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迁都洛阳是中国史的重要关节，素为学界瞩目，既有研究汗牛充栋。这些论著主要以探讨背景、动机及影响为旨趣，迁都之前与之后的相关史实已被反复查考，而迁都过程本身却未获足够重视。

从太和十七年（493）八月孝文帝带领数十万大军借南伐之名离开旧都平城，到“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竟历时三年。迁都的过程既不轻淡，也不平顺。何德章率先把这次南伐视作一个突发的政治事件，通过解析事件的各个环节，使迁都之举呈现出丰富的内涵。

经张金龙、松下宪一、长部悦弘继续考察，迁都的具体步骤和人员安排等问题进一步廓清。当前，北魏统治集团于徙都路上的种种选择以及其中隐微仍有待疏释，主导者、随从者、反对者的策略与要求尚需深入体察。如此才可更切实地理解这场巨变，为围绕迁都的各类阐发筑起稳固的基础。

在迁都期间的众多动向里，太和十八年孝文帝的北巡尤显迷雾重重。是年初，公布迁都决定不久的元宏自新京仓促北上，临平城，复幸怀朔、武川等边镇，后又绕道中山、信都、邺城返回洛阳。起因是什么？为何奔赴这些地点？何以耗时十月之久？可有斩获？本文拟截取这段巡行加以深描，揭示北魏统治者在迁都过程中面临的困境与做出的应对，剖析政治演进背后的趋势和偶然；利用尚未被充分解读的文献记载以及巡省途中策动的仪式、树立的碑刻，感知拓跋鲜卑在光宅中原前夜的心绪与认同。

一、北巡：突发的事件

据《魏书·高祖纪》，孝文帝在太和十七、十八年之际的行踪大略如下：十七年八月“车驾发京师，南伐”；九月至洛阳，宣布迁都决定；十月抵达邺城，在此驻扎至十八年一月中旬；一月末至洛阳；二月离开新都，开始北巡。回到平城的皇帝亲自对文武百官说明徙都的用意，开展了关于迁留的各项部署。十月以降随着车驾返洛，旧京臣民也纷纷踏上南迁之路。乍看之下，此次北巡乃孝文迁都的既定步骤。过去学者往往从迁都成功的结果逆推，认为其出自统治者的周密设计。而实际上，十八年二月的北上只是计划外的临时变动。

采掘真相的关键，在于细读《魏书·韩显宗传》收录的一封上书。韩显宗自太和初年起担任著作佐郎，十七年又兼中书侍郎，随车驾南征。其作为皇帝身边的侍臣，且肩负撰次国史、草拟诏诰的职分，无疑能清楚获知迁都期间权力核心的意向与行动。这篇上书载有韩氏针对当时决策提出的数条劝谏，可据以捕捉孝文帝的一些谋划：

其一曰：窃闻舆驾今夏若不巡三齐，当幸中山，窃以为非计也。何者？当今徭役宜早息，洛京宜速成。省费则徭役可简，并功则洛京易就。往冬舆驾停邺，是闲隙之时，犹编户供奉，劳费为剧。圣鉴矜愍，优旨殷勤，爵浃高年，赉周鳏寡，虽赈贷普沾，今犹恐来夏菜色。……且向炎暑，而六军暴露，恐生疠疫，此可忧之次也。臣愿舆驾早还北京，以省诸州供帐之费，并功专力，以营洛邑。

首先判断上书时间。《韩显宗传》记为“既定迁都，显宗上书”，显示该文作于十七年九月后不久。引文有“往冬舆驾停邺”之语，结合前文披露的行踪，可知此时已进入十八年。“今夏”“来夏”“且向炎暑”等词又将范围缩小至春季。谏言的第三条首曰“窃闻舆驾还洛阳，轻将数千骑”（见下），说明孝文帝尚未启程赴洛。《高祖纪》十八年一月条载，“丁未朔朝群臣于邺宫澄鸾殿”，“癸亥车驾南巡”，“乙亥幸洛阳西宫”。可见韩显宗上书是在一月丁未至癸亥的十余天内。

据“窃闻舆驾今夏若不巡三齐，当幸中山”可确认，孝文帝预定的十八年夏季的行程本为巡幸冀定或青齐诸州，这一安排最晚在当年年初已成形。北返平城不在皇帝的计划内，但韩显宗从平息劳费、预防疾疫等几个角度推荐这一选项。上书又云：

三曰：窃闻舆驾还洛阳，轻将数千骑。臣甚为陛下不取也。夫千金之子，犹坐不垂堂，况万乘之尊，富有四海乎？警跸于闱闼之内者，岂以为仪容而已，盖以戒不虞也。清道而后行，尚恐衔蹶之或失，况履涉山河，而不加三思哉！此愚臣之所以悚息，伏愿少垂省察。

此条意在反对孝文帝以轻装简从的方式自邺城前往洛阳。去年孝文帝从平城出发时率领的步骑，《高祖纪》记为“百余万”，同书《天象志二》《天象志四》以及《北史·魏孝文帝纪》作“三十余万”。六军之众的多数后来随车驾进驻邺城，十七年十二月孝文帝曾于邺郊“巡省六军”，韩显宗的第一条谏言也在强调“六军云会”带来的供给压力。如今孝文欲暂舍部众、轻骑赴洛说明，邺已被设置为迁都期间的本营所在，此番出行时间短、任务轻，很快皇帝又将返回邺城。那么，孝文帝为十八年上半年订立的规划已可完整复原：先赶往洛阳，入夏则率六军自邺城出发巡省三齐或中山等地。

十八年春的洛阳之行，最初只跟新都建设有关。去年九月孝文帝首至伊洛，从“定迁都之计”到动身向邺不过数日，匆忙间显然无法细致擘划城市营构。况且工程的主导人员也不齐整。《高祖纪》云：“（十七年）冬十月戊寅朔，幸金墉城。诏征司空穆亮与尚书李冲、将作大匠董爵经始洛京。”对穆亮用“征”说明其并未从驾。当时穆氏正以西道都将的身份在秦雍地区作战。将南伐大军安顿于相对饶富的河北后，再临洛阳的孝文帝便可会同穆、李等人展开具体筹措。本纪提到二月己丑元宏曾行至北郊，亲自规建方泽之所，即为一项实例。韩显宗上书的第二条聚焦于都城建造的问题，提请皇帝警惕崇饰宫殿、宅第逾制等弊病，也印证了此行原先的目的。不过，《高祖纪》十八年二月条随后却陡然记载“壬寅，车驾北巡。癸卯，济河”，次月“壬申，至平城宫”。这一举动及后续跨越夏秋两季的走势，与孝文帝的既定计划背道而驰。一、二月之际在极短的时间内，北魏统治层抛弃此前的预期和准备，对未来去向重做选择。皇帝从洛阳改道，北返旧京，是迁都过程里的突发事件。

了解迁都初期的计划和变化后，再看孝文帝与李冲的一段对话，就可获得新的认识：

冲言于高祖曰：“陛下方修周公之制，定鼎成周。然营建六寝，不可游驾待就；兴筑城郛，难以马上营讫。愿暂还北都，令臣下经造，功成事讫，然后备文物之章，和玉銮之响，巡时南徙，轨仪土中。”高祖曰：“朕将巡省方岳，至邺小停，春始便还，未宜遂不归北。

引文出自《魏书·李冲传》，因其后紧跟“寻以冲为镇南将军，侍中、少傅如故，委以营构之任”一句，结合前述关于新都建设负责人的安排可知，对话发生在十七年九月末。当时孝文帝初定迁都，李冲以营造尚需时日为由，劝其先回平城。孝文答曰，自己将巡省至邺，至明年春再还旧京，不会就此便不归北。徇是，十八年初返回恒代乃早有的计划，那就同上文的结论矛盾。何解？

今存《魏书》出自同一版本系统，前引文句诸本无异文，《北史》未载，《册府元龟》收录此对话，但孝文帝的答复与《李冲传》所记截然相反：“朕将巡省方岳，至邺少停，春始便还，未宜归北。”《资治通鉴》与《册府》同。若以“未宜归北”为是，矛盾自然消释。孝文帝实无心返回平城，李冲的提议遭到否决。这一语境下，“春始便还”的对象为洛阳，符合孝文帝十八年一、二月的行踪。在突然转意北巡之前，孝文帝一贯拒斥“还北都”。《册府》《通鉴》的这段文字，征引自唐宋间另一种《魏书》传本，能与《韩显宗传》相印证，可据以纠正《李冲传》的衍误。

二、镇抚旧京

胡三省注《通鉴》，于“未宜归北”下云：“不肯归北，盖虑北人归代复恋土重迁也。”合理可从。为何太和十八年二月，离开平城以来一直怀揣此疑虑的孝文帝不得不重返恒代？原因无非是平城出现了对迁都非常不利的形势。

北魏建都平城已近百年，恒代为国家根干，手握左右政局的实力。孝文迁都的意志固然热切，但他必须顾忌留守旧京的代人集团的态度。十七年九月“定迁都之计”，只是向从驾群臣表明决意，而非昭告天下。正如孝文帝本人所说“迁移之旨，必须访众”，在北之臣的认同乃不可或缺的条件。他当即派出宗室重臣任城王澄赴代晓谕，求取共识。次月中旬东巡至滑台的孝文帝见到了归来复命的元澄。元澄口中传来的是积极的消息：尽管群情惊骇，但凭借自己“援引今古”“徐以晓之”，留代之人皆已领悟旨意。孝文帝激赏元澄，立马就地设坛，公布迁都的国策。《文馆词林》保留了这篇诏书，字句中弥漫着即将“功成业定”的乐观。正是在这种情绪中，孝文帝于十天后抵达邺城，就火速迈出了迁都的第二步——“诏安定王休率从官迎家于代京，车驾送于漳水上”。

元休为景穆帝之子，是当时宗室（太祖道武帝子孙）中辈分最长者之一。此次派遣比元澄北使的规格更高，也负有更实际的职任。孝文帝一度自信地以为，在元休的带领下，旧京臣民都将走上南徙的道路，迁都很快就会完整实现。然而，这一谋划落空了。让平城上下在言语上表示对皇帝新政的拥护其实不算难事，所以元澄较轻松地达成使命。而真地要行动起来举家迁徙的时候，反对者便无法再做隐忍。一些迹象表明，元休返代后“迎家”之策便陷入停滞，其本传载：

定都洛邑，休从驾幸邺。命休率从驾文武，迎家于平城。高祖亲饯休于漳水之北。十八年，休寝疾，高祖幸其第，流涕问疾，中使医药，相望于路。薨，赗帛三千匹。自薨至殡，车驾三临。高祖至其门，改服锡衰，素弁加绖。皇太子、百官皆从行吊礼。

据《高祖纪》，元休亡于十八年七月。其时孝文帝已回到平城，引文中君臣视疾、临丧的活动都发生在这里。换言之，元休一直未克率众成行，自己也患病死在了旧都。阻碍动员导致迁延的，当然是恒代那些不愿南徙的势力。

在邺郊送别元休几个月后，孝文帝始终没能等到平城的迁众，来自北方的恐怕只有各种非难迁都的声音，大大超乎其预料。已经到第二年春天，迁都仍无实质进展，留给他的选项仅剩下调头北巡、亲自“迎家”。出发伊始，孝文帝再度颁发诏书，公开阐释迁都用意。但此举似乎效果不佳，故次月皇帝抵达平城时，与留守之臣的初会即展现出紧张态势：

及帝还代，（元）丕请作歌，诏许之。歌讫，帝曰：“公倾朕还车，故亲歌述志。今经构已有次第，故暂还旧京，愿后时亦同兹适。”

作为元老重臣的元丕是反对迁都者的代表。该群体相信，随着车驾返回，新政还有回转的余地。在迎接仪式上，他们特地选用“歌”这一北族传统的政治语言，来激发皇帝及其拥护者的故土情怀。元丕素以“博记国事”受朝廷崇重，善于“叙列既往成败”，献上的歌曲大概以恒代帝都的往昔辉煌为内容。此场景足以令孝文帝彻底意识到任务的严峻。当然他也不甘示弱，在应和中称平城为“旧京”，谓“返代”为“暂还”，直白地宣告必迁的决心。

族人的歌声未打动孝文帝，接下来很短时间内，西郊祭天、五月五日飨、七月七日飨等几个重要仪节更是被下令革除。这些措施旨在掩盖政权的北族底色，是迁都前后孝文帝鋭意推动的工程。为调解围绕迁都的对立，三月中旬孝文又于平城宫太极殿召集在代群臣大议。元宏的策略是令“留守之官”畅所欲言，力图通过逐条批驳来让南迁的必要性植入人心，双方的言辞往复部分保留在《魏书·元丕传》中。该传后载“帝皆抚而答之”，连愚固者也“辞屈而退”，仿佛大获全胜，但事实上，孝文帝也当场做出了妥协，关于这一面的记录未被完全抹去。《北史·元丕传》云：

帝又诏群臣曰：“昔平文皇帝弃背，昭成营居盛乐。道武神武应天，迁居平城。朕幸属胜残之运，故移宅中原。北人比及十年，使其徐移。朕自多积仓储，不令窘乏。”

引文显示，孝文帝愿意将北人南徙的时限放宽至十年，以换取他们对迁都的支持。“冬南夏北”的承诺很可能也是一道提出的：“初，孝文迁洛，旧贵皆难移，时欲和众情，遂许冬则居南，夏便居北。”后人以“权宁物意”“实非先皇深意”来为这些退让开脱。而元宏曾面临的难以招架的压力也切实透露出来。

大议缓和了汹涌的舆论，但迁都运作并未就此变得顺畅。这可通过孝文之弟广陵王羽的行迹窥知。元羽在迁都期间被委以重任，先是与元丕共掌留守。在北蕃人夷初闻迁诏、众声喧哗时，元羽曾露面稳定秩序。孝文帝还平城的第二天即亲临朝堂布置迁留，作为录尚书事的元羽自然在列，他无疑也会成为制定与落实相关政策的主要负责人。不过，在稍后的太极殿大议上，元羽却站出来对迁都的合理性发表质疑。孝文帝的辩解未令其心悦诚服，元羽后续依然提出异议，在执行诏命上亦未全情投入，最终引发皇帝大怒：

高祖临朝堂议政事，谓羽曰：“迁都洛阳，事格天地，但汝之迷，徒未开沈鄣耳。朕家有四海，往来何难。朕初发洛阳，教示永寿，皆谓分别。比自来后，诸处分之事，已差前敕。今举大功，宁为虚费？且朕无周召之弟，岂容晏安日逸。今便北巡，迁留之事，当称朕怀。

该“北巡”指的是孝文帝对阴山及北境边镇的视察（详后）。“今便北巡”说明这段训斥发生在临行前，即十八年七月。元羽此时还在从往来之难、耗费之重等角度攻击迁都，工作进度也远远落后于要求。九月考课百官时，孝文再度发泄对元羽的不满：“汝既是宸极之弟，而居枢端之任。汝自在职以来，功勤之绩不闻于朝，阿党之音频干朕听。……今黜汝录尚书、廷尉，但居特进、太保。”元羽的犹疑、懈怠拖累了迁都事务的开展。但身为至亲，他又是皇帝贯彻意志时不得不倚重的对象，因而在被责骂之后，仍能得到优容。这反映了孝文帝在平城期间的复杂处境。孝文曾询问勋贵于劲对迁都的态度，得到的回答为：“乐迁之与恋旧，唯中半耳。”多数留代之臣应和元羽、于劲相类，在两种立场间摇摆。把他们争取过来为己所用，最终驱使其迈步南迁，是孝文帝必须花费精力与时间去处理的难题。他在恒代逗留了七个月之久，可从此处获得部分解释。

大议中“恋旧”者提出的理由也给孝文帝带来了触动。作为应对，一些重要举措被临时添入北巡的进程。由《元丕传》可见，在援引天道或传统的反对意见面前，孝文帝善于辩解。而当对方举出现实利害时，他便显得准备不足：

（穆）罴曰：“北有猃狁之寇，南有荆扬未宾，西有吐谷浑之阻，东有高句丽之难。四方未平，九区未定。以此推之，谓为不可。征伐之举，要须戎马，如其无马，事不可克。”高祖曰：“卿言无马，此理粗可。马常出北方，厩在此置，卿何虑无马？……”

穆罴从两个方面论证不可迁都：一是四境之敌的威胁，二是伊洛无马。关于后者，孝文帝当场承认言之有理，这是他此前缺乏思考的问题。《魏书·宇文福传》载：

时仍迁洛，敕福检行牧马之所。福规石济以西、河内以东，拒黄河南北千里为牧地。事寻施行，今之马场是也。及从代移杂畜于牧所，福善于将养，并无损耗，高祖嘉之。

伴随迁都，孝文帝命令宇文福在河内与石济间的黄河北岸设立牧场，接应北来马匹，以保证洛阳的戎马供应。在回答穆罴时，孝文仅能用“厩在此（按：指恒代）置”这样的话来搪塞，而《宇文福传》里新建马场的方案细致有效，无疑是其受大议刺激后才设计、实施的。至于穆罴提到的外患，尤其是柔然和南朝的军事压力，人所易见，号召迁都却至今对此毫无作为的孝文帝实难辩驳，只好避而不谈。稍后，他才对南境、北疆都展开了行动，在稳固的边防同时，也着眼于平息朝廷上下的疑忌。

十八年七月，孝文帝从平城派遣军队南伐，同时亲自率部北上，巡视边镇。前者在帝纪里记作“乙亥，以宋王刘昶为大将军”，事详《魏书·刘昶传》：

十八年，除使持节、都督吴越楚彭城诸军事、大将军，固辞，诏不许，又赐布千匹。及发，高祖亲饯之，命百寮赋诗赠昶，又以其文集一部赐昶。

主帅被授予的“都督吴越楚彭城诸军事”，以贬损南朝来夸示北魏政权的正统性，这一突破惯制的都督号，为此次发兵营造出异乎寻常的声势。刘昶启程，孝文帝躬率文武送行，并安排赋诗、赠书等仪式，又演绎了一场盛大的剧目。但从《刘昶传》后续记载可知，这支部队抵达彭城后便按兵不动，直到年末才收到新的指令。看来孝文帝命刘昶出征的用意，更多在北而不在南，他亟需大张旗鼓来稀释当前平城朝中借“荆扬未宾”来批判迁都的声音。还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大将军长史辅佐刘昶的人物是王肃。去年因家祸北奔的王肃在邺城面见孝文帝，随即受到器重，“銮舆行幸，肃多扈从”，二人“或屏左右相对谈说，至夜分不罢”。这几个月适逢孝文帝规划迁都、策动转型的重要阶段，出身南朝高门的王肃想必为此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另一方面，王氏带来了萧齐政权的最新情报，史载其“因言萧氏危灭之兆，可乘之机，劝高祖大举”。孝文帝委任王肃参与用兵，也恰可提振朝廷上下对于平定南夏的信心。

数月前计划着巡游河北的孝文帝不会料到夏秋之际自己竟要向阴山进发。北魏前期，尤其是从太武朝至孝文之父献文帝的时代，皇帝率众由平城出发北幸阴山，于此耀武扬威、巩固战备，曾作为常规活动存在。《宋书·索虏传》甚至将其理解成北族习俗，谓之“却霜”。阴山地区之所以被拓跋朝廷当作一个政治重心，主要原因就在于宿敌柔然的威胁。尽管随时间推移柔然实力渐呈下降之势，但边警始终不息，至孝文帝朝仍多次“犯塞”。就在发动迁都前夕的太和十六年，近十万步骑受征调，由阳平王颐、陆叡等重臣统领，与柔然大战。北境的安全还未得到充分保障，十七年的南伐又从六镇驻军中抽走了部分突骑。而孝文帝自延兴三年（473）以后的二十年时间，不再践行“却霜”，外出巡幸几乎局限在平城周边。相比前代统治者，他难免给臣民留下疏于边政的印象。所以当质疑迁都者提到“北有猃狁之寇”时，既揭露了一个悬而未决的要害问题，又会唤起更多人的后顾之忧。亲政以来孝文帝往往以激烈手段对待拓跋旧制，但在这种态势下，他选择的是捡起父祖的成规，用北上为南迁铺路。

离开平城，皇帝一行先拜谒了祖宗的金陵，于八月初到达阴山，随后举办了一场讲武。典礼的参与者主要当为怀朔等边镇的戍守官兵。两年前孝文帝按照中原制度，引入战阵演习、兵器操练等环节，改造了北族传统的以马射、宴飨为中心的讲武。调集他们受讲，意义不仅在于国防职任的诫勉。仪式里增添的华夏元素和步骤，将孝文帝的新政化约为直观的体验，可让这支远在边陲却地位重要的军队有所领会。从驾北巡的郦道元就在现场，《水经注》保存了他的见闻：

余以太和十八年从高祖北巡，届于阴山之讲武台。台之东有《高祖讲武碑》，碑文是中书郎高聪之辞也。自台西出，南上山，山无树木，惟童阜耳，即广德殿所在也。……其时帝幸龙荒，游鸾朔北，南秦王仇池杨难当舍蕃委诚，重译拜阙，陛见之所也。故殿以广德为名。魏太平真君三年，刻石树碑，勒宣时事。

讲武台西南望，是太武帝的广德殿。太平真君初，北魏已统一华北，又值仇池主杨难当投诚，象征着太武帝武功的广德殿及崔浩撰文的石碑被筑造，此后一直作为宣扬国威的标志矗立在抵御柔然的前线。于此地讲武结束，孝文帝亦命人刊石树碑。高聪撰写的碑文除了纪念事件本身，一定还会述及当前正在推进的以迁都为代表的文治大业。随着政治景观的更新，北魏治国立场的转变从朝堂传达至疆埸。接下来车马自西向东经过怀朔、武川，进而造访前代帝王不曾驾临的抚冥、柔玄二镇，“皆亲见高年，问民疾苦，贫窘孤老赐以粟帛”。南返平城途中，孝文帝又连发两道诏书优抚六镇及御夷城人。从后来局势看，这段北巡是有效的举措。一方面，皇帝亲至边境、阅兵布防，足以消解部分朝臣的担忧。另一方面，对六镇城人的接见、赏赐与施恩，起到了笼络的功用。太和二十年穆泰、陆叡因对抗迁都在平城起兵，北境守军未倒向其阵营，仅抚冥镇将元业牵连其中。二十二年高车树者拥部民反乱，江阳王继节度怀朔以东的兵力，顺利平叛。宣武帝朝初，李彪上书称孝文帝有“大功二十”，“銮幸幽漠者，先皇之智也”在列。同时代人的这一认识，彰显了北巡对迁都之际历史走势的影响力，也说明该行动是政治权谋的产物。

孝文帝逗留旧京期间，还有一个重要事件是九月的大考群官。先行研究在官制史脉络下论述已多。不过，史实背后皇帝强化个人权威的意涵尚待发覆。春夏之际录尚书事的元羽，曾请求孝文帝允许自己主持这场考课，此举被皇帝视为僭越，招致否决与批评：“论考之事，理在不轻，问绩之方，应关朕听，辄尔轻发，殊为躁也。”结合太和后期孝文帝的执政取向，这种愤怒不难理解。孝文帝即位以来，很长时间处于陪衬位置，朝纲实由冯太后把持。冯太后死后，元宏有意识地收紧权柄，抬升原来受压抑的皇帝声威，不惜采取非常手段。介入朝堂议政就是一例。朝堂本为附属尚书机构的政务空间，汉晋以来公卿百官常于此集议。自太和十七年五月起，孝文帝频繁驾临，裁决时政。《魏书·高祖纪》太和十五年以下围绕行政、礼制的多条记事也是一种反映：十五年八月，“议养老，又议肆类上帝、禋于六宗之礼，帝亲临决”，“亲定禘祫之礼”；十六年四月，“幸皇宗学，亲问博士经义”；五月，“诏群臣于皇信堂更定律条，流徒限制，帝亲临决之”；十七年五月，“宴四庙子孙于宣文堂，帝亲与之齿，行家人之礼”。反复出现的“亲”字凸显出孝文帝伸张威势的孜孜汲汲。学者甚至指出，这项要求还是迁都的动因。问责考绩无疑也能藉以立威，于是可见孝文帝入主朝堂，召集所有在平城的五品以上官员，亲加黜陟。《魏书·广陵王羽传》显示，在列队受考的众多朝臣面前，孝文帝逐一数落元羽、尚书令陆叡、左仆射元赞、吏部尚书元澄等权贵，施以降职、减俸等惩罚，集书省的近侍与东宫参辅亦难逃贬黜。群臣被挞伐的事由，虽因人而异，但大意均可归结为怠慢职任。会议最后，孝文帝又把话题引向迁都，向众人表露“致之礼教”的良苦用心。这场仪式性极强的考课，实质上是孝文帝告别旧京前的政治宣示，在大逞威福的同时，他企图将官僚群体规训成全心奉行其意志的高效工具，以此为行将开始的动迁营造安稳的局势。

《魏书·韩显宗传》卷内有一段孝文帝对韩显宗履职情况的评判，存“校卿才能，可居中第”之语，可推定这同样是十八年九月朝堂大考的一幕。也就是说，传中介于前节所论十八年一月的上书与此条记载之间的史事，都应发生在北巡期间。这部分文字主要由韩显宗献呈的议案构成，是了解时政的珍贵材料。有三封上书尤须重视：其一反对将代地等同郡国，提倡“建畿置尹”；其二反对洛阳民居尽以官位相从，提倡“分别伎作”；其三呼吁厘革南境新占郡县的名称。可知在暂返平城“部分迁留”的过程中，孝文帝仔细筹划过地方行政体系、新京城市布局等问题。

三、巡演“文治”

太和十八年十月，孝文帝下令启程赴洛，“戊申，亲告太庙，奉迁神主”，“辛亥，车驾发平城宫”。政权中心从平城至洛阳的转移遂真正起步。南下迁众分为两路，一路跟随孝文帝，东巡中山、信都、邺城后折向洛阳，一路由奉迁七庙神主的元雍、于烈带领。《魏书·于烈传》记录了孝文帝与后者分道时的情景：“（帝）执烈手曰：‘宗庙至重，翼卫不轻，卿当祗奉灵驾，时迁洛邑。朕以此事相托顾，非不重也。’烈与高阳王雍奉迁神主于洛阳。”元雍、于烈所走路线应该是径由肆州、并州南下的近道。

为何孝文帝另辟行路、取道河北？前文已指出，若非突发的北巡打破计划，孝文本就应该在河北或三齐度过夏季。以冀、定、相为中心的河北数州，经济发达、文化繁荣、人口众多，乃“国之基本”。皇帝亲巡河北是在这种政治地理格局下形成的一项统治方式。太武、文成诸帝曾多次南出太行。冯太后当政时唯一一次离开京畿，就是携幼年的元宏巡视中山和信都。在改换首都的重要时刻，镇抚河北自然成为孝文帝的要务。年前他已驾临邺城，并驻扎数月，现利用南返之机视察冀、定二州，恰可补足原有策划。

孝文帝做出绕远的选择，还存在偶然因素。《魏书·高道悦传》载：

车驾南征，征兵秦雍，大期秋季阅集洛阳。道悦以使者治书御史薛聪、侍御主文中散元志等稽违期会，奏举其罪。又奏兼左仆射、吏部尚书、任城王澄，位总朝右，任属戎机，兵使会否，曾不检奏；尚书左丞公孙良职维枢辖，蒙冒莫举；请以见事免良等所居官。

对此高道悦的墓志也提供了一些细节：“荆扬未宾，豹尾翾路，星遣飞驿，征兵秦雍，限期季秋，阅集洛阳。而兵使褰违，稽犯军律，宪省机要，理膺绳究。”据元澄时任吏部尚书等信息可确认，引文所述事件发生在太和十八年秋冬之际。此前薛聪、元志被派往关中征兵，按规定应于秋末汇集洛阳，届时孝文帝自平城南返，将率之以伐荆扬。意外的是，秦雍的军队未能如期奔赴。但翻检薛、元等人传记，被奏劾的“兵使”和“宪省”都不曾因失期遭到惩处，这透露出孝文帝没有过于追究该时点，而是给予了宽限。后续的事务安排亦当相应调整，巡视河北恰可插入。绕行的决定引起连锁反应，皇帝在归洛路上耗时四十天，十一月末才抵达，翌月中旬始领兵亲征。此次南伐最终无甚成效，事后孝文帝略带懊悔地回顾道：“朕往年之意，不欲决征，但兵士已集，恐为幽王之失，不容中止。……而彼诸将，并列州镇，至无所获，定由晚一月日故也。”在他看来，正是由于出兵比预期延迟一月，才导致敌方得以充分防备。

不过，十八年北巡的这段返程却成为北魏史上浓重的一笔。在程序性的问民疾苦、赏赐推恩之外，多场盛大仪式在途中被策动，并留下文本与碑刻继续展演。皇帝的御驾出行与公开活动对于朝廷政策导向的宣教意义，孝文帝深有自觉。比如谈及十九年初的南境亲征，相较实际的攻守，他会更强调“宣威布德”方面的功效：“游巡淮楚，问民之瘼，使彼土苍生知君德之所在。”同样，巡视河北路上的种种举措也寄托着孝文帝意欲传达的“君德”，由是可体察北魏统治层在即将正式入主洛京时的所思所感。

从恒代到河北，孝文帝一行依循的是当时最重要的交通线—定州大道。这条路由平城向东南延伸，经灵丘，穿过太行山，进至中山。近几十年，往来的人马都会在灵丘以南的滱水谷地注意到一座题作“皇帝南巡之颂”的巨大石碑。是碑为纪念和平二年（461）文成帝于此处演示神射而立。北魏前期，骑射是代人集团赖以自强、引以为傲的技艺。皇帝也乐于保持、勤于展现自己的弓马特长。即便在征伐、狩猎之外的祭祀、聚会诸场合，君臣走马施射往往是不可或缺的环节。文成帝的这次“御射”，发生在完成巡视河北之际。车驾刚离开平原，他主动“诏群官仰射山峰”，并亲自表演，有意要把这次射箭游戏发展成超乎寻常的政治事件。随后交由文臣撰文，以铭刻为媒介反复陈说拓跋君臣的武威，留下了长久的夸耀与震慑。一样是在这条交通线上的徐水河谷，太延元年（435）太武帝结束南巡后也曾会同数百名从驾将士援弓放箭，并由定州地方官造立三座碑文内容相同的“东巡碑”。平城时代的拓跋朝廷以代北为根据，倚重武力，高压式地控御河北和其他地区，正如崔浩所谓：“今居北方，假令山东有变，轻骑南出，耀威桑梓之中，谁知多少？百姓见之，望尘震服。此是国家威制诸夏之长策也。”上述北族色彩浓厚的射箭活动以及钉在大道上的纪念碑是表达和巩固这一统治方式的道具。

经行灵丘的孝文帝驻足“南巡颂”下，读碑之后，也组织了一次竞射：

至高宗射铭之所，高祖停驾，诏诸弟及侍臣，皆试射远近，唯（元）详箭不及高宗箭所十余步。高祖嘉之，拊掌欣笑，遂诏勒铭，亲自为制。

尽管内容仍包含弦弧之技的演习，这场仪式与过往已有本质区别。舞台中心的皇帝不再手执弓矢，不以掌握出色的武术为尚。诸弟及侍臣的试射充当的是遣兴抒怀的由头，众目睽睽下他亲自提笔撰写碑铭，寄望于镌之金石来使文学才能广泛传扬。据本纪，孝文帝少年时也具备突出的代人气质，“有膂力”，“能以指弹碎羊髆骨”，“及射禽兽，莫不随所志毙之”，但自十五岁起便将射猎从日常生活剥离，转而“雅好读书”，“好为文章”。这种改易系配合他所倡导的政权转型。孝文帝在亲政初有如下明确表述：

朕仰惟太祖龙飞九五，初定中原，及太宗承基，世祖纂历，皆以四方未一，群雄竞起，故鋭意武功，未修文德。高宗、显祖亦心存武烈，因循无改。朕承累世之资，仰圣善之训，抚和内外，上下辑谐。稽参古式，宪章旧典，四海移风，要荒革俗。

经华风熏染，元宏引入文武二分思维来看待王朝统治，且把父祖皆归入崇重武功的行列，因此同他们切割。盛修文治，宪章经典，成为太和后期的施政追求。迁都至“河洛王里”，就部分出于离弃“用武之地”的考虑。这场仪式受“高宗射铭”触发，是孝文帝围绕其统治理念的一次具象化表达，通过彰显统治者的文艺，扭转先朝遗留的“马上治之”的形象。树起的新碑在《水经注》中被称为“北海王详石碣”：

其水沿涧西转，径御射台南。台在北阜上，台南有御射石碑。……滱水西流，又南转东屈，径北海王详之石碣南，《御射碑》石柱北，而南流也。

该“御撰碑”与文成帝的“御射碑”比邻而立。一文一武的两碑，是朝廷的政治文化演替在地方的投射。此后，灵丘吏民以及来往行旅将从这一变造过的景观接收到政坛新风。

进入河北平原前，返洛车驾从北岳恒山（今大茂山）脚下经过。孝文帝遂遣使者携带以皇帝名义致礼的祭文前往拜祀。《魏书·高祖纪》谓“自太和十年已后诏册，皆帝之文也”，这篇后来选入《初学记》的祭文很可能也是孝文帝的手笔。对恒山的祭祀，自北魏初期已经开展。天兴二年（399）初登帝位的拓跋珪北郊祭地，设有五岳名山的神位。明元帝泰常三年（418）于桑干河南岸建五岳四渎庙，“春秋遣有司祭，有牲及币”。太武帝太延元年立庙于恒岳，置侍祀九十人，“岁时祈祷水旱”。此外，皇帝出巡，道经恒岭时，往往也会遣使致祭。如明元帝泰常八年赴邺途中曾以太牢祀北岳。太武帝、文成帝亦然，在上述太延元年、和平二年的两次御射活动之前，恒山之神都获得了使者献礼的待遇。拓跋鲜卑本有高山崇拜的传统，这一点与中原的山水信仰具备亲附性。因而北魏入主华北不久，河朔名山便能在国家礼典里占据一席之地，汉晋时期奉祀祈灵的仪制也被吸收。

太和十八年十月的恒岳祭祀意义独特。名山大川在华夏传统中受到尊崇，是因为人们相信山水有神，能兴云雨，关乎国家安宁。还有一个要点在于，岳镇海渎充任着王朝的国土指征和地理框架。《礼记·王制》曰：“自恒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于江，千里而近。……西不尽流沙，南不尽衡山，东不近东海，北不尽恒山，凡四海之内，断长补短，方三千里，为田八十万亿一万亿亩。”五岳就是其中最有疆域象征性的名山，代表了帝国版图的东、西、南、北、中五方。至迁都之际，五岳作为地理标识的性质，始被北魏皇帝认可和强调。十八年三月的太极殿大议上，孝文帝论证迁都的必要，提出：“今代在恒山之北，为九州岛之外，以是之故，迁于中原。”在孝文帝眼里，恒山是“九州岛”的北限，超越自然神的概念成为具备礼法意涵的坐标。引文又谈及都城与五岳的关系，此议题同样出自中原的政治论说。双方的谐调分布，是华夏政权构建天下秩序时的一项追求，《史记·封禅书》所谓“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即最理想的情形。孝文帝亦已采纳此观念，恒山之北的平城作为王朝首都的合理性遭到否定。所以，在赴洛途中的这场祭祀里，推动迁都的拓跋皇帝与北岳达成的是一种不同以往的连结。祭文云：

维太和十八年，敬昭告于恒岳之灵。天极构高，人晖肇启，幽明合欢，百神同悦。今龙旆鸣銮，载还伊室，迈历恒峦，路邻阴岳。惟灵作镇，出纳炎冰，帝道资功，坤仪凭德。故遣兼官以牲玉荐于恒岳之灵。尚飨。

通过“载还伊室”等语，光宅中原之举被特意标榜。仪式重塑了恒山在北魏礼制中的角色，在确认“出纳炎冰”的神效之外，更称扬其维中国、安地德的价值。正试图转型为华夏正统的北魏政权，藉此发出更新疆土架构的宣言。

《初学记》还收有一篇《后魏孝文帝祭嵩高山文》，文中年号明示，祭祀同样发生于北巡前后：

维太和十八年，敬昭告于嵩高中岳之灵。太极分浑，两仪是生，辰作干宝，岳树坤灵。……朕承法统，诞邀休宏，开物成务，载铄成龄。迁宇柳方，阐绳廛城，则直之兴，百堵若星。……鸾声嘒嘒，鸑和嘤嘤，归盖如云，还辀若霆。惟嵩嵓嵓，峻极昊青，惟邑翼翼，长启魏京。荐玉告虔，用昭永贞，纳兹多福，万国以宁。

细绎“归盖”“还辀”之语，奉祀嵩山的时点可进一步落实在孝文帝返抵洛阳之际，即十八年十一月末。与恒山类似，嵩山早已成为北魏政权的献礼对象，树立于太武、文成时期的“中岳嵩高灵庙碑”还透露，其被重视跟拓跋皇室的道教信仰有关。但在中原文化里，嵩高的特殊身份与它天下之中的区位密不可分。尤其对于建都洛阳的王朝来说，近郊的中岳实乃庇护京城的擎天巨柱，张衡《东京赋》“太室作镇”即为体现。孝文帝去年公布迁都决定的诏书有“览观九地之祜，唯以嵩中为最”等语，已确认中岳与王都的特殊关系。而实现迁都时的正式行礼，更是要让华夏赋予嵩山的这层属性于北魏再现。因而祭文反复铺陈与迁都有关的内容，并就新京的福祉向嵩山之灵祈求。可见南下路上与终点的两场祭岳仪典均构筑在立足洛阳、制御四方的思维模型之上，拓跋统治层观望疆土的视角完成了改换。

孝文帝巡幸定、冀、相三州期间的政务活动已详帝纪，《魏书》列传还提到其训勉地方官长、吊慰居家守丧之臣、征聘名士的举措。在结束视察、转赴洛阳的时刻，车驾于邺洛大道之侧的比干墓前又发起了一场悼祭仪式：“（十一月）甲申，经比干之墓，伤其忠而获戾，亲为吊文，树碑而刊之。”比干墓毗邻的朝歌县城是由相州进入司州界后的第一座大邑，行路至此，意味着踏入新都的畿甸，登上中夏的舞台。年初孝文帝自邺城轻骑赴洛时曾“祭以太牢”。相对于彼时初启迁都的纷然，经过近十月的经营，其当下面临的局势已大为明朗。故北巡末尾的这场祭祀倍加隆重，参与者的心态也不一样。孝文帝再次挥笔属文，“吊比干碑”开篇所谓“维皇构迁中之元载……指崧原而摇步，顺京途以启征”，将君临嵩洛的激扬直白表露，也映射出北巡取得了令其满意的成果。另应注意的是，汇聚墓前的观礼人士，除了从驾的代迁众官，还有自洛阳赶来迎接的留镇之臣。居“吊比干碑”碑阴题名第一位的“使持节、骠骑大将军、都督司豫荆郢洛东荆六州诸军事、开府、司州牧咸阳王臣河南郡元□（憘）”、第三位的“使持节、司空公、太子太傅长乐公臣河南郡丘目陵亮（按：即穆亮）”系后者代表，“使持节”的职衔是二人坐镇王都、主持营建的凭信。仪式之前，双方人马刚在州界上会师，藉由对比干的祀典，孝文帝得以和合百僚、广宣声教。

比干乃古之忠臣，行礼致祭既能彰显“钦明稽古”的文化修养，亦可展示对中原道义原则的尊崇。再结合北巡的进程，孝文帝撰立“吊比干碑”的寓意还有三个方面值得重视。一是重申以河洛为中心的世界观。碑文后半部分描写比干的漫游，以东南西北的顺序展开。述及东方使用的意象为“会稽”“扶桑”“灵威”等，南方为“衡岳”“沅湘”“苍梧”，西方为“昆仑”“崦嵫”“招矩”，北方为“阳周”“层冰”“玄武”，这些都是中州之民的视野里标示四远的符号，作者孝文帝入驻同样的基点来环顾周边。伴随迁都这一物理位移，拓跋鲜卑在其意识领域内亦实现以天下中央自居。二是比况华夏圣主。碑文云：“而乃自受兹毙，视窍殷亲。剖心无补，迷机丧身。脱非武发，封墓谁因？呜呼介士，胡不我臣。”武王姬发是周汉历史记忆里的圣王，借助对其“封比干之墓”的效仿，孝文帝力求迈入贤明之君的系谱。北魏统治者已认同华夏文化为帝王设定的德行标准，并以此作为塑造形象的模板。三是对南朝臣民的招诱。学者曾提出，碑文实乃一篇劝降书。更具体地看，在吊祭比干之前，南齐权臣萧鸾杀其主萧昭文而自立的消息刚刚传来。孝文帝歌颂介士，并呼唤其离弃凶主、投附明君，的确包含针对该形势的现实企图。《南齐书·魏虏传》也提到这场吊祭活动：“（元宏）游河北至比干墓，作《吊比干文》云：‘脱非武发，封墓谁因？呜呼介士，胡不我臣。’”千余字的碑文只被截出此四句，说明南朝人士很清楚魏帝的意图。

结语

以上跟随孝文帝在太和十八年一月至十一月的动向，重新梳理了北魏迁都的关键阶段。这场事起突然的北巡堪称拓跋鲜卑转型过程里的“决定性的瞬间”。公布迁都规划之初，政权内部的矛盾显露，进度随即陷入停滞。孝文帝被迫改变行程，重返恒代，亲自开释，采取包括退让在内的多种应对，方化解僵局。当他回到洛阳时，统治阶层抗拒南迁的声音渐弱，执行华夏化改造渐成共识。另外，孝文帝个人也正在经历从北族君主向华夏帝王的蜕变，巡行路上的活动、表达，展现出革新政治文化的追求，同时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理解其思路和素养的窗口。

《魏书·元澄传》记录了孝文帝抵达新都后与群臣的交游，可视为北巡的收场，以下稍加解析，作为本文尾声：

高祖至北邙，遂幸洪池，命澄侍升龙舟，因赋诗以序怀。高祖曰：“朕昨夜梦一老公，头鬓皓白，正理冠服，拜立路左。朕怪而问之，自云晋侍中嵇绍，故此奉迎。神爽卑惧，似有求焉。”澄对曰：“……陛下徙御瀍洛，经殷墟而吊比干，至洛阳而遗嵇绍，当是希恩而感梦。”……于是求其兆域，遣使吊祭焉。

洪池位于洛阳城东二十里，是东汉朝廷打造的山水景观。刚结束长途游历的孝文帝，迫不及待地栖身池榭风光，登舟咏怀，重新演绎往昔洛京的君臣雅集，期间还向侍宴王公宣扬了魏晋先贤奉迎其入主中原的梦境。拓跋鲜卑源出无航运之利的蒙古高原，本为长于弓马的游牧民族，这幕汉晋风格浓郁的场景背后，是北族与华夏两种传统长达百年的遭遇、碰撞、融合。当然，此过程并非匀速展开，从本文对这十余月历史的描摹，可窥见太和后期的社会变革是何等剧烈与深刻。

（本文原刊《文史》2022年第2辑第119—136页，文中原有注释，引用请务必参考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