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至两宋，地方向中央呈报图经，是中央掌握州县地理信息，编制职方图、地理总志，并据以施政的重要基础。地理书的修撰依托官僚行政系统，但不同时代行政力度存在差异，不同行政层级管控方式也有所不同，在汉魏六朝向隋唐演进过程中，行政模式的转变带动地理书的演变。欲探究其演变过程，当以分析汉魏六朝地理书形成机制与文本形态为基础。学界对相关问题已多有探讨，举其要者，如东汉后期以降风俗传与六朝州郡地记行文具有相似性；北朝后期图记具有总结东汉以来地理书，开启隋唐地理书的性质；东汉以降州记、郡记编撰乃地方长官出于了解辖境内各项事务需要；六朝州郡地记与唐代图经内容颇为相近。随着近年来汉晋上计簿实物陆续出土，从地方与中央地理信息传递角度，对汉魏六朝地理学进行探索，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本文在此基础上，拟通过勾勒汉魏六朝地理书生成机制与演变过程，探讨这一演变中政治因素的影响。

一、郡国上计图与舆地图的图书形态

上计簿与政区、户口等地理信息存在联系，学界已多有论述。在新出简牍史料逐渐刊布基础上，马孟龙发现《汉书·地理志》总述各级政区数目、四至道里、田亩户口总数的“后序”，所载事项、行文方式与尹湾出土西汉东海郡集簿如出一辙；孔祥军将苏仙桥出土西晋桂阳郡上计簿与《汉书·地理志》所载事项进行比对，发现在政区、沿革、山川、矿产、户口、故迹、关亭、田亩等诸多方面皆可对应。笔者曾认为，《宋书·州郡志》载政区时所缀刺史、太守、内史、令、长、侯相等官称，依照的是上计簿的撰写模式；聂溦萌揭橥据上计簿修撰正史地理志的发展线索。

但上计簿作为郡国呈报中央的年度性文书，地理信息只是其中部分内容。在汉魏六朝上计中，还有一些非常规性内容，如《汉书·匡衡传》载：

建昭三年，代韦玄成为丞相，封乐安侯，食邑六百户……初，衡封僮之乐安乡，乡本田堤封三千一百顷，南以闽佰为界。初元元年，郡图误以闽佰为平陵佰。积十余岁，衡封临淮郡，遂封真平陵佰以为界，多四百顷。至建始元年，郡乃定国界，上计簿，更定图，言丞相府。衡谓所亲吏赵殷曰：“主簿陆赐故居奏曹，习事晓知国界，署集曹掾。”……后赐与属明举计曰：“案故图，乐安乡南以平陵佰为界，不足（从）故而以闽佰为界，解何？”郡即复以四百顷付乐安国。

因元帝初元元年（前48年）临淮郡图有误，故建昭三年（前36年）匡衡封乐安乡时多占400顷。至成帝建始元年（前32年）临淮郡重新勘界，相关信息记录于当年上计簿中，且另制新图，共呈丞相府，两次撰图相隔16年。可见，郡图虽由本郡撰制，与上计簿一同呈报中央，为上计事项之一，但郡图的撰制、呈报并非年度性上计内容。诚如王庸所言：“中央政府本身不能凭空制成全国地图，必须先征集各州郡的地图然后可以综合成一统的舆图。”《三国志·魏书·孙礼传》载正始时事：

迁冀州牧。太傅司马宣王谓礼曰：“今清河、平原争界八年，更二刺史，靡能决之；虞、芮待文王而了，宜善令分明。”礼曰：“……若欲使必也无讼，当以烈祖初封平原时图决之……今图藏在天府，便可于坐上断也，岂待到州乎？”宣王曰：“是也。当别下图。”礼到，案图宜属平原。而曹爽信清河言，下书云：“图不可用，当参异同。”礼上疏曰：“……臣受牧伯之任，奉圣朝明图，验地著之界，界实以王翁河为限；而鄃以马丹候为验，诈以鸣犊河为界……今二郡争界八年，一朝决之者，缘有解书图画，可得寻案擿校也。平原在两河，向东上，其间有爵堤，爵堤在高唐西南，所争地在高唐西北，相去二十余里……案解与图奏而鄃不受诏，此臣软弱不胜其任，臣亦何颜尸禄素餐。”

曹叡封平原王在黄初三年（222），孙礼建议以20年前“烈祖初封平原时图”为据来解决二郡争界纠纷，可知正始时使用的平原郡图不是20年前旧图，否则孙礼不会调取旧图来解决问题。需要注意的是，孙礼使用的平原图也不是平原郡呈报的上计图，而是中央以郡国上计图为基础编制的舆地图中之平原郡图。两汉分封必参舆地图，如汉武帝分封三子，“御史奏舆地图”；光武帝时群臣奏请分封诸皇子，“请大司空上舆地图”。王莽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分封诸国：

莽至明堂，授诸侯茅土。下书曰：“……定诸国邑采之处，使侍中讲礼大夫孔秉等与州部众郡晓知地理图籍者，共校治于寿成朱鸟堂。”……以图簿未定，未授国邑，且令受奉都内，月钱数千。

王莽分封诸国而又“未授国邑”，原因在于“图簿未定”，即中央以郡国上计图为基础编制的舆地图尚未整理完毕。孙礼请求调阅的平原图既为当初分封曹叡的依据，自然是经过中央“校治”的舆地图中之平原图，只不过此图已归入旧档。我们很难想象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府施政会直接利用郡国上计图而不加审核。匡衡默许主簿陆赐在受理郡国上计时“举计”，由此驳回临淮郡新图，可知郡国上计图需经中央审核后，才能编制成供各级官府行政使用的舆地图。此外，孙礼请求调阅舆地图中平原旧图，而中央将图送至冀州，也说明舆地图是各郡图的汇编。

舆地图所涉并不限于中央所辖郡国范围，也囊括四夷。《周礼·大司徒》言：“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郑玄注：“土地之图，若今司空郡国舆地图。”贾公彦疏：“案汉萧何收秦图籍，以知天下厄塞广远，至后汉乃有司空郡国地图……案《职方》亦云‘掌天下之图’，注直云‘如今司空舆地图’，不云‘郡国’者，彼以司马主九畿，并夷狄而言，故不得云‘郡国’。此经云主‘人民之数’，则唯据九州之中。郡国在九州之内，故此注云‘郡国’也。”贾公彦据郑玄所言“司空郡国舆地图”与“司空舆地图”之别，直接点明舆地图涵盖郡国、四夷，可谓见微知著。

舆地图中的四夷部分，目前还能看到一则佚文，见于《汉书·武帝纪》颜注引臣瓒曰：“浮沮，井名，在匈奴中，去九原二千里，见汉舆地图。”如果联系汉代九原地处边塞，而征戍塞外又必当知晓山川、水源以为军用，则舆地图中的四夷部分应当来自军事性质的地图。西汉李陵征匈奴，出居延，“举图所过山川地形，使麾下骑陈步乐还以闻”，桑弘羊奏请“遣屯田卒诣故轮台以东，置校尉三人分护，各举图地形”，东汉李恂“慰抚北狄，所过皆图写山川、屯田、聚落百余卷，悉封奏上”，都是四夷地图。《汉书·张安世传》载：

初，安世长子千秋与霍光子禹俱为中郎将，将兵随度辽将军范明友击乌桓。还，谒大将军光，问千秋战斗方略，山川形势，千秋口对兵事，画地成图，无所忘失。光复问禹，禹不能记，曰：“皆有文书。”

所谓“皆有文书”，即张千秋所言“战斗方略”、“山川形势”，包括就地所绘之图理当皆有文书记录。虽然征戍域外与郡国行政截然有别，但二者都在中央直接监管之列。因征戍而上报中央的文书，其实也是上计制度的一部分。这些四夷地图当然成为中央修撰舆地图的资料来源。

《孙礼传》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孙礼提到所调阅舆地图中的平原图包括“解书图画”、“解与图”。“解书”与“图画”、“解”与“图”对举，无非说明欲凭舆地图裁定诸郡边界争议，非但要有地图，还得有与之对应的文字说明方得确解。唐长孺即以为“此‘解书’恐是地图的解释”。那么，郡国上计图中是否也包括与图本匹配的文字说明呢？尹湾出土西汉《东海郡吏员簿》木牍背面第2栏有载：

上争界图一人禺顺，画图一人，写图一人强广良县（？）。

在东海郡属吏中，除了将争界图呈报中央的1人名禺顺外，参与撰制的另有画图、写图各1人。如果画图是指地图的绘制，那么写图当别有所指。邢义田认为“写”有图写、图画、摹写、模仿之意。“写”还可用于以其他形式（如文字、行为等）将图像、心境等表达出来。《史记·龟策列传》列举8种名龟，言“龟图各有文在腹下，文云云者，此某之龟也。略记其大指，不写其图”，其意即作者只略述龟图，无意将龟图用文字形式作详细描述。由此可知，尹湾汉牍中的“写图”意为用文字对地图所示各项信息作详细表述，这些文字当然是与图本匹配的“解书”性质的文本。因此，郡国上计图必然囊括图本与文本，并成为中央撰制舆地图的基础。

与地图相配合、具有详细解释说明性质的文字，并非如某些汉代石刻、壁画中作为标题、元件标示（如姓名、身分、时间、景物）、内容简介、画赞性质的榜题，也非简单概括图像内容的题记。至于放马滩1号秦墓出土地图中存在少量记注道里的文字，以及马王堆出土西汉驻军图中存在一定数量的记注道里、诸里户数的文字，均不足以满足行政需要，更与“解书”、“写图”之称不合。郡国上计图、舆地图中解书存在的原因在于，诸多地理事项虽然绘之于图，但图本或受制于比例尺，或受制于体例（如政区沿革、户口、赋税等难以一一书于图面），或受制于准望、高下、迂直的不确定性，官府行政仅依图本无法明晰，不得不求诸与之匹配的说明性文字。否则东海郡只需呈报争界图本即可，无须再“写图”；孙礼仅凭图本即可解决二郡争界纠纷，无须再参考“解书”。余定国认为中国古代地图“注释文字既可能直接写在地图上，也可能写在分开的纸张上，就像在一本书中一样”，后者正是汉魏六朝郡国上计图、舆地图呈现的图本与文本并存的形态。

以图为称、图本与文本并存的文献形态，秦汉以来称作“图书”，所涉并不限于地理书。《汉书·艺文志》兵家类著录的部分文献，文本称若干篇，与之配套的图本则称若干卷，是简帛时代图、书分离的体现。刘宋王俭依秘书典藏撰《七志》，其中《图谱志》“纪地域及图书”，《隋书·经籍志》史部簿录类著录《陈秘阁图书法书目录》一卷，所指当包括图本及其配套文本在内的图书。郑樵总结赵宋以前图书，分作天文、地理、宫室、都邑、城筑、田里等16类，“图，经也。书，纬也。

一经一纬，相错而成文”，“古之学者为学有要，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象于图，索理于书”。“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的使用形式，说明图本与文本处于分离状态。具体到与地理有关的图书，西晋裴秀《〈禹贡地域图〉序》称，“图书之设，由来尚矣”。杜预撰《古今书春秋盟会图》以附《春秋释例》，叙及“图书”之意：

六合之内，山川国邑，道涂关津，《春秋》多见其事。盟会侵伐，各有所趣。周旋迂直，可得而推；日月远近，可得而校。然详而究之，非书无以志古，非图无以志形。坐于堂宇之内，瞻天下之广居，究古今之委曲，可以行，可以言，可以鉴，可以观，多识山川分野之别，贤愚成败得失之迹。虽千载之外，若指诸掌，图书之谓也。以据今天下郡国县邑之名，山川道涂之实，爰及四表，自人迹所逮，舟车所通，皆图而备之。然后以《春秋》诸国邑、盟会地名各所在附列之，名曰《古今书春秋盟会图》，别集《疏》一卷，附之《释例》，博而备矣。

杜预所言“非图无以志形”，意在于图本上标识春秋国邑、会盟之地；所言“非书无以志古”，即“别集《疏》一卷”以叙盟会始末。图上所绘每处盟会之地，书中则述相应盟会之事，二者一一对应。书之于图，颇似以传释经。郦道元称其注《水经》时发现“川渠隐显，书图自负，或乱流而摄诡号，或直绝而生通称”，意为图本所绘河流走势与文本所述有时不一致。这恰好说明图与书分别通过图像、文字对地理现象进行展示。因此，时人泛称上计图、舆地图为图书便不足为奇了。萧何入咸阳“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刘邦由此“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萧何所取图书中必然包括记载山川险要、户口等事项的秦舆地图。

二、从郡国地志到全域性地志

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称：“如淳引卫宏《仪注》称‘位在丞相上’，谬矣。案《百官表》又无其官。且修史之官，国家别有著撰，则令郡县所上图书皆先上之，而后人不晓，误以为在丞相上耳。”司马贞所言先送太史、后呈丞相的“郡县所上图书”，实即地方上计之地志图书。与司马贞所言类似，环济《要略》称太史令“取善记述者，使记时事。天下图书、计最、典籍皆副焉”；《隋书·经籍志》载汉武帝时“计书既上太史，郡国地志，固亦在焉”。所言都提及地方呈交中央的地理书需另送太史，是因为“修史之官，国家别有著撰”，舆地图修撰以郡国呈报的图书为基础，这一修撰工作由史官具体完成，但三家对地理书的表述存在差异。舆地图既涵盖郡国、四夷，所以史官修撰舆地图当并参郡国、四夷图书，二者的结合就是《要略》所称的“天下图书”。张苍于秦时为柱下御史，“明习天下图书计籍”，“天下图书”当然涵盖郡国图书与四夷图书。郑玄注“天下之图”为“司空舆地图”而不提及“郡国”，用意也在于“天下”囊括郡国、四夷。

至于《隋书·经籍志》所称“郡国地志”，晋初左思《三都赋》自序言其资料来源：“余既思摹《二京》而赋《三都》，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所言“方志”就是四方之志，即《隋书·经籍志》所说“郡国地志”。皇甫谧为《三都赋》作序，称赋中所言皆真实可信，可以校验：“其物土所出，可得披图而校；体国经制，可得按记而验。岂诬也哉！”左思自序与皇甫谧之序，所述似乎截然相反。“山川城邑”、“体国经制”此类可绘于图本上的内容，左思自言“稽之地图”，而皇甫谧则以为“按记而验”；鸟兽草木等“物土所出”，此类难以在地图上一一摹绘，只能见诸文字的内容，左思自言“验之方志”，皇甫谧则以为“披图而校”。二人所叙看似矛盾，实则左思所叙在文法上为互文，郡国地志即郡国图书，是图本、文本并存的郡国地理志书。常璩称“汉晋方隆，官司星列，提封图簿，岁集司空。故人君学士，荫高堂、翳帷幕，足综物土”，也说明郡国呈报的图书是记载“物土”的。左思通过“妹芬入宫，移家京师”而“求为秘书郎”，由此得观秘书典藏历代郡国地志，来保证其赋所叙的真实性。

虽然郡国地志即郡国图书，但从左思《三都赋》之例可知，郡国地志中记载了大量“鸟兽草木”等“物土所出”内容，而记载物产的文字与对图本所绘山川城邑进行阐释并无关联，不具有解书性质。所以，解书只是郡国地志中文本的部分内容，不能简单认为郡国地志中文本所叙与图本所绘都能严格地一一对应。

除了物产与解书性质的文字外，郡国地志的文本中还记载了哪些事项？由于目前没有一份明确的汉魏六朝郡国地志流传于世，我们难以直接给出答案。但据全域性地志的存世佚文，仍可作些许讨论。北凉阚骃依东汉后期区划所撰《十三州志》中有下列文字：

侍御史，周官，即柱下史。秩六百石，掌注记言行，纠诸不法，员十五人。出有所案，则称使者焉。

上计，古之诸侯之奏使也。汉因之，号曰“计偕”。

计偕次第岁入贡于天子，国簿代郡国封瑞、山川草木，万物有无，不得隐饰。先君荣主应问，无有疑滞也。

阚骃为何在一部地理总志中提及与上计相关的职官制度？检核阚骃履历，发现其于北凉“拜秘书考课郎中，给文吏三十人，典校经籍”，秘书机构正是典藏前代郡国地志、计簿之处。故阚骃撰《十三州志》以示东汉地理，当与其任职的秘书机构所藏上计文书有关。

但《十三州志》行文与上计簿存在较大差异，这里先以河流为例加以说明。苏仙桥出土西晋桂阳郡上计簿载：

2—198和溪原出县和山

2—200桐梁溪原出县翁原山

2—224逋溪原出县阳山

2—225浦溪原出县阳山

可见，上计簿只叙江河源头，不叙流径。《十三州志》则不然：

漆水出漆县西北岐山，东入渭。

华水出桂阳郴县华山西，至湘南县入湘。

大别水南出耒阳县太山，北至酃县入湖也。

可见《十三州志》非但叙河流源头，而且叙其流径，二者详略之别显然可见。再以故迹为例加以比较，西晋桂阳郡上计簿载：

2—228汉故长沙大守胡滕墓石虎石柱石碑

2—242汉故平舆令张喜墓石虎

2—264汉故郡察孝廉刘尚墓石碑

上计簿只叙某人墓地有何物，连方位都没有记载。《十三州志》则曰：

（雷首）山，一名独头山，夷、齐所隐也。山南有古冢，陵柏蔚然，攒茂邱阜，俗谓之夷、齐墓也。

禹娶涂山氏女，思本国，筑台以望。今城南门台基犹存。

《十三州志》叙述故迹，除明确方位，还记载故迹由来，甚至连故迹景观都扼要描绘，这是上计簿不具备的。此外，《十三州志》常叙政区得名由来，而上计簿无一语涉及。因此，仅从行文详略角度考察，《十三州志》虽与上计制度有关，但上计簿不足以支撑其成书。那么，其资料来源就指向上计系统中的郡国地志了。

最为直接的证据是，《十三州志》佚文中有多则叙述四夷山川、地形、道里、族类、风俗、物产、户口的文字，如：

舍卫国在月氏南万里，果大如三斗瓨。

婼羌国滨带南山，西有葱岭。余种或虏或羌，户口甚多。在古不立君臣，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唯杀人偿死，无他禁令。其兵长于山谷，短于平地，不能持久，而果于触突，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

葱岭以东，人好淫僻，故龟兹、于阗置女市，以收钱。

这些叙述四夷的文字，是郡国上计簿不可能涉及的内容。检谢承《后汉书》：

迁（臧）旻匈奴中郎将。讨贼有功，征拜议郎，还京师。见太尉袁逢，逢问其西域诸国土地、风俗、人物、种数。旻具答言西域本三十六国，后分为五十五，稍散至百余国；其国大小，道里近远，人数多少，风俗燥湿，山川、草木、鸟兽、异物名种，不与中国同者，悉口陈其状，手画地形。

袁逢所问西域诸国土地、风俗、人物、种数诸事项，与上引《十三州志》所载四夷事项相同。太尉袁逢问臧旻西域事，与前引大将军霍光问张千秋、霍禹乌桓山川形势如出一辙，具有治计性质。这些正是前文所论因征戍四夷而上报中央的图书中的内容。因此，阚骃《十三州志》只能取材于东汉上计系统中包括郡国地志、四夷图书在内的天下图书。

阚骃、左思据秘书机构所藏历朝郡国地志各有撰述，更多的是依本朝郡国地志、四夷图书而撰全域性地志。担任这一工作的当然是藏有天下图书副本的史官，因此北宋主持修撰《祥符图经》的李宗谔称“地志起于史官，郡记出于风土”。李宗谔所说的地志即全域性地志。今所见以志为称而不题撰者如晋《太康地志》《永宁地志》《晋地志》、刘宋《永初二年郡国志》、萧齐《永元元年地志》《永元二年地志》《永元三年地志》等，都是此类全域性地志。考察《十三州志》《太康地志》佚文，可以发现汉晋全域性地志所载事项，有政区沿革、山脉地望、江河流径、城邑故迹、物产、郡县风俗、户口、四夷等。《华阳国志》前4卷叙地理，其蓝本为常璩于成汉任史官时所撰巴汉、蜀中、南中三地之地志。

虽然今本《华阳国志》前4卷所叙各郡县详略不一，未必为蓝本原貌，但除不载四夷与人口外，其余与上述地志所载诸事项基本吻合，故常璩于成汉时所撰实为偏霸政权的全域性地志。

综合考察舆地图与全域性地志，二者皆载政区沿革、户口，且资料来源相同，境内本自郡国地志，四夷本自征戍图书，而舆地图中又存在与图本配套的文本，所以不排除全域性地志就是舆地图文本部分的可能性。但从撰制角度而言，文本可随时修订而成新本，图本的重绘改绘则费时费力，所谓“书则逡巡可成，画非岁月可就，所以书多于画，自古而然”。虽然从理论上讲，舆地图文本中所载户口、赋税等信息可据上计簿每年更新，但如前所论，舆地图图本是比例尺较大的各郡国地图汇编，若因一处变动而整体性重绘，工程浩大且无必要。虽然目前难悉汉魏六朝舆地图修撰制度详情，但直观考察，史籍中多见一朝立国之初（如新莽、晋初）制作舆地图，王朝后期制图目前只见北魏一例。因此，舆地图图本的日常更新应该是不定期作局部修订，很少会全盘舍弃原图而作整体性重绘。前文提及西汉临淮郡因发觉旧图中僮县乐安乡部分有误，乃“更定图”呈丞相，其更定之图未必是将临淮郡图全部重绘，恐怕只涉乐安乡相关区域；东海郡因辖境纠纷而上争界图，更明确其所上只涉争界区域，并非重绘郡图。中央据郡国不定期呈报的图书重定郡国县乡诸地理信息，再以郡为单位更新舆地图，这从孙礼调阅舆地图中平原旧图一事即可窥知。即便如此，诸如因某乡数百顷辖境的变更而重绘大比例尺的郡图，成本依然较高，因此，地理信息的细微变更未必能及时反映到舆地图图本中。

实际上，舆地图图本更新频率并不高，所示信息较实际情况往往滞后。西晋杜预于太康元年（280）撰《春秋经传集解》《春秋释例》，述《春秋释例》所附《古今书春秋盟会图》之底图曰：“今所画图，本依官司空图，据泰始之初郡国为正。”《古今书春秋盟会图》的底图虽是泰始初年所修舆地图，但杜预在《春秋经传集解》中释古地的区划则迟至太康，图本所示信息滞后了十余年。不定期局部更新的舆地图，后世所见只是其最后更新的状态，因此只能称其汉舆地图、晋舆地图等，而不可能标识具体年代。

全域性地志则不然。后世称全域性地志往往能精确到年号乃至年份，同一朝代有多份全域性地志，萧齐甚至出现《永元元年地志》《永元二年地志》《永元三年地志》接连修撰全域性地志的情形，说明全域性地志的更新模式是全面修订，另出新本。相较舆地图以原图为基础、局部更新的模式，二者差异是由图本绘制与文字抄撰难易之别造成的。

三、汉魏六朝的地记与州郡地记

舆地图、全域性地志的修撰基础是上计制度，而上计制度的基础是官僚制下从中央到各级地方官府的垂直行政体系。因此，舆地图、全域性地志理所当然具有行政文书性质。它们深藏官署，流传不广。观《隋书·经籍志》史部地理类所录，其中地志寥寥，数量最多的是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各种类型的地记。清代以来诸家考证、辑佚成果亦多为地记。

“地志”与“地记”，表意相似，无论当日所称抑或后世征引，志与记常不加区分，但在使用范围上仍存在大体界限。近年研究发现，志书在先秦具有“学在官府”的背景，可视为官府档案。至《汉书》将志与本纪、表、列传并列后，志大体作为总结性文献，记则大体指尚未定稿的草稿。那么，能够作总结性结论的，除了部分极具抱负的学者，官方撰述显然具有足够的权威性。

由此角度考察地志、地记，二者区别便明朗了。以《太康三年地记》与《太康地志》为例，既往研究常笼统称为《太康三年地记》，然《太平寰宇记·山南西道九》“金州汉阴县”条载：

本汉安阳县，属汉中郡……晋太康元年更名安康县。《太康地记》及《太康志》、臧荣绪《晋书·地理志》并属魏兴郡。

无论乐史是否亲睹《太康地记》与《太康地志》，都足以表明《太康地记》与《太康地志》为两书。就目前所知，《宋书·州郡志》是辑《太康地志》佚文的大宗，征引达200余处，而引用《太康地记》只有5处，其中3处集中于对广州宁浦郡所属宁浦、平山、始定三县沿革的考证，而沈约考宁浦郡沿革又引《太康地志》。沈约考郡沿革称地志，考其属县沿革时又何必称地记？盖二者实为不同文献。检《宋书·州郡志》序：

今以班固马彪二志、太康元康定户、王隐《地道》、晋世《起居》、《永初郡国》、何徐《州郡》及地理杂书，互相考覆。且三国无志，事出帝纪，虽立郡时见，而置县不书。今唯以《续汉郡国》校《太康地志》，参伍异同，用相征验。

沈约将其撰志时多所参考的文献一一具名，且都是中央主导修撰的文献，零星征引的文献则统称作“地理杂书”。沈约虽未明确所指，但爬梳志文，零星征引的文献有《吴录·地理记》《广州记》《巴记》《晋地记》《蜀记》等。显然，零星征引、以记为称的，就是“地理杂书”，《太康地记》只是其中一部而已。

至于《太康地志》，沈约将其与《续汉书·郡国志》作为叙述三国区划的主要资料。《太康地志》被征引200余处的事实，也说明其绝非零星征引的“地理杂书”，因此，《太康地志》与王隐《地道》、晋世《起居》、“太康元康定户”等，当皆为中央主导修撰的文献。故《太康地志》即本文所论官僚行政体系下生成的全域性地志。其实，前引李宗谔“地志起于史官，郡记出于风土”的论断已暗示，全域性地志与地记来自不同撰述系统。因此，《太康地志》与《太康地记》的生成机制存在本质差异。

与此类似，裴秀言晋初秘书省所藏地图：“今秘书既无古之地图，又无萧何所得，惟有汉氏《舆地》及《括地》诸杂图。”显然，在裴秀看来，萧何所取秦图书、汉舆地图等行政体系下产生的图书，与《括地图》等截然有别。又《隋书·经籍志》史部杂传类序：“古之史官，必广其所记，非独人君之举……因其事类，相继而作者甚众，名目转广，而又杂以虚诞怪妄之说。推其本源，盖亦史官之末事也。载笔之士，删采其要焉。”可见，所谓杂传，指的是有别于史馆撰作而对史官撰述起辅助作用的诸传。当然，供载笔之士“删采其要”的并不局限于杂传。刘知幾将“能与正史参行”的“偏记小说”分作偏纪、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10个类别，其中地理书、都邑簿与本文所说地记大体相合。可见，地记不是由中央主导修撰，但可为史官所用以备删采的地理书，沈约撰《宋书·州郡志》多用中央主导修撰的文献而辅以地记，亦是此意。

汉魏六朝地记种类繁多，以政区级别言，有县记、郡记、州记；以叙述类别言，有山川记、土地记、异物志、风土记、冢地记、岁时记、征行记、异域传等。至于“虚诞怪妄之说”在地记中则俯拾皆是，刘知幾以为：

地理书者，若朱赣所采，浃于九州；阚骃所书，殚于四国。斯则言皆雅正，事无偏党者矣。其有异于此者，则人自以为乐土，家自以为名都，竞美所居，谈过其实。又城池旧迹，山水得名，皆传诸委巷，用为故实，鄙哉！

朱赣条列郡国风俗，乃奉丞相张禹之命；阚骃撰《十三州志》，乃本之天下图书。丞相命条列郡国风俗与天下图书的撰制，都是官僚行政运作下的产物，当然“言皆雅正，事无偏党”。而地记撰述则无此约束，在行文上，不可避免地出现“竞美所居”、“传诸委巷，用为故实”的情形。刘知幾褒朱赣、阚骃而贬诸地理书，实际上点破了地志、地记在行文风格上的主要差别。考察《太康地志》《太康地记》佚文，前者叙事平实、言辞精练，后者则多有“传诸委巷”之说，区别颇为明显。

汉魏六朝地记中以专叙某州、某郡、某县的地记最为常见，今姑且称之为“州郡地记”。以诸佚文察之，州郡地记所载事项大体有：（1）政区沿革与辖境；（2）山脉、城邑、故迹地望及其风光、逸闻；（3）江河流径及其风光、逸闻；（4）物产；（5）风俗。以此而言，州郡地记所述事项与地志颇为相似。政区沿革与山川城邑故迹之道里、地望等信息，非据官方资料不能下笔，使人怀疑州郡地记编撰具有官方背景。《隋书·经籍志》史部杂传类序：

后汉光武，始诏南阳，撰作风俗，故沛、三辅有耆旧节士之序，鲁、庐江有名德先贤之赞。郡国之书，由是而作。

据此，光武帝命南阳撰作风俗书，诸郡国乃呈报耆旧先贤之序赞，后世演变为耆旧先贤传之类的郡国书。西汉朱赣条列各地风俗常列举当地代表性人物，略叙其行迹以为佐证，亦为叙风俗兼及人物。但《隋书·经籍志》又将风俗类文献纳入史部地理类，其间歧驳之处，必有待发之覆。

班固《汉书·地理志下》叙“风俗”之意曰：

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孔子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言圣王在上，统理人伦，必移其本，而易其末，此混同天下一之乎中和，然后王教成也。

所言之风，是指“基于自然环境的地方特色，包括各地区人们在语言、性情方向的差异及特点”；所言之俗，则指“基于统治者好尚的人伦取向，亦即统治者所倡导的社会风气”。班固身为史官，与光武帝约略同时，又将朱赣条列的各地风俗抄入《汉书·地理志》，故其所言风俗与朱赣所列、光武帝下诏撰作的风俗之意同，在于说明由于各地区自然环境存在区别，不同时期意识观念也有差异，导致人们性情、价值观等每每不同，作为“统理人伦”的君主，有责任移风易俗，使各地民众的性情与价值观趋向儒家五常，以达成“王教”的理想状态。中央搜罗各地风俗正是为达成这一目标的必要手段，至于各郡国奉诏所撰风俗书提及的“耆旧节士”、“名德先贤”，正是符合人伦标准而列举的典范。

光武帝诏命撰述的风俗书今已不可见，北凉阚骃据东汉后期郡国地志所撰《十三州志》中，保留了大量叙述风俗的文字，如：

冀州之地，盖古京也，人患剽悍，故语曰：“仕宦不偶值冀部。”其人刚狠，浅于恩义，无宾序之礼，怀居悭啬。古语云“幽、冀之人钝如椎”，亦履山之险，为逋逃之薮。

渤海风俗鸷戾，高尚气力，轻为奸凶。

朝歌，纣都，其俗歌谣，男女淫纵，犹有纣之余风存焉。

可见，东汉后期地志于州、郡、县遍载风俗，说明至迟在东汉后期，风俗呈报已归入上计系统。

既然中央需要的郡国风俗已纳入上计系统，那么，郡国便无须另行呈报。东汉后期高䀢为蜀郡太守时，蜀郡赵谦在京为卿，“子宁还蜀，䀢命为文学，撰《乡俗记》”；太尉袁汤“初为陈留太守，褒善叙旧，以劝风俗……乃使户曹吏追录旧闻以为《耆旧传》”。可见东汉后期风俗书与耆旧传乃由郡守主导修撰，而非行政运作中的文书呈报。东汉后期圈称撰《陈留耆旧传》《陈留风俗传》，《隋书·经籍志》将两者分别列于史部杂传类、地理类。从《陈留风俗传》辑本来看，其广载政区沿革、山川风光、先贤轶事、神异怪谈，俨然是此后州郡地记的面貌。汉末应劭《风俗通义》释“风俗”之意：

风者，天气有寒暖，地形有险易，水泉有美恶，草木有刚柔也。俗者，含血之类，像之而生，故言语歌讴异声，鼓舞动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淫也。

显然，应劭所认为的“风俗”，大体为各地气候、地形、水泉、草木及由此出现的社会习俗等地理学内容，相当于班固所言之“风”；与班固所说的“俗”，即朝廷倡导的人伦教化，没有直接关系。这无疑说明汉末所认知的风俗，较之此前含义大为缩减，价值观、人伦等有关人的因素式微，地理因素则有所凸显。因此，应劭撰《地理风俗记》干脆将“地理”与“风俗”一并列入书题。王庸即认为六朝州郡地记“内容则大抵为风土记与风俗传性质”，北宋李宗谔所言“郡记出于风土”正与此相合。

东汉后期耆旧先贤传与风俗传并立，其实是中央将所需郡国风俗的内容纳入上计系统后，地方自主编撰风俗书的两个变体：与价值观、人伦等因素紧密相关的耆旧先贤之序赞，拓展成专载地方耆旧先贤的郡国书；与地理因素紧密相关的祠庙、山川、逸闻等，演变成郡国风俗传，后世遂以郡记为称，州郡地记即由此而来。余嘉锡所言“东汉以后，学者承风，各有撰述，于是传先贤耆旧者，谓之郡国书；叙风俗地域者，谓之地理书”，正是此意。至于西晋挚虞《畿服经》、东晋习凿齿《襄阳耆旧记》等书兼载地理与耆旧，实为东汉初年风俗书的遗习，但于六朝时已非主流。

既然中央所需郡国风俗已纳入上计系统，风俗传、州郡地记的编撰又有何动机呢？林昌丈分别考察汉魏六朝数十部州记、郡记，发现其署名作者或为郡守刺史，或为地方军政长官的僚属，其编撰目的在于为地方长官了解辖境内的各项事务提供资料。所论翔实，说明地方长官是州郡地记创作的推动、主导者。以《水经注》所引汉吴之际交州治中姚文式《问答》为例：

交州治中合浦姚文式问云：何以名为番禺？答曰：南海郡昔治，在今州城中，与番禺县连接，今入城东南偏，有水坈陵，城倚其上，闻此县人名之为番山。县名番禺，傥谓番山之禺也。

交州治中姚文式《问答》云：朝台在州城东北三十里。

此为姚文式以问答形式所撰的地记，后世以《交州记》名之，清晰表明州郡地记的编撰，源于僚属对地方长官就一方地理、风土咨询所作的应答。

问题在于，州郡地记所叙事项与地志多同，且地方行政所涉地理信息亦有图本、文本并存的舆地图为据，地方长官为何还要主导州郡地记修撰？这是因为汉魏六朝中央政府管控地方，与地方官府管控区域社会存在不同模式。中央管控地方，主要依托官僚行政体系，但“所投入的资源，特别是强力机构的配置，非常有限”，于是不得不委政于地方长官，中央无法过多掌控地方社会。地方长官主要就赋役、刑狱、治安等方面对中央负责，具有较强独立性。在此模式下，从郡国地志的呈报到舆地图、全域性地志的修撰，大体局限于官僚行政所涉军国政务范畴。至于地方官府管控区域社会，地方长官自行召辟当地大姓豪右为僚属，处于“一种中央派遣的长官大吏与地方实力者相结合的政治形态”，“在民政上反映了地方上的意志”，因此地方官府管控一方，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地方长官联合当地势力治理区域社会，所以地方长官主导、当地僚佐深度参与撰写的州郡地记，表现出浓郁的区域文化色彩。所谓“传诸委巷”、“虚诞怪妄”诸特征，反映了区域性信仰、习俗与社会心态，这正是地方长官所需了解、而朝廷主导的人伦教化未能完全涵盖的。因此，舆地图、全域性地志“言皆雅正”，是中央与地方官府之间行政运作的体现；而州郡地记“遍（偏）记杂说”，是地方长官进行社会治理的表征。

州郡地记的汇总就是全域性地记，其主要编撰形式是“抄撰”，这一工作多由东观、著作等“载笔之士”担任，“删采其要”。至迟在东汉，已出现全域性地记，如应劭《十三州记》。此后全域性地记层出不穷，如《晋太康三年地记》《元康三年地记》，东晋著作佐郎郭璞、伏滔各撰有《地记》，南朝宋齐时刘澄之撰《永初山川古今记》。陈著作郎顾野王“抄撰众家之言，作《舆地志》”，也是全域性地记。《水经注》叙北方山川故迹之逸闻轶事时多有参考的《魏土地记》，亦为全域性地记。由此而言，以地方官员主导修撰的州郡地记，与以之为基础抄撰而成的全域性地记，是全域性地志、舆地图之外的另一地理书系统。

值得留意的是，州郡地记所述某些事项，有专门类型的地记。如州郡地记载山川，地记则有山记、水记；州郡地记载物产，地记则有异物志；州郡地记载故迹，地记则有都邑记、宫室记、冢墓记等。今姑且称此类专载某一事项的地记为“专项地记”，它们行文与州郡地记颇多相似，甚至有不少雷同之处。今仅以山记、异物志为例稍作分析。

中古时代的山记不在少数，其行文与州郡地记非常相似，如：

谢灵运《游名山志》曰：破石溪南二百余里，又有石帆，修广与破石等度，质色亦同。传云，古有人以破石之半为石帆，故名彼为“石帆”，此名“破石”。

《永嘉记》曰：郡有石帆，又有破石。传云：古有神人，以破石半为帆，故曰“石帆”。

谢灵运刘宋时任永嘉太守，撰有《永嘉记》。上引《永嘉记》是否为谢灵运所作，难以确知，然此两则文字除详略之异外，行文几乎相同。又如邢子厉《龙山记》叙龙山四麓之洞穴，与邢子励《赵记》略同；东晋袁山松任宜都郡守，境内有勾将山，袁山松既撰《勾将山记》，又撰《宜都山川记》，故行文每每雷同。虽然目前无从判断这些雷同文字孰先孰后，但某些州郡地记叙山岳风光逸闻与山记有关则无疑。今能明确承袭关系的一例是刘宋盛弘之《荆州记》叙衡山，同于东晋徐灵期《南岳记》。可知彼时存在州郡地记叙山岳来源于山记的现象。

州郡地记又多载物产、异物。物产与异物其实无法严格区分，《隋书·经籍志》史部地理类有“《发蒙记》一卷，束晳撰。载物产之异”，章宗源以为此书“与诸异物志相彷，故亦入地理类”，故知所谓异物即“物产之异”。观《南州异物志》《凉州异物志》《荆扬已南异物志》等书佚文，所载大多为边裔地区物产，王庸据此以为诸异物志所述，“大抵以南方事物为多，所以为北方人士广见闻者”。

胡宝国发现裴渊《广州记》、顾微《广州记》、刘欣期《交州记》等边裔地记，对物产的描述方式与诸《异物志》非常相似。若核查诸异物志与州郡地记佚文，可以发现近乎雷同的文字：如叙合浦鲛鱼、鲸鱼，刘欣期《交州记》同《异物志》；叙豫章建城县燃石，《宋永初山川记》同《异物志》；叙筼筜，顾微《广州记》同《异物志》。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今所见明确二者关系的一例是《太平广记》所引《述异记》：“桂林有睡草，见之则令人睡。一名醉草，亦呼懒妇箴（出《南海地记》）。”说明彼时存在撰述异物时抄录州郡地记的现象。

上文就山记、异物志与州郡地记的关系作了分析，需要强调的是，绝不能据此认为州郡地记叙山岳皆本自山记，异物志皆本自州郡地记对物产的记载，专项地记仅与州郡地记存在关联。通过上文分析，加之州郡地记所载事项大体皆有对应专项地记，可知专项地记与州郡地记互为资料来源。从编撰流程来看，州郡地记与专项地记交互作用。因此，无论从文献规模、数量，还是文献间交互作用的角度来说，州郡地记在汉魏六朝地记中应当处于主体地位。这种地位的形成，固然在于地方各级官府普遍修撰州郡地记，更在于州郡地记表现出浓郁的区域文化特性，与广载山川、异物、故迹的专项地记高度契合，二者的交互作用也就顺理成章了。

四、舆地图与州郡地记的结合：图记

如前所论，以郡国地志、四夷图书为基础，经中央审核而成的图本、文本并存的舆地图与全域性地志，主要用于军国政务。这一地理书系统依托官僚行政体系下的上计制度，可称作地志系统。州郡地记则由地方长官主导修撰，侧重于区域社会治理。对地方长官而言，二者并行不悖。至迟南北朝前期，地志系统与州郡地记已趋于合流，舆地图与州郡地记相配合的情形由此出现。《荆州图副记》曰：

（武当）山形特秀，异于众岳，峰首状博山香炉，亭亭远出，药食延年者萃焉。晋咸和中，历阳谢允，舍罗邑宰，隐遁斯山，故亦曰谢罗山焉。

此则文字既叙武当山风光，又叙谢允隐遁逸闻，显然是地记面貌。但东汉后期以降的州郡地记本无地图与之配合。所谓“副”，是辅助之意，即州郡地记对地方行政所用舆地图起辅助作用。《隋书·经籍志》著录的《湘州图副记》也是此类著作。

以今所见《荆州图副》《荆州图记》佚文而言，与盛弘之《荆州记》多有雷同，如《荆州图记》叙沮阳县黄竹山风门，《荆州图副》叙宜都阴阳石、江陵城北门存而不启之传闻，行文皆与盛弘之《荆州记》一致。其余范汪、庾仲雍、郭仲产三家《荆州记》，与《荆州图副》《荆州图记》雷同的文字亦不在少数。州郡地记陈陈相因，文字雷同虽不足以说明《荆州图副》《荆州图记》直接源自盛弘之等诸家《荆州记》，但两者文字脱胎于荆州地记当无疑问。

除上文提及的《荆州图副记》（《荆州图副》）、《荆州图记》，还有题为《荆州图》者。它们究竟是同书异称还是不同文献，迄无定论。从佚文考察，各书皆述山川风光、逸闻轶事，可以确定是南朝地记性质的文献。如果说“图副记”的名称尚表明在图文并存的舆地图外，另以州郡地记对其起辅助作用，那么去“副”字而径称“图记”，则失去辅助之意，径直以州郡地记作为图本的配套文字了。至于连“记”字也省去，径以“图”称图记，则意味着州郡地记与图本已结为一体，形成以图为称的“图书”样式。只不过此时的“书”已经不是地志，而是地记了。《太平御览·宗亲部》载：

《荆州图》南北岸曰“屈原之乡里”。原既流放，忽然归，乡人喜悦，因名南岸曰归乡岸。原有姊，闻原还，亦来归，责其矫世。乡人又名其北岸曰姊归岸。

此处不言“《荆州图》曰：南北岸”云云，而将“曰”字置于“南北岸”三字之后。很显然，在图本长江南北岸的某处位置上，用文字标注了“屈原之乡里”五字。而“原既流放”云云，当是另纸叙及归乡岸、姊归岸得名的传说，是典型的地记风格。图、文对应关系与前文所论汉魏六朝郡国地志、舆地图中的图、书关系一致，即记文对图本起阐释作用，成为兼有图、记的文书形态——图记。

南朝尚只出现《荆州图记》之类的州级图记，北魏末年则出现了明确将舆地图与广载风土逸闻的州郡地记结合起来的全域性图记——《后魏舆地图风土记》。东魏迁邺，起部郎中辛术奏请营建邺城：

今邺都虽旧，基址毁灭，又图记参差，事宜审定……通直散骑常侍李业兴硕学通儒，博闻多识，万门千户，所宜访询。今求就之披图案记，考定是非，参古杂今，折中为制，召画工并所须调度，具造新图，申奏取定。

可见辛术营建邺城欲审定重绘的邺城图是以图为称、图本与记文并存的图记，这是北朝后期图记得到中央认可，并施之于军国政务的明证。北周出现《周地图记》这一全域性图记。隋开皇元年（581），隋文帝欲迁都大兴，庾季才奏：“臣仰观玄象，俯察图记，龟兆允袭，必有迁都。”庾季才所察之图记应当就是《周地图记》。隋炀帝初营建东都，宇文恺修《东都图记》，裴矩主持张掖关市，修《西域图记》，皆以图记为称。说明自北朝后期始，图记已取代地志系统，成为一种新型的从中央到地方用于日常行政的地图、文本形式。

全域性图记出现在北朝绝非偶然，汉晋以来对区域社会的治理模式，最终在北朝后期发生变化。史载“自后魏末、北齐以来，州郡僚佐已多为吏部所授，至隋一切归在省司”，由此导致自北朝后期始，地方长官联合当地大姓豪右治理区域社会的模式趋于式微，而中央政府逐渐将官僚行政的触角延伸至地方社会，将区域社会的治理逐步纳入自上而下的官僚行政体系中。在此背景下，原先由地方长官主导修撰、用于治理区域社会的州郡地记，成为中央需要掌握的地方信息。地方官府将郡国地图与州郡地记结合起来形成图记呈报中央，自然水到渠成。于是在北朝，图记成为地方官府呈报中央、中央校治后作为各级官府行政依据的地理图书。

由于图记是文本源自州郡地记，进而与舆地图图本相配合的地理图书，因此，诸图记佚文所载政区沿革、山川城邑故迹地望、物产、风俗等事项，尤其是叙述山川风光、逸闻轶事等，与州郡地记无甚差别。更值得留意的是，这种叙述旨趣，与今所见隋炀帝时所修《隋图经》、敦煌出土唐沙州诸图经佚文如出一辙。王庸所言“周、隋间之地理图记，实为中国地志与地图史之重要关键；东汉以来各种官私图籍与杂地记，至是始告一结束，而后此图志之新局面，亦于是乎开”，正是意识到图记在汉魏六朝地理书向隋唐图经过渡的重要地位。南宋丘岳总结地理图书的流变曰：“古者，郡国有图，风土有记，所以备一方之纪载。今之志书即古之图记也。”所谓“郡国有图”即汉魏六朝地方行政所用舆地图中的郡图；所谓“风土有记”即前引李宗谔所言“郡记出于风土”，即自东汉后期风俗传演变而来、由地方长官主导修撰的州郡地记。二者的结合——图记，就是宋代地方志的源头。自隋炀帝时始，图记趋于式微，图经则开始大规模出现。由此即可勾勒出汉唐地理书存在由舆地图、州郡地记合流为图记，再演变为图经的脉络。有学者发现隋唐以来地理书体例接近行政文书，内容则与六朝州郡地记相似，正是此番演进的结果。

结语

汉魏六朝地理书大体可分作三个系统：一是郡国年度性呈报的上计簿中的地理信息，正史《地理志》所示王朝区划、户口、道里常本于此；二是地志，以郡国不定期呈报中央的郡国地志、征戍四夷的图书为基础，据此修撰的舆地图、全域性地志皆属此类；三是地记，以自东汉后期郡国风俗传演变而来、由地方长官主导修撰的州郡地记为主体，旁及与之交互作用的部分专项地记如山记、异物志等。

地志系统与州郡地记分立的基础，在于汉魏六朝中央管控地方与地方官府治理区域社会分属不同模式。前者依托官僚制下的行政体系，鲜少触及地域社会诸层面；后者主要是地方长官与当地大姓豪右联合对区域社会的治理。因此，舆地图、全域性地志是王朝行政运作的产物，重在军国政务，而州郡地记本于地方长官对区域社会的治理，所呈现的逸闻轶事、杂谈怪说，是区域社会信仰、习俗与社会心态的体现。虽然汉成帝时丞相张禹命朱赣条列郡国风俗、光武帝特命南阳等郡撰述风俗书、东汉中后期又将风俗呈报纳入上计系统，但这些举措的出发点在于意识观念上的人伦教化，而非依靠官僚行政体系深入区域社会。因此，从东汉中后期至北朝中后期，地志系统与州郡地记分立的态势长期延续下来。

图记的出现，标志着地志系统与州郡地记的合流，存在基础是官僚行政与区域社会治理能够有机整合。地方长官是官僚行政体系中的牧民之官，自然可以将二者整合起来，所以至迟在南朝前期出现了州级图记。但东晋南朝士族势盛，侨人政权抚绥地方豪右唯恐不及，梁武帝褒奖湘州刺史杨公则“所辟引皆州郡著姓”，甚至“班下诸州以为法”，陈朝立国多借土豪洞主之力，所以南朝政权不可能剥夺地方豪右出任当地官府僚佐的权利，也就不可能以官僚行政取代豪右对地方的控制。因此，南朝图记的编撰只能停留于州级政区。北朝皇权较南朝强大，于考课、选官、监察、掌控编户齐民等诸多方面的行政力度尤为强劲。因此，能以三长制取代宗主督护制的是北朝，能果断废除地方豪右出任当地官府僚佐旧例的也是北朝，故而最终在北朝以区域社会治理纳入官僚行政体系的方式，使地志与州郡地记在中央层面得以整合。图记于北朝后期取代地志系统，成为政府军政事务与社会治理兼而用之的地理图书。隋炀帝“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故隋代有《诸郡物产土俗记》一百五十一卷，《区宇图志》一百二十九卷，《诸州图经集》一百卷”，正是北朝后期政治脉络的自然发展。

隋代以降，图经的修撰制度与所载事项未必全同，但毫无例外继承了记载山川风光与逸闻轶事这两项六朝州郡地记的明显特征。李吉甫言：“古今言地理者凡数十家，尚古远者或搜古而略今，采谣俗者多传疑而失实，饰州邦而叙人物，因丘墓而征鬼神，流于异端，莫切根要。”所谓传疑失实、夸饰州邦等特点，与刘知幾批评六朝地记“竞美所居”、“传诸委巷，用为故实”如出一辙，而“古今”云云，说明六朝地记的这些特征，在唐代地理书中依然存在。韩愈在贬官途中向张籍借阅《韶州图经》，并作《将至韶州先寄张端公使君借图经》诗，其中有云“愿借图经将入界，每逢佳处便开看”，可见唐代图经是记载山川风光的，今所见唐代图经佚文中多有此类文字。宋代地方志兴起，图经式微，但留存至今的三部图经（北宋《吴郡图经续记》、南宋《乾道四明图经》《淳熙严州图经》）中有关山川风光、逸闻轶事的文字也是在在可见，正是自北朝后期由中央主导的官僚行政来治理区域社会的政治模式长期存在的体现。

在此政治趋势下，直接作用于地理书的编撰机制也发生相应变化。上计制度于隋代最终消亡，取而代之的是地方对中央的朝集、计帐与图经呈报制度。隋唐朝集使由都督、刺史及上佐每年末入京述职，重在考课；诸州计帐吏于每年六月一日集尚书都省，呈报户口、赋税、田亩等；诸州图经，则规定为每3年或5年向中央呈报。从汉魏六朝仅凭单一的上计，发展成隋唐朝集、计帐、图经三个系统，是因中央行政力度加强导致行政职能的分工与细化。以图经而论，中央命令地方每3年或5年勘界绘图，比此前因争界等偶发性事件而对舆地图作不定期的局部修正，要严密得多。西汉临淮郡16年不勘界修图导致匡衡长期侵占田地，曹魏平原、清河二郡争界延宕8年之类的情形，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因此，从汉魏六朝地志系统与州郡地记分立，到北朝后期合流为图记，并进而转化为隋唐图经修撰制度，是官僚行政力度强化、中央管控地方模式发生变化的一个缩影。

（本文原刊《历史研究》2023年第1期第49—72页，文中原有注释，引用请务必参考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