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义军系晚唐五代宋初活跃在中国西北地区的重要政治势力。自大中五年(851)唐政府以沙州为中心创设归义军节度使，至1036年沙州被党项所占据，这个先后以藩镇及外藩的形象见载于史籍的政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唐宋之际西北地区的政治走向。在归义军史的研究范畴中，其辖区范围无疑是核心问题之一。以往学术界已经从辖区变化及行政区划的角度，勾画出了归义军在唐宋之际所实际控制的地域。但在实际控制层面之外，归义军的辖区还存在中央法定和境内自称等多重形态。在归义军与中央政府的互动过程中，双方对于归义军的辖区往往存在着夸大和贬低、限制与反限制等各种复杂的关系，其中尤以张氏归义军时期为甚。基于以上考虑，笔者希望在借助学者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多重维度观察唐宋之际归义军的辖区变迁，以期展现辖区盈缩与归义军政局变动之间的内在联系。

一、从沙州起事到张议潮归阙：归义军初创期的辖区

会昌二年(842)，吐蕃赞普朗达玛被刺身亡，吐蕃王朝分裂为分别以乞离胡和微松为首的两大政治势力。与此同时，吐蕃驻守在河陇地区的军事将领尚婢婢、论恐热等人，由于分别拥立不同的赞普，从而陷入激烈的军事对抗。在此形势下，张议潮于大中二年(848)在沙州起事，并于当年收复了邻近的瓜州。为了获得唐政府的支持，张议潮在收复沙、瓜二州后，派遣以僧人悟真为首的使团前往长安。在天德军防御使李丕的协助下，沙州使者在大中五年初顺利抵达长安，张议潮因此获得了沙州防御使的任命。

对于张议潮附唐之初的情况，《(宣宗)实录》载：

(大中)五年，二月，壬戌，天德军奏沙州刺史张义潮、安景旻及部落使阎英达等差使上表，请以沙州降。

在唐代前期的河西政治格局中，沙州并未占据显著的位置。在凉州和甘州先后被吐蕃占领后，永泰二年(766)五月，河西节度使被迫西迁沙州。与此相配合，沙州的行政级别由刺史州升格为中都督府，从而成为河西的政治中心。贞元二年(786)沙州城陷之时，守将阎朝与吐蕃达成了“毋徙它境”的协议，使得随河西节度使西迁至沙州的军民不至于离散。沙州陷蕃后，虽然“州人皆胡服臣虏”，但仍得以“每岁时祀父祖，衣中国之服”。沙州军民自认为是最有资格代表河西的唐朝遗黎。据P.3451《张淮深变文》所载，乾符年间僖宗派遣敕使前往沙州册封张淮深之际，“甘凉瓜肃，雉堞彫残，居人与蕃丑齐肩”，“独有沙州一郡，人物风华，一同内地”。

虽然变文对沙州颇有溢美之词，但沙州作为唐朝河西军民最后的集结地及最后陷蕃之所，到了大中初年又成为河西反蕃起义的策源地，这一尾一首显然并非巧合。不过即使沙州曾长期作为河西的军政中心，但张议潮在控制沙、瓜二州的情况下，仅以沙州降附唐朝的可能性并不大。

作为沙州首个入朝使团的首领，悟真在长安与京城诸大德酬答之际，往往被称为“瓜沙之俊”“瓜沙僧”或“瓜沙州僧”，可见唐政府在擢任张议潮为沙州防御使之前，已经掌握了张议潮实际控制沙、瓜二州的真实情况。P.2748v系天德军防御使李丕上给宣宗的谢表，其中提及张议潮归附之事，即“六人奉河西地图上”。从李丕与沙州首度成功遣使之间的关系，以及P.2748正反面文献均为与悟真相关的内容看，“奉河西地图”进献的应正是悟真使团。由此可见，张议潮遣使降附的区域并非沙州，而是整个河西地区。《(宣宗)实录》中张议潮“请以沙州降”的记载，很可能是宋敏求根据唐朝任命张议潮为沙州防御使的结果，反推其所进献区域的结果。

张议潮在控制沙、瓜二州的情况下以“河西地图”进献，希望继承之前驻节于沙州的河西节度使之政治遗产，力图把自己打造成“河西遗黎”的代表。但总体来看，唐政府对陷蕃地区的态度是非常谨慎的。在沙州陷蕃60余年且与唐中央长期音信不通的情况下，张议潮在大中五年突然派使团携河西地图归附，唐朝君臣对此心存疑虑也是应有之义。此外，自悟真等人离开沙州至抵达长安，共耗时三年。其间沙州反蕃势力的存亡情况，唐中央并不知晓。所以，在张议潮实际控制沙、瓜二州，并以河西地图进献之际，唐政府并未给予其太多的支持，而只是授其沙州防御使，仅辖沙州一州之境。

张议潮在收复沙、瓜二州之后，“次屠张掖、酒泉，攻城野战，不逾星岁，克获两州”。大中四年(850)，张议潮又率兵收复伊州。在完成河西五州的收复后，张议潮派遣以兄长张议潭为首，由押衙吴安正、僧人慧菀等人组成的使团入朝。大中五年十月，张议潭使团到达长安。对于张议潭使团所献之内容，新旧唐书《宣宗纪》《新唐书·吐蕃传》《(宣宗)实录》《资治通鉴》等皆载为十一州图籍。其中，《新唐书》卷八《宣宗纪》、卷四〇《地理志四》更是将张议潮所献十一州的范围明确为瓜、沙、伊、肃、鄯、甘、河、西、兰、岷、廓诸州，也就是之后唐政府所设定的归义军节度使辖区。从地域区划看，上述十一州涵盖了河西的大部及陇右一部，无论是对于旧陇右道，还是分道之后的河西、陇右两道，都并非整体，且非归义军实际控制的区域，故张议潭以十一州图籍入献于理不合。参照之前张议潮遣使进献河西地图的举动看，张议潭使团所献当为《唐会要》卷七一《州县改置下》“陇右道沙州”条所载的“天宝陇西道图经、户籍”。陇右道远非张议潮所能实际控制，其进献陇右道图籍的行为，显然是对实际控制区的进一步自夸。两《唐书》所载张议潮以十一州图籍进献的记载，应系史臣根据唐政府赋予归义军十一州辖区之既定事实倒推其进献范围的结果。

根据《新唐书》卷六七《方镇表四》的记载，归义军节度使辖沙、甘、瓜、肃、鄯、伊、西、河、兰、岷、廓十一州，治沙州。在法定的十一州范围中，由归义军实际控制的仅有沙、甘、瓜、肃、伊河西五州之地。此外，占据西州的回鹘势力曾与张议潭使团联袂入京，此即杜牧《樊川文集》卷二〇《授西州回鹘骁卫大将军制》中所载的“交臂来朝”。河西五州及西州均由降附于唐王朝者实际控制，鄯、河、兰、岷、廓五州则仍为吐蕃部族所占领，所以张议潮对陇右地区只能是虚衔遥领。可能正是出于这样的现实考虑，唐政府在授予张议潮“归义军节度使印”的同时，只是授其“河西道观察使”印，而并未赐予与归义军辖区相配的十一州观察使印。

咸通二年(861)，张议潮率军收复凉州，归义军实际控制的区域变为沙、瓜、甘、肃、伊、凉六州之地，基本上等同于唐前期的河西节度使。在张议潮收复凉州的同时，唐政府利用秦州防御使高骈收复了河州和渭州。相对于宣宗大中朝，懿宗君臣对待归义军的态度发生了重大转变。唐政府不仅未将凉州纳入归义军的法定辖区，也未承认归义军所自称的河西节度使，更是通过新设凉州节度使和秦州节度使的方式，完成了对河陇地区的析置。

《旧唐书·地理志一》略云：

上元年后，河西、陇右州郡，悉陷吐蕃。大中、咸通之间，陇右遗黎，始以地图归国，又析置节度。

秦州节度使。治秦州，管秦、成、阶等州。

凉州节度使。治凉州，管西、洮、鄯、临、河等州。

瓜沙节度使。治沙州，管沙、瓜、甘、肃、兰、伊、岷、廓等州。

《新唐书·方镇表四》“河西”栏咸通四年(863)载：“置凉州节度，领凉、洮、西、鄯、河、临六州，治凉州。”同卷“陇右”栏咸通四年又载：“河、鄯、西三州隶凉州节度。”按照《旧唐书·地理志一》的记载，归义军一度被改称为瓜沙节度使，辖沙、瓜等八州之地。该处的八州之数，显然是在归义军节度使原辖沙、甘、瓜、肃、鄯、伊、西、河、兰、岷、廓十一州的基础上，减去调整至凉州节度使的鄯、西、河三州后所得出的结论。十一州本为彼此连接的整体，但在凉州节度设置之后，由于凉、鄯、临、河、洮五州的阻隔，不仅地处陇右的兰、廓、岷等州与河西之间的地理联系被切断，甚至三州之地也被彼此分割开来。所以，在凉州节度设置后，归义军仍领兰、廓、岷三州的可能性并不大。随着唐政府以三节度分治河陇策略的实施，归义军的辖区当被限制在张议潮所实际控制的沙、瓜、甘、肃、伊五州之地。

虽然归义军的法定辖区在咸通四年至八年(867)之间被控制在五州的范围之内，但张议潮作为归义军节度使领十一州的观念却长久地被沙州军民所继承，成为表现其权力和辖区源自中央授予的重要体现。

要而言之，大中二年起事之后，张议潮在占领沙、瓜二州的情况下，派出使团以河西地图归附唐朝。而宣宗最初只是授张议潮以沙州防御使，控沙州一州之地。在张议潭奉陇右道图籍入唐后，唐政府为归义军设置了地跨河陇的十一州辖区，远超其所实际控制的沙、瓜、甘、肃、伊五州之地。随着凉州及河、渭等州的陆续收复，唐政府通过新置藩镇的方式，完成了对原河陇陷蕃失地的重新分配。在归义军的法定辖区由十一州缩减为五州之地的背景下，出于现实的政治考量，张议潮仍试图将自己打造成为河陇十一州的合法控制者。

二、丢失与收复：张淮深统治期的归义军辖区

在咸通初年唐政府分割归义军辖区以限制其势力发展的背景下，归义军的法定辖区与实际控制区基本吻合。作为归义军节度使的张议潮，虽无法改变辖区缩减的结果，但也并未彻底就范。咸通七年(866)二月，其先后向唐中央汇报已不属于归义军所管的西州及鄯州等地的政情，希望借此展现归义军对河陇地区的控制力。但张议潮的做法显然不符合唐政府以归义军、凉州及天雄军节度分治河陇的初衷。咸通八年二月，受唐政府的征召，张议潮归阙长安，其侄张淮深以留后的身份代掌归义。在了解到唐中央将张议潮长期留置于京师的意图之后，张淮深开始频繁遣使求节，以期获得归义军节度使册封。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张球所撰的P.3425《金光明变相一铺铭并序》，张淮深并未沿用张议潮之前自称河西节度使的做法，而是以归义军节度使继任者的身份自居。张淮深此举应是为了通过承认中央的权威而获得唐政府的信任，以便于节度使旌节的求取。P.3451《张淮深变文》有载：“□从司徒归阙后，有我尚书独进奏。持□河西理五州，德化恩沾及飞走。”其中的“五州”，正可与归义军的法定辖区相对应。由此可见，张淮深所希望继承的正是归义军实际控制且被中央所承认的五州辖区。

虽然张淮深放弃了张议潮之前自称的河西节度使，但并未获得懿宗政府的认可。据S.10602《张议潮奏蕃情表》的记载，在张议潮于长安向懿宗汇报河西的少数民族情况时，仅称张淮深为沙州刺史。张淮深在咸通十年(869)为悟真求授河西都僧统时，也并未使用其在境内自称的“归义军兵马留后”，而是自称“河西道沙州诸军事兼沙州刺史、御史中丞”。很显然，沙州刺史才是张淮深被唐政府所认可的官方身份。张淮深既没有归义军节度使的法定身份，又缺乏其叔张议潮的声望，仅依靠沙州刺史的朝命显然无法真正控制河西五州。所以，随着河西回鹘的兴起以及河西都防御使的设置，归义军的辖区发生了剧烈的变动。

咸通末年至乾符初年，河西回鹘在甘、凉交界地带兴起，并先后从张淮深手中夺得甘、肃、瓜、伊诸州。自乾符元年(874)至乾符五年(878)，张淮深先后利用吐蕃、嗢末、吐谷浑等势力，击溃与归义军为敌之回鹘，陆续收复肃州和瓜州，并在名义上收复甘州。乾符三年(876)，与归义军建立联盟关系的西州回鹘则从河西回鹘手中夺得伊州。但在张淮深收复河西诸州之后，唐政府却并没有将甘州和肃州重新划归给归义军，而通过将凉州节度使改置为河西都防御使的方式，将两州之地划入了河西都防御使辖区。中和元年(881)至四年(884)之间，唐政府曾以翁郜出任甘州刺史，显示了中央政府对甘州所具有的控制力。而河西回鹘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在中和四年前后再度在甘州一带兴起。S.2589《中和四年十一月一日肃州防戍都营田康汉君等状》所载的中和四年十月左右于“甘州左右提道劫掠”的回鹘，以及在S.389《肃州防戍都状》中与龙家等族谈判的回鹘，应均属于此前与归义军长期为敌的回鹘系统。在中和四年回鹘围攻甘州之际，肃州防戍都只是向归义军实际统治者张淮深汇报相关情况，归义军方面并没有给甘州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帮助。吐蕃、吐谷浑、龙家等族撤离甘州后，其地遂为回鹘所实际控制。虽然根据P.2741所载的于阗使臣发往于阗王庭的奏稿，可知迟至光启年间，张淮深曾联合仲云和另一支回鹘，再度攻陷甘州，但很快就由此撤离。由此可见，在唐政府强制分割的背景下，再加上受到自身实力的限制，归义军已经放弃了对甘州的控制意图。与此同时，归义军对肃州的态度却与甘州存在明显的差异。

在归义军设置之初，肃州属于其十一州辖区之一。乾符初年，随着河西都防御使府的设置，肃州和甘州脱离了与归义军的隶属关系。对于更接近归义军实际控制区的肃州，归义军的态度与对待甘州有明显的不同。P.T.1190v《乾符年间(874—879)肃州牒》为肃州防戍都上给张淮深的牒文，文书钤有“肃州之印”。牒文中提及肃州因守城士兵不足，故肃州防戍都请求归义军派兵二百人予以援助。通过文书的内容，明确可知肃州在被划归河西都防御使府的情况下，仍附属于归义军。此外，根据S.389《肃州防戍都状》的记载，虽然肃州防戍都的军将接受了崔大夫所任命的肃州防御使，但在崔大夫执意要求肃州军将将“本州印”交付凉州防御使之际，肃州军将索仁安却私底下将“本州印”交给了氾建立。肃州防戍都不仅将崔大夫在肃州的活动情况向张淮深做了详细的汇报，而且据P.2937P1《光启三年酒司判凭四件》所载，氾建立到了光启三年仍然以肃州使的身份前往沙州。所以，肃州虽然在名义上隶属于河西都防御使及之后的河西节度使，但其在很大程度上仍听命于归义军，属于归义军的势力范围。其后，在甘州龙家撤至肃州，形成所谓的“肃州家”势力后，肃州仍与归义军保持着依附关系。

昭宗即位之后，张淮深终于获得了唐中央所授予的节度使旌节。据日本京都有邻馆所藏敦煌文献的记载，文德元年(888)十月十五日，以押节大夫宋光庭、副使朔方押衙康元诚为首的20人使团抵达沙州，对张淮深进行节度使册封。不过，唐政府授予张淮深的并非归义军节度使，而是沙州节度使。与“沙州节度使”所配套使用的乃“沙州观察使印”，可知沙州节度使的法定辖区已非之前的十一州或五州辖区，而仅为沙州一州之地。由于伊州此时为西州回鹘所占据，甘、肃二州也已经被划归河西都防御使，故上述三州被排除在沙州节度使辖区之外尚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但瓜州被排除在沙州节度使辖区之外的做法，却显得颇不寻常。

由于地域上的密切关系，瓜州长期以来都是归义军最核心的州级政区之一。河西回鹘在乾符三年之际从归义军手中夺得瓜州，但在次年十月，张淮深就亲率大军东征，从而顺利收复瓜州。在再收瓜州之后，张淮深派遣了以阴信均为首的贺正使团前往长安，展开了新一轮的求节活动。虽然此次请节活动并未成功，但唐政府不仅颁发敕牒并为张淮深赏赐“寄信匹段”，还将其检校官由散骑常侍晋升为检校户部尚书。由于瓜州原属归义军的势力范围，而且是张淮深率军从回鹘手中收复，所以瓜州刺史索勋的任命是由张淮深向中央政府求授的。在张淮深牢固控制沙、瓜二州的情况下，唐政府不仅未授予其归义军节度使，更是将沙州节度使的辖区限制在沙州一地。唐政府对张淮深的压制，影响到了沙州政权的稳定。大顺元年(890)二月，归义军内部爆发动乱，张淮深举家被杀。

简而言之，在张议潮入朝之初，归义军的辖区被限定在了河西五州。虽然代张议潮掌管归义军的张淮深只具有沙州刺史的法定身份，但其在归义军内部往往坚持宣称具有对河西五州的控制权。在咸通末、乾符初河西回鹘兴起后，河西诸州先后被回鹘所占领，随后又被张淮深率军次第收复。在此背景下，唐政府通过将凉州节度使改置为河西都防御使的方式，将甘、肃二州划入了河西都防御使的辖区。由此，也就形成了张淮深实际控制沙、瓜二州，间接控制肃州的政治格局。昭宗即位之后，派遣使者前往沙州，册封张淮深为沙州节度使，但其所实际控制的瓜州却被排除在法定辖区之外。唐政府的举措恶化了沙州的政局，从而引发了归义军内部的政治动荡。

三、从西北边镇到独立王国：唐末及金山国时期的沙州政权疆域

以张淮深被杀为发端，归义军变乱迭起，张淮鼎、索勋、张承奉在唐末相继掌管归义军。后梁篡唐之后，张承奉依托归义军辖区建立起了西汉金山国，并以金山天子自称，归义军也由地方藩镇演变成为独立的地方政权。虽然归义军政权在唐末的实际控制区变化不大，但唐政府所授予的法定辖区却发生了较大的变动，并对金山国时期的对外政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乾宁元年(894)，李氏家族在诛杀节度使索勋、扶立张承奉之后，为了歌颂自身的功绩，以李明振的口吻在莫高窟第148窟树立了《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碑。该碑碑末有三人的题名：

□□□□□□□□敕封宋国……□伊西等州节度使兼司徒张淮深

妻弟前沙瓜伊西□河节度使检校□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张淮□

……沙州□□刺史兼□……西等州节度使兼御史大夫□□□

其中，被记做“妻弟”的“张淮□”为张淮鼎，第三人则为李氏政变成功之后所拥立的张承奉。根据三者的题名，可知其所自称的辖区中均应包括沙、瓜、伊、西四州。《旧唐书》卷二〇上《昭宗纪》载，光化三年(900)八月己巳，“制前归义军节度副使、权知兵马留后、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监察御史、上柱国张承奉为检校左散骑常侍，兼沙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归义节度、瓜沙伊西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张承奉在光化三年得到归义军节度使及瓜、沙、伊、西四州观察使的册封，而在此前六年所立的《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中就已经记载归义军节度使具有上述四州的管辖区，这显然并非巧合。由此可见，《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中所记载的归义军辖区，应源自唐中央对张承奉之前某任节度使的册封。

张淮深在获得节度使册封时仅得一州之地，故归义军四州辖区的获得与其并无关联。大顺元年，张淮深被杀，张议潮之子张淮鼎获得了归义军的实际控制权。S.329v《儿郎伟》有载：“大夫家门鼎族，阀阅历代称贤。今旦万人极美，请下龙节威权……但愿表章平善，早到天子案前，开封读之一遍，便赐龙节旌旃。若到秋初夏末，天使便到西边。”这位向唐王朝遣使求节的大夫，应就是在张淮深被杀后，以“节度兵马留后使”的身份掌管归义军的张淮鼎。为了获得唐政府的承认，张淮鼎一方面自称“敕归义军节度兵马留后使”，另一方面派遣使者前往长安求节。在自称留后期间，张淮鼎沿用了唐政府此前赐予张淮深的“沙州观察处置使之印”。虽然在《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中，张淮鼎被记做“沙瓜伊西□河节度使检校□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但他只是在卒后才被追赠为检校户部尚书，其生前并未获得唐政府的授节。所以，《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中对于张淮深和张淮鼎曾统领沙、瓜、伊、西等州的记载，显然属于李氏家族在事后的追记。

据《河西道归义军节度索公纪德之碑》所载，景福元年(892)九月底，瓜州刺史索勋“特奉丝纶”，被唐政府任命为归义军节度使。对于索勋被授予的官衔，莫高窟第9窟、第98窟、第196窟的供养人题记中均有记载。其中，莫高窟第196窟甬道北壁第一身索勋供养人题记在述及索勋官衔的同时，保留了归义军的法定辖区：

敕归义军节度沙瓜伊西等州管内观察处置押番落营田等使守定远将军检校吏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巨鹿郡开国公食邑贰千户实封二百户赐紫金鱼袋、上柱国索勋一心供养。

第196窟的窟主为何法师，该窟建成的时间应在景福二年(893)至乾宁元年之间。归义军节度使索勋所统领的沙、瓜、伊、西四州，应该就是唐政府授予归义军的法定辖区。唐政府很可能是看到了长期不为张淮深授节及对其极度压制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所以在册封索勋为归义军节度使的同时，将归义军的辖区由之前的沙州一州之地扩充为沙、瓜、伊、西四州。

乾宁元年，在李氏家族诛杀索勋后，张承奉被拥立为归义军节度使。根据《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的记载，李氏家族发动政变后，随即派出了以曹光为首的使团前往长安，汇报诛杀索勋的具体情况。在P.3552《儿郎伟》中，沙州军民祝愿使团“人马保之平善，月初已到殿前。圣人非常欢喜，不及降节西边”；与此同时，据《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的记载，唐政府确实也曾为此派遣由内常侍康克珣、副使师齐珙、判官陈思回等人组成的使团前往沙州。虽然唐政府此次遣使并未给予张承奉节度使册封，但还是授予其“归义军节度副使、权知兵马留后”的任命，其被授予的法定辖区仍然是唐政府授予索勋的沙、瓜、伊、西四州。此外，碑文中记载唐政府在册封张承奉之余，李弘愿出任了沙州刺史兼节度副使，李弘定出任瓜州刺史、墨离军押蕃落等使，李弘谏出任甘州刺史。对于李弘谏在甘州之政绩，碑文明确记载为“洎分符于张掖，政恤惸孤；布皇华于专城，悬鱼发咏”。上述记载似并非虚指。唐政府在凉州等地政局动荡之际，曾调派王景翼、康通信等多位出身于归义军的人员前往凉州任职。在甘州被回鹘实际控制的情况下，唐政府以掌控归义军实权的李氏家族一员出任甘州刺史，以对甘州回鹘进行约束，或不失为一种合理的推测。不过，虽然李弘谏得以出刺甘州，但甘州和肃州一样，均属于河西都防御使的法定辖区。所以李氏家族在乾宁元年立碑之际，并未将甘州和肃州纳入归义军节度使自称控制的范围。光化元年之前，李弘谏已由甘州离任并返回沙州。在乾宁四年(897)二月至光化元年(898)之间建成的莫高窟第9窟中，李弘谏供养人题记的职衔已变为“朝散大夫、沙州军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此外，据S.1177《金光明最胜王经》题记，光化三年六月九日李明振妻张氏曾为“亡男使君、端公、衙推”等“三郎君”写经荐福，可见此前包括李弘谏在内的三位李氏成员已经被张承奉清除。

乾宁元年曾有唐中央的使臣来到沙州，且P.3101《书仪·贺天使平善过路》有“天使进发，已达五凉，道路无危，关河晏静”的记载，可知李氏执政时期归义军与甘州回鹘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到了张承奉真正掌权之后，归义军与甘州回鹘的关系却急剧恶化。据P.4044《归义军节度使帖》，为了与甘州回鹘“结耗(好)和同”，张承奉派遣甘州使头及兵马使曹某等人前往甘州出使。对于此次出使，张承奉极为重视且谨慎，要求使团成员“但取使头言教，不得乱话是非。沿路比此回还，仍须守自本分”。S.3905《唐天复元年(901)十二月十八日金光明寺造窟上樑文》则载：“猃狁狼心犯塞，焚烧香阁摧残。合寺同心再造，来生共结良缘。”对于文中的“猃狁”，学界多认为即甘州回鹘，也就是说在天复元年之前不久，甘州回鹘曾派兵侵犯沙州。由此可证，随着张承奉对李氏家族势力的清除，归义军与甘州回鹘的关系由之前的正常交往演变为彼此敌对。

此外，虽然西州名义上隶属于归义军，但实际上西州回鹘为独立的政权，并不在归义军的控制之下。自乾符三年开始，伊州也脱离了归义军的实际控制。在张淮深及之后的张淮鼎、索勋等人统治时期，归义军与西州回鹘保持了较为密切的关系，故并未对伊州采取收复的举措。到了张承奉统治时期，很可能是受到了唐中央授予伊、西二州观察权的鼓励，归义军开始实施向西拓展领土的军事经略。天祐二年(905)，张承奉派遣罗通达等人率军讨伐楼兰地区，收复了屯城、石城以及新城、萨毗、蒲桃等城，并在石城设置石城镇。S.4654《罗通达邈真赞并序》记载罗通达在楼兰“地收两城”之后，又“回剑征西，伊吾弥扫”；P.3718《张良真邈真赞并序》则记载赞主在“权机决胜，获收楼兰三城”之后，曾“敌毳幕于雪岭之南，牵星旗于伊吾之北”。P.3718《阎子悦写真赞并序》亦载：“决胜伊吾之前，凶徒胆裂。”但正如学者所说，归义军虽然在楼兰有所斩获，但并未收复伊州，该地仍属于西州回鹘的势力范围。

总的看来，索勋继任后，在实际控制沙、瓜二州的情况下，其被授予观察沙、瓜、伊、西四州的权力。索勋被杀后，李氏家族在对自家功绩进行歌颂时，将因索勋获得的瓜、伊、西三州辖区追加给了张淮深及张淮鼎。与此同时，李弘定出任瓜州刺史、李弘谏出任甘州刺史，从而形成了归义军实际控制沙、瓜二州，间接控制肃州和甘州的局面。在张承奉清除李氏家族的过程中，归义军与甘州回鹘的关系破裂，其对甘州的控制也就无从谈起。张承奉获得节度使册封后，归义军的法定辖区仍然保持在沙、瓜、伊、西四州之地。可能是受到唐政府将伊、西二州划入归义军辖区政策的鼓励，张承奉意图向西开拓疆土。虽然归义军通过战争控制了楼兰诸城，不过随着征讨伊州战役的最终失利，归义军的辖区重新回归到实际控制沙、瓜二州，间接控制肃州的格局。

四、走进外藩时代：五代宋初的归义军辖区

后梁乾化四年(914)，曹议金取代张承奉，成为归义军的实际统治者。由于与中原政权的交往受到了甘州、凉州等地少数民族势力的阻隔，归义军实际上已经演变为所谓的外藩。根据学者研究，归义军自曹议金之后，历曹元德、曹元深、曹元忠、曹延恭、曹延禄等，基本保持了二州六镇的辖区。其中，归义军东部辖区维持在新城、新乡、雍归、会稽及玉门军一带；西部则失去了金山国所恢复的石城镇，控制的疆域不越玉门、阳关两关。如果深入到历史的细部，可知在曹议金击败甘州回鹘后，不仅彼此之间的地位发生升降，归义军所自称的控制区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根据P.3633v《龙泉神剑歌》的记载，金山国曾与甘州回鹘在肃州的金河东岸展开激战。对于这场战斗，冯培红、白玉冬推测系金山国进攻甘州回鹘。但正如荣新江所言，据诗文中“金风初动虏兵来”之“来”字，可知是甘州回鹘西侵，金山国列阵迎战。此外，细读诗文的内容，可知所谓的“祁连山下留名迹，破却甘州必□迟”，其实与“东取河兰广武城，西取天山瀚海军”相类似，均属于鼓舞人心的口号，并非张承奉真正采取了针对甘州等地的军事经略。金河之战失利的直接后果，就是甘州回鹘得以兵临沙州城下。既然金山国将抵御甘州回鹘的战线设置于金河东岸，也就证明此时金河之西的肃州地区仍在金山国的势力范围之内。此外，P.3556《府君庆德邈真赞并序》记载赞主曾“运张良之计，东静金河；立韩信之谋，北清玉塞”。该件文献没有确切的纪年，但有赞主在此后参与曹议金征伐甘州回鹘之役的记载。虽然我们尚不能确定庆德“东静金河”是否就是指金山国在金河东岸抵御甘州回鹘的战斗，但作者把金河视为金山国或归义军的重要防线，这也就证明金河之西的肃州归属于沙州所管。

为了打通归义军与中原政权之间的道路交通，曹议金于后唐同光二年(924)秋冬至同光三年初发动了针对甘州回鹘的战争。但就在归义军于甘州击败回鹘的次年，甘州回鹘发动了针对肃州的侵扰，即P.4011《儿郎伟》所载的“不经一岁未尽，他急逆乱无边。准拟再觅寸境，便共龙家相煎”。在曹议金派遣大军先后在玉门和肃州击溃侵扰的甘州回鹘后，作者祝愿“善神”能护佑归义军的疆域。P.3718《薛善通邈真赞》则将曹议金在肃州击败回鹘，视为再次收复肃州。综合种种迹象，可见在同光之际的归义军军民心目中，肃州显然仍属于归义军的辖区范围。

《浙藏敦煌文献》第114号藏文文书(浙江省博物馆编号089)提及肃州领主及其属民曾背叛归义军令公曹议金，尔后被镇压，故再度向曹议金宣誓效忠。根据荣新江对归义军节度使称号的考订，该件文书应作于曹议金称令公的928—931年之间。也就是说，在曹议金击败甘州回鹘，重新获得对肃州的控制权之后不久，肃州曾短暂脱离归义军的控制。P.T.1189《肃州领主司徒上河西节度天大王书状》作于曹议金称大王(931—935)的早期，为肃州当地部落首领写给曹议金的书状文书。文书记载右翼部落首领与达怛、仲云、甘州回鹘在肃州大云寺盟誓，约定“今后不可在西面的(上方的?)沙州方面出马扬鸣。若有密行暗渡或急备鞍马在沙州方面掠夺者，子为诛父，弟行戮兄”。此外，该件书状还记载肃州领主司徒自称“卑职”，并明确指出“已遭破损的这个边境(即肃州)”为“主人大王之城”。如此，可证曹议金统治时期，肃州曾遭受甘州回鹘的侵扰，也曾有主动背离归义军的举动。但经过归义军数次出兵讨伐，肃州又重新成为归义军的属地。

随着甘州回鹘和归义军势力的升降，肃州最终由归义军倒向甘州回鹘一方。由此，归义军的东部防线也逐渐内缩，雍归、悬泉、会稽等军镇成为归义军抵御来自甘州及肃州方向侵扰的重镇。作于962年的P.2155v《弟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致甘州回鹘可汗状》提及甘州回鹘的部众曾前往雍归镇及悬泉镇劫掠，而肃州的部落肃州家也曾经作为向导，引领达怛侵扰瓜州和会稽镇。对此，曹元忠只能请求甘州回鹘可汗“细与寻问，勾当发遣”，这也证明归义军对于瓜州之东的地区失去了控制能力。P.3272v《丁卯年(967)正月廿四日甘州使头阎物成去时书本》则记载甘州回鹘“令宰相密六往肃州再设咒誓，自今已后，若有贼行，当部落内随处除剪”。甘州回鹘的宰相到肃州主持盟誓仪式，并为当地的部落设立行事规范，可证此时肃州已经成为甘州回鹘的势力范围。

总的看来，曹氏归义军在西部疆域方面并没有什么作为。在东部地区，曹议金则先后发动过针对甘州回鹘和肃州的战争。曹议金首度出兵目标为甘州回鹘的牙帐所在，成功迫使其降附于归义军；次度出兵，则在肃州城下再败回鹘，从而维持了归义军在肃州的统治权。曹议金卒后，归义军的势力有所衰减。与此相适应，肃州最终脱离归义军的控制，从而形成了曹氏归义军实际控制沙、瓜二州的局面。

以往学者多认为曹议金在贞明四年(918)获得了后梁的节度使册封，但据杨宝玉和吴丽娱新近的研究，曹议金虽然在后梁时期多次派出朝贡使团，但均未能成功朝梁。直到同光二年五月，在朔方节度使韩洙的协助下，曹议金才获得后唐庄宗的正式承认。《册府元龟》卷一七〇《帝王部》“来远门”记载了曹议金于同光二年所获职衔的全称，即“简较(检校)司空、守沙州刺史，充归义军节度、瓜沙等［州］观察处置管内营田押蕃落等使”。根据后唐授予曹议金的使职，可知庄宗为归义军设定的辖区正是沙、瓜二州。后周显德二年(955)五月，曹议金之子元忠被册封为归义军节度使。在曹元忠被册封为节度使并被赐印的同时，掌管瓜州的曹延恭则被任命为瓜州团练使，同时也得到了赐印。对于此时瓜州与归义军的关系，《太平寰宇记》卷一五三《陇右道四》“沙州”条载为：“瓜州团练使仍旧隶沙州，以归义军节度观察留后曹元忠为节度使，以知瓜州军事曹元恭为瓜州团练使，仍各铸印以赐之，皆旌其来王之意也。”虽然后周政府册封曹元(延)恭为瓜州团练使，但仍然承认瓜州为归义军节度使所管的既成事实。对于后周赐予曹元忠的节度使新铸印，学者指出即“归义军节度使新铸印”；而与该节度使印相配套的观察使印，则为“瓜沙等州观察使新印”。由此可证，后周政权所承认的归义军辖区仍为沙、瓜二州之地。

北宋建立后，控制沙州和瓜州的曹元忠、曹延敬父子积极遣使中原。建隆二年(961)十一月，归义军使团抵达东京。建隆三年(962)正月，宋太祖命曹元忠“依前检校太傅，兼中书令、使持节沙州诸军事、行沙州刺史，充归义军节度使、瓜沙等州观察处置管勾(内)营田押藩(蕃)落等使”。太平兴国五年(980)闰三月辛未，曹元忠去世的消息传到开封；四月丁丑，曹延禄得到了节度使册封。由此可见，虽然出现了周、宋的朝代替嬗以及北宋政治格局自身的演变，但归义军节度使的法定辖区却并未发生变化。

相对于曹氏归义军时期较为稳定的实际控制区和法定辖区，其所宣称的辖区却有较大的变化。在曹议金控制归义军政权之后，其最开始自称的称号为河西节度使，并未提及归义军所控制的疆域范围。但在莫高窟第98窟供养人题记中，曹议金的称号突变为“河西陇右伊西庭楼兰金满等州□□□□、观察□(处)……”。从该称号来看，归义军所自称控制的疆域有了巨大的变化。莫高窟第98窟最后绘成的供养人像完工于同光三年六月前后，也就是曹议金征讨甘州回鹘之役后不久。虽然曹议金宣称统领河西、陇右以及伊、西、庭、楼兰、金满等州，成为名义上统领河陇及西域各地的统治者，但实际上在其当政期间，归义军并未有任何针对西州回鹘或出击西域的军事举措，其注意力集中在东部的肃州及甘州地区。曹议金之所以宣称控制伊、西、庭、楼兰、金满等州，或许与其此前击败甘州回鹘有关。据笔者研究，甘州回鹘应源自安西回鹘。安西回鹘发生动乱之后，庞特勤的后裔流散到河西东部的甘、凉一带，最终建立了甘州回鹘政权。虽然已经有了新的栖息地，但其一直在使用表示掌管西域伊、西等州在内的原安西回鹘可汗印章。所以，曹议金所自称的辖区中的河西、陇右，应源于张议潮时期归义军所获得的河西、陇右辖区；伊、西、庭、楼兰、金满等州，则因为甘州回鹘仍然自称享有对西域地区的管辖权。在归义军击败甘州回鹘后，归义军也就在名义上获得了对西域诸州的控制权。

与此同时，敦煌邈真赞中有多篇将曹议金记为河西一十一州节度使的记载。P.4638《曹良才邈真赞并序》载：“公讳厶乙，字良才，即今河西一十一州节度使曹大王之长兄矣。”曹良才，即曹仁裕，卒于后唐清泰二年(935)正月。P.4638《曹夫人宋氏邈真赞并序》载：“夫人者，即前河西陇右一十一州节度使曹大王之夫人也。”宋氏卒于曹元德称司空的935—936年间。P.3882《□元清邈真赞》则载：“府君讳元清，字大静，即前河西一十一州节度使、承天托西大王曹公之亲外甥也。”在曹议金之前，虽然张淮深、张淮鼎、索勋、张承奉等人曾有河西节度使或归义军节度使的自称，但在职衔中明确记载统领十一州的唯有张议潮。曹议金掌握归义军以后，有意凸显其与张议潮的联系。在其所开凿的莫高窟第98窟中，即有“故外王父前河西一十一州节度管内观察处置押蕃落支度营田等使”张议潮的题记。

值得注意的是，记载曹议金为河西一十一州节度使的几篇邈真赞，其赞主均为曹议金的亲属。通过“河西一十一州节度使”这一此前特指张议潮的称号，不仅可以建立起曹议金与归义军创建者张议潮的联系，死者更是通过曹议金这一中介，取得与张议潮的间接联系。此外，通过利用唐王朝所授予的十一州辖区，归义军与册封曹议金为节度使的后唐政权之联系也得以建立。

随着归义军势力的衰弱，曹议金卒后所继任的归义军节度使，所自称控制的区域均为沙、瓜二州。在莫高窟第55窟中，对曹议金仍然保留了“敕河西陇右伊西庭楼兰金满等州节度使检校太尉兼中书令托西大王”的称号，但继曹议金出任节度使的曹元德被记做“敕归义□节度瓜沙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等□检校太□(尉)□□御史大夫”；曹元深为“敕受忠顺安远功臣归义军节度瓜沙等州……”；曹元忠为“窟主敕推诚奉国保塞功臣归义军……”。莫高窟第454窟窟主为曹延恭，甬道南壁共有四身归义军节度使的画像，分别为曹议金、曹元忠、曹延恭、曹延禄。其中，曹议金的供养人题记为“皇祖敕河西陇右伊西庭楼兰金满等州节度使检校侍中兼中书令□□□(托)西□(大)□(王)讳议金”；曹延恭的职衔则为“敕归义军节度瓜沙等州观察处置□(管)□(内)营□(田)□(押)□(蕃)□(落)等□□□中书令谯郡开国公”。与第55窟的情况相似，第454窟中曹议金题记中的所谓“河西陇右伊西庭楼兰金满等州”显然属于一种沿用，曹元德和曹延恭供养人题记中的瓜、沙二州，才是曹议金之后归义军一以贯之所宣称控制的辖区。

简而言之，曹议金统治时期，一方面通过遣使后唐，获得了节度使册封；另一方面，通过征伐甘州回鹘，重新获得肃州的控制权并迫使甘州回鹘屈服。因为取得了甘州之役的胜利，曹议金所宣称的疆域远远大于归义军实际控制区。在曹议金之后，肃州最终倒向了甘州回鹘一方，归义军实际控制区和自称辖区最终定型为沙、瓜二州。受到凉州六部蕃部及甘州回鹘的阻隔，对于五代及北宋政权而言，归义军的内附只能起到显示政治繁荣局面的作用。正是因为夸耀或者限制归义军已经没有实际意义，所以自后唐开始，中央政权均是以归义军的实际控制区作为其辖区设定的依据。

五、结论

大中五年张议潮先后以河西道及陇右道图籍入献，唐政府则先后授其沙州防御使及归义军节度使之职。随着宣、懿的替代以及河陇政局的演变，懿宗君臣通过在河陇增置藩镇的方式，完成了对归义军辖区的调整。受到回鹘崛起于河西的影响，归义军的控制区在僖宗乾符年间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虽然张淮深最终获得了节度使册封，但归义军的辖区却被限制在沙州一州之地。在索勋当政期间，归义军的法定辖区由沙州扩充为沙、瓜、伊、西四州之境，并为张承奉所继承。张承奉有意恢复归义军的疆域，不过在东、西两方回鹘势力的限制下，归义军辖区重新回归到实际控制沙、瓜二州，间接控制肃州的格局。五代时期，归义军辖区中最大的变数是摇摆于归义军与甘州回鹘之间的肃州。与较为稳定的实际控制区相比，归义军自称的辖区在曹议金时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曹议金所自称的河陇及西域辖区，一部分源自张议潮，另一部分源自曹氏针对甘州回鹘的征伐。由于五代及北宋无意对河西西部地区进行经略，所以自后唐开始，归义军的实际控制区成为法定辖区的现实依据，其自称的辖区也终于与两者趋于一致。总的看来，相对于归义军节度使的姓氏以及官称变化等标准，辖区变迁为归义军史的时代划分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

（本文原刊《中国史研究》2021年第4期第110-127页，文中原有注释，引用请务必参考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