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物产是人们赖以生存的重要经济资源，包括天然土产之物，以及利用土产原料加工而成的各类人工制品。从最为基础的谷类、果类、木类、竹类、石类等，到一地特有的药材、禽鸟、山珍、水产等，无一不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为基础的生存资料。中国幅员辽阔，跨越多个气候带，各地物产也颇不相同，“九州土宇，万国山川，物产殊宜，风化异俗”。中国各区域间日常生活方式存在很大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各地物产资源不同造成的。因此，收集并汇总各地物产信息，积累丰富的物产知识，对人们的经济生活有重要的帮助，也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必然要求。

中国古代记述物产信息的文本载体多种多样，主要包括正史《地理志》《食货志》、历代农书、字书、词书、本草经、私撰地记、地理总志、方志、图经、笔记小说等。其中专门记述一地所产物品的专志称为物产志，主要包括两种形式，一种为地方志中的《物产志》，一种为单独成书的物产专志，后者是本文讨论的对象。

在具体研究中，物产学与名物学是两个比较容易混淆的概念，本文先进行界定：物产学与辨物识物的名物学最大的区别在于需要依附地理以提供产地信息。部分笔记小说、字书词典中也载有大量物名，但是因为缺少产地说明，只能划分入杂考杂录的名物学范畴，很难称作是物产著作。

物产专志是记述物产比较集中、非常具有参考价值的专著。它的出现并非一蹴而就，中间经历了漫长的知识积累和学科细化的过程，但是这一过程较少引起学界的探讨。本文将考察中古时期物产专志的产生原因及其早期撰述形态、重要特征，并通过对比不同时期、以不同方式命名的物产专志之间所共有的写作精神，探讨这类著作在唐后的发展流变问题。

二、早期物产信息记述方式的不足

早期物产信息散布在各类文献中，未形成专志。这种记述方式具有一些不足之处。

第一，信息分散且记述简单。《诗经·鲁颂·泮水》中“憬彼淮夷，来献其琛。元龟象齿，大赂南金”，《魏风·汾沮洳》中“彼汾一方，言采其桑”，《管子》中“楚有汝、汉之金，齐有渠展之盐，燕有辽东之煮”，《荀子》中“宛钜铁釶，惨如蜂虿”等类似记载，实则都是早期珍贵的物产信息，只是偏于零碎。《禹贡》《周礼·职方氏》《尔雅·释地》《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几篇的物产信息相对集中，但描述比较简单。《禹贡》以定九州贡物的方式提及四方物产，如兖州贡漆、丝，青州贡盐、、枲、铅、松、怪石等；《职方氏》也在划定九州区域时提及每州最重要的土产，如豫州之利为林、漆、丝、枲，青州之利为蒲、鱼，冀州之利为松、柏等。《禹贡》《职方氏》这两部分内容又被《汉书·地理志》承袭，成为其中物产记述的主要史料来源。除此之外，《汉志》又在某些郡县下注明“盐官”“铁官”“工官”“服官”等，以此来体现一地物产，但仅局限于部分经济价值高、隶属官营的品种。《史记·货殖列传》是一篇描述全国风俗和经济的专记，它以附带的手法记述了每一区域内的重要物产，如龙门、碣石以北的马、牛、旃裘、筋角，江南的楠、梓、珠玑、玳瑁、丹沙、齿革，巴蜀的竹、木、姜等。上述文献中的物产信息都比较零散，未形成专篇。

第二，产地信息比较模糊。《尔雅》《广雅》《释名》都提及不少物名，但多为名物训释，缺少产地标注。《尔雅》中的物产记述主要集中在《释地》篇，如称东南美物有会稽竹箭，西南美物有华山玉石等，此外《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兽》《释畜》等篇中所提多缺少产地信息，直到郭璞注和邢昺疏另外标明“此物某地亦呼为某”，方能婉转透露部分。

综上所述，在物产专志产生之前，物产信息镶嵌式地分散在各类文献中，偏于零碎和过简。

三、“异物志”：中古物产专志的主要撰述形式及其特点

中古时期一批冠名“异物志”的著作集中出现（见表1），标志着物产专志的诞生。这类著作肇始自东汉末年，全盛于六朝，余波流及唐末，成为中古物产专志的主要撰述形式，具有五个突出特点。

第一，地域明确。现有佚文可辑的“异物志”，除《凉州异物志》一种涉及河西走廊和西域地区外，其余多记述南方边地，地域涵盖今浙江南部、江西南部、四川南部、湖南、福建、贵州、广东、广西、云南甚至南亚、东南亚地区，属于中古新探知的边缘地区。单种“异物志”的地域指向也比较明确，通常在书名中就已直接反映，其记述范围与题名标注基本是吻合的。

第二，内容专门。不同于中古时期其他博物类杂记和杂考杂录类著作，“异物志”是区域物产专志，几乎不涉及其他内容。考察中古岭南地区另外几种私撰地记，如晋裴渊《广州记》、晋刘欣期《交州记》、刘宋沈怀远《南越志》等，除物产外，还掺杂了大量历史掌故、山川风物、古迹名胜、先贤耆旧等内容。“异物志”的内容比较单一，主记物产，少量涉及边地民族事宜。郑樵《通志·艺文略》将历代地理书籍划为十类，各家“异物志”皆属“方物类”。王应麟《玉海》将地理书划分为“地图”“山水”“都邑”等类，“记物”单列一类，主收“异物志”：“记述异物则有《临海》《交州》《南州》《扶南》《凉州》《京兆诸郡土俗物产》及陈祈畅之《志》。”上述分类方法都是由“异物志”内容专门这一特点决定的。

第三，记述细致。不同于早期文献仅提物名的行文方式，“异物志”含有详细的描述性文字。个别几种“异物志”还配有用四字韵文写成的赞语，生动活泼，饶有趣味。《凉州异物志》除赞语外还有注文，如“罗阇”一物的注文称“（高昌）郡人呼粥”。之所以采用这种写作方式，是因为“异物志”所记对象大多为中原人士不熟悉的边地特产。如“槟榔”在司马相如《上林赋》中仅提及其名“仁频”，李善注称：“《仙药录》曰：仁频，一名椶，然仁频即槟榔也”，《荆扬已南异物志》则对槟榔有详述：“槟榔树，高六七丈，正直无枝，叶从心生，大如楯，其实作房，从心中出，一房数百实，实如鸡子皆有壳，肉满壳中，正白，味苦涩，得扶留藤与古贲灰合食之，则柔滑而美，交趾、日南、九真皆有之。”此外，珊瑚、琉璃、火齐、荔枝、椰、龙眼、䴔䴖等大量在两汉文献中仅提及名称的物产，其物理性状在“异物志”中都得到了具体阐释。

第四，追求科学精神。“异物志”对许多植物、动物、矿物的认知水平，即便以现代学科知识来衡量，也是经得起考验的。如记载榕树不能自立根本，需要攀附他物而生；甘蕉（香蕉）枝干高大却实为草本植物；马六甲海峡底部多磁石，不利于船只航行等。无不充满了追求科学的精神。当然，在今人看来，“异物志”中也含有一些“怪力乱神”的内容，但更多是限于时人的知识水平，刻意猎奇的成分不多。如称大月氏的大尾羊在割尾后能另长出一条新尾巴。榎一雄先生通过细致的史料分析指出，这种羊在古代亚洲中西部地区很常见，其尾部有肥厚的脂肪层，人们开口取脂以食，稍后缝合，并非“异物志”理解的生出新尾巴。又如称鲛鱼子受惊会钻入母腹。张崇根先生认为这可能是对部分鲨鱼胎生的一种不确切描述。鲨鱼虽属鱼类，却并非全部卵生，比如鲭鲨为卵胎生，双髻鲨为胎生。

第五，命名方式统一。中古时期也有以其他方式命名的物产专志，如徐衷《南方草物状》和束皙《发蒙记》，但都未如“异物志”般形成写作现象。从2世纪至9世纪，“异物志”的写作传统一直在延续，命名方式稳定且统一，大致以“地名”加之“异物志”，盖如王庸先生所言，是“当时述作之一种风尚”。

四、物产专志先见于南方边地的原因

中古物产专志集中产生在当时属于新开发地区的南方边地。造成该现象的原因，前辈学者曾有相关探讨。向达先生与日本学者内田吟风都认为这是由于汉武帝经略岭南后，南方渐与中原腹地相通造成的。王庸先生也将此视作北人南移后的一种反映。胡宝国先生从史学和文学发生的内因阐释，指出中古时人“欲求异物”的好奇心促成了“异物志”的繁盛。笔者曾尝试从东吴等政权对南方边地深入开发这一角度，阐释当地物产专志兴盛的原因。兹再从中古时人掌握新增知识的需求和学科细化的自然产物这两点进行补充论证。

第一，掌握新增知识的需要。随着汉文明不断深入南方边地，闽中、南中、岭南等亚热带、热带地区迥异于中原的特殊物产大量涌入时人视野。人们需要掌握这部分新增知识，于是“异物志”应运而生，充当识物辨物的参考文献。如西

晋陆云曾作《与车茂安书》一文，为即将赴任县的车永（字茂安）的外甥石季甫解答当地的风物土产，以缓解其全家因不熟悉南方土宜而产生的恐慌感。后车永回信赞扬陆云知识渊博：“足下此书，足为典诰，虽《山海经》《异物志》《二京》《南都》，殆不复过也。”陆云吴人，自然熟稔东海土产，但对于车永这样的中原人士，就只能依靠“异物志”和汉大赋等文献来了解相关信息了。又如颜之推援引《临海异物志》，批评当时文学中“用事之误”的现象：“《异物志》云：‘拥剑状如蟹，但一螯偏大耳。’何逊诗云：‘跃鱼如拥剑。’是不分鱼蟹也。”中古史注也较多援引“异物志”以释难解之物，如刘渊林注左思《蜀都赋》中“蟞蛦山栖，鼋龟水处”一句时引谯周《巴蜀异物志》：“涪陵多大龟，其甲可以卜，其缘中又似瑇瑁，俗名曰灵。”释《吴都赋》“狖鼯猓然，腾趠飞超”中“狖”时，引佚名《异物志》称：“狖，猿类，露鼻，尾长四五尺，居树上，雨则以尾塞鼻，建安、临海北有之。”唐章怀太子李贤在注释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时，曾大量征引各家“异物志”以释“桄榔”“貊”“猩猩”“麡羊”等稀见之物。上述例证皆可看出中古“异物志”在传播知识、解答疑难之物时所起的作用。

第二，“异物志”等中古物产专志是知识积累成熟后，学科进一步细化的自然产物。如上文所言，早期物产知识分散在各类文献中，未形成专志，这种状态实际也与当时的知识积累未达到爆破状态有关。当新增知识达到一定程度，就需要进行一次大汇总和大整理。六朝农书集大成者《齐民要术》中就专辟章节，记载当时人们新获知的各类南方热带作物，而“异物志”正是撰写该章的重要史料来源，前后征引不少于35条。缪启愉曾统计，自东汉末年至南朝的五百年间，“异物志”及其余六朝岭南私撰地记所载热带和亚热带植物约有361种，删汰重复后亦不下235种，而此后隋唐至李时珍《本草纲目》的千余年间不过新增178种。要之，对南方边地的深入开发、人们欲获得新增知识、学科细化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促成了以“异物志”为代表的中古物产专志的产生和勃兴。

五、唐后物产专志撰述形式走向多样化

向达、王庸等前辈学者已经注意到了“异物志”在唐后迅速衰退这一现象，但未及详释。王晶波认为唐时“异物志”已近志怪传奇，此时中华文明圈已形成，人们对同一文明圈内的事物不再感到新奇，“异物志”也因丧失传播知识的功能而消亡。关于“异物志”因丧失功能而消亡这一论断，还可再进一步探讨。

首先，唐后仍有人写作这类冠名“异物志”的著述。笔者在整理清人地理著作时，从地方志中检得两种明清时期的“异物志”，一为明嘉靖年间文坛领袖王世贞《异物志》，一为明末清初江阴人陈鼎（字定九）《异物志》。后者仅有存目，前者尚保留一条与内容相关的信息。嘉庆《四川通志》载：“木莲：铜梁县巴岳山有木莲树，高五六丈，叶如楩柟，花如菡萏，出山则不植。尚书王世贞《异物志》特纪之。”据此推测，王世贞《异物志》也应如汉唐“异物志”一样，多记边地特殊物产。

其次，唐后物产专志撰述形式从单一走向多元，流变为三支较为清晰的脉络，第一为绍继“异物志”写作内容和写作精神的物产地理杂记，第二为冲破地域局限的各类《物产志》《土产志》等，第三为脱离史部地书范围、以“物”为中心的子部物产谱录。

1.唐后绍继“异物志”写作精神的地理杂记

唐后出现了一批命名多样的地理杂记（见表2），可视作中古“异物志”在唐后的一种流变。首先，从历代史志目录对这部分地理杂记的归类可以看出它们的学术渊源。《通志·艺文略》在著录“方物类”地理文献时，在中古“异物志”后又录刘恂《岭表录异》、陈致雍《晋安海物异名记》、冯拯《番禺纪异集》几种著作。分别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和五十年（1785）官修的《清通志》和《续通志》都因袭了郑樵的划分方式并微作调整，剔除“图经”“方物”二类，统一划入“地理杂记”。《续通志》对此改动做出解释：“《郑志》‘地理类’有图经、方物二目，今以图经隶图谱，略；而方物则从《四库全书》例，改为地理杂记。”所收文献除《益部方物略记》外，又列《桂海虞衡志》《闽中海错疏》等几种专记物产之作。上述书目通过文献归类的方式，梳理了中古“异物志”向唐后物产地理杂记演进的轨迹。

其次，通过表2中“物产内容所占比例”一栏可以清楚地看到，唐后这部分地理杂记与“异物志”一样，都以南方物产为写作对象，且志物比例相当高，多者如《北户录》《然犀志》等，全书全部记录物产；少者该比重也至少占据半数以上，内容相对单一，在地理杂记中较为特殊，可以视作另一种形式的物产专志。

最后，这部分地理杂记绍继了“异物志”的写作精神，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记述地域范围明确，志物注重标注产地。不同于部分杂考杂录各类名物的笔记小说，物产地理杂记具有比较凝固的地域书写范围，并且与“异物志”一样，通常直接体现在书名上。在记述具体物产时也都会注明产地，如称“光香，与笺香同品第，出海北及交趾，亦聚于钦州”“沙摩竹，桂广皆殖，大如盆盌”“嘉鱼，形如鳟，出梧州戎城县江水口”“滑石，出巨津州”“乳香，出老挝土司地，老挝今名南掌，在九龙江外”等。

第二，主记异于中夏的特殊物产。如《北户录》是段公路南游五岭时，“采其民风土俗、饮食衣制、歌谣哀乐有异于中夏者，录而志之”；《桂海虞衡志》是范成大离开静江府（今桂林）赴成都路上追忆往昔游历之处而作，“凡方志所未载者，萃为一书，蛮陬绝徼见闻可纪者，亦附著之，以备土训之图”；《岭外代答》是周去非从岭表归来，“应酬倦矣，有复问仆，用以代答”的作品；《闽部疏》是王世懋（太仓人）任福建提学副使归来后，写给询问闽地土宜的父老的答客书；《闽小纪》是周亮工（祥符人）为官福建时搜罗俊异的产物；《岭南杂记》是吴震方（石门人）康熙年间客游广东时的见闻录；《滇南新语》是张泓（镶黄汉军旗）久宦滇中时所作。要之，这类地理杂记大多是远来之客有感于南方新奇物产而作，并以此为渠道向其受众传播知识。

第三，内容充满了科学精神。如《岭表录异》虽名“录异”，实则异闻不及百分之一二，对于中国古代文化中盛传的“通天犀”“骇鸡犀”等灵异之物，刘恂的态度是：“此数犀但闻其说，不可得而见也。”落笔是比较谨慎的。又如清人宋俊（字长白）在增补吴绮《岭南风物记》时，对几乎成为公共知识的“鹧鸪南飞”说表示质疑：“草木花鸟，皆为地气所钟。百粤位应南离，耀灵炎火，故花多红色，鸟喜南翔，不特鹧鸪然也。尝有句云：‘越鸟多南翥，蛮花少北枝’，似亦实录云。”认为是南方温和的气候导致百鸟迁徙，鹧鸪并无特殊性。

要之，唐后这部分地理杂记沿袭了中古“异物志”的写作对象和写作精神，虽无“异物志”之名，却有“异物志”之实。

2.唐后《物产志》向全国流散

中古“异物志”的主要记述对象是南方边地物产，在地域和内容上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唐后，一批名为《物产志》《方物志》《土产志》的物产专志陆续出现，突破地域局限，开始向全国流散。晋时挚虞曾仿《禹贡》和《周官》撰写《畿服经》170卷，地域范围已涵盖全国，但内容比较驳杂，“其州郡及县分野封略事业，国邑山陵水泉，乡亭城道里土田，民物风俗，先贤旧好，靡不具悉”，著述性质大致与北魏佚名《大魏诸州记》、阚骃《十三州记》、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和宋乐史《太平寰宇记》等相似，属于全国地理总志，而非物产专志。隋大业间，“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又出现了一批图经性质的全国总志，当时至少有三种以《物产志》和《方物志》命名的物产专志，分别为官修《隋诸郡土俗物产》、许善心《方物志》和佚名《京兆郡方物志》，前两种覆盖全国范围，后一种为京兆地区的区域志。北宋沈立《剑南方物》和宋祁《益州方物略记》两种著述也属于物产专志，后者是在前者基础上增益而成的，《剑南方物》列蜀中物产28种，《益州方物略记》扩充至65种，每种物产均附图附赞。可惜这两种著述皆已散佚，《益州方物略记》仅余少量佚文，陈元龙《格致镜原》、方以智《通雅》以及历代文学总集、各家别集注解中有所征引，行文方式大致如下：“红蕉于芭蕉盖自一种，其花鲜明可喜，蜀人语染深红者，谓之蕉红。盖仿其殷丽云”“金虫，出利州山中，蜂体，绿色，光若金，里人取以佐妇钗钏之饰”，盖先列物名，再点明产地，并详述物理性状及功用。

到了清朝，《物产志》的创作特为兴盛。《中国农业古籍目录》著录的主要是1900年之后的作品，实则不独步入近代社会之后，清朝前中期已有不少《物产志》问世了，只是大多已经亡佚，仅以存目的形式寄存在各地方志《艺文志》中，信息比较散乱隐晦。本文钩沉得13种（见表3），著述年代大约始自乾隆时期，降至光绪时期（1900年前）。从命名方式看，《物产志》是比较通行的名称，也作《土产志》《土产表》《方物考》《物产图》等；从涵盖地域来看，涉及江苏、河南、浙江、福建、江西、湖北等地，覆盖面较广，其中《直省疆域赋税风俗土产考》《物产汇录》《中国物产考略》《方物备要》等更是全国性质的物产专志；从创作时间来看，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光绪五朝中，每一时期都有《物产志》问世。上述几点均可看出清代前中期《物产志》创作之风的兴盛。

3.部分物产形成谱录流传

谱录又称谱牒，一类以人为线索，如历代族姓之书；一类以物为线索，本文称作“物产谱录”。物产专志以“地”为中心，全面记述某一区域内的各类物产；物产谱录则以“物”为中心，全面展示不同区域内该物的不同品种。物产专志属于史部地理类，物产谱录则属于子部谱牒类。

将物产谱录单独列为一门的做法始自尤袤《遂初堂书目》，后渐成定例。《四库全书总目》将“谱录”分作“器物”“食谱”和“草木鸟兽虫鱼”三小类，后一小类包含的物产信息尤其丰富。有将不同物类合撰成一书的谱录，如宋陈景沂《全芳备祖》、明王象晋《二如亭群芳谱》和清汪灏《广群芳谱》，都广收各类花卉及其他植物；也有单记某类物品的专谱，如《荔枝谱》《水蜜桃谱》《月季花谱》《海棠谱》等。

魏晋时期就已有人写作专谱，宋后创作之风更盛，一直延续至明清时期，历代皆有大量著作产生。物产谱录在内容上可谓包罗万象，上至各类经济作物，如香药、荔枝、茶、烟草等，下至生活中极为普通之物，如菌类、野菜、竹笋、蜜桔、蒲草等。无论是观赏价值较高的梅、兰、竹、菊，还是比较小众的槜李、洋菊、吴蕈等，都形成了专门的谱录。它们的特点是以“物”为中心，全面记述该物产的同物别名、各色品种、各自产地、栽培方式、药用功效、经济价值等内容，属于该物的百科全书。其中虽然也包含了大量物产信息，却不再属于物产专志的范畴。

历代物产谱录记述产地信息的方式大致有两种。第一种直接体现在内容中。晋人戴凯之《竹谱》是年代较早的植物专谱，它详细罗列了大江南北的竹类品种，中间夹带了大量物产信息，如“桂竹，高四五丈，大者二尺围，阔节大叶，状如甘竹而皮赤，南康以南所饶也”“棘竹生交州诸郡”“筋竹为矛，称利海表，槿仍其干，刃即其杪，生于日南，别名为篻”等。宋洪刍《香谱》上卷分列各色香品，下卷细述各项用香事宜。每列一品香料，必引经据典，考究其产地，如称龙脑香出波律国，麝香雍州、益州，白檀香出海南诸国等。又如明周嘉胄《香谱》，前5卷罗列各色香料及各自产地，行文也极为细致，单“沉香”就梳理了多种来自不同地区的品级：“沉香所出非一，真腊者为上，占城次之，渤泥最下。真腊之香又分三品，绿洋极佳，三泺次之，勃罗间差弱。”

第二种，谱录本身具有一定的地域书写范围。有些在书名中就已明确体现，如同为“荔枝谱”，邓庆宷和屠本畯之作为《闽中荔枝谱》，专述闽中荔枝，不及他地；林嗣环所作虽名《荔枝谱》，实际也只专述福建荔枝；吴应逵的则为《岭南荔枝谱》，与闽中无涉。还有某些物产，或本为一方特产，或在特定区域内享有盛名，导致相关谱录也带有强烈的地域指向性，如宋刘攽《维扬芍药谱》、宋王观《扬州芍药谱》和清余鹏年《曹州牡丹谱》。

要之，物产谱录完成了从以“地”为中心到以“物”中心的置换，是相关专业知识深度积累和学科进一步细化的产物，实际也是物产专志的一种变体。

六、宋后地方志《物产志》承担了物产专志的功能

在地方志成熟之前，物产信息的记述方式就已经呈现出向志书靠拢的倾向了。挚虞《畿服经》虽久已亡佚，不知体例，但据王应麟《玉海》描述，其中应该包含大量物产信息。在几部唐宋时期修纂的全国地理总志中，某些地名下会开设“贡赋”一目，用以标注该地的物产信息，如《元和郡县图志》卷34“岭南道”下“广州”条注明：“开元贡：丝布，竹布，蕉布，沉香，甲香，钟乳，石斛，蚦蛇胆，山姜。元和贡：荔枝煎，山姜，余甘子，鼊皮，石斛，钟乳，沉香，甲香，占腊香，蚦蛇胆。”比较详细地反映了唐时广州的物产信息。《太平寰宇记》则变“贡赋”为“土产”，不仅罗列物产名称，还对其中部分进行详细描述，如卷170“岭南道”下“交州”条，所列每项物产下都配有说明性文字。

再看宋后地方志《物产志》的修纂情况。本文对收入中国方志库的宋朝至民国的地方志进行抽样调差，结果为：今北京共31种、天津共18种、宁夏共17种地方志，全部都设有《物产志》；新疆共11种地方志，其中8种设有《物产志》；青海共8种地方志，其中7种设有《物产志》；浙江共272种地方志，其中233种设有《物产志》；河南共238种地方志，其中206种设有《物产志》。在产生物产专志数量较多的广东省，从元大德年间至民国诞生了约224种地方志，其中138种设有《物产志》，占比61.6%，或如大德《南海志》、隆庆《潮阳县志》、天启《封川县志》、崇祯《肇庆府志》等单列《物产志》，或如崇祯《兴宁县志》、顺治《潮州府志》、嘉庆《雷州府志》等，将《物产志》归并到《食货志》《风俗志》等相近门类下。其中一些地方志的《物产志》还修纂得颇具特色，如康熙《云南通志》的《物产志》详分“同产”和“特产”，“同产”指亦见于他地之物，“特产”则仅见于云南。要之，宋后地方志设有《物产志》是一种常见现象。

再看其分目方式和行文方式。许多地方志会按照谷类、菜类、瓜类、果类、鱼类、兽类、禽类、木类、香类、竹类、花类、草类、藤类、石类、杂属类等条目对物产进行细致划分，修撰考究的还会配上详细的注解性文字。据笔者统计，广东地方中带有说明性文字的不少于118种，占设有《物产志》的地方志总数的85%之强。并且，这种情况非广东一省独有，在其他省份的方志修撰中也比较常见。本文在明清时期全国各地的府、县、乡镇各级方志中抽取几种，观察其中《物产志》的修纂方式：“何首乌，出合肥深山中，分红、白二种”；“吉贝，有草、木两种。草本来自吕宋，每岁一种，春生冬罢，茸头厚，软暖倍洋绵。核可榨油，以产大小篐围者良；木本绵硬，不暖，产于湿土，自裂处入核，其中自然发芽。一树可收十数年”；“刀豆，蔓生，紫花，形如刀，作蔬食”；“落花生，海乡近始栽种。多中国本产，一种洋花生，荚大而香逊，今已少种”。它们多以“条目”“注释”相结合的方式撰写，注文风格与“异物志”和唐后物产地理杂记非常贴近，都有传播科学知识的功能。

地方志《物产志》蕴含信息量巨大，使其逐渐成为后人编修物产专志的重要基础资料。清朝物产专志创作虽称兴盛，实则很大一部分是直接从地方志中析出的，如黄本骥《湖南方物志》就是合《湖南通志》中的《物产志》和《食货志》两门而成的。万国鼎主持编纂《方志物产》431册，也大多是从明清地方志中析出的。另外旅大图书馆所编《馆藏地方志目录及物产提要》、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所编《上海物产资料汇编》、重庆图书馆所编《四川各地矿藏提要索引》等文献，也都是辑录地方志资料而成。这一现象显示出地方志作为一种“辅治之书”“致用之书”，逐渐成为记述一方物产的主要渠道。

七、结语

本文以物产专志为研究对象，在区别名物学与物产学的基础之上，通过梳理相关文献资料，先讨论了早期物产信息在文献中的存在状态以及该种记述方式存在的缺点，再通过考察不同时期、以不同方式命名的物产专志间所共同的写作精神，梳理出了相关发展脉络：这类专志以中古“异物志”为源头，汉唐间先在中国南部边地勃兴，唐后其撰述形式走向多元化，撰述地域范围开始向全国扩散，最终流变为三支脉络，即物产地理杂记、各地《物产志》及物产谱录。最终，随着物产知识的进一步积累，容载量更大的地方志《物产志》成为最主要的记述渠道。

碍于篇幅，本文仅梳理了物产文献中较具代表性的一种——物产专志的发展流变史，对同样具有价值的地方志《物产志》等资料未深入探析。这一部分文献卷帙庞杂，蕴含信息量巨大，文献价值极高。探讨地方志《物产志》的体例发展、修纂特点等问题，也是一项富有价值的工作，有待与诸位同仁一起再接再厉、继续深入发掘。

另外，本文进行的是基础文献梳理工作，未及对单种物产展开讨论。挖掘单种物产背后蕴含的丰富信息，也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首先，通过研究某一区域内的物产种类，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地经济史、农业史、民俗史的发展情况。如井坂锦江先生《东亚物产史》的《别录》部分共列出116种物产，依次揭示它们对当地农牧业经济所产生的影响。其次，部分物产对生长环境有一定的要求，通过研究相应的产地变迁问题，可以帮助人们了解一地气候、土壤、植被覆盖等生态问题的演变情况。如文焕然先生指出，中国历史时期的鹦鹉产地受森林覆盖率减少、人为捕杀等因素的影响，从北纬39°南移到了北纬31°。最后，部分物产谱录偏重记述部分观赏价值高的经济作物，通过进行相关研究，可以帮助人们了解某一时期内的社会审美趣味。如曾有学者指出，宋代物产类谱录勃兴，与当时社会“尚博”“尚雅”的精神追求有一定关系。

（本文原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1年第3期第59-69页，文中原有注释，引用请务必参考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