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史逮津》，不分卷，明末清初人朱约淳所撰。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是书由江西巡抚采进，列入《存目》。20世纪90年代，大陆整理编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时，将藏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的清初彩绘本全文以黑白形式影印出版，使世人初识该书之庐山真面。今所见私人收藏家李勇先生所藏本，为该书新发现之另一重要版本。

关于朱约淳本人，目前学界所知不多，仅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知其字博成，浙江余姚人，顺治十八年进士，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朱约淳位列该年进士第三甲。后任甘肃秦安县知县（多有误作泰安知县者，如光绪《余姚县志》卷十九《选举表》、《清朝文献通考》卷二二三《经籍考》），在乾隆《直隶秦州新志》卷七《官师》、道光《秦安县志》卷六《官师》中均有载，但甚为简略。其生平事迹罕见于记载，清初章大来所编诗文集《后甲集》中收录了章氏在朱约淳去世后所写祭文，名《祭朱博成先生文》（见丛书集成初编本，卷上），赖此端知其人其事之一二。该祭文作于丙子岁，即康熙丙子年（1696年），据章氏称，该祭文乃是其“为念鲁代草一祭”，“念鲁”即浙江余姚邵念鲁先生（后又云念鲁“其子刻思复堂集”，《思复堂集》正是邵念鲁著述文集也），可见该祭文是邵念鲁先生意为朱约淳所写，而由章大来代笔。祭文中曾言及“寇起滇中，震惊秦川，守臣登陴，雀鼠是餐。公无动容，家国两完，完城归君，完节归身”事，所论乃康熙初年三藩叛乱事，可见朱约淳在秦安任上似亦有功绩，惜道光《秦安县志》竟无载。

该彩绘本共收地图七十九幅，可谓部头巨大，依其种类可分为三类：一为读史地图，包括《禹贡图》一、《历代图》十一、《历代割据图》；二为分省地图，包括所载政区为明代的《舆地总图》及两京十三布政使司图，其中陕西又分作两图，共十七图；三为专题地图，包括《九边图》十一、《镇番图》二、《镇蛮图》三、《漕河图》三、《海运图》二、《黄河图》三、《域外图》九、《天文图》一。每幅地图之后均附有图说，其中读史地图二十幅主要介绍各个历史时期的国都、官制、兵制、田赋、漕道、边界行政建置等类项及各朝重要史事。分省地图及专题地图则多对地势之分布、山川之走向、关隘道路等险要之处加以评论，颇有军事地理的色彩。

综而论之，该彩绘地图继承了中国地图编绘的两个传统：一个自裴秀《禹贡地域图》以降编纂历史地图的传统，将有明之前历代行政建置、山川走向、关隘险要标绘在明代的底图上，最晚至《元代割据图》，以辅助读史之用，也即是《阅史逮津》“阅史”一词功用的体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言其制图目的，称：“是书以阅史不谙地理，无由识其形势，乃考订往牒，正其舛讹，各绘以图”；一是当代地图的编绘，尤其是直接继承了明代罗洪先《广舆图》编绘分省地图集的传统，将有明一代各分省县级以上的行政区划及关隘、山川标绘出来，并将关乎明代军政大典的黄河、漕运、九边、海运绘以专题图，辅以朝鲜、日本、琉球、安南等藩属国及部分域外地图。事实上，该部分《阅史逮津》的图幅设置除了《广舆图》中的“华夷总图”，《阅史逮津》舍弃而更绘一《天文分野图》外，其他是极为近似的，只有若干图幅，出于需要，《阅史逮津》将其分作两图或三图。将《阅史逮津》称作《广舆图》系统的地图当非虚言。

表1：《阅史逮津》分省图与专题图部分与《广舆图》（万历七年钱岱本）图幅比较

其中犹可注意的是，不仅《阅史逮津》在图幅设置上多参考《广舆图》，就是图幅内容也与《广舆图》基本相同。以比例尺而言，《阅史逮津》采用了计里画方的绘图方法，其中大致分为四种标准，一是总图和《西域图》为每方五百里，如《舆地总图》、《天下边镇总图》；二是其他专题图中的陆图包括《安南国》、《朝鲜国》大多是每方百里，只有《蓟州边图》因分作两幅，故改作每方四十里，《黄河图三》、《朔漠图一》、《朔漠图二》因所绘地域辽阔，改为每方二百里。三是海图如《东南海国图一》、《西南海国图二》明确记载“界内每方四百里，界外海中风迅不常，难以里载。”四是《日本图》、《琉球图》不载比例尺。这与《广舆图》各图幅比例尺是基本相同的，尤其是其中每方百里之外的特例部分，如《蓟州边图》为每方四十里，《朔漠图》每方二百里，《东南海夷总图》、《西南海夷总图》标注“界内每方四百里，界外海中风迅不常，难以里载。”《琉球图》、《日本图》不载比例尺，皆同于《阅史逮津》，很典型的证明了两者之间的承继关系。具体到图幅内容上，经初步比对，在地名的选择上，两者高度相似，略举一例，在《广舆图·舆地总图》的图名之后，图幅之前注明编绘原则，“每方五百里，止载府州，不书县，山止五岳，余别以水，不复概书”，《阅史逮津》在舆图右下角作了相同内容的标注。当然，就图幅而言，《阅史逮津》继承自《广舆图》，属同一系统，但在文字说明上，两者则绝不相类，朱约淳的贡献也主要体现于此。作者亟言险要关隘及当政者宜措置之处，如《宁夏固兰边图》则云“塞梁家口之路则河套之兵不能入，扼雪山水沟之险则山后之兵不能侵，似亦保障之一策也”，《庄宁凉永边图》言“北有石门，西有者撒口，乃海套必经之路，若诸卫声势联络，则凉州安枕矣”，极有军事地理的色彩，概于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之用意相近。

《广舆图》版本甚多，任金城先生已列表予以标示，兹不赘言（见任金城：《广舆图在中国地图学史上的贡献及其影响》，载曹婉如等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明代，文物出版社，1995年）。那么《阅史逮津》是依据《广舆图》哪个版本摹绘的？大致而言，《广舆图》有嘉靖年间的数个版本及万历七年钱岱刊刻本。万历年间的版本与嘉靖年间的版本在个别地名标注上较明显的差别，如今北京市域的延庆县，在嘉靖本上本标注“隆庆”，明穆宗继位以后，改元“隆庆”，为避讳计，改隆庆州为延庆州。今《阅史逮津》标的正是“隆庆”，可见非摹绘的万历本《广舆图》。《西南海国图》中，该彩绘本在紧邻非洲东海岸的一个岛屿上标注有“娣八奴”一名，或即今天的马达加斯加岛，在《广舆图》嘉靖四十年胡松刻本中，该地名亦作“娣八奴”，万历七年《广舆图》钱岱刻本中，该地名已改作“桑骨双”，可见其摹绘的对象应是嘉靖年间诸版本中的一个，具体是哪个具体版本，还需集齐众版本，细加比对方可知晓。从图幅文字上可见的最晚的年代也是嘉靖，在《湖广舆图》图幅中，朱氏写道“郧则流民所聚，古为弃壤，嘉靖中始设郡焉，亦荆楚之殷忧焉”。更加有趣的是，有些嘉靖本中标错的地名，《阅史逮津》也继承了。今《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有国家图书馆藏明罗洪先绘、胡松增补的嘉靖四十年刻本，将其与《阅史逮津》部分内容比对，山西布政使司所属太原府的“清源”县两图均错标为“清原”，“祁”县两图均错标为“祈”县，“岢岚”县两图均错标为“苛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阅史逮津》“盖成于明之末年，入国朝未及改修云”，将其视作朱约淳的新绘，是未意识到《阅史逮津》与《广舆图》之间的密切关系。

约略言之，该图仍不失为明末清初一份重要的地图材料，其意义与价值体现在：

一、于中科院《阅史逮津》版本之外提供了另一重要版本，且为彩绘本，十分精美。中科院《阅史逮津》彩绘本前有序，称该本原为清初汤斌家藏本，光绪末年汤斌后代家势中落，流入易水张守痴之手，其源流甚为清楚。汤斌曾任《明史》纂修，又与朱约淳大概同时人，或为朱氏赠阅抑或纂修《明史》时征集欤？本彩绘本与中科院本有较大的区别，如本彩绘本有《舆图序》，而中科院本则缺之；图例中，本彩绘本作“历代图”，中科院本则作”历代疆域图”；在《日本国》图中，中科院本明确写出“昆山郑若曾”，可见该图来自《郑开阳杂著》，而本彩绘本则未标。因此，两本之间是何种渊源关系，值得进一步探讨。两者共同构成了《广舆图》在嘉靖以后的传播系统中较为重要的一个环节。

二、将读史地图与当代地图并书，可谓在体例上的创新。绘图者在《阅史逮津·目例》中较为简练的介绍各图的绘制缘由，在“历代图”中，不仅标绘各统一王朝的疆域与政区建制，而且特意为中国历史上割据时期专立专门图幅，体现出绘图者“汇通”的史学观。在读史地图后附当代地图，其目的亦是为读史服务，如《海运图》，绘图者称“沿于江海，肇自禹贡，元人祖之，大辟海道，作海运图一”，作者企图以当代地图表现元代以降海运发展的形势，体现了绘图者知古须知今的历史观。

三、图例符号方面有所创新。学界通常认为系统使用图例符号当始自元代朱思本《舆地图》，可惜该图早已散佚。现存较早的是明《杨子器跋舆地图》及罗洪先《广舆图》，尤其是后者，使用“省文”（即图例）达二十四个，是中国古代地图发展史上一个重要事件。《阅史逮津》使用的“省文”多达三十个，较《广舆图》尚多。其中专设黄河与湖的符号，将计里画方中的方格视为“省文”之一。绘图者有感于过往图形中对边墙材质未作区分，称“王公设险，首重边陲，或方城千雉，或土堞万浔，或垒石为防，或因山为限，不特观其形势，亦且识其疏密，各为绘形以别之”，又特设了“石城”、“土垣”、“石垒”三种地图符号。符号使用之多，运用之娴熟，分类之细致，在当时大概是最先进的。

四、对海疆的重视及海岛地名的书写，为我国最早发现、开发、命名钓鱼岛及南海诸岛增加一份地图证据。明代从《广舆图》到《郑和航海图》，都较为重视对海洋的绘制，尽管这种绘制较为粗疏。《阅史逮津》中《西南海国图》已描绘出非洲南部及好望角区域，其中标注的一条大河，名“哈纳赤思津”，这当然是直接摹绘《广舆图》的结果，李约瑟在《中华科学文明史》（《中国科学技术史》巨著的简编本）中曾推断该河或许就是尼罗河。在《琉球图》中，标绘了明朝藩属国——琉球国及其附近的岛屿，包括中国去往琉球的使者沿途所必经的岛屿，在小琉球岛（应即今日台湾岛）北标绘出瓶架山、彭家山、鸡笼屿、花瓶屿、钓鱼屿、黄茅屿，在黄茅屿和谷米山之间还着重注明“此山下水急，礁多”，可见这一带海域早已为中国人所熟知。《东南海国图一》将今东南亚诸国及附近海域标示于上，尽管仍然是示意性质，位置关系又多有错讹，但其中标绘的“石塘”一名，据吴凤斌先生对《广舆图》相关图幅的研究，应泛指东沙群岛，“长沙”一名应泛指中沙和西沙群岛（《古地图记载南海诸岛主权问题研究》，载吕一燃主编《南海诸岛 地理·历史·主权》，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可为我国最早发现、经营南海诸岛提供古地图方面的坚强证据。