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早期中国地理观念的起源》

梅莉、晏昌贵

讨论古代中国的地理学知识和地理学思想，一般从《禹贡》和《山海经》开始（注：参看王庸《中国地理学史》，商务印书馆，1938年；王成组《中国地理学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刘盛佳《地理学思想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等等。），这两部著作的年代虽然多有争议，但其成书年代恐不能早于东周时代（注：参看鲁惟一主编《中国古代典籍导读》，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381～384页，401～408页。）。在《禹贡》中，我们可以看到“九州”的自然地理区划和“畿服”的政治地理构想。在《山海经》中，亦可见以“中山经”为中心的“海内”和依次向外扩展的“海外”、“大荒”三个层次的地理世界，以及由南—西—北—东—中依次展开的方位观念。综合这两部书所反映的地理观念，大致可归纳为三个方面：(1)地理分区的思想；(2)等级差序结构；(3)方位观念。很明显，这些都是较成熟的地理思想。然则《禹贡》和《山海经》所代表的地理观念的渊源何在？这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

一

《禹贡》“九州”把当时所认识的地理范围划分为九个不同的地理区域，这个划分虽然包含了“九”为数之大者、数中祥瑞的古老观念（注：周振鹤《体国经野之道》，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1990年，278页。），但“九州”的存在确实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大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我国境内的古文化已高度一致，尤其是黄河、长江的中下游地区。这种一致性可能是文化交流和环境适应的双重结果。与文化一致性相关联，各地区之间的差异性也相当明显。据苏秉琦先生的研究，全国范围内的考古学文化可以分为六大区系：(1)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2)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3)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4)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5)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6)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注：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1999年，35～99页。）。另一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则将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区域体系称之为“相互作用圈”，按照他的意见，公元前7000年至公元前5000年的新石器文化，大致分布在华夏大地上的七个区域内；最终发展为公元前4000年至3000年的黄河下游山东龙山文化、黄河中游龙山文化、黄河上游齐家文化、长江下游良渚文化和长江中游的青龙泉三期文化五大文化圈（注：张光直《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张光直《中国考古学论文集》，三联书店，1999年，151～189页。又见Michael Loewe and Edward L.Shaughnessy 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ition to 221BC,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pp37～73。）。不可否认，上述文化区系的划分，都是从考古学文化本身所反映的文化因素和文化类型考虑的，其着眼点乃在于说明华夏文明起源的文化背景，古代中国文明是在一个大地理背景下，由不同区域的文化交互作用而最终形成的。

地理学者和历史地理学者也对史前文化进行分区，代表性的有周廷儒先生“十分”和侯甬坚先生的“九分”，前者所划分的十个区域是：华北、西北、华北沿海、东北、蒙新、华中、华南、东南沿海、西南、青藏（注：《中国自然地理·古地理》上册，科学出版社，1984年，216～221页。）。后者划分的九个区域是：黄河上、中、下游三区，长江中、下游二区，以及华南、西南、北方和新疆（注：侯甬坚《区域历史地理的空间发展过程》，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33～36页。）。考古学者和地理学者共同研究的成果表明，古代中国文化的分布，在文化和地理方面确实存在某种对应的关系，这种内在的联系，为《禹贡》“九州”的划分提供了基础，这一点已由邵望平先生的出色研究所证实（注：邵望平《〈禹贡〉“九州”的考古学研究》，《考古学文化论集》（二），文物出版社，1989年。）。此后，有学者进一步指出，黄河流域上游的陕西龙山文化——齐家文化，约与《禹贡》“雍州”相当，黄河中游河南龙山文化在“豫州”范围内，晋南陶寺文化则与“冀州”对应，黄河下游山东龙山文化，与“青州”、“徐州”吻合，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中游的石家河文化和上游的“早期巴蜀文化”，则分别对应于“扬州”、“荆州”和“梁州”（注：朱玲玲《文物与地理》，东方出版社，2000年，46～56页。）。

基于地理和文化因素综合作用结果的分区，在历史时期的商周王朝仍有强烈表现。李学勤先生根据青铜器的特征，将商周时代的古文明划分为七大文化圈：(1)中原，黄河中游及其附近；(2)西北；(3)北方；(4)东方，主要指山东地区；(5)东南；(6)南方，指长江中游及其以南；(7)西南（注：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修订本）》，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18～326页。）。自石器时代至东周，中国古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区域特征几乎完全一致。不过，在文化地理分区与“九州”分区之间，二者仍有细小的差别，最明显的是山东地区，自然地理区域相对完整的山东半岛，几乎包括了《禹贡》“九州”的青、徐、兖三州之地。这一地方，古文化背景复杂，西周分封后，这里是齐、鲁两大国之地，延至东周时代，鲁南又有与淮夷相牵涉的“泗上十二诸侯”。所以，《禹贡》“九州”可能更多地考虑了文化复杂成份的因素。

《山海经》的地理分区与《禹贡》略有不同，在最具地理学色彩的《五藏山经》部分，将其划分为南、西、北、东、中五个部分。五区的划分，是基于中央再加上四方的构想。这是一种古老的以方位划分区域的观念（注：侯甬坚《区域历史地理的空间发展过程》，17页。）。古人将东、南、西、北四方称为“四正”，而将东南、西南、东北、西北称为“四隅”，五方加上“四隅”，适成九区。所以我们不妨将“九分”看作是“五分”进一步发展的结果。这一点，在新石器时代的“十字纹”、商代的“亚形”和战国秦汉时代的“九宫”图形中，都有充分的表现（注：艾兰《早期中国历史、思想和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96～136页。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370～394页。）。

五区和九区的划分，可能还和古代天文学有关。《易·系辞下》云：“仰则观于天文，俯则察于地理”。《系辞上》：“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地”相对成文，这并不是偶然的。李零先生说：古人“是在‘天’的背景下讲‘地’，所以‘地’的总称是‘天下’”（注：李零《中国古代地理的大视野》，《九州》第1辑，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7年。）。这是很贴切的看法。古人观察天象，是将北斗所在的天极视为中央不动点，环绕天极按东南西北划为四区，是为“四象”或“四宫”。天上的中央极区与“四象”共有五区，《史记·天官书》就是按这种分区编写的。与天空星象分为五区相对应，地上人间亦被划为五区。同样地，地上的“九州”亦与天上的“九天”或“九野”相对应。《吕氏春秋·有始览》：“天有九野，地有九州。”《楚辞·天问》：“九天之际，安放安属？”《淮南子·原道训》：“上通九天，下贯九野。”天象划分为九区是古代非常流行的观念。

我们知道，古代天文学实起源于占星术，而无论“亚形”或“九宫”，都是古代巫史通天祭神的工具（注：李零《中国方术考（修订本）》，东方出版社，2000年，129～140页。）。《汉书·艺文志》将《山海经》列入数术略“形法类”，成为流存至今仅见的古代数术作品，正反映去古未远的两汉人士对《山海经》数术书性质的认识（注：今人亦有将《山海经》看作是古代“巫书”或“方士秘籍”的，参看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北新书局，1925年，11页。袁行霈《〈山海经〉初探》，《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3辑。）。即使是《禹贡》“九州”，在早期传说中，也脱离不了巫术的色彩。战国楚帛书《创世章》云：“法兆为禹为万，以司土壤，晷天步数，乃上下腾传。山陵不疏，乃命山川四海，□阳气阴气以为其疏，以涉山陵、凼漫。”这一段所讲正是禹分九州的传说，而所谓“晷天步数，乃上下腾传”者，亦为通天地的神巫形象（注：释文尽量用通行字，参看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19～22页。）。在出土的战国秦汉《日书》中，有不少关于禹的记载，如江陵九店楚简《日书》38、39号简下：“凡五卯，不可以作大事，帝以命益赉禹之火”（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九店楚简》，中华书局，2000年，50页。）。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2号简背壹：“癸丑、戊午、己未，禹以取涂山之女日也，不弃，必以子死”（注：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208页。）。“禹步”更是广见于出土及传世的数术文献中。日本学者工藤元男在研究了《日书》和传世文献中禹的形象后，指出“在禹的身上寄托着浓厚的巫术性”（注：工藤元男《禹形象的改观和五祀》，《简帛研究译丛》第1辑，湖南出版社，1996年。）。

综上所述，《禹贡》和《山海经》所反映的地理分区思想，实际上有三个源头：自然地理基础、历史文化背景和与古天文学密切相关的古代数术因素。

二

“畿服制”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地理观念，按照《禹贡》的构想，“九州”之内，区分为五个不同政治区域，是为“五服”。“五服”以王畿为中心，以五百里为限，逐层外推，形成五个不同的等级层次。所谓服者，服王事也。“五服”依次为甸服（为王治田）、侯服（为王守卫）、绥服（文德教化之区）、要服（武力约束之地）、荒服（放任自流地带）。五服的形成乃是根据距离的远近，规范不同地区的政治团体所承担的义务和责任。五服以王畿为中心，离王近者权利大，地位高；离王远者，地位低，义务也轻。而较早出现的畿服说只有三服，称为“比服”、“要服”、“荒服”（注：见《逸周书·王会篇》。）。《禹贡》五服亦实为三级统治区：一为甸服，为王室贡赋区；二为侯、绥服，为王室守卫区；三为要、荒服，为武力征服和治外之区。这样，就形成了以王为中心，以要、荒为边缘的等级差序结构。

《山海经》的篇章结构以“山经”、“海经”和“大荒经”三部分组成，在“五藏山经”部分，先叙四方之山，后叙中央之山，可以看作是第一层次。在“海经”部分，先叙海外四经，后叙海内四经，是第二个层次。在“大荒经”部分，亦先叙大荒四经，后叙“海内经”，是第三个层次。其中以“五藏山经”最详实而较具理性，“海”、“荒”部分则多神话色彩。很明显，《山海经》所表现的空间观念与《禹贡》“五服”有相近的地方，都是将“天下”看作不同等级层次的差序结构，只不过《禹贡》是由内及外，《山海经》在总体上由内及外，而每一部分却是由外及内。

中国古代文明自诞生之日起，就具有大地域文明的特征（注：唐晓峰《中国古代文明是大地域文明》，《九州》第1辑，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7年。）。古史传说大禹治水，足迹遍及“天下”，从而有《禹贡》之作。过去“古史辨”学者疑古过勇，常将古史中地域缩小，将古书的时代拉后（注：顾颉刚《古史中地域的扩张》，《禹贡半月刊》第1卷第2期，1934年。）。但随着近年来考古事业的飞速发展，对于“古史辨”学者的“地域扩张”问题，确有重新检讨的必要（注：饶宗颐《古史重建与地域扩张问题》，《九州》第2辑，商务印书馆，1999年。）。从上文所述，可以证实《禹贡》九州的区划实与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古文化分区基本一致，《禹贡》九州确有古老的渊源。职是之故，才有将华夏地域称为“禹域”和“禹迹”的说法，商人、周人乃至秦人只有在占有“禹域”的法统地域后，才得以被“天下”所承认（注：唐晓峰《中国早期国家地域的形成问题》，《九州》第2辑。）。另一方面，在新石器时代中后期，全国各地多有形态各异的“龙”的形象发现，从东北辽河流域的猪形玉龙，到东南太湖流域的虎纹玉龙；从河南濮阳西水坡的“蚌龙”，到山西陶寺遗址出土的“蟠龙纹”彩陶盘（注：刘志雄、杨静荣《龙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1992年，20～53页。），在早期中国文明诞生的前夜，共同的地域观念和心理信仰已具雏形。

但是，在华夏文化进入国家文明阶段后，各地域文化的发展是有差异的。当中原地区传为“夏墟”的山西陶寺文化和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先后进入国家文明阶段后，长江下游在良渚文化之后却出现了停滞，继之而起的马桥文化，无论是文化发达的程度，还是分布的地域范围，都不及良渚文化。在长江中游地区，石家河文化（青龙泉三期）之后亦出现文化断层。考古界一般将二里头文化和陶寺文化看作是夏文化的代表。夏朝国家文明的确立，从政治文化地理的角度看，实际上就是中原地区中心地位的确立，周边地区沦为边缘蛮荒的开始。《左传·宣公三年》：“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杜预注：“使九州之牧贡金。”夏朝的贡赋制度，是对中央王畿地区征收实物贡税，王朝控制的地区则向夏王朝贡纳名贵特产，直接控制以外的“九夷八狄七戎六蛮”，则保持相当的独立性（注：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370～372页。）。由于书缺有间，我们对于夏代国家的政治地理的具体细节尚不十分清楚，但由“中心——边缘”所组成的等级差序的政治地理结构应该是存在的。

商王朝的疆域有进一步的扩大。商代遗址和遗物的分布范围北至辽西，南达湘赣，西到泾渭，东及海滨（注：叶文宪《商代疆域新论》，《历史地理》第8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商文化影响所及，北至长城以外的蒙古、中亚及西伯利地区；南及南亚和东南亚地区（注：张光直《中国考古学论文集》，三联书店，1999年，423～424页。李学勤《比较考古学随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196～204页。）。尤其是近年来四川广汉三星堆、江西新干大洋洲的考古新发现以及香港、越南等地商代牙璋的出土，都极大地扩展了人们对古史地域问题的新认识（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中心编《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在如此广阔的地域范围内，商王朝是如何治理的？《尚书·酒诰》称：“自成汤咸至于帝乙，……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君）。”内服、外服再加上治外之地，实际上仍是三个区域。陈梦家先生对殷墟卜辞的研究表明，商王朝的政治区域，亦可分为三大圈层结构，中心是称作“大邑商”、“天邑商”的王畿区，中层是“四土”和“四方”，外圈是“四戈”或“多方”（注：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325页。）。

周人来自西北，西周时期除西面扩展至陕甘一带外，其余三面基本维持不变。周灭商后，一方面封建诸侯武装殖民，另一方面对旧族迁就安抚，遂形成诸侯融合的新秩序，在此基础上凝聚强烈的“自群”意识，后世的华夏观念由此产生（注：许倬云《西周史》，三联书店，1994年，140页。）。西周王朝的政治疆域，成王、周公营建成周洛邑，号为“土中”，亦即天下之中。自此将宗周丰、镐与洛邑连成一片，为周王朝的“邦畿千里”之区。周王朝所分封众多诸侯，从四周拱卫王室，是文武教化之城，《左传·昭公九年》记詹桓伯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迩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在此之外，则有所谓蛮夷，是为三级差序结构。自来研究《禹贡》“畿服”制度者，多以为出自战国时人的凭空虚构。事实上，以古代中国的疆域范围和地形轮廓，《禹贡》“五服”那样一种整齐划一的政治地理形态是不可能存在的。但在先秦文献和青铜器铭文中，有关“畿服”的诸称谓和“五服”、“九服”的说法是屡见不鲜的，它表明“畿服”思想乃是当时广泛存在的社会思潮，一定有其深远的历史背景。王树民先生在综合考察先秦故籍和青铜器铭文后，得出结论说：“畿服说虽无当于古代实际的地理区划，而其本身则为说明古代设想中的政治地理的绝好资料”（注：王树民《畿服说考略》，《文史》第44辑，中华书局，1998年。）。在我们看来，“畿服”制正是对夏朝国家文明以来政治地理差序等级结构的宏观概括，是建基于现实政治区域的一种理想化了的模式。

三

《山海经》篇章结构表现为两种不同方位顺序，《五藏山经》和《海外》四经、《海内》四经都是以南、西、北、东为序。而《大荒经》则是以东、南、西、北为序。蒙文通先生较早注意到其差别的文化含义，他说：

我们在记叙四方方名的顺序上，也可看出《山海经》和中原传统的不同。先秦中原文献在四方方名同时并举时，其排列的顺序一般都是以东、南、西、北为序，（中略）这种排列顺序在甲骨文中也同样存在（今按：原注云，见胡厚宣《甲骨文四方风名考》所引）。可见这一排列顺序的渊源是很久远的。但是，《山海经》中的排列顺序则与此迥然不同。（中略）只《大荒经》部分稍异，它的排列顺序与《尚书》、《周礼》、《墨子》等书相同，是以东、南、西、北为序。据郭璞说，这五篇（原注：包括《海内经》一篇）本在献书时

所进十三篇之外，毕沅认为是刘秀（今按：即刘歆）时所附。我同意这个说法（注：蒙文通《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中华文史论丛》第1辑，中华书局，1962年8月。）。

李零先生在讨论楚帛书的摆放位置时，也谈到《山海经》的方位顺序，文曰：

《山海经》，《汉志》列在《数术略》“形法类”，属于古代“相地形”书，原来应配有表示方位层次的示意图。研究者一般认为，它的前十三篇是一个系统，后五篇是一个系统。可能是两种本子。前十三篇分《山经》和《海经》，《海经》又分《海外》《海内》。《山经》在内圈，分两层，外层按南、西、北、东排列，内层是《中山经》；《海经》在外圈，也分两层，外层按南、西、北、东排列，内层（也）是按南、西、北、东排列。其方位观念是南、西、北、东、中，属于“上南下北”类。其后五篇与前十三篇相仿，也分内外两圈，外圈是《大荒经》，相当《海外》，但方向相反，作“上北下南”；《海内》，相当于上述《海内》，不再细分。

李氏将古代方位归纳为“上北下南”和“上南下北”两类，前者“主要是天文、时令所用”，后者“主要是讲地形所用”（注：李零《〈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补正》，《古文字研究》第20辑，中华书局，2000年。）。他为了说明古代两种方位顺序，将《山经》和《海经》画为“上南下北”，而将《大荒经》画为“上北下南”。这是不确切的。《山海经》的原“图”今已不存，但从经文所叙顺序看，如果十三篇是作“上南下北”的话，后五篇应作“上东下西”才对。

《山海经》中不同的方位观念是否意味着不同文化背景，从而导致不同的材料来源？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请先略叙方位观念的起源。

最早出现的方位观念可能是东、西二方，古人观察天象，太阳从东方升起，又从西方落下，因此有了东方和西方的概念。《诗·鄘风·定之方中》：“定之方中，作于楚宫。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毛《传》：“度日出日入，以知东西。”1987年6月，在河南濮阳西水坡发现属于仰韶文化的45号墓，在墓主人尸骨的东边摆放一具蚌龙，西边则是蚌虎图案（注：濮阳文物管理委员会等《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3期。）。分别代表东方和西方。在河姆渡文化较早期的第4层和第3层，分别出土刻有日鸟图像的骨匕和象牙雕片，图像中央为圆形的太阳，太阳两侧刻二鸟相望。而在稍晚的第1文化层的陶豆盘内底，则刻四鸟环绕太阳的图像（注：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河姆渡遗址考古队《浙江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80年第5期。）。前者体现东、西二方的观念，后者则主四方。《易·系辞上》：“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可以指八个方位，四象亦可指四方，然则两仪亦可理解为东、西二方。在先秦古文献中，也常用东方概指南方，西方概指北方。这些都是我们推论东、西二方较早出现的证据。

不过，说东、西二方先出，只是一种逻辑上推测。事实上，四方乃至八方的观念也相当古老。1987年，安徽含山凌家滩四号墓出土了一组玉龟玉版，上面刻有极富神秘意味的指向四方及八方的外圆内方的图案（注：陈久金、张敬国《含山出土玉片图形试考》，《文物》1989年4期。）。学者推测是一种表示方位与数理的实用工具（注：饶宗颐《未有文字之前表示方位与数理关系的玉版》，《文物研究》第6辑，1990年。），时代距今约4500年（注：俞伟超《含山凌家滩玉器和考古学中研究精神领域的问题》，《文物研究》第5辑，1989年。）。可见早在新石器时代，我国就有了四方和八方的空间观念。新石器时代为数众多的墓葬大多排列有序，亦反映了一定的空间观念。如“王家阴洼墓地明显分为两区，东区三十一座墓葬，头向一律北偏东，西区三十二座墓葬，却都是头向东南。”横阵墓地按年代顺序，“自北向南，从东到西排列”（注：苏秉琦主编《中国通史》第2卷《远古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137～138页。）。古人相信“人死必首丘”，死后的墓地按一定的方位有规律性的排列，表明方位的观念已深入人心。

再看四方的排序。蒙、李二氏都说甲骨卜辞是以东、南、西、北为序。但也有例外，如：

南方，西方，北方，东方，商。（《小屯南地甲骨》1126）

作南、西、北、东、中排列，与《山海经》十三篇一致。《甲骨文合集》14294版刻辞记四方风名，顺序为东、南、西、北排列，而14295版刻辞却作北、南、东、西排列。四方风名亦见于《山海经·大荒经》，但北方风名却在《大荒东经》内，颇疑错简所致。上述卜辞皆见于同版刻辞，所叙方位顺序却各不相同，可见殷卜辞方位排列并无一定之规。铜器《卫鼎》铭文，作北、东、南、西排列。《左传·僖公四年》作东、西、南、北，《昭公九年》作西、东、南、北。《国语·齐语》作南、西、北、东。包山楚简153、154号作南、东、北、西（注：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文物出版社，1991年，28页。）。这些材料既有中原的，也有南方楚人的，方位排列各不相同，用方位排序推断《山海经》的作者地域是不能成立的。

所谓“上北下南用于天文，上南下北用于地形”，亦不妥当。《灵枢经》所载“合八风虚实邪正图”中，中央为“招摇”。上为“离”表夏至，下为“坎”表冬至。在这幅用于天文的图中，却是上南下北。云梦秦简《日书》“视罗”图，内置十二月，讲天文，亦作上南下北。“置室门”图，是说地理之事，却作上北下南（注：参见《睡虎地秦墓竹简》，250页，198页。）。

《山海经》的方位观念究竟如何理解，最近出土的湖北沙市关沮秦墓《日书》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线索。在《日书》156～181号简上，绘有1幅线图（可称为“总图”），线图外廓呈圆形，分为内外两层，内圆是由“十”字和“L”形所组成的“勾绳图”，分别标示按顺时针方向排列的十干和十二支，戊己位于中央。外圆由28根斜线分为28栏，又分为三层，里层书写28时，按顺时针方向排列；中层书28星宿，逆时针排列；外层在四正方的位置，分别书写木、火、金、水。在大圆之外木字的上方书写一“东”字，下方是“西”，左为“南”，右为“北”。另有5幅分图，是对“总图”的分解，其中266～279号简所绘1幅“勾绳图”，在左方书写一“西”字（注：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编《关沮秦汉墓简牍》，中华书局，2001年，107页、122～124页。）。据此可以推测，该图的上方为南，下方为北，右方为东。我们若将这几幅图的方位顺序从上方读起，或者将《山海经》所叙的第一个方位摆在上方，发现二者的结构非常相似。《日书》“总图”内圆的“勾绳图”作上南下北，与《山海经》的“五藏山经”和“海经”由南、西、北、东的排列一致。“总图”外圆作上东下西，与《山海经》“大荒经”东、南、西、北排列相同。“总图”天干“戊己”位于中央，若从甲乙起读，亦是由外及内。由此不妨推测，《山海经》原图的结构可能也是由1幅总图和若干幅分图组成，分图方位排列为南、西、北、东，总图外圈的方位是以东、南、西、北排列。

原载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西安)2001年第04期 第12-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