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北京的沙尘天气及其成因

高寿仙

近几年来，我国北方地区连续出现较大规模的沙尘天气，给人们的生活、工作和健康带来诸多不利影响，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也引起学者们的研究兴趣。为了深入了解沙尘天气的成因和规律，有的学者开始探究我国历史时期的沙尘天气现象[1][1]。首都北京是遭受沙尘天气干扰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也是历史上保留下了最丰富、最系统的沙尘天气记录的地区。这是因为作为帝制中国后期的全国政治中心，北京各方面的情况，包括各种自然灾害和气象变化情况，都受到朝廷的注意并被记录下来。对于这些资料，应该充分加以发掘和利用。本文拟以《明实录》的记载为主，结合其他相关资料，对明代北京沙尘天气的特征和成因进行初步探讨。 

一、明代北京沙尘天气的基本状况 

在讨论北京的自然环境问题时，有学者认为古代北京不存在空气污染，天空能见度极高，降尘量大是现今出现的新问题。这种说法并不完全合乎事实。的确，由于较少有害气体的污染，古代北京的空气质量比现在要纯净得多，但沙尘弥漫的现象却并非始自今日。在《元史》中，就有一些关于北京沙尘天气的记录。如至治三年（1323年）二月丙戌，“雨土”；致和元年（1328年）三月壬申，“雨霾”；天历二年（1329年）三月丁亥、至顺元年（1330年）三月丙戌，“雨土霾”[1][2]；至元四年（1338年）四月辛未，“天雨红沙，昼晦”[1][3]；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三月庚子，“大风自西北起，飞沙扬砾，白日昏暗”[1][4]。这些载入正史的沙尘天气，应当是规模比较猛烈的。而一般规模的沙尘弥漫现象，在元代北京恐怕经常可见，所以史籍中有“幽燕沙漠之地，风起则沙尘涨天”的记述[1][5]。 

到了明代，北京的沙尘天气更加严重，《明实录》对此有比较系统的记录。在现代气象学中，沙尘天气被分为浮尘、扬沙和沙尘暴三种：扬沙与沙尘暴都是由于本地或附近尘沙被风吹起而造成的，出现扬沙时一般风力较大，天空混浊，能见距离在1-10km，出现沙尘暴时一般风力很大，能见距离小于1km，天空呈土黄色，有时甚至呈红黄色；浮尘是指在无风或风力较小的情况下，远处细尘经高空气流移运至本地，或者本地产生沙尘暴或扬沙后，尚未下沉的等细粒浮游空中而形成，俗称“落黄沙”，出现时能见度小于10km，天上阳光惨白，远处景色呈黄褐色。《明实录》的记录虽然没有建立在科学数据基础上的等级区分，但由于记录者对不同的沙尘天气给予不同的名称和描述，使我们基本可以了解每次沙尘天气的类型和强度。大体说来，《明实录》记载的随大风而起的“扬黄土沙”、“扬尘四塞”、“扬尘蔽空”、“拔木飞沙”等现象，可视为扬沙天气，其中特别猛烈的，如“大风扬尘，天地昏暗”等，则很可能是沙尘暴天气；而“风霾”、“雨霾”、“黄雾四塞”、“雨土濛濛”、 “日色变白”一类的记录，则应属于浮尘天气。 

笔者对《明实录》以及《明史·五行志》中有关北京沙尘天气的记载作了初步整理，并以20年为间隔，将洪熙元年（1425年）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的220年划分为11个时间段，对各时间段出现沙尘记录的次数进行了统计。从表一所显示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各时间段被记录下来的沙尘天气次数明显呈上升趋势。如将1445－1644年划分为前后两段，则1445－1544年的100年间共出现沙尘天气记录49次，1545－1644年的100年间共出现沙尘天气记录83次，后100年比前100年的沙尘天气记录增加了59%。这说明随着时间推移，明代北京的沙尘天气有日益严重化的趋向。除《明实录》记录下来的比较严重的沙尘天气外，明代北京还经常出现规模稍小的沙尘弥漫现象，以致当时市井中曾流传着“天无时不风，地无处不尘”的谚语[1][6]。弘治年间漂海来华的朝鲜人崔溥曾谈到，北京“其山童，其川污，其地沙土扬起，尘埃涨天”[1][7]。在北京居住过的南方文人，对这种天气颇为不适。屠隆在《在京与友人书》中曾抱怨说：“燕市带面衣，骑黄马，风起飞尘满衢陌，归来下马，两鼻孔黑如烟突，人、马矢和沙土。”[1][8]陈大声作词嘲北京巷曲中人，中间有这样的语句：“门前一阵骡车过，灰扬，那里有蹋花归去马蹄香？”[1][9]姚旅指出：“京师风尘涨天，独少流水。”[1][10]袁宏道也谈到：“京师风霾时作，空窗净几之上，每一吹号，飞埃寸余。”[1][11]  

表一　　明代北京沙尘天气发生的年代分布 

在季节的分布上，明代北京的沙尘天气主要集中于冬春时节，特别是农历正月到四月。据笔者初步统计，《明实录》中的沙尘天气记录在各月份的分布情况是：正月19次，二月36次，三月36次，四月20次，五月5次，六月0次，七月0次，八月1次，九月4次，十月3次，十一月3次，十二月6次。正月至四月共计111次，占总数133次的83.46%。这是因为沙尘天气的形成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要有大风，二是要有沙源。北京为典型的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每年冬、春是干燥多风的季节。根据现代气象观测资料，北京春季（3-5月）降水量为45-80mm，仅占年降水量的10%左右，夏季（6-8月）降水量在400-600mm之间，约占全年降水量的75%，秋季（9-11月）降水量在70-11mm之间，只占年降水量的14%，冬季（12-2月）降水量只有10mm左右，仅占年降水量的2%；北京春季的大风日数占全年大风日数的36%，；1－12月的风速（米/秒）数值分别为2.4、2.7、3.0、3.3、2.8、2.2、1.7、1.6、1.8、2.1、2.2、2.5，冬、春时节风速明显增大。冬、春时节多风，而且风力较大，而此时气候却比较干燥，表土也比较疏松，地表尘土极易随风飘浮。在《明实录》等文献记录的133项沙尘天气记录中，有96次是明确伴随有风记载的，占72%强，可见明代北京沙尘天气的分布特点与大风天气的分布特征是相当一致的。 

二、明代北京沙尘天气加剧的原因 

沙尘天气是一种自然现象，很早以来就已经存在，并非完全是人类活动造成的结果；但是，人类对地表植被的破坏，肯定会在很大程度上提高沙尘天气的发生频率和破坏程度。明代北京日益频繁地出现沙尘天气，固然有自然环境变化方面的因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人类活动在地面造成越来越多的沙源地。 

明代气候趋于寒冷干燥，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北京沙尘天气的加剧。根据对明代气象资料的研究，中国气候从14世纪开始逐渐转入寒冷期，15世纪以后气候加剧转寒[1][12]。从明末清初史学家谈迁《北游录》中的物候记载，可以推断当时北京冬季的气温比现在约低摄氏2度，春季物候期平均比现在迟7天左右[1][13]。伴随着气候由暖转寒，北京进入较为干旱的阶段。北京气象台曾分析近500年来北京的旱涝变化趋势，就明代的情况而言，在从1484－1643年的160年间，只有1356－1580年的45年为多雨期，其余115年皆处于少雨期[1][14]。这一分析是根据全年降水情况做出的，如果只考虑冬春时节的降水情况，1356－1580年间出现干旱的次数也不少。笔者依据《明实录》和《明史·五行志》进行粗略统计，以每年农历五月至八月为雨季，九月至次年四月为干季，从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秋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春，北京共经历了220个干季，其中有74个干季出现过“冬不雨雪”、“冬旱”、“经春久旱”、“雨雪不降”、“雨泽愆期”、“河干”之类的记载（以每10个干季为一时间段的干旱记录次数见表二），明代北京冬春时节出现较严重旱情的频率是比较高的。将220个干季分为前后两段，前一段出现旱情记录的干季数目为33个，后一段出现旱情记录的干季数目为41个，明代中叶以后出现旱情的频率明显有所提高。干旱的气候加剧了地表的干燥和疏松程度，当然更容易形成沙尘天气。 

表二　　明代北京每10个干季出现干旱天气记录的次数 

说明：一个干季中如果出现一次以上的干旱记录，亦记作一次。 

除了气候条件的变化外，人类活动是导致沙尘天气日趋频繁的主要原因。弥漫于明代北京天空的沙尘主要来自本地。当时北京街道未铺砖石，极易产生浮尘，再加上各家都将脏土灰烬倾倒于街面，而又不能及时清理，以致街道上尘土厚积，“沙深埋足”[15]。为满足修造房屋等需要，不少人自城外畚运泥土，不免沿途遗洒。朝廷一度曾下令禁止运土入城，结果造成“城中人多掘坑堑”，只得取消禁令，允许“距城二三里外取土”[16]。不过，在城内胡乱取土的现象并未能因此杜绝，大明门以西就曾因取土者“相寻不绝，遂成坑堑”[17]。经常大兴土木的勋戚之家更是肆无忌惮，他们“取土长或二三十丈，深或见泉，已而复据附近街巷起土塞坑”[18]，不仅使街道变得高下不平，也加剧了尘土堆积的程度。据记载，当时北京城内有些地方积沙成堆，如“翰林院衙门左右，各积有飞沙，高三四尺，并枑梐若短墙然，微风一动则坌起”[19]。此外，随着砖瓦需求量的剧增，近城附近出现了许多土窑。正统初年，朝廷认为在西北烧窑有碍风水，下令“京城西北俱不得掘土，其东南许出城外五里，天地、山川坛许去垣外三里”[20]。在近城附近大量取挖泥土，必然造成大面积的裸土地面，成为沙尘的起源地。如天地坛附近是挖土活动较为集中的一处地方，地面浮土遇风则起，致使“天地坛外风沙堆积，几与墙等”[21]。可以说，正是积聚于京城内外的大量地表尘土，在风力作用下屡屡酿成天地都为之变色的沙尘天气。

北京周边地区森林面积的大规模减少，对于包括大气在内的自然环境的恶化，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北京成为首都后，人口急剧增长，所需木材和薪炭都要依靠砍伐林木解决，因此在辽、金、元时期，北京周边地区的森林就遭到严重破坏。明朝初期，曾禁止在西山砍伐林木，明仁宗即位后，“以京师人众，而荛薪往往取给千数百里外，命工部弛西山樵采之禁”[22]，西山森林开始遭到大规模破坏。对林木的滥砍滥伐，在北京周边所有林区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如紫荆、居庸直至雁门一带，“绵延数千里，旧有树木，根株蔓延，长成林麓”，由于“公私砍伐，斧斤日寻”，到景泰初年已经“树木殆尽”[23]。成化末年，丘濬曾谈到，北京附近边塞一带的林木，“以薪炭之故，营缮之用，伐木取材，折枝为薪，烧柴为炭，致使木植日稀”，建议“于边关一带，东起山海，以次而西，于其近边内地，随其地之广狭险易，沿山种树”，“每山阜之侧，平衍之地，随其地势高下曲折，种植榆柳，或三五十里，或七八十里”[24]。弘治年间，兵部尚书马文升也曾忧虑地指出，“自成化年来，在京风俗奢侈，官民之家争起第宅，木植价贵，所以大同、宣府规利之徒，官员之家，专贩筏木，往往雇觅彼处军民，纠众入山，将应禁树木任意砍伐”，“且大木一株，必数十年方可长成，今以数十年生成之木，供官私砍伐之用，即今伐之十去其六七，再待数十年，山林必为之一空矣”[25]。但这些警告和建议并未引起朝野重视。嘉靖中，“胡守中以都御史奉玺书行边，乃出塞尽斩辽金以来松木百万”[26]，对沿边林带破坏极大。明朝还在北京附近的易州设置了柴炭山厂，遵化设置了冶铁厂，致使这些地方的山林遭到毁灭性采伐。以易州为例，那里的山区本来“林木蓊郁”，经过长期破坏，到晚明时期则是“数百里山皆濯濯”了[27]。当然，朝廷出于防御的目的，也曾试图保护沿边山林，但滥伐现象始终屡禁不止。即使在明王朝严加保护的陵寝重地天寿山，盗伐林木事件也屡屡出现。此外，明初顺天府各州县曾广植桑枣，但到宣德年间，各处桑枣已被“砍伐殆尽”[28]，政府虽曾下令复种，但始终未见实效。北京周边地区森林资源的迅速减少，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生态平衡，加剧了风沙等自然灾害的为害程度。

[1] 王社教.历史时期我国沙尘天气时空分布特点及成因研究［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3）

[2] 宋濂.元史（卷50）［M］.北京：中华书局，1976.

[3] 宋濂.元史（卷39）［M］.北京：中华书局，1976.

[4] 宋濂.元史（卷47）［M］.北京：中华书局，1976.

[5] 熊梦祥.析津志辑佚（风俗）［Z］.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

[6] 谢肇淛.五杂组（卷3）［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7] 葛振家.崔溥《漂海录》评注［M］.北京：线装书局，2002.162.

[8] 屠隆. 翠娱阁评选屠赤水先生小品［M］. 丁允和，陆云龙.皇明十六家小品［C］.明刻本，1633.

[9] 蒋一葵.长安客话（卷2）［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

[10] 姚旅.露书（卷8）［M］.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四库全书存目丛书［Z］.济南：齐鲁书社，1995.

[11] 袁宏道：瓶史［M］. 黄宾虹，邓实.中华美术丛书（三）［Z］. 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8.

[12]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Ｊ］.中国科学，1973，（2）；邹逸麟.明清时期北部农牧过渡带的推移与气候寒暖变化［J］.复旦学报，1995，（1）.

[13] 龚法高等.北京地区自然物候期的变迁［A］.环境变迁研究（第1辑）［C］.北京：海洋出版社，1984.

[14] 北京气象台.北京市近五百年旱涝分析［A］.气候变迁和超长期预报文集［C］.北京：科学出版社，1977.

[15] 周家楣，缪荃孙.（光绪）顺天府志（卷18）［Z］.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

[16] 柯潜等.明英宗实录（卷39）［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17] 柯潜等.明英宗实录（卷68）［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18] 毛纪等.明孝宗实录（卷200）［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19] 吴长元.宸垣识略（卷16）［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

[20] 柯潜等.明英宗实录（卷23）［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21] 傅翰等.明宪宗实录（卷53）［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22] 李时勉等.明仁宗实录（卷2上）［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23] 柯潜等.明英宗实录（卷189）［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24] 丘濬.大学衍义补（卷150）［M］.北京：京华出版社，1999.

[25] 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卷63）［C］.北京：中华书局，1962.

[26] 蒋一葵. 长安客话（卷7）［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

[27] 孙承泽.天府广记（卷21）［Z］.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4.

[28] 李时勉等.明宣宗实录（卷95）［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原载《北京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转载自中华文史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