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关于两汉三百年间州部军权演进历程的主流观点，颇似一条N型曲线：从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初置刺史，此后百余年渐次上扬，经西汉晚期改制州牧，到东汉初年的战乱时期，是第一个顶点；从光武帝建武十八年（42）罢州牧复刺史后回落，此后近一个半世纪再度渐次上扬，到灵帝中平五年（188）改部分刺史为州牧，是第二个顶点。对此严耕望、竹园卓夫《后汉安帝后的刺史军事札记》（《集刊东洋学》1977年第37卷）、高敏《东汉魏晋時期州郡兵制度的演变》（《历史研究》1996年第3期）、汪清、纸屋正和、孙闻博等学者均有论述。其中第二个“顶点”，即灵帝中平五年至献帝建安元年（196）期间的州牧，皆由九卿和中二千石职官兼任，并拜将军、使持节。石井仁在《汉代州牧考》（《秋大史学》1992年第38卷）一文中指出，是将军号和持节赋予了州牧成为地方军事统帅的军权，随之，建筑在郡县制上的秦汉地方军制也走到终点。既如此，两汉之际的州牧，是否也曾一度从根本上动摇了秦汉地方军制？两汉之际州牧对郡国守相的军事支配权，有无达到郡国守相对县道令长的程度？或者通俗地讲，彼时州牧是否如学者所主张的，成为一州军事统帅？为解答这个问题，本文将更始帝至光武帝建武十三年（37）再度统一天下这段时期内，州牧与郡守、武将在战事中的作用进行对比，通过比较来考察州牧在地方军事中的地位。

一、更始帝与光武帝的州牧军权变迁

更始帝在形式上延续了新莽的惯例。新莽地皇二年（21）二月，“赐诸州牧号为大将军，郡卒正、连帅、大尹为偏将军，属令长裨将军，县宰为校尉”，更始帝政权继承了这套惯例，只是不限于赐地方官将军号，还使将军行地方官事：

更始立……拜宠偏将军，行渔阳太守事，汉安乐令。

朱浮字叔元，沛国萧人也。初从光武为大司马主簿，迁偏将军，从破邯郸。光武遣吴汉诛更始幽州牧苗曾，乃拜浮为大将军幽州牧，守蓟城，遂讨定北边。建武二年，封舞阳侯，食三县……

考吴汉诛苗曾之事，在刘秀即位前，与拜朱浮为幽州牧当为一时之事。对此还有一证据，史载彭宠对刘秀萌生异心，刘秀察觉后，“以问幽州牧朱浮。浮对曰：‘前吴汉北发兵时，大王遗宠以所服剑，又倚以为北道主人。宠谓至当迎合握手，交欢并坐。今既不然，所以失望。’”史家用“大王”二字（更始帝封刘秀为萧王）著录朱浮对刘秀的称谓，表明此事发生在刘秀称帝前，即朱浮名义上仍是更始帝政权的幽州牧、大将军，刘秀实为承制任命。

更始帝时代州牧军权的性质，可从如下史料中窥得：

第一点，乱世之中，地方官势必不能与军事绝缘，州牧也不例外，《郑兴传》曰：

拜兴为谏议大夫，使安集关西及朔方、凉、益三州，还拜凉州刺史。会天水有反者，攻杀郡守，兴坐免。（“凉州刺史”当作“凉州牧”或“雍州牧”，详下文）

州牧须为军事失利负责，说明它有军权。

第二点，对州牧军权不宜夸大，因为更始帝政权沿袭了西汉制度，地方军队仍旧以郡国兵为基干，且由郡太守掌控，《吴汉传》曰：

即拜汉大将军，持节北发十郡突骑。更始幽州牧苗曾闻之，阴勒兵，勑诸郡不肯应调。汉乃将二十骑先驰至无终。曾以汉无备，出迎于路，汉即撝兵骑，收曾斩之，而夺其军。北州震骇，城邑莫不望风弭从。

“勑诸郡不肯应调”一方面反映出州牧对郡守用兵有监督乃至统摄的权力，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地方拥兵的重心毕竟在郡而不在州。再看更始帝时代幽州的另一条史料，《耿弇传》曰：

因说况使寇恂东约彭宠，各发突骑二千匹，步兵千人。弇与景丹、寇恂及渔阳兵合军而南，所过击斩王郎大将、九卿、校尉以下四百余级，得印绶百二十五，节二，斩首三万级，定涿郡、中山、巨鹿、清河、河闲凡二十二县，遂及光武于广阿。是时光武方攻王郎，传言二郡兵为邯郸来，众皆恐。既而悉诣营上谒。光武见弇等，说，曰：“当与渔阳、上谷士大夫共此大功。”乃皆以为偏将军，使还领其兵。加况大将军、兴义侯，得自置偏裨。弇等遂从拔邯郸。

幽州精锐尽握于上谷太守耿况和渔阳太守彭宠之手。合诸两条史料，可知更始帝年间的郡太守统领郡国兵，州牧则居于其上，对各路郡国兵加以统摄。州牧位尊，名义上统辖一州军队，实际上却是间接将兵：郡太守位卑，只领一郡军队，却是实打实的直接将兵。

第三点，更始帝没有让包括州牧在内的任何一个职官独揽一州军权，而是有意让几个职官互相制约，见于如下五个事例：

更始立，使谒者韩鸿持节徇北州（李贤注：谓幽、并也），承制得专拜二千石已下。

更始二年，遣尚书仆射鲍永行大将军事，安集北方。更始立，以（庞萌）为冀州牧，将兵属尚书令谢躬，共破王郎。

（更始）二年秋，更始遣柱功侯李宝、益州刺史（当作益州牧——引者）张忠，将兵万余人徇蜀、汉。

更始见光武威声日盛，君臣疑虑，乃遣使立光武为萧王，令罢兵与诸将有功者还长安；遣苗曾为幽州牧，韦顺为上谷太守，蔡充为渔阳太守，并北之部。

前三例中的谒者韩鸿、尚书仆射鲍永、尚书令谢躬，其军政大权显然都在州牧之上；第四例中，益州牧张忠不得专任方面；第五例中，更始帝遣韦顺、蔡充为太守与幽州牧苗曾同往，在制约萧王刘秀的同时，也有意用这两个军事强郡分流州牧的军权。史书言更始帝众将“擅命于外，所置牧守交错，州郡不知所从，强者为右”，同样反映了这一情况。

前述第二、第三点互为因果：中央有意防止一官独大，故不使州牧直接统领郡国兵；州牧不直接统领郡国兵，一州无独统军事之官，又使诸官互相制约成为可能。综合上述三点，更始帝之州牧远不能比肩拥有一州军政绝对权力的汉末州牧。

更始帝以州牧行大将军事，以偏将军行太守事，大体上延续了新莽地方官与将军号的对应序列，但间或有所更改，如他对军阀爰曾和刘诩的招抚待遇：

更始立，曾遣使降，拜曾东莱郡太守，诩济南太守，皆行大将军事。

不过这很可能只是对独立军阀展示恩渥的招抚特例，并且考虑到更始帝同样将新莽公卿赐将军号的对应序列做了降格，如新莽赐列卿大将军号，而更始帝则降格为赐偏将军，所以不能认为太守行大将军事是更始帝一朝的通例。待东汉肇立，新莽延续至更始帝的州牧军权才有了根本改变。

赐将军号或行将军事，是超拔州郡长吏军权的通行手段。新莽、更始帝和汉末三个时期皆以将军号赐予地方官序列中居首的州牧，光武帝的做法却全然不同。建武十三年（37）前，文献中所见太守行将军事、太守赐将军号、将军领太守事、将军行太守事者计十二人：寇恂拜河内太守，行大将军事；陈俊先后拜泰山太守、琅邪太守，行大将军事；铫期拜魏郡太守，行大将军事；上谷太守耿况“加大将军”；彭宠行渔阳太守事、“赐号大将军”；骠骑大将军景丹领弘农太守；征西大将军冯异先后领北地、安定太守事，行天水太守事；虎牙大将军盖延拜左冯翊，“将军如故”；前将军耿纯拜东郡太守；前将军王梁拜山阳太守，“镇抚新附，将兵如故”；扬武将军马成拜天水太守，“将军如故”；讨虏将军王霸拜上谷太守，“领屯兵如故”。此外凉州牧窦融是归附军阀，其权力本非光武帝授予，其事例对推定州牧军权不具有模拟意义，故不计入。反观将军兼任的州牧，史籍中仅见位列“云台二十八将”的岑彭，还只是“守州牧”（详下文）。按理说，假如存在将军兼任之州牧和赐号将军之州牧，则他们必是最重要的方镇大员，但史籍中不见一人，这绝不可用“史家失载”来解释，只能认为光武帝未曾设置此类职官。

太守行将军事或赐将军号，代表这些太守不仅不受州牧的辖制（否则行将军事和赐将军号无意义），甚至拥有凌驾州牧之上的军权，如太守陈俊便被授予“专征青、徐”的大权。诸将军行太守事或领太守事，代表这些将军既有权统领郡国兵，又有权调配一郡资源用于战事，而且将军麾下营兵的数量和战斗力胜过地方军，因此他们的军权也只可能高于州牧，而不可能受其辖制。值得注意的是，因战事往往波及数郡，新莽、更始帝和汉末使诸将军兼州牧倒是更“有效率”的办法，光武帝却“低效”地只让诸将军兼郡守，有时宁可辗转数郡，如征西大将军冯异：

使异进军义渠，并领北地太守事……上郡、安定皆降，异复领安定太守事……公孙述遣将赵匡等救之，帝复令异行天水太守事。攻匡等且一年，皆斩之。

这样做倒未必是对冯异或其他股肱之臣的猜疑，而更可能是出于制度上的通盘考虑，即把诸将军对地方军事的权力限制在郡层面，不使其上升到州层面。前述十二个从龙名将都是股肱重臣，他们任太守的年代自东汉建国之前持续至建武十三年之后，时间不可谓短；郡所在州包括豫、兖、冀、幽、徐、凉、朔方等（凉州在建武初年或为雍州，详下文），亦不可谓少，据此可知光武帝自建国伊始就一以贯之地“强郡抑州”，回归以郡为重心的西汉地方军制。

既然光武帝尚且避免让股肱重臣掌一州地方军队，就更难想象普通州牧（本文用“普通州牧”指不带将军号、不行将军事的州牧，下同）有这种权力。关于普通州牧对属郡的军事支配权具体如何，下文将钩稽建武十三年前有史可考的州牧，穷举被调派赴该州战事的其他职官，通过比较各职官在战事中的地位高低和作用大小，来考察州牧的实际军权。

二、光武帝统一战争中的州牧及其参与战事情况

1.幽州牧和益州牧

首先，借两个与军事关系相当紧密的州牧的事例，探讨彼时州牧军权的上限。

第一个是本文开头提到的幽州牧朱浮，他在任上经历了更始帝和光武帝两朝。萧王刘秀当初听取耿弇之策经略幽州，旨在夺取上谷、渔阳二郡突骑这支精锐部队作为战胜河北军阀王郎的利器。也正因如此，朱浮作为光武帝心腹去统辖新归附的耿况父子和彭宠等留用地方官，名义上是州牧统郡，实际上客弱主强，幽州军权重心在二郡而不在州牧，这正是幽州牧朱浮麾下军队面对渔阳太守彭宠的叛军一触即溃的根本原因。加之刘秀在更始帝时代就已赐渔阳太守彭宠大将军号，论将军名号已不亚于大将军、幽州牧朱浮，因而建武初年的这个幽州牧名义上是一州军事统帅，实际上却无法独揽大权。

第二个是守益州牧岑彭。本传载建武十一年（35）“诏彭守益州牧，所下郡，辄行太守事”，李贤注引《东观记》曰：“彭若出界，即以太守号付后将军，选官属守州中长吏。”其中蕴藏了一条重要信息：诏岑彭兼行州牧和太守事，足证普通州牧只统摄诸郡，却不直接掌管具体郡务，自然也不能直接统领郡国兵，这与更始帝的大将军、幽州牧苗曾只能“勑诸郡不肯应调”，却不能直接指挥郡国兵的情况完全吻合。众所周知，郡国守相不得领兵逾越郡界的制度贯穿两汉，虽两汉之际带有将军号的太守亦不得例外。建武九年（33），“玺书拜霸上谷太守，领屯兵如故，捕击胡虏，无拘郡界”，讨虏将军兼太守王霸若无皇帝特命“无拘郡界”亦不得越界用兵。既然东汉初不带将军号的普通州牧不得直接统领郡国兵，而太守将兵不得逾越郡界，则普通州牧必无权命令太守逾越郡界，这意味着他们最多有权指挥属郡二千石在其郡界内用兵，但终究无法把所有属郡的郡国兵捏合成一州之兵。

军权与兵制表里相依，州牧军权是由彼时地方兵制所决定的。秦汉郡国兵由各个属县的县兵组成，县兵又分为一般县“卒”（二十三岁以上男子）和半职业军人县“士”（材官、骑士、轻车士、楼船士），其中材官等“士”驻屯于郡，归太守、都尉（或诸侯相、中尉）统领。除军兴发兵必待中央符信之外，郡国二千石在一郡之内对郡国兵的自主支配权不可谓小。简言之，郡国能将属县的县兵组合为郡国兵，由二千石直接统领。州部对属郡则无此权力，因此州对郡的军事支配权不能同郡对县相提并论。更有学者指出，光武帝在建武六年（30）罢郡国都尉，翌年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这波军制改革却未涉及州牧（复刺史是十余年后之事），反证新莽以来州牧独立掌控的兵力有限，郡国兵仍是地方军的基干。要之，两汉之际一如西汉，只有郡国兵，并不存在成规模的“州兵”。这决定了彼时普通州牧必须通过太守间接将兵，而不能直接将兵，如此也就决定了它绝非一州军事统帅。我们在史书中见到更始帝幽州牧苗曾只能“敕诸郡不肯应调”，光武帝幽州牧朱浮无力颉颃属郡太守，诏岑彭守益州牧复行属郡太守事等这些情况，都是这种制度的反映。

2.扬州牧

光武帝所置的第一任扬州牧，有史可查的是鲍永。《后汉书》本传载鲍永在新莽末年义军蜂起时，曾效命于更始帝朝廷，拜“尚书仆射，行大将军事，持节将兵，安集河东、并州、朔部”，更始帝被赤眉军杀死后，他转投光武帝，后被拜为鲁郡太守：

时董宪裨将屯兵于鲁，侵害百姓，乃拜永为鲁郡太守。永到，击讨，大破之，降者数千人。唯别帅彭丰、虞休、皮常等各千余人，称“将军”，不肯下。顷之，孔子阙里无故荆棘自除，从讲堂至于里门。永异之，谓府丞及鲁令曰：“方今危急而阙里自开，斯岂夫子欲令太守行礼，助吾诛无道邪？”乃会人众，修乡射之礼，请丰等共会观视，欲因此禽之。丰等亦欲图永，乃持牛酒劳飨，而潜挟兵器。永觉之，手格杀丰等，禽破党与。帝嘉其略，封为关内侯，迁杨州牧。时南土尚多寇暴，永以吏人痍伤之后，乃缓其衔辔，示诛强横而镇抚其余，百姓安之。会遭母忧，去官，悉以财产与孤弟子。

因此，鲍永从鲁郡太守右迁扬州牧和光武帝征讨军阀董宪约在同一时期。

董宪起兵于东海郡，建武三年（27）被另一个军阀刘永封为海西王。海西是东海郡属县，封王是刘永对董宪既有势力的承认。建武三年到四年（28），汉军在东海郡的西方，自北向南推进：三年七月，光武帝麾下大将盖延攻克梁郡的重镇睢阳，俘获刘永；四年七月，光武帝亲临沛郡谯县，将军马武和王霸将刘永之子刘纡围困在谯县的垂惠。一个月后，光武帝南下扬州九江郡的寿春，将军马成等人把军阀李宪围困在舒县。汉军占领这些郡，封锁了董宪西进的门户，把他的活动空间压缩在东海郡及其东邻的鲁郡和楚郡，东临大海，南靠淮水，北联盘踞山东半岛的张步集团。五年（29），光武帝开始对董宪下手，当年二月，光武帝派耿弇讨伐盘踞在山东半岛的张步集团；三月，光武帝将领庞萌反叛，杀楚郡太守孙萌并依附董宪；七月，光武帝亲临鲁郡蕃县，派兵进攻卢郡与东海郡交界的昌虑县，获得大胜；八月，汉军攻克东海郡治郯县，生擒刘纡，并把董宪和庞萌围困在黄海之滨的朐县；六年二月，汉军克朐，“获董宪、庞萌，山东悉平”。据此推断，鲁郡太守鲍永击破郡内董宪稗将，只能发生在汉军扫平董宪集团的建武五年至六年初，而他右迁扬州牧当紧接其后。

光武帝在占领长江以北的徐州诸郡后，势力范围与南方的扬州接壤。在汉军平定青、徐的建武六年初，积弩将军傅俊在攻灭盘踞在南郡的秦丰集团后“因将兵徇江东，扬州悉定”。傅俊率军循江而下，在他之前，光武帝势力就已控制了长江以南的数郡，“建武四年，拜（马成）扬武将军，督诛虏将军刘隆、振威将军宋登、射声校尉王赏，发会稽、丹阳、九江、六安四郡兵击李宪……尽平江淮地。”马成等从淮水流域向东南推进，历时年余，于六年正月在舒城攻灭李宪集团。扬州既定，光武帝旋即任命了扬州牧鲍永。这个扬州牧并非在前线开疆拓土的军事统帅，因为在“山东悉平”仅一个月后的六年三月，公孙述“遣将任满寇南郡”，光武帝便把主攻方向从东南转移到了西南和西北，开始了对蜀地公孙述政权和陇地隗嚣政权的军事打击。此后至建武十三年是光武帝全力西向进行统一战争的阶段，直到公孙述政权灭亡，天下一统，汉军始终没有在长江以南的扬州大规模用兵，因此可以认为扬州是通过近似“传檄而定”的方式被纳入东汉版图的。

东汉初年扬州牧的军事权力和职能，在鲍永的继任者欧阳歙的事例中更能得到反映。本传载欧阳歙“世祖即位，始为河南尹，封被阳侯。建武五年，坐事免官。明年，拜杨州牧，迁汝南太守。推用贤俊，政称异迹。九年，更封夜侯”，是欧阳歙拜扬州牧在建武六年，离任则不晚于九年。期间，他曾发兵镇压州内九江郡安风县的李宪残部：

后宪余党淳于临等犹聚众数千人，屯灊山，攻杀安风令。杨州牧欧阳歙遣兵不能克，帝议欲讨之。庐江人陈众为从事，白歙请得喻降临，于是乘单车，驾白马，往说而降之。灊山人共生为立祠，号“白马陈从事”云。

建武四年秋，“光武幸寿春，遣扬武将军马成等击宪，围舒。至六年正月，拔之。宪亡走，其军士帛意追斩宪而降，宪妻子皆伏诛。”欧阳歙任扬州牧正逢李宪“余党”作乱九江郡，他在扬州指挥的军事行动，是荡寇平乱的治安战。

更始帝和光武帝早期的势力范围主要在北方，盘踞于山东半岛和淮水流域的各路军阀横亘在他们和南方之间，因此他们对南方的控制势必薄弱，如新莽末年横行兖、徐二州的东海人力子都“起兵乡里，钞击徐、兖界，众有六七万。更始立，遣使降，拜子都徐州牧。为其部曲所杀，余党复相聚，与诸贼会于檀乡……”更始帝政权只能绥抚这股军阀，但终究难以牢固地统治徐州，遑论更南方的扬州了。再者，天下动乱，南北的人员和物资往来受到极大限制。史载更始元年，“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乱江南者皆未还中土”，更始政权对江南的统治力度和深度必然是有限的。第三，两汉之际扬州的社会经济相比北方仍较落后，新莽荆州牧就曾这样向王莽分析南方地区的形势：“荆、扬之民率依阻山泽，以渔采为业。”王子今认为：“江南物产……在秦及西汉时期，对于社会经济之全局的意义，可能并不重要。”这片土地还支撑不起能与北方争雄天下的割据势力，没有出现如张步、隗嚣、公孙述那般雄踞一方的军阀，所以汉军得之较易，却也因为扬州缺乏一方诸侯对区域内的整合，所以散盗流寇遍布。事实上，庐江郡这般情况并非个例，李忠在建武六年迁丹阳太守，本传言“是时海内新定，南方海滨江淮，多拥兵据土。忠到郡，招怀降附，其不服者悉诛之，旬月皆平”，便是又一例证。上述扬州情势决定了光武帝对扬州军事的部署：其一，无需对扬州大规模用兵；其二，必须恢复扬州的安定和秩序；其三，扬州拥兵有限，屯兵也有限。

最后再来看建武初年两名扬州牧的个人情况：鲍永与光武帝的个人关系谈不上亲近，他不仅不是皇帝的心腹，而且屡屡流露出对故主更始帝的怀念，令光武帝不悦。欧阳歙是汉初从伏生习《尚书》的欧阳生的八世孙，以经学和文治扬名，未尝带兵打仗立军功。结合扬州的情势和扬州牧的人选，可断定扬州牧身居后方镇抚一州，手握的军权有限，其指挥的军事行动也是以剿灭群盗为目的的治安战为主。

3.荆州牧

建武前期的荆州牧与扬州牧的情况类似。光武帝统一战争期间所拜的荆州牧仅见如下史料中：

时江南未宾，道路不通，以憙守简阳侯相。憙不肯受兵，单车驰之简阳。吏民不欲内憙，憙乃告譬，呼城中大人，示以国家威信，其帅即开门面缚自归，由是诸营壁悉降。荆州牧奏憙才任理剧，诏以为平林侯相。攻击群贼，安集已降者，县邑平定。

据“时江南未宾”就能推算出“荆州牧奏憙才任理剧”的年代。荆州除最北端的南阳郡，其余诸郡均位于长江流域及以南。建武五年十二月，“交阯牧邓让率七郡太守遣使奉贡”。《岑彭传》曰：“初，彭与交阯牧邓让厚善，与让书陈国家威德，又遣偏将军屈充移檄江南，班行诏命，于是让与江夏太守侯登、武陵太守王堂、长沙相韩福、桂阳太守张隆、零陵太守田翕、苍梧太守杜穆、交阯太守锡光等，相率遣使贡献，悉封为列侯。或遣子将兵助彭征伐。于是江南之珍始流通焉。”因此“江南未宾”反映的是建武五年前的荆州情势，则“荆州牧奏憙才任理剧”不晚于该年，进而探知光武帝在对长江流域及以南的荆州地区实施有效统治之前，便已早早设置了荆州牧。

荆州缺乏堪与隗嚣、刘永、张步、公孙述等相比的军阀集团，惟有靠近中原的南阳和南郡一带有若干地方军阀。史载，“是时南方尤乱。南郡人秦丰据黎丘，自称楚黎王，略十有二县；董欣起堵乡；许邯起杏：又更始诸将各拥兵据南阳诸城。”其中势力较大者有盘踞在南阳郡中西部的邓奉集团，盘踞在荆州南阳郡西南及南郡西北一带的秦丰集团，以及盘踞在南郡秭归、夷陵附近的田戎集团，这些军阀唇齿相依，所以光武帝对他们的军事打击从建武二年持续到五年。建武元年十月“遣岑彭击荆州群贼”；二年八月“破虏将军邓奉据淯阳反”；十一月“廷尉岑彭为征南大将军，率八将军讨邓奉于堵乡”，岑彭所率八将军为“朱佑、贾复及建威大将军耿弇，汉忠将军王常，武威将军郭守，越骑将军刘宏，偏将军刘嘉、耿植等”；三年四月光武帝亲征，“大破邓奉于小长安，斩之”，约在同时，征虏将军祭遵“南击邓奉弟终于杜衍，破之”。至此，邓奉集团被铲除。建武二年光武帝“遣（吴）汉进兵南阳，击宛、涅阳、郦、穰、新野诸城，皆下之。引兵南，与秦丰战黄邮水上，破之”；三年秋七月命征南大将军岑彭率“傅俊、臧宫、刘宏等三万余人南击秦丰，拔黄邮”；同年，建义大将军朱佑率征虏将军祭遵与秦丰将张成“战于东阳，大破之，临阵斩成”，四年十一月朱佑“率破奸将军侯进、辅威将军耿植代征南大将军岑彭围秦丰于黎丘，破其将张康于蔡阳，斩之”，五年六月，朱佑拔黎丘，获秦丰。至此，秦丰集团被铲除。就在汉军扫灭秦丰集团的同时，五年三月“遣征南大将军岑彭率二将军伐田戎于津乡，大破之”，“遂拔夷陵，追至秭归”。汉军除逐一击破邓奉、秦丰、田戎集团之外，还顺带剿灭了其他小股势力，如扬化将军坚镡与右将军万修击宛城叛军董欣。虽然不能因史料中不见荆州牧而断言它无关军事，但如此多的记述中均不见州牧身影，则可断言州牧在光武帝平定荆州的过程中绝非如诸将军那般的军事统帅，否则，军事统帅这般“主角”在史籍中毫无踪影，用史料缺损或史家漏书这类理由是难以解释的。

4.青州牧

光武政权所置的第一任青州牧，有史可查的是随光禄大夫伏隆一同赴山东半岛绥抚军阀张步的某无名氏：

（建武二年）冬，拜隆光禄大夫，复使于步，并与新除青州牧守及都尉俱东，诏隆辄拜令长以下。隆招怀绥缉，多来降附。帝嘉其功，比之郦生。

光武帝虽置青州牧，但是他在青州的最高代理人实际上是光禄大夫伏隆，这点从任命县道令长的人事权在步隆而不在青州牧便可看出。后来张步杀伏隆再次反叛，光武帝只得派军讨伐张步。不论是招抚还是用兵，史籍中均未言青州牧起了什么作用。

再看伏隆和青州牧等一行前往招抚张步的同时，光武帝对腹心之地三河周边的经略：（一）在东南方，派盖延进攻盘踞梁郡和沛郡一带的军阀刘永。（二）在南方，派岑彭讨伐据守南阳郡淯阳反叛的邓奉。（三）在西方，邓禹西征赤眉不利，派冯异前往并力征讨。（四）在北方，彭宠反叛，攻光武帝幽州牧朱浮，战火波及幽、并二州。八月，光武帝“遣游击将军邓隆救朱浮，与彭宠战于潞，隆军败绩”。上党郡潞县南临壶关，壶关有壶口关和羊肠版，后者系太行山径道，素为兵家要地，战国时苏厉为齐国致赵王书曰：“秦以三郡攻王之上党，羊肠之西，句注之南，非王有已。”《正义》：“太行山阪道名，南属怀州，北属泽州。”此径道过太行山，直通河内郡怀县。彭宠叛军威胁光武帝的腹心之地。（五）河南尹南部的密县农民军和蛮中农民军均未扫灭。《张步传》曰：“是时帝方北忧渔阳，南事梁、楚，故步得专集齐地，据郡十二。”光武帝无暇剿灭同自己有效控制范围尚未接壤的张步集团，所以绥抚是最务实的策略，而且随从伏隆的青州牧也不可能率领大军越过其他军阀和农民军的地盘开赴青州。

为光武帝立下平定青州之功的是建威大将军耿弇和泰山太守陈俊。建武三年七月，汉军攻克睢阳，该城素为兵家必争之地，“襟带河、济，屏蔽淮、徐，舟车之所会，自古争在中原，未有不以睢阳为腰膂之地者。”以睢阳为支点，可以东图青州，南图徐州。四年，光武帝基本扫平了盘踞在梁郡、沛郡等区域的刘永残部，开始对张步集团动手。光武帝拜陈俊为泰山太守、行大将军事。陈俊从泰山郡自西向东进攻张步，“张步闻之，遣其将击俊，战于嬴下，俊大破之，追至济南，收得印绶九十余，稍攻下诸县，遂定太山。五年，与建威大将军耿弇共破张步……时琅邪未平，乃徙俊为琅邪太守，领将军如故。齐地素闻俊名，入界，盗贼皆解散。俊将兵击董宪于赣榆，进破朐贼孙阳，平之。八年，张步畔，还琅邪，俊追讨，斩之。帝美其功，诏俊得专征青、徐。”建武五年讨伐张步的统帅是耿弇，他“率骑都尉刘歆、太山太守陈俊引兵而东，从朝阳桥济河以度”，在祝阿和历下击败张步军，“平四十余营，遂定济南”，复大胜张步于临淄，并降伏张步。通观史书对光武帝讨伐张步集团的记载，未见青州牧起了何种作用。

5.雍州牧

在光武帝政权中有史可查的雍州牧是郭伋。本传载，“更始素闻伋名，征拜左冯翊，使镇抚百姓。世祖即位，拜雍州牧，再转为尚书令，数纳忠谏争。建武四年，出为中山太守”。建武初年的雍州乃是沿袭自新莽州制，平帝元始五年王莽改行十二州制，罢凉置雍，原凉州属下诸郡转隶雍州，敦煌出土写有“敦煌太守章诣使者雍牧治所”（I01141：11号）字样的新莽简牍便可为证。新朝末年，镇戎郡（即西汉的天水郡）隗嚣反叛，击杀雍州牧陈庆，这一期间隗嚣的军事活动范围在天水、安定、陇西等郡，可证诸郡在新莽均属雍州。新朝灭亡后，更始帝也许一度恢复了凉州，前引史料谓其拜郑兴为“谏议大夫，使安集关西及朔方、凉、益三州，还拜凉州刺史”，《后汉纪》亦谓“兴为梁州刺史”（“梁”当作“凉”）。更始帝既亡，继起的东汉在最初若干年又短暂恢复了雍州。雍州最迟延续到建武五年夏，彼时光武帝拜河西军阀窦融为凉州牧，即恢复了凉州。然而碍于史料匮乏，后人对新莽和东汉初年这两个时代的雍州与三辅的关系难以案断。应该说，两者关系不外乎存在两种可能：

其一，雍州包括凉州和三辅。谭其骧等历史地理名家认为雍州包括三辅。若从此说，则必须考察光武帝在平定三辅的过程中所调派的职官。光武帝称帝前，即派邓禹西征关中，“光武筹赤眉必破长安，欲乘舋并关中，而方自事山东，未知所寄，以禹沈深有大度，故授以西讨之略。乃拜为前将军持节，中分麾下精兵二万人，遣西入关，令自选偏裨以下可与俱者。于是以韩歆为军师，李文、李春、程虑为祭酒，冯愔为积弩将军，樊崇为骁骑将军，宗歆为车骑将军，邓寻为建威将军，耿欣为赤眉将军，左于为军师将军，引而西”。邓禹自河东郡向西，攻左冯翊、并州诸郡、京兆尹、右扶风，建武三年受挫于赤眉军，“与车骑将军邓弘击赤眉，遂为所败。”平三辅的另一员统帅是冯异，二年十一月“遣偏将军冯异代邓禹伐赤眉”；三年正月“以偏将军冯异为征西大将军，杜茂为骠骑大将军，大司徒邓禹及冯异与赤眉战于回溪，禹、异败绩”；三年闰月，冯异大破赤眉于崤底，光武帝亲征赤眉于宜阳，赤眉聚众降；同年遣复汉将军邓曅、辅汉将军于匡击败延岑及其他关中军阀，光武帝“诏拜南阳赵匡为右扶风，将兵助异”：四年，冯异在陈仓击破公孙述部将程焉和吕鲔。陈仓是扼守三辅西部的重镇，经此一役，三辅底定。在史籍对这一系列战役的记载中，无从觅得雍州牧的身影，如果东汉初的雍州包含三辅，则按照上文考述荆州牧军权的逻辑，至少可断言雍州牧并非主一州军事的统帅。

当然也不能排除另一种可能：东汉初年的雍州一度仅包括三辅但不包括凉州，即存在雍、凉二州并立的情况。若如此，则建武五年或六年置司隶校尉部，监三河、三辅、弘农七郡如一州，雍州的存续也至晚到此时结束。只包含三辅的东汉雍州，仍适用如上结论，即雍州牧不能主掌一州军事。

其二，雍州包括凉州但不包括三辅。在天凤三年王莽颁行的“保灾令”中，三辅（此时改为六尉）被归入中部二十五郡，不在雍州所属的西方二十郡之列，即新莽雍州仅包含原凉州诸郡而不包含三辅。若光武帝延续了新莽雍州的幅员，如上所考，光武帝的统治范围在建武四年前尚不能覆盖三辅，则雍州牧对悬隔在外的凉州所拥有的权力，不会比前举光武帝派去与伏隆一同绥抚张步集团的青州牧更大。

原则上，“不见诸史料”绝不等同于“历史上不曾发生”，因为存世的史料只是历史的残垣断壁。然而在战事记载相对详尽且多篇纪传有互见的史书中处处失载州牧，就只能说明它在战争中的地位很有限，绝非一州军事统帅。进一步说，纸屋正和指出东汉初年的州牧“尚未确保对郡国守相的强力支配权”，此说至少在军事方面是成立的，而且细绎史料，州牧对郡国军事的支配不仅谈不上“强力”，连“支配权”也不宜夸大。

余论

诞生于新莽改制之烬余的两汉之际的州牧制度，其军权经历了四次削减：一削于更始帝时期，州牧有行大将军事之名，却无一州军事统帅之实，因为它与其他职官分享军权，彼此制衡。二削于建武元年东汉肇立，此后基本停止了新莽延续至更始帝时期的州牧行大将军事之惯例，在战事激烈的州郡，地方军权的重心落在行太守事之将军和带将军号之太守的身上，一般不使将军兼州牧之任，也不赐州牧以将军号，普通州牧在征战中的地位退居边缘；在战事相对缓和的州郡，普通州牧亦无权统领一州之兵，至多指挥属郡二千石在其郡内用兵。三削于建武六年“省诸郡都尉，并职太守，无都试之役”和七年“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地方军被大幅度裁撤，州牧和太守所统郡国兵较之诸将军所统营兵愈发无足轻重。四削于建武十八年复刺史，其回归监察官性质，连秩次也居于郡国守相之下。四次削夺中，以第二次最为根本，既往研究大多认为复刺史才标志着州牧军权被削夺，实则自光武帝建政后，州牧作为一州军事统帅就始终仅是个例而非制度，就此而言，新莽延续至更始帝的州牧军制早在东汉肇立伊始便已发生质变。

另一方面，州牧的军事职责并没有随海内略定而被彻底罢撤，建武十六年（40），“牧守令长坐界内盗贼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愞捐城委守者，皆不以为负，但取获贼多少为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这同前引更始帝凉州牧因“天水有反者，攻杀郡守”被免官是一致的，说明州牧仍需为治安负责。甚至，两年后复刺史也不意味着斩断其与军事的联系，《郭伋传》曰：

十一年，省朔方刺史属并州。帝以卢芳据北土，乃调伋为并州牧。是时朝廷多举伋可为大司空，帝以并部尚有卢芳之儆，且匈奴未安，欲使久于其事，故不召。伋知卢芳夙贼，难卒以力制，常严烽候，明购赏，以结寇心……二十二年，征为太中大夫。

郭伋先后协助骠骑大将军杜茂和扬武将军马成防备卢芳集团和匈奴，其在任的十一年间跨越了州制改革，却不改其备边之任。或谓郭伋在复刺史后继续干预军事只是因人设事的特例，不能视为制度，那么再请看《潜夫论》：

昔孝明帝时，制举茂才，过阙谢恩，赐食事讫，问何异闻，对曰：“巫有剧贼九人，刺史数以窃郡，讫不能得。”帝曰：“汝非部南郡从事邪？”对曰：“是。”帝乃振怒，曰：“贼发部中而不能擒，然材何以为茂？”捶数百，便免官。

此为部郡国从事的上司刺史必须对刺史部治安负责的明证。有责任就必有权力，刺史对郡国的权力就是“窃”，此字读如“察”，即督察郡国剿灭盗贼。这种程度的军权固然不比带将军号的幽州牧朱浮和益州牧岑彭为大，也不比肩负备边重任的并州牧郭伋，甚至不比有权“遣兵”的普通州牧欧阳歙为重，但至少说明刺史仍保有干预地方军事的合法权力。概言之，带将军号和行将军事的极少数州牧有权统领一州之兵，普通州牧最多有权指挥属郡二千石在其郡内用兵，建武十八年后的刺史有权督察属郡二千石用兵，此为光武帝到明帝近五十年间的“盛世”经制，州部军权似磅礴江河缩为涓涓潜流，却没有斩断其对郡国军政的权力。后世学者低估了光武帝在建政伊始对新莽以降州牧军制的削夺，高估了建武十八年复刺史的作用，所谓刺史待和帝以下衰世才重新干预军事的主流观点不符合史实。

（本文原刊《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第38—47页，文中原有注释，引用请务必参考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