张骞动身於元鼎元年或二年。
　　又，《史记·大宛列传》称，张骞抵乌孙时，乌孙“王老”。《汉书·张骞传》也说，其时乌孙“昆莫年老”。这位乌孙王或昆莫便是难兜靡之子猎骄靡。七十曰“老”，猎骄靡生於前177／176年，至元鼎初不能称“老”。因此，此处所谓“老”，不过张骞所得印象。至元封年间，昆莫尚汉公主时，《汉书·西域传》又称“昆莫年老”。既论婚嫁，所谓“老”，纔可指实为“七十”。［19］

　　九

　　《史记·大宛列传》称：“［骞］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於是西北国始通於汉矣”。因此史迁称张骞西使为“凿空”。
　　何谓“凿空”？裴駰《集解》引苏林曰：“凿，开；空，通也。骞开通西域道”。然而考古学和文献的证据都表明，西域道早在先秦就已经开通。［20］就汉代而言，西域与中原的关係，有据可稽者，如《汉书·董仲舒传》载仲舒对策之言有曰：“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此太平之致也”。《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则载相如告巴蜀民檄曰：“康居、西域，重译纳贡，稽首来享”。仲舒对策在元光元年（前134年），相如作檄在元光五年（前130年），知两人所指为同一事件，而康居“纳贡”至迟也在张骞首次西使归国之前。［21］有鉴於此，史迁所谓“凿空”，也许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开通西域道”，其本意或在於强调汉与西域诸国互通使节始自张骞的两次西使。具体地说，所谓“西北国始通於汉”，不是民间的，而是官方的；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

　　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