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县域地图与地方地理认知

——以明清之际泰顺县域地图的分析为中心

董枫

一、地图中隐藏的地理认知

1946年，美国著名地理学家约翰·K·赖特在其就任美国地理学会会长的演讲中提出了一个新的术语——“Geosophy”(地理认知论)，①这篇演讲稿后来被整理发表在次年的美国地理学会年鉴上。他在文中将“Geosophy”(地理认知论)定义为：研究从所有观点出发而得出的地理知识，处理过去以及现在的自然环境和地理知识的表述。这大大拓展了科学化地理知识或者说是被地理学家们条理化了的地理知识的核心领域。地理认知论考虑到整个外围的知识领域，包含所有地理思想，真实的和虚构的、人们的所有思维方式——不仅仅是地理学家们的，还有农民们和渔夫们的、实业家们和诗人们的、小说家们和画师们的、贝督因人和霍屯督人的——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这涉及主观概念的问题。

地理认知论的提出为地理学家们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视角，而这一理论的提出则可能受地图学研究的启发，四年前赖特就曾撰文指出：

地图是人绘制的而非由机器自动制造，于是地图就不能不受到人类缺陷的影响。尽管这一事实本身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一些可能的影响却常常被忽视。……每一幅地图只能反映客观现实的一部分，以及主观因素的一部分。……没有哪张地图是完全客观的。②

莫门尼亚(Mark Monmonier)也注意到了地图传达信息的问题，他认为所有的地图都在“欺骗”，因为制图者必须对呈现在他们面前的信息进行筛选：投影扭曲、角度或者形状变化；大比例尺地图将比小比例尺地图遗失更多信息；为了易于理解，地图的线条必须被替代、平滑化或简化，地方特征也须简化。他同时指出大多数地图使用者愿意忍受地图上的这种谎言，于是地图也就较为容易地传达一些更危险的“谎言”。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地图具有双重目的：不仅是给读者以信息，也要给他们印象，说服他们，使他们相信地图中的意义，并兜售给他们自己的价值观。这些谎言可能如同直接灌输的广告，也可能如同隐晦的色彩标注。③

地图在为使用者提供直观认识的同时，也将绘制者的地理认知传达给了使用者。这就使地图也拥有了一种力量，成为了一种利益的表达。丹尼斯·伍德进一步指出：“地图的作用在于替利益服务。”虽然地图镶嵌在它们所协助建构的历史中，但是它有选择地将过去带临现在，由于“每个人都可以制作地图”，且受地图制作者的身份、地位以及能力等因素的影响，地图中不可避免地带有制图者的主观意图(或者说是兴趣、利益)，这种主观意图既可以通过强调、突出的方式来表达，亦可以通过缺漏、模糊的方式来表达。伍德指出：“这不仅不可避免，而且正是由于这种附带了利益的选择——选取字眼、符号或世界的某个方面，以确证立论——使地图可以做事。”④

作为传递信息的一种较为直观的方式，地图可以比文字更加迅速地将地方上的信息传递给阅读者。但即便是同一地区的地图，其中的内容也会因种种原因而产生不同，这其中当然有因时间流逝所带来的事物变化，更重要的是制图者的认知差异所导致的不同地图间的区别。不同时代产生的地图反映了当时人的地理认知，而其中标注的信息则往往是在制图者看来较为关键的内容。张修桂通过对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古地图进行详细的分析梳理，深入探讨了这些古地图的测绘精度以及绘制特点，并由此对古地图作者的军事思想、地学实践、绘制思想以及制图特点进行了论述，展现了古地图作者在当时的绘图技术、地理认知，甚至当时的社会思想。将古地图的内容与宏观的时代背景相结合，为历史地理学针对地图的研究提供了具有示范意义的文本。⑤日本学者山村亚希对这一问题也有所关注，通过对吉田郡山古地图的内容进行分析，山村揭示了不同历史时期古地图描绘内容的变化，展现了地理认知的变动性特点，并指出古地图中含有大量可供研究者分析利用的信息，可以补充文献资料的不足。⑥

地图一方面提供给读者大量的信息，另一方面也在不知不觉中将绘制者的主观意图和地理认知传递给了读者，唐晓峰曾指出：

读书，我们会注意作者，但读地图，我们不问作者，我们认为作者是一个无偏无私公正中性的无名好人，于是“作者消失了”，我们只面对同样是无偏无私公正中性的好图。其实，每张地图都有作者的一大堆问题，地图呈现了作者的意志、成见、偏私、技艺、好奇心、优雅、焦点、注意力、聪明、学识等等。地图在编绘时，编者之间要反复争论，最后画上去的可能是主编一人的见解，而读者却视地图为毫无疑义的公众真理。⑦

人们对于地图绘制者的忽视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忽视绘制者在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鲜加思考和辨别地接受地图所传达的信息。对于这种忽视可能出现的危害，德国学者叶凯蒂给出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案例。叶氏将一幅1853年由西方人所绘制的上海地图与《嘉庆松江府志》中国人所绘制的“上海县城图”进行对比阅读，发现了有趣的现象：占华图中心位置的是县衙门与各类政治管理机构。而西图中央的“首席位置”则被“伦敦慈善会”的大教堂所占据。同时，西图不但把县衙门完全删去，而且以基督教教堂代替了城内所有的寺庙。在随后绘制的上海地图中，类似的情况仍然存在，这些记载差异巨大的地图表现了西方人与中国人争夺城市定义权的过程。上海地图信息的变化是各权力结构规范性的观念与上海人具有的生活态度之间不断协商的过程。上海地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的心态，并促成了人们在一定历史时期对上海社会中价值取向的共识。⑧

地图中信息和文字的叙述一样，“会发生一种无意的偏离与有益的误读，因为它的叙述并不一定与实际空间重叠和等同，毕竟它是人们对意识中的空间的复述”。因此地图中就难免会携带着绘制者本人的观念，“当一幅地图绘制出来被人阅读，阅读者其实在不知不觉中已经置身于绘制者的视网膜之后，透过他的‘看’来‘看’那个‘世界’，于是，‘世界’就不再是世界本身而是绘制者对世界的叙述，叙述的世界与实存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有了‘偏离’，正因为有了偏离，地图具有了思想”。⑨也就是说，地图反映了地图绘制者的地理认知，并通过地图将这种认知传递出去，尽管这种认知并非客观真理，但也因为这样使地图拥有了解释地方的权利和力量。而研究者若想真正做到所谓“理解之同情”，就必须从当时人的地理认知着手去分析、研究前人的行为选择，在这一过程中，方志地图提供了一定的帮助。

二、泰顺县域地图的存留情况

泰顺县位于浙江温州市西南部，处于浙江省的最南端，与福建省接壤。明景泰三年(1452)设县，由瑞安、平阳两县之远乡划分而来。就旧志而言，泰顺县曾经七度修志：嘉靖年间曾修志，未见其志，序文亦无留存，仅万历县志序言中提及故志。⑩万历元年(1573)知县王克家主持修志八卷，由邑人张庆旸等编撰；崇祯六年(1633)知县涂鼎鼐主持修志八卷，由邑人包大方、包大宗、周家俊等撰修；康熙十二年(1673)知县林天桢主持修志四卷；康熙二十二年(1683)知县刘可聘修志四卷；雍正七年(1729)知县朱国源主持修志十卷，朱廷琦执笔；光绪五年(1879)刊行的由邑人林鹗、林同霖父子编撰的《分疆录》。实际上真正刊行的只有六种，康熙十二年知县林天桢因朝廷下诏纂修方志，而主持修纂的《泰顺县志》虽已完稿，但因“三藩之乱”而中辍，未及刊刻。六种之中，今日可见的仍有四种：崇祯《泰顺县志》存有前五卷的残本，据笔者所知除浙大图书馆古籍部所藏刊本外，另有三种抄本，(11)康熙二十二年《泰顺县志》四卷本存于国家图书馆，且为不分卷清抄本，该志所记非常简略，所幸仍为全本，只可惜刊本已不存。(12)而另外两种修纂较晚的方志——雍正《泰顺县志》和《分疆录》流传较广，较易看到。在这些方志之中仅有康熙二十二年县志不见县域地图的留存，其他三部都有县域地图：明崇祯六年(1633)《泰顺县志》中收录的《县境之图》、清雍正七年(1729)《泰顺县志》中收录的《县境之图》、光绪四年(1878)《分疆录》(13)中收录的《地舆全图》。

除此之外，乾隆二十七年(1762)《温州府志》中也有《泰顺县境图》，光绪十九年(1893)《浙江全省舆图并水陆道里记》(14)中收录的泰顺县地图、中国地方志集成收录的《分疆录》中新增的民国《泰顺县舆地全图》。(15)其中，《浙江全省舆图并水陆道里记》缘起于“光绪庚寅，会典馆以旧会典有府图而无县图，亦不计里开方，奏下各行省别绘开方图。”(16)它由百余人分历七十八厅县，课以定章，测量任事，在制作过程中，有测册，有量册，有水陆道里表，以备校正，经过三年的测绘于光绪十九年(1893)完成书稿。但由于《浙江全省域图并水陆道里记》所绘制的泰顺县域地图是以道路为主要内容的地图，属于专志地图，与其他几幅泰顺地图的差异较大，本文暂不讨论此图与其他几幅地图之间的关系。中国地方志集成收录的《分疆录》中加入的民国时期泰顺县地图，并没有附加任何说明，由于该图在时间上超出了本文讨论的范围，因此也暂且搁置。本文将集中论述出自于府县方志中的四幅泰顺县域地图，并希望通过分析四幅地图之间的异同管窥县域地图所反映的地方认知及其差异。

三、县域地图所反映的地理认知取向差异

在今天留存下来的古代县域地图中，有相当一部分收录在地方志之中。县域地图能够成为方志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因为这些地图可以将地方信息以一种更加直观的方式传达给阅读者，从而帮助阅读者迅速地形成空间感，在没有深入实地的情况下，仍能对空间情况有总体性的认识和把握。正如明崇祯《泰顺县志》中指出的：“周礼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辨邦国，与其财用利害使同贯利，图不可无也尚矣，是故志其事而首二图，将使观风者不下堂阶遂得其梗概云。”(17)(参见图1)

图1 明崇祯六年(1633)《泰顺县志》中收录的《县境之图》(18)

清代的泰顺县志中也十分重视县域地图的作用，认为“古人为学，必左图而右史，图故古人所不废也。……故重绘之以备诸端，庶使观风者不下堂阶而一邑中山川景色之美亦可开卷了然矣”。(19)雍正《泰顺县志》还注意到了时代变化对县域地图的影响，“泰邑旧有图，越九十余年，而至于今疆域依然，规模非昔，或创造、或增修、或徙而易、或废而兴，皆非前图所能尽也”。(20)尽管如此，雍正《泰顺县志》收录的《县境之图》却并没有在前图的基础上有所突破，而是基本沿袭了前图的内容。(参见图2)

图2 清雍正七年(1729)《泰顺县志》中收录的《县境之图》(21)

需要注意的是，县域地图不仅收录于县志当中，往往也收录于其所属府的府志之中。但由于府志常常以前志及府所辖县的县志作为主要的资料来源，因此府志记载的内容往往与前志和县志存在着传抄关系，这种情况也反映在一部分县域地图上。本文所讨论的乾隆《温州府志》中的泰顺县域地图虽然记载的内容有所增加，但是仍可见其主要的记录内容与县志中收录的县域地图间的传抄联系。(参见图3)

图3 乾隆二十七年(1762)《温州府志》中收录的《泰顺县境图》(22)

事实上，只要简单地比对上述三幅地图便可发现，在这三幅县域地图之间都存在着明显的传抄、承袭关系。若关注到这种传抄、承袭跨越了明清之际约129年的时间，且泰顺县在此期间又经历了“三藩之乱”这样重大历史事件的冲击，那么这种传抄、承袭似乎意味着停滞。尽管三部方志中并没有记录地图的绘制者，但是三幅地图都出自于官修方志，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官方对泰顺县域的认知。笔者将三幅县域地图中所记录的内容进行了简单的对比，发现三幅地图记录的重点为县域之中的建置、铺递、庙宇、桥梁、隘口、山脉等六项内容。其中建置、铺递以及桥梁的记述几乎完全一致，对这些内容的记录实际上体现着地方官员在地方控制方面的关切。

一般而言，存在差异的内容比较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不过一致的内容也能反映出问题。比如三幅县域地图中都有所记录的“象山塔”一项，实为明代隆庆年间，时任知县的周正乐经过勘察在城南修建的一座佛塔。崇祯年间任泰顺县知县的王介庆认为高大的山峦制约了人才的发展，自景泰三年至崇祯年间“达者仅周元洲先生，丁卯崛起后，科名寥寥”。而在与泰顺县的士人的接触中发现当地士人许多都是“栋桷之材”，于是将旧有的佛塔——象山塔粉饰增修，改名曰“文祥塔”，(23)以期对泰顺县的科举有所助益。邑人潘浦所作《重建文祥塔记》中则认为文祥塔在万历二十九年邑人包宏仁捐资修建之后就已经改称“文祥塔”，而非王介庆增建后改名。(24)

无论上述哪种观点正确，“象山塔”至迟在崇祯年间以后就应该改为“文祥塔”了，但是由地图中可见，直至乾隆年间，塔名仍然没有修改过来。方志中的文字记载与地图记载存在着差异。很明显，地图的绘制并没有随时代的变化而即时进行变动。

这种情况在铺递的记载中更为明显，三部方志的记载内容并不完全一致(参见表1)，但是在县域地图的描述中则没有任何的变化。此外，地图中的龙溪公馆，仅在崇祯《泰顺县志》中见到，而在其他两部方志中并未见其记载，却都在县域地图中出现。而后两部方志记载的县前铺(总铺)则未在地图中有所标注。可见三部方志县域地图的绘制并没有遵照“左图右史”的要求，不但没有经过与文本记录的校对，甚至是极其草率的，这一点从乾隆《温州府志》的县域地图中将“仙居桥”误记为“仙方桥”，“罗阳第一关”误记为“罗阳第一门”便可见一斑。不仅如此，崇祯《泰顺县志》的地图中在河流上绘有船只，表明此河段可以通航，然而在之后的两幅图中这暗含的信息则被忽略。

三幅县域地图之间的差异体现了其内容来源并非仅从前志地图一途。尽管笔者尚不清楚三部方志绘制者的资料来源，但是清代的两幅县域地图对泰顺南部地区山脉、隘口等信息的增加，无疑体现了绘图者对泰顺县地理认知的逐渐深化。而这种地理认知的深化在《分疆录》所收录的《地舆全图》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参见图4)

图4 光绪四年(1878年)《分疆录》中收录的《地舆全图》(25)

《分疆录》中的泰顺县域地图与之前的泰顺县域地图相比，差异显而易见。仅从县域的形状上就已经有了根本性的区别：县城在县域内所占的比例已经大大缩小；在之前县域地图中所占比例颇大的飞云江已经变成了数条河流中的一条；县域南部地区的诸多山峰、河流也在地图上有所展现。可以说《分疆录》的《地舆全图》大大拓展了之前方志中县域地图的地理认知。尽管《地舆全图》并没有经过实测，且因非官修方志，也得不到官府六房档案中所藏的资料支持，“仅将用霖杜绘开方一图并图说附缀于卷”，(26)但是其所呈现的泰顺县域的形状已与实际县域相仿，不再是局限于县境内官府建置的内容，对县域南部地区的记录也不再仅限于个别山峰和关隘，甚至对泰顺在整个区域中的空间地位也有了新的认知。前面三幅县域地图描绘的重点在于县治所在的泰顺县北部地区，而《地舆全图》则将约占全县面积二分之一的内容补充了进来，之前一直记录详细的铺舍驿站则淡出了《地舆全图》。不仅如此，建制、庙宇、桥梁等项也都没能在《地舆全图》中显现出来。与此相对的是，村落、山脉、关隘、道路等内容在《地舆全图》中大量增加。探究这一情况产生的原因，就不能不考虑绘制者林用霖的个人因素。《分疆录》是一部私修方志，由泰顺本地人士林鹗、林用霖父子编撰而成。同治五年，时年七十三岁的林鹗按照《温州府志》、《瑞安县志》、《平阳县志》中的山川、人物、古迹在泰顺县境内进行整理，又增加一些自己所看到、听到以及古老传说等整合成书，期望《分疆录》能够成为日后修志的指南。但是在《分疆录》完成之前，林鹗便因病去世了，他的儿子林用霖继承了父亲的遗志。光绪元年(1875)，听说要修府志，并且借其师要修《东瓯金石志》的机会，林用霖到县内各乡进行采访，以补充之前各卷的不足，并向瑞安的大儒孙诒让寻求资料上的帮助，(27)终于在光绪四年(1878)完成了《分疆录》的撰写工作。而《地舆全图》对山川、道路的关注是因为其曾回乡组织团练，协同泰顺县教谕沈应奎防御太平天国和金钱会对泰顺的进攻，并奔波于四境劝说其他地方精英参与其中。(28)这使林用霖有机会深入了解和掌握泰顺县境内的山川、村落、道路和隘口，因此其所绘制的县域地图中集中传递了这部分地理认知。

      通过对泰顺县四幅县域地图的比较可以发现，前三幅县域地图记载的内容大致相仿，而《分疆录》的《地舆全图》大大突破了之前县志中县域地图的认知范围。笔者认为造成这一巨大差异的原因是四幅县域地图的地理认知趋向不同。前三幅县域地图出自官修方志，其所关注的内容是维持地方社会运转的驿路交通系统和教化、祭祀等内容，至于远离县治的南部地区，则不被地图绘制者所重视，因为这种忽视并不会影响对泰顺县的实际控制。而从崇祯六年至乾隆二十七年这漫长的一百余年中，这一基本认识没有改变，因此在县域地图中的地理认知也没有发生质的改变。《分疆录》的《地舆全图》由于地图绘制者林用霖作为《分疆录》的编撰者之一，对全县的情况有总体的把握，真正可以做到文图内容的互校，不至于出现前三幅地图中出现的传抄错误。加之对筹办团练守备乡土的实际需要，所以《地域全图》所呈现的内容与前三幅官修方志县域地图差异巨大。

四、县域地图中的地理认知选择

阅读地图时人们常常产生疑问，中国绘图技术早在魏晋时代就有“制图六体”的提出，11世纪绘制的《禹迹图》也较为精准，为何在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绘制的地图往往都失于粗略？通过前文对四幅县域地图的校读可以看出：即便对于同一县域，其地图绘制亦可能存在巨大的差异。显然，地图无法承载人们所有的地理认知，只能体现其中的一部分，县域地图在绘制的时候对地理认知进行了选择。

比如，在军事地理方面，明末军事类书《武备志》中有这样的记载：

分水隘岭系浙福交界，贼自福省突来必由此岭至平水，过牛皮岭，一可至萧家渡本县城外而抵瑞安地方，一可经莒冈至泰顺青田地方。因可通桐岭至温州府城等处，遇有声息必调兵遏截，方可吭其坑而固全浙之南境也。已上俱平阳所所辖。(29)

分水岭隘在泰顺县的辖境，是浙闽交界处的重要通道。由于分水岭是群山中一处狭小的通道，在战略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一认知早在明代就已经为官方所知。但是直到乾隆二十七年的《温州府志》中才有分水山的记载，关隘一门并不见分水关的记录。

方志地图的粗略与军事地理认知的详细之间有强烈的反差，可见地方志中的地图只反映了一部分地理认知，县域地图的这种地理认知选择是与其绘制目的和服务人群密切相关的。潘晟通过对明代方志中地图编绘意向的研究认为，相当数量的陈述突出地强调了舆图的政治功能，无论是形象地认识地方的地理形势，还是了解地方民情风俗，以地生民，其表达的都是按图施治的主观意向，其陈述的阅读对象则主要是努力服务于王朝统治的地方官吏。(30)这也意味着明代方志中的地图反映着地图绘制者和授意刊行方志的官员们的关注、预设的事务以及他们的价值观所在。(31)从事历史地图研究多年的李孝聪认为：“造送官府的地图主要体现山川大势、疆域政区、城镇道路。官方只要了解所辖地域的疆界，相邻地区和各级官府的名称、数目与驻地的相对位置，并不需要精确的地理坐标。至于地形冲要、户口和应交粮赋的数额，利用文字注记，或贴张红纸条就够了，并不影响使用。”(32)正是因为这种“实用主义”的需要使中国的许多地图强调示意，而非精准地标注。而以此目的绘制的地图实际上也导致了方志地图之间的传抄和由轻视所产生的谬误。这种情况并不鲜见，咸丰年间曾为胡林翼幕僚、后授任知县的方大湜在其所撰写的官箴书《平平言》的第一卷就指出：“州县到任，工房书办例绘舆图呈核。”(33)但是工房提供的地图往往并不准确，甚至“所呈之图类多不全不备，甚至南境山川列入东西，东境山川列入南北”。(34)

从上述三幅官修方志中的泰顺县域地图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倾向，占整个泰顺面积二分之一左右的南部地区被简化、忽略了。而《分疆录》中《地舆全图》的绘制，则体现了另一种地理认知的选择。换言之，地理认知的选择造成了县域地图间的差异，而造成地理认知选择差异的原因则与地图绘制者的目的和其本身的地理认知密切相关。

注释：

①[美]约翰·K·赖特(J.K.Wright):Terrae Incognitae:The Place of Imagination in Geography,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37(1947):1-15.该文在菊地利夫以及R·J·约翰斯顿(R.J.Johnston)等人的著作中都曾提及，在辛德勇翻译的载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1期的菊地利夫：《历史地理学的知识类型(二)——〈历史地理学导论〉选载之七》一文中，Geosophy被译成“知觉环境论”。在唐晓峰、李平等译的R·J·约翰斯顿的《地理学与地理学家——1945年以来的英美人文地理学》一书中，Geosophy被译为“地理知识论”。但笔者认为翻译成“地理认知(论)”似乎更加准确，从正文中赖特本人对这一概念的释义可以看出，Geosophy更强调人们对地理知识的学习和“再加工”，通过学习、了解地方知识而形成一种认知。

②[美]约翰·K·赖特(J.K.Wright):Map Makers Are Human:Comments on the Subjective in Maps,Geographical Review 32.4(1944):527-544.

③[美]马克·莫门尼亚(Mark Monmonier):How to Lie with Maps,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6。

④[美]丹尼斯·伍德著，王志弘等译：《地图的力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⑤张修桂：《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的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437—607页。

⑥[日]山村亚希：《记忆中的战国城廓——景观表现及其变化》，载于藤井让治、杉山正明、金田章裕编：《大地的肖像》，京都：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7年，第224—246页。

⑦唐晓峰：《地图中的权力、意志与秩序》，载于刘东主编：《中国学术》第四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61—268页。

  ⑧[德]叶凯蒂：《从十九世纪上海地图看对城市未来定义的争夺战》，载于刘东主编：《中国学术》第三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88—121页。

⑨葛兆光：《天下、中国与四夷——古代中国世界地图中的思想史》，载于《学术集林》第16卷，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第44—66页。

⑩根据雍正《泰顺县志·旧志》杨邦宪序：“泰顺故有《志》，而其文芜琐，余无观焉。一日，王令克家持其所辑新《志》请序。”王克家序：“旧有《志》，嘉靖以来迄今越四十馀载。”可知万历《泰顺县志》之前，嘉靖年间亦曾修志。可惜连序文也没有能够流传下来，不知其具体的信息。

(11)一为泰顺县档案馆藏孙孟晋年根据玉海楼藏本誊抄的民国二十四年(1935)抄本，一为温州市图书馆藏乡著会抄本，照玉海楼藏刻本誊录，一为浙江省图书馆馆员1976年的抄本，所抄底本应为浙大图书馆藏崇祯《泰顺县志》刊本。

(12)据1998年版《泰顺县志》主编施明达记载：“原为北京(京师)图书馆收藏的孤本，县志办于1992年10月制回复印件。4卷，上、下2册。”但县志办解散之后，复印件已不复见。国家图书馆地方志家谱阅览室可见其缩微胶卷。

(13)《分疆录》于光绪四年(1878)刻印，后增加温州知府张盛藻和瑞安孙锵鸣光绪五年(1879)撰写的序文。

(14)《浙江全省舆图并水陆道里记》有两种版本：一为光绪二十年(1894)石印本，藏于国家图书馆；一为民国时期徐则恂根据宗源瀚的《图记》改绘而成，民国四年杭州武林印书馆石印本，收于台北成文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方志丛书中。民国版本的《水陆道里记》改变了原图中山脉的绘法，但在内容上没有改变。

(15)参见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58卷中《分疆录》，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年。由于此图未有任何说明，仅能从其图中记载的民国时期的行政区划判读其绘制于民国时期。

(16)[清]宗源瀚：《浙江全省舆图并水陆道里记·凡例》，光绪二十年(1894)石印本，国家图书馆藏。

(17)[明]涂鼎鼐修，包大方等纂：崇祯《泰顺县志》，明崇祯六年(1633)刊本，浙江大学图书馆藏。

(18)根据[明]涂鼎鼐修，包大方等纂：崇祯《泰顺县志》，1976年手抄本照片整理，浙江省图书馆藏。该图与浙江大学图书馆藏刊本地图一样。

(19)(20)[清]朱国源修，朱廷琦等纂：《泰顺县志·序图》，雍正七年刊本，泰顺县档案馆藏。

(21)根据[清]朱国源修，朱廷琦等纂：《泰顺县志·序图》，雍正七年刊本整理，泰顺县档案馆藏。

(22)根据[清]李琬修，齐召南等纂：《温州府志·山川》，乾隆二十五年，民国三年补刻本整理，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

(23)[明]王介庆：《鼎建文祥塔记》，雍正《泰顺县志》，泰顺县档案馆藏。

(24)[清]潘浦：《重建文祥塔记》，泰顺《潘氏族谱》，郑笑笑、潘猛补主编：《浙南谱牒文献汇编》第一辑，香港：香港出版社，2003年。此文亦记载于《分疆录·艺文》，但《浙南谱牒文献汇编》的资料直接来源于《泰顺潘氏宗谱》，因此比《分疆录》多出落款，并由落款可知，此文做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

(25)根据[清]林鹗、林用霖纂辑：《分疆录·地舆全图》，清光绪四年刊本整理，复旦大学史地所资料室藏。

(26)[清]林鹗、林用霖纂辑：《分疆录·凡例》，清光绪四年刊本，复旦大学史地所资料室藏。

(27)《温州经籍志》案文中记载：“万历《泰顺县志》，泰顺林县丞用霖语余曰：‘邑中某氏旧有臧本，今归他姓，不知尚可物色否？’”[清]孙诒让撰，潘猛补校补：《温州经籍志》(上)，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

(28)参见[清]林鹗、林用霖纂辑：《分疆录·时变》，清光绪四年刊本，复旦大学史地所资料室藏。

(29)[明]茅元仪辑：《武备志·占度载》卷二百十五，《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年。

(30)潘晟：《明代方志地图编绘意向的初步考察》，载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第4期，第115—124页。

(31)[美]范德著，吴莉苇译：《图绘明代中国：明代地方志插图研究》，《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二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12页。

(32)李孝聪：《古代中国地图的启示》，载于《读书》1997年第7期，第140—144页。

(33)(34)[清]方大湜：《工房呈舆图》，《平平言》卷一，光绪十八年资州官廨刊本，官箴书集成编纂委员会编：《官箴书集成》第七册，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

                  原载于：《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第95-1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