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山西太原王郭村出土了一方《隋虞弘墓志》，记载他在北齐武成帝高湛为太上皇时（565—568）：

墓志记载虞弘为北齐使持节、都督凉州诸军事、凉州刺史。查古人修撰的《魏书·地形志》《隋书·地理志》，以及今人所著《北齐地理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十六国北朝卷》，皆未提到北齐凉州。众所周知，凉州始设于西汉武帝时，位于河陇地区，以后历代均在河西设置凉州，迄无间断。张庆捷认为“北齐并未占领凉州，因此虞弘此职为遥领，并非实权”；罗丰则称“虞弘墓志或许进一步印证凉州在北齐侨置的可能性”。周伟洲、郭平梁折中以上两说，前者虽称“北齐如设凉州，应如罗丰文所说，系侨置州”，“但也不排除虞弘此职为虚衔，遥领而已”；后者也说“此时的凉州是在西魏的控制之下，所谓都督凉州诸军事、凉州刺史，要么只不过是一个虚衔，要么是暂寄治于某地”。以上学者大多就虞弘墓志而论，仅罗丰参引《唐康续墓志》所记祖父北齐凉州都督康德一例，在关联史料上显得较为孤立。20世纪70年代，河南安阳洪河屯村发现一方《北齐凉州刺史范粹墓志》，学界围绕北齐凉州问题进行了同样的推测，如河南省博物馆认为“北齐的疆域未及河西凉州，志文中的凉州可能是侨置的”，但又言“所谓凉州，实系空名”；吕树枝则说“当时凉州不在北齐范围之内，疑是当时虚设的州郡之一”。

从上述虞弘、康德、范粹三方墓志看，北齐设置凉州是没有疑问的，但究竟是虚衔遥领西魏或北周的河西凉州，还是在北齐境内侨置凉州呢？若系侨州，究竟是空名还是实土？对于这些问题，学界并未进行深入探讨，甚至在《北齐地理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十六国北朝卷》中亦未言及。事实上，早在北齐之前，东魏就已经设置凉州。问题是，处在东部地区的东魏、北齐何以置凉州？这个凉州与河西凉州是否有关联？本文在搜罗东魏、北齐凉州资料的基础上，对此一问题进行探讨，冀补史载之阙；同时考论这个位于东部的凉州的设置原因与民众构成，以及北朝后期的胡化风气诸问题。

一、东魏、北齐凉州之若干资料s

自西汉元封五年（前106）设立十三州刺史部以来，凉州一直是历代中原王朝的西陲边州。汉代凉州刺史的治所设在陇右之汉阳郡，三国魏初徙治于河西之武威郡，以后诸朝遂沿而不改。然而到北朝后期，从一些史籍和墓志的记载可知，地处东部的东魏、北齐境内也出现了一个凉州。兹先将东魏、北齐凉州的相关资料列表于下（带∗号者为存疑）。

表中共列有13人，其中源彪、徐颖、安吐根3人仕于东魏，韩裔、范粹、虞弘、董佛子、杨颖、皮阿输迦、康德、段深、赵德9人任职于北齐，而康感所任之凉州刺史，其曾孙康留买、磨伽的墓志铭均未书写朝代名。康留买兄弟主要活动于唐高宗时期，皆卒于永淳元年（682）；其父康洛为“皇朝上柱国”，祖父康延德为“安西都护府果毅”。从康洛的官名之前有“皇朝”二字、而康延德的官名前不加朝代名来看，似可判断后者所仕朝代为隋，由此推测康感刺凉当在北朝后期或隋代。若是在北朝后期，究竟是北周抑或北齐呢？吴玉贵认为康感家族从西域东迁后仕于北周或隋，两方墓志均称他们为河南人，尤其针对《唐康磨伽墓志铭并序》“因官从邑，遂家于周之河南”一句，吴氏以为“周之河南”是指北周时期的吐谷浑，而与康氏兄弟归葬的唐洛州河南县无涉。尽管吐谷浑在历史上曾称河南国，但北周与吐谷浑经常发生战争，双方互为敌国，康感即便担任北周凉州刺史，也必不会居住在吐谷浑。因此，“周之河南”的“周”当非宇文氏北周，而是说唐洛州河南县在东周时为王都，中古墓志经常使用上古语词，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两方墓志均称志主是河南人，与卒葬之河南县平乐之原当为同一地，而不可能分指西部之吐谷浑与中原之河南县两地。北朝后期，河南地属东魏、北齐，所以康感所任凉州刺史极有可能是在北齐。

二、东魏、北齐凉州的侨置及其辖县

北魏时期境内只设一个凉州，位于河西走廊。北魏分裂为东、西魏以后，凉州属西魏管辖。《魏书》卷一〇六上《地形志上》称“今录武定之世以为《志》焉”，武定（543—549）是东魏孝静帝的年号，可知志文载录了北魏至东魏武定年间的州郡县情况。志文仅记有河西之凉州，此后西魏、北周沿置凉州。东魏、北齐地居关东，自然不能统治河西凉州，但上表表明其境内亦设有凉州。据上述志文，东魏在武定以前似尚未在境内设置凉州，但实际上源彪在天平四年（537）已任凉州大中正。天平是东魏孝静帝的第一个年号，其时出现凉州比武定要早。东魏以源彪为凉州大中正，这个凉州有两种可能：一是设立虚职遥领河西凉州，借助南凉王族后裔源彪家族在河西一带的威望，聚集力量，企图收复凉州；二是在东魏境内侨置凉州，以原籍凉州西平乐都的源彪为大中正，协助管理从河西东迁来的凉州民众或其后裔。北齐沿置凉州大中正，仍以祖籍河西凉州者任之，如《北齐书》卷一六《段荣传》记其为“姑臧武威人也”，其孙段深“累迁侍中、将军、源（凉）州大中正”。“源”“凉”二字形近，该书“校勘记”［一一］云“按‘源州’不见地志。段氏郡望是凉州姑臧，疑‘源’是‘凉’之讹”，甚是。由此似可佐证，东魏源彪所任大中正的凉州应为关东地区的凉州，而非河西凉州。

东魏除任命源彪为凉州大中正外，还以徐颖、安吐根为凉州刺史。《北齐徐颖墓志》云：“高祖定业，除抚军将军、银青光禄大夫、直閤将军、帐内正都督、凉州刺史、新城大都督”，后又转任朔州刺史，并称“一从真主”云云。“高祖”“真主”皆指东魏权臣高欢。志文接下来提到徐颖在“天保初”调任汾州刺史，天保（550—559）是北齐开国之君文宣帝高洋的首个年号。由此可知，徐颖早在东魏高欢执政时就已出刺凉州。此后到高澄执政时，安吐根任凉州刺史。他在《北史》中有个小传，附在卷九二《恩幸·和士开传》之后。安吐根在北魏末出使柔然，留居塞北；到东魏天平（534—537）初，又受柔然派遣经常出使东魏，后来投奔高欢。传称“在其本蕃，为人所谮，奔投神武。文襄嗣事，以为假节、凉州刺史、率义侯”。“神武”“文襄”分别是东魏权臣高欢、高澄父子死后追封的谥号。安吐根在高欢执政时投奔东魏，并被继任的高澄任命为凉州刺史。

继东魏之后，北齐沿置凉州。《北齐韩裔墓志》记载高洋建立北齐之初，“天保元年，除开府仪同三司，别封康城县开国子，使持节、凉州诸军事、凉州刺史”；上举《北齐范粹墓志》的标题全文作“齐故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凉州刺史范公墓志”，志文记载他在后主高纬武平六年（575）四月廿日薨于邺都之天宫坊，此时距北齐亡国仅有一年半多，可证北齐一朝始终设置凉州。如果说东魏设立凉州尚有遥领河西之可能的话，那么四十多年后北齐依然沿设凉州，经过东西方政权的长期对峙，很难说仍属遥领之举措，而更可能是在境内设立侨州。这种情况与《魏书·地形志上》“灵州”条所记东魏“天平中置，寄治汾州隰城县界”相类似。凉、灵二州均侨置于东魏初天平年间，疑为高欢设立侨州的统一性措施。

与安吐根经历类似的是虞弘，《隋虞弘墓志》记其代表柔然出使北齐，被文宣帝扣留，不令返国。565年武成帝退位当了太上皇，给虞弘授予直突都督之职，命令他继续从事两国间的通使交往，加轻车将军、直斋、直荡都督，复迁使持节、都督凉州诸军事、凉州刺史、射声校尉。墓志拿汉魏时期的地方良吏郭汲（伋）、贾逵来与虞弘作比，且云“简陪阊阖，奋吒惊遒。功振卷舒，理署僚府”，是说北齐凉州有阊阖城墙，凉州刺史有僚佐、衙府，表明北齐在境内侨置凉州是实有其地，确有建置，而绝非空名。《唐杨华墓志铭并序》追述其“曾祖颖，齐任凉州刺史……光临凉部，有徐敦仁义之风；不避雄豪，践王敏独坐之称”。志文中的“光临凉部”一语甚堪注意，是说刺史杨颖赴任到达凉州地界，在州内教化民众，力行仁义，打击豪强。这些话当非虚语，进一步证实了北齐凉州确有实际的统辖区域。《隋董氏墓志铭》记其“祖佛子，齐凉州刺史。敦仁博洽，标誉乡闾”。志文对董佛子一生的评价仅有八字，称述他在凉州刺史任上的仁政，与杨颖一样推行仁义，赢得了乡闾的赞誉。“乡闾”一词也透露出北齐凉州是有其领地及百姓的。

上表所列诸位凉州长官，除刺史之外还有都督，《唐康续墓志铭并序》追记其“曾祖德，齐任凉州都督”。都督的地位比刺史略高，设立都督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对当州的统治，这也说明北齐凉州地位之重要。州都督始置于北魏末，东魏、北齐沿置，甚至还出现了大都督，如张保洛在东魏元象（538—539）初为西夏州刺史、当州大都督，暴显在元象二年为北徐州刺史、当州大都督。凉州都督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设立的。

东魏、北齐凉州所辖之郡县，大多难以考知，今仅见有盘和县的设置。《唐赵宗墓志铭并序》记其“曾祖德，齐亮（凉）州盘和县主薄（簿）”。北齐似未设置亮州，张琛认为“亮”字为“凉”之误，甚是；但又云“凉州是西魏北周的辖地，赵德任职当在北周朝，‘齐’当更为‘周’”，并说赵宗的儿辈与赵德有五代之差，对赵德的任职情况有可能记错，甚至认为墓志所记“祖荣，齐始州黄安县令”中的“齐”字亦当更为“周”，则持论颇危。西魏、北周境内确有凉州、始州及其所辖之黄安县，但是并无盘和县。关于河西凉州的盘和，其建制沿革如下：汉代张掖郡下设番和县，西晋改隶于武威郡，皆属河西凉州辖域；至晚从十六国后凉起升格为番禾郡，北魏更名为番和郡，甚至一度设过番和军；北周废郡置镇；隋代复为番和县；唐天宝三载（744）更名为天宝县，《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记载凉州天宝县：“汉番音盘禾县”，另外还设置番禾（蕃禾、磻和）府。由此可知，盘和即番和，亦曰番禾，位于河西走廊张掖、武威之间，隶属于河西凉州。当北齐之时，河西属西魏、北周统治，先后设置番和郡、番和镇，但无盘和县；考虑到北齐有侨置凉州的存在，则北齐凉州下辖盘和县，属于侨州侨县，自然亦可理解。

那么，东魏、北齐侨置的凉州究竟位于何处呢？施和金在编撰《北齐地理志》时说：“至于北齐的各州、各郡、各县，位于今日何地，更有不少史无记载，地无踪迹，要想明确指出，真是十分的困难。”考定东魏、北齐凉州的位置，确实存在一定困难，但也并非没有一点蛛丝马迹。赵超、王连龙在整理北齐墓志时，收录了一篇曹礼墓志，皆录文为：“君姓曹，名礼，凉州东平郡寿张县人也。”据此，北齐凉州似乎设在东平郡一带。但查该墓志之图版，“凉”字漫漶不清，难以确读。另外陆继煇则录作：“君姓曹名礼，济州东平郡寿张县人也。”韩理洲等人在整理北朝补遗文献时，在东魏、北齐部分重复收录此篇墓志，但是一作“凉”、一作“齐”，自相矛盾。仔细审读图版，并承张小艳、梁春胜教授提示，当为“济州”，而非“凉州”。

《魏书·地形志上》记载蔚州附恩郡下领三县，其中之一为西凉县。“蔚州”下面有小字注曰：“永安中，改怀荒、御夷二镇置，寄治并州邬县界。”蔚州辖领始昌、忠义、附恩三郡，前二郡及所辖四县下面均有小字注“永安中置”，而后一郡及所辖西凉、利石、化政三县下面则皆注“天平中置”。这一区别提示我们：蔚州及所辖始昌、忠义二郡应该是北魏末（永安）从怀荒、御夷二镇迁置的，而附恩郡设置于东魏初（天平），来源似乎不同。颇疑寄治在并州邬县界的附恩郡西凉县，其人口主要来自西部的河西凉州，很可能是东魏、北齐侨置凉州的所在地。

三、东魏、北齐凉州的由来——兼说元魏河西凉州民众的东徙及安置

东魏、北齐境内的凉州属于侨置州，所辖盘和县为侨置县，这些侨置州县的设立显然与河西凉州有关，其治下百姓也有不少来自河西走廊。北魏、东魏时期，河西凉州民众主要有两次东徙：一是北魏灭北凉以后，太武帝将大批凉州人东迁至代北平城及北部缘边各地；二是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以后，高欢招诱包括凉州在内的西魏西北缘边诸州军民，绕经河套来到东魏境内。这些河西凉州民众或后裔极可能被高欢安置在新侨立的凉州境内。

439年，北魏太武帝率军亲征河西，击灭北凉，统一北中国，结束了十六国分裂割据的时代。魏军班师东归时，“徙凉州民三万余家于京师”。以一家五口计，三万余家超过了十五万人，数字甚巨。凉州姑臧城内原有二十余万人，其中绝大部分人口被魏军掳走。他们大多被徙至魏都平城，其中知名人物集中见载于《魏书》卷五二，有宋繇、张湛、宗钦、阚骃、刘昞、阴仲达，以及他卷所载之程骏、江强、王桥、赵黑等人，学界对此论述颇多，兹不赘述。在平城所在的司州境内，北魏设有平凉郡，严耀中认为是北魏平定北凉以后，为了安置河西民众而专门设立的郡，与置于平城西北的平齐郡相类，到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才被解散。也有一些河西凉州人被安置在北部边境地区，如段信“以豪族徙北边，仍家于五原郡”；孙通入魏后“因居北边”；司马子如自述其家族“徙居于云中”；史灌“随例迁于抚宁（冥）镇，因家焉”；辽宁朝阳出土《张略墓志》记其卒于北魏皇兴二年（468），但却罗列了一长串北凉官衔，罗新、叶炜认为“张略就是被徙至和龙的北凉旧人”。从史灌迁往抚冥镇属于“随例”来看，当时被迁徙到北部缘边郡镇的凉州民众数量也不少。此外还有被迁徙到内地的，如西晋末避地河右的武功苏湛，“世祖平凉州，还乡里”；陇西狄道人辛绍先，“世祖之平凉州，绍先内徙，家于晋阳”。在史籍中，我们很少见到东徙入魏的凉州人回归河西本土，他们基本上都留居在中原内地。

尽管439年东徙的河西凉州民众多达三万余家，但在河西凉州之外并未设立另一个凉州。494年北魏孝文帝大举迁都洛阳，平城的凉民后裔当有不少随同南迁，定居在洛阳或邺等地；而北边郡镇的凉民后裔则长期居住在那里，直到北魏末发生六镇之乱，才开始大批举族南奔。上述史灌之子史遵，“六镇自相屠陷，遵率乡里二千家奔恒州”，后来进至洛阳；家于五原郡的段信之孙段荣，“遇乱，与乡旧携妻子南趣平城”，后又投奔尔朱荣、高欢；“北州沦陷，（司马）子如携家口南奔肆州”。史载，自孝昌（525—527）末以来，“豪家大族，鸠率乡部，托迹勤王，规自署置”，导致“牧守令长，虚增其数”，甚至出现“百室之邑，便立州名；三户之民，空张郡目”的局面。史遵率领乡里二千家辗转流徙，是原籍河西、流寓关东的极有势力的粟特豪族，其宗族乡亲直到北魏末依然未被打散。这些举族流徙的流民集团往往“规自署置”，但同时也希望获得官方的正式任命；而政府为了安抚难民并使这些势力为其所用，最好的办法是采取侨置州郡县的政策，划出一片土地供他们定居生活，才能收到稳定民心、加强统治的效果。至晚在东魏时已经侨立的凉州，有可能就是在这种流民移徙的背景下成立的，原北凉亡国后东徙的河西凉民的后裔成了此时侨置凉州的民众。

534年北魏亡，高欢拥立元善见为孝静帝，建立东魏；翌年初，宇文泰在关中拥立元宝炬为文帝，建立西魏。高欢极力招诱西北地区的军民人口，最早响应投奔东魏的是凉州刺史李叔仁，他于534年“除凉州刺史，遣使密通款于东魏，事觉见杀”。李叔仁秘密勾结东魏，企图东奔，然因计划泄露而被杀。这次行动尽管未能获得成功，但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凉州刺史李叔仁为其民所执，氐、羌、吐谷浑所在蜂起，自南岐至瓜、鄯，跨州据郡者不可胜数”，并对稍后西魏渭、灵、凉、秦、豳五州刺史接连投奔东魏也起到了催化作用。

东、西魏对峙时期，双方都在想方设法招引敌国人口，以达到瓦解对方、壮大自身的目的。高欢曾对亲信僚佐杜弼说过：“天下浊乱，习俗已久。今督将家属多在关西，黑獭常相招诱，人情去留未定。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网，不相饶借，恐督将尽投黑獭，士子悉奔萧衍，则人物流散，何以为国？”宇文泰（字黑獭）辅佐西魏，经常招诱关东督将，原本徙自河西的移民后裔自然也是招诱西奔的绝佳对象，如祖籍河西凉州的史宁即为一例，他是建康郡表氏县人，祖父史灌在北凉亡国后东迁，上述史遵即为其父。史宁生活在关东地区，东魏初先奔南梁、后归西魏，历经艰险，辗转多方，最终投奔宇文泰，并且两度被任命为西魏凉州刺史。当史宁在南梁时，梁武帝萧衍对他说“我当使卿衣锦还乡”，梁臣朱异亦谓之曰：“桑梓之思，其可忘怀？”史宁终于在大统二年（536）投归宇文泰。这里所说的桑梓故乡，是指河西走廊的凉州建康郡表氏县，此时距离史灌迁徙至代北抚冥镇将近百年。类似史宁这样的情况，正是高欢所担心的。为了不使这些凉民后裔流散西奔，在东魏境内侨置凉州，任命原凉州人源彪为凉州大中正、祖籍酒泉的安吐根为凉州刺史，自然是最佳的安顿举措。

与宇文泰招诱关东督将及原河西凉州裔民一样，高欢也在极力拉拢跟随宇文泰入关的诸将及西魏的地方势力，特别是宇文氏控制薄弱的灵州及河陇地区，取得了积极的效果。这也正是高欢招诱西魏离心势力之一环。534年李叔仁事件后，宇文泰重新部署了原、渭、秦等州刺史，其中渭州刺史可朱浑元于535年初也率部投奔东魏。可朱浑元的东奔路线十分迂曲，最堪注意的是他与凉州刺史刘丰交情甚深，并借由刘丰而得到其岳父灵州刺史曹泥的资助，顺利地穿过西魏的封锁线，成功抵达东魏境内。《北史》卷五三《可朱浑元传》云：“元乃率所部三千户，发渭州，西北度乌兰津，历河、源（凉）二州境，乃得东出。灵州刺史曹泥待元甚厚。泥女婿刘丰与元深相结，遂资遣元。元从灵州东北入云州界。”《北齐书》卷二七本传对此有类似的记述。对于“源”字，因元魏并无源州，两书“校勘记”都认为该字有误，但《北史》点校者疑为“凉”字，而《北齐书》点校者疑为“原”字，皆属形近，容易传讹。除前引祖籍武威姑臧的段深为“源（凉）州大中正”外，吐鲁番雅尔湖沟西墓葬出土的《高昌延昌卅三年（593）卫孝恭妻袁氏墓表》记其为“源（凉）州武威袁氏”，从“武威”二字可证“源”字必为“凉”字之误。与之相类，《可朱浑元传》中的“源”字亦应作“凉”。可朱浑元从渭州经乌兰津西渡黄河，进入河州、凉州地界，不可能重新东返至宇文泰重兵布防的原州，尤其是考虑到他与凉州刺史刘丰关系近密，当从凉州说。《北齐书》还加了一段可朱浑元向高欢举荐刘丰的话，云：“灵州刺史曹泥女婿刘丰与元深相交结，元因说丰以高祖英武非常，克成大业，丰自此便有委质之心，遂资遣元。元从灵州东北入云州。”曹泥之所以厚待可朱浑元，就因为女婿刘丰的关系，而可朱浑元向高欢举荐刘丰，才坚定了刘丰投奔东魏的决心，甚至连曹泥也一同归顺东魏。可朱浑元辗转跋涉，绕经河、凉、灵三州，三次渡越黄河，终于成功抵达东魏云州；高欢派人前往迎接，引至晋阳，对可朱浑元及其部将大加封赏。

高欢封赏可朱浑元之举，对西魏政权中的离心分子起到了极大的激励作用，吸引着西魏西北缘边地方势力前来投奔东魏。536年初，刘丰与其岳父曹泥反叛宇文泰，最终投向高欢的怀抱。《北齐书》卷二七《刘丰传》对此有简略却十分重要的记载：“丰远慕高祖威德，乃率户数万来奔。”《北齐书》《北史》本传均记刘丰为灵州镇城大都督，而两书的神武帝高欢本纪则记其为凉州刺史：

西魏灵州刺史曹泥与其婿凉州刺史刘丰遣使请内属。周文围泥，水灌其城，不没者四尺。神武命阿至罗发骑三万径度灵州，绕出西军后，获马五十匹，西师乃退。神武率骑迎泥、丰生，拔其遗户五千以归，复泥官爵。

列传与本纪记述刘丰所率投奔东魏的户口数字有异，前者所言“户数万”，数字颇巨，尽管这一数字可能包括了灵州人户，但显然也有大量凉州人，这是继439年北魏迁徙凉州人口以后数目最大的一次人口迁徙。但当刘丰从凉州到达灵州时，遭到宇文泰所率西魏军队的围城水攻，后来得到高欢所命高车阿至罗三万军队的救援，才击退西魏军队。曹泥、刘丰翁婿二人遂得以东归东魏，此时他们率领的部众只剩下五千户。以一户五口计，也有二万五千人之多。稍后，高欢联合高车夹攻西魏秦州，又招诱西魏新任的灵州刺史万俟受洛干、秦州刺史万俟普拨、豳州刺史叱干宝乐及朔州附化郡守破六韩常等人东归。

高欢对西魏西北缘边诸州的招诱策略无疑取得了巨大成功，东魏不仅获得万余户西魏降众，大大增强了自身实力，而且高欢对这些投诚者十分信任，给予极高的礼遇，如他临死前对其子高澄说：“可朱浑道元、刘丰生远来投我，必无异心。”道元、丰生分别是可朱浑元、刘丰之字，他俩深得高欢的信任，死后与万俟受洛干一起配飨文襄帝高澄的庙庭。刘丰在西魏担任凉州刺史，投奔东魏后被任命为南汾州刺史，但其所率之凉州部众则可能被迁居到侨置的凉州境内。或者，东魏凉州也有可能是为了安置刘丰所率的原河西凉州部众而设置的。天保元年（550）五月甲寅，高洋建立北齐，过了十一天：

乙丑，诏降魏朝封爵各有差。其信都从义及宣力霸朝者，及西来人并武定六年以来南来投化者，不在降限。

所谓“西来人”，即指上述曹泥、刘丰、可朱浑元、万俟普拨、万俟受洛干、叱干宝乐、破六韩常等原西魏地方官所率的东归之众。他们在北齐受到特别的重视，不在普降爵位之限。这些西来人除了上层人物在朝廷或各地任职外，其他大多很可能就被安置在侨置的凉州。

除上述北魏灭北凉、东魏初两次大规模迁徙河西凉州民众到关东地区外，北魏统治时期大力招徕西域胡人，有些粟特人曾在河西凉州居停，之后继续东迁至中原，如《史思礼墓志铭并序》记其为“武威人也”，祖上“佐魏理邺，绾百里之印”，是指在元魏时担任过邺县令；《安神俨墓志铭并序》记其为“河南新安人也。原夫吹律命系，肇迹姑臧。因土分枝，建旟强魏”，也在北魏时一度居住在武威姑臧，后来移居到河南郡新安县。不过，这样的例证资料比较零星，不像上述两次大规模迁徙那么集中。

四、从凉州官员窥探东魏、北齐凉州的民众构成

由于材料来源的限制，目前所见东魏、北齐凉州的资料全都集中于官员，其中10人为长官（刺史、都督），2人为凉州大中正，1人为盘和县主簿。需加注意，这些人当中，有的是原河西凉民之后裔，有的出自西域的粟特、鱼国或印度，且所占比例不小。高氏政权为什么要委派他们来担任侨置凉州的官员呢？这显然不是毫无缘由的。

源出河西凉州的有5人：源彪、段深、安吐根、康德、康感。前二人皆为凉州大中正。《北齐书》卷四三《源彪传》记其为“西平乐都人也”，北魏末为员外散骑常侍，东魏天平四年（537）任凉州大中正，到北齐时官至秘书监。对于源彪的祖先，传文仅记载到其父源子恭，但据《魏书》卷四一《源贺传》可知，源彪是源贺之曾孙，为南凉国主秃发氏的后裔。南凉为西秦所灭后，源贺自乐都投奔北魏，被太武帝赐姓为源。西晋、十六国时期，秃发氏（源氏）在河西凉州一带势力极大，秃发树机能发动长达十余年的反晋斗争，南凉秃发傉檀一度定都于姑臧，北魏进攻凉州时以源贺为向导，招慰姑臧城外四部鲜卑三万余落，为魏军攻克姑臧立下大功。北魏统治时期，源贺之子源怀、孙源子雍与源纂均任凉州大中正，世世代代都是河西凉州的中正官。到了东魏，虽然河西凉州为西魏所有，但高欢也侨置凉州，并以祖籍西平乐都的源彪为凉州大中正，这透露出东魏凉州境内应有不少从河西凉州迁徙到关东地区的民众，其中包括像源彪这样的鲜卑人。《北齐书》卷一六《段荣传》记其为“姑臧武威人也”，北凉灭国后被迁徙至北部缘边的五原郡，其孙段深在北齐时任凉州大中正，或为汉人，但也有可能是鲜卑人。韩裔为昌黎宾屠人，其父韩贤、子韩凤在《北齐书》《北史》中皆有列传。从韩凤所骂朝士“狗汉大不可耐，唯须杀却”来看，俨然以鲜卑人自居；“凤母鲜于，段孝言之从母子姊也”，段孝言即段深之叔，韩凤之姑为高欢的养女阳翟公主，无不打上鲜卑化的烙印。

后三人均担任凉州刺史或都督，而且都是粟特人。《北史》卷九二《恩幸·和士开附安吐根传》记其为“安息胡人，曾祖入魏，家于酒泉”。史籍虽称安吐根为安息胡人，但实际上出自粟特安国，其曾祖父在北魏时迁居酒泉。安吐根本人在北魏、东魏和柔然之间充当使节，自称“臣本商胡”。充使、经商是粟特人的两大特点，在安吐根身上兼而有之。东魏初，安吐根投奔高欢，并在文襄帝高澄执政时被任命为“假节、凉州刺史、率义侯”。后藤胜将“文襄”误作为高洋，又把“假节”错录作“假设”，并解释“假设”是因为河西凉州此时已为西魏所统治，是流寓中原的安吐根之故乡，因此东魏给他授予假节、凉州刺史之职。事实上，“假节”代表一种权力身份，可杀犯军令者，后藤氏理解为“假设”显然有误。如前所论，东魏凉州刺史并非是对西魏河西凉州的虚领，而是在东魏境内设立侨置凉州，用以安置从河西迁徙来的凉州民众或后裔。高澄以祖籍酒泉的安吐根为东魏凉州刺史，目的显然是为了便于对迁徙至该州的原河西凉民的统治。

及至北齐，康德被任命为凉州都督，都督的地位略高于刺史，更加强了对侨置凉州的统治。《唐康续墓志铭并序》记载其祖先也是从河西凉州东迁而来的：

公讳续，字善，河南人也。昔西周启祚，康王承累圣之基；东晋失图，康国跨全凉之地。控弦飞镝，屯万骑于金城；月满尘惊，辟千营于沙塞。举葱岩而入款，宠驾侯王；受茅土而开封，业传枝胤。曾祖德，齐任凉州都督。祖暹，齐任京畿府大都督。父老，皇朝左屯卫翊卫。斯并九皋腾韵，千里标题。或衣锦维桑，据白门而露冕……乃作铭云：分周演绪，据凉承家。门升列岳，业嗣流沙。

与安吐根类似，康德是来自粟特康国的胡人后裔，其祖上东迁时率领部落入华，“举葱岩而入款”，即越过葱岭东来，在十六国五凉时居住在“全凉之地”，屯兵万骑于金城，形成军事聚落，且被封为王侯，墓志称作“康国”，足见极有势力。铭文中有“据凉承家”“业嗣流沙”等语，亦证实其家族一度定居于河西凉州。志文未言康德家族是如何继续东徙的，但显然是在元魏时迁至中原，并仕于北齐。从康德、康暹父子所任北齐凉州都督、京畿府大都督等官来看，此时康德家族的势力仍不可小觑。尤应注意的是，墓志中有“衣锦维桑”一语，“桑”指桑梓。康德出任北齐凉州都督，衣锦还乡的桑梓自然不是西魏或北周统治下的河西凉州，而是北齐境内侨置的凉州。钟盛曾考察过西魏、北周“作牧本州”的现象，事实上这一现象在东魏、北齐也同样存在，甚至出现世袭本州刺史的情况，如“（封）隆之素得乡里人情，频为本州”，其子“子绘祖、父世为本州，百姓素所归附……仍敕子绘权行州事”；“（毕）义云盛称门阀，云我累世本州刺史”，他自己亦“除兖州刺史，给后部鼓吹，即本州也”。康德家族从粟特康国经河西凉州东迁至中原，东魏、北齐侨立凉州以安置凉土裔民，这里就成为他们的桑梓故乡。东魏、北齐起用安吐根、康德等河西凉民或后裔担任凉州刺史，“作牧本州”，能够起到有效的统治效果。

除安吐根、康德外，康感也是出自河西凉州的粟特人，这从其曾孙康磨伽、康留买的姓名及《唐康磨伽墓志铭并序》所记“其先发源于西海”可以证实其粟特身份；而《唐康留买墓志铭并序》称“本即西州之茂族”，“西州”当指河西凉州，以后又东迁到关东地区，并在北齐时出任凉州刺史。

上文提到投奔东魏的曹泥及其女婿刘丰，前者当为粟特人，出自曹国；后者疑出自与粟特关系密切的匈奴，且所刺之凉州向为粟特人聚居之地。北魏灭北凉后将凉州民众大批东迁，致使河西走廊人口锐减，漠北、西域等地民族趁机涌入，尤其是在北魏政府的四夷招徕政策下，粟特胡商不断东来，许多定居在河西走廊。刘丰率领数万户凉州军民先奔灵州，与其岳父粟特人曹泥一起东投东魏，凉州部众中必有不少粟特人。曹、刘翁婿二人率部归顺高欢，将灵、凉二州的大批粟特人带到东魏，大大增强了关东地区的胡化因素，以至于在东魏、北齐境内出现了明显的西胡化倾向。

北齐时任凉州刺史虞弘是西域“鱼国尉纥城人”，曾代表柔然出使波斯、吐谷浑等国。他有一个粟特化的字“莫潘”，后来在北周时还曾“检校萨保府”，其墓葬中的汉白玉石椁图像有大量反映祆教的内容。虞弘的经历与安吐根颇为相似，他们的家族均从西域东迁，迁徙路线皆经由柔然再至东魏或北齐，两人都当过外交使节，均担任侨置凉州的刺史。作为信奉祆教的西域鱼国人后裔，北齐命虞弘管理从凉州及其他地方迁徙来的信仰祆教的西域胡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北齐皮阿输迦夫人新昌郡公主高氏墓志铭》记其于“武平六年二月廿四日薨于邺城之第”，标题中云“假节、督凉州诸军事、辅国将军、凉州刺史、太子庶子、元喜县开国男皮阿输迦”。墓志记载高氏先逝，则其夫皮阿输迦在武平六年（575）尚在凉州刺史任上，此时距离北齐灭亡仅剩两年。阿输迦为梵语Ashok之音译汉字，意为无忧，又译作阿育王，北齐凉州刺史皮阿输迦的取名或与西域印度有关。而皮氏亦为印度姓氏，如《宋高僧传》卷六《智藏传》即云：“释智藏，姓皮氏，西印度种族。祖父从华，世居官宦，后侨寓庐陵。”正因为皮阿输迦来自西域印度，北齐末年任命他为假节、督凉州诸军事、凉州刺史，也表明北齐凉州境内有不少来自西域的胡人。

徐颖、韩裔、范粹虽以汉人出任凉州刺史，但他们的墓葬中有明显的西域和祆教胡风特点，如徐颖墓门上雕刻有神鸟形象，东、西两壁的人物图像中有联珠纹，尤其是东壁绘有胡人形象，以及出土辫发骑兵俑、镶嵌蓝宝石的金戒指、银耳环等；韩裔墓出土的陶俑“也有深目高鼻的少数民族形象”，主要是家奴和武士俑；范粹墓出土了三件斜背囊包的胡人俑、四件有胡腾舞图案的黄釉扁壶以及骆驼俑。这些都呈现出鲜明的以粟特为主的西域文化元素，应当跟东魏、北齐社会的西胡化，特别是侨置凉州境内有大量来自河西凉土的粟特裔民有较大关系。

此外，北齐凉州刺史董佛子、杨颖及盘和县主簿赵德亦均为汉人，其中盘和县为原河西凉州所辖之县，北齐设立侨县，主簿作为县级佐官，多由本地大族出任，这表明北齐凉州及盘和县也有不少汉族民众，其中不乏来自河西凉州。

前文所列表中东魏、北齐凉州资料所载都是州县官员，尤其是凉州长官，这虽然对分析凉州民众的构成造成了不便，但通过凉州都督康德“衣锦维桑”、北朝后期普遍出现的“作牧本州”乃至家族世袭的现象，以及侨置州县的特殊情况，可以窥探东魏、北齐凉州的民众主要来自于原河西本土，包括粟特、鲜卑、汉族及其他西域人。

五、东魏、北齐侨置凉州与粟特胡风的关系——陈寅恪所持北齐西胡化说申论

陈寅恪曾指出北齐的鲜卑化及西胡化现象，认为西胡化的首要条件是要有西域胡人，但仅论及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来的西胡后裔进入北齐政权。李建栋进一步考察了北齐时期的西域胡乐、歌舞、戏剧，探讨其与北齐诗风之转变、戏剧之蜕变，以及对北齐政治的影响。然而，北魏的西胡后裔何以迟至半个多世纪以后，才在北齐掀起西胡化浪潮呢？笔者认为，这种西胡化现象并不仅限于北齐，其实在高欢、高澄父子执政的东魏时期就已经出现了。

史载高欢执政时，祖珽“自解弹琵琶，能为新曲，招城市年少歌舞为娱，游集诸倡家。与陈元康、穆子容、任胄、元士亮等为声色之游。诸人尝就珽宿，出山东大文绫并连珠孔雀罗等百余匹，令诸妪掷樗蒲赌之，以为戏乐”；“后为神武中外府功曹，神武宴僚属，于坐失金叵罗，窦泰令饮酒者皆脱帽，于珽髻上得之”。这里提到的连珠孔雀罗、金叵罗等物，都是来自西域的舶来品或是西域风格的仿制品。祖珽是范阳人，虽是华夏世族，但生长边地，“善音律，解四夷语”，他改革音乐，“始具宫悬之器，仍杂西凉之曲”，“杂乐有西凉鼙舞、清乐、龟兹等。然吹笛、弹琵琶、五弦及歌舞之伎，自文襄以来，皆所爱好”。尔朱文略“弹琵琶，吹横笛，谣咏，倦极便卧唱挽歌”，“世宗尝令章永兴于马上弹胡琵琶，奏十余曲，试使文略写之，遂得其八”。文襄、世宗分别是高澄死后追封的谥号和庙号，可见在他执政时胡乐在东魏社会的流行程度。东魏西胡化现象的出现，固然与北魏时期河西凉民及西域胡人的东徙有关，但更直接的原因应是东魏初高欢对西魏西北缘边诸州民众的招诱。粟特人灵州刺史曹泥及其女婿凉州刺史刘丰所率军民来到东魏境内，进一步加剧了东魏社会的胡化程度。

后藤胜根据史籍记载，探讨了东魏、北齐的粟特胡人。《隋书》卷二七《百官志中》记载北齐官制，其中说到中书省有负责管理伶官西凉部、伶官龟兹部等音乐的官员：“中书省，管司王言，及司进御之音乐。监、令各一人，侍郎四人。并司伶官西凉部直长、伶官西凉四部、伶官龟兹四部、伶官清商部直长、伶官清商四部。”东宫部分也提到伶官西凉部：“典书坊，庶子四人，舍人二十八人。又领典经坊，洗马八人，守舍人二人，门大夫、坊门大夫、主簿各一人。并统伶官西凉二部、伶官清商二部。”比较中书省与东宫的伶官配置，很显然西凉音乐比龟兹音乐更为盛行，前者应当与北齐侨置凉州中的粟特胡人有关，后者则与黄河以北的龟兹人聚居区相关。《隋书》卷一四《音乐志中》在谈到东魏文襄帝高澄时代后续云：“至河清以后，传习尤盛。后主唯赏胡戎乐，耽爱无已。于是繁手淫声，争新哀怨。故曹妙达、安未弱、安马驹之徒，至有封王开府者，遂服簪缨而为伶人之事。后主亦自能度曲，亲执乐器，悦玩无倦，倚弦而歌。别采新声，为《无愁曲》，音韵窈窕，极于哀思，使胡儿阉官之辈，齐唱和之，曲终乐阕，莫不殒涕。虽行幸道路，或时马上奏之，乐往哀来，竟以亡国。”北齐的西凉乐舞自然不是从敌国北周河西凉州学习引进的，而是北魏灭北凉后所获西凉乐之遗音，特别是东魏初高欢招诱西魏凉州刺史刘丰等人所率粟特胡人带来的胡乐新声。北齐的胡乐十分兴盛，以粟特为主的西域胡人在艺坛乃至政坛上都极为活跃。这一点在《北齐书》《北史》的《恩幸传》及陈寅恪的论述中已有揭示，兹不赘言。北齐的胡乐甚至还影响到隋代，牛弘曾上奏罢停北周音乐，“令齐乐人曹妙达于太乐教习，以代周歌”，于此足见北齐胡乐的生命力与影响力。

北齐邺都浓厚的胡化风气，虽然从史籍看主要体现在朝廷的恩幸大臣身上，但也与各地普遍设置萨甫（即萨保）有关。20世纪在安阳、益都、太原等地出土了北齐时代的粟特墓葬，以及其他墓葬中具有西域风格的文物，便是北齐流行粟特胡风的形象证据。尤其是在侨置的凉州，更多的粟特民众被集中安置在一起，势力很大，自然更加助长了东魏、北齐的西胡化风气。《唐康续墓志铭并序》云：“曾祖德，齐任凉州都督；祖暹，齐任京畿府大都督。”不仅康德出任凉州都督，其子康暹甚至还担任京畿府大都督，后一官职基本上由高齐皇族或重臣所垄断，粟特出身的康暹能够厕身于此，表明其家族地位非同一般。而安吐根也从凉州刺史调到朝中任职，并与高叡等人一起向胡太后弹劾权臣和士开。这些原本出自河西的粟特胡人及其统辖的凉州民众，对东魏、北齐的胡化风气产生了至为重要的影响。

（本文原刊《社会科学战线》2023年第2期第104—116页，文中原有注释，引用请务必参考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