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学与考古学视野下的昭王南征

尹弘兵

周代的南土，文献中又称为南国、南邦。周人势力进入南土很早，自大王居岐以后，即以经营南土为其一贯之国策。①对西周南土的地域范围，学者有大体一致的意见，如周书灿认为南土大致应包括颍汝、汝淮及南阳盆地和江汉平原等地区，李峰认为江汉平原是西周国家势力到达的最南端，徐少华认为周代南土西起丹江流域，东至淮河中游，南以汉水和桐柏、大别山为界，北抵汝、颍、涡诸水上游(即文献所载的周王朝南部境土)，李朝远则认为西周的南土大致在南阳盆地和淮水中上游的若干地段。②

西周初年的南土，在《左传》昭公九年所记詹桓伯辞晋之言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述：“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詹桓伯所言周之南土，对早期楚国和早期楚文化研究极为重要，受到楚史与楚文化学者的重视。而近期清华简《楚居》的发表，③为楚国历史地理研究提供了全新资料，特别是为陷入困局的早期楚国与早期楚文化研究带来了突破契机，引起学界高度关注。西周时期，楚国是西周的南土诸侯，无论在政治上还是文化上都是西周南土的一部分，因此探讨早期楚国与早期楚文化，需要放在周代南土及文化的大背景下来考察，对西周时期南方政治地理作一些较全面分析。又詹桓伯明言“及武王克商”，表明其所述是西周初年情形，其范围限于南阳盆地至汉水中游。昭王时期，南土疆域已扩展至汉东地区，可见西周的南土疆域有一个发展过程，而学者所概括出来的周代南土范围，是整个西周一代的情形，因此还需要从动态角度来考察。

周昭王时，发动了大规模南征，这是西周在南方最重大的行动，对西周南土疆域的最终形成、西周时期南方政治地理格局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其事见于《左传》、《吕氏春秋》、《楚辞》、《竹书纪年》等文献。一般认为昭王南征是伐楚国，金文中亦屡见昭王南征楚荆事，因此昭王南征对于早期楚史和早期楚文化研究亦有极重要的关系。但这一西周史和楚史上的重大事件，却因为周人的隐讳而蒙上重重迷雾。昭王南征虽一度取得重大胜利，但最后却丧师殒命。这样的结果当然很不光彩，故周人讳言其事。由于周人的掩饰，昭王南征一事在文献记载中多语焉不详，学者主要依靠金文进行分析。唐兰先生早年依据昭王时期的铜器铭文对昭王南征作过较详细的探讨，④后来尹盛平搜集金文资料，主要以金文复原昭王南征情形，⑤黄锡全等学者则主要依据安州六器铭文进行探讨。⑥近年来，随着静方鼎、京师畯尊等铜器铭文的出现和随州羊子山4号墓西周早期鄂国铜器的出土，学者对西周早期的鄂、曾、楚及昭王南征作了新的讨论。⑦2011年上半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随州市博物馆在湖北随州叶家山发掘了西周早期曾国墓地，⑧这一重大考古发现确定了西周早期的鄂、曾等国地望，极大地推动了西周时期南方政治地理研究，对正确解读安州六器、静方鼎、京师畯尊等铜器铭文，分析昭王南征、进而研究西周时期南方政治地理格局及其形成过程具有重要意义，学者已进行了初步讨论。⑨

本文拟在学界已有工作基础上，结合多年来汉东地区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成果及随州地区的最新重大考古发现，对西周早期汉东地区人文地理景观作一些初步的复原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对昭王南征、西周在南方的经营及西周早期南方政治地理、西周早期的楚国等问题加以考察。

一、西周早期汉东地区人文地理

詹桓伯所言周之南土，未及汉东地区，但考古工作为我们补充了相关资料。通过对汉东地区历年考古发掘和调查资料的总结与分析，西周早期汉东地区人文地理可大体复原如下：

(一)鄂

鄂原为中原古国，商末鄂侯与西伯昌、九侯并称三公，⑩商代鄂国原在黄河以北的沁水流域，其地望大致不出今沁阳县城或略偏南一带。(11)周代鄂国地望则有东鄂和西鄂两说，东鄂在今鄂州，西鄂在今南阳北，学术界曾有长期争论，这一僵局最终为随州地区的考古发现所打破。

1975年随州安居羊子山发现4件青铜器，其中一件铜尊有铭文“鄂侯弟历季作旅彝”，(12)上海博物馆曾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收集到一件铜卣，(13)洛阳市博物馆收集到一件铜簋，(14)铭文与羊子山所出鄂侯弟历季尊相同，这3件鄂器同为鄂侯之弟历季所作，应为同一组礼器，表明上海、洛阳两地的鄂侯弟历季铜器亦当出于羊子山。1980年，羊子山M1出土18件青铜器。(15)以上两批青铜器年代皆为西周早期。曹淑琴曾据此提出鄂的地望从江汉平原一带着手探索可能更为合理，并认为随州出土鄂侯弟历季铜器为在汉水下游寻找鄂国故城遗址提供了远比其他地点更为可信的依据，今后如能加强这一地区的考古工作，或可解开鄂地之谜。(16)

2007年11月，因犯罪分子盗掘古墓未遂，随州市博物馆在安居羊子山墓地抢救性地清理了一座西周早期墓葬，编号为羊子山4号墓，出土27件鄂国青铜器，其中大部分铜器上有“鄂”或“鄂侯”铭文，(17)证明羊子山4号墓墓主应为西周早期的鄂侯。这一发现意外地确定了西周早期鄂国地望，证明西周早期的鄂国在今随州市西的安居镇一带。(18)

(二)曾

甲骨文中已有“曾”，于省吾《释曾》说：“甲骨文曾字常见，每用为地名。”(19)此商代曾国在武丁时期的征伐卜辞中记载较为完整：

乙未[卜]，贞：立事[于]南，右比[我]，中比舆(举)，左比曾。

乙未卜，贞：立事[于南]，右比我，[中]比舆(举)，左比[曾]。十二月。(20)

这两条卜辞均与武丁南征有关。“立”，即莅；事，即“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戎事。“立事于南”，是说商王武丁亲临南方，指挥战争。我、曾、举均为商代方国。据李学勤(署名江鸿，下同)考证，曾在今湖北枣阳、随县、京山到河南西南的新野这一范围内；举在汉东举水流域；我的地望不可考，当与曾、举相邻。(21)“比”则有联合、配合之义，(22)这两条卜辞是说：商王武丁亲帅右、中、左三军，在我、举、曾三个方国的配合下征伐荆楚。(23)

西周晚期至春秋战国时期的曾国，由于多年来大量曾国铜器的出土，以及曾国墓葬的发掘和研究，其疆域是较为明确的。(24)至于西周早期的曾国，学者倾向于认为自商代晚期以后，曾国一直在汉水中游一带，未有大的位移。(25)而叶家山墓地的发掘，证实西周早期时，曾国确在随州东淅河镇的叶家山附近。另据调查，在叶家山以南一公里处，有一处面积达30万平方米的庙台子聚落群遗址，经局部勘探发现有环濠遗迹和城墙遗痕，可能是西周早期曾国国都所在地。(26)

(三)厉

今随州附近还有古厉国。《左传》桓公十三年载楚屈瑕伐罗，“楚子使赖人追之”句下杜预注：“赖国在义阳随县。赖人，仕于楚者。”(27)《汉书·地理志》南阳郡“随”县条班固原注：“厉乡，故厉国也。”颜师古注：“厉读曰赖。”(28)《左传》昭公四年载楚率诸侯之师“灭赖”，而《公羊》、《谷梁》二传并作“灭厉”，可见赖国即厉国，地在随县境内之厉乡。据徐少华考证，此古厉国在今随州市东北百余里的殷店一带。(29)

古厉国又见于清末光绪年间出土于陕西岐山县城西南的太保玉戈，有铭文2行27字：“六月丙寅，王在丰，令太保省南国，帅汉，出殷南，令厉侯辟用，□走百人。”(30)铭文记载太保受周王之令，出行视察南土诸国，到达汉水流域，召集当地诸侯朝见周王，并与厉侯发生交往，征用厉侯的役供等。“太保”即召公奭，“王”为成王，铭文所载之“厉侯”，陈梦家、李学勤均以为即《左传》与《汉书·地理志》所载位于随州北境之古厉国。(31)

又宋代出土“安州六器”之一的中觯铭载：“王大省公族于庚，振旅，王赐中马自(厉)侯四□……”(32)铭文记载周王南巡时于庚地检阅公族，并将侯所献的马转赐予大臣中。按李学勤的意见，庚即唐，指古唐国；，李先生释为厉，即古厉国。(33)

安州六器，唐兰定为周昭王时器。(34)黄锡全从中甗铭文“日传昭王鲁休”与周昭王时善夫克鼎铭文“克其日用朕辟鲁休”类同分析，亦定其为周昭王时代。(35)安州六器铭文所载史事，学界一般认为与周昭王南征有关。

由上可知，随枣走廊地区的古厉国至迟西周初年已存在，为周之“南土”较重要的诸侯之一，与周王室保持着良好关系，曾参与昭王南征。

(四)土

北宋末年在孝感县(时属安州)出土六件西周早期的有铭铜器，后学术界统称为“安州六器”。据宋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和王黼《博古图录》记载，此六器于宋徽宗重和戊戌年(1118)出土，时人以为天降祥瑞，送到京城后，由蔡京献给皇帝。

安州六器均为“中”所作用于铭功报先的祭器。张亚初据安州六器及中子化盘、辛中姬鼎及随州均川刘家崖出土中器，还有传世的其他中器等资料考证，这个“中”并非一般王朝职官，而是生活在汉水一带的地方诸侯；该国在今随县均川附近，是汉阳诸姬中较强大和重要的一个。(36)无论“中”是否为“汉阳诸姬”之一，其在昭王南征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当无可疑。

在孝感一带，“中”器的出土并非仅北宋这一次。据光绪《孝感县志》记载，明万历二年(1574)甲戌九月，孝感县城拓展城墙，民工挖得一匣，匣中出古鼎一件，有铭文60字，据王世贞考订，为周初南宫仲父方鼎，稽正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文字皆合。(37)

“中”器屡出于孝感一带并非偶然，似表明“中”在西周早期时应在孝感附近地区。而随州均川之“中”，可能是昭王南征失败之后，周势力北撤的结果。中方鼎铭文记载昭王赐予中“”，此字薛氏释为“懷”、王氏释为，至唐兰定为“”，(38)此后学者多从之。“土”为昭王赐予中之采邑，其地所在，李学勤认为即安州，今湖北孝感。(39)王长丰亦认为“土”在孝感附近，中方鼎出土地应为受赐者宗庙所在。(40)但不论孝感地区是“中”地还是“中”之封邑“土”，孝感地区在西周早期时为周之重要据点，且与昭王南征有关当无疑。

(五)长子

1977-1978年，湖北省博物馆、孝感地区博物馆和黄陂县文化馆在武汉附近的黄陂县城关镇(今黄陂区鲁台镇)鲁台山发掘一批两周墓葬和一个灰坑，其中有五座西周贵族墓葬，出土大批陶器、青铜器、玉器、原始瓷器等，其中有47件铜器，9件有铭文。(41)

关于鲁台山西周墓的年代，发掘者认为M28、34、36为成王时期，M30为康王时期，M31为昭王至穆王时期。(42)但张亚初重新考订后认为，鲁台山M28为成康之际，M34、36为康王时期，M30、31为昭王时期。(43)

鲁台山西周遗存的规格很高，整个遗址南北长1625米，东西宽775米，总面积1259375平方米，在墓地周围及西周墓葬填土中，发现有商代二里岗期的红陶、灰陶鬲足，西周时期的红陶豆柄，东周时期的泥质灰陶豆，可以推断这一带还有商周时期的遗址。鲁台山对岸有椅子山遗址，文化内涵与鲁台山相同，面积约30000平方米。说明鲁台山遗址在当时可能是一处区域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墓葬等级上，鲁台山M30墓室长6米，宽3米，并有8米长的墓道，墓平面呈“甲”字形，出土14件铜器和车马饰、玉瑗等。目前的材料及研究表明，商周墓葬有墓道，并出有不同方鼎者，只有王和王室重臣，或者诸侯夫妇、方国国君夫妇。(44)据此可以推断，M30墓主当为仅次于王和王室重臣的诸侯夫妇或方国国君夫妇。

鲁台山M30出土8件有铭铜器，可分为两组。一组是“长子狗”为其“父乙”作器，一组是“公大史”为其女“姬”所作。据研究，“公大史”如果不是毕公高之子，便是召公奭之子。(45)则鲁台山M30的墓主，如果不是姬便是其配偶(毕公高或召公奭之孙女婿)。其身份为诸侯国君或其夫人。(46)

鲁台山与盘龙城相去不过30公里左右，鲁台山的“长子”在周代南方政治地理中的地位，可能与商人所建之盘龙城有相似之处，即作为中原王朝在南方经营的基地，旨在向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扩展势力，打通与鄂赣铜矿区的联系，从而恢复商代以盘龙城为中心控制长江中游的政治地理格局。但由于昭王丧六师于汉，周人的这一意图化为泡影。

(六)楚蛮

据文献记载，楚蛮最早出现于夏末商初，今本《竹书纪年》：“(帝癸)二十一年，商师征有洛，克之。遂征荆，荆降。”(47)帝癸即夏桀，可见夏末商初时已有荆蛮。《越绝书·吴内传》：“汤行仁义，敬鬼神，天下皆一心归之。当是时，荆伯未从也，汤于是乃饰牺牛以事，荆伯乃媿然曰：‘失事圣人礼。’乃委其诚心，此谓汤献牛荆之伯也。”(48)这两条文献年代虽然较晚，但可以说明在后人记忆中，楚蛮于夏商之际时已存在，后世楚通荆，故荆蛮即楚蛮。

楚蛮在商周时代颇为活跃，一般来说受商、周王朝统治，但叛服无常，商、周王朝都曾大举征伐楚蛮，商王武丁亦曾南征荆蛮。武丁征荆在《诗经·商颂·殷武》中有较详细的记载：“挞彼殷武，奋伐荆楚。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汤孙之绪。”武丁所征之“荆楚”，毛传：“殷武，殷王武丁也；荆楚，荆州之楚国也。”郑笺：“殷道衰而楚人叛，高宗挞然奋扬威武，出兵伐之，冒入其险阻。”(49)可见自汉代起，便有武丁所伐之“荆楚”为楚国的说法。然商代芈姓部族尚未建国，王光镐曾论述商代无楚。(50)另据清华简《楚居》，商代不仅未有芈姓楚国，甚至芈姓部族亦未有楚人之称，至丽季(《史记·楚世家》称为熊丽)时(此时已为商末)，才“抵今曰楚人”，武丁时季连还在中原与盘庚之子比邻而居，并娶盘庚之孙女比隹为妻。(51)按武丁为盘庚弟小乙之子、盘庚之侄，武丁的班辈与盘庚之子相同，二人为堂兄弟，比隹则是武丁的堂侄女。季连娶比隹时，正当武丁在位，由此可知武丁所伐之“荆楚”，绝无可能是正与盘庚之子联姻的芈姓季连部族。

楚或荆作为国族概念，至少有二义：一是指周代的芈姓楚国，二是指商周时期的楚蛮族群。《史记·楚世家》“封熊绎于楚蛮”表明，西周时期楚蛮与楚国并立，楚国在楚蛮的范围之内，商代之时则是只有楚蛮而无楚国。则武丁所伐之荆楚只能是楚蛮。

商代楚蛮地望，从甲骨卜辞可知武丁南征与曾、举二国有关。关于曾国，张昌平认为商代晚期的曾国即在今随州一带，(52)至于举国，则可能与举水有关。举水、滠水、澴水和涢水是鄂东北地区的较大水系，这一地区分布有密集的商时期文化遗址，(53)举如在此地，正与商代遗址在鄂东北地区的分布状况相合。则武丁所征之荆楚，当去举、曾之地不远，应在今鄂东北一带。

又武丁南征荆楚，可能与盘龙城的废弃有关。盘龙城始建年代相当于商王中丁在位或稍早的公元前1450年左右，废弃于盘庚迁殷前的公元前1300年之前，(54)盘龙城的性质，一般认为是商人在南方的军事据点。商代经历“九世之乱”后，商势力处于退缩中，晚商时期，商文化的分布范围大大缩小，“中商末期商文化开始撤出两湖，至晚商时期，桐柏山以南已基本不见商文化分布”。(55)而盘龙城之废弃，或与此背景有关联。商势力退出长江中游地区后，商朝失去对楚蛮的控制，至盘庚迁殷以后，商朝国力复振，尤其是武丁在位期间，大征四方，而楚蛮亦在武丁征伐范围内。由此推测，汉东地区在商代应为楚蛮分布地区，(56)尤其是浸水、滠水、澴水及举水流域等商代文化遗址密集分布的地区。

在考古学文化上，盘龙城类型商文化中包含较强的江汉地区土著因素，如陶系中红陶比例较大，红陶大口缸较多见等。高崇文认为盘龙城文化中的红陶器虽与商文化中的同类器相似，但在陶质、陶色及局部器形上又有一定差异性，与典型商文化中的灰陶器不同，是当地土著在中原文化影响下产生的一种新因素，“这批器物本身就体现了两种文化因素”。(57)因此盘龙城类型商文化在族群组成上可能是来自中原的一支商族统治着当地的土著蛮族，其中可能包含部分与中原联系较紧密的江汉土著，商代的楚蛮(或荆蛮)可能是使用这支考古学文化的人群之一。(58)

(七)大洪山南麓地区和汉江下游地区

大洪山南麓地区地处大洪山和江汉平原的交界处，是新石器时代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的核心区。但这一地区的文化发展在后石家河文化之后完全中断，出现了巨大的文化断层。在石河遗址群，石家河文化晚期之后(按当时所言之石家河文化晚期，现一般称为后石家河文化)，当地文化衰微，直到西周时期才出现土城遗址，(59)而且土城遗址很小，远不能与新石器时代规模巨大的石家河遗址群相比。类似情形也普遍出现在江汉地区。如天门笑城遗址，原为新石器时代城址，废弃后直到西周晚期才重新得到利用；(60)钟祥六合遗址，西周文化遗存叠压在石家河文化遗存之上；(61)孝感吴家坟遗址，打破龙山文化层的是东周墓葬，(62)这意味着江汉地区曾发展到很高程度、已进入初期文明阶段的人类社会在夏商时期完全消失了，江汉地区的史前文明受到毁灭性破坏并在其后数百年间出现文化断层。(63)西周早期还很荒凉，直到西周中期以后，由于真武山类型文化的形成及其南下，(64)江汉核心区才得到重新开发。

汉江下游地区则是江汉平原的一部分，在自然地理上以港汊纵横、湖泊罗列为最大特色，是典型的湖沼地貌，有较宽广的平原，平原呈带状，与河道平行，河道之间的洼地形成湖泊带。此带状地貌成因于汉江的泛滥。汉江从钟祥以下进入下游，在钟祥旧口以下形成天门河与沙洋—通顺河—仙桃两支分流，而荆江也以沙市为顶点分流开汊。(65)由于汉江和荆江分汊河道的发育，每至洪水期，洪水越过自然堤，呈漫流状态，枯水期则形成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壅塞湖和河间洼地湖。这一地区的第四纪地层是河流相沉积旋回的多次重复，说明江汉平原在第四纪时为河湖交错的地貌景观，在第四纪的很长时间内，汉江下游河道非常不稳定，曾有多次迁徙。(66)据调查，从钟祥以下，东至汉口，西迄沙市，南到长江，都是汉江泥沙堆积的地区。这表明在堤防修筑之前，汉江下游河道常常变迁，(67)同时荆江河道也非常不稳定。可见汉江下游地区在洪水期必为一片汪洋，汉江下游与荆江两岸洪水漫流、河湖泛滥，而在枯水期则为河湖交错地貌。这一地理景观直到明清时期垸田兴起才得以改观，但明末清初时，汉江下游在洪水期犹是“一望弥漫，无复涯际。汉水经流其间，重湖浩淼，经流支川，不可辨也”。(68)

综上所述，西周早期时汉东地区的周势力主要分布在随枣走廊东端、今随州一带，这里至少分布着西周在南方的三个重要封国：鄂、曾、厉，此外随州均川可能还有“中”，疑为“汉阳诸姬”之一。由随州往南，在孝感地区有“中”之封邑“土”。再往南，在黄陂鲁台山分布有“长子”，其国君可能为投靠周人的商贵族，并娶姬姓贵族之女为妻。可见，周人是以随州地区为重点，向南伸展至孝感地区，最南端在长江北岸、长江与汉水交汇处的鲁台山。

其分布特点为：随州地区周势力是密集分布，随州以南的孝感、黄陂等地则是点状分布。在随州以南的广大地区，除孝感、黄陂的孤立据点外，大部分地区可能属自盘龙城废弃以后脱离了中原王朝统治的楚蛮族群，部分楚蛮族群可能与周之封国杂居，受周人统治，但总的来说楚蛮族群游离于西周王朝政治架构之外，对西周时叛时服。在随州——孝感以西及西南方向，则基本上是一片蛮荒之地。大洪山南麓地区在西周早期时尚荒无人烟；汉江下游地区则是湖沼地带，不具备开发条件，不可能有较大规模的人群在此长期居住和生活。

二、昭王南征路线与区域

西周早期汉东地区地理景观的复原，为探讨历史迷雾中的昭王南征、进而研究西周早期南方政治地理格局，提供了一个较为可信的基础。

(一)昭王南征路线

首先，西周初年的南土范围限于南阳盆地至汉水中游北部，因此汉东地区成为南土疆域可能是康、昭两代在南方大力经营的结果。

其次，随州叶家山和羊子山西周墓葬的重大考古发现，确证了西周早期的鄂国和曾国就在今天的随州地区，而鄂、曾两国地望的确定，也使太保玉戈和中觯铭文中的厉国地望得以确立。这就为我们分析昭王南征、解读相关铜器铭文、进而探讨西周南土的发展过程提供了可靠基点。

安州六器之中甗铭文：

王令中先省南国，贯行，在曾。史儿至，以王令曰：“余令女使小大邦，厥又舍女芻量，至于女(庸)小多邦。”中省自方、邓、洀(汎)、鄝邦，在鄂师(次)。白买父乃用厥人戍汉中州，曰叚、曰。厥人廿夫。厥貯粦言曰：貯□贝。日传肆(劭)王□休。肆有羞。余□□，用作父乙宝彝。(《释文》949)

此铭文主要内容是中奉王命省视南国。贯行意为打通行道，读如艺，训治。一般释为居。，通常释为设立行宫。中省视南国并为昭王设立行宫，表明中此行的性质：为昭王南征作准备。此行宫在曾，表明曾为昭王此次南征的重要基地。

中完成在曾设立行宫的任务后，接到史儿所传达的周王命令，要他去巡视“小大邦”，当即南土诸国，所巡视之地有方、邓、洀、鄝等。需要说明的是，这并不是中省视南国的行进路线，而是中以曾为基地的巡视范围，此巡视范围透露了西周南土的许多重要信息，对西周时期的南方政治地理研究颇为重要，因此需作较详细的考察。

邓有河南邓县(今邓州市)和湖北襄阳北两说，但据石泉先生考证，古邓国所在应为今湖北襄阳北之邓城遗址。(69)石考论据精审，可从。

“方”，唐兰以为即方城，(70)学者多从之，但中国历史博物馆藏西周中期士山盘铭文中提及士山奉周天子(共王)命向鄀、荆、方、大且、履、六子等诸侯征召职贡，(71)因此“方”当为国名。“方”地所在，从中甗铭文来看与邓邻近，从士山盘铭文来看又与鄀邻近。鄀，《左传》僖公二十五年：“秋，秦、晋伐鄀，楚斗克、屈御寇以申、息之师戍商密。”杜预注：“鄀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国，其后迁于南郡鄀县。”(72)此秦楚交界处大致在今陕东南至豫西南一带。商密的具体地望，据徐少华考证在今淅川县西北的寺湾古城。(73)“方”既与邓、鄀两国邻近，则“方”当在汉水以北，大致不出南阳盆地的范围内。

汎下一字过去多缺释，黄锡全释为“翏”。翏有东、西二翏，西翏在今河南唐河县南，即古飂国；东翏在今河南固始县，黄锡全以为当系前者，(76)即西翏。但李裕杓以为河南固始处淮水上游地区，而昭王派中与静省视南国并安排南征的行宫，不可能到淮河上游，故不从黄释。(77)这里首先要说明的是黄说是以翏为唐河县的西翏，并非固始县的东翏；其次，中巡视南国是以曾为据点，他是在曾地接到“使小大邦”的命令，所巡视的各地与昭王南征荆楚有关但不应限于征荆楚。据甗铭文，在南宫伐反虎方之年(此年即中省视南国之年)，周王命出使繁，繁即繁阳，在今河南新蔡北。(78)李裕杓已指出繁阳在西周时代极为重要，与“金道锡行”有关，可能是南方的铜锡等战略资源输入中原的要道。(79)学者早已推测江南地区是商周时期最主要的铜料供应基地。(80)这是商周时代南方政治地理的一个重要背景。因此昭王十六年同时派中省视南国和出使繁，恐非无因，当与昭王经营南方的目的有关，即夺取南方的铜锡资源。而新蔡之繁阳与固始之东翏相距甚近，东翏在繁阳东南约直线距离90公里处。因此昭王南征前命中省视与铜锡资源有关的东翏并非不可能。固始距随州也较近，因此中以曾为基地所省视诸地及于东翏是有可能的。如果结合出使繁与中省视南国在同一年发生，东翏可能性还大于西翏。

“在鄂师次”表明中省视南国结束后所率军队驻扎在鄂。西周早期的鄂国在今随州以西的安居羊子山附近，与设有昭王行宫的曾国相距仅25公里。而行宫设在曾国可能与曾为姬姓，与周王室关系密近有关。2013年在叶家山M111大墓中出土一件铜方座簋，系曾侯犹为其父南公所作的祭器，南公即南宫，屡见于西周金文，为周初重臣。黄凤春等据此考证曾国为南公之后，(81)并进一步考证南公即周初大臣南宫适，为周之同姓。(82)

“汉中州”，唐兰先生释为汉水中的沙洲，但张亚初认为当作“汉、中、州”，安州六器的作器者“中”即“汉、中、州”之中，是以人名为国名，地在今随州均川。(83)

安州六器之中觯铭文：“王大省公族于庚振旅。王锡中马，自(厉)侯，四。南宫贶，王曰‘用先’。中王休，用乍(作)父乙宝彝。”(《释文》6514)这篇铭文大概是昭王第一次南征归来后庆功所作。庚即唐，唐国旧有随州唐县镇和河南唐河县二说，石泉先生经详细考证后认为春秋时期的唐国当在今河南唐河县。(84)至于西周早期的唐国所在，目前尚不便断言，但对昭王南征来说，随州一带属前线基地，南阳盆地则是后方，昭王南征获胜归来后大省公族，因此唐仍以在南阳盆地一带的可能性为大。铭文记载昭王在唐地大省公族，赐给中来自厉侯的四匹良马，此厉国在随州北。

安州六器之中方鼎二、三铭文：“唯王令南宫伐反虎方之年，王令中先省南国，贯行，王在真山。中呼归生凤于王。于宝彝。”(《释文》2751、2752)这篇铭文表明中省视南国发生在“南宫伐反虎方之年”，与甗铭文载出使繁在同一年。铭文内容是说中先行省视南国，为昭王南征打前站，在两处地点设立行宫。这些内容大体同于中甗，唯设立行宫的地点有异。

设立行宫的地点有两处。在后一字，从弓从矢，为南国地名，是中设立行宫的地点之一。此字原释为“射”，近人改释为夔。夔即今之秭归，但中省视南国时到秭归设立行宫实难想象，终西周一世，汉水以南非周势力范围，更何况秭归深处三峡之中，交通不便，距汉水较为遥远，因此释夔殊为难解。黄锡全则释为夒，古与憂通，即鄾，古地名，在今襄阳西北，见于《左传》桓公九年，为邓国南鄙的边邑，真山则是鄾地的一座山，地在汉水北岸与邓城遗址之间。(85)徐少华则认为此字仍当释“射”，射、谢、序三字古通用，故射即谢，为周之南国，地在今河南省南阳市。西周末年周宣王封王舅申伯于此，谢国南迁于今新野县东的棘阳城遗址。(86)

安州六器之中方鼎一铭文：

唯十又三月庚寅，王在寒(次)，王令大史贶土。王曰：“中，兹人入事，锡于武王作臣。今贶女土，作乃采。”中对王休，命□父乙。唯臣尚中臣，(七八六六六六)，(八七六六六六)。(《释文》2785)

这篇铭文是叙述昭王第一次南征获胜归来后，在寒次之地开庆功会，大赏群臣，将土赐予中作为采邑，中于是作器铭功，记录昭王的赏赐。土所在，据上考当在孝感附近。

另一与昭王南征史事有关的是现藏于日本出光美术馆的静方鼎，有铭文9行79字：

佳(唯)十月甲子，王在宗周。令(命)师中静省南或(国)，□(位)。八月初吉庚申至，告于成周。月既望丁丑，王在成周大室，令(命)静曰：“卑(俾)女(汝)□(司)在(曾)、噩(鄂)(师)。”王曰：“静，赐(锡)女(汝)鬯、旂、市、采，曰用事。”静扬天子休，用乍(作)父丁宝彝。(87)

静方鼎铭文中的人物和史事与安州六器有密切关系，安州六器的器主“中”，一般认为即静方鼎铭中的“师中”。“静”与“师中”也是奉命视察南国，为昭王建立行宫。任务完成后回到成周，昭王又让“静”去管理曾、鄂两地的军队。曾、鄂两国均在今随州附近。

以上铭文资料大体与昭王十六年第一次南征有关，但不能就此认定上述铭文中的地点就是昭王南征的路线。这还要进行具体分析。

由静方鼎铭文可知，第一次南征前，昭王在宗周命中与静省视南国，设立行宫，静返回成周向昭王汇报。这表明南征前昭王已在成周。所设立的行宫，已知静设立一处，静方鼎铭文南国下一字，或释为“相”，其地所在，诸家所释不一，且在地理上难以理解，今暂不论。中所设立的行宫，已知有三处，其中在曾国的一处，可以确证无疑是在今随州淅河附近。

至于中方鼎二所记载的另二处行宫，其中有夔、鄾、谢三说，释夔当无可能，鄾、谢二说均有道理。但从字形的角度来说此字既从弓从矢，则以释射最优；从训诂的角度来说射与谢本为一字，射即谢，其理更顺；从地理的角度来说南阳市地处南阳盆地中北部，为南阳盆地之中心，此地位数千年来从无改变，因此昭王南征时在此设立行宫是可能的，且谢地必与中所省视之方邻近，为保障昭王的安全或安排军队驻地而特地巡视方，也可以解释通。综合考虑，当以谢国说较优。至于真山，不知其所在，但大体不出南阳盆地至随枣走廊一带。

行宫应为昭王南征时所经地点，且可能有相对长的停留时间。由行宫所在可推知昭王南征的大体路线是从成周出发进入南阳盆地，在南阳盆地北部的谢(今南阳市)短暂停留，然后经随枣走廊抵达曾(今随州淅河)。

结合中所省视诸地来分析，中省视诸地有邓，邓在今之襄阳邓城遗址，此地为西周势力的南部边境据点。邓城以南即汉水，汉水以南非周之疆土。《诗经·小雅·四月》：“滔滔江汉，南国之纪。”诸家解释多有不同，朱凤瀚则释“纪”为极，《广韵》：“纪，极也。”是说滔滔江汉乃南国之至。(88)此诗作于幽王时，可见终西周之世汉水都是西周南国的极限。邓国作为周在南阳盆地最南端、西周南土最边缘的据点，昭王在南征时途经此地，实地视察并了解王朝南部的边界，然后转东向进入随枣走廊，是有可能的。由此判断邓为昭王南征时所经过的地点之一。

至于翏，倾向于固始之东翏，距“金道锡行”路线上的关键地点繁阳甚近，昭王南征与南方的铜锡资源有极大关系，因此翏地必与昭王南征有直接的关联。另西翏是在今河南唐河县南、靠近枣阳的湖阳镇一带。(89)此地还有姬姓的唐国，地在唐河县南境，自县城南至湖阳镇之间的唐河以东地。(90)唐是姬姓，昭王不去同姓的唐国却去西翏，于理不通。结合昭王在中与静省视南国的同一年派出使繁分析，翏还是以邻近繁阳、在青铜资源输送上有重要意义的东翏(今河南固始)为宜，此地与昭王南征有重大关系但不在昭王的行军路线上。

(二)昭王南征之区域

由于现在可以确认昭王南征是从成周抵达随州，并南下至孝感，则不但昭王南征的路线可大致确定，其征伐区域亦可基本确认下来。

昭王当是一路行军抵到随州地区，在鄂、曾两国驻扎修整，以此二国为南征的基地。如果昭王南征确曾到达随州并进一步南下至孝感，那么，结合本文上节对西周早期汉东地区地理景观的复原，就可以确定昭王南征的区域为随州东南方向，涢水以东的地域，包括涢水、澴水、滠水、举水流域。这一片地域紧邻江南的铜矿区，但不在周势力范围内，商代晚期时就已脱离了中原王朝的统治，隔断了商周王朝与江南铜矿区的联系。经过康、昭时期的大力经营后，西周在此也仅有孝感之“土”和黄陂鲁台山的“长子”两处孤立据点。至于随州西南方向的大洪山南麓地区和汉江下游地区，在当时或为荒凉之地，或为湖沼地区，不可能是其征伐区域。

如果从汉江地理的角度，涢水、澴水、滠水，均属汉江下游，因此就汉江地理而言，昭王南征的区域是汉江下游，具体说，是汉江下游河道以北的地区。这一论证与晚期文献记载相吻合。《水经注》卷28《沔水中》对昭王殒命之地有较详细的记载：

沔水又东迳左桑，昔周昭王南征，船人胶舟以进之。昭王渡沔，中流而没，死于是水。齐、楚之会，齐侯曰：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屈完曰：君其问诸水滨。庾仲雍言：村老云：百姓佐昭王丧事，于此，成礼而行，故曰佐丧。左桑，字失体耳。沔水又东合巨亮水口，水北承巨亮湖，南达于沔。沔水又东得合驿口，庾仲雍言：须导村耆旧云：朝廷驿使，合王丧于是，因以名焉。今须导村正有大敛口，言昭王于此殡敛矣。(91)

这些记载，多采自晋庾仲雍《汉水记》，唐兰认为，虽多杂民间传说，但未必没有一些根据。以上各地点，唐兰认为“沔水即汉水的别称，左桑在今沔阳附近。巨亮湖当即现在的沈湖，其地在孝感西南一百数十里”。(92)熊会贞则认为左桑、巨亮水口均在今天门县东南，(93)与唐说相去不远。天门、沔阳在汉水下游南北，以今汉水河道为界，从区域来说，与上考正合，可见后世传言昭王殒命于汉水下游，当非无因。

可知昭王南征路线是从成周进入南阳盆地，在今南阳市的谢国停留，然后由谢南下至今襄阳市北的邓国，再转东行进入随枣走廊直达随州。今随州地区的鄂、曾两国是昭王南征的重要基地，鄂、曾以北的厉国也曾参与南征。随州以南的前线据点为今孝感附近的“中”或中之封邑“土”及鲁台山的“长子”。南征的区域为随州东南方向，涢水以东的地域。

鲁台山的“长子”为西周势力在长江中游地区向南扩张的最远点，为康、昭时期西周在南方大力经营的成果，在西周早期南方政治地理中占有重要地位。鲁台山地处江、汉汇流处，与盘龙城相去不远，其在西周南土中的地位和作用当与商代的盘龙城类似。西周在汉东地区的极力开拓至昭王南征达到顶峰，意在恢复商朝时的南方政治地理格局，在江、汉汇流处建立据点并以此为基地控制长江中游广大地区，进而打通“金道”，与江南铜矿区建立直接联系，为西周王朝获取稳定的铜锡资源供给。

三、昭王南征之对象

确定了昭王南征的路线与区域，还需对南征的对象作详细考辨。(94)在文献记载中，昭王南征的对象是“楚”或“楚荆”、“荆”。如古本《竹书纪年》：“周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涉汉，遇大兕。”今本《竹书纪年》：“(昭王)十六年，伐楚，涉汉遇大兕。”今本《竹书纪年》：“(昭王)十九年春，有星孛于紫微，祭公、辛伯从王伐楚。天大曀，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王陟。”

金文资料中，昭王南征的对象亦是“楚”或“楚荆”、“荆”：“唯王于伐楚伯，在炎。”(《令簋》，《释文》4300、4301)“馭从王南征，伐楚荆，有得，用作父戊宝尊彝。”(《馭簋》，《释文》3976)“过伯从王伐反荆，孚金，用作宗室宝尊彝。”(《过伯簋》，《释文》3907)“叔从王员征楚荆，在成周，作宝簋。”(《叔簋》，《释文》3950、3951)“鼒从王伐荆，孚，用作簋。”(《鼒簋》，《释文》3732)“宏鲁昭王，广楚荆，唯寏南行。”(《墙盘》，《释文》10175)上述诸有铭铜器除墙盘外均系昭王时器，所叙均系周昭王南征事，(95)所记昭王南征之对象，亦是“楚”或“荆”。

可见昭王南征的对象确实是楚或荆，但上文已考，楚、荆作为国族概念，有楚国与楚蛮二义。从“封熊绎于楚蛮”可知楚蛮的历史早于楚国，学者早已指出：“不是因为封了楚子，丹阳一带才被称为楚，而是因为丹阳一带世为楚蛮所居，所封子国因袭该地民族(或地域)名称，取名为楚，因果关系，再明白不过了。”(96)荆、楚关系经历过复杂的演变，甲骨文中有“楚”无“荆”。西周时始用“荆”来指代楚蛮，带有周人对南方族群的歧视意味。西周晚期以后由于楚国的楚蛮化，周人也开始用“荆”字来指代楚国。东周时期楚蛮消失，于是荆也用指楚国，楚人也不介意以荆来自称，于是荆就是楚、楚就是荆，荆、楚互通。(97)故“楚蛮”又称“荆蛮”或“蛮荆”。楚国则始于周成王封熊绎，自此始有芈姓楚国。而芈姓部族与“楚”发生交集，始称“楚人”，略早于熊绎受封。据清华简《楚居》，丽季之时，才“抵今曰楚人”。可见芈姓部族有楚人之称始自丽季(《史记·楚世家》称熊丽)。楚蛮与楚国的关系极为复杂：商代时只有楚蛮而无楚国；西周及东周早期，楚国与楚蛮并立，楚国小而楚蛮大，楚国在楚蛮之内；东周时楚蛮尽为楚国所并。由于东周时只有楚国而无楚蛮，人们便下意识地认为文献中的“楚”必是楚国，其实西周时期，楚蛮与楚国共存，因此需考辨昭王所征之“楚”，到底是楚蛮还是楚国。

一般认为昭王南征楚国，然有不可解之处。其一，昭王南征是尽起六师，以初期楚国之弱小，恐难成为昭王大举南征的对象。其二，昭王第一次南征时获得大量的铜，可是熊绎初封时穷困到极点，连祭品都备不齐以至于要“窃鄀人之犝以祭”，(98)楚国不太可能在短时期内积累起足够多的贵金属。其三，今本《竹书纪年》：“(穆王)十四年，王帅楚子伐徐戎，克之。”(99)若昭王死于楚人之手且尽丧六师，楚国很难在不太久之后的穆王十四年还作为周朝封国参与伐徐。最后，昭王南征之区域据上考在汉东地区，而此地与早期楚国全然无关。

因此，昭王南征楚国颇不可信，学者便试图给出另外的解释。龚维英首倡昭王南征对象为殷商遗民之说；(100)近年曹建国又结合出土文物重申其说；(101)王光镐则据黄陂鲁台山西周墓提出荆、楚二国论；(102)张正明认为是以地名代族名，泛指长江中游江汉之间的诸多方国和部落；(103)牛世山则认为昭王南征的对象不是楚国而是荆族，为商周时代江汉地区的土著居民，后来成为楚国的基本族众。(104)可见昭王南征对象还需作进一步分析。

首先，昭王南征的对象既然不可能是楚国，那就只能是楚蛮。楚蛮人数众多，分布广泛，但只是一些分散的部族，正适合作为昭王侵掠的对象。其次，昭王南征的主要目的之一是铜。中原地区铜矿资源匮乏，而江南地区铜锡矿藏丰富，因此学者认为历史上商周王朝进攻南方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掠夺南方的铜料。(105)昭王第一次南征时获铜颇丰，初期楚国不可能有这么多的贵金属，而楚蛮所居的汉东地区与鄂赣铜矿区仅一江之隔，因此楚蛮有条件拥有大量的铜，昭王只有征楚蛮，才能与金文所记南征获铜的情况相吻合。第三，《吕氏春秋·音初》明确记载：“周昭王亲将征荆蛮”，(106)亦表明昭王是征楚蛮而非楚国。第四，从昭王南征的区域可确定其征伐对象是汉东地区的楚蛮族群。随州东南方向的涢水、澴水、滠水、举水流域是商人经营的重点区域，商人沿涢水、澴水、滠水等河流两岸台地留下大量遗址，已知有40余处，(107)其中心就是盘龙城。而在盘龙城类型商文化中，存在一类使用红陶器、文化面貌与中原商文化有区别的土著族群。盘龙城废弃后，他们脱离了中原王朝，因此昭王南征的对象很可能是这一带的土著族群，由盘龙城的土著文化因素延续发展而来。结合文献记载分析，商周时期汉东地区的土著族群应为楚蛮或荆蛮，早期楚国则绝无可能在此。

传统说法认为昭王南征的对象是楚国，这一观点忽略了商代时只有楚蛮而无楚国，西周时期则是楚蛮与楚国共存这一历史基础。现在随州地区叶家山和羊子山的重大考古发现，使我们得以有把握地复原西周早期汉东地区地理景观，并以此为基础，论证昭王南征的区域在汉东地区，其对象是这一地区尚未臣服于周的楚蛮族群。

四、关于昭王“涉汉伐楚”

另一个问题是昭王南征的区域是否为“汉南”。古本《竹书纪年》：“周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涉汉，遇大兕。”近出的京师畯尊铭文亦明确记载昭王伐楚时曾涉汉：“王涉汉伐楚，王又工(功)，京(师)(畯)克斤，王(賚)贝，用乍(作)日庚宝(尊)彝，。”(108)很多学者据此认为，昭王的征伐区域是在汉江以南，其对象是汉江以南的楚国。(109)

(一)早期楚国地望

楚国早期都城丹阳地望，曾有当涂说、秭归说、枝江说和丹淅说四种主要说法。当涂说最早出于《汉书·地理志》丹扬郡“丹阳”县下班固原注。(110)此说自郦道元以来即为学界所不取，近世虽有个别学者主张，但因与楚国历史相差太大而为多数学者所反对，早已为学术界所放弃。(111)秭归说曾长期是学界的主流观点，近世亦得到许多学者支持。但秭归说最早的文献依据《山海经》所载的“丹山”及郭璞注文，被杨守敬怀疑为“后人羼入”；(112)在地理上与西周初年周楚关系和楚国初封时“辟在荆山”的历史背景及地理形势不符。秭归一带为楚别枝夔国所在，地形复杂，地理环境较差，缺乏楚人在此活动的历史背景，无法得到考古学方面的支持。随着田野考古发掘和研究的深入，楚丹阳秭归说也最终为学术界所否定。(113)总的看来，现在楚都丹阳地望从早先“四系八说”的纷纭状况，逐渐收缩为枝江说和丹淅说并立的局面。(114)

随着南水北调工程的进行，文物考古部门在丹江库区进行了大规模考古调查和发掘，在陕西商南县的过风楼遗址、(115)湖北郧县辽瓦店子遗址(116)和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117)等地发现有关楚文化起源的重要线索。此类遗存目前一般称为“过风楼类型”，连裆柱足鬲等楚式器在“过风楼类型”中找到了源头。因此“过风楼类型”很可能就是西周时期的楚文化，商末周初崛起于狭小的陕鄂交界山地，西周中晚期向东南扩展，占据整个丹江库区西侧，通过不断吸收和整合周文化，显示了强劲的发展势头；至春秋早期发展到襄宜平原和沮漳河流域，逐渐形成了东周时期独树一帜的楚文化系统。(118)这一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表明楚文化起源于今鄂豫陕交界地区。

清华简《楚居》则表明，熊绎初封时邻近鄀国：

至酓(繹)舆屈(紃)，思(使)若(鄀)(嗌)卜(徙)於(夷)(屯)，爲(楩—便)室=(室，室)既成，無以內之，乃(竊)(鄀)人之(犝)以祭。愳(懼)亓(其)宔(主)，夜而內，氐(抵)今曰=(，)(必)夜。(119)

熊绎初封时，由鄀嗌占卜居地，此鄀嗌必为鄀人，而且熊绎初封时因没有祭品而“窃鄀人之犝以祭”，因害怕被鄀人发现而不得不在夜里祭祀。这表明，熊绎所居之夷屯，必与鄀国邻近，两地甚至可能在目视可及范围内。鄀国故地在今河南省淅川县西北，则初期楚国必在丹淅地区，与鄀国相去不远。(120)

可见熊绎初封时必在丹淅地区，至于具体地点，尚有待进一步的工作和新资料的发现，但可以确定的是西周早期时楚国与汉南全然无关。

(二)汉江下游地理环境与昭王南征

昭王南征既然到了随州、孝感，则“汉南”就只能是汉江下游以南，但这与自然地理有较大冲突。汉江下游为湖沼地区，以多条分支河道流入长江，在洪水期是一片湖泽。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之下，汉江下游地区不太可能有较大规模的族群长期居住和生活，最多只能在枯水期作短期活动。那么，又该如何解释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中明确记载的昭王“涉汉伐楚”?

首先，早商和中商时期，商人以盘龙城为据点，其势力伸展至长江中游的广大地区，长江以南也有商人势力存在。(121)然自盘龙城废弃后，中原王朝失去对长江中游地区的统治，导致中原王朝对南方地理缺乏了解，周昭王十六年第一次南征时，曾“涉汉，遇大兕”，此次南征曾抵达孝感，因此昭王所涉之“汉”只能是孝感以南的汉江下游河道，当为汉江下游分支河道中最靠北的一条，因此昭王第一次南征时的“涉汉”，当是进入汉江下游分支河道之中，确切地说是汉江下游湖沼地区，不能笼统说是“汉南”。至于昭王在汉江中所遇的“大兕”，难以确解。因此据“涉汉伐楚”可知昭王南征时，确曾深入汉江下游湖沼地区。

其次，西周早期周人在汉东地区的中心是随州地区，这一带至少有鄂、曾、厉三个较强的诸侯。随州以南是楚蛮分布区，周势力只能以据点的形式存在，就是孝感的“土”和黄陂鲁台山的“长子”，此外几乎全是楚蛮的势力范围。楚蛮有可能在周人的严厉打击下进入汉江下游的湖沼地带躲避，昭王的大军因追击楚蛮而深入汉江下游，至有“涉汉”之举。甚至有可能是楚蛮族群凭借自己对汉江地理的了解引诱昭王进入汉江下游，而周人不明南方地理与气候变化，在湖沼地区深入过远、停留过久。

古本《竹书纪年》提到昭王十九年“天大曀，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122)《说文》：“曀，阴而风也。从日，壹声。诗曰：‘终风且曀。’”(123)《尔雅·释天》：“阴而风为曀。”(124)《释名·释天》则云：“曀，翳也，言云气掩翳日光使不明也。”(125)从《说文》、《尔雅》的解释来看，“曀”当指阴天大风天气。《释名》的解释则有所不同，认为“曀”是指阴云天气。清段玉裁改《说文》“阴而风”为“天阴沈也”，注曰：“各本作阴而风也。今正。考《开元占经》引作‘天地阴沈也’，《太平御览》引作‘天阴沈也’……《小尔雅》：‘曀，冥也。’曀主谓不明。”(126)由此看来，所谓“曀”，或指阴云天气，或指阴天大风天气，总之不离“阴云”气象。按《纪年》为周朝史官所撰，这一年在关中地区曾发生大范围长时间的阴云天气，阴云密布则降水必多，秦岭一带也有可能发生较大降水。秦岭地区是汉江上游，如有大量降水就会导致汉江洪水的猛烈暴发，而对汉江水文和地理所知有限的周人此时却正停留在汉江下游的洪泛区，面临洪水的极大威胁却一无所知。不然，康、昭时期正是西周的鼎盛时期，昭王南征时是六师尽出，带着西周全部的精锐，其对手楚蛮族群虽然人数众多，但并不强大，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治势力。如果没有某种特殊的不可抗力因素，单以楚蛮之力，是不可能让昭王全军覆没的。

从时间来看，据作册诸器铭文记载，昭王十九年五月时，昭王还在地。地所在，唐兰先生晚年认为在陕西凤翔，(127)卢连成认为在汧渭之间，今宝鸡、凤翔、眉县交界处，(128)尹盛平则认为是在丰邑附近，(129)但总之是在关中。卢连成据此考证，昭王十九年直到五月时，昭王还在地为南征作准备，南征的时间当在夏末秋初。(130)另令簋铭文记载：“唯王于伐楚，伯在炎。唯九月既死霸丁丑，作册夨令尊宜于王姜。”(《释文》4300、4301)目前一般认为令簋为昭王时器，所记“伐楚”为昭王十九年之事，(131)可见是年九月时昭王正在南征，与卢考正合。结合自然地理考察，汉江流域上游偏北，下游偏南，在季风气候条件下，一年有两次较为集中的降雨：春夏季节暖湿气流北上，降雨带自南而北，下游先降雨；秋冬季节冷空气南下，降雨带自北而南，则是上游先降雨。昭王十九年第二次南征是在夏末秋初，这已非常接近汉江流域的秋汛季节，而秋雨是从北而南，如果上游降雨较多，则必然形成秋季洪水，而周人对汉江水文的这一特点很可能毫无了解。昭王南征既已达孝感地区，则“汉南”当为汉江下游湖沼地区，秦岭地区大量降水，下游不可能及时知悉。如果对汉江水文没有充分的了解，就不可能知道汉江下游会在当地无大量降水的情形下出现洪水。若昭王大军于秋冬时节在汉江下游洪泛区停留过久，是有可能在毫无察觉的情形下面对汉江秋季洪水，当发现洪水来临、陷入险境时为时已晚。

注释：

①参见徐中舒：《殷周之际史迹之检讨》，《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688页。

②参见周书灿：《中国早期四土经营与民族整合》，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90页；李峰：《边缘地区：西周国家的最大地理范围》，《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附录1，徐峰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62页；徐少华：《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页；李朝远：《青铜器上所见西周文化在南方影响的递衰》，《中原文物》1997年第2期。

③参见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上海：中西书局，2010年。

④参见唐兰：《论周昭王时代的青铜器铭刻》，《古文字研究》第2辑，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94-123页。

⑤参见尹盛平：《金文昭王南征考略》，《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2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年，第107-113页；又见氏著：《西周史征》，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6-134页。

⑥参见杨宝成主编：《湖北考古发现与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04-108页；刘礼堂：《关于周昭王南征江汉地区有关问题的探讨》，《江汉考古》2000年第3期。

⑦参见李学勤：《由新见青铜器看西周早期的鄂、曾、楚》，《文物》2010年第1期；李裕杓：《新出铜器铭文所见昭王南征》，朱凤瀚主编：《新出金文与西周历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75-285页。

⑧参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11年第11期；黄凤春、陈树祥：《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考古发掘获阶段性重大成果》，《中国文物报》2011年10月12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叶家山M65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1年第3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市叶家山西周墓地》，《考古》2012年第7期。

⑨参见李学勤、李伯谦等：《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笔谈》，《文物》2011年第11期。

⑩参见《史记》卷3《殷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06页；卷83《鲁仲连邹阳列传》，第2463页；刘向集录：《战国策》卷20《赵策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707页。

(11)参见徐少华：《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第2章第2节《鄂国》，第19-27页。

(12)参见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县发现商周青铜器》，《考古》1984年第6期。

(13)参见马承源：《记上海博物馆新收集的青铜器》，《文物》1964年第7期。

(14)参见张剑：《洛阳市博物馆馆藏的几件青铜器》，《文物资料丛刊》(3)，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41-45页。

(15)参见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县安居出土青铜器》，《文物》1982年第12期。

(16)曹淑琴：《噩器初探》，《江汉考古》1993年第2期。

(17)随州市博物馆：《随州出土文物精粹》，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19-95页。

(18)张昌平：《论随州羊子山新出噩国青铜器》，《文物》2011年第11期。

(19)于省吾：《释曾》，《甲骨文字释林》，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8页。

(20)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甲骨文合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3册，第5504、5512片，第795、798页。

(21)江鸿：《盘龙城与商朝的南土》，《文物》1976年第2期。

(22)林沄：《甲骨文中的商代方国联盟》，《古文字研究》第6辑，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74页。

(23)罗运环：《楚国八百年》，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68页。

(24)参见张昌平：《曾国的疆域及中心区域——先秦时期历史地理的考古学研究个案》，徐少华主编：《荆楚历史地理与长江中游开发——2008年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3-50页；张昌平：《曾国青铜器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326-344页。

(25)参见张昌平：《曾国青铜器研究》，第359-364页。

(26)黄凤春、陈树祥、凡国栋：《湖北随州叶家山新出西周曾国铜器及相关问题》，《文物》2011年第11期。

(27)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12、113页。

(28)《汉书》卷28上《地理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565页。

(29)参见徐少华：《古厉国历史地理考异》，《荆楚历史地理与考古探研》，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2-26页。

(30)庞怀靖：《跋太保玉戈——兼论召公奭的有关问题》，《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1期；李学勤：《太保玉戈与江汉的开发》，楚文化研究会编：《楚文化研究论集》第2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10页。

(31)参见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二)，《考古学报》第10册，1955年，第98页；《西周铜器断代》(五)，《考古学报》1956年第3期，第127页；江鸿：《盘龙城与商朝的南土》，《文物》1976年第2期。

(3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释文》6514，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001年，第4卷，第353页。(下文简称《释文》)

(33)参见江鸿：《盘龙城与商朝的南土》，《文物》1976年第2期。

(34)参见唐兰：《论周昭王时代的青铜器铭刻》，《古文字研究》第2辑，第86页。

(35)参见黄锡全：《“安州六器”及其有关问题》，《古文字与古货币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99页。

(36)参见张亚初：《论鲁台山西周墓的年代和族属》，《江汉考古》1984年第2期。

(37)参见宋焕文：《安州六器辨正》，《江汉考古》1989年第2期。

(38)参见唐兰：《论周昭王时代的青铜器铭刻》，《古文字研究》第2辑，第90页。

(39)参见李学勤：《中方鼎与周易》，《文物研究》第6辑，合肥：黄山书社，1999年，第199页。

(40)参见王长丰：《西周“”土考——再释〈中作父乙方鼎〉之“”土及其地望》，《江汉考古》2006年第2期。

(41)参见黄陂县文化馆、孝感地区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湖北黄陂鲁台山两周遗址与墓葬》，《江汉考古》1982年第2期。

(42)参见陈贤一：《黄陂鲁台山西周文化剖析》，《江汉考古》1982年第2期。

(43)参见张亚初：《论鲁台山西周墓的年代和族属》，《江汉考古》1984年第2期。

(44)参见杨宝成、刘森淼：《商周方鼎初论》，《考古》1991年第6期。

(45)参见张亚初：《论鲁台山西周墓的年代和族属》，《江汉考古》1984年第2期。

(46)参见王光镐：《黄陂鲁台山西周遗存国属初论》，《江汉考古》1983年第4期。

(47)方诗铭、王修龄撰：《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22页。

(48)李步嘉校释：《越绝书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84、85页。

(49)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461-1462页。

(50)参见王光镐：《商代无楚》，《江汉论坛》1984年第1期。

(51)参见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第181、183页。

(52)参见张昌平：《曾国青铜器研究》，第359-364页。

(53)参见熊卜发：《鄂东北地区古代文化发展序列概述》，湖北省孝感市博物馆、熊卜发等编：《鄂东北考古报告集》，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第1-15页。

(54)参见徐少华：《从盘龙城遗址看商文化在长江中游地区的发展》，《江汉考古》2003年第1期。

(5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05页。

(56)关于商代楚蛮的分布地域，参见尹弘兵：《商代的楚蛮与西周初年的楚国》，《华夏考古》2013年第1期；刘玉堂、尹弘兵：《楚蛮与早期楚文化》，《湖北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57)高崇文：《从夏商时期江汉两大文化因素的源流谈楚文化起源》，楚文化研究会编：《楚文化研究论集》第3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4-35页。

(58)参见张硕、尹弘兵：《楚蛮的考古学观察》，《中国文化研究》2011年第3期。

(59)参见北京大学考古系等：《石家河遗址群调查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5辑，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第213-294页。

(60)参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天门市博物馆：《湖北天门笑城城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7年第4期。

(61)参见荆州地区博物馆、钟祥县博物馆：《钟祥六合遗址》，《江汉考古》1987年第2期。

(62)参见孝感市博物馆：《湖北孝感吴家坟遗址发掘》，《考古学报》1998年第3期。

(63)参见鲁西奇：《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对象与方法——汉水流域的个案考察》，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24-127页。

(64)参见张昌平：《试论真武山一类遗存》，《江汉考古》1997年第1期。

(65)参见闾国年：《长江中游湖盆扇三角洲的形成与演变及地貌的再现与模拟》，北京：测绘出版社，1991年，第182页。

(66)参见蔡述明、官子和：《跨江南北的古云梦泽说是不能成立的——古云梦泽问题讨论之二》，《海洋与湖沼》1982年第2期。

(67)参见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汉江流域地理调查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27-30页。

(68)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127《川渎四》“汉水”条，贺次君、施和金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1册，第5443页。

(69)石泉：《古邓国、邓县考》，《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05-126页。

(70)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87页。

(71)关于士山盘铭文，学界多有讨论，参见朱凤瀚：《士山盘铭文初释》，《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1期；黄锡全：《士山盘铭文别议》，《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2期；晁福林：《从士山盘看周代“服”制》，《中国历史文物》2004年第6期；董珊：《谈士山盘铭文的“服”字义》，《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1期；连劭名：《中国历史博物馆新藏青铜器铭文考释》，《东南文化》2005年第4期；陈英杰：《士山盘铭文再考》，《中国历史文物》2004年第6期。按“方”字为黄锡全先生考释。

(72)杜预：《春秋经传集解》，第356、357页。

(73)徐少华：《鄀国铜器及其历史地理研究》，《江汉考古》1987年第3期；徐少华：《〈水经注·丹水篇〉错简考订——兼论古析县、丹水县的地望》，《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4期。

(74)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第287页。

(75)黄锡全：《“安州六器”及其有关问题》，《古文字与古货币文集》，第98-99页。

(76)黄锡全：《“安州六器”及其有关问题》，《古文字与古货币文集》，第99页。

(77)李裕杓：《新出铜器铭文所见昭王南征》，朱凤瀚主编：《新出金文与西周历史》，第279页。

(78)孙庆伟：《从新出甗看昭王南征与晋侯燮父》，《文物》2007年第1期。

(79)李裕杓：《新出铜器铭文所见昭王南征》，朱凤瀚主编：《新出金文与西周历史》，第277页。

(80)华觉明、卢本珊：《长江中下游铜矿带的早期开发和中国青铜文明》，《自然科学史研究》1996年第1期。

(81)黄凤春、胡刚：《说西周金文中的“南公”——兼论随州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的族属》，《江汉考古》2014年第2期。

(82)黄凤春、胡刚：《再说西周金文中的“南公”——二论叶家山西周墓地的族属》，《江汉考古》2014年第5期。

(83)张亚初：《论鲁台山西周墓的年代和族属》，《江汉考古》1984年第2期。

(84)石泉：《从春秋吴师入郢之役看古代荆楚地理》，《古代荆楚地理新探》，第364-366页。

(85)黄锡全：《“安州六器”及其有关问题》，《古文字与古货币文集》，第98页。

(86)徐少华：《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第48、49、51页。

(87)徐天进：《日本出光美术馆收藏的静方鼎》，《文物》1998年第5期；张懋镕：《静方鼎小考》，《文物》1998年第5期。

(88)朱凤瀚：《论西周时期的“南国”》，《历史研究》2013年第4期，第7页注①。

(89)徐少华：《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第55页。

(90)石泉：《从春秋吴师入郢之役看古代荆楚地理》，《古代荆楚地理新探》，第366页。

(91)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414、2415页。

(92)唐兰：《论周昭王时代的青铜器铭刻》，《古文字研究》第2辑，第114页。

(93)参见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第2414页。

(94)关于昭王南征之对象，拙文《周昭王南征对象考》(《人文杂志》2008年第2期)已作过初步分析，本节在此基础上结合最新资料作进一步申论。

(95)参见唐兰：《论周昭王时代的青铜器铭刻》，《古文字研究》第2辑，第18-93页。

(96)何介钧：《关于楚蛮和楚族族源的断想》，楚文化研究会编：《楚文化研究论集》第3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2页。

(97)参见尹弘兵：《荆楚关系问题新探》，《江汉论坛》2010年第3期。

(98)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第181页。

(99)今本《竹书纪年》，自王国维以来，学界皆以为伪书，然今人陈力、美籍学者夏含夷等皆认为今本《纪年》不伪。(参见陈力：《今本竹书纪年研究》，《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28辑，1985年；夏含夷：《古史异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62-369页)

(100)参见龚维英：《周昭王南征史实索隐》，《人文杂志》1984年第6期。

(101)参见曹建国：《昭王南征诸事辩考》，《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

(102)参见王光镐：《黄陂鲁台山西周遗存国属初论》，《江汉考古》1983年第4期。

(103)张正明：《楚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41页。

(104)参见牛世山：《西周时代的楚与荆》，《古代文明》第5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298-299页。

(105)参见裘士京：《江南铜研究》，合肥：黄山书社，2004年，第6-11页。

(106)按今本《吕氏春秋》“荆”下无“蛮”字，据《左传》僖公四年《正义》引补。

(107)参见熊卜发：《浅谈鄂东北地区古代文化》，《鄂东北地区文物考古》，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第1-10页；熊卜发：《鄂东北地区古代文化发展序列概述》，湖北省孝感市博物馆、熊卜发等编：《鄂东北考古报告集》，第1-15页。

(108)李学勤：《由新见青铜器看西周早期的鄂、曾、楚》，《文物》2010年第1期；吴镇烽：《京师畯尊释文补正》，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908。

(109)参见李学勤：《由新见青铜器看西周早期的鄂、曾、楚》，《文物》2010年第1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市叶家山西周墓地》，《考古》2012年第7期。

(110)参见《汉书》卷28上《地理志上》，第1592页。

(111)参见徐少华：《楚丹阳当涂说辨正》，《历史·环境与边疆——2010年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40-145页。

(112)参见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第2833页。

(113)参见徐少华：《楚丹阳秭归说辨析》，《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6辑，长沙：岳麓书社，2009年，第160-170页。

(114)参见徐少华：《楚都丹阳地望探索的回顾与思考》，徐少华主编：《荆楚历史地理与长江中游开发——2008年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51-63页。

(115)参见张天恩：《丹江上游西周遗存与早期楚文化关系试析》，《周秦文化研究论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66-175页。

(116)参见武汉大学考古与博物馆学系：《郧县辽瓦店子遗址》，湖北省文物局主编：《湖北省南水北调工程重要考古发现Ⅰ》，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116-123页。

(117)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河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办公室：《河南淅川县下王岗遗址西周遗存发掘简报》，《考古》2010年第7期。

(118)参见高崇文、何晓琳：《试论“过风楼类型”考古学文化》，《江汉考古》2011年第1期。

(119)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第181页。按本文所引《楚居》释文参考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读书会：《清华简〈楚居〉研读札记》，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http：//www.guwenzi.com/SrcShow.asp?Src_ID=1353.

(120)沈建华：《〈楚居〉鄀人与商代鄀族新探》，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清华简研究》第1辑，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第313-318页。

(121)张昌平：《夏商时期中原与长江中游地区的文化联系》，《华夏考古》2006年第3期。

(122)方诗铭、王修龄撰：《古本竹书纪年辑证》，第46页。

(123)许慎撰，徐铉校定：《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138页下。

(124)郭璞注，邢昺疏：《尔雅注疏》，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171页。

(125)刘熙撰，毕沅疏证，王先谦补：《释名疏证补》，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9页。

(126)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05页下。

(127)参见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第252页。

(128)参见卢连成：《地与昭王十九年南征》，《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6期。

(129)参见尹盛平：《西周史征》，第130页。

(130)参见卢连成：《地与昭王十九年南征》，《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6期。

(131)参见唐兰：《论周昭王时代的青铜器铭刻》，《古文字研究》第2辑，第73-82页；王光镐：《商代无楚》，《江汉论坛》1984年第1期；彭裕商：《西周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第257、258页。

原载于：《历史研究》2015年第1期，第4-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