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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宁夏镇军事地理位置
来源: 作者: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5-12-24
 薛正昌

 


 

  宁夏,历来是西北边陲重镇,是中原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的接交带。由于这里农牧皆宜的自然环境和民族战争频繁的政治环境,使它在整个中国历史的进程中,其政治、军事方面的地位显得尤为重要,特别是在明代,为西北三边一重镇。本文仅就明代九边重镇之一——宁夏镇在明代的政治、军事地理位置略作论述。

  一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认为:历史上的都城,都是其当时相应的政权统治区域的政治中心,而要构成一个都城,是和它的地理形势,都城附近的地形及其河流和物产息息相关。军事设施自然是离不开相关地势的,1如果将此看作是一个外在形式,那么,明代宁夏镇所处的位置,正是其中的完整内容。
  宁夏属古雍州之北境,其地背山面河,四塞险固。2自古为诸夏藩屏3,成为中原农业文化与塞外草原游牧文化的交界地。宋夏对峙时期,李元昊在此建都,以兴庆府为中枢号令四塞。许伦在其《九边图论·宁夏》中说,宁夏“镇城所据,贺兰山环其西北,黄河在东南,险固可守”。从形势讲,就是凭借“黄河绕其东,贺兰耸其西,西北以山为固,东南以河为险”4的天然屏障来抗衡的。在军事上极为有利,历史上始终是兵家争取之地。尤其是明代的宁夏,战略地位更显得重要。西夏政权灭亡后,朔方之地重新纳入中原版图,宁夏东南的黄河之险自然失去了它昔日的光辉。“作为都城,当时能够得到建立,是具有若干因素的。由于时过境迁,原来的因素就难于再起到若何作用”。5西夏的建都与亡国就是这样,黄河失险,割据和封闭的小圈子得以打破。明代的宁夏镇,东线南北数百里长的黄河天险虽仍在发挥作用,但横亘宁夏镇西北的贺兰山在军事上发挥着比原来更大的作用。同时,又凭借贺兰山之险再修筑长城,似乎从心理上要隔绝贺兰山以外的一切。
  所以,贺兰山和依附在它身上的明长城,东端滔滔不绝的黄河水,的确为防御蒙古军队南下起过作用。宁夏镇依旧是凭借其故有的天然屏障特别是贺兰山来完成和体现它在明代的军事地理作用的。

  二

  为了防御蒙古族的南下侵扰,明代十分重视北边的防务,其最有力的措施之一,就是修筑长城。明代的长城是体现了当时的军事防御特点的。长城的建筑与其军事防御体系的布局是相配套的。首先是兵部和五军都督府奉皇帝之命,掌管长城沿线以及全国的军事;其次,长城沿线设置有军事管理区“镇”。宁夏镇是一个三面环长城的镇,在它身上集中体现了这种防御特点。
  明初,北边防线设在长城以北,从辽东、大宁、开平、东胜到嘉峪关一线,遍立都司卫所,驻扎重兵,屯田戍守,东西联防,成为一体。永乐以后,大宁都司迁往保定,洪武时东西联防体系被打破。正统“土木之变”后,明蒙之间的战争,大不隔年,小不隔月,开平、东胜相继失去。成化时,东边蒙古孛来、兀良哈侵扰辽东,西边鞑靼、毛里孩攻打山、陕各地,占领河套,使明西北大门敞开。宁夏、榆林、固原各镇,首当其冲。东胜卫内迁,是造成河套平原失守的直接原因。河套屏障解除,蒙古人驻牧河套,宁夏镇自然成为敌冲。
  本来,明成祖朱棣死后,明王朝再也没有能力对蒙古族各部进行大规模的远征了。之后,强化北边防务,修造长城防御体系就越加显得重要。随着明初北边防线的打破,明政府为进一步抵制蒙古各部南下,各地皆重新修筑边墙,作为防御工事,形成了现在的万里长城。据《明实录》、《明史》记载,西北的筑墙以成化七年余子俊筑延绥边墙而首开其端。其后,三边总制杨一清再增筑陕西各镇边墙。明代边墙,完全是军事的产物,是作为永久性的防御工事而修筑的。明代九边的设置和长城的防御作用是互为表里,合二为一的。边地九镇就是沿长城一线摆开的。明代宁夏境内长城东起盐池,西至甘肃靖远,呈“几”字形,宁夏镇地当“几”字形中间。所以,明代宁夏镇的军事地理位置和它在当时的防御作用就是通过长城防线来体现的。
  明朝放弃河套平原,退守宁夏之后,失去了防御的缓冲地带。宁夏镇特别是黄河以东地势较为开阔的盐池、灵武一带首当其冲。成为蒙古部南下的突破口。“成化以前,虏患多在河西,自虏居套以来,而河东三百里间更为敌冲,是故窥视平固则犯花马池;掠环庆则由花马池东;入灵州等处则清水营一带是其经矣”6。因此,明代宁夏镇的战略地位更显得重要。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论述宁夏镇长城地理形势时,称其为“关中之屏蔽,河陇之上噤喉”。7
  明代宁夏镇境内东西北,三面环绕长城,按华夏子先生《明长城考实》,大致分为三个部分:(1)东长城:由陕西定边进入宁夏盐池县,向西抵黄河边横城。(2)北长城:北长城有两道,由灵武横城沿黄河向北至内蒙巴音陶亥农场,北过黄河抵石嘴山境东北贺兰山下,为旧北长城;北长城在旧北长城南,宁夏平罗县境。(3)西长城:起于石嘴山境,沿贺兰山由北向南进入中卫县后,改沿黄河西行进入甘肃靖远县。8宁夏镇三面环长城,等于三面受蒙古各部的侵扰,从地域上讲,宁夏镇是深入漠北的一个独角,是西北诸镇中处在最北边的边镇,同时与长城为伍,其所在的地理位置本身就显示了宁夏镇在明代西北边备中的军事地位。
  从明代人的史料记载看宁夏镇的军事地理位置,这里是一块“背山面河,四塞险固”的沃野,“中国有之,足以御外夷,外夷切之,足以抗中国”。9语言虽有贬损之意,道理却讲得透彻。因此,明廷于此“置兵卫以守之,而又莅以亲藩,总以内外文武重臣,于是城廓之固,人物之殷,兵马之雄壮,屹为关中之巨防矣”。10是故“号为重镇”。11这一切,与宁夏镇外围长城不无关系。当然,长城究竟有多大防御作用,历来尚有争议,这里不作赘述。但“这条边墙所给予中国人的正是民族的心理安全感超过了实际的防御价值”。12

  随着长城防御的需要,为了更集中提调九边防军,明朝又在镇守、巡抚和总兵之上再设总督职,以统辖两个或两个以上镇的国防军务。
  固原镇,与山西镇同为内城,设于弘治十四年。先是,固原为内地,“所备惟靖虏”。弘治十年,蒙古火师入居河套,遂为敌冲,明政府乃议遣重臣总督陕西、甘肃、延绥、宁夏军务,遂改平凉之开城县为固原州,以固、靖、甘、兰四卫隶之,设总制府,起左都御史王越总陕西三边军务。13刘献廷的《广阳杂志》卷一载,“三边总督辖延绥、甘兰、宁夏三巡抚”。又说:“明三边总督,驻扎固原,军门为天下第一,堂皇如王者。其照墙画麒麟一,凤凰三,虎九,以象一总制,三巡抚、九总兵也”。14明朝之所以设陕西三边总制府,首先是出于军事上的需要。时刑部主事张鼎已讲得明白:“陕西八府三边,俱有镇守总兵,而巡抚都御史不相统一,遇事各为所否,有警不相救援。宜推文武兼济者一人总制三边,副将以下悉听调遣,以一事权”。15至此,固原始为重镇,“屹然一巨镇矣”。16固原成为陕西三边指挥中心所在,终明之世,延及清初。
  那么,陕西三边总制的设置与宁夏镇的关系如何?陕西三边总制的设置,将延绥、宁夏、甘肃三镇有机统一起来,宁夏镇居中,三镇与固原总制府形成犄角之势,从而更突出和显示了宁夏镇在整个明代西北边备中的特殊地位。
  如前所论,明代宁夏镇的军事地理位置以长城走势看,形状是一个“几”字形,三面受敌。正德元年春,总制陕西三边都御史杨一清上折请复守东胜,“因河为固,东接大同,西属宁夏,使河套千里沃壤,归我耕牧,则陇右犹可息肩”。17时蒙古毛里孩,孛来等部先后进入河套,并以此为根根地,出河套则寇宣府、大同、三关,以震畿辅;入河套则寇延绥、宁夏、甘肃、固原,并扰关中。18河套成了蒙古势力南下的基地,“套寇”成为明朝中后期的主要边患。宁夏镇沿黄河一线吃紧,成为要冲,严重威胁着明朝长城防线的安全。为改变这种状况,杨一清提出收复河套,嘉靖二十七年(1548),陕西三边总督曾铣,亦上书朝廷提出收复河套。19从防御战略角度看,收复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的河套地区是绝对必要的。但当时明统治者力量日趋衰弱,已经很难奏效,自然给河套西面的宁夏镇以很大压力,同时也显示了宁夏镇在防御方面所处的车事地位。另外。宁夏永宁县与内蒙阿拉善左旗交界处的贺兰山三关口(赤木口)是贺兰山上最著名的关口,也是蒙古部易入的关口。故三边总督刘天和“深以宁夏失险为忧”。20
  三边总督的设置,从隶属关系上,尽管延绥、宁夏、甘肃三边由驻节固原的陕西三边总督总制。并且可三镇调遣兵力,共同防御,但远在大河以外的宁夏镇其军事地理位置并未减弱,而是越加显得重要。明代蒙古部从漠北进攻宁夏及其南部固原,通常有两条主要线路:一条东入,是由灵武、盐池一带突破边墙,经同心韦州、预旺直向固原;一条西入,由贺兰山赤木口入,沿中卫、中宁一线过黄河,沿清水河南下直入固原。许伦《九边图论·宁夏》载:“今之论者,以固原为堂奥(腹地),响石沟至花儿岔为第二门,花马池一带为第三门,谓有重险矣”。其实,正可调过来。对于明政府来说,作为边地,宁夏镇的花马池一带可算是蒙古南下的第一道防线。“花马池一带边人谓之大门,若拼力坚守花马池,则固原自可无虞”。21固原是第三道防线,“与宁夏为唇齿”。22从地域关系上讲,“固原为中制之地”,与宁夏南北垂直,“东向可以顾榆林,西向可以顾甘肃”。23宁夏镇居中,三面联络。这样,宁夏镇的军事地理位置就得到了长足的显现。

  四

  明太祖建都南京后,分封诸子为王,按嫡庶分封各地,集政治与军事于一身,以资镇守。当时燕王、宁王都被封在长城一线,以抵抗蒙古南下。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天子自将待边”。24既可防御蒙古,又限制了边塞大将拥兵自重的情况。但诸王分封并未限制。当时,宁夏情况怎样?明初,在元代宁夏路建置基础上改置宁夏府,同时宁夏地方紧要,朱元璋考虑遣皇子就藩宁夏。
  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封其庶第十六子朱栴(钟侃《宁夏古代历史纪年》据出土《庆靖王圹志》作第十五子)为庆王。25“维洪武二十四年,多次辛未,四月戊午朔十三日庚午,父皇制日”26二十六年,明政府统一定天下都司卫所,宁县府改宁夏卫,27时在七月。28也就是在这一年,庆王朱栴始就藩韦州(今同心)。29洪武二一十八年(1395),罢宁夏卫及左右屯卫,命庆王朱栴统理庆阳、宁夏、延安、绥德诸卫军务。30永乐元年(1403)复置宁夏卫。建文三年,庆王迁宁夏卫。31在韦州时建有庆王府邸,“洪武中起,后虽徙宁夏,宫殿尚存”。“绣户不开金锁合,蛛丝低拂画檐长。玉阶寂寂人踪灭,白草离离辇路荒”32庆王当年在韦州的宫殿规模不小。随着庆王府邸的迁徙和永乐初年宁夏卫的升格,其背景也随着西北边备的变化而变化。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庆王的北迁和宁夏镇的上升,无论在政治、军事方面,或者对外对内,在大背景上都是一个明显的变化。同时,也说明宁夏镇在西北边备中的政治和军事地位的变化。武宗正德五年(1510)夏四月,庆府安化王寘鐇起兵反叛明廷就足以说明。
  寘鐇,为庆靖王曾孙,祖父为靖王第四子,永乐十九年袭封安化王,弘治五年,寘鐇嗣王。时太监刘瑾专权,寘鐇素有逆谋,事发后,“放狱囚,焚宫府,劫库藏,夺河舟,大索庆诸王,将军金币万计”33。同时分封将弁,传檄文屡数刘瑾之罪,“关中大震”。五月,明廷命泾阳伯神英充总兵,太监张永总督军务,再度起用右都御史。前陕西三边总督杨一清率中外兵讨寘鐇。“寘鐇起兵凡十八日而败”。“削庆府护卫”34寘鐇送京师伏诛,寘鐇宁夏叛乱之初,武宗一面调兵遣将,一面“颁诏天下,慰安人心”。虽时间不长,但影响很大。
  作为明皇室庆靖王莅位宁夏,在当时不仅显示了宁夏镇在政治、军事方面的特殊地位。而且为宁夏这一历史文化名城在都市建设方面奠定了基础。仅《嘉靖宁夏新志》所载史料看,诸王府邸建筑及其园林和宁夏镇各级衙门建筑,特别是诸王府邸宫室和园林建筑规模宏大,格局高雅。明代南北方园林建筑的特点在这里得到了集中表现。
  据史料记载,庆靖王朱栴由韦州“徙国宁夏”后,即在宁夏镇城(银川)南薰门内营建庆王府(府内建有王宫、东宫、西宫、承运殿、后殿等宫室殿堂)。府内还陆续建有逸乐园、慎德轩、延宾馆及拥翠楼等。宣德八年(1433),又在宁夏镇城南五里建“皇华馆”;正统元年(1436)在镇城新街西建“天使馆”等。之后,诸王先后建有真宁王府、弘农王府、丰林王府、巩昌王府、来阳王府、延川王府等。除了这些宫室建筑外,还有大量的园林建筑,这里水源方便,湖泊众多,诸王充分利用这里的有利条件大造园林,在清和门(东门)外造丽景园。此园,园中有园,景中有景。诸如林芳宫、芳意轩、清署轩、拟舫轩、凝翠轩、望春楼、望春亭、水月亭、清漪事、涵碧亭、湖光一览亭、群芳馆、月榭、桃蹊、杏坞、杏庄、鸳鸯地、鹅鸭池、碧沼、凫渚、菊井、鹤汀、八角亭、永春园、赏芳园、寓乐园、凝和园等。这些山光水色,楼台亭榭点缀了园林景致,丰富了都市的情致。
  在丽景园青阳门外,修建了金波湖。垂柳沿岸,青荫蔽日,中有荷菱,画舫荡漾,为北方盛观。湖西有临湖亭,湖北有鸳鸯亭,湖南有宜秋楼。在丽园南,建小春园,内有佳赏轩、眺远台、清趣斋等。在南薰门外,建撷芳园等。以上这种千姿百态,妙趣横生的古典园林建筑群,或分布在诸王府内,或单独成景,这些园林和建筑群之所以能在有明一代大规模建造,其原因之一,就是得力于宁夏镇的设置和明室亲王的就藩;原因之二,得力于一大批文化士人(或官宁夏,或贬宁夏)长期在宁夏的实践和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明代宁夏镇的设置和庆王府封藩宁夏,对宁夏都市建设作出过贡献并影响到清代以来宁夏城镇建设格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史念海《中国古都概说》(一),《陕西师大学报》1990年第1期。
  2.3.4.9.10.11.20.《嘉靖宁夏新志》页56、60、10、56、60、85、214。
  5.史念海《中国古都概说》(六),《陕西师大学报》1991年第2期。
  6.许伦《九边图论·宁夏》。
  7.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台湾洪氏出版社1981年版,卷62第2683页。
  8.华夏子《明长城考实》,档案出版社,1988年7月版。
  12.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第164页,三联书店1983年12月版。
  13.《明史》卷九十一,兵三;《明史》卷七十三,职官二;程道生《九边图考》民国八年石印本,第49页。
  14.郭厚安等编《甘肃古代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15.《明通鉴》卷三十。
  16.21.22.23.许伦《九边图论·固原》。
  17.《明史》卷九十一,兵三。
  18.程道生《九边图考·榆林考》,民国八年石印本,第42页。
  19.《明史·曾铣列传》卷204,第5387页,中华书局1974年版。
  24.方孔炤《全边纪略》卷三。
  25.29.31.《明史》卷一百二,《诸王世表三》。
  26.《嘉靖宁夏新志》。
  27.《明史》卷九十,兵二。
  28.《明史》卷四十二,地理三。
  30.钟侃《宁夏古代历史纪年》第193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32.33.《明史纪事本末·寘鐇之叛》。
  34.《嘉靖宁夏新志》卷之二,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版。


              (转自:《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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