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地理环境的关联，法国的孟德斯鸠、布罗代尔等学者已有论及。近年来，西方法学界掀起法律地理学研究，强调法律与地理环境的相互依赖和相互影响。我国法学界对此已有回应；史学界虽有学者借用“法律地理学”的概念，但尚未真正从法律与地理的互动关系进行深入研究。“口外为民”作为明代特定的刑名，与地理环境相抱合，屡见于永乐以后各种律例的表述中。学者在研究中虽注意到该刑名，但仍语焉不详。由于明代文献较少提及“口外”的具体方位，有关律例也未有明确解释，致使后世学者无法准确把握“口外”与“口外为民”刑名之间的关系，甚至连“口外”究竟何指亦含糊其辞。有学者认为“口外”可能指北边内长城的各关口之外；亦有学者模糊指出其在太行山以北地区。有鉴于此，本文拟通过对史料爬梳分析，试图揭示明代“口外为民”刑名演变过程与“口外”地理空间、社会变迁之间的互动关联。

一、“口外”的地理范围变迁

在传统的五刑中，流刑属降死一等的重刑。但唐宋以来，流刑一直存在惩治力度不足的问题。明代在五刑之外，“有口外为民，其重者曰充军”。沈家本指出：“口外为民与古之徙相似，非流非军，别为一法。言为民则不以罪人视之矣”。可见，“口外为民”在明代法律中具有特殊性。

“口外”牵涉明朝对蒙古的经略。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因“山北口外东胜、蔚、朔、武、丰、云、应等州，皆极边沙漠”，下令废州，设立卫所，“收抚边民，无事则耕种，有事则出战”。所谓“山北”，又称“山后”，金元时期已有此说法，“山”指太行山。元末明初陈桱说，成吉思汗封木华黎为王时言，“太行之北，朕自经略；太行之南，卿其勉之。”即以太行山作南北分界。明人严衍以太行山为参照，认为“太原之地为山北”。明末清初顾祖禹说，太行山“自燕、云诸州而言则曰山前后”。可见，明代“山北”即为太行山之北。但清人吴熙载认为“山后，军都山北”，军都山在明清属太行山脉“第八陉”，今属燕山山脉，故有学者据此认为“山北”为燕山之北。

太行山脉具有极高的军事战略价值，自秦以降，历代中原王朝多在太行山建立关隘，唐代于雁门、飞狐、居庸三处设关。洪武元年（1368），“既定燕京，遂城居庸关”，时徐达、常遇春在此“建立关城，以为华夷之限”。朱元璋上谕也说：“北平口外及山西雁门关外，苦寒之地”。北平“口外”应指居庸关口。永乐迁都北京后，居庸关“系京都北门，紧要之地”。由此推断，明代“口外”当为居庸关外。

“口外”地理范围在明前期有所变动。洪武初，明朝与蒙元残余对峙处于攻势，将防线向外长城以北推进数百里。明长城分为内外，外长城明初已有，内长城在明中后期逐渐修建。洪武三年（1370），在外长城分封藩王镇守，次年废元代所设州县，在“口外”北端极边的东胜州原址设左、右、中、前、后五卫，以镇守北疆。洪武六年（1373），因“北边沙漠屡为胡虏寇掠”，遂将“口外”民众内迁，人为制造“旷墟”区，但卫所保留，形成以藩国、卫所和关隘为主的防御格局。自洪武晚期起，明朝有意收缩北部防线，洪武二十六年（1393）废除东胜中、前、后三卫，“口外”地理范围随之缩小。永乐元年（1403）二月，又将东胜左卫迁于北直隶卢龙县、右卫迁于北直隶遵化县；三月“置东胜中、前、后三千户所于怀仁等处守御，而卫城遂虚”，直接放弃了东胜五卫所辖疆域，“口外”地理范围再度缩小。永乐帝将防御重心转移到北京附近，永乐七年（1409），在临近北京的大同、宣府设镇，置总兵官镇守；不久，又在“口外”重建隆庆等州县，“迁民以实之”，隶属北京行部。

洪熙元年（1425）二月，仁宗“命礼部铸镇朔大将军印”。次月，令薛禄佩此印充口外总兵官，率官军自开平至大同“缘边往来巡哨”。在明初外长城以北卫所大多废弃后，地处“口外”的开平卫成为漠南最后一个战略支撑点。但开平卫孤悬，补给成为难题。是年六月，刚即位的明宣宗召回薛禄。七月，薛禄奏议内迁开平卫“于独石，令镇守宣府都督谭所领官军筑城守备”。宣宗婉拒说：“开平极边，废置非易事，当徐议”。十一月，宣宗鉴于“开平边卫逼近虏境”，再命薛禄巡开平、宣府、大同等处。宣德元年（1426）六月，薛禄还京，上“备边五事”，再次动议移开平卫于独石，宣宗命大臣讨论。次年，开平备御都指挥唐铭上奏：“孤城荒远，薪刍并难，猝遇寇至，别无应援，请添拨官军神铳守备。”朝臣以“欲添官军，愈难馈给”拒绝，却同意薛禄“于独石筑城立开平卫”的奏议。宣德五年（1430）六月，开平卫内迁独石。这标志着明朝对外长城以北疆域的放弃，“弃地盖三百里”。“口外”遂以外长城为界。

开平卫内迁独石后，宣府从“犹是内地”变为前线，军事防御地位骤然上升。宣德五年，明朝特设万全都司，统辖从怀安至居庸关间的诸多卫所，开始构建以外长城为主的防御体系。同时，也愈发重视内长城的修筑，正统元年（1436）在今河北龙吴至蓟县约500里的长城沿线修建了22座墩台。土木之变，独石等“遇虏残毁”，蒙古兵临北京城下，大同于明初修筑的两道边墙因失守而不得不放弃。

天顺时，“口外”已不包括外长城以北地区。时左佥都御史叶盛巡抚宣府时说，“居庸以南，率以既出关为口外，而关外则又惟以长安岭北至独石八城为口外”。前一“口外”是居庸关之南的关内人观念，后一“口外”是生活在居庸关外民众对独石八城的表达。八城即独石、马营、云州、赤城、雕鹗、龙门、长安岭、李家庄八堡，皆属宣府北路，“虽称孤悬，而所以屏蔽镇城，声援京国者”。成化十九年（1483），“小王子大入边，宣大告急”，大同和宣府已处在“口外”首站。万历时沈德符说：“今呼为口外，盖尽在居庸关之北也”，此为“石晋所割山后云中一道”。学者考证“山后云中”，即今山西、河北二省内外长城之间的地区，为大同、宣府及居庸关以北地区。

综之，明代“口外”为居庸关以北，其地理范围早期包括山西、北平北部与蒙古接壤的广大地区。永乐以后逐渐缩小，天顺时演变为大同、宣府及北直隶部分地区，即今晋冀内外长城之间。

二、“口外”环境变化与“口外为民”刑名化

洪武时期为恢复农业生产，常将罪犯迁徙到凋敝地区从事垦殖。洪武末颁布《大明律》规定：“凡在京军民，若犯杖八十以上者，军发外卫充军，民发别郡为民。”这里的“外卫”“别郡”尚无明确指向，且限于南京的罪犯。永乐帝登基后，尚未改元，就下令：“自今凡杂犯死罪及流罪，令挈家赴北平种田，流罪三年，死罪五年，后录为良民”。即罪犯不分地域，均发北平种田。永乐帝曾长期驻守北平，了解其重要性，改元后便出台“罪囚北京为民种田例”：

北京、永平、遵化等处壤地肥沃，人民稀少。今后有犯者，令于彼耕戍……凡徒流罪，除乐工、灶匠、拘役、老幼、残疾收赎，其余有犯，俱免杖，编成里甲，并妻子发北京、永平等府州县，为民种田，定立年限，纳粮当差……犯杖罪者，其牛具、种子皆给直，五年后如民田例科差；徒流迁徙者不给直，三年后如民田例科差。

王朝用“耕戍”、免征数年“科差”安置犯人，无疑会助推北京地区开发。永乐之后，“发北京为民”常被“口外为民”代替。有学者认为，“口外为民”出现在天顺初。其实，永乐五年（1407）二月初六日圣旨已有“重新出榜晓谕……发口外为民”。所谓“重新”，说明早在是年前已开始。永乐迁都后，下令各地审查逃户，对不愿回原籍者，“勒于口外，为民种田”。有学者估算，永乐朝向“口外”隆庆州发罪犯约1600户、保安州约770户，目的是恢复旧州县。如汝宁知府李邦兴因谏言被“谪口外为民”；又平民李义原拟“谪戍南丹，后改编隆庆州民，遂籍隆庆”。时谪发“口外”者，“每户拨田五十亩，住种办纳粮差”，与“发北京”“发别郡”一样，属“谪屯”迁徙。

宣德时“发北京为民”与“口外为民”并存，宣德二年（1427）规定，吏典“受赃考满不给由，丁忧不起复，截替多余，不赴部避役逃逸，及诈称疾病，俱依永乐年间例，发北京附近州县为民种田，北京人发口外为民”。即只有北京吏典违法才发“口外”。因“口外”垦殖初见成效，隆庆州在宣德四年（1429）上疏：“凡迁民一户，例拨荒田五十亩，本州并永宁县荒田分发已尽。今后应发本州为民者，请改发永平府所属州县为便。”从之。

“口外为民”刑名应在正统时确立。当时明蒙关系逆转，蒙古瓦剌屡屡南下，威胁北京，王朝遂加大迁民行动。正统十年（1445）刑部奏，将越级诬告十人以上者，“军发边卫，民迁口外”，获准。明代经皇帝允准而行用即属事例，“口外为民”遂成事例。次年，大理寺古镛以文官“多不谙兵事”为由，奏请以“口外为民”代替文官充军，“文职官吏有罪谪戍边者，……如律输赎，编口外为民”，被朝廷拒绝。但“口外为民”事例在行用中又具有灵活性，如正统十三年（1448）四川按察司李匡奏请将该省发“口外为民”者改发省内松潘、叠溪卫所充军：

旧例擅动实封者，发辽东充军；诬告十人以上并原告发回中途在逃者，军余调发边卫充军，民人发遣口外为民。切缘四川远在万里，此等囚徒虽经起解，屡见逃亡，勘合行提，连年不绝……乞敕法司计议，将四川军民人等擅动实封、告讦词讼者，无分虚实，俱改发松潘卫充军；其诬告十人以上并原告发回中途在逃者，无分军民，俱改发叠溪千户所充军。

不过，朝廷仅接受李匡的部分建议，即军余发本省边地充军，“民人仍发口外为民”。土木之变后，面对“边民不得耕种，士马不得休息”的局面，急需重建“口外”防线。景泰帝即位，除重建军队外，还下令对逃民不复业者，“治以重罪，并其邻里，俱发口外为民”。同时，对在“口外”复业的人，则予以奖励食米，“大口三斗，小口一斗五升”。但军队重建仍不乐观，“见在者多有逃窜，惊散者不肯回还”。景泰四年（1453）规定，对赴京越诉军民“无问虚实，悉杖，遣口外充军”。景泰帝试图以“口外为民”“口外充军”来增加“口外”人口，但情形难以扭转，正统七年（1442）隆庆州有2020户，景泰七年（1456）则降为1540户。

明英宗复辟后，“口外”卫所军人缺额仍较大，遂继续推行军民皆“口外充军”。天顺元年（1457）将《大明律》中“凡白昼抢夺人财物者，杖一百徒三年”条改为“枷号一个月，满日送兵部，定发边卫充军”。“口外”卫所属边卫。次年，对不尊亲守孝官员，根据不同情形发往“口外”，或为民或充军，其中规定：

今后有将远年亡故父母诈称新丧者，问发顺天府昌平、遵化、蓟州等州县为民，系顺天府者发口外为民。父母见在诈称死亡者，发口外独石等处充军。其闻父母丧，匿不举，不离职役者，若原籍程途三千里之上限一年，不及三千里者限半年。违限不回守制者，俱发口外隆庆、永宁等州县为民。

从惩处程度看，为民比充军要轻。而“口外充军”又比一般充军重，时有“做军莫做口外军”之谚。为补“口外”军人缺额，天顺七年（1463）下令：“今后遇有该问充军囚犯，不分南北之人，先行拨发云川、龙门等处缺军卫所充军。云川卫属大同，龙门卫属宣府，皆在“口外”。随着缺额得到增补，次年，朝廷不再坚持军民皆发“口外充军”，规定在两京内外白昼抢夺，“再犯与犯满贯徒罪至杂犯死罪，从重惩治，军旗［舍］余人等俱发边卫充军，民发口外为民”。

永乐、宣德时迁民每户享官府拨荒50亩，到景泰已成具文，时人上疏说：“口外田地极广，……其守城、守关军士多无田地耕种。推原其故，盖因先前在京功臣等官之家，将口外附近各城堡膏腴田地，占作庄田；以次空闲田地，又被镇守总兵参将、并都指挥等官占为己业”。所谓“先前”说明此现象早已有之。成化初年为此颁布禁约，“势豪之人不得妄乞口外大同、宣府之地”，但效果并不理想。成化十二年（1476）定西侯蒋琬奏，大同、宣府等处膏腴田“悉为豪强占种”。

天顺之后，“口外为民”的谪官已脱离垦殖，多以“舌耕”为生。早在宣德七年（1432）朝廷设万全都司学，供卫所及“口外为民”子弟读书。学校教职多为谪宦，天顺五年（1430）宣府义学聘“前刑部员外郎李衍、平阳知府杨辕”为师。倪谦于天顺三年（1482）卷入顺天府乡试案，被判“谪戍开平”，次年拖家带口抵达宣府为民。他在宣府谪居四年，“士子及门授经者多所造就，至今科第不乏”。文教的掀起，引导着口外社会民心的向化内聚。

明代官宦被发“口外为民”多以“谪戍”指代，有学者以倪谦为例，认为明代谪戍制度已为具文。这是不了解“口外为民”刑名变化所致。倪谦在宣府常与谪官交游，如顺天府大兴县人朱骥，被贬前任锦衣卫千户，本应“谪戍威远”，后发宣府为民。倪谦以宣府古称上谷，将诗文名之《上谷稿》，从中可管窥口外谪官生活。他“有公事则出应驱策，否则杜门守静以经史自娱”，曾至距宣府数十里外鸡鸣山与友朋重阳登高，天顺六年（1462）更出游距宣府数百里外的大同，然足迹只能限于口外范围内。但其子倪岳可自由出行，天顺六年以万全都司学生“中顺天乡试”举人，八年中进士。可见，“口外为民”者生活相对自由。但与传统流刑无实质区别，都将罪人发遣至远离乡土的地方加以惩治。

三、“口外为民”例的提升与“口外”社会变迁

景泰、天顺时，“口外”为民、充军并举，造成人口增加，补充了国防力量。隆庆州人口在天顺年间比景泰时增加了3000余人，从中招募的民壮，平日“听其自在生理，遇警借倩出力”。天顺八年（1464）继续鼓励边民参军，“不分军民舍余人等，有肯愿与朝廷出力报效者，于所在官司告报，就收附近卫所寄管，着做士兵名色”。

成化时期，北方疆域局势缓和，刚即位的明宪宗仍推行罪犯先发“口外”卫所充军，但已考虑“候其数充足，将前例废去”。同时又区分军、民之别，成化十五年（1479），刑部等合议，对南北两京及通州等“白昼在街撒泼、殴打平人、抢夺财物”者惩罚如下：

［今后］徒罪以上，不分人多人少，初犯一次者，不必枷号，属军卫管辖者，俱发边卫充军，属有司管辖者，俱发口外为民。原系边军、边民等项各决杖一百，发极边，常川守哨。职官有犯照例议拟，奏请定夺。若虽系初犯节次抢夺及再犯累犯者，俱发原地方枷号一个月，满日仍照前例，分别军民、职官，发去充军、为民、守哨，奏请施行。

该条例再次明确军发边卫充军，民发“口外”为民；原边军、边民则发极边守哨。守哨本是军人犯罪所受的处罚。之后，朝廷较少出台发民“口外充军”例，弘治三年（1490）仅重申上述条例“通行各处”。可见，成化以后“口外充军”主体是军人，民人仍“口外为民”。

“口外”环境恶劣，边民苦不堪言。除旱涝等天灾频繁外，边民还要忍受势豪侵占熟地，以及蒙古人不时“抢掠人畜”等人祸。官府徭役也颇繁重，如隆庆州“有车之家除在州应用外，又有协济隆庆卫之役……车户之苦，不可备述”。五方杂处的迁民又易产生社会问题，隆庆州“兵民参集，为讼为盗者日纷然”。诸多因素叠加，造成“口外”民人逃亡增多，隆庆州“因水旱逃回者众”，成化二十年（1484）保安州“自景泰年间以来迁民四百有奇，止有三户见在，其余俱各随到随逃”。

为防止“口外”民众逃跑，成化十三年（1477），隆庆州复设棒槌谷、红门口巡检司。此“先于宣德年间开设”，后废毁于土木之变中，“以此军人、军丁往往在逃者多”，故于二处复设巡检司，“照旧守把”，获准。朝廷也通过大赦给“口外为民”者希望，弘治帝即位诏说：“自天顺八年正月以后，官吏、监生、承差人等为事充军，例该止终本身，及问发口外为民者，所司查勘明白，放回原卫、原籍为民随住”。弘治元年（1488），河南巡按御史文贵奏请废除“口外为民”例，遭到刑部尚书何乔新反对，“此等囚犯，或发口外为民，或发原籍当差，法如是足矣”。弘治帝支持刑部。不过，“口外为民”例自此在执行中有了弹性，时广东巡按御史王哲请求将广东发“口外为民”中改发附近卫所充军，“南土罪人当发口外为民者，跋涉万里，且风土不宜，多致死。哲请改发近地为军”。兵部回复“请愿者听之，不欲毋强制”。罪犯可在“口外为民”与近地充军做出选择，淡化了前者的强制性。

“口外为民”主要针对民人，职官犯罪是否发“口外为民”则不确定。弘治三年（1490）都察院因文武职官诬告十人以上者，“有钦依照原拟罪名发落还职者，有照前例发遣充军并口外为民者，往往事体不一，人难遵守”。但“若照军民一例发遣，则贵贱无别，又似过重”，最后规定现任或致仕者“俱革职冠带闲住，义官发口外为民”。对在“口外”犯罪的军官多就地调卫，弘治五年（1492）规定：“今后问发犯该杂犯死罪军职，系大同者送者〔去〕宣府极东卫所，系宣府者送去大同极西卫所。”由于两者距离“远者不过二三百里，近者止是六七十里，既与家乡密迩，又无关津盘结〔诘〕，以故易为逃走，及买求回家闲住，出入自由，全无忌惮”。半年后，又有官员要求将大同、宣府犯罪军职发往辽东等边卫，仍未通过。这显然是朝廷出于维护“口外”军事力量的考虑。

弘治时期，不仅维持“口外为民”例的稳定，而且还将其由权宜之法变为“常法”“大法”，此在弘治《问刑条例》、正德《大明会典》中均有体现。万历《大明会典》吸纳“口外为民”例条数远超正德会典。可见，“口外为民”例在明朝法律体系中地位的上升，弘治《问刑条例》规定：“凡问发充军及口外为民者……拘当房家小起发随住”。“口外”充军属兵部管辖，为民属户部，在押解“口外”前，“凡问该充军者……仍抄招行兵部知会；其问该口外为民者，亦抄招解送户部编发”。

弘治时将成化十五年例“口外”边民、边军犯罪皆“发极边常川守哨”的规定，调整为“发边卫充军者，原系边卫发极边；原系极边，常川守哨。发口外为民者，原系口外并边境民人，发别处极边”。将军民区别对待，严惩“口外为民”逃跑者，一旦抓获，“凡问发直隶延庆、保安二州，但有在逃及违限不赴配所者……改发辽东自在、安乐二州”；对逃至京城潜住者“改发口外卫分充军”。正德九年（1514）又将“口外为民逃回者”调整为“免其问罪，仍发口外为民”。正德十三年（1518），“诏湖广、江西、浙江并南直隶有犯罪当发口外为民者，改发附近卫所充军，止终本身，著为例。”这与北疆局势缓和有关。

嘉靖时期，因朝廷拒绝与蒙古通贡互市，北疆局势再次紧张。朝廷遂又将浙江等省犯人改发“口外”为民，如嘉靖初浙江山阴徐铎、嘉靖十六年（1540）南直隶太仓顾存仁，均被“发口外为民”。嘉靖二十九年（1550）六月，“庚戌之变”爆发，蒙古再次兵临北京。是年十二月，朝廷颁布《重修问刑条例》，除增加“口外为民”条外，还重申“口外为民”者要与“当房家小起发随住”、逃至京城潜住者则“改发口外卫分充军”。次年，锦衣卫经历沈炼因言获罪，被发口外为民，连同家小发保安州。谪宦在“口外”多从事文教，“口外为民”的谢庭桂在纂修嘉靖《隆庆志》中说：“逮入我朝，谪迁四方豪杰来居，敷教宣化，屡得其人。故士以学问相高，民以礼义相尚，男务耕稼，妇勤女红，无浮末之习，风俗之美，视昔有加。”虽有夸大之嫌，但反映了“口外”社会教化见效的些许面貌。

随着“口外”迁民增加，内地白莲教也在大同一带活跃起来。其人员多为在京“邪术扇惑人民”的官吏军民僧道人，如嘉靖二十一年（1542），术士唐珠珊潜住京师，媚惑朝臣，被发充军，其子唐辅发“口外为民”。“口外”民人还北逃蒙古区域定居农耕，形成板升社会。周元“以罪戍大同”，嘉靖三十年（1551）逃“入俺达营部”。万历十三年（1585）《真犯死罪充军为民例》中“口外为民”例多达22条，涉及官吏、军民、僧道人等。蒙古的“大小板升，汉人可五万余人，其间白莲教可一万人，夷二千余人”。晚明李贽说：“朝廷之法：死有死律，军有军律，边远充军有边远充军律，口外为民有口外为民律”。可见，“口外为民”例已成为明代法律体系的重要内容。

四、结语

近年来，法律地理学逐渐引入我国法学界，并引起史学界的注意。但甚少有学者考虑地理环境与法律建构的互动关系，明代“口外为民”刑名的出台、完善与提升，经历了相当长的过程，动态展现了地理环境与法律变化的密切关联。明代刑名中的“口外”主要指居庸关以北地区，其地理范围在洪武时较为广大，永乐时开始萎缩，宣德以后基本确立在内外长城之间。明朝自永乐开始在强制徙民充实北京的同时，也通过给予田地、牛具等优惠措施，有意鼓励民众向“口外”迁移。仁宣时期，朝廷不时派要员巡视“口外”，增设关隘等军事设施。然而蒙元残余势力不断南侵，“口外”范围在动荡中逐渐缩小。正统时期，王朝将罪犯强制发往“口外为民”，固定了这一刑名，使其成为闰刑。凡触犯“口外为民”例者，军发“口外”充军，民发“口外”为民。充军者戍守，为民者“耕戍”兼具。成化以后，王朝不断完善“口外为民”例，弘治时又将之提升为“常法”“大法”，符合明代法律演变的常态。“口外为民”例尽管与徒流刑没有本质区别，但因其身份界定为民，因此，在“口外”之人仍享有流动与职业选择自由，子女也可参加科举考试。这对稳定“口外”社会秩序有积极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护卫了北京的安全。王朝因时因事对“口外为民”例的调整，使刑名得以落实，犯人得到惩治，土地得到垦殖，文教得到发展，社会风气得到改善。因此，“口外为民”例直到明末仍在行用。

（本文原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2年第4辑第88—95页，文中原有注释，引用请务必参考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