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后期，“北虏南倭”的问题非常严重。在北部边境，一方面军镇之间加强军事配合和互助，另一方面各军镇将防区细分为数个小型战区，这种动态的多层次复合型军事防御体系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蒙古部落的侵扰。在东南沿海，面对倭患的严重挑战，明廷采取了多种举措来回应，其中一项举措就是对各地的海防进行了划分。在浙江，海防由四参将分守四路。在福建，海防分为北、中、南三路。在广东，海防则分为东、中、西三路。学界对广东海防分路的起始时间、肇庆府的归属、分路的划分依据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可惜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尝试对广东海防分路的相关研究提出新的看法，希望推进明清海防史的研究。

一、广东的海防分路始于明代

元人刘鹗《惟实集》收录有《直陈江西、广东事宜疏》，它可能是最早记载广东海防分路的文献。其文曰：“总广东一省，列郡为十，今分为三路：东则惠、潮，中则岭南，西则高、雷，此三者皆要冲也。”鲁延召据此认为广东的海防分路始于元代。韩虎泰则从行政区划、明人说法、文本异同等方面予以反驳，认为海防分路应该始于明代。两位的观点各有一定的道理，可惜论证皆较为粗疏。其实，《直陈江西、广东事宜疏》问题非常多，当是伪作无疑。

《直陈江西、广东事宜疏》的文末标有成书时间：“元至正二十二年四月。”至正二十二年（1362）已是元末，此时不只是江西、广东，全国都处于战乱中，此疏叙述的内容似乎与历史大背景相合。然而，仅仅看其篇名就让人疑惑不已。元代的广东属于江西行省，此疏却将其和江西并称，篇名恐非刘鹗本人所题。而且，此疏所载真的符合当时实际情况吗？答案是否定的。

先看江西的情形。此疏载刘鹗此年建议元廷在江西的九江、湖口设兵戍卫，“诚能于九江、湖口各增一营卫，备兵捍卫，各置战船百艘，相为应援，则荆阳诸盗不敢窥九江、湖口，而臂指相应矣。建昌、信州，又于关隘谨以烽堠，守以重兵，则藩篱固而闽、浙一带不得越境而寇矣”。此似乎表明九江、湖口还在元军控制下。然而，当时的江西早已不在元军手中。光绪《江西通志》载：“（至正）二十一年秋八月，明兵取江州路，时伪汉陈友谅据江州为都，至是退都武昌，九月取建昌、饶州二路”，“（至正）二十二年，春正月，明兵取江西龙兴诸路”。据此，则江州（九江）、建昌等地在至正二十一年（1361）就已经被朱元璋收入囊中，次年明军更是几乎将势力范围扩至全省。可见，此疏叙述的情形与元末江西的史实相距甚远。

再看广东的情形。至正二十一年（1361），广东政局动荡，八撒剌不花杀完者笃、李思诚等人。然而此时的广东依然处于元廷的掌控中，所以刘鹗将广东列为建议的地区并无不妥。但此疏载：“自红巾贼刘福通起兵于汝、颍，大为心腹之患。焚蕲、黄，陷江州，是不独江西一省也。方国珍聚众海上，屡降屡叛，焚掠沿海诸郡，又不独广东一省也。”作伪者似乎不知道元末的广东是何真的天下，更不知道方国珍并不曾焚掠广东。此外，奏疏载“总广东一省，列郡为十”，这也与元代的行政区划不符。可见，此疏关于广东的内容也不符合史实。

简而言之，《直陈江西、广东事宜疏》不可能是刘鹗的作品，其不足为据。事实上，就海防分路而言，有必要将其置于长时段的演进脉络中去把握。中国古代的海防始自春秋，经秦、汉、唐、宋诸朝进一步发展，在元代“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海防已露出端倪”。明初，明太祖、太宗两朝在沿海地区设卫所、修水寨、置烽堠、增船只，组建起一支远洋海军舰队，并将海岛居民迁徙至内地，海防体系已然十分完备。但直到正统年间焦竑整顿海防，始有分路之说。焦竑曾将浙江和福建海防都分为南北两路，但他对广东的海防并未进行调整。从这个角度来看，刘鹗之《直陈江西、广东事宜疏》非元末作品明矣。

那么，广东海防分路始于何时呢？明人郑若曾《筹海图编》载：“广东列郡者十，分为三路……岭南沿海诸郡，左为惠、潮，右为高、廉、雷，而广州中处。”有学者据此认为《筹海图编》是最早记载广东海防分路的文献，其实不然。《筹海图编》书末附有参考书目，其中所列《广东通志》一书很有可能就是黄佐在嘉靖三十六年（1557）编纂的嘉靖《广东通志》。嘉靖《广东通志》对广东的海防分路记载十分明确：“备倭分三路，中路在广州府东莞县南头、屯门等澳……广海卫望峒澳战船二十艘……东路在潮州府柘林澳……碣石、靖海、甲子门等澳……西路在高州府石城、吴川湾澳，各哨船二艘，廉州府海面战船一艘，琼、雷二府海港乌艚各六艘，雷州海港战船六艘。”郑若曾的三路海防之说或是据此。又据嘉靖十四年（1535）成书的戴璟《广东通志初稿》记载：“近该带省佥事吴大本议得：广东一省分为三路，中路东莞、南头等处海湾水贼倭寇出没无常，东路惠、潮一带亦濒海滨盗贼窃发，西路高、雷、廉等海面颇为僻静地方偏冲时有平乱。”则海防分路至迟在嘉靖初年已经形成。韩虎泰认为嘉靖三十七年（1558）以前尚未出现分路，可能有误。

二、肇庆府的海防地位和所属分路

明代东南沿海省份在划分海防分路时，都会将其沿海所有的府包含在内。在浙江，由宁绍参将、杭嘉湖参将、温处参将、台金严参将分辖的四路就将其沿海的嘉兴、杭州、绍兴、宁波、台州、温州五府全部包括在内。在福建，以福宁州为北路、兴化府和福州府为中路、漳州府和泉州府为南路的三路同样将其沿海的福宁州、兴化府、福州府、漳州府和泉州府全部包括在内。循此思路，广东沿海的广州、肇庆、惠州、潮州、高州、雷州、廉州、琼州等八府皆应被包括在分路中。令人诧异的是，戴璟、黄佐、郑若曾等人记载的广东海防分路里并没有肇庆府和琼州府。如果说琼州府是因为不在广东大陆而且海患不严重所以不列入分路，①位于高州府和广州府之间的肇庆府不被列入分路中就让人费解了。

明代嘉靖年间，由郑若曾所纂《筹海图编》是明代最早的海防集大成之作，在内容、体例等方面深深地影响着后世海防著述的编纂。通过考察这一代表性著作，可以从中发现当时人对肇庆府的海防定位。明人并不重视肇庆府在广东海防中的地位，从《筹海图编》所收的海防图上可以明显感受到这一点。《筹海图编》卷3收录了广东沿海总图、廉州府图、雷州府图、高州府图、广州府图、惠州府图以及潮州府图，②唯独没有肇庆府图，这或许表明郑若曾并不认为肇庆府需要海防。郑若曾在与肇庆有关的其他海图上亦不予标明，他在《日本岛夷入寇之图》上就没有标明肇庆府，只是在广州府和肇庆府的位置标记“广东”，相邻的高州则明确标记“高州”。不只如此，他甚至还将肇庆的某些地方画错。如在《广东沿海总图》中，郑若曾将肇庆府的阳江县标在了广州府的新宁县和新会县中间，这种标法搞错了阳江县和新宁县的位置，使得阳江成了内陆地区。再例如海朗所应该在阳江县的左边，但郑若曾将它画在了阳江县的右边。

总之，通过考察郑若曾对广东海图的择取以及肇庆府未在有关海图出现的问题，发现似乎在郑若曾的想法里肇庆府的海防是无关紧要的。如果再考虑到《筹海图编》的相关记载与嘉靖《广东通志初稿》、嘉靖《广东通志》的承继关系，相信郑若曾的想法也代表了那个时代人们关于广东海防的认知。事实上，广东的三路海防是有主次之分的，“倭寇冲突莫甚于东路，亦莫便于东路，其次则南头等处，又其次及高、雷、廉三府。势有缓急、事有难易，分兵设备亦当因之”。可见，明人对整个西路的海防也不太重视。

明人为什么不看重肇庆府的海防地位呢？这可能与广东的倭患分布有关。广东是倭寇入侵的重点地区，早在洪武初年就有倭寇袭扰，“洪武二年，倭寇惠、潮诸州”。此后一直到泰昌元年（1620）都有倭寇的踪影，“乌猪外洋有倭船四只寄泊，官兵斩获贼首五颗，生擒四十名”。从洪武到泰昌，广东遭遇倭患达250年之久，几乎与明朝相始终。广东沿海各府倭患情况，详见下表。

根据上表统计，东路的惠、潮倭患高达21次，中路的广州有4次，西路的高、雷、廉、琼有5次。东路的倭患最严重，西路虽然总次数高于中路，但考虑到中路只有广州一府，中路的倭患要比西路严重。位于广州府和高州府中间的肇庆府1次倭患都没有，这并非方志编纂者有所遗漏，而是因为它本来就没有倭患。虽然自正统以后，肇庆地区的少数民族时常发动叛乱，且盗贼横行，社会秩序动荡不安，但是查阅《明实录》和肇庆地区的方志，均未有肇庆府在嘉靖以前遭遇倭寇入侵的记载。肇庆府在嘉靖四十四年（1565）才首次出现海贼，“海寇攻阳江城，却之”。在隆庆元年（1567）才首次出现倭寇，“元年十二月倭贼寇海陵”。暂且不论倭患最严重的惠、潮两府，肇庆府即使和东边的广州和西边的高州相较，也是相对的安全之地，其海防不被重视也在情理之中。

那么，为什么嘉靖以前的倭寇绝不侵扰肇庆府呢？肇庆府没有倭患很可能来自多方面的原因。

其一，军事力量充足。肇庆府沿海有阳江所、双鱼所和海朗所三个卫所，其中阳江所有旗军251名，双鱼所有旗军177名，海朗所有旗军390名，海陵岛有弓兵60名。虽然双鱼所、海朗所分别归位于高州府的神电卫和位于广州府的广海卫管辖，只有阳江所归肇庆卫管辖，但这不表示肇庆府的沿海地区只有阳江所这一支防御力量，因为阳江所不只是可以得到双鱼所、海朗所的增援，它也可以得到肇庆府境其他卫所的增援。

其二，肇庆府具有得天独厚的海防地理条件。阳江的北津港地理环境恶劣，据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载：“每潮起，汹涌而入，遇风则其声砰击如雷，舟楫往来，重防阴碛。盖东南大海港口皆乱石，舟可行者仅仅丈余，必候大潮始进，故海寇不敢睥睨也。”可知倭寇从海面进入不易。此外，肇庆府的陆地多山也对防御有利。据《粤东海防图说》载：“粤东列郡有十，滨海者分为三路：潮、惠为东路，高、廉、雷为西路，广州省会处中。若肇庆、南、韶，皆山也；琼州，海外也。”可见肇庆在古代是被视为山区的。暗礁和山地会增加倭寇行军作战和劫掠的困难，细算这笔账，倭寇与其和自然环境耗力，还不如去登陆方便劫掠且相对富有的三角洲平原地带。

其三，肇庆府的经济状况较差。明代中后期的倭寇不仅人多势众，战斗力强，而且常有不法之徒导路。肇庆府的军事力量和地理条件对倭寇非构成绝对障碍——阳江后来曾被入侵就是明证，肇庆府海患少可能也与其经济状况有关。以倭患最烈的嘉靖朝为例，肇庆府唯一临海的阳江县在嘉靖二年（1523）、嘉靖三十一年（1552）、嘉靖三十三年（1554）屡遭盗患，盗贼频繁的劫掠早已让它失去了经济吸引力。

虽然肇庆府由于倭患较少导致其海防地位不高，但它应该被包含在海防分路中。那么，它究竟是属于海防的哪路呢？由于史料的缺乏，无法了解肇庆府在明代中前期属于哪一分路。但其在明代后期属于海防西路是可以确定的，万历年间邓钟《筹海重编》载：“西路要害论之详矣，今之设备视昔又加密焉……其白鸽、白沙二总则设于嘉靖四十五年，北津把总则设于万历八年。”文中提到的“北津”即位于肇庆府阳江附近的北津寨，邓钟将其放在西路讨论足以表明肇庆府是属于西路的。

三、广东海防分路的划分依据

明代广东海防分路的划分依据是什么，这是一个重要问题。鲁延召和韩虎泰认为其可能与水寨信地、会哨范围、分巡道、参将设置等因素有关。两位的观点皆有一定的道理，但略显复杂。

其一，海防分路与广东水寨信地、会哨范围无关。早在宣德七年（1432），广东巡按陈纳就曾建议设水寨，“请如福建，设立水寨于潮州、碣石、神电、广海、雷州、海南、廉州八卫海道冲要之处”，但并未得到批准。直到嘉靖四十五年（1556）底，明廷才批准两广总督吴桂芳在广东设立南头、北津等六大水寨的奏请。考虑到广东在嘉靖初年就已有分路，其与水寨信地、会哨范围应该无关。韩虎泰认为广东海防分路的形成“其标志是广州府海防信地的明确划分”，可能有误。

其二，海防分路与分巡道无关。《明会要》载：“广东分道五：岭南道辖广州、韶州、南雄三府；岭东道辖惠州、潮州二府；岭西道辖肇庆、高州二府；海北道辖廉州、雷州二府；海南道辖琼州府。”鲁延召据此认为肇庆和中路关系不大，“‘整饬高、肇兵备佥事，整饬惠、潮兵备佥事，整饬雷、廉兵备佥事’的兵防官职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肇庆和高州的紧密关系”。事实上，分巡道的职能主要行政上的监察与司法，与军事关系不大。

虽然肇庆和高州同属于岭西道，并不能说明两者具有军事关系。至于兵备佥事，是兵备分巡道的官员。兵备分巡道有“监督副、参诸官，分管兵马钱粮及屯田，赞理军务”的军事职责，但整饬高、肇兵备佥事一职也与海防无关。因为明代的福建、广东等地有专门负责海防的海道副使。万历《大明会典》载：“其按察司官整饬兵备者，或副使，或佥事，或以他官兼副使、佥事；沿海者称海防道，兼分巡者，称分巡道，兼管粮者，称兵粮道。”可见，兵备分巡道管理陆防，海防分巡道管理海防，两者有着明确的分工。明代广东只设有一员海道副使统管海防，而海防有三路，所以分路和海道副使也没有关系。

其三，海防分路与参将的设置无关。《明史》载：“自世宗世倭患以来，沿海大都会各设总督、巡抚、兵备副使及总兵官、参将、游击等员，而诸所防御，于广东则分东、中、西三路，设三参将。”三参将即分守琼崖参将，分守高、肇、韶、广参将，和分守惠、潮参将。其中分守惠、潮参将所辖地区和海防东路一致，似乎分路与参将的设置有关。但分守高、肇、韶、广参将不仅管辖中路的广州，还包括了西路的高州和远在内陆的韶州。分守琼崖参将则管理琼州府和雷州府、廉州府。可见，三参将的设置更像是广东海陆的总分路，而不只是海防的分路。而且，从时间上来讲，嘉靖初年就已经有海防分路了，三参将之一的惠、潮参将是嘉靖三十九年（1560）才设，可见分路与参将的设置无关。韩虎泰认为万历四年（1576）南头参将仅防广州海防战区标志着广东三路海防的正式确立，可能有误。

其四，海防分路与卫所的防区无关。广东沿海共有广州卫、雷州卫、神电卫、广海卫、肇庆卫、南海卫、碣石卫、潮州卫、海南卫等9个卫。其中肇庆卫下辖阳江所、新宁所；神电卫下辖宁川所、双鱼所、阳春所；广海卫下辖海朗所、新会所、香山所。阳江所、新兴所、阳春所、双鱼所、海朗所都是在肇庆府境。因为分路是以府为单位进行划分，而高州的神电卫的阳春所和双鱼所都在肇庆府境，所以卫所的防区可能也不是海防分路的依据。

综上，明代广东的海防分路与水寨信地、会哨范围、分巡道的设置、参将的设置、卫所的防区等诸多因素皆无关系。

笔者认为，海防分路可能与倭寇的入侵路线和广东的现实需要有关。从《筹海图编》卷2《日本岛夷入寇之图》可以看出倭寇入侵广东的线路分为四路。一路自潮州入侵潮、惠，一路自广州入侵广州，一路则由高州入侵雷、廉，还有一路是入侵琼州府。就广东本土大陆而言，倭寇的入侵路线是三路，这和海防分路是一致的。鲁延召认为“最初三路划分产生的直接依据来自倭寇的进犯路线”，诚为卓见。海防分路也可能是根据广东的现实需要来划分。广州府作为广东的首府，它是广东的经济、政治、军事中心，但同时广州府海面较广，本土盗贼出没无常。而且在1554年澳门正式开埠之前，葡萄牙人、东南亚海商已在广东沿海频繁活动，广州府面临的军事压力最大。从其实力和面临的压力来看，它具备单列为一路的条件和需要。若广州被设定成为中路，惠州和潮州自然而然会成为东路，肇庆、高州、廉州、雷州、琼州则就成了西路。

结语

明代的海防分路作为一种军事措施，各分路各司其责，紧密配合，为维护千里海疆的安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署名元人刘鹗的《直陈江西、广东事宜疏》虽是最早记载广东海防分路的文献，但其所载的典章制度、历史事件并不符合元代史实，应是伪作。从广东的海患情况来看，分路至迟在嘉靖初年已经形成。肇庆作为沿海府却不入分路，与其少有外部力量从海上入侵有关。军事实力、地理条件、经济状况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得肇庆府成为被遗忘之地，一方面海贼和倭寇对其视而不见，很少从海面骚扰它，另一方面明人认为它的海防可有可无，各种文献阙而不载。从这个角度来讲，肇庆府是属于广东海防的中路还是西路，已经不重要了。海防分路的划分与官员的设置及水寨、卫所防区等因素皆无关系，其可能与倭寇入侵路线或广东的现实需要有关。这种以广州府为中心，惠、潮和肇、高、雷、廉诸府为左右两翼的格局，凸显广州府作为广东省政治、经济、军事的核心地位。考虑到广州府所面对的由葡萄牙人、日本人、荷兰人和国内不法势力共同发起的挑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这种分路具有相当的合理性。

明清鼎革，广东的海防分路依然在清代得到了延续和发展。清初，工部尚书杜臻在沿海展界时将肇庆调整为中路。康熙五十七年（1718），两广总督杨琳重新将肇庆划归西路。乾隆元年（1736），清廷将西路划为上路和下路：“广东西路洋面分为上下二路，自春江至电白、吴川、硇洲为上路……自海安至龙门为下路”，加上东路、中路，共有四路。嘉庆十五年（1810），纵横广东多年的张保仔海盗集团被剿灭，清廷将东路划为上路和下路：“南澳镇、澄海协、达濠、海门等营所辖洋面区为东上路……碣石镇、平海营所辖洋面区为东下路”，广东海防至此变成五路。从三路到四路再到五路，广东的海防分路越来越细。究其原因，可能有两点。一是随着西方殖民势力的东来，舰船技术和航海技术越来越发达，沿海的炮台与其他军事设施越来越先进，几乎每一路的军事实力都大大超过明代，官方完全有实力对沿海地区进一步细化分路。二是尽管广东沿海诸府社会经济较为发达，但与此同时，清王朝统治日渐腐败，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广东沿海出现的大批盗贼对政治稳定、社会经济发展构成巨大的威胁，清廷也有必要将分路进一步细化。需要注意的是，广东海防分路的内涵从明到清也在发生改变，明代的分路包括各个沿海州府的陆地和海面，但从乾隆元年（1736）开始，各分路只包括各府的“洋面”，其内涵大大缩小了。

（本文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2年第1期第182—190页，文中原有注释，引用请务必参考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